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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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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lice 发布时间：2014-02-08 09:37:12

  在教宝宝学这个系列的游戏。宝宝的成长，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引导她。书中的有些游戏，宝宝自己本来就会了。

• 作者：陈小盟 发布时间：2016-09-26 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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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梁萧的江湖 发布时间：2024-05-14 23: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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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从延 发布时间：2022-06-13 20: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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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超新星芋圆兔 发布时间：2012-02-24 15: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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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夜儿乎粘苞米 发布时间：2021-02-09 16: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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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聖心：儒內儒外？莊子何歸？——《儒門內的莊子》述評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0-08-08 22:06:56

  庸詎知吾所謂儒非汝所謂儒者邪？

  庸詎知汝所謂莊非吾所謂莊生邪？

  ─仿莊式語法戲作

  緒　言

  胡適曾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然而這如何能成為做學問的指引？在 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時，如何進行假設？在深入事象肌理之後，理解自有其左右逢 源之境，又何須假設？何況已大膽於前，又何須小心於後？即求小心於後，也未必 能達於是。是則前句可為入門者壯聲勢，後者則屢為乏根基或洞識者所樂棄。若仍 用小／大設對，吾人寧取〈寶鏡三昧〉中之「細入無間，大絕方所」一語為治學之 南針。兩句雖有不同語脈，尤貴寂歷同時。細入無間，乃言對文本之通透為無限逼 近之體認；而大絕方所又指向必不為任一模式、任一界域所拘之眼光與氣魄。恢宏 方能走雲連風，橫絕太空，而細密復為恢宏所涵蘊；細密則使想像與超拔皆紮根於 地，而恢宏正以細密為生機。 楊先生此書，既擇〈儒門內的莊子〉一篇為書名，與當代學術成見迥不相侔， 不僅為其學思之一里程碑，同時也是當代《莊子》研究之新局面。脫舊說之籠範， 籌新局之開創，卻不源於盲勇大膽的假設，正來自對《莊子》文本細入無間之貼 合，復來自對《莊子》旨歸大絕方所之恢宏。楊先生學術著作一入手即足名刻學林 者，為其碩士論文《先秦道家「道」的觀念的開展》。此書絕無少作之蹇澀，反之 汲取當代中西學術之資糧，而有著觀念的清晰與新穎，然莊子依舊列於道家門牆。 而博論《中國古代「天人交通」的四種類型及其意義》，則已以神話、離體遠遊等 主題，恢宏地開展古典詮釋，然莊子卻非此書之重心。至《儒門內的莊子》一書， 則既與首部著作見地有別，又不失其對經典精神一貫的關注。此書涵蓋宏闊，立論 層層開新，如莊子學術淵源及其思想性格、《莊子》中「主體」之特徵、《莊子》中 對語言之反省與創用，由是而涉及莊子學派歸屬、神話淵源與轉化、卮言與隱喻、 關於技術或技藝、體知與氣化⋯⋯等主題之開展。個人認為藉由傳統的繼承及與西 方思想的匯流，加上楊先生獨自的睿見，本書勝義紛呈，絕非老調重彈。其中， 神話與巫術的當代再生，雖是貫穿全書的基調，但一方面因個人知識不足，一方面 對其想像聯結的方式也很陌生，加上是書結構與理致，已有他文深入引介；是以兩 者均為下文所略。個人想單就最具爭議性的論題來談，即莊子的學派歸屬或思想性 格，逕論其成立之基石，如《莊子‧天下》等；另論及書中未涉及的討論側面，如 諸論說間，語詞意義相錯之可能⋯⋯等，以便能接續其書而重啟對話。以下論題均 就這兩點設定展開。

  一、學派歸屬或思想性格

  先談立場與策略。在學派歸屬部分，個人完全同意楊先生的看法。若談學派 歸屬過於剛性，那麼亦可權且視為思想性格的傾向問題。雖然這說法在學界不止非 主流，更多時候就歸屬於錯讀《莊子》及儒家保守主義者的謬論而已 1 。然而果真是 這樣嗎？歷來積非成是的局面與定位如何扭轉？楊先生的論述策略非常高明：「以 莊解莊」。不是單純從《莊子》文本的再解析，而是以《莊子》中「篇」為基準， 這就是〈天下〉。這和一般的策略已有很大的不同。簡單地說，因《莊子》文本詮 釋空間大，我們對任一段文字的解讀都可以南轅北轍，像「成心」概念歷來三種讀 法，植入文脈中看似都合拍，誰也不能說服誰。但以整篇意向、旨趣為導向，而且 是較具公信力的篇目，那麼立論會穩妥得多。接下來的問題，就不是說服的問題， 而是論證的嚴密與議題連結性的深淺。而這點楊先生在導論確實分析得深入而允 切。（當然，議者若硬要說〈天下〉篇中儒家只占著末端「君子、百官」的位置， 也不是說不過，但就是心存成見的橫議而已。） 其次，當然就是主論部，本書第二篇〈儒門內的莊子〉。 個人認為「莊子儒門說」或「莊子尊孔論」最容易產生的誤解（而非挑戰）， 正是莊子在〈齊物論〉所積極反省的語言問題。而其進一步的困難（仍非挑戰）， 則同樣是〈齊物論〉積極自身反思的理解他者問題。簡單地說，當我們用了「莊 子」或「儒門」、「孔子」這幾個語詞或稱謂時，因符號一致故，皆誤以為所指稱 乃同一人、同一事，實則其指涉卻千差萬別，而這些先見又根源自非常複雜而各別 對其人其書的理解，或各有其接受史的脈絡。可舉一個常見的例子，宋剛在〈莊子 之怒：試論古代中國一種權力批判〉稱許了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的卓識：「綜 觀中國歷史，也只有像司馬遷那樣卓絕的膽識，才能夠明瞭個中的曲折，敢於指明 語言的抗爭。在他的長篇巨製《史記》當中，那段關於莊子生平的簡短傳述裏，史 遷對莊子給出的最後結論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他的語言洸洋自恣， 完全依自己的願望而動，『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沒有一個王公大人能把他 變成工具！」伯牙碎琴於子期既逝，以知音難再得故。今許司馬遷為莊子知音，正 見史遷知人之深。但同一篇他對孔子與儒者的評價如是： 儘管儒道兩家都強調「生命」高於「知識」，必須指出二者有大不同。孔子 所推崇的生命乃是切入社會的生命形式，其行為規則必以社會階序為準繩， 而莊子所說的生命卻首先就是要打破這一階序的鎖鍊。縱使孔子本人對這 一生命計畫的實踐，以其特有的敏感與正直保證了真實性，在其追隨者們身 上，秩序邏輯卻逐漸占據了上風，「知識」也逐步取代了「生命」。此外， 由於儒家教化訴諸於道德，但其目標卻不是朝向生命，而是朝一個「仕進」 生命做努力，所以其中的分裂或矛盾就難以規避。儒家所謂「生命」高於 「知識」，其實應該理解為，通過知識這一工具，對人的生命這一「社會性 存在」加以實現，這一計畫高於一切。至少，儒家這種「生命的優先性」在 實際上的發展確是如此。2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司馬遷固然稱許莊子，直顯其人真精神；但其心中最傾慕 的人物、歷史上無人可比擬的孔子，為何在異議者的眼中，此論述便全失價值了 呢？簡單地說，是司馬遷說的莊子與某評論者心中的莊子相合拍，但史遷所尊的孔 子卻與評論者心中的孔子不相侔，遂衍生為這種選擇性的去取或價值判斷。因此， 當我們要了解楊先生所謂「儒門內的莊子」時，絕不應視為非常簡單的學派勢力範 圍的無謂爭執與呼求分羹而已，同時應擱置先劃圈再使之對號入座的方式，並且 視為一種對不同思想家及不同學派性格重新認識的契機。若然，一如楊先生已提醒 讀者的：究竟儒分為八之後，我們如何想像「儒門」？甚至在此分裂前的儒，可以 如何理解與想像？那麼，進一步的對話才可能產生。而上引文中還有兩個慣用詞， 便是一般人通常理解儒學的套語。其一，「社會性」變成對儒家劣義的標示詞。楊 先生書中恰對「社會性」也有其界義，我們難以確定雙方所言的「社會（性）」是 否定然同一指涉，但至少在最後的判斷上明顯絕異。如果我們說「發言」本身也是 社會性，亦即離卻社會性的隱然基底，「否定『社會性』的發言」並無意義，因為 任何言說之發聲，以至著作之呈現，其自身都已宣告著社會性了。再者，所謂「孔 子⋯⋯其行為規則必以社會階序為準繩」一語，亦不知據於《論語》中何章何句而 得？反之，若中國思想有所謂獨立主體人格，則必從儒學始。此亦儒學史的大問 題，即儒學本質究是由《論語》認取，或由《禮記‧禮運》認取，其間也大有差 別；對此或應考慮梁漱溟先生的卓識，但這已是另一個問題。復次，莊子是否可解 釋為其「所說的生命卻首先就是要打破這一階序的鎖鍊」，若衡諸〈人間世〉一篇 既不相合，而大有可商。那麼，楊先生書中極簡明的說法足以回應上述質疑「人不 可能只是自然人，人的存在本來就是社會人的存在，『社會人』是論述不言自明的 前提」（頁 223）。此說既可說明「社會性」一詞隱性基底的意義，同時也可用以解 釋《莊子‧人間世》部分章旨。其二，除了社會性，另一個一般人慣用的道德意 識、藝術精神等對比詞語無效地分割儒、道。宋剛先生雖已觸及儒、道可能的共通 義蘊，卻尚未跳脫一般解釋架構賦予新詮。而楊先生在此走得更遠更深入，書中另 通過指向創造性源頭加以深化並證成儒家與莊子的共通性，此見地實更允切。這些 都與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與界定「儒門／學」有極密切的關係。

