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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英语在用”（English in Use）丛书是一套享誉全球的英语学习用书，自出版以来，销量已逾千万册。丛书专为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者编写，结构明晰，形式简约，重点突出，注重实用。鉴于剑桥“英语在用”丛书在学习者中的良好口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引进了这套丛书的词汇、语法系列的修订新版，以及短语、习语等系列。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这套高品质的学习用书，真正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剑桥初级英语语法（第三版中文版）》属于该丛书的语法系列，适合初级英语学习者学习。全书共包括115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两页，左页是对语法项目的讲解和例句，右页是相应的练习。每个单元讲解一个特定的语法项目，个别较难的语法项目用两个或更多单元讲解。书后附有练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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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剑桥“英语在用”（English in Use）丛书是一套享誉全球的英语学习用书，自出版以来，销量已逾千万册。丛书专为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者编写，结构明晰，形式简约，重点突出，注重实用。鉴于剑桥“英语在用”丛书在学习者中的良好口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引进了这套丛书的词汇、语法系列的修订新版，以及短语、习语等系列。希望读者朋友们通过这套高品质的学习用书，真正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剑桥初级英语语法（第三版中文版）》属于该丛书的语法系列，适合初级英语学习者学习。全书共包括115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两页，左页是对语法项目的讲解和例句，右页是相应的练习。每个单元讲解一个特定的语法项目，个别较难的语法项目用两个或更多单元讲解。书后附有练习答案。

• 作者：开心大西瓜 发布时间：2017-02-20 20:18:02

  悬念一般。

• 作者：塔塔丁小瓜 发布时间：2021-04-18 23:27:16

  可怕的一家人 表面完美到一尘不染 而深处已经被黑暗腐蚀透了 好期待张子枫妹妹演楚瞳啊 这个角色就是为她而生的 还记得唐探1中她的那个微笑 真的吓死我了 太期待她在这部电影中更惊悚恐怖的演技了！ 话说这个故事也可以改编成剧本杀 应该也会很精彩

• 作者：silence 发布时间：2017-09-08 08:31:11

  日本古语版《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难得的是后面附了日语原文，并且封面设计很美，读下来觉得真的是学海无涯，前方有更大的圆在等着我。

• 作者：danyboy 发布时间：2023-06-19 23:47:32

  以一家伦敦的精神病院近三百年变迁史和收藏的档案，来展现一部“现当代疯狂史”，也似乎是一部英国近现代文学艺术史，18世纪的传奇故事，19世纪的长篇小说，20世纪的幻想与理性，很有看头。关于二战后至今，部分赞同也部分反思了福柯的巨大影响，当普通人都觉得把病人关起来是一种暴政，导致了精神病院的减少，很多病人不得不住在家里，这一方面演进出将病人留在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潮，同时也刺激了精神药物成为主流。作者不无疑惑或感慨：这些药物显然是有用的，但为什么现在的精神病人越来越多。。最后，这本书毕竟是图册，收录的精神病院老照片、精神病题材的版画和漫画、病人天才般的艺术品选等，都很值得一看。

• 作者：拓尔思套 发布时间：2020-05-19 08:32:48

  感觉像个流水账。不如直接去读老施的原著。

• 作者：土豆 发布时间：2022-02-17 17:33:59

  太松散了。主要印象：1.全球气候变暖是一百多年工业化累积而来的后果，要扭转这一趋势也非一日之功。2.巴黎和约这些都是松散的国际约定，各个国家态度不一，俄罗斯甚至认为全球变暖对本国气候和经济有利，要说还是欧盟最为诚恳。3.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算争议太大了，奥巴马算出来50美元/吨，特朗普算的只有1美元，这也加大了各国协调难度。4.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电动车都有利于碳减排，但目前好像都沦为了笑话，不知道疫情之后会不会又重新捡起来。5.低碳生活提倡断舍离，简单简约生活，比如欧洲日本已经脱碳化经济发展了，但是中国现在又在重提制造业，似乎很难脱钩。低碳和经济增长之间什么关系？

• 英雄——桑提亚哥

  作者：ans25ans 发布时间：2007-12-19 16:27:34

  桑提亚哥，海明威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

  1952年，《老人与海》出版，震动文坛。1953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创作奖。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

  海明威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之大，可以说难以估量。他的风格几乎感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有美国作家。在名作家如詹姆斯•琼斯、纳尔逊•阿尔格兰、诺曼•梅勒等人的作品中，处处显示出这种风格的深刻影响。而《老人与海》获奖的理由“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自然也无可非议。“海明威式”的口语、自然主义的白描手法、深刻的心理剖析以及意在言外的“潜台词”，加上他的“冰山”风格等等，造就了他简洁流畅、清新洗练的文体。

  但笔者认为单单只是靠技艺上的灵动和高超难以成就一位伟大的作家，也不能成就一部不朽的作品。在作品的背后必然有一些什么是可以触及我们灵魂的。比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成功的运用了美丑对照原则塑造了加西莫多这一形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史”，其代表作《高老头普》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了高老头等人物形象。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运用出色的心理描写塑造了安娜这一形象。

  所以，笔者认为：一部作品，不管艺术技巧有多么的高超，失掉了人物这样一个载体是不会成功的。人物塑造是作品的灵魂。《老人与海》的成功也正式基于作者成功运用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现代叙事艺术塑造了一个鲜活而饱满的人物形象：桑提亚哥。

