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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浠浠 发布时间：2015-09-18 20:03:46

  读

• 作者：小鱼的主人 发布时间：2020-02-14 20:11:55

  这是给宝宝买的。读给宝宝听。

• 作者：Scipio 发布时间：2011-09-30 16:31:42

  虽然读过这本书，但是涉及到太多数学运算，理解不到位。对于引力场与量子场都比较好理解，但是S矩阵与规范场很麻烦，并且这方面理论还不够成熟。

• 作者：Hi~ 发布时间：2020-07-07 09:10:48

  ip打造方法可借鉴

• 作者：西凉白羽 发布时间：2015-05-23 13:56:07

  补其短，不如扬其长。对孩子也要用到目标管理。

• 作者：。 发布时间：2022-12-17 17:52:17

  一般。

• 那十年

  作者：Sunshine 发布时间：2009-09-07 12:59:11

         那十年，指的是从1993年到2003年。曾经的十年，对于中国电视新闻人意味着探索、改革、发现；对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来说，则意味着辉煌和荣誉。

      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1995年，《新闻调查》开播；1996年，《实话实说》开播；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1998年，突发事件报道（’98抗洪）……

      在网上流传的“2002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里，我们看到的著名主持人颠覆了惯常的形象。敬一丹是内部晚会主持人，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激动地说到：“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一连三个“开播”说的正是那个中国电视新闻史上激动人心的时期。白岩松用RAP音乐玩起说唱“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敬一丹接着说到“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 2003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流出版”时，惊讶，却也感受到央视评论部人的朝气蓬勃和不拘一格。

      1993年初，时任央视新闻采访部主任的孙玉胜（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央视副台长）领着一帮“临时工”开始《东方时空》的创业，这些年轻人，“背井离乡在北京重新开始了集体生活。早期《东方时空》组在一个地下室开辟了集体宿舍。因为要赶时效，《焦点时刻》的记者夜里加班，经常睡在走廊里，地下室机房的灯光常常与朝阳相辉映……”时隔十年，在“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上，白岩松指着大屏幕上第一次出境时“尖嘴猴腮”的自己说：“那时候的白岩松瘦，但是有本事，能把别人的肚子搞大；现在的白岩松胖，但是没本事，只能把自己的肚子搞大。”在大众眼中，他们已然“功成名就”。可创业阶段“理想者部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却鲜为人知，他们把当时的《东方时空》栏目组视为中国电视界的“延安”和“深圳”。“尽管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艰辛和无奈，我的这些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在中国电视界矗立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地阐释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感悟。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样写道。

     《十年》成书的2003年，我还看了网上流传的一部片子——《分家在十月》。这部小片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杰作，他们用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年》的画面配上我们所熟悉的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等的名字后缀以“司机”和“诺夫”或者“波波娃”加之以声音“恶搞”。这部网络影片恶搞鼻祖也启发到胡戈，才有了后来一时轰动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当然，小片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初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幕后英雄，比如梁建增（现任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李挺（现任央视副总编辑）、袁正明（现任央视副总编辑）。从此，我开始关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央视名牌新闻栏目的幕后推手。孙玉胜，则是当时幕后推手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

      《分家在十月》制作于2001年左右，小片一开始，陈耀文·司机（焦点访谈记者，博客

  http://chenyaowen.blshe.com/

  ）当众演说：七年前，中国电视是一潭死水，是谁拯救了中国电视？是东方时空！

      拯救也好，改变也罢，从决策者的角度来看， 93年电视改革发端于什么？从技术操作的层面上讲，改革参与者又是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呢？孙玉胜用十章内容代表十年，平和沉静的分析了电视新闻的变迁和作者思考的逐步深入。

      92年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那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改革的脚步。电视传媒作为反映时代变迁的工具也需要改革和进一步发展，中央电视台时任台长杨伟光启动了早间节目计划，而在此前，中国人是没有早上起来看电视的习惯的。这个对于中国电视人来讲“前无古人”的计划能不能成功？这是一个未知数。台里之所以把一个带着实验性的新节目放在早间，还有一层意味，就是如果节目不成功，影响会小一点。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孙玉胜的肩上。孙玉胜和他的团队对于早间节目的认识和思考也经历了波折：从最初定位在服务性栏目上到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突破性栏目——“电视杂志”类型的《东方时空》（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电视杂志”这个概念）。《东方时空》作为央视的特区，实行了“承包制”，央视不提供任何经费，节目经费和人员工资从广告费里出：从初期五分钟的广告时间填不满，到一年间行情水涨船高，广告价格增加了十倍。当时有报道称：《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开电视机的习惯。

   

