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五级3(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6册读物+1册指导)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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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五级3》盒装内包含了6本读物和1本家庭阅读指导，共7本。

盒内7本书的顺序为：

1. 《等待哈里》

2. 《动物园奇遇记》

3. 《海边的小淘气》

4. 《动物隐身术》

5. 《 英雄狗》

6. 《嗡嗡嗡，小蜜蜂》

7. 《家庭阅读指导》

多米尼克·巴特斯是来自圣伍尔斯坦小学的一名学生，他提交的《等待哈里》原创故事想象力丰富，文字质量高，在2012大猫儿童写作比赛中获胜，同大猫系列其他图书一同出版。法比奥·圣毛罗是来自意大利的一名绘者，长于为童书绘制插图，《呢喃小镇》等深受儿童喜爱的童书由他创作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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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大猫英语分级阅读五级3》套装中包含6本英文读物：《等待哈里》《动物园奇遇记》《海边的小淘气》《动物隐身术》《超级英雄狗》《嗡嗡嗡，小蜜蜂》。其中有4本读物是大猫2011年和2012年写作大赛的获奖作品，另外两本百科均由儿童科普作家创作。四本读物有的来源于孩子的日常生活，有的来自孩子的奇思妙想，两本百科从不同的角度介绍动物，一本关注动物"隐身"的本领，另一本是图文并茂的蜜蜂小百科。这6本读物主题丰富，画风多样，读物均可点读，扫描单书或盒封封底二维码可听音频，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阅读欣赏。

• 作者：甜菜猪猪 发布时间：2013-10-14 15:53:05

  看完感觉没有我要吃的那款

• 作者：小平1945 发布时间：2022-10-07 13:57:51

  框架比较全，内容比较浅

• 作者：明天依然要快乐 发布时间：2018-03-01 14:09:12

  阅。

• 作者：哈 发布时间：2023-05-21 17:47:22

  又有高度又有可读性，还很自然，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了

• 作者：MERLAN 发布时间：2014-03-16 23:31:39

  即将明显改变生活的书

• 作者：kento 发布时间：2014-07-25 19:51:04

  小时候看完哭瞎了好么

• 於梅舫:《新学伪经考》的论说逻辑与多歧反响①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1-11 17:59:16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05期

  内容提要：

  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对《新学伪经考》的认识与反应，大体经历了梁启超所谓从学术而入政治的过程。此由《新学伪经考》具备的双层特质所决定。时人对《新学伪经考》的反应，显现学术与政治一而二、二而一交织成一体的历史。大体来说，单纯读《新学伪经考》文本者，多从学问的角度判其“考据”之得失，或称其可成一家言，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与康氏接触较深者，则多从其口说、书信中，透知《新学伪经考》深意，根据其学说背后屡经“口说”推阐的政治寓意与现实指向，对康氏政学理念取同情或反对的态度。内中牵动当时官场与士林对君权与民权关系的思考。

  关 键 词：

  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素王改制

  戊戌政变

  “今文学运动”是牵动晚清学术与政治的大事。②其中，康氏撰《新学伪经考》(以下简称《伪经考》)，树立“今文”排斥“古文”，大张“今文”门户，依托“今文真经”阐发“托古改制”之义，引起较长时段内士林与官场之连续反响，为“今文学运动”中一大枢纽。③由此入手，抉发时人品评此书之不同内涵与背后立意，成为探究“今古文之争”本事与流变的绝佳视角。“躬与其役”的梁启超称，这一运动展现为“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的多歧进程。④这一多歧进程，与《伪经考》的政学多歧反响，实互为因果，而非绝然区分为学术与政治之别。

  今人对康氏《伪经考》反响的考察，以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贾小叶《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二文为要。张文注重时人对《伪经考》因人因境之不同认识及背后意思，揭示了《伪经考》第一次被人参劾的实情，也注意到时人对《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不同反应。贾文立足于时人对“两考”的不同反应，揭示了《改制考》内容所透露出的“民权平等与托古改制”，才是时人赞成或反对“康学”的核心，诸人对《伪经考》的反应主要落于学术一面。以上两文相对于前人研究来说进展明显，然相应于当时史事来看仍不无空间。

  最扼要处在于，考究士林、官场人物对《伪经考》的不同反应，虽着眼于各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观感、态度及其背后意味，具备脱离于《伪经考》本身的意义，显现批评者的眼界、识力与政学意图，然在此整体过程与链条中，作者撰意仍会不同程度影响、制约后者的判断与思路。故不能忽略康氏勾勒《伪经考》的理路及其旨趣，作为考究此事之开始。张、贾二文皆未充分注意《伪经考》本身的论述策略与特质——既有学术表达，也寓开放的近于政治的阐释，故对于学术与政治区分过于清晰，对于《伪经考》与“素王改制”说的联系有所割裂，而对于由“学术”为何可以延为“政争”的内在意蕴，也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与落实。本文主要基于《伪经考》合考据与口说的论述策略，以见康氏学说流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面相以及由此引起的多歧反响，以见“学术之争，延为政争”并非单线转化的复杂面相。⑤