  二、申論與回應 I：《莊子》書中的孔子形象問題

  關於莊子儒門說，個人已表贊成的立場，但也應考慮異議中很重要的聲音。其 中最須先注目的，即《莊子》書中的孔子形象問題。在楊先生書中以向、郭注的孔 子形象為儒門說的先聲，個人並不如此看，但這無關宏旨，可暫置勿論。然而問題 應進一步分兩層次討論：一是《莊子》書中的孔子究竟是否具「形象」問題，即是 否足為一議題可討論？二才是在其議題確立後，應如何解釋其形象？ 不構成議題的原因，議者率簡單以為，孔子不過是莊子遊戲文字中操弄的人偶 而已，羌無實義。認真地將虛構按實，是誤將戲臺當人生，不明寓言手法之幻成遊 戲。但真是這樣嗎？若必作此說，反而是將莊子視為不入流的作家或導演，路邊隨 意撿來一個戲胞不具足的路人甲都能捧為珍寶充作主角了。然而，在寓言選角的可 能性方面，莊子可用的角色太豐富了，重言也可以交託給老子與黃帝，何必定由孔 子擔綱？那麼，試問：目前反對孔子的正面形象者，是否能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其頻繁地加碼演出又是何故？若以為孔子在一般人心目中分量重而勉予雇用，且問 今日的孔子在誰人的心中分量重？時移世異，莊子當時所起用的因素早已煙消雲 散，又將取信於何人？反之，我們若考慮藝術的精確性，那麼演員一樣有「非此人 不可」、「不作第二人想」的安排。即使在幻戲的寓言亦然。那麼為何非孔子出場 不可？看來總需有個令人信服的說法。若任意將孔子視為隨時可被替換的客串演員 或芻狗人偶，反而是輕率地擱置了解釋的難題。 《莊子》書中的孔子形象，若簡單加以分類，最少有三個分身應各別討論。一 是歷史上的孔子，如〈人間世〉末章，如〈山木〉厄於陳蔡等章；二是時儒或陋 儒的代罪羔羊，惟這類比例最低，主要見於〈盜跖〉；三是理想的孔子，如〈人間 世〉前半部的兩章及〈德充符〉與〈大宗師〉。一個孔子有三種分身，正是還其為 虛構的手法，且皆寓有莊子自身的詮釋，其高著眼處殆唯孟子足與相當，絕不與餘 諸子共。但此虛構中仍有其分際，也有其交錯，我們要看的正是這分際與交錯。就 歷史上的孔子而言，〈人間世〉末章如何解讀自是問題，如憨山即認為「終篇以楚 狂譏孔子」，這是憨山心中莊子眼中的歷史孔子。但個人就其語調而讀則不然，這 是莊子對孔子的慨嘆、惋惜，而非嘲諷。這仍與讀者心中的「個別孔子」或成心孔 子有關。但直白地讀，此章分明在探問與建議：孔子為何不選擇遠離人間世的這種 可能？至於理想性的孔子，又符應於歷史的孔子，正是對儒學開展的批判性繼承， 正如楊先生所謂「莊子之假托孔子立論，實乃現量直說，而不是文學技巧」（頁 139），確是細入無間地貼近詮釋。這種托孤的內在性與內部的批判可能，請見下 節。

