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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栋WENDONG 发布时间：2016-02-06 21:23:29

  亮点一二，寻常八九。

• 作者：卡列宁的微笑 发布时间：2015-11-12 12:48:51

  金庸写了一本武侠小说来隐喻政治人物，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有趣。把我们经常见到的政治斗争挪到另一种情境中去写，造成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思考。开头林家在福州遇袭、中间恒山派师徒在浙闽交界遭暗算，这两个场景描写得相当恐怖，惊心动魄，主要人物在明、敌方在暗，悬念让人很揪心，又不忍卒读。但是，令狐冲这个人物的道德洁癖、内心过度的纠结，和金庸先生啰嗦的心理描写，构成形式和内容的一体两面，读起来很不爽。不过，也许这是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通病。

• 作者：盐粒 发布时间：2019-02-13 11:17:39

  逻辑和文笔都令人感到难受

• 作者：精神00后 发布时间：2022-10-11 10:27:07

  感觉翻译不是一般的糟糕

• 作者：时间对岸 发布时间：2011-08-29 13:44:29

  虽然成书有点早，不过可以了解上海的历史人文，有趣的

• 作者：豆友221122828 发布时间：2023-10-04 13:01:15

  比孩子还喜欢……

• 忽悠与智慧：管理大师手中的双刃剑

  作者：左思 发布时间：2013-08-06 23:54:09

  这本书是我期待的，不同于一般的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史，作者主要关注了和商业实践相关的主要管理学大师及其对管理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比较好地处理了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史的融合问题。全书将管理大师置于各种特定的管理历史情景中，便于作者认识管理大师忽悠、智慧的两面性；同时，也为读者客观认识管理学大师的思想，进一步阅读其著作提供了一幅导读图。学术研究者可以从其中获取有意思的研究问题，作者经常发出的疑问，很多都是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难题，比如如何管理聪明人等（作者在书中调侃“如果管理体力劳动者的秘诀是把他们当作机器，那么管理知识工作者的秘诀就是把他们当作早熟的小孩”P197）；从事管理的读者，有利于增加对管理思想作用的客观认识；作为消遣的读者可以从此书快速了解与管理实践相关的主要思想和历史事实。

  全书主要从企业、政府、个人管理三个角度，介绍了管理大师“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忽悠，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展现智慧”。为了更有意思的切入主题，我将按个人、企业、政府这个顺序选取最有意思的事例来加以介绍。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全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简略的介绍。

  1 个人管理：神棍VS 意义

  神棍们擅长以成功学、传销的方式激励受众，使他们充满力量。以学校门卫起家的安东尼•罗宾斯，后来成为了“极限运动教练”，鼓励他的拥护者赤足走火炭，这有点象现在非常火热的神棍王林大师。《高效能人士和七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柯维比神棍略好，但是他像卡耐基一样，讲述一些尽人皆知的道理，却采用各种管理理论进行包装。神棍们只所以一直长盛不衰，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个人管理的本质，即如何“潜心修炼”以取得长期成功（P345），但是他们采取的手段欠合适。与神棍们不同，丹尼尔•戈尔曼、马丁•塞利格曼，以“情商”、积极心理学促进生产力和创造力。谷歌陈一鸣在《硅谷最受欢迎的情商课》中提出了禅修开发员工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具体方法。这已经开始接近个人管理的意义层面。

  癌症幸存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则面对生死，悟透了生活的本质及本来意义。他观察到世界上最成功的管理者，个人生活却一团糟。很多人认为生死离自己很远，与自己无关，其实当她离你近时，再思考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因此，他建议卓越人士应该挤点时间关注更为持久的事物。这方面的典范就是德鲁克夫妇。

  《政法笔记》的作者冯象曾经回忆德鲁克谈长寿秘诀“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本书提供了另一个德鲁克保持思维活跃的秘诀“找到一个与你的本职工作无关的项目，并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每天抽出几个小时来研究它”（P348）。本职工作已经形成思维惯性，很难有新鲜感，而非本职工作正好可以提供刺激，德鲁克可谓懂得个人大脑管理之道。他认为“实现人生最大意义的唯一途径是过一种多元化的生活”（P348），他鼓励人们通过休假、研究非本职项目、追求两三个职业来提高长寿生活的意义。