  考据与微言

  《伪经考》去“伪经”存“真经”，重序“真经”的传授系统，以此作为“发明”孔子微言大义的根本——“古本”与“道统”，其逻辑自然接上“真义理”，故《伪经考》实是一个近似于开放的学说阐释系统，也即据此所释的“微言大义”在康氏学说中实可因时而进(异)。《伪经考》的“经说”与必将阐发的“微言”——“素王改制”，实会因读者阅读目力的高下或作者口说阐释的深浅，而连动为一体。这也是后续士人对《伪经考》认识多歧的一大因素。

  众所周知，“以经营天下为志”的康氏于光绪十四年(1888)踌躇满志地第一次上书，最终结局却大出预料。因“内容讦直”“同乡京官无结”诸因，上书未得上达，可谓无疾而终。⑥如果考虑到，康氏在中法马江之役后，受师友激荡，在时人纷纷上书抗议的氛围中，仿龚自珍“自改革”之论，匆匆缉定《教学通义》，欲“通治于教”，以此“反古复始”“创法立制”，以为“王者取法”，替“生民托命”，当然也不无为自己出人头地作一番努力的考虑。第一次上书，便是这一“创法立制”豪情壮志的延续与实践。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康氏上书不仅不能上达，也未获得如梁鼎芬、朱一新上书的直言之声，⑦反而引起“朝士大攻之”的反响，被迫离京返乡。心理预期与事实境遇的迥异，对于初出茅庐的康有为来说，不可谓一大冲突，为人生一大变故，引来很多思想上的刺激，也实实在在地促动其学说的转变。

  然康氏之为康氏，正在其愈挫愈勇之处。在康氏看来，时势已经很紧迫了，“外度之天时人事，而有迟不及待之势。内求之精神年力，而有时不我与之伤。”⑧故在康氏看来，所上书乃不得不发。奈何“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⑨。“许身不自量，窥比稷契属”的“狂生”，面对的是“狰狞守九关”的虎豹以及“人情日淡漠”的士人。于是，康氏强烈地表现出要唤起士人“任道之心”的欲望，所给出的答案在于变儒弱宽敷之教。

  康氏回乡前赠别沈曾植的函内，便揭出此层意思：“世变大，则教亦异，不复能拘常守旧，惟是正之。”⑩此信在排斥一系列计划后，将志向寄于“教”。此“教”绝不是如“佛氏之降伏其心”，也不是像“老氏之弱其志”，而是要发挥强毅气节、救人于水火的“不忍人之心”。他很自信地表达：

  伊尹曰：先知觉后知。孔子曰：诲人不倦。凡比吾先而生，后吾而出者，皆吾人民也。声气所通，舟车所及，皆吾土地也。二帝、三王、先圣、诸儒，皆吾统绪也。立义树说，皆吾事权也。(11)

  “二帝、三王、先圣、诸儒，皆吾统绪也”之论，已然具备傲视一切的气概，何尝相让于《伪经考》发两千年未发之覆的狂傲。与黄绍箕亦言同理：“大约世变不同，今非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不得。虽禅者说，正不得以异教论，不然，终为依阿世故之人，非可置于铁轮顶上旋者。”(12)主旨即在于坚韧任道，以出世心行入世事。那么，讲之于乡时，《长兴学记》便可以这么表达：“人貌而天心，犹恐血气未能融液，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在有如无，视危如安，至于临深崖，足二分垂在外，从容谈笑，其庶几乎?死生不知，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岂复省识?故行吾心之安，虽天下谤之而不顾，然后可以当大任也。”(13)

  如无上书不达群谤纷起的经历，康有为或很难逼出此番真实的体悟。也预示康氏正要打破“缚手缚脚”的绳索，绝不拘守故常，行不动之学，大起变教心。而一部能反映此义、承载此学的不寻常著论——《伪经考》，也呼之欲出了。

  返乡途中，康氏谒白鹿洞紫阳书院，咏诗云：

  汉宋有晦翁，集成学为至……大学与中庸，纯粹有次第。孟子配论语，洙泗心传继。五经失微言，四书发大义。八百年学风，无出新安制。实为新教主，后圣范一世……大道虽未闻，太平法尚蔽。此乃刘歆罪，难为考亭喟。(14)

  此诗大意明晰，体现出康氏“世变大，则教亦异”的大体思路，描绘了因刘歆篡乱经典，使得《五经》失微言，宋儒朱熹创辟新路，以《四书》别出于《五经》之外，“洙泗心传继”，发得“大义”。于是“八百年学风，无出新安制。实为新教主，后圣范一世”，朱子之学已形如路德新教。诗中，康氏留着塑造孔子学说的新通道——《五经》的“微言”究竟是什么?这是朱熹所“大道虽未闻，太平法尚蔽”，而待发挥的义理核心。这几乎就是《伪经考》的诗化。事实上，当康氏确认朱子发挥的《四书》为“新教”，也便带入了“恢复”孔子真教义的相对于后世来说的“变教”之举。这也是康氏抱负与实际走向的结合。他尝问沈曾植道：“今日尚可为孔子、释迦、耶稣、谟罕默德否?”(15)欲立教为宗师意明白显露。

