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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女尸 发布时间：2010-06-17 13:39:39

  居然有人给这么烂的书高分，真装逼

• 作者：质量安全 发布时间：2023-10-21 19:11:38

  个人能力和知识有限，没有吸取书中内容

• 作者： 恺。 发布时间：2020-07-05 16:50:07

  首先中田是我们这一代人认识的第一个日本足球明星，潮人。其次，本书的一期一会式的探访，加上准大师级别的照片，都让它本身成为一种类艺术品的存在，我会经常翻阅的。

  日本的图文文化书很多，往往都是根据编辑或作者的私家推荐，有别于只推荐最大商品化店铺的旅游书。这类的私享，或许更加难能可贵。

• 作者：请把我包括在外 发布时间：2020-05-01 20:48:11

  漫步羊城，书里每走三步就一座寺庙。什么处境才需要满天神明来保佑我。最近省博有魏唐佛光文物展，满屋皆是罗汉大力菩萨佛祖的残像，削了塌了砍了，折损的面容，只剩下金身的某一节。人民生活痛苦，有神可拜也算是一种慰藉。好在南越人民自有一股生气，走出金花庙三元宫天后宫北帝庙，眼花缭乱，作者恨不得讲明所有工艺流程，好让你阅读完就可以制作茶叶糖姜丝绸玻璃。读到最后好想念文明路，迟早我一定搬家到附近。（书的设计装订纸质特别好！）

• 作者：阿巴厮 发布时间：2017-01-15 13:21:45

  可惜没写完，大清朝大厦将倾，小人物们仍然以为天下太平，忙着吃吃喝喝，喜剧背后看着很悲。

• 作者：Kya 发布时间：2020-02-17 11:46:10

  今年本农获选砖厂搬砖积极分子，用打赏购书券买的。这书买来我一直在看，涉及到有相关联系的不同字和书写沿流，一个一个查，三十个小时应该有了吧。这书是“微博体”，不是很走心，口水话、秀激灵的地方很多，涉及有字形、语义联系的不同字，作者反而是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几乎没有理论性，其论述口吻一律是概略从简、大而化之，不探讨具体时代、具体问题，没有提出语音演化、字义流变、讹化沿流等方面的任何系统性假设。本书先入为主的执拗、陈旧观点很强，而且似乎无法理解，一个汉字在字形、字义、字音上三条线的相对独立演化关系，往往从一个字或多个字的现代汉语含义及语音出发，强行解释、迎逢附会，根本没有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al linguistics）及符号学（symbology/semiotics）的概念。

• 陈寅恪作为文化偶像，是一代人精神不死的表征

  作者：四马路上 发布时间：2023-12-20 10:17:05

  每个人都身处历史之中，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要如何认识历史，并从中汲取智慧？换言之，如何像史学大家一样思考？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钱穆四位学者被称为“史学四大家”，以这四位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者是一批非常独特的学术人。他们见证历史，正巧赶上了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们研究历史，却面临着史学新旧范式激荡的转型期。他们的个体命运与学术生涯随着时势的剧烈变化而颠簸跌宕，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历史。

  这些史学大家们在时世剧变之下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轨迹和学术生涯？又创造出什么样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百年史学又有着什么样的辉煌业绩与曲折走向？在今天，我们沿着这些史学大家的足迹，应该怎样探索与追求“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今天，我们分享《学随世转》的作者、著名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和资深媒体人、作家、书评人张明扬在陆家嘴读书会上的对谈全文，走近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学家与史学，了解这些百年史学大家的学术与人生。

  

  01史学研究就像学徒跟着老师学手艺

  张明扬：

  虞老师好，《学随世转》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书中不仅有很多史学大家，而且有很多虞老师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的阅读史，与一般史学史不一样。然后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已经交代了当年如何拿出一部分时间从宋史研究转到做现代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毕竟专门的断代史和现代史家研究，并不是同属于一个大门类，还想请您再说说。

  

  虞云国：

  我的本行还是宋史，但是现在出的这本《学随世转》实际上是20世纪史学方面的著作。刚才主持人明扬兄问，你搞宋史的怎么会去写20世纪的史家和史学这么一本书？这恐怕要从我走上史学道路讲起。

  我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走上学术道路。我是77届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但考取的是个三流大学，就是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当时与华东师大等五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我入学后马上就分校，华东师大变成当时的上海师大，我考取的那个叫上海师院，后来华东师大恢复原名，上海师院升格为上海师大。我的学校本身地位不高，当时中国古代史教授只有一位，就是我后来跟随他学宋史的程应镠先生，我这本书里也写了他的学术生涯和命运遭际。

  刚才明扬兄讲到，说有我的亲身的生命感受在里面，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这是亲历世，还有是闻见世，通过我的老师讲述他的老师的有关情况。

  我30岁才读大学本科，史学的起点基本上是零，但脑子已经在转：这辈子有这个机会，还是要好好地搞史学，想把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但进去以后，我才知道，搞史学真不那么容易，有很多条件。比如说，你搞古代史，先要掌握四把钥匙，所谓地理、职官、年代、目录学，这是邓广铭先生提出的。除此之外，你是搞古代史的，要读古文，还要在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学上下功夫。在这些方面，我在大学期间都努力看了点书。另外，史学是一门要求很高的学问，还要讲究史学理论和方法。好在当时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以后，海外各种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的论著大量地涌进来。我们那一代还是比较幸运的。

