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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時. 发布时间：2022-03-16 20:01:58

  在安静的阅读中感受到丰盛的生命力，感恩。

• 作者：闪电丸子 发布时间：2020-07-07 22:35:21

  真的羡慕，销售看似没有门槛，实则做到顶级的业务要求真的非常非常高。在IBM时见过一些top sales，很有那种感觉。还蛮希望自己职业生涯能有机会尝试下这个工种的~

• 作者：Maner 发布时间：2014-01-15 1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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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瓦晴 发布时间：2019-01-05 19:54:02

  这一卷很平淡，下一卷要开打青峰了。

• 作者：笨鸟 发布时间：2013-03-28 08:29:13

  了解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成长

• 作者：卡卡饭司有个饭 发布时间：2024-02-19 21:01:24

  像行业老大哥在和你亲切唠嗑揭示内幕八卦，有点意思

• 这本书让我领教了什么叫精神乱分析

  作者：赫拉扎德 发布时间：2020-12-02 23:19:02

  学沙盘的大家千万不要买万千心理的《沙盘游戏疗法手册》，今天看完感觉被狠狠坑了……

  不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1、前言对于各种神话意相解释的太长，就差写成一本《金枝》。

  集体潜意识的意思是共享同一种文化的群体拥有的同一种符号概念，比如中国人都喜欢龙，觉得龙是神圣之力的化身，但西方人认为龙是邪恶的，这才叫集体潜意识。

  沙盘里的集体潜意识投射更是普通人的集体潜意识投射，再西方也不可能人人都摆个盘前先想想七重萨满吧

• 皇权与绅权：打给文化恋尸癖患者的3记耳光

  作者：复合维生素 发布时间：2015-12-28 17:31:25

  1.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统治权即高度集中——除了分裂割据时期，即使分裂时，每个割据政权内部也是高度集中的——不曾存在一个地方（尤其是基层）绅权可以抗衡乃至独立于皇权的时代。官僚与缙绅们的所谓权力，唯一的来源是皇帝的授权。而这个授权既然是可以授出去的，也就是可以收回来的。当然，皇权并不一直等同于皇帝或皇族掌权，而是指皇帝在法统上所拥有的权力，这个权力亦可落于外戚、权臣、宦官之手。而皇帝、外戚、权臣、宦官，都要掌控中央政府，才能把持皇权，因此中国帝制时代的总体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之间关系微妙：二者并不等同，中央集权之时可能皇权受到相当的限制；但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则地方绅权之“自治”越不可能。即使东汉至魏晋的士族鼎盛时期，士族也必须依靠或曰把持中央权力，才能保住自家利益。一个“士族”若在高官显宦的层面出现一两代人的断档，就会没落。且最终士族完全覆没于手握兵权的军阀们，而李唐赵宋自马上夺天下后，继以科举制控制了仕宦之路的门槛，杜绝了新士族的产生。虽然宋代士大夫的“阶级自觉性”高涨，乃至喊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但实际上宋代的中央集权程度远迈往昔。说这些是要说明：中国的帝制时代，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统一国家内的地方自治，尤其不可能出现由不掌握武力的绅权主导的“地方自治”。似欧洲那样的商人或贵族自治的城市、城邦，在帝制中国时代根本不具备内生的条件。

  2. 那么，所谓“政权不下乡”、乡绅抵制乃至驱逐流官、乡绅主持村规民约呢？这些固然是真实甚至普遍存在的，但需明白：第一，政权不下乡，概因政权没有下乡的需求，而非没有下乡的能力。帝制中国的中央政权对基层只有榨取皇粮国税与役丁的欲望，而回报以最基本的治安保障（避免大规模匪患），这两样都不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县令只要按数收齐了粮税与役丁，并不需要去管税赋摊派到个人头上时候是不是公平的——除非因为过度的不公而引起反抗。政权主动下乡，反而要去承担那些调解纠纷、养老育孤、修桥补路一类的责任；而主动下乡所能动员起来的额外的资源，甚至未必能弥补这样做所需的额外成本。但政权不下乡不等于“乡下”就拥有自治权。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当政权因为某些原因而要加大对资源的榨取时——比如营造大型建设项目、对内对外战争等等——地方并没有说不的权利，甚至想讨价还价都不得，而这本来是真正的自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乡绅抵制乃至想办法驱逐朝廷派来的流官，靠的不是“乡”而是“绅”，即不是靠组织地方民众抗议、请愿，而是靠缙绅这一身份背后庞大的官僚关系网，自上而下地施压。单就地方官与本地士民的权力关系来说，地方官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在自己被授权范围内为所欲为（甚至很多时候稍微越界也没事）；但当本地某家乡绅背后是更高层的地方官乃至朝中大佬，或可以动员起御史言官的时候，强弱就可能易位。所以这说到底还是官场内斗，而非官民之争，更不是地方自治运动的表现。帝制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官民之争——除非这“民”已经揭竿而起。而地方官与有背景的乡绅之间，总体来说是合作与分赃占主流，矛盾冲突为次要。在这种地方权力与利益的分润中，下场的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卸任官员或高官、京官之亲友门生，而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工、商，向来是没有资格参与，也没有代言人的。第三，村规民约，或者说“乡约”充其量只是在政权不承担民众福利与公共责任之背景下，由具有一定道德担当的乡绅发起与主持的基层自救、互助行为罢了，其本质上是内敛的，同样不是向皇权争取自治权的运动。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乡约，尽管如今被文化恋尸癖们推崇，仿佛就是中国内生之公民社会，其实也是既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也没有在时间上有机传承的。蓝田吕氏乡约在当时就困难重重，嗣后虽然得到皇权的褒奖与鼓励推广，但实际是变成了道德劝化、风俗敦励，而不复起先的社区守望相助之精神。