  德鲁克的妻子Doris Drucker出生于德国，早期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在自传《Invent Radium or I'll Pull Your Hair》（90岁时完成）中她回顾了自己与德鲁克相遇的过程，其母本意让其嫁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但是机缘巧合她与德鲁克相识并携手68年。他们共抚育了4个孩子，网上可以查到其最大的孙子Nova Spivack，现在主要在网络搜索与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创业（

  http://www.novaspivack.com/about

  ）。多莉丝60多岁时，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位。由于苦于每次陪同德鲁克演讲，在最后一排由于听众的嗓音听不到演讲的内容，她开始在市场上寻找帮助反馈声音大小的设备，但是没有发现，所以她发明了“Visivox”语音监视器，方便演讲者调整音量以使整个大厅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种设备是现在在美国大学经常采用的设备。84岁时，多莉丝决定将这个产品市场化，自任CEO，这个决定遭到了德鲁克及子女的反对，但是身体强健、判断力仍然完好、充满能量的她成功的使产品上市，完成了熊彼特和德鲁克意义的创新过程。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创业在任何时候都不晚，正如她发表演讲的名字“Entrepreneurship at Any Age”。《管理大师》这本书也举了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等例子（P333），说明年龄并不是创业的主要障碍，关键在于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2 企业管理：欺诈 VS 创新

  书中重点交代了麦肯锡以及各种媒体的宠儿安然的倒台，管理大师对于欺诈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许这是管理大师过于迷信理论，而不将理论与实际管理情景相对接的必然结果。但是书中举出的对于传统理论（流水线、精益生产、差异化销售）的再创新运用，还是令人很振奋。

  福特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模式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但是印度谢蒂医生将其运用于班加罗尔的心脏手术中。他们甚至在一个手术间放几张手术台，每个手术台负责几项关键技术操作，从而增加工作效率，降低成本，也由于手术病人数量增多，医生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医疗质量也得到提高。这就是书中所提到的节俭创新，这种创新的目标是贫穷消费者的需求，采用逆向操作的手段降低成本、简化产品。电信业专家古普塔将银行浓缩为智能手机和指纹扫描仪，从而将银行服务带给印度农村消费者。诺基亚考虑到印度农村地区经常缺电，将手机内置手电筒。通用电器开发了Mac 400手持心电图仪，可以用电源和电池驱动，降低了设备的成本，也将测试心脏病的成本降到每人仅1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中国的山寨创新也赞赏有加，很多创新具有令人吃惊的特征，比如手机被设计成手表或香烟（真的可以装下手表和香烟）P175。

  “精益生产”是另一个传统理论在现代运用的经典例子。日本人当年在精益生产下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近年来丰田汽车却在这种模式下止步不前。但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却在好莱坞将这种体系用活，创造了很多叫座的经典动画片。另外，“差异化销售”也是非常传统的理论，但是联合利华将顾客带到“概念中心”，研究其使用行为，从而开发更具有针对性的产品。这就和现在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用来分析顾客在网上购买的行为一样，在逻辑上属于同一种技术。

  2 政府管理：帮凶VS 创新

  正如作者告诉我们的，政府对管理学理念越来越重视，而管理大师也可以从中看到商机。在这一过程中，有的管理学大师就可能帮助政府为非作歹，同时也可能帮助其改善管理效率和效果。

  政府帮凶的例子，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迈克尔•波特与利比亚卡扎菲的关系：“波特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利比亚变成世界上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他甚至亲自拜访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宣传他的理念。因为向该政权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协助塞义夫撰写他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论文，以及致力于美化该政权的声誉——波特等人创办的咨询公司摩立咨询集团每月进账25万美元。”（P274）虽然波特在作者眼中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波特甚至亲自批阅学生作业（P362）。

  政府管理创新的例子，作者提到了维基经济学、破坏性创新、更多地利用志愿部门。作者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市场的力量和灵活性来塑造人们的行为”，但是“为了追随自己的最佳利益，人们需要来自高层的引导”（P287）。在这一过程中，最受高层认可的理论是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泰勒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两人合著有《助推》，这本书认为人的理性有限，经常犯错，但是政府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的见解助推，使人们更理性的选择。桑斯坦曾是奥巴马政府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管，英国首相卡梅伦把《助推》列为英国决策层必读书。说到行为经济学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丹尼尔•卡尼曼也值得一提，作为诺奖近年来出版了科普读物《思考，快与慢》，2013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他是受邀演讲的嘉宾。

  无论是个人、企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经典的管理大师的理论仍然有其价值，但是这些理论到底是在忽悠，还是在提供智慧，还是要取决于对具体管理情景的认识或直觉，直觉不对或有利益诉求，就容易犯忽悠的错误。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管理大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 重回《理想国》：逾越政治（Republic revisited: Transcending Politics）