  《伪经考》一如上诗所咏，循康氏理解的朱子之道，而反向运之，首先在得《五经》真本，以续先“失”的微言。其逻辑与路径大致为——获得真经古本，疏通真经古本与义理的传授脉络，发明微言。要将此意落实，首先需获得真经的本子，一如朱熹以《四书》别出《五经》，康氏以真(新)《五经》别出《四书》。因此，《伪经考》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采西汉之说，以定孔子之本经；亦附‘新学’之说，以证刘歆之伪经”(16)。其次，真经承载着义理(微言大义)，证明真实性要素之一，即必须流传有序。这又是极度接近朱熹的道统说。此传承体系即公羊学(孔子改制之义)的传授脉络，大体见于下文：

  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乐崩坏”，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业：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17)

  此文明确地述说，孔子之后，孔子改制之“道”传授有序，一直传至董仲舒，微言大义犹存，只是因为刘歆伪造经典，致使后世惑于伪说，才使之不传。此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业”。这也就是康氏在上引诗中所咏“《五经》失微言”的原因，所谓“此乃刘歆罪”。

  《伪经考》几乎因袭了这一逻辑。康《序》论刘歆作伪，郑玄篡统，导致道统的式微，“伪学”颠覆“正统”。故《伪经考》也承担着类似于《四书》的职责，要“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闇曶，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18)。两者相通。稍加改变的是，朱熹道统说谓孟子之后不得其传，康氏则为董仲舒之后经刘歆伪说覆盖而不得其传。

  “考据”确定孔子“本经”及传承系统，最终目的在于引出真义理。前引诗已明确咏叹“《五经》失微言，《四书》得大义”，辨真伪，得“真经”后，必要引出失去的“微言”。真义理的基础在于真《五经》(此为根本)以及自身流传有序。此即上述二义的逻辑。这是康氏学说的根本与奠基，此根本坚实，后续方能进一步阐释义理。《伪经考》以“考据”的形式出现，与此当大有关系。

  在此基础上，康有为声明：孔子“改制之意，著于《春秋》。孔子早而从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后王，于是改制，与颜子论四代，子张言十世是也。盖周衰礼废，诸子皆有改作之心，(棘子成之恶文，老、庄之弃礼，墨子之尚俭，皆是)……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所以集列圣之大成，贤于尧、舜，法于后王也”(19)。故孔子改制，首在改制《六经》这一意思，改制度、立法制，皆是其中之意。

  “改制之义”且贯穿于群经，所谓：“孔子改制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20)《公羊》家说实统合《六经》，《六经》全为孔子改制之学。于是，“凡所云‘儒’者，皆与异教对举而言。盖孔子改制后，从其学者皆谓之‘儒’。故‘儒’者，譬孔子之国号”。“儒者，孔子之教名。”(21)

  《伪经考》极欲指明这一微言大义。康有为在与《伪经考》相呼应的《考定王制经文序》中明确说：“西汉以前，学出于一，皆为孔子改制之礼。而《王制》者，盖孔子将修《春秋》，损益周礼而作。王者，谓素王；庄子说王制者，素王改制之义。(句容陈立、德清俞樾皆有此说。)乃知孔子以布衣之贱，而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者，不因道德之高，实沿制度之大一统也。孟子论尧、舜、三王而及孔子，必以《春秋》为据，又云《春秋》‘天子之事’。”(22)

  康有为的言说，一反朱熹道统以心性道学为孔子接上古圣贤统绪之意。而孟子最知孔子处，即在孔子“继四圣之功，不言其德，惟言《春秋》。孟子私淑孔子者，必不谬矣”。孟子恰是朱熹道统论中程子之前最后得孔学之传者，也被认为是发挥心性之学的贤圣。故康有为阐释的孔教之统，实为兼合义理、制度二统者，而犹以制度之统为要，以“作《春秋》以继王迹”为“微言大义”，(23)且有以制度压过心性之势。

  简言之，康氏将朱子《四书》阐释的孔门微言大义，勾勒为刘歆伪造经说之后的偏安之学(路德新教)，至多得孔门教义之半，而自己则以朱子将《四书》别出于《五经》之外的办法，“还复”孔子真《五经》，反别出于《四书》之上，“重新”判定朱子所不知的“真经”及其传授系统。“掌握”了这一数千年不知的秘密后，便可从新的“道统”中集后学大成的董仲舒处“接续”孔子改制之义理。

  故《伪经考》实际上并非有意争立与“古文”对立的“今文”立场，而是学朱子且欲超拔于朱子之上。而且，他在确立了“真经”、微言大义相承的“道统”后，留有一个待充分阐释又相对“开放”的“孔子改制”的义理。而“圣人微言大义，其文著于经，其说授于徒之传”(24)，皆待康氏抉发，为《伪经考》的自然逻辑延伸，且一开始多以口说(书信)传之，正应了“其说授于徒之传”。正因此，康氏阐释的素王改制之“微言大义”具备了因时可进(异)的“开放”性，导致后续士人认识的多歧。