      《东方时空》的成功在于改造了电视人的语态，把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话语方式变为真诚亲切、聊天拉家常的话语方式。有观众评论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的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与内容上的突破相比，孙玉胜认为，《东方时空》话语的亲切和传播方式的鲜活才是让观众惊喜的真正原因。我们总记得《东方时空》子版块《生活空间》片后那句意味悠长的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于电视表达和叙述方式“真诚和平民化”的追求，才有了后来的《实话实说》。崔永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改变了中国主持人传统的话语方式才获得大众的一致好评。

      但是，在中国新闻史上，对于话语方式改造的追求却不是“前无古人”。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的“党八股”。“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遗憾的是，这个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大白话来说新闻、讲道理的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被丢弃的一干二净。

      趁着“时空”的东风，央视决定移师晚间，在《新闻联播》之后开辟一个新闻综述性栏目，这个栏目就是《焦点访谈》。尽管有人统计过，批评监督类节目在《焦点访谈》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比例也没有超过节目总量的22%，但是《焦点访谈》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最为群众津津乐道的仍是它的社会监督类节目。老百姓觉得《焦点访谈》“敢说”、“说的让观众服气”，“焦青天”的名声曾经在老百姓中流传。时至今日，《焦点访谈》监督的范围和力度，监督的级别和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初栏目策划者的预期。不过，未变的是栏目的态度和原则，后来归结为五个字——“用事实说话”。新闻学者经常提到一个词语“调查深度”，那么什么才是“调查深度”？从媒介特点上来看，和纸媒相比，电视有着先天不足。纸媒由于用文字表达，适合理性分析和线性深入。而电视长于形象和感染力，对于思想层面发掘不大。这也是为何《百家讲坛》流于学术娱乐化的原因之一，电视由于自身特点的制约，本身就不适合把艰深的学术搬到荧屏上。而《焦点访谈》的节目却会得到学者和群众这样的评价：“揭开盖子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这是《焦点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孙玉胜认为，对于电视媒体，“深度不是艰深的话语和生涩的表达，而是最终由观众来感受的深刻。”“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

      孙玉胜的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写的如此扎实，很难想象作者竟然是没有学过电视却干电视的人。刚入电视台的时候，“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分配来的同事们喜欢津津乐道地扎堆说‘蒙太奇’，我一度以为是哪个外国记者的名字”。操作层面上，“至今没有亲手拍摄过一部纪实节目”。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之路，并用专业的笔法写出了一部有分量的中国电视改革之书。

      《十年》于2003年成书，距今已有6年了。不过，正如作者所言，“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电视新闻改革仍在路上。”

• 成为卡夫卡

  作者：一开 发布时间：2023-01-09 22:23:19

  

  卡夫卡自画像

  可以这么说，卡夫卡绝对是那种有趣但你并不怎么想和他交朋友的人。

  标志性的中分发型，有些招风耳，立体感十足的五官，偶尔腼腆地微笑，习惯向亲近的人讲些看似有逻辑的想象和荒诞的想法。年近30，但看上去依旧像个小孩子，高富帅似乎只有高字与他相关。

  另外，他还不守时，并非因为他缺乏时间观念，而是他“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简化来加快日常行为”。

  关于他的不守时有件趣事。

  一次，他和好友布罗德到巴黎旅行。由于时间紧迫，卡夫卡一进酒店就对好友说，动作快点，洗把脸就走。布罗德高效地在几分钟后便坐到卡夫卡的床头等他，而此时的卡夫卡还在“把所有奢侈品都从箱子里拿出来，非要把所有东西都重新放置妥当才出发。”布罗德自然要指责他，但卡夫卡觉得自己没有错，称道：”因为我所说的简单洗洗，只是排除了洗全身而已，所以我只说了洗脸，而且我当时没有洗完。”他还埋怨布罗德让他没法像以前那样认真洗了，不过觉得肯定已经被布罗德弄脏的床单可以等天黑了再办。我想布罗德当时肯定又笑又生气。

  不过，如果仅仅是上几点，卡夫卡似乎并没有古怪到不想与他深交的地步，但他那“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持久性的不信任，对世界的不信任”，才让他与他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就像隔着一层冰。这与他童年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小卡夫卡

  出生在犹太人家族，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和母亲尤莉叶·勒维将全部才干，还有时间投入在经商之中，卡夫卡则“整天跟奶妈、老保姆、刻薄的厨娘、忧伤的家庭女教师混在一起，在这么多人中间独自生活。"但这些家中的女佣，在移民潮的影响下，“一旦她们在勤劳和可靠方面不能满足要求”，就立刻被主人赶出去。这种不断的人员流动，带给幼小的卡夫卡一系列的分离，这在他心中种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在这个世界，你熟悉了或者喜欢上的每一张脸，都可能突然并且永远消失。而他的两个弟弟，也在他五岁前相继离世。

  

  卡夫卡的父母

  “也就是说，弟弟妹妹也可能出现，然后消失，跟仆人、邻居、亲戚和医生没什么不一样”，而每个儿子的死亡，竟都不能让父亲赫尔曼放下店铺。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和陌生感构成了卡夫卡儿时的主要体验，也导致了他对世界持久性的怀疑。孤独也成为了他一生创作的母题之一。

