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英语写作指导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书属于“补充教材”，是河南省科研课题“高中英语写作课件开发”的成果形式之一，也是对统编（人教版）教材的补充，而不是一般的教辅或复习资料。另外，本书现已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课题“分省命题政策下的高考试题特性分析与有效备考策略实验研究”的实验教材之一。

“绪论”部分，通过用语言学和当代认知心理学原理的分析，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英语是外国语而不是第二语言，是通过有意识的学习而不是自然习得来获取的；英语的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知识的构建过程，而不是光凭背诵几篇范文、做几道习题就能培养出写作能力的。

“基础知识”部分，详细、系统地讲解了英语写作基础知识及其规律，内容涉及词汇、句型、段落和篇章四个层面，并且专门讲解了各种应用文，正好弥补了统编教材中指导少、讲解少、要求多、不系统之不足。

统编（人教版）教材中各单元的写作要求高、难度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放弃。而本书中的“随堂指导”部分，正好能解决这一难题。按照新课程标准，对新教材的每一单元的写作部分，运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认真指导。其每个单元的内容包括写作目标、写作提示、写作范例、练习作业（附参考答案）四项。

“备考指南”一篇，不但系统地分析了高考书面表达试题的命题特点和应试策略，而且还汇集了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历年高考英语试题中的书面表达试题及其参考范文，供读者欣赏和参考。后是从几百道书面表达习题中，精选出六十道考前训练题，按体裁、命题方式和提示方式分门别类地排列，以供读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自我训练。

本书有配套的多媒体课件，这不仅可以促进老师在写作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而且有利于学生在更加生动有趣的环境中，轻松愉快的学习英语写作。

本书的另一便利之处是，其大小标题和关键词均使用中英文双语列出，部分内容也使用双语讲解。这不仅便于读者对照和了解相关术语的英文说法以及教师们进行全英文教学，而且还利于增强英语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本书集基础理论、系统知识、随堂教学、历年考题、高考指南和科学训练之大成，内容全面系统且信息量大。一册在手，就能基本解决高中三个年级的写作教学和高考书面表达试题的备考问题！

篇 绪论

　PART Ⅰ BRIEF INTRODUCTION

　　一、背景知识

　　二、相关理论

　　三、课标要求

第二篇 基础知识

　PARTⅡBRIEF INTRODUCTION

　　章 词语

　CHAPTERⅠDICTION

　　节 构词法

　　第二节 词义

　　第三节 词性

　　第四节 遣词用字的原则

　第二章 句子

　　CHAPTERⅠSENTENCE

　　　节 英语的基本句型句式

　　　第二节 句子写作的原则

　　　第三节 英语写作中常用的52个句式

　第三章 段落

　　CHAPTERⅢPARAGRAPH

　　　节 段落的构成

　　　第二节 段落的写作步骤

　　　第三节 段落的写作原则

　第四章 篇章

　　CHAPTERⅣPASSAGE

　　　节 篇章的结构

　　　第二节 体裁

　第五章 应用文

　　CHAPTERⅤPRACTICAL WRITING

　　　节 书信的写法

　　　第二节 其他常见应用文

第三篇 随党指导

　PARTⅢBASED ON NATIONAL TEXTBOOKS

　　第六章 高中一年级英语上册（1-12单元）

　　第七章 高中一年级英语上册（13-22单元）

　　第八章 高中二年级英语上册（1-10单元）

　　第九章 高中二年级英语上册（11-20单元）

　　第十章 高中三年级英语上册（1-16单元）

第四篇 备考指南

　PARTⅥPREPARATION FOR NMET

　　第十一章 高考书面表达试题分析及应试策略

　　第十二章 历年全国普通高考英语书面表达试题汇编

　　第十三章 书面表达考题仿真例析与精选习题分类训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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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高中英语写作指导》属于“补充教材”，是河南省科研课题“高中英语写作课件开发”的成果形式之一，也是对统编（人教版）教材的补充，而不是一般的教辅或复习资料。另外，《高中英语写作指导》现已作为国家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分省命题政策下的高考试题特性分析与有效备考策略实验研究”的实验教材之一。