  海明威在谈到人物描写时说：“作家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角色是模仿。如果作家把人物写活了，即使书里没有大角色，但是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留传下来；作为一个统一体，作为一部小说，有可能留传下来。”由此看来，海明威也是这样来此创作作品的。因此他便以类似于我国传统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的“冰山”风格，抛弃了逐节铺陈的手法而讲究意境。在表现形式上也重简不重繁，以少胜多，意在言外。宁可留下很多空间让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也要突出人物的动作和神态。因此，我们先来看一下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是怎样运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来塑造桑提亚哥这一人物形象的。

  一、“冰山”风格

  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就是他的“冰山”理论。

  作者在谈到《老人与海》时曾说：这部小说“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里的每一个人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但结果，小说却被作者浓缩进只有五万多字，小说仅集中描写了桑提亚哥在海上捕鱼的惊心动魄的三天。以一个人物和一个事件来成就一部作品本来就已够简的了。然而，作者在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里仍极其吝啬他的笔墨。比如桑提亚哥的外貌描写，我们只看到这一处：

  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因为老是用绳拉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伤疤是新的。那些伤疤年深日久，变得像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除了那双眼睛。那双眼啊，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但只是这一处，我们已经可以找到那种诗人产生情感的东西。就像是一副特别能打动人心的油画或者摄影作品：在暮色的大海边，一位老人弓着腰正拉扯着鱼网。周围很静，只有海浪拥挤沙滩和海鸟低廻私语的声音。风不响，听得见太阳一点一点地滴落。碰巧老人抬头看了看那将坠未坠的夕阳，落日的余辉将他的周身涂满金色，与他长年风吹日晒的红铜色皮肤相融，和谐的就像天生就该是这样。暗色里的痕影很深，年月已久，“像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一样”。而那双微凸的半眯的眼睛却无比的童贞。“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跟海水一样的蓝”，只因为心中简单的愿望。我们感觉得到岁月的印迹，每一块疤痕也写满了日子的丰腴。是单调的，孤独的，却也是让人满足而愉快。大海就是老人的家。

  像这种让人遐想和无比激动的文字在《老人与海》中比比皆是。这是一种把作者、对象与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的写法。英国作家赫•欧•贝茨说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了个干净”、“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语，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楚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

  是的，在海明威的文字里我们见不到通常那种铺陈冗繁，旁见侧出却又一览无余的描写。在桑提亚哥，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怎么了，不知道他是否有孩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确切岁数。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老人，一个爱梦见狮子的老人，一个喜爱大海，喜爱大海里的一切生命的捕鱼的老人。他孤独，他倔强，他乐观而且单纯。

  海明威极其吝啬笔墨于桑提亚哥的特定环境和背景，以他的八分之一来调动读者八分之七的想象。在简约含蓄的表达中，达到了一种深远幽蕴的艺术效果。让我们从桑提亚哥思想品质的抽象化和孤立化中揣测和领悟到桑提亚哥这一个体的独特魅力。

  二、深刻的心理剖析

  我们知道这是海明威最擅长的手法之一，同时，也是一种最能表现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在《老人与海》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现代叙事艺术对桑提亚哥进行深刻的心理剖析，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的内心世界。

  海明威的这种心理解构与以前的一些擅长心理描写的作家不同。比如我们知道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位善于心理描写的大师。其手法被称为“心理挖掘”。因他善于探索心灵的奥秘。陀斯妥耶夫斯基常以“双重人格”为主题，进行浓重的幻觉想象和对病态心理和性格分裂的描绘，甚至是“潜意识”描写精雕细刻人物内在本性和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并将人心里的罪恶毫不留情地揭示在读者面前至于残酷的程度，在人性的敏锐剖析里凸现生活内在的本质及其深刻非凡的哲理含义。又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他致力于的是人的灵魂与道德问题的探究。运用的是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辨证法”的心理描写技巧，即从体悟与解剖自己的心理开始，推己及人地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心理，通过描写心理变动的过程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演变。在这种心理过程本身及其形态和规律中描写出一些感情和心理是怎样演变为另一些感情和心理，来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多样性与内在联系。而海明威则不同。首先，他运用内心独白，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桑提亚哥的内心独白。他在孤独的大海上孤独的思考着。

  他想：鸟儿的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除非是鹰鹭和那些强大的鸟儿，为什么海洋有时候这样残忍，而像海燕一类的鸟儿又给弄得那么柔弱，那么纤细呢？海洋是仁慈的，十分美丽的。但是她有时竟会是这样残忍。又是来的这样突然，那些在海面上飞翔的鸟儿，不得不一面点水搜索，一面发出微细而凄惨的呐喊，这种鸟儿啊，生来就柔弱得没有抗拒海水的力量。

  桑提亚哥像一个小女人一样忧郁着感慨鸟儿的纤弱，他替鸟雀们伤心，特别是那弱不禁风的小海燕，他们永远在飞翔，永远在望，然而多半是永远找不到任何东西。

  他想：一个人上了年纪可不能孤零零的。但这又是免不了的事儿。为了保养身体，我一定要记住趁着金枪鱼没有腐烂的时候就把他吃掉。记住，不管你吃得下多少，你也必须在明早把它吃掉。记住呀，他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的桑提亚哥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里被囚禁在桃花岛山洞里的老顽童，很孤独地练习左手打右手。桑提亚哥是寂寞的，就是那种我们对着镜子调侃自己的寂寞，像一个孩子一样简单地心思。类似于果戈理的“含泪的笑”，让我们在轻松简单的微笑中体会到深蕴的孤独。

  其次，内心世界的外化，即通过人物的外部表现如表情、动作、语言以及作者的叙述等，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暗示出来。在《老人与海》中尤其表现为桑提亚哥的语言和动作。