  除了在专业训练上下功夫以外，我还比较注重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提高。海外史学理论有英国史学家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翻译进来，我曾做过一个详细的读书笔记，当时在学习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一定的自觉性。

  我一直认为，史学研究有点像学徒跟着高明的老师学手艺，既然你要做一个历史学的好手艺人，就要从高明的大师那里去偷手艺，这样活儿才能干得漂亮。一方面，我当然很直接地跟我的导师程应镠先生学习，一方面我感到还不够，还要向前辈大师学手艺。大概在大学的后两年，我陆陆续续开始读那些中国史学大师的作品，比如梁启超、顾颉刚我陆续都读了点，记得读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时，把百来页《自序》一口气读完，感到太了不起了，认为他创造了一个模式，让我对上古史有了全新的了解。

  我在阅读史学大师的过程中，比较自觉地注意到两点。第一，就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去揣摩他们怎样制造出了不起的史学工艺品；第二，我是搞古代史的，这些大师也都是古代史领域的大家，尽管可能断代不一样——比如陈寅恪主要搞中古时期，我是搞宋的——但是对整个历史的了解要有一个通贯性的把握，尽管魏晋南北朝隋唐是陈寅恪研究的重点，但是他的很多相当卓越的结论，也可以成为我了解整个中国史，以及启发宋史研究的一种资源。我就是这样开始走近史学大家的。

  我的这种学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大概到90年代后期告一段落。前编里的几位大师，像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与顾颉刚，基本上都已涉猎和阅读了。1996年，我写出了第一篇关于吕思勉的长篇论文，然后就进入第二阶段。我们知道，在95年、96年的时候，有一本书风靡一时，那就是《陈寅恪最后的20年》，一下子在中国读书界就掀起了一种文化热，陈寅恪思想人格得到了推崇。我在写第一阶段的几篇文章的时候，自觉地有一个转向，更多地关注20世纪风云激荡的中国历史对这些史学大家的学术和命运带来的影响。在这本书的后编里基本上就反映了我这种学术理念。进入21世纪后，记得2009年是吴晗去世40周年，诞生100周年。在这以前，吴晗的主要著作我都读过，这年我又重新置备了一套《吴晗全集》，全部看了一遍，写了四篇有关吴晗的文章，这四篇文章把吴晗一生的命运遭际都写出来了，包括他和胡适的关系，他在1957年怎样表现的，他后来如何写《海瑞罢官》的，以及他最后的命运与结局。

  另一方面，我是搞宋史的，总不能够太偏离宋史，而且我的老师也是宋史研究会的主要创立人之一。我在学宋史的过程中，他跟我说：我原来是搞魏晋南北朝史的，我的宋史也没搞了多少时间。程先生告诉我，上海师大搞宋史的前辈学者张家驹先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高年级同学，那时已经去世，他是1974年去世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张家驹，然后就去看他的著作。我在第二阶段过程中写了关于张家驹的几篇文章，其中三篇收在这本书里，也构成了一个个案研究。

  2016年是我的老师程应镠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作为他的学生之一，我也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个纪念的有关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为他编了《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这儿插一句，就是说程先生，尽管他由于1957年以后的遭遇命运，流传下来的学术成果似乎不能与有些大家相提并论，但我认为，他是人未能尽其才。最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周围，实际上围绕着从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一系列的文化名人。他的弟弟是著名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的学生程应铨，他的高祖父与他的伯高祖父做到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他的家族里、他的同辈学人里那就更多了，像王永兴、徐高阮是陈寅恪先生相当欣赏的学生，还有像熊德基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包括华东师大的冯契和北大的张志联，都是他的同学朋友辈，不少都热血沸腾地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2016年为了百年纪念，先生的家属向我开放了老师所保留的全部文档，其中还幸存了一封吴晗的书信，我在那本书里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一过程中，我就通过我的老师关注到他的好朋友丁则良，当时很多史学大家雷海宗、张荫麟等都认为丁则良将会成为中国史坛一颗了不起的新星，顾颉刚对他也寄予过很高的期望。所以我又对这个已经被学术界遗忘的人物做了很深入的个案研究，不仅对他的史学进行了剖析，也对他的生命历程做了全面的描述。在我这本书的后编里，恐怕更多反映1949年以后那些史学大家的史学是如何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他们的命运又是怎样随着1949年后的政治形势而浮沉起伏的。

  我是搞宋史的，第二阶段里我又关注到我老师的校友、燕京大学的刘子健先生，他是东京审判的参加者，后来到美国去了，成为著名的宋史学家，也是国际宋史学界一位学术领袖，我还原了他远走异国的心境和生平，也深入解剖了他的学术思想。

  我的这些文章发表得最早的在1998年，最晚的是去年写丁则良史学的那篇，所以广告词里说我是历时25年，实际上这25年我主要还在搞宋史，这只是一个副业。搞完以后，出版社建议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文章编个集子，这才有了这本小书。这本书里收了十位人物，十来篇文章，基本上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他们生平命运的复原，第二个是关于他们史学成果的分析。我私下里与一位朋友说，我这本书可以看作对史学社会学的一种实践和尝试，当然，是不是成功还要由读者来评论。

