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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雍乾时期陕西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

※ 琢磨宇宙与人生的根源，玄而又玄的思想，渐渐成熟的智慧。

※ 涵泳道德、政治的解释，指导古代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群经之首”。

《周易详说》是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甚高。刘绍攽著述颇丰，是当时 “关中四杰”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其易学研究甚少。

本书主要是对《周易详说》的点校。根据目前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校勘，整理标点。前言部分主要介绍刘绍攽易学背景及其生平、著述，并对《周易详说》的版本演变进行考述，梳理了刘绍攽的主要易学思想。附录部分选取了三种刘绍攽传记和两种《周易详说》提要，便于了解刘绍攽易学得失和学术地位。

序一/1

序二/3

《周易詳説》自序/5

卷一/7

論漢晉説《易》/7

論王輔嗣《易例》/11

論宋儒説《易》/11

論觀象/13

論玩辭/15

論觀變/16

論玩占/16

論《本義》九圖/17

卷二/35

論《本義》/35

卷三/69

乾/69

坤/80

屯/85

蒙/89

卷四/93

需/93

訟/96

師/99

比/102

小畜/104

履/108

泰/110

否/113

卷五/116

同人/116

大有/119

謙/121

豫/124

隨/127

蠱/129

臨/132

觀/134

噬嗑/137

卷六/141

賁/141

剥/144

復/146

无妄/149

大畜/151

頣/154

大過/157

坎/160

離/162

卷七/165

咸/165

恒/168

遯/170

大壯/173

晉/175

明夷/178

家人/181

睽/184

蹇/187

解/189

損/192

益/195

卷八/199

夬/199

姤/202

萃/205

升/208

困/210

井/213

卷九/216

革/216

鼎/219

震/222

艮/225

漸/227

歸妹/231

豐/234

卷十/238

旅/238

巽/241

兑/243

涣/246

節/248

中孚/251

小過/254

既濟/257

未濟/260

卷十一/.263

繫辭上傳/263

卷十二/280

繫辭下傳/280

卷十三/296

説卦傳/296

卷十四/.305

序卦傳/305

卷十五/312

雜卦傳/312

卷十六/.316

左氏筮法/316

卷十七/334

左氏筮法/334

歷代筮法/340

卷十八/.348

卜筮附論/348

附論卜法/357

附録一/.361

劉紹攽傳/361

劉先生紹攽/362

劉紹攽傳/362

附録二/.364

四庫全書《周易詳説》提要/364

續修四庫全書《周易詳説》提要/364

主要參考文獻/367

後 記/.369

刘绍攽（1707—1778），字继贡，号九畹，陕西三原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拔贡生，当时易学大家李光地的高足王兰生视学关中，举荐刘绍攽博学鸿词，刘绍攽因亲老未就。王兰生当时评点关中士人曰“关中人士，其刊落浮华，切实用力者，惟绍攽一人而已”。

刘银昌，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陕西省周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部学术委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安市周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华胥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古代文学、易学与术数文化，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焦氏易林文学研究》《周易入门》（合作）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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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清代雍乾时期陕西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

※ 琢磨宇宙与人生的根源，玄而又玄的思想，渐渐成熟的智慧。

※ 涵泳道德、政治的解释，指导古代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群经之首”。

《周易详说》是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的易学著作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甚高。刘绍攽著述颇丰，是当时 “关中四杰”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对其易学研究甚少。

本书主要是对《周易详说》的点校。根据目前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校勘，整理标点。前言部分主要介绍刘绍攽易学背景及其生平、著述，并对《周易详说》的版本演变进行考述，梳理了刘绍攽的主要易学思想。附录部分选取了三种刘绍攽传记和两种《周易详说》提要，便于了解刘绍攽易学得失和学术地位。

• 作者：蝌蚪往人 发布时间：2014-08-21 03:01:18

  这本质量不错么，很难想象是藤子F不二雄去世后的作品，莫非留下草稿了？这次去的是印加文明，除了为什么会有魔法元素，以及决战略长外，基本维持了前十八本的水准。

• 作者：Hikari 发布时间：2021-02-17 11:24:11

  “他许下一个愿望，希望小狗立刻明白，它将是自己的主人了。”