  “海豚”，老头儿大声说。“一条大海豚。”

  “大青花鱼”，他嚷起来，“它可以当作很好的鱼食，称起来怕有十磅重呢！”

  直接而单纯的桑提亚哥，回到了大海就回到了他的幸福所在。他是天真的孩子，是海的儿子。

  “它们都很和气”，他说。“它们在一道儿玩耍，寻开心，你爱我我爱你的。像飞鱼一样，它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啊！”

  “你多大了呀？”老头儿问鸟儿。“这是你初次的远游吗？好好休息一会吧，小鸟儿，他说，鸟儿，乐意的话，请到我家里去吧”，他说。

  善良、顽皮的桑提亚哥，心中充满了与自然的亲昵之爱。他是爱的使者，是自然的孩子。

  “不坏”，他说，“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

  “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坚强、自信的桑提亚哥让勇气和力量冲破惊涛骇浪，在勇者无惧的信念里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成为英雄的化身。

  在爱和勇气里，老人与海是如此的和谐美妙。他的孩子式的简单，他的广博的爱心，他的英雄气概，使桑提亚哥立体于我们的思想里，鲜活而丰满。他是一个老人，他是老迈的，但我们却无法从他的语言、动作，从他的内心读出衰老的涵义。只要心不老，只要心中充满爱和勇气。

  海明威用它独特的表现方式让我们从桑提亚哥身上读出很多。尽管海明威曾说：“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但笔者仍不得不说，确实是读出了些什么，读出了那种向人生的磨难宣战，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在困难、挫折、失败、痛苦与失望中永不气馁，向死亡做不屈不挠的抗争，愿意以生命来换取荣誉和尊严的信念和勇气。读出了一种文学形式下最高层次的人类生存意志。在其宁死不弯、誓死如旧的性格硬度外，读出了其深蕴的哲理性与象征意义。是那种哲理化的硬汉子精神，一种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存在，一种压倒命运的力量！我们看到作者将富有生命的形象同朦胧的寓意融合，将现实生活的诗情画意同深刻的哲理融合，创造出一种体现人类尊严与命运重压下仍有优雅风度的硬汉子形象——桑提亚哥。

  一、悲剧英雄：古希腊英雄内质的一种继承。

  在读者心目中，古希腊的英雄应是健康的人体美与自由的意志美的完美组合。他们往往拥有超常的勇气、技艺、智慧和健美，并始终处在权利、利益、爱情和荣誉的巅峰。他们是阳光的儿子，世界的主人，最绚烂的极致。当然，尽管美好，这都只是表面的光环。透过这光圈，我们深入古希腊文化的精神，我们将可以发掘到古希腊英雄的两个重要内质。

  首先，宿命的悲剧性，即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冲突。在被柏拉图认为培养了整个古希腊的荷马的思想中，他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制约。这种人与命运的冲突成为古希腊文学和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在《荷马史诗》中，我们看到作为“神和人的父亲”、“沉雷远播”的宙斯自然握有操纵命运的神力。但是他不仅不能代替命运，而且一般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它的运作轨迹。当他试图拯救爱子萨尔裴东时，招致赫拉和众神的一直反对：“你打算把他救离悲惨的死亡，一个凡人，一个命里注定要死的凡人？”和“幸福的”或“快乐的”神相比，凡人是“可怜的”或“可悲的”。凡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已受到命运的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即使是王者的生活，也不可避免的包孕悲愁的种子。人的属性使他最终无法摆脱死的胁迫，必须面临骨肉分离的结局。人生短暂，短暂的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部作品被亚里士多德尊为悲剧典范的《俄底浦斯王》中，“命运”被描写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它象一个魔影，总在主人公行动之前设下陷阱，使其步入罪恶的深渊，成为命运的奴隶。

  这种宿命的悲剧性也成了整个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在后来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我们看到“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莫泊桑的作品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也猜不透，我们什么也想象不出。”自然，这种思想也从骨子里影响了作家海明威。他的作品中透出一种强烈的死亡意识。认为那是一个没有水，没有生命的荒原，它不服从于任何规律，她无情的粉碎人们的一切努力挣扎，它杀死“世界上最善良和最勇敢的人”，它象火海一样威胁着“燃烧的木棒上的蚂蚁”——人类。

  在《老人与海》中，老人桑提亚哥被命运的手掌紧紧攥住。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当代诗人昌耀作品《内陆高迥》中的那种意象：“孤独的内陆高迥空旷恒大/使一切可能的轰动自肇始就将潮解而失去弹性。/而永远渺小。/孤独的内陆。/无声的火曜。/无声的崩毁。”老人在旷远壮阔的大海被消解成一种象征。他的所有的挣扎和奋斗都成为宿命的玩笑。在路上，只能一直在路上，“而愈益沉重却只是灵魂的寂寞/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光宝石？”一往无前的在路上，无尽的是彻骨的孤独，还有的是自言自语的落寞。沧海一粟，渺小的就像“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成为上帝眼里的小蚂蚁，在沙盘里用尽全力却只是可笑的行走。失败，是注定的悲剧。

  我们在老人的宿命里无声的嘲笑着人类的命运。但同时，另一种情愫更慢慢地绕紧了我们的心，这就是古希腊英雄内质的第二个方面：英雄精神。这种英雄精神是一种在生活的艰辛中看到生存的意义，在战争的残酷中看到生命价值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要用有限的生命抗拒无限的困苦和磨难，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身的价值，使它在抗争的最炽热的热点上闪耀出勇气、智慧和进取精神的光华。因为人终究是要死的，但他应在生与死的战火中得到磨练，表现出即使在最酷烈的条件下也不准备放弃抗争和自我检验的决心。凡人中的精英不应回避生活的挑战，相反，他们有责任在赴汤蹈火的实践中，把对生命的热爱之情上升为对人生价值的追寻。