  三、申論與回應 II：批判與改革

  異議除上述孔子形象問題須先釐清外，個人認為接下來最重要的，須考慮賴 錫三先生關於道家型知識分子的主張。這裏並無意另闢戰場，相反地，個人絕大部 分同意並讚歎賴先生深弘的詮釋。問題只在：為何這樣的知識分子型態，只能屬於 道家？所謂道家型知識分子，莊子開創了統方內方外的圓教型態，故為第三路線： 既非純粹介入參與體制以喪己的技術官僚，亦非淡漠世情獨契世外的隱遁者，而是 能保有對世界的關注，並採取帶間距的遊牧姿態，以保有一切自由活力。而書名中 的「權力批判與文化更新」也確實涵蓋了本節要討論的兩個子題。我們可以理解 賴先生據此開拓儒者型之外知識分子可能性的苦心。只是我們好奇的是：這樣的形 象和孔子相去只在毫釐間，那何以莊子不該或不可能歸屬儒門？《論語》一書，自 章組至篇序結構謹嚴，絜靜精微。而〈陽貨〉和〈微子〉兩篇前後相次，豈不早已 通過對比呈現批判性與慨嘆，清楚地說明儒學是更深刻徹底的第三路線了嗎？歷史 上孔子之去魯，及其返魯最後一次政治諍言，不都是對魯國執政者最深的反動嗎？ 而〈人間世〉最後一則所惋惜的歷史孔子，不正是其與世俗「格格不入」嗎？孔子 苟欲媚俗取容，又豈會召來其從政屢屢敗績的喪家犬命數？這恐不是其人的手腕問 題，而在其姿態或路線上。 「批判性」，大概是吾人對莊子很深的寄盼。畢來德不許氣論作為解《莊》的 觀點，正因氣論解消了批判的可能。而論者或不許莊子入儒，不僅是系統認定上的 彼此各有立場（即「儒／道究竟各是何等型態」），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也是這 樣似將削弱其批判的力道，甚至可能性。因此，問題便在：儒家果不具批判能量與 力道？渾淪狀態下的差異與突破，或內部位置中的反思與批判⋯⋯等，是否全不 可能？批判必然來自於間距、居內而能外、游牧式⋯⋯等模式？楊先生也同意莊 子包含著對時局的批判，但他也說：「影響莊子思想的主軸可能不是政治局勢提供 的刺激，而是宋國繼承的殷商文化及春秋時期興起的孔老思想之問題意識。」（頁 450）個人認為這是從人文精神的高度來肯定莊子，只將批判性作為其整體思想的 一環。但這一環與其他談批判性的談法有何不同？既有其同其近，而最終學派歸屬 上的差異，究竟是怎樣的差異呢？ 批判作為不被任何權威與傳統立場收編的反思性格，自應得到絕對的讚揚。然 而，不論是政治性質或文化性質的事業，並非只有批判性的反思而已。從其實踐面 言，則還有更新或改革的問題。那麼問題便會是這樣：當我們必使莊子成為一獨立 思想家以保持批判的活力時，這樣的批判如何進入體制，為其所聽見、吸收與做出 成效？在此，所謂莊子統方內外的圓教姿態之內，是否只是「投注心力」之內，而 非「入室操戈」之內？若以為外部的批判更有效力，那我們可以說《莊子》中一樣 可以找到非常有力的反證，就在內篇。〈人間世〉第一則的顏回的一個側面，孔子 所憂心「若殆往而刑耳」的源頭，正是顏回採取一個外部批判的姿態而前進衛國， 似進非進；反之，「若能入遊其樊」一句所開啟的，才是真正進到內部的遊，而後 改革成為可能。而發此言正是理想化的孔子。視為別一型態的知識分子，可；視為 儒家又有何不可？ 莊子並不盡主張逃遁避世，已是眾所周知，即不論「天下有大戒二」究竟是 正言或引入語，那麼，至少我們要認真考慮「絕迹易，無行地難」之義。是以相較 於獨立或居間的批判性而言，從內部進行批判以至改革更加艱難，亦非莊子之所斥 逐。因此，〈人間世〉等篇的理想化的孔子，個人都視為莊子在切其時（〈人間世〉 「方今之時」）的立場考量儒學的發展。托了孤，孤兒既有血緣的承繼，同時也是新 的獨立生命；這兩種身分融於一人。那麼，楊先生將莊子引入「儒門」，若先破除 語義的成心故義或自由聯想，不但不是無稽之談，也不是萎縮莊子於一家一派，豈 不反而更加保證莊子出入自在，而無盲點與規制的批判活力？而其對儒家或儒學之 批判，亦可作如是觀。那麼莊子也能是遊於方內的天之戮民，藉此徹底地展現其批 判性並進行實際改革，我想是儒門說更可取、更具前瞻性的部分。因此，入於儒門 完全無損其批判性，反而使批判性進行時更徹底，亦即由此方足以擴大曼衍至改革 的契機。

  四、餘論與雜議

  此節乃就幾點書中未盡之義提出淺見。 （一）孔子與莊子與巫：本書一方面強調莊、孔的殷商文化繼承者之性格，一 方面又將殷商文化定位為巫文化。那麼，本應在莊、孔同種同風的族群、文化雙重 疊合的情形下，衝出更高的可信度；但此書對孔子與巫的部分著墨甚希，雖有東夷 文化、空桑與曲阜、鳥圖騰（鷾鴯與鳳凰）⋯⋯等相似性，這些要素與莊子都有極 強的直接關連與證據，但在孔子都只是旁證與後世材料。這樣在建構雙方的關連性 時，反而出現外部連結之絕緣狀態：貌似同土同風，實則幾無交集。因此，其解決 方式有兩個可能，一是順其目前見解，深化孔子與殷商東夷文化的論述；二是別闢 途徑，除巫文化之外，在背景方面二人是否尚有其他連結點？ （二）孔子、儒門、莊子：個人雖同意「莊子儒門說」，但是在楊先生此書的 結論中，個人並不覺得問題得到充分的解決。其問題即在論述性格與人物形象間的 差異。「《易》風《庸》魂」自是承方以智、王夫之說法而來，亦能得莊子之一面。 但《中庸》暫訂作於子思，時代稍近，與莊子或僅止於橫向關係；《易傳》後起， 與莊子只有型態的類似性。因此，兩者頗乏縱向的關係。更且莊子其人風神雋朗， 與儒門之關係，個人更傾向錢穆先生在《纂箋》序目中所標舉「學者由邵而阮而 王，循以登門，而窺堂奧，又復由莊而顏，亦庶幾乎尼山之一面」（頁 4），亦即別 有與聞一知十的顏回、仰之彌高的孔子相契的風標與形象。或許是楊先生力避走回 宋儒談孔、顏心性的老路，別借方以智、王夫之另闢新境，而心物兩全。但談孔、 顏也未必只能談心性。若能於此進言一、二，對莊子儒門說的確立與格局而言，或 許會更完整。 （三）意識／形氣：在主體的新型態方面，此書已呈現楊先生近幾年思行的結 論：氣化主體甚至形氣主體。此主體根源於巫文化，能昇天遠遊、不懼水火、變化 自在，並且在心知的型態方面，書中也以〈無知之知與體知〉專章討論。但正因如 此，這種主體內涵的說明或約定就得更清晰準確，才能與舊義、常識相區隔。最主 要的解釋為： 所以稱「氣化主體」，乃因此主體是心氣的連續體，主體乃意識的作用再 加上的氣的感通、流動、變化的作用，心氣融會而成。所以稱作「形氣主 體」，乃因「形」作為心氣作用的框架，「形」本身具足了心氣落實於個體 上的作用。（頁 178） 個人以為，這裏有兩個問題可以再考慮，就是「意識」與「形」。又可分兩個層面 切入：一是語詞運用。雖然在書中多處楊先生將意識與非意識之統合、意識之接物 與展技之須的面向，都闡發得非常詳盡，但個人認為，在遊的主體是不適合用「意 識」一詞的。一方面純是個人將意識一詞限縮到「身／心」相對或「心／物」相對 狀況下的覺知作用，對應於《莊子》最接近的是「成心」或「官知」。這樣的覺知 對氣化主體、心齋主體或坐忘主體而言，都不適切。若我們更考慮到西方在描述 老莊特性時慣用的 spontaneity，那麼就更不會是意識的作用。意識當然有某種程度 的自主能力，但並非自發性的身心一如的狀態。而這些在書中稍後，也都說明著 意識的種種不足與限制：「他強調的是一種跨出主體之外的一種超乎意識閥域的功 能⋯⋯莊子非常強調這種非意識所及的創造性力量⋯⋯。」（頁 183）又以季咸、 壺子鬥法一章顯示「凡意識所及、有意為之者，其所觸及的主體深度終有限制」 （頁 184）；而魚樂一節更見吾人覺知作用可有不同層次：「早在觀者意識地領會魚 樂之前，他早已不自覺地體會到魚樂了。」（頁 366）此章專論「無知之知」，前 一「知」相對應的就是意識吧？若然，又何以能以意識稱此已賦新意的主體？簡言 之，意識應只有入手工夫論的位置，而不具主體的意涵，一如成心必得轉化為以 明。 二是為了強調「身體」又要避開現代漢語之弊，而改用了「形氣」，雖於古漢 語有據，但是這「形」之所指涉又是什麼？以氣之氤氳通流的情形，氣正是不限於 形的匡廓。形或許正是氣要超越的，而非其所奠基。 簡言之，由採用「意識／形」雖可看出楊先生強調莊子必然的下迴向與氣化主 體的即物性格（「物」用古義，即本書所取之義），但兩語詞都應同時隱含著邊界 與特定型態，這與氣化和本書所彰諸義恐相扞格。