• 作者：陆某川 发布时间：2020-08-22 00:49:37

  “透过那微茫的光辉，能窥见永恒的影。”但愿，但愿！

• 作者：猫啊猫啊猫 发布时间：2021-07-27 11:53:36

  （这书是有多冷门）前半部分感觉写得很不错，能够透过解说理解沙盘游戏的范式，从中间开始讲解意象后面代表的无意识以及案例说明有点拉胯，而且案例的参考意义对于理解沙盘游戏还没有前面部分的让人理解深刻。

• 作者：安吉 发布时间：2016-03-27 23:21:55

  好久没读过如此大部头的教科书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首先是上层建筑的数量，其次是上层建筑的程度。现实？梦境？想象？艺术的切入点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现代诞生的几个流派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但总算知道自己喜欢的蒙德里安原来是荷兰的风格派，毕加索是立体主义，达利是超现实主义。感觉去意大利之前美术史是一门必修课。

• 作者：什么时候不加班 发布时间：2012-08-21 22:55:16

  就是这个版本，童年里最纯真的童颜。因为海蒂爱上了阿尔卑斯山，爱上了瑞士。

• 一字千金

  作者：十二 发布时间：2018-08-03 19:55:53

  【孟春纪·重己】

  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

  如今我的生命属于我所有，而给我带来的利益也是极大的。以它的贵贱而论，即使贵为夫子，也不足以同它相比，以它的轻重而论，即使富有天下，也不能同它交换；以它的安危而论，一旦失掉它，终身不可再得到。

  【仲春纪·贵生】

  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

  道的实体用来保垒身体，它的剩余用来治理国家，它的渣滓用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帝王的功业是圣人闲暇之余的事，并不是用以全身养生的方法。如今世俗所谓的君子损害身体舍弃生命来追求外物，他们这样做将达到什么目的昵?他们又将采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呢?大凡圣人有所举动的时候，必定明确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耜达到目的所应采用的手段。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子华子说：“全生是最上等，亏生次一等，死又次一等，迫生是最低下的。”所以，所谓尊生，说的就是全生。所谓全生，是指六欲都能得适宜。所谓亏生，是指六欲只有部分得到适宜。生命受到亏损，生命的天性就会削弱，生命亏损得越厉害，生命的天性削弱得也就越厉害。所谓死，是指没有办法知道六欲，等于又回到它来生时的状态。所谓追生，是指六欲没有一样得到适宜，六欲所得到的都是它们十分厌恶的东西。屈服属于这一粪，耻辱属于这一类。在耻辱当中没有比不义更大的了。所以，行不义之事就是迫生。但是构成追生的不仅仅是不义，所以说，迫生不如死。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比如，耳朵听到讨厌的声音，就不如什么也没听判，眼睛看到讨厌的东西，就不如什么也没见到。所以打雷的时候人们就会捂住耳朵，打闪的时候人们就会遮住眼睛。迫生不如死就象这类现象一样。六欲都知道自己十分厌恶的东西是什幺，如果这些东西一定不可避免，那以就不如根本没有办法妇道六欲。没有办法如道六欲就是死。因此迫生不如死。嗜好吃肉，不是说连腐臭的老鼠也吃，嗜好嚼酒，不是说连变质的酒也喝。珍惜生命，不是说连迫生也算。

  （ 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仲春纪·当染】

  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於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於论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

  大凡作君，不是为的作君从而获得显荣，也不是为的作君从而获得安适，作君为的是实施大道。大道的实施产生于感染合宜得当。所以古代善于作君的把精力花费在选贤任能上，而对于官署政事则采取安然置之的态度，这是掌握了作君的正确方法。不善于作君的，伤身劳神，心中愁苦，耳目劳累，而国家却越来越危险，自身却蒙受越来越多的耻辱，这是由于不知道作君的关键所在的缘故。

  （大至国家，小至团队，都是如此。假如凡事都需要领导者亲力亲为，累死累活，那不代表这个领导者有多尽职尽责，只能说明他的无能而已。上位者就应当择人办事，并培养、训练他们的技能，扬长避短。尽早舍弃不合格的人。如此才能顺行，才能进步。）

  【仲春纪·功名】

  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君主贤明，豪杰就会归依他。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勉强使人们归依，而是尽力创造使人们归依的条件。