  在结构上也很清楚，我亲身接受程应镠先生的教育，他是我的授业师；尽管我没有接受张家驹先生授业的机缘，但我把他的所有著作都整理重出了，所以他是我传闻的老师，都与我们上海师大有关的，我放在附编里，这是与你个人有关的，可能在写他们时投入了更多的个人好感；那么，前编里的几位大师，吕思勉、二陈与顾颉刚，他们的史学成果和他们所创造的史学范式，在1949年以前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归为前编。而其他几位大家，他们的成果主要完成在1949年以后，而且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大势有密切关系，所以放在后编。然后，我提炼了“学随世转”这么一个主题作为书名。从他们的学术成果来看也确实是这样。你想，那些史学大师的范式创立，如果没有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政治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思想就不可能在五四以后获得解放，也就不会创立出那么多了不起的史学范式。

  还要补充一点，我在书中的表述里也很清楚，我把大师和大家是严格分开的。所谓大师，就是此人对这个学科创立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范式，后面的史家在范式的指引下去进一步证明、补充或发挥。书里前编的四位都是大师，大师当然都是大家。而后编里几位，我基本上把他们放在大家这一定位上。

  02“史学四大家”何以为大师？

  张明扬：

  您刚才提到大师和大家的异同，讲得特别有意思，这本书没专门写到梁启超和顾颉刚，您觉得他们两人算不算史学大师？

  虞云国：

  我们一般都很熟悉所谓史学四大家吧？这些大家当然都是大师。实际上，史学四大家的说法是台湾学者严耕望提出的，就是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与钱穆。吕思勉与钱穆又有师生关系；我们史学界又将陈垣与陈寅恪称为二陈，因为1949年后陈垣在北京，陈寅恪在广州，一个是北陈，一个是南陈。

  严耕望用他自己的标准提出所谓四大家。他首先从学术上定了三个标准：第一就是这位史学家的涉猎面要相当广泛，你不能老是搞一个专业，都是很专很窄的题目，这就不能称为大家了；第二要有一定的史学著述量，吕思勉与钱穆的著述量都相当大，陈垣也不少，相对说来倒是陈寅恪在量上要比他们少一些，但也是达到相当程度的；第三个更重要的标准，也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是你的学术是不是有见识。

  刚才我和明扬兄说了，作为一个史家，材料排比那是最基本的环节；最后还要通过对材料的收集，复原历史的一种实相，然后再对历史的实相作出通贯性的解释，这个解释又必须有相当的说服力和穿透力，这才是史家的最高境界。在这几点上，严耕望认为刚才所说的四大家都是符合标准的。

  但是，严耕望还有另外一组标准，第一个条件就是自己要“及睹风采”的，也就是说，他是亲眼见过其人的。他可能没见过吕思勉，但见到过钱穆，也应该见到过陈寅恪；第二个条件就是他当时说读其书时这位大家还健在，也就是刚才说的亲历世。所以以他双重标准，一个是学术标准，一个是所谓的附加条件，才提出这四大家。

  20世纪是中国史学重要的转型时期。也就是说，中国在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前都可以看作传统史学。提出新史学以后，中国史学就从传统转向现代，与世界史学接轨了。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如果要说20世纪的史学大师，用我的凡是开宗立派者才能称大师的标准，那还有梁启超，他是新史学登高一呼的领袖人物；还有王国维；还有顾颉刚，他开出了中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古史辨派，创立了古史辨伪的模式。郭沫若不管怎样评价，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模式。和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都是在郭沫若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上进一步发展的。所以无论如何，可以对他的其他方面做一个评价，那另作别论，从史学角度来看，他毕竟也是开宗立派的大师。

  张明扬：

  非常认同您对郭沫若先生持平之论，所以您心目中有八位大师对吗？

  虞云国：

  如果要让我评史学大师的话，后来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谭其骧先生继顾頡刚之后也是足以称大师的。顾颉刚开创了两个模式，一个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模式，一个是中国民俗学的模式，他研究孟姜女，就创造民俗学模式。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开创了一个新世界，也是可以称为大师的。

  张明扬：

  在史学四大家中，您在治学方面您最推崇谁？

  虞云国：

  这是个难题。我对他们都佩服得不得了，我有他们的百分之一就很满足了吧。那我就说说，作为一个历史学习者，对四位大师是怎么样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陈寅恪。陈寅恪在那本《最后20年》以后声名大噪，他的著作我都看过，确实是不世出的、了不起的天才。他的很多结论，尽管用的是很常见的材料，但是能从中得出一般人，包括搞史学的人所意想不到的、令人叹服的结论，这就很了不起。所以，一般的史学工作者对他也许只有膜拜的份。他懂好多国外文，至于能不能讲那么多外语是另外的问题，但至少够用。另外又在欧美日长期留学，把西方史学那些精髓都融会贯通。然后从小又接受了传统史学的训练。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了不起的造诣，再加上人本身绝顶聪明。

  可以举个例子，他说外来文化传到中国以后，肯定要有一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他解读了一篇《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这篇印度佛教文献被翻译成中文，里面讲一个尼姑在人生历程中遭受各种劫难，最后大彻大悟。但最后一个劫难，原来文本里是有的，在中国译本里却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她颠沛流离，不断改嫁，与亲生子女也不认识了，最后竟然与亲生儿子结了婚。这段原文有的劫难，在中文译本里没有翻译过来，因为这在中国伦理道德中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作了排异性删除。这是见识了不起的个案，可以看到陈寅恪史学的高度。不过，一般学历史的人，没有陈寅恪这个资质是学不来的，如果硬要去学，弄得不好就会走火入魔。