  作者：江绪林 发布时间：2013-01-18 15:12:06

  【按语：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刊出。感谢曹帅先生约请笔者撰写这篇小文。 不同于波普尔对《理想国》的极权主义指控以及施特劳斯学派较现代的解读，本文认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观念的本意是让权力听命于于智慧和理性。这与其说是一种笨拙的政治措施，不若说柏拉图实际上锤炼出了一个复杂而最深刻的政治原则：在寻求好的政治秩序的时候，只有在最好的政治秩序也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政治秩序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在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越的东西，存在一个构成政治的界限的、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领域。这样的一种洞见虽然不能现实地制约权力，却在心灵中深深地洞察了权力作为工具的本来面目，并为恰当的政制安排准备了理性基础。】

      现代人对柏拉图有关“好城邦（Kallipolis）”或理想国的政治观念常常抱着一种不无惧怕的敬畏，而这部分地源于柏拉图的政治思考天然地镶嵌在其瑰丽精微的整个对话录体系之中：一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古典学术和哲学思想的最深最早的源流，学者们在深受其教益的同时惯于把“共产共妻、哲人王”等令人惊愕的政治主张作为古旧的神话一笑置之；另一方面，当有人试图从现代人道主义、自由或民主的价值立场去严肃地批评或攻击柏拉图的政治主张的时候，却常常因为无法提供一个可与柏拉图相媲美的思想基石而显得幼稚可笑。后者在现代最有名的例子算是波普尔（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柏拉图好城邦的“极权主义”观念的严肃攻击了：在抵抗纳粹那个特殊的时代，波普尔为了捍卫自由和民主而对柏拉图思想所作的诚挚批评和驳斥确实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听众，然而随着作为波普尔思想基石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其朴素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沉寂或湮没，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被认为是粗糙而自不量力的，而柏拉图依旧熠熠生辉。

    然而上述态度或理解显然错失了柏拉图“好城邦”政治思想中可能具有的积极含义。施特劳斯派则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较为积极的理解。在施特劳斯派的理解中，柏拉图的好城邦仅仅是一种反讽，揭示了城邦或政治生活的本性和限度：建立满足人的最高要求的好城邦是不可能的；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是一种不完美的处境或状态，这是人类的一种根本处境。不过在建构这一理解时，施特劳斯派似乎将宗教和形而上学论题都从“哲人”身上剥离了，单单为哲人保留了一种求真求知的生存姿态，从而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极为消极而小众的主旨诠释：求真的哲人如何在城邦或宗教-权力联盟中生存并为哲学的生活辩护。然而，在这种理解中，单薄的、纯粹求知的、具有不可知论色彩的哲人形象显然是一种过于现代的刻画，而将宗教和形而上学论题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完全剥离开来也是一种没有理据的做法，两者结合起来则导致误解了柏拉图“好城邦”的要旨。纵然最终表明“好城邦”是不现实的，柏拉图的“哲人王”这一提议本身就揭示了一种远较“在城邦面前为哲学辩护”积极得多的主旨。那么，柏拉图“好城邦”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已经让《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让位于“各有其家室”作为较现实的制度安排，因此这里仅仅简单考察“哲人王”的观念来探究《理想国》的主旨。《理想国》是这么陈述的：“除非，或者哲学家们在我们的这些城邦里是君主，或者那些我们称之为君主或掌权者的人认真地、充分地从事哲学思考，并且这两者，也就是说政治力量和哲学思考，能够相契和重合…那么我们这些城邦的弊端是不会有一个尽头的，人类的命运也是不会有所好转的。”哲人王的观念即：为了实现好城邦而要求权力与智慧在人身上的重叠或契合。权力和智慧是如何契合的呢？那就是权力要追随和听命于智慧，而不是智慧听命于权力；从而在好城邦中，哲学和智慧是优于权力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这么讲的：“本来是要去进行统治的人们却最不热衷于去进行统治，这个城邦，必然地，它将是一个被治理得最好、最安定的城邦…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种生活方式，它对于那些要去进行统治的人来说，是一种比那进行统治更加美好的生活，那样，你那个城邦才可能成为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城邦。”【520d-521a】

  抛开柏拉图关于“好城邦”的种种具体的政治措施构想，抛开在现实中去实践“哲人王”的笨拙尝试（包括柏拉图本人的叙拉古之行），在“哲人王”理念这里，柏拉图实际上锤炼出了一个复杂而最深刻的政治原则：在寻求好的政治秩序的时候，只有在最好的政治秩序也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政治秩序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在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越的东西，存在一个构成政治的界限的、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领域。在柏拉图那里，逾越政治的是哲学，那在《理想国》中被明确理解为对不变的型世界或存在的沉思，而在《斐多篇》中则更具有神秘色彩：哲人被理解为渴望死亡、渴望摆脱肉身回到纯粹的不朽的灵魂世界的神秘主义者或酒神祭司（Bacchant）。因此，表面上看，哲人王的观念是一个极为激进的政治构想，实际上则恰恰为政治划定了界限。