  後記：此文初撰之際，時限迫促，故於緒言述楊先生書意處甚疏，寫作格式 也較簡略。稿成之後仍不得閒，今但疏通一二字句。楊先生書之精采處，幸 有賴錫三、吳冠宏兩先生極扼要的綜述與導讀，對楊先生的思路與鴻猷，闡 發甚精。是以本文緒言僅略更動，同時保留當初估量現場討論重點所採的書 寫策略，一仍發言稿式，敬祈楊先生與讀者諒察。

  1 在此須回應審查者之建議：「其中但只見認對於楊氏，而於汗毛之諸多《莊子》注解評釋傳統， 一概黜落，當作為無物。⋯⋯楊氏據船山、密之之說而極論之，當亦可作一『黜落一切議論而限 歸於船山、密之為一系』之認同，惟其所必需者，吾其待之者，實為說服之議論，而非騈驪之頌 文也。以是審查者之私意以為，作者之欲為楊氏張目，作贊作注，除翔實評述楊氏論旨之外，當 亦應有更為積極之證成之論，以為之展開而羽翼之。」對此可有四說：(1) 文中所言：「於汗毛之 諸多《莊子》注解評釋傳統，一概黜落，當作為無物。」筆者讀來茫然不知所謂。不知筆者何時 只「認對於楊氏」？又何時對評釋傳統一概黜落？筆者撰有〈「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 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乃將莊學史上主「莊子 尊孔」說者列出詳譜，對此注釋傳統正尊之極矣。並由此以見前有破而後有承者凡五十餘家，非 船山、密之一系之僻說而已。本文謂楊先生書乃「脫舊說之籠範」云云，特指常識言，非指此尊 孔論之大隊言。(2) 是以楊先生乃自此尊孔論系譜提煉船山、密之系，亦非可謂「黜落一切議論 而限歸於船山、密之為一系」。(3)「積極之證成」之提點甚是，唯此點於「尊孔論」拙文及此篇 拙稿之補述，均已盡力而為，或不當審查者雅意，來日當再戮力以就正。且此當同時責成楊先生 與後來者。(4) 至若「說服之議論」之具不具、成不成，恐非「說服」之務即可為功，《莊子》「既 使我與若辯矣」一節論之甚詳。且讓彼此忘年忘義，萬世俟解。

  2 宋剛：〈莊子之怒：試論古代中國一種權力批判〉，何乏筆主編：《跨文化漩渦中的莊子》（臺北：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即將出版）。

  原载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二十七卷 • 第一期

•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0-07-15 11:25:15

  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提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关键词：内卷 发展 大分岔 中西比较 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一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代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提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本文不准备对该书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论，而是集中探讨它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 这是彭慕兰这本书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 　　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3] 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4]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 Young)——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6] 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8]

  　　埃里克·琼斯、艾伦和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关于18世纪农业的论述给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时也刻画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鲜明的对照。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的拓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在典型诺福克(Norfolk)式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制（该制度在阿瑟·杨18世纪60年代从事调查报告时已成为英国农业的普遍模式）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饲料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9] 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产量。据艾伦估计，18世纪期间牲畜（除耕马以外）增长了73%。[10] 另据琼斯计算，从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长，其中耕马增长了69%，其他牲畜则增长了35%。[11] 此类增长也意味着农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饲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对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诺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牲畜饲养”(convertible husbandry)，从而恢复或提高地力。[13] 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 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15] 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积占总播面积的0.9%）。[16] 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中7：1。[17] 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将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的种植业的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18] 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8%。[19]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20] 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21]

  　　琼斯在其有关英国农业的研究中强调了混合型农业体系的重要性。彭慕兰讨论了琼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却声称英国（欧洲）与中国农业在资本投入方面并无差异。他认为英国与旱作的华北平原每英亩的肥料使用“大致相当”（第31—34、302—306页）。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给定单位面积不同的劳动密集度，再来说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在两个地区大致相当，实际上是为中国单位劳动非常低的资本投入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彭慕兰在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之间的重要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单一种植业经济采用的肥料本身就与英格兰的混合型经济很不一样。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兰的转换型畜牧业所采用的通过退耕还牧来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绿肥，也由于会占用土地而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诺福克体系中的芜菁与三叶草这类可以肥田的家畜饲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无论长江三角洲还是华北地区，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户户各自储积的猪（和人）粪（尿）。虽然施这种肥料尤为耗费人力（特别在运送到田间以及施洒过程），但其土地要求却最少（因为猪可以靠家庭圈养）。 18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豆饼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销之后从东北沿岸经海运而来——应该在这一大背景这下来理解。豆饼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产品，它在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猪粪“基肥”施加之后的辅助性的“追肥”（有时候则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猪粪、而后豆饼的第三通肥料）（第98页）[22] 彭慕兰在这点上错误地提出三角洲农民是为了节省劳动而用豆饼取代猪粪。[23] 李伯重曾基于颇具启发性的数据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类肥料未能促成产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区的水稻产量历经明清两代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终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则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间。李认为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递减（或土地的肥力递减）所致：1石稻米产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则要115斤，而到20世纪50年代则已增至200斤[24] 。输入的豆饼肥料很快就服从于这一劳动力丰富型经济的逻辑：其价格涨到较穷的农民无力购买或者只能付出高利从商人手中赊购而得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间的利率为100%）。[25] 因此，劳动回报很快被压低到该单一种植业经济中流行的一般水准。

  　　（二） 劳动密集化

  　　在前现代的牲畜饲养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场，其次为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而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则为粮食。18世纪英国农业一般结合使用草场和饲料作物，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没有草场，饲料作物也比较少。耕畜一般在家闲时节靠农田“副产”如粮食作物的秸秆和叶子来喂养（亦即“粗饲料”），在农忙时节则辅以粮食这样的“精饲料”。[26] 这意味着耕畜和人在土地生产的有限生存资料上处于直接的竞争状态，亦即今日所谓“人畜同粮”。这是劳动密集型单一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除了畜牧业本身，以及英国畜牧业的发达与中国畜牧业相对缺乏之间的差异外，它们在耕作本身的劳动密集程度上当然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艾伦从托马斯·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详细估算中选出的数据，对英国种植业的劳动投入进行初步的估计。那些数据显示，一英亩小麦要求相当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劳动投入，按中国的度量来说是每亩产4.27天。这与长江三角洲每亩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较，比率为1：1.6。[27]

  　　在英国农业中，小麦是诺福克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系中劳动最为密集的一种作物。根据艾伦对贝奇勒数据的计算，这四种作物所需劳动的比率约为4：3：3：1。[28] 而且如我们所见，在诺福克体系下，耕地常在“转换型牲畜饲养”中更换成劳动密集度更低的草场。也就是说，英格兰单位农业土地的平均劳动投入，要比小麦种植劳动投入低一半还不止。