  【季春纪·先己】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想制服别人的，一定先要克制自己，想要评论别人的，一定先要评论自己，想要了解别人的，一定先要了解自己。

  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

  在自身有所得的人，在到哪那里也会有所得，在自身有所失的人，在别人那里也会有所失。

  【季春纪·论人】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大凡衡量、评定人：如果他显达，就观察他礼遇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尊贵，就观察他举荐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观察能赡养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听言，就观察他采纳的都是什么，如果他闲居在家，就观察他喜好的都是什么？如果他学习，就观察他说的都是什么，如果他困窘，就观察他不接受的都是什么，如果他贫贱，就观察他不做的都是什么。使他高兴，借以检验他的节操，使他快乐，借阻检验他的邪念；使他发怒，借以检验他的气度，使他恐惧，借以检验他卓异的品行，使他悲哀，借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使他困苦，借以检验他的意志。以上八种观察和六项检验，就是贤明的君主用以衡量、评定人的方法。衡量、评定别人又一定用六戚、四隐。什么叫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六种亲属。什么叫四隐?即朋友、熟人、乡邻。亲信四种亲近的人。在内凭着六戚、四隐，在外凭着八观、六验，这样人们的真伪、贪鄙、美恶就能完全知晓，没有遗漏。就象是避雨一样，所往之处无一处没有雨水，无所逃避。选就是先代圣王用以识别人的方法。

  【孟春纪· 诬徒 】

  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

  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

  【孟春纪·用众】

  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

  “ 我不相信亡国的君主不可能成为贤明的君主，只不过是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不允许罢了。因此，对于人所生长的环境不可不注意考察啊！ ”

  环境与个人，究竟是亡国之君，还是亡君之国？真的分得清吗？

  【仲夏纪·古乐】

  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

  人力

• 【转】刘银昌：刘绍攽《周易详说》的版本及其易学思想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1-10 21:27:17

  摘 要：清代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博学多识，治学以程、朱为宗旨，旁涉多个领域，著述颇丰。其易学著作《周易详说》目前有三种刻本和一种抄本。三种刻本最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稍晚者为在其基础上稍作删节修订的“刘传经堂藏板”，最晚的是晚清《清麓丛书》外编本，乃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周易详说》所反映的刘绍攽易学思想主要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强调义理而不废象数，将寡过视为学《易》之鹄的。

  作者简介：刘银昌（1976—），男，河南漯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易学。

  文章来源：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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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38(01)

  基金：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2018GJ05）

  刘绍攽（1707—1778），字继贡，号九畹，著述颇丰，为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县著名学者。学界目前尚未对其经学思想及《周易详说》进行研究，不可不谓一件憾事。

  刘绍攽的生平，《清史列传》和《清儒学案》均有其简要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刘绍攽膺选拔贡生。当时，易学大家李光地之高足王兰生视学关中，举荐刘绍攽博学鸿词，刘绍攽因亲老未就。其后，刘绍攽因朝考第一，于乾隆元年(1736)出为四川什邡知县。乾隆六年（1741），刘绍攽调任南充知县；乾隆十年（1745），以丁忧归故里。乾隆十三年（1748）冬天，刘绍攽又入川。乾隆十五年（1750），刘绍攽被大学士史贻直、两广总督硕色荐举经学，后补山西晋阳知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绍攽主讲兰山书院。[1]352刘绍攽博学通明，所治之处均能以经术融合吏治，遇灾振卹，活人无数。王兰生评点当时关中士人曰：“关中人士，其刊落浮华，切实用力者，惟绍攽一人而已。”[2]5382刘绍攽的敦学务实可见一斑。