  陈垣对中国传统文献学的贡献特别大，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都有大量的成果，这些成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常识，他很多这方面的著作，比如像《二十史朔闰表》《校勘学释例》等等，就是学历史入门的工具书，必须要掌握的。但是，他的史学还有另一个层面，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借鉴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一部《通鉴胡注表微》。我们知道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牵扯到那么多的年代和史事，宋元之际有位史学家叫胡三省，为《通鉴》做了个注释。胡三省经历了南宋灭亡、元朝入主的世事巨变，所以在注文里除解释有关文献学的疑惑以外，还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陈垣当时在40年代日本占领北平，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时的那种心境就仿佛他当时在北平的心境，于是就把以前学者不太注意的这方面内容发掘了出来。因此他很自豪的说，我这是有意义的史学。也就是说以史学表达了他对时代的关怀。

  钱穆前期在实证史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著名的就是《先秦诸子系年》，把每一位诸子都在年代学上进行了考证，成为一部很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学术名著。他对秦汉史也有很深的研究，甚至对先秦、秦汉历史地理都有很专门的考证。1949年以后到香港、台湾时，他的学问已经大成了，他的后期著作基本上都是通论性的。当然，他前期著作里有一部传世之作《国史大纲》，代表他史学的最高成就。他到香港到台湾以后很多通论性著作都是面向大众的，影响比较大的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现在还很受读书界的追捧。学钱穆，你不能一上来就学他后期的通论，泛泛而谈，那是不合适的。

  最后，谈谈我对吕思勉个人的看法，如果你是资质一般的中等之才，要想研究史学的话，从吕思勉的史学成果入手是最切实可靠的，它都是从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最基本史料里，通过自己的扎实考证（他有篇幅很大的《吕思勉读史札记》）而后发现问题，对整个历史做一个解释。他的史学著作，我用四个字来形容是平实周正，而他的结论通贯穿透。从宋史的角度来看，碰到宋代有些问题，一下子无法准确拿捏的话，去查阅一下吕思勉的有关论著，他尽管不是专门搞宋史的，但很多论述都与我要想表达的东西是相当符合的。所以读吕思勉的著作，他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他的结论也是可以相信的，最适合史学入门。

  张明扬：

  虞老师一席话对四位大家做了个综合的评述，非常精彩。

  其实因为电影《满江红》，吕思勉在年初的舆论场上也小火了一把，他最早提出岳飞是军阀。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评价吕思勉？很多人认为吕思勉的研究过于普通，然后很多结论都是自基本史料而出，甚至有人说他抄书。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越来越注重新材料，你看现在的论文，经常就从哪个很小的新材料出发，哪怕没有太多辨析也没关系，有新材料为王的心态。

  关于这一点，其实陈寅恪和吕思勉一样，都是从基本史料出发，您怎么看他的治学方式？特别是与现在新材料为王的治学方式相比较？

  虞云国：

  我因为读了点吕思勉的著作，对他的“抄书说”，我要为吕思勉做些辩护。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吕思勉执教大学到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以前，主要是在民办大学——光华大学，它不是处于学术中心，学术中心当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现在还是如此。因为不是处在学术中心，他就没有条件去接触20世纪史学所发现的四大新材料，就是秦汉竹简、甲骨文、敦煌文书与内阁大库档案。当时资讯条件不像现在，这对他是先天的限制；另外，如果平心而论来看历史研究的话，新材料当然会提出一些新问题，得出一些新结论。但新材料对整个中国的全部历史，并不具有全面的覆盖性。像秦汉竹简只是一部分边疆地区的东西，敦煌文书也不过是在敦煌这个地区，甲骨文也有某种相对性，内阁大库档案更是如此。明清以后的历史材料，除了档案大库以外，其他明清史料那是海样地丰富。既然新材料对中国全史不具有覆盖性，我们还是应该以中国留下来的主要文字材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原料。所以吕思勉史学面对的，第一个是他的自身所处的条件限制，第二个是他对整个中国史学的总体把握，即便用最常见的二十五史也可以做。

  第三个，史学家之间如果说是比赛的话，有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参与了新潮流，当然是很好的。这是陈寅恪的原话，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得预新潮流。所以陈寅恪在敦煌学、佛学、域外写本学上，都有卓越的贡献。但是，陈寅恪在抗战初期眼睛半盲，后来抗战南迁，他所积累的新材料又全部丧失了，取用新材料对他来讲也成了一个障碍。于是，陈寅恪后来的研究，就是依靠很常见的材料，写出了不起的著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列的史料都是正史和《通典》《唐六典》等唐代研究里最常见的，但是结论却是了不起的，是出乎意外的。所以就像烹饪比赛，我有独家的新鲜食材，烧出了美味佳肴，当然水平很高，但是如果用一般的青菜豆腐，也烧出了了不起的东西。吕思勉就像这样的烹饪家，就是这样的史学家。

  然后再来看抄书，我借用两位著名史学家的评论。一位是严耕望，说吕思勉写了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与隋唐五代史，篇幅都很大，他说完全可以把他的四部断代史，像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劄记》那样来看，他就是用劄记一篇一篇拼成复原了这四个大断代的历史实相。严耕望是懂行的，本人就是了不起的大家，他说吕思勉有很多创见就是融化在他的抄书和排比过程中。还有一位在国际汉学上地位很高，是余英时的老师杨联陞，有人跟他说，吕思勉只会抄书，他说请问有几个人能够抄书抄到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是说吕思勉史学的规模，廊庑很大，是一个大建筑，而“有义”就是赞扬吕思勉的史识。杨联陞对西方中国学的了解，在美国当时没有第二个人可比，他能做出这么的结论，恐怕不是泛泛而谈。所以要正确地了解吕思勉的学问。