  政学多歧之反响

  《伪经考》初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成稿则在1年前。在未刻前，康氏已将《伪经考》稿本向朱一新呈教。朱一新或是目前所知《伪经考》最早的读者，更是真正仔细品评且留下详细记录的第一位学人。仔细阅读朱、康往来论扎，会发现朱氏既据康氏考据而辨学，也进一步由辨学而入康氏论学背后的心曲。(25)

  朱一新对《伪经考》的概述性认识，体现于他获读此书后的第一次书信答复，基本上根据《伪经考》文本，就“考据”谈“考据”，立足于学术一面。朱一新基本认可康氏“扶植孔氏之遗经，摘发嘉新之伪制，以是自任，成一家言”。然对其“摘发”伪经的具体考据过程，则不无怀疑，即“窃以为伪《周官》《左传》可也，伪《毛诗》不可也；伪《左传》之羼乱者可也，伪其书不可也”。且对康氏“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之论断提出质疑。提示陈寿祺所疏证之《五经异义》，“所采有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各异者，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许、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26)

  朱一新清楚地感觉到康有为《伪经考》存有以《公羊》学孔子改制义统辖六经的立意。今文与今文同条共贯之意，落实于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朱一新颇重视辨析《公羊》家法。以为“近儒为公羊学者，前则庄方耕，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大体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其中缘故，便因《春秋繁露》《白虎通》融汇当时公羊家以经学阐发政见之论，陈立能深知究竟，以汉还汉，得公羊家之义。故新王、通三统诸素王改制之说，只可还于西汉公羊家，不可上达孔子立意，自也不能延伸于当下，此类“非常可怪之论，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

  然而，清人治《公羊》学，又有突破汉人家法(或者说不明《公羊》家法)，以《公羊》义疏通别经者。如“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辞日出，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初不相涉，而作《论语述何》以疏通之，戴子高复推衍之，其说精深，剧可寻绎。然谓《论语》当如此解也，然乎?否乎?”(27)就此，《无邪堂答问》亦有进一步辨析：

  近儒惟陈卓人深明(公羊)家法，亦不过为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离，不可究诘。凡群经略与《公羊》相类者，无不旁通而曲畅之。即绝不相类者，亦无不锻炼而傅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凭臆妄造以诬圣人，二千年来，经学之厄，盖未有甚于此者。(28)

  朱一新明言：“援《公羊》以释四子书”的刘、宋、戴诸人“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实讽将其推至极致的康氏，称：“以足下之精识，而亦为所惑溺，岂不异哉。圣门教人，《诗》《书》执礼，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春秋》皆言性道之书，游、夏且不能赞一辞。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论，变《易》《诗》《书》《礼》《乐》，将使后人何所取信?学者何所持循?”(29)“新周、故宋、黜周、王鲁，惟圣人能言之。圣人且不敢明言之，汉儒言之，亦未闻疏通《六经》以言之。”(30)

  朱一新除详辨康氏《伪经考》内容与环环相扣的立学理路外，更在此基础上，透析其撰《伪经考》之政学野心。朱一新以为康有为有以董仲舒之论、素王改制之义，“压倒东汉以下儒者”，所谓“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进而推康氏用心，则在“以董子正宋儒”。(31)此为朱一新论辩核心。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朱一新论析康有为学术之正邪，点明康氏除“以董生正宋儒”、与朱子争胜之意外，更有“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32)朱一新在书信中表达道：“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故于圣人之言，灿著六经者，悉见为平澹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33)此说一般被论者认为反对康有为变法，内中却别有深意。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则说得分明：“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天以五常之理赋人，故《乐记》谓之天理。义之用多端，而莫大于君臣。故天泽之分，必不可逾义理之学。”又说：“近人知理之不可恶，宋儒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独言圣人罕言之理，高则高矣，夫理而可以高言邪?”强调：“今夫义之实，莫大乎君臣；仁之实，莫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诛乱贼之事，非干名犯义，以改制度之事也。”(34)

  显然，朱一新由《伪经考》所显露之素王改制义，怀疑康有为“日新义理”，“独言圣人罕言之理”，颇有“逾义理之学”、突破君臣之分。是为朱一新品析《伪经考》，考辨康氏学术旨趣之更深一层寓意。相对于今人多视朱一新为从古文家立场批评康氏之今文经学，实际上朱氏更注意《伪经考》之不明今文家法——也即今文经各有家法，今文不能和今文同条共贯。而此层批评，实是康氏学说演进之根柢，也是朱一新品评之起始。此为辨学一层。进一步指向康氏借“公羊学”之“非常异义”，“日新义理”，(35)有溢出“纲常”之嫌疑。已由辨学，深入一层。