“绪论”部分，通过用语言学和当代认知心理学原理的分析，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英语是外国语而不是第二语言，是通过有意识的学习而不是自然习得来获取的；英语的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知识的构建过程，而不是光凭背诵几篇范文、做几道习题就能培养出写作能力的。

“基础知识”部分，详细、系统地讲解了英语写作基础知识及其规律，内容涉及词汇、句型、段落和篇章四个层面，并且专门讲解了各种应用文，正好弥补了统编教材中指导少、讲解少、要求多、不系统之不足。

统编（人教版）教材中各单元的写作要求高、难度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放弃。而《高中英语写作指导》中的“随堂指导”部分，正好能解决这一难题。按照新课程标准，对新教材的每一单元的写作部分，运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认真指导。其每个单元的内容包括写作目标、写作提示、写作范例、练习作业（附参考答案）四项。

“备考指南”一篇，不但系统地分析了高考书面表达试题的命题特点和应试策略，而且还汇集了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历年高考英语试题中的书面表达试题及其参考范文，供读者欣赏和参考。最后是从几百道书面表达习题中，精选出六十道考前训练题，按体裁、命题方式和提示方式分门别类地排列，以供读者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自我训练。

《高中英语写作指导》有配套的多媒体课件，这不仅可以促进老师在写作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而且有利于学生在更加生动有趣的环境中，轻松愉快的学习英语写作。

《高中英语写作指导》的另一便利之处是，其大小标题和关键词均使用中英文双语列出，部分内容也使用双语讲解。这不仅便于读者对照和了解相关术语的英文说法以及教师们进行全英文教学，而且还利于增强英语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高中英语写作指导》集基础理论、系统知识、随堂教学、历年考题、高考指南和科学训练之大成，内容全面系统且信息量大。一册在手，就能基本解决高中三个年级的写作教学和高考书面表达试题的备考问题！

• 作者：dotann 发布时间：2014-09-10 15:10:45

  实在有点受不了译文的语言，需要找原版参考一下。

• 作者：月明子华 发布时间：2021-05-17 20:19:29

  读了个寂寞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20-04-12 00:02:16

  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现状，边境其实常年存在跨境婚姻，且均为自愿自由组合的正常婚姻，多为同族婚姻，数量大且稳定，与内地人偏见中东南亚通婚多出于拐卖或金钱交易完全不同。但限于中国的移民制度外籍配偶大部分人无法落户享受基本国民待遇，生活受到很大限制。

• 作者：咲東 发布时间：2024-03-11 22:56:17

  几个小时就能读完，摄影基础入门书

• 作者：Leonarinaus 发布时间：2015-07-03 18:01:40

  文字太作，内容厚古薄今，又爱用虚浮的文字讲故事，貌似在讲历史其实只是在戏说；现代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了各种小资酒吧之类的地方，充满伪小资气氛。新西安不应该是作者笔下那个样子吧？本来想从中找出一些下次去的时候想去领略的地方，但这本书基本没有超出我这个去过几次的游客已知的范围。没有什么帮助

• 作者：哭之笑之 发布时间：2014-07-14 20:30:50

  不错

  。

• 在现代性中坚守道德与人性的权威：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fatemystery 发布时间：2020-12-22 23:52:02

  本文系《国外社会学学说（下）》读书报告

  一、背景

  犹太人大屠杀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这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存在于书中的史料，是一个癫狂的战争年代里癫狂的结果。但如果更具体地，当重新想到这个事件距离现在这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明只有70余年——一个家中长辈的年纪，这个事件发生在当时高度文明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德国，是否会不寒而栗？

  鲍曼完成《现代性与大屠杀》时，时间更是只有40余年。但从鲍曼的描述看来，在彼时，大屠杀已经开始被人们淡忘了；

  更重要的是，被人们以“已经解决”的理由遗忘了

  ：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是文明社会体中的癌变，是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前言2-3）。这样一种“病理学”的处理方法不仅仅让人们满足，更让人们安心，因为它暗示了当下平常状态的根本合法性，此世仍然是那个大家所想象的美好样态，而大屠杀这样的偶发事件不过是需要小心防范的疾病袭击。因此，