  在《荷马史诗》中，荷马给他的英雄们规划了活要活的扬眉吐气，死要死的轰轰烈烈；畏畏缩缩，胆小如鼠，是降低人格的表现的这样一种有原则的生活。在《俄底浦斯王》中，中心人物俄底浦斯王虽受命运的捉弄，但他在邪恶的命运面前并不是消极顺从，而是努力抗争，并且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自我惩罚。海明威也便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为美国先民那种勇于冒险，不甘失败的热血所激励，不承认失败的现实，不怜悯自己的伤痛，在绝望的世界中展现出一个人必须有的样子：信心十足的走来，潇洒自若的走去，给世界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这种积极入世的自强意识，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海明威在弘扬一种人类的行动精神：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是海明威贡献给人类的一种悲剧美，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

  桑提亚哥驾驶着小船驶向茫茫的大海。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他的选择是接受和迎接，充满了冒险精神，他愿意成为一个行动的巨人。尽管对手的力量莫可名测，尽管失败是必然的，但是绝不气馁。桑提亚哥将古今西方流行的格言“不冒险，无所得”发挥到了极致。他是那么的镇定、勇敢和坚毅。当小船一无所获的驶回小港的时候，他曾经问自己：“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回答是干脆的、充满自信的——“什么也不是”他提高嗓子说，“是我走得太远了”。拼到底的桑提亚哥以他的精神胜利在必然的失败面前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伟大人类的抗争精神。

  桑提亚哥是一个在悲剧观中产生勇气，在勇敢飞同时又伴随着悲观的悲剧英雄。成为古希腊英雄内质的一种完美再现。

  二、生命英雄：海明威的写照

  海明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年轻时期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他对他所爱好的体育运动，诸如拳击、橄榄球等简直达到了痴狂的状态。在这早年的对抗里，他热衷于在一切事情中当第一名，如果当不上，他就放弃那项运动。比如他在橡树公园高级中学最后那年放弃踢足球，就因为那一年他没有当上锦标队的主将；而他不上大学的一个原因，也就是预料到要踢更多的足球。1918年5月，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参加美国的红十字会的战地服务队，并赴意大利前线。不料在那里不久便在驾驶救护车冲过火线时被一颗开花炮弹炸成了重伤，战地医院医师在他浑身上下取出了237块大小弹片，而海明威当时居然带着这些弹片，背着一个伤势更加严重的意大利士兵，在自己晕倒之前挣扎着到了救护站。这些伤疤为海明威赢得了意大利政府将授的银十字军功勋章。但战争的残酷恐怖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致使他的作品能够深刻地表现这种精神的惶惑，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又毅然的投入到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生死搏斗，并以此写出了其不朽之作《丧钟为谁而鸣》。之后，海明威消溺了很长的时间，很多人认为他已经丧失了创作的精力。但在1952年，海明威拿出了一部丰碑一样的中篇《老人与海》，并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海明威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和高血压、糖尿病等痼疾顽强搏斗了近三年。最后，决心主动地摆脱病榻上的痛苦折磨，在1961年7月用他心爱的双管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明威的一生就像是一部小说或者就是热烈的夏天。他是“生则重生，死则安死”的最好写照。“活着，就要勇敢的活下去”，活的精彩，死则“与其等到希望破灭，抱着病残的身躯痛苦呻吟死去，不如血气方刚，怀有雄心壮志，高高兴兴地在烈火中焚化。”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晚年作品《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子，我们从桑提亚哥身上可以看到很多作者的影子。海明威也曾经说：“我决定把我所经历过的每件事都写进小说……这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我们在桑提亚哥身上虽然没有看出作者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却感受到了那种生与死的精神。桑提亚哥同海明威一样是一个要活的精彩的人，永不气馁的人，愿意用自己的精神向命运挑战的人。尽管老人最后失败了，但老人却傲然地面对了死亡，完成了一次生命的交响。尽管海明威自杀了，这或许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毁灭。但如果用海明威所一贯歌颂的绝不认输、藐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相比照分析，他的自杀也未尝不是对病魔采取的一种“宁死不屈”，与之“同归于尽”的解决手段，他完成了对于生命的超越，成为了光荣与幸福之峰巅的死者。桑提亚哥与海明威在这种勇敢的面对与考验里成为了生命的强者，成为了生命英雄。

  三、最后的英雄：最后一个真正的精神贵族

  进入到现代主义，在尼采的“上帝死了”、“打到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下，作家不再坚守传统的理性原则，不相信人道主义的理想，而是站在生命本体论的立场上思考世界与人类的前途。更关注于人类本身，追求人的生命欲求，自我消解、压抑、惶惶不可终日的虚无感、威胁感与恐惧感。描写人性丑的一面，如堕落、畸形、、变态、瘟疫等，将自我的平庸和恶进行自我暴露和撕裂。现代主义文学中再也不见了英雄的痕迹，英雄支离破碎，剩下的只有“反英雄”之后的无奈和悲哀。