  　　与此相对，冬小麦在长江三角洲是所有庄稼中劳动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这里，水稻所需劳动约是小麦的1.5倍，或为英国小麦所需劳动的2.4倍。[29] 然而，18世纪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户不能单靠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维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单产（所有粮食中单产最高）在每亩1.5石到3.0石之间。这一水平在苏州府的高产地区早在11世纪就已经达到了。[30] 如果我们取2.25石米作为（不同等级土地的）平均亩产量，一户平均拥有7.5亩土地（见下）的5口之家可收获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粮食消费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这户人家只种水稻的话，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则仅仅能够维持其粮食消费的需要，即使我们不计算其他的生产费用。冬小麦略可补助——每亩总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辅以小麦仍与充分供应家庭总消费相距尚远。[31] 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农民转向棉花与蚕桑这类高劳动密集度高产出作物的缘由所在。

  　　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地势较高的松江府，18世纪时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渐种植了棉花（有时继以冬麦或豆类）。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植棉区则占耕地的1/5到2/5。[32] 这一状况系棉布长期广泛的传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间它几乎成为农民惟一的衣料。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其他地区主要的棉布供应地。从水稻转向棉花——即使就中国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所需劳动一般两倍于种植水稻，即上面提过的每亩20个劳动日与10个劳动日之比。这又在小麦与稻米的差异之上加了1：2的差额。

  　　但这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对于一般的长江三角洲农户来说，棉花的种植不过是他们投入到棉布生产的劳动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里的农户一般自己植棉、纺纱、织布，此即众所周知的花—纱—布三位一体的生产体系。一亩棉花一般可出产30斤皮棉，需要共160个左右的劳动日，用来纺纱（91天）、织布（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码）。[33] 换言之，如果一家农户将水稻改种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劳动。[34] 这与一茬小麦的劳动投入差异达到27：1。

  　　植桑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桑树在三角洲南部低湿稻田的圩堤上广泛种植（部分是为了巩固田圩），形成别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来，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幅度发展，以至出现所谓“桑争稻田”的情形。蚕丝生产的劳动需求包括：每亩桑耕作劳动48天，养蚕30天，缫丝15天。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农户家庭内部完成，类似于植棉—纺纱—织布（虽然丝织由于其织机昂贵的资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镇里进行）。如此一来每亩总共就需要93天劳动，而水稻则只需要10天。换言之，对将稻田改作以蚕丝生产为目的的桑田的农户来说，劳动增加了大约9倍。[35] 这与一茬小麦的差异是13.5：1。

  　　综合这些劳动密集度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别：英国南部为150英亩，北部为100英亩，[36] 而长江三角洲平均起来仅为0.92 英亩到1.58英亩（即5.5亩到9.5亩）。[37] 如果我们取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125英亩与1.25英亩，即100：1（如果不是拿长江三角洲与英国比较，而是拿旱作的华北平原的话，差异仍达125英亩比3英亩，即42：1）。[38]

  　　另一种考虑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差异的方法是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土地。19世纪初英国为11.3英亩，而长江三角洲为0.25英亩，也就是45：1的差别。[39]

  　　上述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以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农村手工业以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的情况，在彭著中是完全没有讨论的。 　　（三） 内卷

  　　彭慕兰断言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00年并没有经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资源困境。但是，在前现代农业的技术条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异真的不会带来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谓的“内卷”吗？显然，作为一个有机体，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虽然也强调农业总产如何伴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但他仍然认为增加了的土地产出通常是以劳动时间的不相称增加为代价而获得的[40] 。

  　　由于施行两熟制，长江三角洲耕地面积（区别于播种面积）的单位产出自然高于英国。在长江三角洲，每英亩水稻加冬麦的产量为13.5石米（每亩2.25石）及6石小麦（每亩1石），亦即19.5石的总产出。与之相较，英国每英亩小麦产量为21.5蒲式耳，即大约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来度量，长江三角洲每英亩的产量约为3432磅，而英国则约为1290磅。[41] 这样，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差距约为2.7：1。

  　　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产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劳动差异获得的。如果比较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的话，这个比例是会倒过来的。如前所述，英国的小麦是以较少的劳动力（4天，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的7天）来获得较高的产量（每亩1.27石，相对于三角洲的1.0石）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就是2：1。

  　　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冬麦的种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着内卷。水稻10个工作日的产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麦7个工作日的产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换言之，长江三角洲从一年一季水稻改为稻麦两熟，即已降低了农业单位劳动的报酬。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小麦，而是体现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丝、棉生产当中。我们知道，纺纱——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户的花—纱—布综合生产体系中最为耗时的环节（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仅仅相当于耕作或者织布所得（这两者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这意味着当一家农户从水稻改种劳动更密集的棉花时，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劳动日平均报酬来换取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的。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说的“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内容。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养蚕业，其生产过程中通常由妇女完成的养蚕和缫丝部分的报酬仅为农业劳动的一半。根据李伯重最近的计算，每亩桑田的净利产值为稻田的3.5倍，而总劳动需求如我们所知则是稻田的9倍。[43]

  　　显而易见，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棉、丝生产）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此即我所谓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就一个一定规模的农场来说，内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业或低度就业的家庭劳力（妇女老幼）从事低报酬劳动来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生产的家庭化”。内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劳动日报酬递减的比例而增加劳动日数来提高每个耕作者的年产出和收入。但诸如此类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内卷化农业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明与落后的近代中国经济这一矛盾事实的基础。[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给所控制的前工业化地域范围内，一个拥有（非内卷的）100万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区，可以供给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即相当于中世纪伦敦的规模）；而拥有内卷化了的1000万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样面积的地区，则可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长安鼎盛时的规模）。[45] 这或许就是中华帝国复杂的城市体系、发达的文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的逻辑基础。然而，鉴于下面即将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这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进行区分，彭慕兰误解了我的内卷概念的涵义。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把内卷等同于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劳动报酬和简单的贫困化（附录E，第320页）。然后，他进而又坚持用不切实际的纺纱与织布收入来批驳已被错误理解的内卷。他先是错误地幻想生产布匹的7天当中有3天用于报酬较高的织布（第322页），而事实上织布仅占7天中的1天时间，另外4天用于低报酬的纺纱（彭遗漏掉的是弹花及上浆等要花费2天的工作）。然后，通过幻想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事实上直至20世纪现代纺织厂出现才真正有了市场化了的商品纱，他又把属于例外情况的只织布而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农民当作典型的农民生产者（第102、322—323页）。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迟至1860年，中国所消费的棉纱还只有不到15的份额是从市场上购买的。[46] 对长江三角洲基本生产状况的这些误解，导致彭慕兰得出了他对棉布生产收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估计（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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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张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 埃里克·琼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9]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 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 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 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黄宗智《长江》第133——134页。为了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的发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变了以前的结论。他引用包世臣观察到的每年有“千余万石”“豆麦”从东北运往上海，并主张这一数字采用的是东北的计量单位（关东）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页）。因此，他提出18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运往上海的“麦豆”实际应为2500万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估计很可能有2000万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输入的大豆的豆饼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的话，每年2000万石的豆饼将可以使水稻总产增加4000万石，亦即每亩产出增加1石。此处有一系列很成问题的跳跃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万石”多半不是关东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吴承明本人在同一观察基础上计量国内长途贸易时就视之为通用的市石（吴承明编前引书，第273页）。其次，该数据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麦”，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当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酱油而非豆油与豆饼肥料。第三，即使我们权且接受李的主张，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产豆饼，也不能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饼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说：豆饼大部分是用作猪饲料（从而只是间接成为猪粪肥料），而没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这个新论中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关于肥料回报递减的证据。