  现代社会对意识中的这段历史记忆开始进行自我医治

  ，一方面让大屠杀研究变成一个专门的历史研究领域，这种看似对大屠杀研究的重视使得门领域中的研究很难再产生对主流研究的影响，恰恰是对大屠杀研究的孤立；另一方面则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意象进行清洁化，庄严的纪念仪式和道德说教取代了对大屠杀经历本身——特别是丑陋和令人不安的方面的深度分析（前言5-6）。

  社会学家对大屠杀的两种研究方式都进一步地轻视了大屠杀的重要意义。一种是

  将大屠杀看作一场犹太人历史的事件，特别是看作欧洲基督反犹主义的顶点。

  大屠杀被塑造为犹太人身上，且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因此需要遗憾、同情、谢罪，但也仅此而已（前言3）。这一悲剧事件的私人化暗示着寻求补偿的政治权力，甚至作为自己意图的不正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前言3）。当大屠杀被专门化到了犹太人群体而失去了普遍性，这一事件就变成了“单元素集合”，对研究社会正常状态也就不再具有价值（1）。

  反犹主义本身的证明力是很弱的。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很多的欧洲国家逊色得多：德国进入二十世纪时比美国和英国有多得多的犹太学者专家，对犹太人的仇恨既没有根深蒂固，也没有广为传播；在德国很少爆发反犹主义的公众暴乱，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却司空见惯（41）。更重要地，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普通现象，但是反犹主义的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因此，单单反犹主义无法解释大屠杀（43）。

  另一种方式则把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的极点，看作冲突、偏见、侵略这些人们已经接纳为现代社会产物的时间范畴，

  甚至归结到人类本性中的邪恶，这种前社会的本性与文化支配无关，社会学也就对此无能为力

  。两种方式的结果是同样的：大屠杀被转移到人们熟悉的历史之流的讨论中（3）。因此在社会学意义上，社会学理论无需因大屠杀问题进行更新，已有的方法和概念就足以解释和理解这个问题（4）。

  社会学的这种自满带来的危险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这个事件没有被充分理解，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被挖掘，

  我们也就无法充满自信地避免它再度发生

  。因此，鲍曼想做的，是毫无保留地重建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意义，并且挖掘背后的一般性原因，要把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带入当代社会制度、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和实践中（前言8）。

  二、现代性与大屠杀

  2.1 现代性下犹太人的暧昧处境

  如果把大屠杀看作文明进程中的一次中断或异常，那么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个例外，被视为一种人类内在的、未被驯化的侵略性可能造成的悲剧当中的一个（15）。但在鲍曼看来，

  大屠杀的起点恰恰就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大屠杀是对现代社会所暗含的可能性的一次罕见但重大、可靠的检验

  （16）。

  大屠杀的精神基础是文明化进程中“园艺观”的统治

  。植根于西方社会自我认识中的病因学神话信誓旦旦地承诺了人性道德从前社会的野蛮中的不断向上升华，当下的不完美只是错误行为的结果。韦伯将理性视作用更少成本获得更大收益的追求，马克思预言人类从狭隘中解放后就能实现对生命和历史的完全掌控，埃利亚斯将近代历史描绘成从日常生活中驱逐暴力的历史，都是这种园艺国家观的体现，这种国家观将社会看作被设计、培育和除草的对象（17）。而现代性处境下的犹太人，则在历史、宗教、文化多重背景交织下，成为了需要被清除的杂草。

  犹太人的大流散(diaspora)使得犹太人长久以来成为了社会中的他者

  。和多数长时间的群际敌对关系不同，反犹主义始终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人”群体与保持自我认同的小群体之间的关系（45）。随着犹太人与希伯来故土的联系日益微弱，犹太人的无家可归便渐渐成为了犹太身份的一部分。