  这种以更高的领域为政治划定界限的构想的意义在于：在政治之外确立了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可裁决政治领域的事务而且贬低了政治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价值秩序上约束了权力，如果说不是从制度上制约了权力的话。后一点，柏拉图是在《法律篇》卷3中通过分权、法治和强调好的政制必须是自由与权威的结合等制度安排来完成的。然而，在价值秩序上约束或蔑视了权力这一点却在柏拉图那里具有更深刻的理由：美好或正义的生活是追逐智慧的生活，哲学家是在被惩罚的威胁下才不情愿地下降到俗世中去处理流变不居的政治事务的。许多人不满于柏拉图在建立“好城邦”时对权力的深深依赖；然而，如果理解到柏拉图逾越政治的洞见，则实际上柏拉图只不过是像使用奴仆一样使唤权力：权力仅仅是工具或奴仆，而不可能具有主人或优越的位置。这样的一种洞见虽然不能现实地制约权力，却在心灵中深深地洞察了权力作为工具的本来面目，并为恰当的政制安排准备了理性基础。

  柏拉图关于逾越政治的原则事实上一直得到继承。亚里士多德几乎以一种更严格的方式将柏拉图的洞见明确陈述出来：一方面承认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在《政治学》卷3中努力辩护了自由公民的宪政制度，但另一方面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又将冠冕授予具神性的沉思生活而不是具有实践美德的政治生活，认为后者只是第二好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甚至更用基督教信仰来吸纳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基本论断，从而将政治放到了一个更为卑微的位置。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说：“我们走向的，是上帝；我们走过的，是人。” 这里，政治几乎被遗弃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柏拉图逾越政治这一原则，我们再来审察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批评。剔除了其自身并不高明的理论辩护，波普尔对柏拉图式的“好城邦”的抨击仍然是动人心弦的：“我们绝不能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纯朴和美丽中去。我们的天堂梦想是不可能在尘世上实现的。…对于吃过知识之树的人来说，天堂已不复存在。…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就必定要走到底——我们必定回到野蛮中去。”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称之为浪漫主义。…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的地狱。”在这两段著名的论述中，波普尔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响彻当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主题：1、理想的天堂不可能在尘世（政治）中实现；2、不存在理想天堂（没有逾越政治的并约束政治的价值领域）；3、建造尘世天堂的努力将直接通往地狱。

  然而，这三个主题无论就其自身而言还是就批评柏拉图而言都是似是而非或未有定论的。依据前面的解释，论题1，“理想的天国不可能在尘世（政治）中实现”本来就是柏拉图的政治原则；论题3虽然貌似能从诸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等历史事件中得到验证，然而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的。一种更准确的判断或许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的错误不在于追逐了某种理想或天堂，而在于追逐了错误的理想或以错误的方式追逐了理想。因为某些错谬的理想深深地玷污了人类历史而否定一切高远理想的可欲性是因噎废食。当代人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美善理想的诱惑，而是不敢信赖美善、不敢相信和坚持绝对的美善。

  论题2“不存在理想天国（没有逾越政治的并高于政治的领域）”则是一个既未得到澄清又未得到确证的论题。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像柏拉图的逾越政治这样的原则在近现代政治思想中却仍然具有清晰的脉络：譬如洛克《人类理解论》里在神性眷顾下的自由概念、康德的自律和人的尊严概念、罗尔斯对康德的继承以及其后期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概念；在这些观念中，我们一方面能找到建立政治秩序的道德资源，又发现这些道德资源逾越了政治或延伸到纯粹的政治秩序之外。另一方面，延伸到政治之外且逾越政治的视域逐渐模糊甚或不可见。在当代，整体而言，相信某种逾越政治的价值秩序的确实变得更艰难了。近现代以来，政治或政治论述逐渐获得了自主性。我们所谈论的自由、权利、平等、利益和正义等价值大多是在政治领域内建构起来的。虽然这些价值并不等同于权力，却已经离得太近而很难维系一个明确的优先位置。如同披头士的名曲Imagine所吟唱的，当代人的普遍想象是一个“上面没有天堂、下面没有地狱，头顶蓝天，人们为当下而活”的世界。

  这篇小文不能讨论“不存在理想天国（没有逾越政治并高于政治的领域）”这一争议，仅仅指明这一争议仍然是极为敏锐地触摸着当下的政治实践：当正义的制度尚付阙如，当那些坚强的人们还在为自由和平等付出沉重而可怕的代价的时候，他们常常以甘心的行动显明，他们所委身的不仅仅是政治本身，而且是一个逾越政治的领域。

  江绪林 2012年9月2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