  桑提亚哥成为了孤独的留守者，最后一个英雄。他的那种为了某种理想和信念不畏险阻、不恤其身、拼搏到底的道德勇气和执着意志被消解成反英雄的那种面临人生难题的唯唯诺诺、全无主见，缺乏了崇高的人生目标和维护某种信念的意志力量。表现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成为了丧失自我，在绝望中挣扎的大甲虫。表现在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布卢姆成了奥德修斯的滑稽版。面对妻子的外遇只是无可奈何、吞下苦果、委曲求全。遇到暴力袭击也不反抗，只会逃之夭夭。对于别人的奚落和侮辱也只好忍气吞声，仅以抽屉里的黄色照片和偷窥女人的内衣来满足自己畸形的心理。成为庸俗和无能的代名词。表现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索林用一种“恶意的手段”来摆脱困扰，即去扮演一个他人要求你扮演的角色，然后按角色的要求来行动。“我大概倒喜欢像一株植物那样活，不为什么重大的事情去拿主意。”他的逃跑也只是为了生存，他不会为了改变境遇去做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反英雄都得了一种病——人格软骨症。英雄，成了一个可悲的玩笑。

  桑提亚哥成了最后一个英雄。他的个体魅力与崇高的悲剧美也就成为我们心中英雄的巅峰，成为留守的最后一个精神贵族。

  海明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参照生活中的生命，又重塑了一种生命形态。他挖掘其硬汉子精神的潜能的无限性，以文学形式对人类英雄气质的升华进行另外一次尝试。他的桑提亚哥被理想化为一种性格、一个人格、一种意志、一种信念、一种风度、一种美感、一种生命形态，成为人类英雄的真正之所在。

• 【转】罗友枝丨《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绪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0-08-03 03:48:10

  今日到达北京的旅行者看到的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其物质性的历史遗迹正在快速消逝，虽然过去的帝王居所紫禁城风采依旧，但其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为修建环城公路和高速公路，高大的城墙已被夷为平地，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将天坛的神秘氛围破坏殆尽，以前国家祭坛的神圣禁地涌来的是普通的市民和游客。游客可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已没必要记住清朝这个自1644到1911年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了。然而，这将是一个错误。

  许多困扰人的地缘政治问题都源自清朝。清朝（1644—1911年）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有人认为它是最成功的王朝。清朝也是最后一个征服者的政权。统治者来自东北亚，声称自己是建立金朝（1115—1260年）的、统治过华北部分地区的女真人的后裔。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一位名叫努尔哈赤（1559—1626年）的小部落首领成功地将许多东北部落联合起来。其子皇太极（1592—1643年）将这些不同的部落变成了一个全新统一的满洲人群体。虽然皇太极在满人军队进入明朝的首都之前就已去世，但学者们仍然认为他是开创清帝国伟业的中心人物。

  满洲八旗军在1644年席卷长城以南。在平定明朝境内的动乱之后，清朝便转向巩固内亚边疆，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划定了与俄国的边界，将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纳入了清帝国。清朝的征服奠定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领土基础，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清朝的政策也产生了民族问题。清朝认为自己是多元的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把居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内亚边缘地带的民族看作帝国大业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帝国臣民与汉人地位相埒。他们操着各种与汉语相异的语言，笃信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在18世纪，其各自独立的文化和信仰系统在清统治者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和保持。他们是如何被纳入中华民族体系的？这是一个至今仍未破解的谜题。

  本书试图从清朝统治者的视角出发，探讨清朝历史中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它涉及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即早期满族统治者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采取了系统的“汉化政策”。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在关于如何界定这个民族国家的争论中，出现了柯娇燕所谓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化模式”之说。19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者有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向中国的读者引介了“种族”和“民族”的概念。“汉族”一词，意即“汉民族集团”，成为中国的政治语汇。由于其带有血统、宗族的含义，“汉族”使中国人将这个国家“想象”为“汉族世系”。

  汉族与种族合二为一。一些中国思想家认为汉族主导着“黄色人种”，这样就可以展示一部杰出的文化成就史。满族人、日本人和蒙古人顶多只是处在“黄色人种”的边缘地带，有些作者甚至认为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不属于黄色人种。后来被奉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也曾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抵抗欧美的侵略，原因在于中国的统治者是满族人。由于满族人不是汉民族的成员，所以清朝就缺乏全力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决心。孙中山试图动员汉族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创建一个汉族国家。

  那么谁属于汉族呢？孙中山声称“汉族”是一个“纯正的种族实体”。尽管史实表明许多不同的民族曾生活于中国，他仍坚持“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华民族就是汉族，他们具有共同的血统、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风俗—一个单一的、纯正的种族”。历史上侵入或迁入中国的不同民族与汉人融合：他们被汉化了。这就是孙中山在1912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主要学说之一，当时他和其他民族主义领袖试图在曾为清帝国之一部分的地区创建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虽然孙偶尔也谈到有必要在中国众多民族的基础上构造一个新的“国家民族”，但他同时也认为少数民族最终会被融入占多数的汉族之中。

  正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所言，“近代社会的历史意识基本上是由民族国家构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和聚焦于民族认同的话语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学。依梁启超的说法，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任务是丢弃早期历史的王朝框架而书写“民族的历史”。在民族主义者的日程表上，对那些曾统治过近代中国领土的非汉族外来征服者政权的描述，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像傅斯年等人曾试图将中国历史说成是汉族的历史。在中国疆土之内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被重写为汉文化胜利的历史（不管另一方是什么文化）。征服者王朝也许通过蛮力击败了汉人统治者，但他们都俯首于更为成熟的汉人制度，并最终被融入汉族文化之中。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柯娇燕曾为之写过评论）是芮玛丽（MaryC.Wright）1957年的作品，该著作是适用于阐释“汉化”的一个甚有影响的范例，它不仅对那些因19世纪帝国主义获胜而指责满人的作者（他们响应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作出回应，同时也对那种认为辽和清这样的外来征服者政权没有汉化的说法予以否定。芮玛丽指出，到19世纪中叶，隔开征服者上层集团和被征服者的文化藩篱已逐渐消失，清统治者和汉族的利益“实际上已难以区分了”。芮玛丽在著作中以同治中兴为例，认为同治中兴源于汉族的儒家政治思想，而改革的失败也是儒家思想的失败。