  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冲突加剧了这种他者性的矛盾

  。对基督教而言，犹太人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又是对基督教愤恨、恶劣的诋毁者。犹太人与基督教是相生相伴的，犹太人既不是不信教的未开化者，也不是堕入深渊的异教徒，因此没有舒适地落入到任何一个基督教容易守卫的边界中，成为了一种看不到结局的问题（49）。

  犹太人在经济上的中间人角色使得犹太人成为了社会阶级中的三棱镜群体

  。犹太人长期在社会中承担着“中间人”的角色：收租人，放贷者，监管对农产品的处置，等等。犹太人的他者性使得他们不指望能够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与主人相争，因而他们安心于纯粹从经济上得到回报。对于贵族和领主，犹太人不过是自己的服务者和奴仆；但对于农民和市民来说，犹太人是收租人、监管者，是敌意和不满的发泄对象。犹太人因而成为了两种互相敌对阶级共同仇恨的目标，每一方都将犹太人这个中间人看作另一方的成员，犹太人也因而成为了尴尬的“三棱镜群体”，依据视线是从哪一方射来，折射出完全不同的犹太人形象（57）。

  犹太人的超民族属性成为了在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永远的不和谐音

  。犹太人的存在永远充当着个体自我认同、共同体利益相对性的提示：图斯内尔把犹太人看作反法国的新教徒，利欣则指责犹太人把有害的高卢精神带到德国（69）。在那个民族国家概念不断兴起并巩固的时代，犹太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是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缩影。他们在民族主义国家的争斗中斡旋、调和、逐利，也被诋毁、背叛和抛弃。

  以上四个方面，都反映出犹太人处境的暧昧和进退两难：

  “他们是追求明晰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模棱两可。他们骑跨在所有的屏障之上，子弹从每一边都呼啸而过。”（75）

  而当这样的境遇与现代性相遇，犹太人被卷进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

  介于前现代世界和行进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60）

  。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民族国家概念强化，犹太人身上体现的各种他者性和进退两难被汇集、遭遇并最后集中到一起，以前或许不惹人注意的互不相容性成为了一个问题和挑战（58-59）。但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公民权给予了犹太人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过去的地理、心理隔离不再存在（76），犹太人闯入了基督教多数的日常生活，并渐渐的不具有可识别性（61）。在这样的冲突中，过去对犹太人的界定都不再适用，如果想从现代平等性的攻势中拯救出犹太人的特殊性，就必须重新解释犹太人的特殊性并将它放置在一个新的、比人类文化和自主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基础之上（80）。

  现代性使得种族主义成为应对这一问题的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唯一衡量尺度的时代，需要一种划分界限和维护界限的理论。

  （83）种族主义通过将建筑、园艺策略与医学策略集合起来的实践，切除不符合想象中的完美显示并且无法被改造的部分，以此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87）。犹太人不太可能在精神上改变信仰，也无法接受日耳曼的民族精神，这和希特勒想象中的完美机器构成了根本的张力。

  这样的种族主义本质上又是现代性带来的科学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顶峰，种族主义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相互共鸣。

  首先，启蒙运动使科学成为新的神，科学的合法化成为启蒙运动唯一的正统信仰，而科学家则成为它的先知和神父。原则上，一切都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真善美也已成为系统和精确观察的目标（92）。这样的科学精神暗示了对人种、遗传的确定性研究，人的气质、个性、智力、美学天赋甚至政治倾向都被认为是大自然决定的（93）。其次，现代社会要对自然和自身进行积极的管理，科学应当充当一个力量强大的工具，让根据人类的计划设计和改造现实成为可能（94）。希特勒对于屠杀犹太人的宣传频繁的使用康复、净化、清洗等医学词汇，将犹太人视作卫生问题，并且是优生学的障碍，应当被科学所解决。在鲍曼看来，如果没有这种科学性的构想，是很难或者不可能形成灭绝一整群人的概念的（98）。

  2.2 现代性机器：大屠杀成为可能

  然而，即使这种激进的、灭绝性的反犹主义存在，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被成功实施。鲍曼认为，现代性与大屠杀另一个关键联系在于典型现代的、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制度化、产生、维持和再生态的心态。