  朱一新对《伪经考》的整体运思与深层意趣的辨析，大体已揭示《伪经考》在“考据”的面目下，既有反映汉代经今古文历史名相的一面——故可立足“考据”的确实与否，加以再“考据”，此为所谓“学问”一路。也有反映康氏自身政学抱负(野心)的一面——故可立足康氏据“考据”真伪经典，确立“孔教”经典，阐释“素王改制”义的“日新义理”及其流露的突破固有“纲纪”的倾向，而辨其政学“心术”，此已近于“政治”一路。而两者实为一体，不可区分。戊戌政变之前，士林、官场人士对《伪经考》的认识，大体不离此，又相互因应。

  朱一新与康有为辩后，将《伪经考》寄呈乃师俞樾。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二十三日，俞樾得孙妇及从孙笃臣十七日之书信，内附朱一新来信，即含朱所寄赠之《伪经考》。此前，俞樾已获沈能虎所赠《伪经考》。俞樾阅后，以为康氏书：“力攻古文之伪，故凡后出之《毛诗》《左传》皆以为伪，并因《说文》有籀古亦排摈之。”对于这一结论，俞樾以为“其所论似正”，所谓似正，即有不正，不过亦承认可为“一家之说”。但对康氏在书中“以诸伪经皆刘歆所造，故目之曰新学，以歆固新莽国师也”，颇不表认可，以为“然此究谁见其执笔而书乎?”对于康氏求证过程中“凡古书中有与己意不合者，皆以为刘歆窜入”，认为“亦未免武断矣”。(36)

  俞樾之品论，与朱一新有相近处：(1)俞、朱对康氏谓《毛诗》伪、《左传》伪，一定程度上接受或可存疑，大致因《毛诗》《左传》确有可怀疑处，且自宋以来便已有考辨。(2)俞、朱皆不满康氏以“考”为名的论著中，却以己意治经、任意涂抹之弊。至于康氏深层立意，俞樾并未论及。俞、朱皆深明《公羊》家法，故二人有关康有为以己意治经的批评，或为定论。(37)但至少皆以为《伪经考》或可成一家之说。

  之后，《伪经考》在江浙地区颇有流传。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之前，沈善登得读《伪经考》。沈善登，浙江桐乡人，师从钟文烝。钟氏为穀梁学专门名家，著有《春秋穀梁经传补注》，故沈氏学问颇有来历。好友谭献称其“谈艺深创，不能为他人道”(38)。沈氏读《伪经考》后叹美不已，特意致信谭献，至少以为谭献或感兴趣。谭献在闰六月记录此事，言“此书暇日当持平论之”。

  谭献治学宗尚常州庄氏，喜好公羊学说，以庄存与《春秋正词》为绝业。然谭献尊《公羊》，亦不废《左传》，喜今文，亦好《周官》，足见其学无门户。谭献“少时酷嗜马氏书(《绎史》，引者注)，尝欲董理删补，尽收近代校雠纂录诸善本，为古书真伪别白定真，以诒学子，事繁未就”(39)，故亦好辨别伪书。

  谭献接沈谷成书后，于光绪十八年(1892)八月十一日初读，认为“行阵壁垒，非方植之所敢望。然以当六艺干城，九儒正流，恐犹未也。今年岁余，尚思鳃理之”(40)。谭实赞康氏立论坚实，过于方东树。相对于康氏自期，谭献对《伪经考》的学术创见仍有所保留。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廿六日，谭献又阅《伪经考》，以为“此亦独照者，但以锻炼行之。尚欲平情推究其本末”(41)。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二日，谭献再阅《伪经考》，认为：“康氏书持之有故，不无周内。《史记》中涉古文字往往骾出，此有迹可寻者”(42)。反复阅读之后，谭献看法实与初读时相近，即康氏论证有据，亦有按己意锻炼而成者，不无深文周内之嫌。

  俞樾、谭献皆当时东南学术大儒，品论如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当时士人对《伪经考》之最大控诉，不离治经武断，判分今古文优劣失当，而非所谓今古门户之争。此大可注意。

  光绪十八年(1892)至光绪十九年(1893)，梁启超与洪良品有数次书信来往，讨论今古问题，皆围绕《伪经考》。洪良品大旨以为，当时所谓今古文，并非指经说之不同，“皆指字画言之。古文科斗，今文隶书”。今古文皆传孔子之学。洪氏揣度康有为之意，乃“特歆于魏默深《诗、书古微》之冒称绝学，欲于二千年后特标一帜，而无如二千年以上事实，见于史策者昭昭，因见近儒解经不通，则必藉口刘歆窜入，因附会《王莽传》《西京杂记》《史通》诸书，以入其罪，然后经典可以肆其抨击”。其意在与先儒争胜，夺所谓二千年不传之密。故推衍前人以为《周礼》《左传》出于刘歆作伪之说，“以遍及各经”，以“想当然”定圣人之经，流弊恐至侮圣毁经。洪氏自称：“未尝分某经为孔子之传，某经非孔子之传，亦未尝言今文不及古文也。”其批评重心，在康氏言刘歆遍伪诸经出于“想当然”，无实证，恐后人受此影响，流风更为肆虐。对于康氏《伪经考》所言及梁启超所发挥的孔子改制大义，倒无驳义。(43)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十一日，皮锡瑞浏览《伪经考》，评曰：“其说皆从今文以辟古文，所见颇与予合，而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所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44)