  一、刘绍攽治学倾向及著述">

  一、刘绍攽治学倾向及著述

  刘绍攽之学，宗程、朱而排斥陆、王。他认为陆、王之学不纯，窃佛禅以入儒。从周密《齐东野语》中，刘绍攽发现张子韶曾经参宗杲禅师，陆九渊又参宗杲之徒德光，于是探究陆学的佛禅思想渊源，著《卫道编》二卷，上编批驳异学，下编阐明正统儒学。张骥评价刘绍攽说：“先生之学以程朱为主，而攻击象山、阳明不遗余力。为文抒独是之见，成一家之言。汪洋恣肆，粹然不诡于正，可谓根底深厚，学有本原者也。”[3]485由此可见其为学主脑。对于朱熹之学，刘绍攽有自己独到的体认，他说：“世之叛朱者，非宗良知，则诵古注。然尊朱者，守其一说，不知兼综众说，非善学朱子也。”[2]5382刘绍攽认为，当时的读书人，违朱子者要么归于阳明心学，要么记诵汉儒经注；可是尊朱子者却独守朱熹一家之言，不能博采众长，这不是善学朱子的表现。可知刘绍攽虽取朱熹之说，但却不固守一家，而是以朱子为主，兼综众说之长。桐城方宗诚见到刘绍攽的著作，赞叹不已，认为刘绍攽“洁净精微，平湖陆陇其外，未有如此之纯粹者，可谓真儒”[2]5382。“洁净精微”为“洁静精微”之化用，为学《易》之最高境界，语出《礼记·经解》：“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方宗诚以“洁净精微”赞刘绍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其易学修养的肯定。正是因为刘绍攽虽博学多识，但能守儒家之真醇，故被誉为纯粹“真儒”。

  刘绍攽学识渊博，堂庑极大，深于经学，工于诗文，旁涉韵学、算学、掌故及术数卜算，有《四书凝道录》《周易详说》《周易观象》《皇极经世书发明》《书考辨》《春秋笔削微旨》《春秋通论》《卫道编》《学韵纪要》《经馀集》《九畹古文》《九畹续集》《于迈草》《三原县志》等著作。著述之外，他又选编清代关中一百四十家诗人作品为《二南遗音》，以保存乡贤诗歌。李华春在所撰《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湖南沅州府知府吴松崖先生传略》中称吴松崖“尝与潼关杨子安、三原刘九畹、秦安胡静庵，称为关中四杰”[4]589。在四杰之中，又以刘绍攽和吴松崖名声最盛，说明其学识与诗文为当时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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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易详说》的版本流变

  刘绍攽精于易学，著《周易详说》十八卷，《周易观象》上下两卷。其中，《周易观象》乃本于李光地《周易观彖》而著，目的是弥补解《易》时详于玩辞而略于言象之阙，故专主观象，以羽翼《周易观彖》诸书。此书不见著录，坊间藏家有残抄本。《周易详说》一书，则有不同版本流传。

  《周易详说》的版本，《中国古籍总目·经部》载有三种：“《周易详说》十八卷，清刘绍攽撰，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国图、北大、中科院；《西京清麓丛书》（光绪刻）；抄本，国图。”[5]145据此可知，《周易详说》目前所见为三种版本：一是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的乾隆间刘传经堂藏板本；二是《清麓丛书》中的光绪刻本；三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本文主要对《周易详说》的刻本进行考察，梳理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

  所谓乾隆间刻本者，所据为此版本前刘绍攽于乾隆十三年（1748）冬十一月书于成都官舍的自序。此版本即今天所见《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乃选用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以为所用乃乾隆十三年刻本。[6]6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选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以为乃清乾隆刻本。杜泽逊先生《四库存目标注》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十八卷八册，题‘三原刘绍攽著’，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前有会稽周长发序，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自序。《存目丛书》据以影印。山西省图书馆亦有是刻。○清同治传经堂刻本，十八卷，《西京清麓丛书外编》之一，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上海图书馆、甘肃图书馆藏。”[7]104则将本衙藏板定为乾隆年间刻本，传经堂藏板定为同治刻本，同治刻本后收入光绪时的《清麓丛书》。可见，被《中国古籍总目》认为是光绪年间刻的《清麓丛书》本，杜泽逊先生则认为乃同治年间刻本。这种看法，也与《陕西省志》的说法相同。《陕西省志·著述志》（上册）第一编“哲学、宗教”第一章“哲学、易学”类曰：“《周易详说》18卷，清刘绍攽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刘氏传经堂刻本，8册，已收入《清麓丛书》中。”[8]14则将传经堂刻本的时间锁定于同治十二年，亦认为《清麓丛书》本即此版本。