  是现代性下的社会机器，通过垄断暴利和建立官僚体制，使得犹太大屠杀这一具有史无前例规模的种族灭绝成为了可能。

  首先，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是一个幻觉。

  西方文明将上升的历史解释为人类主宰自然的历史，文明的社会被认为是压抑了人内心的残酷和暴力倾向的社会，特别是人体的神圣性被建立了（129）。然而，如果现代性与野蛮的激情相对立，那就与有效率而无情的毁灭、屠杀和折磨毫不对立。

  在文明进程中真正发生的，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和把接近暴力的机会重新分配，这种对于暴力的集中使得大屠杀成为了可能（130）。

  现代社会成员自身是无法阻止大规模强制力量被利用的，日常生活的和意融融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无力自卫，当人们面对令人害怕的强制监管者的时候就缴械投降了（143）。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强力，科学自身的失败和对宗教、道德约束的侵蚀，使得整个文化上的防卫也完全破产。科学家们依赖于提供巨额资金的政府，科学要求价值中立并以此为荣，继而对道德紧闭双目（144）。教会在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的犯罪中也完全保持了沉默（146）。

  大屠杀的实践机制依赖于现代性的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的建立使得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脱节。这一脱节由两个过程构成。第一，劳动的分工使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有贡献的大多数人产生了距离，这一距离感使得执行者在可能在没有了解指令后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任务被数目化管理，只关系到可计量的成败，因此也不再牵扯什么道德判断。这种拉开距离对于心理作用的影响意义深远，没有人会认为责任将由自己承担。第二，官僚体系中的每个人的评价标准是上级的意见和赞同，因此就算任务与个人的判断有所违背，个人的技能、专业知识、创造力和奉献精神仍然可以被动员起来服务于整个官僚机构的目标，道德归结为要做一个有效率的勤劳的好专家和好工人（132-136）。进一步地，官僚体系将行为对象非人化，犹太人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被符号化和术语化，要感知并记住属于背后的人是很困难的，因而公务员在忠实地履行职责时仍然可以保持道德的宁静（136-138）。

  2.3小结

  至此，鲍曼总结了从现代性出发的大屠杀理论分析：

  “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151）

  这三者机缘巧合的相聚，是因为

  社会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型时，传统权威的缺乏造就了政治与军事力量失衡、缺乏社会力量约束的事态

  （147）。而在此时，取代权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是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149）。因此，尽管世事大屠杀的条件是特别的，但并不是异常的，只是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社会力量多元化被销蚀的必然结果（151）。也正因为此，

  当大屠杀没有改变此后社会的集体意识和自我理解的历史进程时，现代性的危险仍然存在，是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大屠杀的可能性也就没有消失。

  三、大屠杀的道德分析

  3.1 受害者的合作

  鲍曼对于大屠杀的分析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承了阿伦特的视角，

  重新考察了从受害者视角出发的大屠杀图景。

  虽然鲍曼不同意阿伦特的犹太委员增加了受害者的数量这一观点，但并不否认在这个过程中被害社群的帮助和配合（156）。鲍曼更关心的问题是，在大屠杀过程中，被害者面临了哪些选择，这些选择又是否像想象的那样奏效了。

  最开始，犹太人面临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局面

  。在屠杀的每个阶段里，受害者都至少在主观上面临一个选择。纳粹充分利用了这样的心理，规定了权力和被剥夺程度各不相同的各类群体，这激起了疯狂的为获得“重新分类”、证明个人价值的热情。对个人而言，这是处于理性的合理选择；但对于整个犹太群体来说，这意味着默认了纳粹这一总体规划的合法性（173），甚至还在族群内进行相互鄙视和唾弃（175）。当以个人或群体特权的名义拒绝团结，生存变成了一场竞争游戏，而参赛者不知道的是这场比赛本身就没有设计赢家。