  五月二日，翁同龢读《伪经考》，指康氏“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45)。然仍视康为“说经家”，与皮锡瑞之见可通。

  此类皆可见当时对《伪经考》多实事求是之评价，斥其以己意治经，致多有武断、想当然，几乎不见以所谓今古立场展开的批评。此类评论者皆有一共通特点，即只凭《伪经考》文本本身加以评论，故多据“考据”论学术的高下，而不涉“非常异义”。

  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伪经考》遭到奏劾，勒令其自行抽毁。这对康氏应是一大打击。《伪经考》之遭参劾，主要在人事，不在学术，这已为论者所揭明。(46)但终究是以书为借口，攻击点在学术。阅此奏片，着力处在《伪经考》判刘歆作伪，以古文经为伪书，证孔子之学在今文。而判定真伪之权操于康有为手，似可对孔子有所上下。故参劾者有康有为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之说。(47)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此奏已有引向康氏有意“立教”处，此也实是康氏《伪经考》本具的意思。也可见，奏劾《伪经考》者，作过充分的准备，也颇采访当时流行口说，因此多少识得《伪经考》背后的意趣。

  随着康氏之学传播及其本人的口说，《伪经考》颇受一些趋新人士之欣赏，恰在于康氏学说所体现出的立孔教有君民共主的“民权”色彩。

  孙宝瑄谓“长孺、粹卿辈专以圣人作妄语为宗旨”(48)颇能动人，“伪造之说出于康长素，彼欲以新奇之说胜天下，而不考事理。粹卿惑焉”(49)。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廿三日，宋恕致信杨定甫：“岭南康长素，顷晤谈半日，所学似过季直、志三。上海张经甫，博古不及长素，而通今似过之。仁和夏穗卿，见解颇近恕，恨未深谈。”(50)宋恕谓夏曾佑见解与自己颇近，大致在于复原孔教之举，而夏曾佑之说实受康有为影响。宋恕四月初九日言夏曾佑之说，“与鄙见有小异者：执事判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岭南康子判斯狱也归重新师，下走判斯狱也归重叔(叔孙通，引者按)、董、韩、程”。除此之外，亦有改教、复教之辨，言：“执事倡议改教，甚负盛意。然下走窃以为图拯神州，不必改教也，复教也。”(51)与康氏提倡孔教实有相通处。夏曾佑在回信中说：“执事来书云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公则归狱叔、董、韩、程，似乎所见不同，各行其是，然实则无不同也。”(52)这些皆是有闻于康氏“口说”后所下的论断。

  主张不立门户的孙宝瑄谓：“《周礼》实非伪书，而为君统中治之最善者也。”(53)由此，孙宝瑄对康有为《伪经考》证《周礼》为刘歆伪造以为不然，言：“《周官》一书，长孺决为刘歆伪造以媚新莽。然观其书，条理精密，广大美备，且多名理，使歆能伪造，歆亦圣人也。”对其说刘歆遍伪诸经，亦有所保留。(54)对宋恕驳《伪经考》语亦表赞同。(55)

  然亦承认《伪经考》“疑《左氏传》为《国语》所分出者，颇有见”。又谓“《毛诗》《左传》二书，实为可疑。”似在疑信之间。孙氏尤其对康有为复原孔教极表赞成：“长孺诋刘歆列儒于诸子之一，比之胡、汉并称，不为无见。儒为孔子国号，尤与愚意暗合。”(56)对《公羊》家三统说甚表赞同：“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所立法度，多有未当，于是敢于非圣人。自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说兴，而后知古人有多少苦衷，各因其时，不得已也，《春秋》公羊家之所以可贵。”记严复《天演论》序更云：“《公羊春秋》之旨，多与群学之公例合。”(57)

  故章太炎谓：“初，南海康祖诒长素著《新学伪经考》，言今世所谓汉学，皆新莽之遗；古文经传，悉是伪造。其说本刘逢禄、宋翔凤诸家，然尤恣肆。又以太史多据古文，亦谓刘歆之所羼入。时人以其言奇譎，多称道之。”(58)出自熟悉江浙趋新学人风向的章太炎的言说，可概《伪经考》之流行及其因果。

  当时可以接受《伪经考》的士人、官僚不在少数。张之洞当时颇重视康氏之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办上海强学会事，九月十五日康氏“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59)，可见宾主相契。之后双方破裂，由“隔日一谈”至“背盟”，内在原因值得揣摩。康氏当时的反应是：“强学会之散，由《伪经考》今古学意见不同。”(60)后在《我史》内称“今古学意见不同”之内核为张氏不信“孔子改制”。(61)关键在于，所谓“孔子改制”之义为何?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张之洞延主钟山书院的缪荃孙致信王先谦，用语中称康氏为“康逆”，不可不注意。王先谦的回函中，可见重要信息：“尊论康逆造意，勘见隐微。至谓志在开化者，并无附逆之心，实不敢信其必然。此辈引事，出人意表，持此以往，更何事不可为邪。”(62)其中“志在开化者，并无附逆之心”，或指一些湖南维新人士，如谭嗣同、唐才常等。