  其实，《清麓丛书》所收《周易详说》，正是刘氏传经堂刻本。《中国古籍总目》所谓的光绪间所刻《清麓丛书》本，其实就是被《四库存目标注》和《陕西省志》认定的同治间所刻刘氏传经堂本。尽管《清麓丛书》晚出，但其所用版本为刘传经堂藏板。同时，查北京大学所藏《周易详说》，其实也是刘氏传经堂刻本，与《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用版本不同，《中国古籍总目》认为北大藏本为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这正是《中国古籍总目》与《四库存目标注》《陕西省志》的分歧所在。

  如前文所言，《续修四库全书》选用的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四库存目》选用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两枚印章，书牌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二者均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可知为同一版本。此本前有三序，依次为会稽周长发序，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刘绍攽自序。而北京大学所藏《周易详说》，书牌镌“周易详说/刘九畹先生著/刘传经堂藏板”，卷首有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刘绍攽自序，但无会稽周长发序。考察这两个版本，版式相同，每半页皆10行，每行皆20字，均为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字体相同；所不同者，如前所言，一是书牌镌字不同，一是序言篇数不同。

  从“本衙藏板”本首列周长发序言可知，乾隆甲戌夏，周长发掌教钟山时，凤阳太守项樟出示刘绍攽著《周易详说》，索序于周。项樟为安徽歙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此年刘绍攽拔贡生），乾隆十五年（1750）任黄冈知县。又据乾隆《凤阳县志》卷五记载，项樟于乾隆十八年（1753）始任凤阳知府。这两种版本中均存项樟所作序。周长发，字兰坡，浙江山阴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乾隆元年（1736）诏试博学鸿词科，被授翰林院检讨。周长发生平见《清史列传》卷七一。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二十年（1755），周长发任钟山书院山长。乾隆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此时周长发刚任钟山书院山长一年。该年夏天，刚任凤阳知府一年的项樟替刘绍攽索序于周长发。因此，“本衙藏板”中的周长发序，当作于乾隆十九年。考《周易详说》刘绍攽自序，乃于乾隆十三年（1748）作于成都官舍。由此推断，“本衙藏板”中周序与刘绍攽自序之间的项樟序，应作于刘绍攽自序以后、周长发作序之前，即1748—1754年之间。刘绍攽自序以后，索序于项樟，项樟作序后，又替刘绍攽索序于周长发。出于尊重，刊行时将最后完成的周长发序置于卷首，其次为项樟序，最后是刘绍攽自序。因此，“本衙藏板”当刊刻于乾隆十九年（1754）或以后，而非像有的图书馆如燕大著录为乾隆十三年刘传经堂刻本。从刘绍攽自序内容，看不出乾隆十三年刊刻的信息。

  “本衙藏板”的文字，亦透漏出一些避讳信息。如其中《坤》卦爻辞与《彖传》中的“玄”字与“弘”字，均避康熙与乾隆讳，末笔一点均缺笔；《观》卦的注解中引刘炫观点，“炫”字末笔一点作钩处理以避讳；但《观》卦卦辞、《彖传》与刘绍攽注释文字中的“颙”字，均不做避讳处理。可见，“本衙藏板”避康熙、乾隆讳，不避嘉庆帝颙琰讳，当刊刻于乾隆年间而非乾隆后的嘉庆或更晚时间。

  对比《四库存目标注》与《陕西省志》所说的同治年间的“刘传经堂藏板”，发现“玄”“弘”“炫”的避讳如出一辙，手法相同，且“颙”字也不避讳。至于传经堂重刊《周易详说》时，为何删除了周长发序文，原因尚不可知。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乾隆年间“本衙藏板”与所谓同治年间的“刘传经堂藏板”，除书牌文字字体、内容与序言不同外，避讳字的字形处理方式均相同，只是“刘传经堂藏板”在文字内容与图示方面，略有删节。因此，“刘传经堂藏板”应为模仿“本衙藏板”版式的重刻删节本，《中国古籍总目》将北大所藏的“刘传经堂藏板”著录为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从避讳方面看，其年代判断是可取的。