  03陈寅恪作为文化偶像，是一代人精神不死的象征

  

  陈寅恪

  张明扬：

  您可以算是吕思勉先生的隔代知己了。在这四大家里，就现在名声最大的，毋庸置疑，肯定是陈寅恪先生。

  社交媒体上，包括现在豆瓣上很多人都说陈寅恪先生如何如何厉害，但他的史学成就，特别是敦煌学及一些域外之学其实大部分人都读不懂，很多人说起陈寅恪先生就是那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现在这种身后名很多其实都是来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但其实这时候他的学术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很多是来自史学以外的因素，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虞云国：

  史学家陈寅恪声名之盛，因素确实是多方面的。当然，首先学问了不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确实是天纵英才，当时在清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那些著名史学家就说他是教授的教授。那些教授本身都是了不起的史学家，陈寅恪是他们的教授，这是一个前提条件。第二，20世纪现代史学当然就像陈寅恪所说的，要学术预流，陈寅恪是预流的，就为20世纪中国史学开创了一个新范式，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包括1949年以后，尽管中外隔阂，但是他原先接受的西方学术思潮还在，他晚年所谓颂红妆的两部著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实际上就借用了50年代兴起的西方心态史学来进行研究的，来表达他所追求的理念。也就是说，他的学术起点高，成果精，这也是他成大名的因素。但是，光靠这些还不行，吕思勉也不错吧？还有一个，陈寅恪是处于当时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高地，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而吕思勉只是在光华大学，在中国1949年以前大学排名里那是靠后的，这点也是很有讲究的。他在清华、联大又教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学生，我们总讲名师出高徒，反过来也可以说高徒出名师，也有这样一种互相呼应。

  最关键的就是刚才明扬兄提到的，陈寅恪本人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形象，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偶像。作为文化形象，还是理性地去理解他。最著名的是他在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文里，提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们刚才举了很多史学大家，有些史学大家也很有人文情怀的，我们等会可以讲讲吕思勉，但是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表述得那么集中，又没有像陈寅恪那样占据最高的著名学府。再加上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就导致陈寅恪走出了狭窄的书斋，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当时中国人需要有这么一种精神的形象、文化的形象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这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那一代人精神不死的一种表征，这才是陈寅恪成大名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

  

  张明扬：

  今年冬天我去了一次广州，然后到中山大学去访友，然后朋友说中大有一个名胜陈寅恪故居，旁边还有条陈寅恪小道，每年有无数人过来朝圣。

  虞云国：

  我也去朝过圣地的。

  张明扬：

  您刚才说不仅陈寅恪先生有人文情怀，吕思勉先生也有。可以具体展开说两句吗？

  虞云国：

  吕思勉的情怀也是这样。刚才说到的史学大师，他们都有一种历史的通识，也都想写通史，包括陈寅恪最后虽然没有写成通史，但是他的亲戚俞大维就说，陈寅恪的梦想是写一部中国通史。好歹吕思勉是写出了他的两部著名的通史，一部是《白话中国史》，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还有一部是三四十年代的《吕著中国通史》，现在也把它叫做中国通史，这是他的两部中国通史的代表作。我通读了吕思勉的主要著作，还包括王家范先生对吕思勉的研究，他认为吕思勉写了两部通史以后，实际上仍不满意自己的著述，他的最终目标想从中国社会变迁方面写一部中国社会通史。

  也就是说，吕思勉更重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变动。你去看他讲到近代史，也讨论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他说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起来，就是基层的社会问题在清王朝中后期远远没有解决，再加上外来列强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才发生的。底层社会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没能解决，进入20世纪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都试图从底层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上去解决，这方面他有很多的论述。因为吕思勉出身于下层社会，更多地关注平民问题与下层社会问题是如何的。在他的史学关怀里，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论述，他的很多着眼点，都是从下层民众角度生发的，只有把吕思勉的著作读得多了，读得深了，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关怀，泛泛而读是感受不到的。

  张明扬：

  我觉得您在说这些对现代史学大家研究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通读他的著作，才能知人论世，而不是泛泛地，情绪化地去评价一个人行不行，对很多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了解不多，拿几句话或几个学术轶事就开始评价史学大家。

  这四位大师里，活得最久、去世最晚的应该是钱穆先生，而钱穆先生的名声当然不能跟陈寅恪先生比，但他的书，比如说《国史大纲》就非常畅销，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读过钱穆先生的书。但长久以来，舆论场对钱穆先生评论两极分化，一方面，余英时先生作为弟子，对钱穆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评价“为故国招魂”；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自由知识分子就对钱穆有很多微词，很多人就认为他过于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评价过高，钱穆先生自己也说过对国史要保持“温情与敬意”？您怎么看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