  除了这种个人竞争，理性计算同样加速了犹太群体的溃败

  。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理性行动的机会；理性行动看似是符合利益的，但事实上犹太人为其利益而做的每件事情都或多或少地把犹太的目标朝成功推进了一大步（178）。从一开始，犹太人接受了封闭犹太区这一看似害处不大的安排，却将整个社会制度交给了德国政府（180）。犹太人单纯的相信，只要能够自己的生产力和价值，就能获得解救，这种商业理性的计算低估了纳粹德国的恶（181）。最令人震撼的是，当屠杀的命令真正来袭，犹太领袖领袖的配合成为了纳粹的武器。通过给予犹太精英们“犹太委员”的角色，纳粹事实上在犹太群体内加强和巩固了领袖的地位（159）。

  通过建立这样的权力集中人物，犹太人实际上脱离了正式权力结构，无条件落入了与他们同一信仰的领袖之手

  。（160）犹太领袖和犹太警察接到命令时仍然秉持着理性的计算，真诚地认为用较少人的牺牲换取较多人的牺牲是值得的，理性计算的收益被重新融入道德义务里：“如果我们把工作丢给德国人。死的人会更多”，或者更个人化一点，“如果我拒绝执行命令，德国人就会用一个更加残忍和恶毒的人代替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187）

  人们看似每一步都选择了最理性的方案，但却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好的连环圈套

  。犹太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场博弈里纳粹人本身就没有依据理性行事，而是直白地带着最大的恶意。犹太人的理性却被纳粹充分预料，进而这种理性在每一步都发扬光大，最终达到纳粹自己想要的效果，“被统治者的理性成为了统治者的武器”（188）。

  到最后，道德领域的借口都不复存在，自我保全成为个体的唯一目标。在极端环境下，控制自我保全的阀门被损坏砸烂，活下来就意味着见证别人死去

  。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来越低，这种内部互害进一步加速了犹太人面对大屠杀的覆亡。（188-194）

  3.2服从的伦理

  接下来，鲍曼考察了加害者如何克服道德困境，让大屠杀这一看似违背广泛人性的事件成为了可能。米格拉姆的实验至少在三个意义上解释了服从背后的伦理设计。

  首先，残酷的倾向与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之间呈反比

  。如果和一个人包括直接的身体接触，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给加害者的痛苦责任是强烈的。然而，一旦这一过程被隔开，就像官僚制的精细分工所做的那样，个人的邪恶程度会急剧上升。（203-206）

  其次，邪恶行为的同谋代价会增加这个系统的吸吮力

  。一旦人们实施了一系列加害行为，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就变得模糊：从无可指责到违反良知，哪一点是两者的分野？更重要的是，过去的行为成了需要被道德证明的落网，如果这一次只是上一次的边际加强，那么上一次的理由是什么呢？（206-208）

  最后，技术的道德化和漂浮的责任设计会减轻作恶的心理负担

  。在权威的官僚体系里，下属的道德感来源于完成上级任务的光荣，技术的道德化取代了人本身的道德判断。一旦行动者把上级命令视作责任的根本来源，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组织的每个成员都相信，自己只是在完成任务，而责任是他人的。（209-214）

  3.3 出路：多元主义

  米格拉姆另一个实验表明了权威的扭曲性：当被试者面对不止一个实验员，而且这些实验员明确表示异议并讨论命令时，所有的实验中都能观察到盲目服从消失了。这表明权威间的争论可以使得盲目行动彻底瘫痪，违背自己更好的判断和良心来行事的倾向，是暴露在专一、明确、垄断的权威之源的结果。因此，

  克服这种道德困境的方法在于多元主义

  。纳粹正是首先消除了多元主义的参与，才得以实施像大屠杀这样的计划。（216-217）

  四、总结

  《现代性与大屠杀》将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重新带回社会学的视野，并发掘了其被无意或刻意忽略的重大意义。

  鲍曼首先拒斥了将大屠杀平庸化的研究视角，大屠杀既不仅仅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屠杀一类问题的极端。

  人们的自满和惰性会倾向于将大屠杀视作一个反常态，一个可以被解释和解决的异常现象。但鲍曼敏锐地发掘到了大屠杀背后的正常性，以及对于当下和未来的警示意义，这比对大屠杀反常性的分析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鲍曼指出，现代性带来的园艺观念是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源头。当不确定性被视为危险时，犹太人正中下怀的种种骑墙之处便成了众矢之的。