  　　[26]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第86、88页；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黄宗智：《华北》，第153页。

  　　[27] 这里的英国劳动投入数字系通过艾伦的总劳动耗费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资数字而得出（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58、162页）；参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书，表8——3，第158页。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黄宗智：《长江》，第83、127页；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黄宗智：《长江》，第89页。

  　　[31] 关于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的小麦产出，见姜皋前引书第10页（上）；参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谢艾仁民提醒我进一步说明总产与净产的不同。

  　　[32] 见李伯重引叶梦珠17世纪末语（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关于稻麦两熟制，见同上书，第52—53页。20世纪30年代的系统数据表明，松江府超过60%的耕地种植了棉花，太仓为40%—60%，而嘉兴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图4，第26页；黄宗智：《长江》，第25页）。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黄宗智：《长江》，第46、84—85页；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90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简称《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4] 如果我们把伴随水稻耕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用稻秆搓制草绳）所需劳动——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虑进来对这一数字加以修正，比率将仍然达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黄宗智：《长江》，第84页）。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黄宗智：《长江》，第79页。或5：1，如果我们将草绳制作算入的话。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页。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录的表B.2，第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40页。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录的表B.1，第322页和表C.1，第327页；黄宗智：《华北》，第330——331、337页。

  　　[39] 英国的数字基于瑞格里的314万“农业人口”的数字和艾伦的356万英亩“总农业用地”的数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Allen前引文，第104页)。长江三角洲的数字系由1.25英亩的平均农场规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数得出。或者，如果我们估计1200万总人口中1000万人为农业人口，而使用的耕地总面积为250万英亩的话，可以得到同样的数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国的小麦产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达式5.7，第112页。这里的18世纪英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当于36.3678公升的帝国蒲式耳）与中国的石（100公斤）——二者均为容量单位——之间的等量重量磅数当然只是大约数字。英国史学家一般采纳1蒲式耳小麦相当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这与中国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当接近。我感谢罗伯特·艾伦为我澄清了英国的度量单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黄宗智：《长江》，第85页。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p.54；黄宗智：《长江》，第53页。尽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证据，但他不认为存在内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黄宗智：《长江》，第331——332页。

  　　[45] 这一理论洞见源自博塞拉普（前引书第6章）。

  　　[46] 徐新吾：《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许涤新、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4、320页，表B.5；徐新吾：《土布史》，第53页。自然，商品纱的短缺本身是内卷型生产体制——纺纱与织布在家庭生产单位中不可避免地结合到了一起——所促成的一个后果。

  内卷与工业发展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体系的差异对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意味着什么？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史凸显出内卷化农业的两大主要涵义：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的手工业生产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一） 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农业的抵制

  　　我们知道，内卷体系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挤掉畜牧业，从而也消除了单位劳动上更多的畜力畜肥形式资本的投入。内卷农业可以造成这样的境况，即人力的使用变得比耕畜更经济，以至于畜力使用的目的不是节省人力劳动，而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是因为生产周期中的工作强度，还是由于时间紧迫所致。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长江三角洲农业只能一步步走上劳动密集化和内卷的道路，而不存在走向节约劳动的资本化道路的可能性，而只是说哪条道路更为可能，哪条道路更为艰难。在劳力如此廉价以至可取代资本以减少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的激励何在？

  　　近年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有具启示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现代机械化革命（主要是拖拉机的使用）以及化学革命带来的化肥使用降临到长江三角洲农业时，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仍旧沿袭着劳动密集化的内卷的道路而没有出现相反的情形。60年代中期拖拉机引入长江三角洲，其主要作用是实现在第一茬“早稻”后再种第二茬“晚稻”，发展更趋内卷的三熟制（水稻——水稻——小麦）。拖拉机之所以带来这一变化，是因为它使在收获早稻与栽插晚稻间的短短数天内完成犁地工作成为可能。正如农民不假思索就指出的，二茬水稻的增加要求相当于头茬种植所需的劳动投入（以及肥料投入），但二茬作物的产出却有减少。结果，现代农业革命带来收成三倍的增长，伴随的却是劳动投入成四倍的增加。后者系农业人口翻了一番以及对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充分动员——从占农活的15%增加到35%——40%，加之年劳动日数量的增加所致——据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就中国整体的估计，从1957年的161天增加到1976——1979年的262天。结果，即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农村单位劳动日收入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 时至今日，农业收入低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小家庭农场对大规模（资本主义）耕作的排斥。家庭是最能适合内卷经济的生产单位，事实上是其中枢所在。妇女、儿童和老人可以被吸纳到那些劳动力市场中男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当中。再以家庭布匹生产单位为例：纺纱的报酬仅为种田所得的1/3到1/2，因而是成年男性工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家庭生产单位可以通过家庭成员机会成本很低的辅助劳动来吸纳此类“副业”。这一事实，实际上使得它比使用雇工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资本主义”农场——劳动成本较高——更具竞争力。由于运作成本较低，家庭农场事实上得以维持比资本主义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因此更高的地价，从而挤除了后者。结果自17世纪以后，明代早期曾经存在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在长江三角洲消失殆尽。[2]

  　　小家庭农场的盛行排除了引入诸如18世纪的英国农业那样的规模效益的可能性。农作物生产以及农村手工业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及个体农户维系在一起，而单位劳动的畜肥畜力投入被降低到最低水平。这与英国拓展了的圈地农场以及农牧业的结合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而彭慕兰却对此熟视无睹。

  　　这并非说诸如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农业体系就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的前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度同样很高，但整个18世纪那里基本没有出现人口增长，这与中国增加不止一倍的人口大相径庭。[3] 而且，20世纪上半期那里的现代农业机械与化学革命是在农业劳动人数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4] 结果农场劳动生产率通过增进单位劳动的资本化而得到大幅度提高，随之农业收入水平也得到改善。

  　　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是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从1978年到1997的20年间，这场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保持了19.3%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后其生产总值超越了强大的国有工业20%。[5]

  　　在这一过程中，被“乡镇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总数达到1.29亿之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总的农业就业实质上的低水平，因为这一时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超过了非农就业的人数。直至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从农村工业迅速扩展前夕的1978年时的2.85亿，增加到最高峰3.42亿。只是到1991年以后才停止上升，1994年以来浮动在3.2亿左右。[6]

  　　结果，尽管农村工业化在东南沿海等最发达地区导致了明显的“去内卷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大多数其他地区仍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不过，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通过前2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尽管在农村由于儿子养老问题而进行了必要妥协）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