  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存在呢？即保存有两篇序言的“刘传经堂藏板”早于保存有三篇序言的“本衙藏板”，“本衙藏板”中多出的周长发序言是后刻时增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如果是这样，根据周长发序言中的乾隆十九年这个时间，再联系刘绍攽自序时间乾隆十三年，仅仅相隔六年，再版的可能性很小。从项樟序言中的“圣天子敦崇文学，知君必有所遇，以应侧席之求，当不仅以循吏著声巴也”[9]594可知，项樟为《周易详说》作序时，刘绍攽尚在四川任上。刘绍攽在乾隆十五年（1750），被大学士史贻直、两广总督硕色荐举经学，不久以后，便补山西晋阳知县。故项樟序言必作于乾隆十三年冬天至乾隆十五年之间。假设项樟序作于乾隆十三年，则距离周长发作序为六年；如果项樟序作于乾隆十五年，距离周长发作序仅四年，重刊《周易详说》的可能性更小。还有一个有力的例证，晚清贺瑞麟在编纂《清麓丛书》时，将《周易详说》收在外编，所收即“刘传经堂藏板”，也是仅存刘绍攽自序和项樟序，无周长发序。如果存有周长发序言的“本衙藏板”为后刻，贺瑞麟收录时，一定会收录此版，保留项樟委托周长发所作序言。但今日所见《清麓丛书》外编本，并非如此。

  综上所论，常见的《周易详说》有三种：较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采用此版；稍晚者为“刘传经堂藏板”本，此版乃在“本衙藏板”的基础上重刻的删节本，如卷一“论《本义》九图”之“河图”与“伏羲八卦方位图”部分，均删去大段文字，但版式与“本衙藏板”悉同；最晚者为晚清贺瑞麟所收《清麓丛书》外编本。《清麓丛书》外编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本，此本相比“本衙藏板”本少了钟山书院山长周长发所作序言。传经堂为刘绍攽一支的堂号，刘氏以此堂号刻书甚多，在乾隆初年就以传经堂的名义刊刻《九畹古文》，直至光绪年间以传经堂名义刊印《刘氏传经堂丛书》十四种。《周易详说》的“刘传经堂藏板”应晚于“本衙藏板”，刊于贺瑞麟编纂《清麓丛书》以前。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本衙藏板”“刘传经堂藏板”和《清麓丛书》外编本。“本衙藏板”与“刘传经堂藏板”（含《清麓丛书》外编本）均将《周易详说》分为八册：卷一、卷二为一册；卷三、卷四为一册；卷五、卷六为一册；卷七为一册；卷八、卷九为一册；卷十、卷十一为一册；卷十二至卷十五为一册；卷十六至卷十八为一册。对比三者的形制，《清麓丛书》外编本开本最大，高27.7cm，宽16cm；其次为乾隆间的“本衙藏板”本，高26.1cm，宽16cm；最小的是同治年间刘毓英“刘传经堂藏板”本，高23.7cm，宽16.5cm。对比“本衙藏板”和“刘传经堂藏板”的版面（半页），前者高17cm，宽12.4cm；后者高16.5cm，宽12.4cm。二者版面几乎同大，故行数、字数相同。

  除以上“三个”（实为两个）常见的刻本外，国家图书馆尚存抄本《周易详说》。《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该本为抄本，但国家图书馆网站对该本的描述却为稿本：“《周易详说》[善本]：十八卷附论卜法一卷/（清）刘邵邠撰，稿本，8册，9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红格。”将刘绍攽的名字误作“刘邵邠”，或系工作人员误录，或系此本误抄。如果属于误抄，则该本定非稿本，刘绍攽不可能写错自己的名字，一定是抄者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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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周易详说》的主要易学思想

  刘绍攽易学的主要思想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归于义理，不废象数；强调学《易》寡过的人伦日用。由于刘绍攽所处之雍乾时代，官方科举所倡为程朱之学，而当时士人，又有省思明代学问空疏之敝的学风，于是倡汉学而辟宋学。刘绍攽以科举而晋身，对程朱之学了然于胸，但并不限于朱熹一家之言，而是倡导兼综众家。与清代汉易兴盛的大环境不同的是，刘绍攽对汉儒之易学一一批驳，独尊易学中的宋学，且不唯朱子是尊，显得尤其可贵。故《四库全书总部提要》论此书曰：“是书大旨以程《传》为宗，与《本义》颇有同异，于邵子先天之说亦不谓尽然，不为无见。惟于汉儒旧训掊击过当，颇近于傎。”[10]80刘绍攽这种黜汉崇宋的易学主导思想，在《周易详说》中显得格外突出。