  柯娇燕列举了数条理由，认为芮玛丽关于满人融入汉族社会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如芮玛丽所言，满族人的家园已被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渗入，清末旗人也失去了许多法律特权，然而这些变化却未能毁灭旗军防地的文化生活。柯娇燕论述苏完瓜尔佳氏的专著，用文献充分说明这个旗人家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着明显的旗人特征。在满人和汉人眼中，满族与汉族是分开的，这一点可以在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中得到证实。柯娇燕认为，满族肯定没有消失在汉族群体之中，或者，由于汉族向他们展示出的敌意，他们也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更须指出的是，为了抵制不断发展的汉民族主义认同意识，20世纪的满族也形成了一种近代民族认同意识。

  在芮玛丽写作的时候，供学术研究所用的丰富的清朝档案资料还难以获得。柯娇燕对旗军防地文化的研究依据的也是其他种类的资料。我的研究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从而可以说明芮玛丽的另一个看法也是不对的，而这是柯娇燕没有批评过的。芮玛丽断言同治时期的宫廷已经汉化。而在柯娇燕看来，“对宫廷生活的了解并不意味着了解满人在中国的生活……清朝诸帝的行为并不代表旗人。”目前所能获得的档案资料表明，统治者还保持着满族认同。对这一状况作出解释，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学界对“汉化”这个概念的使用一直不多。例如，对满语在宫廷使用状况的研究几乎都表明，满语已不是统治者和征服者精英集团的首选用语，这标志着他们已融入了汉族文化。如柯娇燕和我在其他论著中所阐述的那样，忽视有清一代满文文献的历史学家们为自己的这种看法付出了代价。2满语不仅未在首都消失，而且还在新疆和东北的旗营中使用（参阅本书第一章），东北地区店铺的双语招牌和持久不衰的萨满教传统使一位满族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地区，满族传统与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的传统共存，它们紧密交错在一起，以致难以分清彼此的面目。”

  更为重要的是，满族认同不视某人将汉语或满语作为其“母语”而定。19世纪的清朝统治者使用起汉语来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同自己的满族身份。那些认为满族的民族意识来自满语的人，可以和讲英语的人的情况进行一番比较。美洲殖民者虽然操着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自己构建一个独立的认同，并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英语也未能阻止印度民族主义精英利用这一语言促进印度的自治。因此，那些认为语言总是伴随身份认同意识的看法是可笑的。

  越来越多的二手文献表明，关于基本身份认同意识的构建和维持的议题不仅复杂，且具有历史偶然性。民族性这一观念是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其他地区崛起而得到充分发展的。正如柯娇燕指出的那样，将这一术语用于更早的时期是时代性的错误，是对历史的扭曲。这并不是说清统治者缺少自我认同和认同他人的概念，而是说，政治环境的要求和对自我的界定完全是两回事。清朝的统治范式不是民族国家，统治的目标不是构建一种民族认同，而是允许多元文化在一个松散的人格化帝国之内共存。近代意义的民族性并不存在，国家也不想去创造这种民族性。

  近代民族性不仅意味着创造一个休戚相关的群体，而且要把它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在女真人的故乡东北亚，这些界限是很不固定的，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蒙古高原、茂密的森林地区和肥沃的辽河平原—在该地区交错，使得依靠游牧、渔猎和农耕为生的民族能够互相交往。17世纪的女真人以农耕为生，他们与蒙古人共用的词汇显示了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女真人不仅讲蒙语，还用蒙古文字书写，努尔哈赤的一些族人还采用了蒙古人的姓名和头衔。依据有关八旗组织架构的蒙古文资料，戴维·法夸尔（DavidFarquhar）揭示出，早期满洲政权中的许多汉族因素实际上是通过蒙古人传入的。

  满人把许多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纳入八旗组织，力图把这些人塑造为满人—用同样的法律、着装规范和社会规则来管辖。原有的各种身份认同意识被融入新的八旗认同意识中，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如此—到了18世纪，宫廷内部很大程度上转向以血统来确定身份。即便如此，征服者精英仍然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18世纪新被纳入清朝统治集团的穆斯林上层人士、藏族和蒙古贵族，使得征服者精英集团不至于具有单一的种族背景和认同。与此相似，尽管存在王夫之等人主张“严夷夏之防”，但大多数儒家士子强调儒家学说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认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在于“教化”和“文化”，而不必在意受教者的种族或民族背景。在两大族群中，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此外，清朝统治者对于文化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关注的主题。作为个人，他们着意于保持爱新觉罗氏的血统和征服者精英集团的地位。然而，作为统治者，他们不赞成那些可能改变其臣民固有文化的政策。多民族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支持和促进臣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并在帝国境内怀柔和笼络不同的族群。在清朝灭亡之前，大多数清朝最高统治者都会讲多种语言：他们学习蒙古语、满语和汉语。某些统治者（如乾隆皇帝）还不惮烦劳，学习藏语和维吾尔语。弘历如是说：

  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兼习唐古拉语。是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不藉舌人传译……燕笑联情，用示柔远之意。