  　　（二） 对节约劳动的农场工业资本化的抵制

  　　从农村手工业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逻辑，即内卷对资本化的抵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徐新吾的有关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涵义。在多个研究小组和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他出版的资料集以及对江南土布业的系统分析被公认为目前最为权威的。[8] 徐表明，三个锭子的脚踏纺车在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这种技术先进的纺车，其工作效率是单锭纺车的两倍。然而，它并未在长江三角洲真正流行开来，甚至直到20世纪初期，它也只是局限在三角洲最东端的几个县（清松江府东部棉花种植最集中的地区，而没有在该府的西部，或者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府，也没有在太仓州）投入使用。[9] 道理仍然很简单：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投入此类副业，使得装置价格较高的多锭纺车不划算。三锭纺车必须基本由壮年人操作，而单锭纺车则可以由老人孩子来操作。这样一来，继续在两台单锭纺车上使用两人纺纱，比购置一台三锭纺车并只能交由一个人操作要更加经济。因此，三锭纺车只局限在三角洲部分地区使用。

  　　然而，彭慕兰又一次完全无视徐新吾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基本事实。于是，他设想，成年纺纱女工全都使用三锭纺车，只有那引起无力操作脚踏轮的“非常幼小的女孩”才使用单锭纺车。以此为基础，他选取三锭纺车和单锭纺车产纱量的中间值而得出了他认为的平均日产出，一举把18世纪纺纱工的一般产出夸大了50%，尽管徐新吾已经表明在长江三角洲三锭纺车的使用非常有限。这是彭慕兰对布匹生产中相对于纺纱的织布所花费时间以及商品纱流通程度的误解以外所犯的另一错误。由此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妇女参加棉花生产的所得超过了男性农业雇工，按他的话讲：“她的生存之外的剩余是男性农业雇工的1.6倍到3倍。”尽管他知道并且也承认纺纱这一棉花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工作，仅仅能提供“一个成年妇女生存所需的一半”（第102、320——321页）。

  　　在这里，彭采用的价格数据取自各种二手文献。那引起数据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与布，而且地区各不相同：或为长江三角洲最东部的几个县，或为整个长江三角洲或华北，或全国。虽然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但在估计农民收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材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且它们大都是城镇里商人所得的零售价而非农民所得到的价格。然而彭慕兰却将这些散乱矛盾的数据组合起来，以得出他想要的貌似合理的结论，即妇女纺纱织布的年收入为 7.2石到9.3石稻米，因而远远高于维持一个成人生存基本的粮食需求（约3石），并且是男性雇农收入为的“1.6倍到3倍”（第316——323页）。相形之下，徐新吾的权威性研究没有采用可疑的价格数据，而是在了解基本生产状况的前提下估计每匹布（需要工作7天）的收益为0.1石，亦即70天工作的收益为1.0石[10] ；按彭慕兰估计的每年工作210天这一数字计算，则工人的年收入为3.0石。彭慕兰完全忽视了徐的估计。

  　　另一个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的家庭工业与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区别。正如戴维·勒凡（David Levine）所示，英国的原始工业，因其给农民提供了可以替代耕作的就业机会，从而真正改变了人口模式，促成早婚和高结婚率。结果人口有了实质性增长，这一模式的典型例证就是塞普塞德（Shepshde）社区。勒凡的假设后来得到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中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and Social Structure )的证实，这项认证基于对404个教堂记录的严格而精确的使用。[11]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家庭农场手工业却没有导致人口行为的任何剧烈变化。在徐新吾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解释：对农民们而言，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手工业实际上从未成为一种耕作之外的替代性选择，而始终是作为耕作的补充的“副业”活动。原因不难找到：如上所示，纺纱是新的生产活动最大的部分，占去每匹生产所需7天时间中的4天。此项工作的报酬非常之低，仅仅有提供成年妇女大约一半的生存所需。即使再加上报酬较高的织布，一个纺织工的年收入也只有3石稻米，刚够满足一个人的粮食需要而已。这样一来，要维持一个家庭，布匹生产本身并不能成为耕作的可行替代。长江三角洲农户一般生产型式是把粮食生产、棉花种植与棉手工业结合起来。正如我在1985上的著作中阐述的，对于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户而言，这一型式就好比一个人靠耕作和手工业两条拐杖支撑着谋生。[12] 农作的低收入意味着农民必须靠手工业收入的补充才能维持生存，反之亦然。

  　　大量证据表明，种地与手工业提供给农户的不是可以相互替代而是互补的生存资源。[13] 我只征引两个特别有说明意义的当时的论述。第一个出自18世纪中期的无锡县，该地是长江三角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锡金识小录》记载：

  　　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

  　　缫丝情况也是一样。正如17世纪名儒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三角洲南部的嘉兴所言： 　　崇邑（嘉兴府崇德县）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洽，惟蚕是赖……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相尝。即冬间官赋起征，类多不敢卖米以输，恐日后米价腾踊耳。大约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

  　　由于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所以毫不奇怪，类似英国塞普塞德地方的演变逻辑难以在长江三角洲实现。在那里，原始工业逐渐提供了独立于耕作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子女得以在继承农场前结婚。据斯考菲尔德（Schofield）研究，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平均婚龄沿着勒凡揭示的逻辑从约26岁降低到24岁的结果。[14] 相反在中国，由于家庭工业作为农场收入的补充而与之紧密地维系在一起，所以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变化。

  　　内卷的家庭手工业对于现代工业发展的意涵，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详细记录。手工织业20世纪仍顽强地存在。甚至直到1936年，手工织品仍占有中国布匹消费总量的38%[15] 。手工织业之所以能够抗衡劳动生产率4倍于己的机织，全赖其低成本的家庭劳动。[16] 与此不同，在纺纱业中，手工纺纱与机纺的劳动生产率之间1：40的悬殊差距挤垮了手工纺纱。因为在这样一个比率上，纱价已经降至与皮棉价格非常接近的水平，即使依靠低成本的辅助家庭劳动力，手工纺纱也难以存活。[17]

  　　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村家庭工业与18世纪英国原始工业之间的不同，也延伸到两地不同的城市化历史当中。那时候的长江三角洲兴起了一些新的棉、丝加工和销售的城镇[18] ，但与瑞格里描述的英国城市化不可同日而语。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估计，1843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人口（有2000以上的居民生活的城镇）只占7.4%。[19] 这与瑞格里的数据形成尖锐的对比，到1801年，英国已经有27.5%的人口生活在5000人以上的城镇中。[20]

  　　原因显而易见。长江三角洲没有像英国那样经历过农业革命，而正是英国农业革命使食品供应增加以满足大量非农人口的需求成为可能，进而原始工业化逐渐地越来越以城镇为基础，而不再束缚在家庭农场。农业革命与以城镇为基础的原始工业化乃是瑞格里所示城市化的基石。 　　据詹·德·弗雷斯（Jan de Vries）的研究，这种“新型城市化”应与前近代的城市化模式，即古老的大型行政—商业城市（拥有4万以上的人口，包括巴黎和伦敦）的成长区分开来。新型城市化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镇和城市（规模在5000——30000人之间）。在德·弗雷斯看来，这是一个始自约1750年的波及全欧洲的现象。从1750年到1800年，生活在大都市的欧洲人口保持稳定（这一阶段仅增长0.2%），而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却突增了4倍。[21] 瑞格里提练了德·弗雷斯关于英国的数据和讨论，用以揭示这一“新型城市化”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个英国现象，它可以溯源到1670年前后以来城镇的兴起与拓展。[22] 而中国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业在农村得到发展，才经历这种蓬勃的小城镇的兴起。[23]