  虞云国：

  对钱穆学术的争论确实有，包括我接触到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疑惑，后来读多了思考了以后，感到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1949年是中国历史大转变的关键，也是中国学术大转变的关键。实际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主流价值观。然而钱穆到香港、台湾又是持那样的价值观。这两个价值观在50年代60年代是绝然对立的，是互相指责的。在对钱穆的评价过程中，余英时提出了“为故国招魂”的说法。我要提醒大家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权层面，第二个是文化层面。我们不应该多纠缠于政权层面。很清楚，关于国家有几层概念。第一个是祖国，陈寅恪之所以不离开大陆，自称“何必去父母之邦”，指的就是祖国。请注意祖国是所谓从炎黄到现在的中国；第二，1912年以后是中华民国，1949年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国家；第三个是政权，这个国家当前由哪些人构成，掌握这个政权？所以看待历史问题也好，分析政治问题也好，要把这三个层面具体化。政权层面这里不讨论，我们不能说余英时说的故国不是祖国，也不能说他绝对不是指政权和国家。我认为他主要还是从文化层面讲的。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以看到钱穆到港台以后，他曾经与一些新儒家发表了所谓中华文化宣言，实际上是讲中华文化。但我们的文化又明显以1949年为界，之前是沿着五四运动的轨迹走过来的，之后马克思主义占主流。具体讲到钱穆，当然有他纯学术的层面，比如说《先秦诸子系年》，也有他对中国历史的通贯的看法，就是《国史大纲》，是他最了不起的著作，每个有志于学历史的人都应该读一下。他的学生认为他这部著作可以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媲美，篇幅又没有《资治通鉴》那么多。钱穆到了港台以后，台湾前期由蒋介石掌权，那个时候还是有独裁的一面，台湾的转型是后来的事情。在那个时候，钱穆对蒋氏政权是表现出一定的温情的。我们有的时候对钱穆不满，也就是因为蒋介石到台湾的前期，确实还是把独裁的做法带了过去，你却还讲温情。但是还要一分为二，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对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包括某些文化的黑暗面也还是有他批判的。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有个命题，就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要有温情和敬意。我的理解是所谓“温情和敬意”，和陈寅恪的“同情的了解”，实际上有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先要了解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为什么要这么做，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先要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这样才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钱穆。当然，他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总体说来是以肯定为主的。这也造成了大陆有些读者和年轻人对他不满的地方，认为他批判不够。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们要把钱穆著作里合理的观念和方法拿过来，另外要树立一个观念，以现在的自由民主观念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和黑暗的方面，始终是学术界和每个国民的重要任务，这样才能全面理解钱穆。

  04救亡时代的民族主义与史学

  

  钱穆

  张明扬：

  虞老师的意思是，我们先别急着评价，先读书，先入乎其内，等你读完书之后，批判也好，支持也好，这当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偏好。在我们中国近现代史学里面，除了文化保守主义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叙事，这是无法避开的。对意识形态素来保持距离的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也激扬民族主义，陈垣先生甚至说过“凡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您怎么看待那个特殊救亡时代的民族主义与史学？

  虞云国：

  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中国历史上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从1840年开始，一路颠沛跌宕，不断有外敌入侵，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忘怀的耻辱和痛苦，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为止。这么一来包括那些学人毫无疑问也要受到整个历史大势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始终萦绕不去。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没法不谈的背景问题。但是，尤其20世纪以后，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民众，都会有意无意地跳不出民族主义这么一个框框，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去正确地理解和拿捏民族主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要抗日救亡，民族主义就潜入了史学领域。对鼓动民众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是有积极贡献的。钱穆写了《黄帝》，顾颉刚就更多了。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民族主义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合理性只是一定的、有度的，还是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分开来。刚才明扬兄提到的陈垣所讲的“凡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这句话从当时抗日的政治层面来看，暂时不说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学术层面来说，这个论述是错误的，历史就是历史，你不能把这真相给抹杀了、掩盖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百年之间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要尤其警惕民族主义思潮被政权与政党利用。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我倒是认为吕思勉在学术层面处理民族主义，是最有控制力的，拿捏得最好的。当时上海也沦陷了，他就到常州去教中学，常州也被占领，他干脆到乡村去，在政治层面他是这么做的。《吕著中国通史》最后完稿在1941年。1941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然而整部著作里没有让民族主义泛滥，只是在最后引用了拜伦的《哀希腊》，隐喻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我就不相信它会沦亡。他就只表达这个理念，用这部通史来鼓励当时人民，坚信中华民族的不朽与辉煌。他拿捏得很合理，也符合史学的理性。我们现在也还是应该如此，对过度的民族主义千万要加以警惕。

  张明扬：

  关于民族主义话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顾颉刚先生当年写大禹是个虫，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但在抗战的时候，顾颉刚先生参与办了《禹贡》杂志，提出了学术抗战的理念，又在某种程度上张扬民族主义。

  您怎么看顾颉刚先生的变化？又是如何评价当年的学术抗战呢？有一种说法是，当年学术抗战的很多成果在学术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虞云国：

  他在1921年写《白话中国史》。那时候，日本对中国还没那么步步紧逼，所以他认为岳飞是军阀。后来有人抗议了，抗日战争以后，他就不这么谈岳飞了，回避不谈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改变自己的那些看法。当时南渡四大将都拥有大量的私家武装，当然，岳飞的私家武装是抗金的，韩世忠也还可以，其他两位完全是拥兵自重。但抗日战争起来以后，他就不谈岳飞问题了，如果继续谈就伤害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仰，不谈总可以吧？