  在17世纪征服时期，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试图以儒家君王的形象来赢得汉族文人士子的支持。他们学习汉语，把儒家经典当作科举考试的基础，把科举制度当作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满族皇帝支持和资助汉族艺术和文学，发布儒教政令，改革满族的婚丧以适应汉族的习俗。孝道成为统治的主要先决条件。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满汉之间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但是满人的恩惠逐渐消弭了汉人的抵抗，赢得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支持。

  清朝统治的种种汉化表现，以及其对长城以南的前明领土管理的高度关注，使得许多研究者忽略了清朝统治者的非汉族背景，把汉化当作清代的历史主流加以强调。本书各章内容表明，清朝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观念上淡化自己与明朝遗民的区别，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族认同。当政治上有利可图时，他们就采用汉人的习俗；当无助于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时，他们就拒绝这些习俗。清朝统治者以同样的热情研究金代的历史，吸收了金朝的许多政策。柯娇燕分析了这些先例对清朝统治的重要性：“在金代，利用科举制度从百姓中选拔人才并限制贵族担任高级官位，是与金朝政府雄心勃勃的计划相辅相成的。这些计划是：限制贵族的特权和影响，加强中央集权，让王朝的支持者在维护官僚制度中发挥广泛的作用。这些做法都是大清帝国官僚政治的先例。”

  近年来，关于10—14世纪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征服者政权的研究，对非汉族政权带给统治者的显而易见的政治风格作出了新的解释。契丹、西夏、女真和蒙古统治者都曾把汉族的官僚体制纳入自己的统治中，但与此同时，他们改革汉族的政治模式，以适应自己的环境。他们特别重视如何控制散布在内亚和东亚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所有的征服者政权都依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对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民族中选拔官吏。此外，虽然汉人被选拔到政府中做官，但这四个政权都拒绝汉化。每个政权都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都奉行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政策。每个政权都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不仅在儒家学说中，而且在佛学领域为自己寻找统治的合法性。

  清王朝既不是对汉族王朝的复制，也不是对以前的非汉族政权的简单重复。对大清的描述必须注意到其统治者的非汉族背景，还要更进一步分析其统治的创新方面。本书不认为汉化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本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有能力针对帝国之内亚边疆地区的主要非汉族群体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一般来说，本土王朝如果要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则必须抛弃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清王朝只需将以前征服者政权的模式加以扩大即可。这些发现间接地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考察早期内亚政权对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

  对清朝内亚政策的全面论述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清代宫廷。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清代宫廷物质文化”，由一章组成，介绍了宫廷社会并辨析了清朝统治的几个重要特点，这些特点把清朝统治者与以前的非汉族统治者联系了起来。清代宫廷和行政管理机构随季节变换在位于塞外和华北平原的几个都城之间来回移动，以保持他们与内亚盟友和非汉族臣民之间的重要联系。与他们的前辈一样，清政府把都城划分为几个部分，以便把征服者精英集团与被征服的臣民隔离开来。在17世纪初为东北各部族创建统一的满族认同以后，清朝统治者颁布了管理发式、服装、语言和习武的条例，意在确认并巩固征服者精英集团的独特认同。虽然满族认同的内涵随时间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它从来没有消失。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通过树立天下统治者的形象来强化帝王超凡魅力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第二部分是“清代宫廷社会结构”，由四章组成。第二章分析了17世纪初叶清朝征服精英集团的形成，它源自蒙古族、满族和东北地区“外来者”结成的多民族联盟。满族统治者把这些不同民族的臣民纳入被称为八旗的军民一体化组织中，并创建八旗贵族集团领导之。不过，八旗贵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都是皇亲。据称，皇族爱新觉罗氏是12世纪统治华北和东北亚的金代女真人的后裔，他们形成支持皇权的“内圈”。与明朝的统治者相比，清朝皇帝严格控制爵位可以世袭罔替的王公的数量。管理爵位世袭办法的条例使皇族产生了落差明显的等级。在18和19世纪，当俸禄的支出量越来越大时，皇帝在维护皇族特权地位的同时，也限制他们对于权位和特殊恩惠的要求。

  第三章考察皇族内部的竞争。为使中央集权遍及全国，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削弱兄弟和近亲的自主权。八旗王公对皇权的“臣服”，以及从共同执政到圣裁之演变，都于18世纪30年代得以完成。虽然清朝为拒绝采用汉族王朝嫡长子继承原则而创建的家族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但皇室王公还是回归了早先兄弟互帮互助的模式。所以，晚清著名的恭亲王和醇亲王理政，与清代早期的政治结构是颇有相通之处的。

  满族人对妇女的态度也与汉族的准则不同。第四章认为，如果不考虑非汉族范式的政治统治，就不可能理解宫廷对待皇帝母亲、姐妹、后妃和公主的态度。汉族政权禁止皇族成员参与政府管理，在皇帝与官僚系统的斗争中把姻亲当作盟友。清朝的政策则把重点放在维持和巩固征服者精英集团的内部团结方面。婚姻政策因此发展为征服者精英内部的政治联姻，与汉族降民及其后代通婚是被禁止的。