  犹太人大流散导致的少数地位、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暧昧关系、犹太人经济上的三棱镜处境、犹太民族在民族主义浪潮中的彷徨，都让犹太人越来越被视为杂草和病症。当现代性的视角确信这并不可以改变到完美时，清除就是为了完美设计的唯一选择。现代性带来的暴力垄断和官僚制度进一步让大屠杀的实施成为现实。看似非暴力的文明背后是暴力的转移和集中，当恰逢政治民主的缺位时，这种暴力的集中变成为了专制的利器，让个人面对暴力时没有还击之力。工具理性对于效率的绝对追求和官僚制度带来的责任隔离，使得大屠杀得以以一种精密的社会机器的形式高效冷酷的运转。现代性下科学的神化和宗教道德的退位，让人们以为的文化守卫在暴力面前不堪一击，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鲍曼进而分析了受害者与加害者两方的道德问题。

  犹太人运用理性计算时，却未料到已经陷入一个不可挣脱的圈套。理性计算这种现代性的精神恰恰成为了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助推器。

  而对于纳粹来说，现代性下的官僚体制良好地解决了加害人的道德困境问题，通过目的隔离、构建同谋、转移责任等方式，加害人的道德守卫不复存在，也暗示了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下成为加害者的可能性。

  尽管鲍曼也对于现代性分析和道德分析分别给出了保障政治民主、倡导多元主义的药方，

  但鲍曼最终的分析落在了面对现代性威胁时个人的道德义务

  。

  鲍曼批评了涂尔干式的把道德与社会进行循环论证的方法，而是将视角转向了反抗社会化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问题。

  在大屠杀的例子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体系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如果这个张力不得到解决，本质上对于纳粹的审判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并非生产道德能力。道德选择的权威性最终应该取决于一开始所在的地方：有人性的人（232-233）

  。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恰恰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我们应当小心距离的社会生产，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以及区隔和隔离的技术使得道德被以任何形式操纵，

  反思、相信人性的道德责任本源，才有可能真正避免大屠杀的重蹈覆辙。

  鲍曼没有建构一个全面的社会学道德框架，但鲍曼对于道德的反思是令人深省的。尽管现代性是大屠杀的重要本源，但是在面对大屠杀时，受害者如何配合而越陷越深、加害者如何自慰而丧失道德守卫，是更加具体而致命的问题。在事后思考一章中，鲍曼对大屠杀之于道德的两个教训也许说的更加直白：

  人们很容易说服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选取了自我保全的准则；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注定如此的（268-269）

  。倘若犹太人没有在面对大屠杀步步紧逼的威胁时始终保持理性计算，而是以一种非理性的疯狂予以反抗，或许整个基于理性计算的纳粹计划也会土崩瓦解。历史没有如果，但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一方面应当从鲍曼深刻的现代性分析视角出发，

  反思现代性问题中仍然与当下紧密相连的危险，以及现代性如何可能被以同样的方式利用

  ；另一方面应当

  反思个人道德的坚固性，警惕道德被社会化操控到错误的轨道，在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的社会中保有对价值、责任和道德的温存，铭记道德选择的权威性永远在于有人性的人。

  参考文献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译林出版社, 2011.本文括号内所引页码均来自于此书.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6.

• 谁是洛克？

  作者：邱小石 发布时间：2022-11-10 14:02:42

  1950年夏天，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谁是洛克”的对谈，对谈双方是安·兰德和弗兰克·赖特。安·兰德是《源泉》的作者，这部小说1943年一出版便引起了轰动；弗兰克·赖特是彼时公认的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没有之一。为筹划这个对话，主办方纽约现代美术馆煞费苦心，三番五次游说赖特参与。当时，《源泉》的主人公洛克原型就是赖特的说法甚嚣尘上，虽然小说中的洛克才华横溢个性独立，但赖特对此说法却嗤之以鼻。