  顾颉刚创立了古史辨派。章太炎批判他，说你这个古史辨派，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尧舜抹杀论”是同出一辙，是要否定中国的悠久历史，这是章太炎的观点。实际上，古史辨派登场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民族主义还不没那么兴盛，所以顾颉刚完全是从学术角度来看问题的，而且他与白鸟库吉是各自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不存在剽窃的问题。但是，抗日战争起来后，却把尧舜给否定了，说大禹是条虫也不行，所以他也不讲了。

  顾颉刚也确实参与了所谓史学抗战的行列。他在九一八以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他是一个出版家，编刊了面向一般老百姓的通俗读物。九一八以后他创办了一个书社，叫做三户书社，所谓三户就是三家， “楚有三户，亡秦必楚”，用暴秦来比日本。到1933年，他把三户书社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为了激励广大下层民众的抗战决心，他组织一些学者编写了《勾践报吴》，写勾践越国灭吴国的故事，编写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讲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誓死不降清朝的。这些小册子起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他找一些学界同仁编完这些小册子，然后亲自修改出版。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创办的通俗读物书刊社出版了面向大众的抗战通俗读物，包括古代史和当代史一共编出了600多种，发行量达到5,000万册，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民族动员。当年喜峰口战役以后，他就写了京韵大鼓进行宣传。

  第二件，他在1934年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会——禹贡学会，规定了两大任务。第一个是研究历史沿革地理，那是历史地理学的正宗。第二个是强调讨论边疆和民族问题。边疆民族问题，广义来说也是历史地理学范围之内，但是他有现实关怀在里面，从1936年开始，《禹贡半月刊》出了很多边疆和民族的专刊，比如说西北专刊、东北专刊（东北肯定与九一八事变有关的），还有南洋专刊、察绥专刊、察哈尔与绥远……当时也是抗日前线。可以看到，顾頡刚确实是在用学术为抗战服务。他还主编了边疆丛书，希望当时政府重视边疆问题。抗日战争时期，迁都到重庆，已经离开了中原，军事考量里包括利用西南与西北腹地坚持抗日。所以顾颉刚亲自考察了西北，写了《西北考察日记》。

  他之所以做这两方面的事情，有一段自我表述讲得很清楚。大意说：我要让中国的上层阶级因为《禹贡半月刊》而全面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地理环境；我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要让下层阶级因为这些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而起来抗日。这里，可以看到顾颉刚在抗战时期那种学术上的现实关怀。

  张明扬：

  谈到学术的现实关怀、民族主义、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这本书的名字《学随世转》非常契合。虞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史学研究、史学家本人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学术和现实关怀的关系？

  虞云国：

  我觉得这跟刚才的主题也很有关系。也就是说学术，包括我这本书涉及的中国百年史学，我们当下历史学家在从事的历史研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史学研究、史学成果与人文大关怀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实践，而且未必实践得很准确的问题。

  我想有这么三个层面可以把握。第一，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大家知道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没错，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任何一个历史课题，实际上都寄寓着你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或者你本人现实兴趣的一种关怀。

  所以我们要肯定史学研究离不开时代，史学家关心现实的人文问题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关怀又不能走影射史学的道路。

  我们也不能用历史研究来为现实的某个问题做简单的图解。比如说研究宋史，宋代因为西夏掌控了西北的交通要道，阻断了陆上交通，所以海外贸易形成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你的研究只要把宋代的海外贸易如实地讲出来，不要把它与某些问题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地方还是有时代差异的。所以简单的图解也是不可取的。就是既要有现实的人文关怀，但是又不能简单化。

  第二，我提出一个命题，叫做历史的通感。在座的肯定是历史读物爱好者，读历史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历史问题、人文问题与政治问题，包括个人命运的问题，都会从历史的某个侧面形成一种联想。历史学的效用就是让你产生一种合理的通感。形成合理的历史通感除了要研究和阅读历史，还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尊重历史的实相，就是要符合历史的原来面貌。因为历史是稍纵即逝的，要百分之百地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历史学家就是要最大程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这样你的成果才可靠。所以要尊重历史的实相，你在史学研究上不能有纰漏；第二个条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因为有些材料不符合你原先设想的某些结论就把它掩盖掉了，或者还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高度就把它拔高了，或者不符合我的解释就把它歪曲了。这些都是不行的。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在历史观上就提出，要不虚美、不夸饰。只有做到这样，你的历史成果拿出来，读者读了以后，自然而然在思考方法上面会得到某些启悟，在某些历史现象上会形成一种对照，在某些历史认知上会产生某一种感性，这样就达到了历史学的作用，完成历史的通感这么一种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避免以前史学发展过程中那种急功近利和趋炎附势的前车之鉴。我的书里讲到了丁则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家，当时中国史学的最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认为他将来是了不起的史学新星，但是他在1949年回国以后，太急功近利了，他有些著作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

  第三，我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直接为某些现实的政治或者政策做历史的图解，这些服务工作不是应该由人文科学来解决，而应该由社会科学来解决。我们现在讲文科，实际上分两个部分，文史哲是人文科学，人文学科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的积累来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让他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上获得更多的人文资源；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等等才承担这些责任，历史学没有必要去越俎代庖。

  张明扬：

  我们刚刚梳理出来的史学大师、大家们很多都是“通人”，什么都懂，有写通史的能力。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就越来越专门化，学科切割得很细，怎么看待现代学术这种专门史断代史统治一切的倾向？您觉得未来还会产生能写通史的大师吗？