  前已揭示，若仅从“经学”视《伪经考》，当时士人最多讥其武断，以己意锻炼，为说经之野狐禅。然若与康深谈如朱一新者，便往往更注意及于《伪经考》背后之野心与抱负，“孔子改制”之义理不同寻常，极具阐释性，且在当时康氏的阐释中，多带有新时期的时代特色，颇有以“师统”代“治统”之意。(63)

  谭嗣同初闻梁启超“述其师康南海之说，肇开生面，然亦有不敢苟同者”，即以为“孔子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公羊固得其真传，顾托词隐晦，虽何休为之解诂，亦难尽晓”，需从《左传》征之实事。然转而接受且理解者，在于“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申为说，欲假之以行其道也”。而之所以如此，即因此为梁氏口传乃师意思，反比读《伪经考》显明也。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唐才常、谭嗣同所办《湘学报》在长沙创刊，其章程内单列：“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64)标明不列“素王改制”说，可以想见当时氛围。然此凡例不啻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事实是往往陈仓暗度。康有为对此实多知之，稍后即赞“《湖南学报》极佳”(65)。此事不久便入张之洞之眼。是年九月，谭嗣同致汪康年信内，便透露：“湘信言南皮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而学使不敢不从。南皮词甚严厉，有揭参之意，何其苛虐湘人也。湘人士颇为忿怒，甚矣!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66)

  之所以对“素王改制”说如此“严厉”，是因其有违于当时的“纲常”，也即张謇所谓“如人人言宜伸民权，而海内名人，自南皮以下，尚言须保君权，以为此为下不信之义”。(67)在张之洞严词禁止《湘学报》言素王改制说之前二月，谭嗣同在与欧阳中鹄的信中言：“教不行而政乱，政乱而学亡。”故教为本，其理在于：

  自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天下俱卑，天子孤立，当时之强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制则仍如故也。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得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传》多微言。其于《尹氏》卒曰：“讥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况于君乎?诸如此类，兴民权之说，不一而足。且其战例，亦往往与今之万国公法合。故《公羊春秋》，确为孔氏之真传。(68)

  此中微言，极可深思。谭嗣同在是年二月致函梁启超，谓《知新报》第一册中“吴介石乃似龚定庵，其中颇具微言大义，而妙能支离闪烁，使粗心人读之不觉。亦大奇。译西报以美、法列前，尤见匠心”(69)，即因美、法皆反君主制，用共和制。

  稍后，唐才常发表《师统说》，核心在提出孔子纪年，以师统加于君统之上，纯然康学。“君统可以治一国，不能治天下。可以致小康，不能致大同。昔者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治也，几几致大同之盛者，以君统而兼师统也。孔子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不居帝王之位者，天所以开万世师统之运也。”(70)亦是同条共贯。故梁启超后言：“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71)

  因此，奉康氏学说者，颇能于其“微言”中感知“民权”之意，反之则视之为“逆”或“雅各宾主义”。(72)

  综合上文，《伪经考》具备双层特质，既有“熔铸事物”，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历史的“考据”过程，更有在“考据”揭明“真经”、重订“道统”后，打开的发明“素王改制”义理的窗口。康氏发明“素王改制”之义理，又多“因承”于“公、穀、董、何之口说”，本身亦带有很强的“康子口说”(包括文字)色彩，因此也包含了康氏因时而进的政学理念与抱负，其中不时显露出突破中国固有纲常，以师统驾于治统之上的“非常异义”。《伪经考》本身的这一“双面”特质，深刻地影响、约束了当时士林与官场中人物对《伪经考》的认识，故出现多歧的政学反应。

  当时的士人、官员，因对于《伪经考》特质的了解深浅，出现迥异的认识与反应。大体上说，单纯读文本者，多从学问的角度视之，或称其可成一家言，或惜其考据粗疏，或讥其纯任主观、武断。也是从“考据”角度，判其“考据”之得失，纯出于论学一面，此一层恰恰不见所谓今古文之争的意味。与康氏有较深往来者，则从其口说、书信中，了解《伪经考》更深一层意思。其中人士，大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正面视之，如江浙的宋恕、孙宝瑄、夏曾佑等，论学虽未必与康氏完全合辙，却颇认可《伪经考》显现出来的“君民共主”的民主色彩。尤其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中坚，不仅赞同“素王改制”之说，且在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湘学报》《湘报》多有推扩，也因此引起张之洞及湖南当地士绅的强力反弹。(73)另一类对此有所保留、忌讳，如朱一新，由《伪经考》所显露之素王改制义，怀疑康“日新义理”，“独言圣人罕言之理”，颇有“逾义理之学”，便是指其有突破君臣之分。更进者，如张之洞早先对康氏虽颇表赞同，多加赞助。而在知悉其“素王改制”说后，对其政治抱负顿起忌心。从张氏一系列行动及幕僚的观察，甚至有将康氏视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之意，可见对康氏《伪经考》的反对，主要围绕“素王改制”说的“非常异义”、近乎于“教匪”的“异心”，绝非所谓《公羊》《左传》的今古文学问之争，也不能以改革与守旧限之。