  “勤勉的革命”？

  　　德·弗雷斯在回顾过去20年来研究欧洲经济史的成果时，特别指出四个卓有成就的领域：首先，工业革命之前一个世纪里发生的农业革命；其次，上述勒凡、瑞格里以及斯考莫菲尔德等提出的那种人口转变；第三，“新型城市化”，它建立了“工业增长得以发生的区域经济发展框架（而不是该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最后，原始工业化，它提供了吸纳妇女儿童劳动力的亚就业机会并导致上述人口变迁。[24] 这些聚起来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德·弗雷斯所说的“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他们将工业革命的根源追溯到近代早期，从而拓宽了我们对工业革命的理解。

  　　德·弗雷斯进而提出了“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一假设，意在上列成果之上树立第五个新认识领域。首先，这一模型旨在解决由较低平均工资而较高总消费有关的证据所提出的经验难题。他认为，妇女儿童以较低的平均工资参与生产但却增加了家庭总收入。由于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在农村和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一方面18世纪“勤勉的”农户向城市供应了更多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城市商品有了更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消费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换言之，这场“勤勉的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消费变化（或称为“消费革命”），与“早期近代史研究者的反叛”提出的其他变化一道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德·弗雷斯假设的意图和内容既然如此，那么，彭慕兰把长江三角洲的情况跟德·弗雷斯“勤勉的革命”等同起来的企图就不能不让人莫名其妙了，因为19世纪的中国毕竟没有发生需要我们去解释的工业革命。然而彭却意欲为之，其思路与王国斌（R. Bin Wong）较早的简要论述如出一辙。[25] 在他们看来，基于妇女儿童的就业以及平均工资的降低，两个地区情况雷同是很显而易见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我所提出的长江三角洲的内卷实际上应该理解为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

  　　然而，要想将两者等同起来需要做一系列相当复杂的论辩。首先，必须从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去掉“革命”部分，否则就不能把它与中国等同起来。因此，彭慕兰抹掉了农业革命和新型城市化。尽管德·弗雷斯在论述勤勉的革命同一篇文章中着重提到这两大变迁，彭对它们却只字未提。其次，必须使欧洲原始工业化看起来纯粹是内卷的而非革命的，以使其看起来与长江三角洲更为类似。于是，彭慕兰将勒凡的重要著作缩减为对没有出路的内卷式变化的简单论述（第93页），忽略了勒凡的主要贡献。根据勒凡揭示的逻辑：原始工业化创造了城镇就业机会，使早婚和更普遍的婚姻变得可能，进而改变人口型态，并为工业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彭慕兰把勒凡的“初生资本主义”论题置换言之成只是内卷的论点。这样，他试图把“革命”从德·弗雷斯的“勤勉的革命”中剔除掉。

  　　通过对12—17世纪内陆的南部“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总称）与沿海的北部“低地国家”的比较研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已经对内卷型和资本主义兴起型的原始工业做了非常清晰的区分。就前者而言，手工业仍与小农生产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一种通过收入递减的内卷型生产而维持生存。就后者而言，它逐渐与耕作分离开来，完全趋向市场和利益，并预示了资本主义的到来。[26] 彭慕兰完全忽视了荷兰及英国手工业的革命的一面。

  　　接着，为了自圆其说而且不至于太背离德·弗雷斯的主题，彭意识到他必须提出长江三角洲妇女纺织者拥有高收入，因此，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数据拼凑。他以为有必要把长江三角洲塑造成一个比实际情况更为市场化的环境，因而想像出违背事实的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以及长江三角洲纺织者对三锭纺车的普遍使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仍在使用单锭纺车。最后，他在此基础上剪贴出了一个所谓典型的妇女纺织者肖像，她挣得的工资竟然几倍于男性农业雇工。 　　不出所料，彭著避开了为什么长江三角洲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城市化这一问题，尽管拙作中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忽视了英国原始工业化的革命的（revolutionary ）方面与内卷的(involutionary )中国小农家庭工业之间的重要差别：前者逐渐成为一个城镇现象；后者则基本上只是家庭农场的副业。前者促成了“新型城市化”，而后者则依然主要是农村的现象，即使在长江三角洲也是如此。

  　　虽然极度扭曲了德·弗雷斯的论题，但彭慕兰还是想效仿德·弗雷斯同时关注消费以把需求经济学整合进来，尽管他并不把这些变化看成是革命性的。所以，他在第3章中只是试图简单地论证在消费方面中国和英国并无实质区别。与前面所讨论的其他论题一样，这里他想做的是尽量使18世纪英国及欧洲更趋向内卷而非革命，以使之能与中国等同。同时，为了使长江三角洲可以与英国及欧洲等同，则尽量使长江三角洲显得不像我主张的那样趋于内卷。

  　　首先，他忽视了德·弗雷斯和其他学者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记录了17、18世纪不只是城镇而且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消费型式的巨大变迁。德·弗雷斯本人根据遗嘱检验法庭的记录研究了荷兰共和国的弗理西亚群岛(Friesian Islands)的农民。如其所言，这些农民“逐渐购置了各种‘城市商品’——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并逐步提高了家具的质量”。遗嘱记录表明，“大橡木柜子取代了简单的木制储藏箱，陶器以及（荷兰）代尔伏特精陶（delftware）取代了罐子及木制碗碟。窗帘在16世纪时似乎还无关紧要；到1700年则已经很普及了”。此外，“银器展品的收藏越来越多，包括羹勺、水瓶、《圣经》书钩以及男女个人的装饰品。”[27]

  　　劳娜·韦泽利尔(Lorna Weatherill)的著作表明英国存在着基本相同的形式。该书处理了3000件法庭检验遗嘱记录，范围包括8个地区的城镇乡村。她的“关键”物品清单和德·弗雷斯的类似，包括书籍、钟表、镜子、台布、以及银器。她证明，在1675—1725年间，这些东西在乡村人口越来越普及。[28]

  　　正是在这些证据基础之上，德·弗雷斯提出了“勤勉的革命”说：妇女儿童加入就业行列扩大了农产品向城镇的供应，增加了家庭收入剩余，并提高了乡村对城市商品的消费。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勤勉的革命”）导致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典型城乡交换，在斯密看来它将会引发二者的螺旋式经济发展。[29]

  　　所有这些彭慕兰都置之不顾，相反他要独自去论证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以及欧洲和中国）在消费方面的等同。他用大量篇幅讨论茶和糖的消费，而实际上与粮食、棉花、棉布、蔬菜、盐、肉及食用油（这里按它们在家庭账目中所占比例排列）比较起来，这些东西在农民家庭支出中只是很次要的。20世纪的实地调查表明，茶与糖合起来只占长江三角洲农民全部购买商品的5%（第117—223页）[30] 彭慕兰考虑的关键项目是棉布消费，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进行了一项极具有误导性的比较：他的主题是消费，但在对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做布匹比较时却转换成平均产量。这使他在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之间找到了大略的对等：长江三角洲每人平均生产14.5磅棉花和2.0磅蚕丝，而英国在1800年每人大约12.9磅（棉花、羊毛及亚麻）。他给予读者的印象是平均消费接近于这个水平（第138页）。然后，彭试图对全国平均消费进行估计。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认为，中国在1750年的棉花产出已经相当于1870年或1900年的水平。而1750年的人口较少，因此这一年的平均棉花消费必定是后来的一倍。在此基础上，他得出每个中国人年均消费6.2—8.0磅 的数字，而英国为8.7 磅，法国为6.9磅（第140—141页及附录F）。尽管他在前面提到了“每平方英尺亚麻和羊毛通常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