  美术馆演讲厅座无虚席，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这是一次全城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人们都很好奇两人的对话会产生怎样的火花。“谁是洛克”的主题更是充满了挑衅，据说是安·兰德的主意，这果真挑起了赖特这头雄狮辩解的愿望。安·兰德起身恭候赖特入场，全场屏声静气，赖特保持了风度，在安·兰德的迎接中坐了下来。

  台下听众中坐着一位身材不高样貌有些丑陋的男子，他叫路易斯·康，也是一名建筑师。虽然路易斯·康早在1935年就在费城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在大学里任教，但鲜有像样的作品，在业界尚籍籍无名。和会场中的大多数人不同，他知道他并不关心谁是洛克谁是赖特，甚至对赖特作为建筑师以及他的作品也不太感兴趣，他甚至确信赖特接下来在对谈中的讲话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第二天媒体的报道也一定是陈词滥调，除非现场发生一些超出话题的冲突。但对谈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赖特飞扬跋扈的气场是他在建筑领域获得的成就对他的“奖赏”，本质上他还是一个体面的人，从他入场开始，路易斯·康就知道了结果。

  也就是1935年，路易斯·康出道那一年，赖特设计了流水别墅。赖特的思想在建筑界横行，有机建筑、草原风格，还有天马行空的广亩城市概念，美国人为之欢呼，欢呼自己终于可以挣脱在欧洲文化面前的自卑，获得独属于美洲大地的文化自信。同样身为建筑师，很难讲当时的赖特对路易斯·康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十五年过去了，已近50岁的路易斯·康还没有成为建筑大师的任何迹象，而他最想从这场对话中获取灵感的对象不是赖特，却是对谈的配角——安·兰德。

  安·兰德在《源泉》中对洛克的描述，让路易斯·康很有共鸣，但他对今天的主题却感到很好笑。洛克当然不是赖特，赖特哪配成为洛克呢。赖特对洛克是自己的原型极力否认，这倒让赖特显得真实可爱，他们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人。洛克的理想主义是极度纯粹的，把独立作为人类衡量美德和价值的唯一尺度，那种决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必须深刻在骨子才行。在洛克的眼中，但凡通过交流产生的创作，一出手便已谬之千里。如果了解赖特设计流水别墅和甲方父子之间的故事，其中的圆滑与人情世故就早已脱离了洛克的“神性”。

  洛克忍受不了一切二手的生活。当有人篡改了他的设计方案，他就处心积虑想法炸掉那个建筑，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保持绝对的原创和纯粹，那简直相当于带着污名死去。安·兰德的描述真是太极端了，似乎只能在虚构中存在，但这种极端对路易斯·康来讲是一种获得新生的刺激——“人们欢呼雀跃的接受赖特浮夸的陈词滥调，我怎么能接受这一切陈腐与二手的东西呢？”

  路易斯·康的独立真是决绝的。他没有听完安·兰德和弗兰克·赖特的对谈便早早离开了，并带走了自己心中的洛克。接下来的二十年，路易斯·康成为建筑设计领域最耀眼的明星，每一个作品都堪称传世之作——索尔克生物研究所、金贝尔美术馆、达卡国民议会厅……后来的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大师们这样评价路易斯·康——菲利普·约翰逊说，自己所有的建筑加起来抵不过康的三四栋。贝聿铭说，自己业务多是因为会妥协，但康不一样，他如果找到了业主，那是因为真的共鸣。弗兰克·盖里说，康就是美国建筑界的新鲜空气，自己的第一件作品就是在向康致敬。多西说，康是修行者，很少有人会以精神的方法呈现物质，而康对虚无感的关注注定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一定有着开化的灵魂，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如果你进入寂静，你可以聆听到他。

  路易斯·康总是一个人孤独穿行于世界，即使后来声名大噪也从不带任何人甚至助手随行，他将自己“静默”的意象印刻在自己神秘和崇高的建筑设计中，甚至连最后的死亡形式也是：1974年，他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的一个卫生间孤单地去世了，在他从印度返家的旅途中。

  上面这个对谈故事是我编撰的，算是对年度主题「如何欣赏建筑」阅读的三本书——《流水别墅传》《路易斯·康传》《源泉》的综合性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