  值得注意的是，对围绕《伪经考》及题中应有的“素王改制”义的争议，双方皆心知肚明，主要都落于政治一层，然在历史中展现出来的面目，恰恰显示双方都有意将此归结为今古文的学术之争，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学人对此期学术与政治内涵的认识。

  注释：

  ①本文时限定于戊戌政变之前，对其反响的梳理，因篇幅与主题的关系，不在求全，主要揭示政学交织之多歧性及其内因。

  ②“今文学运动”采用胡适之言，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③梁启超称康有为是晚清“今文学运动之中心”，从当时事实与后续影响看，盖可匹配。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⑤因为篇幅关系，有关《新学伪经考》的多歧反响涉及“今古文”之争的确立过程，另文详述。

  ⑥参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44-145页。

  ⑦康氏上书前在给乃弟的信中，交代事宜，反复嘱咐：“奏稿汝可抄起，及霈同抄多分……奏稿可送熟人，如小山、星□兄及各亲戚一切皆可也……汝将奏稿及赶紧速起，印送星海，中朝有意明年亲政，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即可见一斑。康有为：《与幼博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⑧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⑨康有为：《己丑上书不达，出都》，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⑩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11)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12)康有为：《与黄仲弢编修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

  (13)康有为：《长兴学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4页。

  (14)康有为：《谒白鹿洞紫阳书院二首》之再题，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页。

  (15)胡先骕：《胡先骕诗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673页。

  (16)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5-356页。

  (17)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8-379页。

  (18)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5页。

  (19)康有为：《长兴学记》，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20)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考第三上》，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8页。

  (2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考第三下》，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4-415页。

  (22)康有为：《考定王制经文序》，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23)康有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解》，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24)康有为：《来书三》，载《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光绪乙未菁华阁刊。

  (25)参见於梅舫：《以董生正宋儒：朱一新品析〈新学伪经考〉旨趣》，《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本文注意处在于《伪经考》的政学歧见。

  (26)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8页。

  (27)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28)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21页。

  (29)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四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

  (30)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

  (31)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

  (32)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二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

  (33)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第四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

  (34)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9页。

  (35)出自康氏本人，其谓：“天下义理，无非日新”。《致朱蓉生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

  (36)俞樾：《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载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十六，民国年间刊本，第2-3、6页。

  (37)章太炎《俞先生传》言俞樾“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自翔凤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38)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2页。

  (39)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40)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9页。

  (41)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42)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43)洪良品：《洪右丞给谏答梁启超论学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5-24页。

  (44)皮锡瑞：《皮锡瑞日记》(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载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9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2页。

  (45)陈义杰整理：《翁文恭公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96页。

  (46)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7-45页。

  (47)《安晓峰侍御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载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48)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0页。

  (49)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50)宋恕：《致杨定甫书》，载胡珠生主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6页。

  (51)宋恕：《致夏穗卿书》，载胡珠生主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8页。

  (52)夏曾佑：《答宋燕生书》，载胡珠生主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9页。

  (5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2-83页。

  (5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3页。

  (5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5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2、155页。

  (5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6、158页。

  (58)章太炎：《自定年谱》，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3-754页。

  (59)康有为：《我史》，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0页。

  (60)康有为：《致何树龄、徐勤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61)康有为：《我史》，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0页。今人对此有所解析，尤以张勇一文为深入：“从沪会的兴散过程看，其所以旋兴旋即灭，康的专擅、包揽是重要原因。‘孔子纪年’和‘廷寄’的触犯时忌也是重要原因……而所谓‘《伪经考》今古文意见不同’则等而次之或仅是一个口实。”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2)钱伯城、郭群一整理：《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页。缪荃孙自编年谱《艺风老人年谱》(民国刻本)光绪二十一年条下称“张文襄师订明年钟山书院之约”，光绪二十二年条下称“二月挈家至江宁住书院”。王先谦回函时间署“二月初三日”，内有“奉报稽滞”，则缪荃孙信或在光绪二十二年年底。

  (63)梁启超追忆：“昔上海强学会之初开也，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俗士，闻之舌挢汗下色变，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11月14日。

  (64)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0-191页。

  (65)康有为：《致某君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

  (6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266页。

  (6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04页。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梁鼎芬致汪康年：“孙同康事，至今未订谬。南皮屡问我，穰卿甘心污高御史，断断不开罪于孙匪人。”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00页。十一月十五日又致汪：“望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99页。

  (68)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之十，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2、463页。

  (6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243页。

  (70)唐才常：《师统说》，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4页。

  (7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72)辜鸿铭：《辜鸿铭文集》，黄兴涛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319-320页。

  (73)此处问题，另有论述康氏“素王改制”说流传及反响的专文揭示。

• 遗失了一只猫

  作者：张丁薏 发布时间：2006-09-29 17: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