  3. 文化恋尸癖们幻想了一个田园诗一般的“乡绅主导之地方自治”的美好过去，且哀之悼之，甚或期望死灰复燃之。前面已经说了这样一个乌托邦是不曾存在过的，而现在可以说，即使存在过，或即使乡绅们有过什么正面的意义，如今也是不可能复建的。当近代的、工业化的西方与传统的、农业的中国碰撞后，有识之士就已经知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中国或亡国而沦为殖民地，或救亡而重获新生，无论哪种结局，都不可能再保存原本的格局。而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一场社会革命显然已是不可避免。社会革命所推翻的不只是一个旧政权，而更是从生产力、社会阶层、治理模式、文化与精神等方方面面，都要来一次颠覆式的变革。生产力上，要从依靠人力、农业，转向依靠机械、科技之力，依靠工业与商业；社会阶层从地主与农民的两分而变得更多元，增加了产业工人、不同利益诉求的资本家，以及日益壮大的城市知识阶层；相应的，合格的政府治理也不能再是简单的收税抽丁、维持治安，而更多了主动的规划国民经济、规范公民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提供基本福利等等内容；在文化与精神上，无论掌权者再怎么不情愿，总归是臣民意识渐消、公民意识渐涨，自由、平等与民主哪怕是作为口号也不得不喊了。这样的社会革命之下，乡绅阶级的经济根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政治根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分润权力）与文化根基（适应帝制社会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伦理）通通倒塌，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甚至在这个社会革命仍在进行中时，自清末开始，乡绅阶级就已经萎缩了。一则是科举制终结，近现代中高等教育普及，当官的道路不一样了，即使乡绅的子弟仍可优先接受新教育、担任新官僚，但正是这新的教育、新的政治让这批乡绅子弟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不再愿意承担与主持乡土社区的事务，他们宁可将家小迁入城市，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取新的利益；二则是现代国家为了动员更多的资源，势必要推动政权下乡，且力争要打破乡绅在乡村中赖以立足的土地所有制度与宗族制度，建立更为垂直、直接的统治，而主导这种变革的现代国家政权，无论操之于国共哪个党派手里，都是以远比古代社会更为强大的武力为其后盾的，是乡绅们无法抵抗的；三则，在帝制时代尽管皇权以其法统垄断了统治权，但儒学之道统至少还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即皇权无法直接干涉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儒学的“圣统”从周公、孔子而至于朱熹，不以皇权好恶而转移，最多做到朱元璋那样出一个删节版的《孟子》，但中国的社会革命之一特点就是法统与道统（三民主义也罢马列主义也罢）合一，执政党同时拥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解读权甚至是创设权——xxx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无不是“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因此在帝制时代能够以教化之权影响民众的乡绅或曰绅士们，已然是连这最后一块阵地也已丧失了的。

  《皇权与绅权》成稿于1948年，是费孝通、吴晗等人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研修班课程上宣读与讨论的论文集。在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尚未决出胜负，中国也尚未脱离农业社会的基底，旧阶级、旧观念、旧精神仍在影响着绝大多数国民。而也就在那个时候，这些学者们虽然观点有所差异，却一致地认同：绅权在历史上不曾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地方自治与民众自治，绅权在新的中国——不论统治于哪个党派——也不可能复生。对比之下，今日动辄向实际上不堪回首的传统死胡同中寻找新出路的文化恋尸癖们之闭目塞听，是何等的可笑与可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