  虞云国：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史学碰到的基本问题。刚才说的那些史学大家都是有见识有通才的，但是他们的表现也并不一样，陈寅恪最终没有完成通史著作，吕思勉完成了通史著作，但还不是他心目中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即便像陈寅恪这样纯学术的著作，很多是专门之学，或者是断代之学，他自称专注于中古民族文化。史学大师这些断代之学也好，专门之学也好，已经都有这种通识贯穿在里面，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现代史学在20世纪形成过程中，中外史学界已经达成一种共识，专门史和断代史成为20世纪史学的主导方向和主流趋势。为什么？因为任何学者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通，所以只有从断代和专门的课题着手，才能进一步还原历史某一部分的原来面貌。相对说来，只有一个一个的局部面貌或者专题面貌清晰以后，才可能对整个历史形成总体的了解和把握。因此，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实际上就是现在史学的主流。现在学科体制的考核也是以此为目的和标准的。但是，史学研究又不能够画地为牢，自设壁垒，不能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说我研究宋代台谏，如果就只复原宋代的台谏制度，而不把握这个制度在整个宋代、中央集权体制里的运作情况，不把握它在整个中国帝制时代中监察制度对君主专制的监督作用，你的这个成果就缺少它的价值深度。

  所以我们史学研究者也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不妨从事断代和专题研究，为史学前沿不断来做成果的积累，为整体了解中国历史做添砖加瓦的工作。一方面在专门史和断代史的研究过程中，不要忽视自己通识的提高，见识的提高，这能够加强你的学术成果的传世价值。展望未来，我们这一代尽管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走上了史学之路，但却是过渡的一代。和我们的老师辈不能比，我们的老师辈又和他们的老师辈不能比。后来的史学工作者，要向前辈大师致敬和学习，学习他们的成果和通识。

  跨过我们过渡的这一代，后来的那些中青年史学家有自己的长处。首先他们的基础训练比我们起步早，我三十岁才起步，他们二十几岁博士已经毕业，而且在他们专业成长的过程中，第一专业训练相当扎实，第二拥有与外部世界接轨的有利条件，他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新思潮、新材料、新课题的影响，再加上21世纪开始的广泛而深入的史料数字化的优越条件，如果他们有自己的通识的话，完全可以涉足于某个领域的通代性著作的写作，为中国史学留下传世的成果。

  

• 过理性的人生，不被情绪左右

  作者：真真 发布时间：2021-10-27 20:49:04

  《好心情练习手册》这本书很薄，我觉得这本书取了一个很棒的名字，心情是可以练习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他从三个方面来写得这本书：一、情绪容易被影响和情绪不容易被影响的人的特点，二、以最新的神经科学等数据分析人会被情绪左右的原因，三、练习不被情绪左右。这本书的原理是基于认知行为治疗的观点：人的认知决定你的情绪和行为，行为反过来可以改变认知和情绪。虽然写书的作者是专业人士，但是这本小册子的可读性很强，是写给大众的一本书，非常容易懂，操作性很强。举一点我自己的例子：

  前几日，我和男友去逛街，我去逛超市，男友在外面等不愿陪我进去，等我逛完超市出来，他没在门口，电话也打不通，我以为他去车库了，去车库找了他也不在。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也要搭我们的车一起走，左等右等也不见他来，我心里很是着急，也有点埋怨他为啥当时不和我一起。过了十几分钟，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正在赶过来。一见面，我的内心第一反应就是要朝他发脾气，他跟我解释，当时商场太吵了没听到电话响，后来自己拿出手机来才发现我给他打了电话。我转念一想，对呀，他又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我犯点错，他从未责备过我，有什么好生气的，逛街是我要来逛的，他来回开几个小时车来陪我，他一句怨言也没有，我的心情就平静下来，那些指责的话我没有说出口。

  后来我们在路上，男友开错方向了，导致我们绕行了很久，堵车堵得不得了，当然我的第一反应又是指责，我的理性又跟我说，本来重庆的路况又复杂，一不小心就会开错，而且现在车很多，开车本就不容易，而且我们的车载导航一直不太靠谱，男友开错方向肯定心里也不舒服，我要是说他，他心情不好，出了车祸怎么办？我不开车，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说那些指责的话除了让我们俩心情都不好，甚至增加行车危险，想想新闻里两人在车上吵架导致车祸的新闻。想到这些，我拿出手机给男友导航，而不是去说他。

  最近和一个男同事在工作上的意见不统一，我反复提了多次希望同事按我的想法来。后来反思了一下，我可以提出我的想法，但是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来，我提一次就行了，不要反复提，要尊重别人。想到这里我觉得应该跟同事道个歉，而不是跟他吵一架。

  我跟人最喜欢的部分是第二部分，有很多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我们的大脑分为大脑皮质和边缘系统两大部分。边缘系统和我们的动物性、本性相关。而大脑皮质主管人类才有的高层次机能，如思考、判断、伦理。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的边缘系统会最先反应过来，出现很多的情绪，比如：恐惧、害怕、紧张、愤怒等等。结合我自己的例子，事件是男友开错路了，我边缘系统的第一反应出现情绪生气，然后我的大脑皮质思考了一下，我生气对男友不公平，而且有可能使我们陷入危险，所以我选择帮男友导航而不是批评他的行为。我若在这时批评他，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这样的小事堆积容易导致感情破裂，我选择帮他导航，我们俩一起面对了困难，加深了我们俩的感情。情绪化更多表现的是我们动物化的一面，理性则表现了我们作为人不被情绪左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