  清朝的婚姻政策降低了皇后家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把后妃纳入皇族世系中，迫使她们断绝与娘家的关系。与汉族统治家族截然相反，清朝的太后总是与丈夫的兄弟而非娘家的亲戚一同摄政。由于皇家公主们结婚以后不会失去她们在娘家的身份，这样就把她们的夫婿也纳入了“内圈”中。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五章）集中探讨宫廷奴仆，根据统治者政治性和象征性的日常行事来分析主仆关系。规模宏大、屋宇众多的皇宫，意味着皇帝理所当然的英明卓越。然而，宫廷人员的庞大数量也造成了控制方面的难题。清朝通过在宫廷行政管理中发挥另外一个奴仆集团—皇室包衣的监督作用，解决了由来已久的太监专权问题。与内廷和八旗官员一起，包衣掌控的内务府使皇帝可以在许多领域绕开汉族官员主导的文官系统（外朝官员），其职任远远超出了掌管统治者家庭事务的范畴。宫廷政治自有其动力机制。宫廷奴仆复杂的等级体系清晰地反映了宫廷的内部结构；主仆关系给予受恩宠的太监和包衣破坏正常秩序的非正式权力。统治者对这些挑战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强制推行宫规，让奴仆“安分守己”，就是明证。

  第三部分为“清代宫廷礼仪”，由三章组成，每一章都探讨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在构建皇室的统治合法性方面，礼仪是必不可少的。清朝统治者非常清楚，让臣民归顺并不仅仅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更是成功说服臣民承认其政治统治结构的道德正确性和种族正确性的结果。清朝建构了一个人格化的帝国，在帝国的权力顶峰是一个充满感召力的统治者，他能够用帝国境内重要民族的语言与他们直接沟通。清朝统治者为了汉人而支持儒家学说，为了东北地区的人民（满洲人）而支持萨满教，为了蒙古人和藏族人而支持藏传佛教。统治者还支持伊斯兰教—中亚地区讲维吾尔语的穆斯林信奉的宗教，但在赢得穆斯林方面做得不是太成功（参阅第七章）。

  第六章主要探讨儒家的国家礼仪。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关于统治合法性的两种原则—德性统治或世袭统治—之间的固有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清朝诸帝试图把“德性统治”的地位提高到“世袭统治”之上，但是，正如关于礼仪的分析所示，在皇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上，世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当以儒家政治理论界定的统治合法性受到干旱的直接挑战时，治危机就要求统治者奉行一种支持宗教的折中政策。灵验有效比正统性更为重要：儒家强调的“德”不可能是皇帝合法性的唯一评判标准。

  第七章转向宫廷对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支持和资助，并进而探讨宫廷针对帝国境内不同民族采取的多元文化政策。萨满教是满族人公认的传统信仰体系，但它最初主要用于解决个人的问题。国家级萨满教仪式逐渐发展，成为可以与汉族政治礼仪相抗衡的选择。到了18世纪，宫廷试图通过制定法规来保持萨满教仪式。萨满教不仅为清朝统治家族的合法性提供了神话传说的基础，而且为东北各部族的融合提供了庇护。藏传佛教吸引了满族统治者则因为它是蒙古人的信仰体系，也是在17世纪的内亚称霸的关键因素。满人对格鲁派的支持使得该派在西藏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使清朝统治者得以把藏传佛教当作统一和稳定蒙古社会的工具。

  第八章考察既有男性参加又有女性参与的内廷宗教生活。在内廷各寝宫以及皇宫北墙外景山各殿设立的私人祭坛不受官方的监管，是表达不受朝廷相关条例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约束的私人情感的礼仪空间。藏传佛教、中原佛教、道教和萨满教的礼仪元素在内廷和京城普通百姓的例行仪式中混合使用。清朝宫廷的私人或家庭仪式是清朝统治者支持的多种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折中和综合。因此，这些仪式标志着清朝皇室制度的最后完成，它是帝国境内多种文化的混合体。

  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开放的大量关于清帝国制度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台北和北京保存的满中文奏折，以及与论述清朝统治者、八旗制度和帝国境内不同地区管理制度的大量著作一同出版的官方档案和法规。要评估这些档案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全部价值，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档案资料产生时的具体环境。

  每位清史专家都会依靠《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来把握促成官方行动的官僚政治结构。中央政府的每个部，以及内廷的宗人府、内务府和其他管理机构都要定期编纂会典。这些专门的条例详细记载了历史变迁，补充了档案材料的不足。

  历史学家们很难记得，在有清一代，《大清实录》是不能翻阅的。我们知道，皇帝阅读（或言据说他们会阅读）先辈的实录。除康熙朝的部分时间以外，大多数统治者都允许史官出席朝会，以便撰写《大清起居注》。记录清朝皇帝日常活动的这些材料，由满汉双语写成，按月整理成册，然后按年编定。皇帝驾崩以后，新皇帝就指派一批文臣仔细研读起居注和来自各部及国史馆的官方文件，以编纂大行皇帝的“实录”。正如冯尔康指出的，起居注和实录不是一回事。利用过档案材料的学者们都知道，起居注和实录都省去了一些“公文”档案中详细记载的某些活动。

  尽管不会广泛刊布发行，但《大清实录》是让子孙后代看的，最终是让历史学家看的。此外，《大清实录》中收录的皇帝与大臣间的许多往来公文表明，皇帝是在与官僚体系对话，并以他们的理想话语表达自己。汉语圣旨中的华丽辞藻一般用的都是儒家的语言。

  想研究清朝皇族的学者们还必须查阅《爱新觉罗宗谱》（1937年）中发现的谱系资料。《爱新觉罗宗谱》是伪满洲国时期在奉天（今沈阳）出版的，存世量似乎比较少。编撰者肯定参考过手写本《大清玉牒》，在有清一代，玉牒是定期修订增补的。《大清玉牒》用满汉文写成，保存在盛京（奉天）和北京，其中有公主的出生和婚姻信息（正式出版的宗谱中被删除了），但是，玉牒中缺乏正式出版的宗谱中包含的皇族成员的简要生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