  另外，父亲于他而言，除了代表着权力和恐惧，似乎和父爱并不相关。

  “恐吓和排斥是制服儿子的最有效手段。”

  在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一百页长信中，他回忆起儿时的一段心理阴影。一天夜里，小卡夫卡哭哭啼啼要水喝，在父亲的几次严厉威胁未能奏效之后，他将卡夫卡从床上拽出，锁到门外阳台上。可以想象，那时年幼的卡夫卡是多么的绝望，绝望于权威之下，而这权威正是施加自他的父亲——儿时的保护伞。于是，这个近乎裸体、孤身站在门外场景深深地刻在卡夫卡的心中，也逐渐将他后来的创作主题引向：权力、恐惧和孤独。

  儿时的这种压迫，不仅来自家庭，也来自学校。他厌恶学校，认为老师是家庭命令暴力的帮手，是隐藏在教育外衣下的权力游戏。这种强烈的威胁，一直伴着他长大。不过，他一路在权力的压迫下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后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并成为一名公务员，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份让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但他并没有感受到幸福。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里的蝴蝶跟我们这里的燕子飞得一样高。”

  他曾梦想的异国，消失在地平线后面，暂时看是永远消失了。在另一座城市里生活？不可能长期，接下来几年也不可能。他牢牢地坐在布拉格，那座他曾想烧毁的城市。就连他自己能负担得起的旅行，在未来几十年，也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同样，他的文学创作尝试，在单调的日常条件下和塞满了办公室繁杂事务的脑袋里，肯定会逐渐停滞。所有的道路都已经确定了，没有什么可以决定的了。波日奇路大街8号（工作地点）是他的囚禁之地。

  在家庭和工作中都无法找到存在感，他将生命的视角转向旅行，转向自然，转向创作。

  在他28岁时，他与自己一生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将所有的年假用上（共三周），共同前往瑞士、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和湖泊旅行，一路逐水行进：苏黎世湖、四森林州湖、卢加诺湖、科莫湖、马焦雷湖。总是乘船出游，欣赏沿途风景，并找机会下水游泳。

  

  马克斯·布罗德

  这段他一生中路途最远的旅行，最让人羡慕之处便在于有最好的朋友结伴，两人一起写平行日记，记录所见所闻，讲最奇特、最好玩的玩笑，在高山流水和现代都市的游历中分享着彼此的喜悦。马克斯·布罗德在回顾这次旅行时说：”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像和与卡夫卡一起旅行的那几周那么平和快乐。所有烦恼、所有不快都留在了布拉格。我们成了快乐的孩子。”我想，卡夫卡也在旅行和自然中，找回了自己。

  期间有段有意思的赌场经历。

  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走进赌场，这是父辈所禁止的。作为看客的两人显然对赌博游戏的单调感到无聊，反而是荷官手中那灵巧的小耙子，能无所不能地操控场上局势，把他们给深深迷住了。两人提议参与到下注中，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一人永远赌偶数，另一人永远赌奇数。这样一来，在总数上就不会吃亏。但他们忽略了庄家的存在。于是这两位博士，在他们的钱输得“如同放浴缸里的水”一般快时，却只顾着观赏荷官优雅的动作，完全没有注意到钱统统进了庄家的口袋。这段四十八小时的不堪经历，卡夫卡后来干脆只字不提。

  在旅行中，卡夫卡的写作天赋在好友面前显露无疑。他拥有与常人不同的观察视角，总能捕捉到被人忽视的事物。比如在他描述巴黎的行人时，他写道：”人的两条腿在巴黎宽阔的街道上分开行走”；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瑞士，写下“在清晨最初的时光，把瑞士留给他自己。”这样的笔触，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冰冷“的。但这冰冷的文字背后，展现的却是充满魔力的世界，就像孩童笔下的图画。这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在他几年前观看飞行表演时也有体现。

  在布罗德笔下的飞行员，彷佛是被“上千人发出的越来越大的嘈杂声，被我们中间突然爆发的欢呼声抬到天空的“，而在卡夫卡笔下，飞行表演则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展现，”在地面上方二十米高的地方，一个人被困在一个木制框架里，在与自愿接受的、看不见的危险斗争。而我们站在下面，完全被排斥在外，空洞地看着他。”前者让人感受到了现场的热闹，后者令人毛骨悚然。

  这本《卡夫卡传：早年》是作者莱纳·施塔赫历时近20年时间创作的卡夫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不过述说的是卡夫卡创作出《审判》、《变形记》等著作前的时期，可以看到家庭对他的影响，好友于他的温暖，以及社会变革下青年人的不安，这些经历一步步地将他引向他的使命：写作，也构成了那个让人难以理解但深受读者喜爱的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