  刘绍攽对汉代易学颇有微词，认为汉儒解《易》，牵强附会，支离破碎。他在《周易详说》卷一“论汉晋说《易》”部分，从焦赣、京房，一直到郑玄、虞翻，均进行批驳。汉以后的魏晋易学，刘绍攽亦贬多褒少。对于影响深远的王弼易学，刘绍攽认为其多为老庄之理，并赞同《周易折中》的说法，认为“不能尽合于圣人之道”，且以为“王弼解释句读而已，尚多依稀蒙混”[9]599。

  相对于汉晋易学，刘绍攽更推崇宋易，且本之程朱。刘绍攽在《周易详说·自序》中说：“本之程朱，参之诸儒。”[9]595其注解多以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为主，所参考的诸儒易说，也多为宗于宋学者。此与明清之际关中儒学的取向是一致的。

  刘绍攽虽然服膺程朱易学，但能不废象数，归于义理。在《周易详说·自序》中，他说：“《易》所以难明者，汉儒主数，宋儒主理……汉宋异论，统归一致，易道无歧趋、无遗蕴矣。”[9]595由于汉学与宋学的割裂，导致《易》之象数与义理的分离，于是《易》之大旨难明。要昌明《易》道，必须消除门户之见，汉宋合一。因此，尽管刘绍攽本于程朱，但认识到程颐“说理精到，而于卜筮未合”，朱熹虽言《易》之卜筮，“第于象无所发明”[9]595，他们均疏于象数。再加上刘绍攽对当时较为流行的易学著作均认为有些不足，因此，他自己在注《易》过程中就要弥补这些缺陷，强调辞、象、变、占合参的易学主张。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11]11这说明关中学者治学，讲究重礼务实，强调经世致用，看重践履。刘绍攽的易学，也突出反映了这种特征，即立足人伦日用。

  刘绍攽在注解完《系辞下》第九章之后，做了一个总结：“右第九章言系辞之要，在于惧以终始。惧者，敬也。修身之要，所以寡过者也。”[9]781根据刘绍攽的理解，“惧以终始”就是始终主敬，这正是张载的主张。而“修身之要，所以寡过者也”，则将学《易》的目的效法于孔子。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2]71关中另一位易学家，即李颙的高足王心敬也在《丰川易说》中说主张《易》为寡过之学。[13]9因此，关中学者将学《易》的旨归，导向人伦日常的寡过，而非追求玄远之思，正是关学重实践的表现。

  刘绍攽释《系辞上》“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说：“乐而玩者，知也。䌷绎爻辞，知之明而后能行之力也。”[9]762学习《易经》，品玩卦爻辞，这只是为了明白道理，属于知，知道之后，尚需在生活中力行。“能行之力”也是关中学者所体现出的一种普遍品格。正是因为立足于人伦日用的学《易》导向，刘绍攽才遵循“本之程朱，参之诸儒，寡过以立体，知来以致用”[9]595的原则，撰写了《周易详说》。

  总之，刘绍攽《周易详说》一书，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正如周长发《序》所说：刘绍攽于“进退消长、穷通得丧之旨，无不究其理，兼通其数，可不谓深于《易》者乎？”“知君于乘承比应之外，深探渊微，本乎《程传》之论理，复究朱子《本义》之论数。举凡河洛律吕，以及纳甲筮法，无不穷厥根柢，入其奥窔。而《左传》诸书所引《周易》，疏通证明，了如指掌。安溪而外，得是说也，可以为羽翼矣”[9]591。项樟《序》也极称《周易详说》曰：“博而精，详而核，总括百氏，辨析微芒，此四圣之功臣而易学之全书也。以之修身则寡过，以之行政则化成。以之应世接物，彰往察来，则靡所投而不中，岂徒为经生呫哔之具已尔哉？”[9]592-594《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该书“引朱子先儒旧说，皆不可废之语，皆能化门户之成见，非墨守一先生之说者所及”[6]62-63。这是对刘绍攽《周易详说》价值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