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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生如夏花 发布时间：2017-05-12 13:01:21

  早教观念新颖，很有启发。对育儿有帮助。

• 作者：春夏秋冬 发布时间：2007-12-15 19:44:09

  有些太粗略了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3-02-14 19:26:18

  图书馆乱逛的时候看到的，还挺有意思，故事适合小孩子看

• 作者：雪麒麟 发布时间：2022-02-13 20:42:32

  形式大于内容，做成玩具比当成绘本更适合

• 作者：奔奔 发布时间：2021-11-13 23:17:29

  中国风漫画本来还蛮期待的，可是太专注于造梗，很多梗反而把主题带偏了，并不是以漫画的口吻来讲一个个的小故事。

• 作者：透明奶昔 发布时间：2012-08-14 00:18:41

  童年泥嚎……尼玛呢这本折磨了窝很长一段时间啊！TAT

• 611所·宋文骢·歼十歼二十

  作者：苏霍壹 发布时间：2017-08-27 00:02:42

  *********

  1930年生于昆明。

  父辈兄弟众多，早年家庭贫困，均当学徒。爷爷早逝。

  伯父学徒期间努力学习，后考上工费政法学校、军医学习哦啊，选送到北洋军医学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在法租界从事革命党人工作。1912毕业回昆明云南陆军医院军医正，1913年派往日本、新加坡等考察，回来后任司药，业务经营药房。后辞职，一面从事教育，一面开办肥皂厂，后火柴厂。

  三叔在云南讲武堂当军医，后到黄埔军校，参与筹办，任军医部主任。后驻扎韶关的滇军师长邀请到师部做军需主任。赵师长阵亡后，兄弟二人暂回昆明。

  宋家在当地有文化底蕴，开明向上，口碑不错，很有名望，1932年兴办的金碧游乐园，昆明第一个大型娱乐中心。宋家子孙从事科研、教学、医务的专家不乏其人。

  宋文骢父亲是老二，老实内向，开香烟铺。宋文骢兄妹7人。

  小时后顽皮。飞天神王。

  为了躲避日军轰炸，搬到大理。

  在天主教会的育成小学，除了国语算术，还学习了自然、法语等。考入大理县中学。

  违反校规、被关禁闭后逃跑，大理县开除。

  歪打正着，考取了素有滇西最高学府制程的云南省立大理中学。

  爱运动，爱学习，记忆力强，广泛涉猎，语言天赋好。

  有毅力，坚持运动。

  这位他后来被部队推荐考空军飞行员，能在抗美援朝时夜以继日做飞机维护工作，能在哈军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紧张的学习生活，能在几个型号飞机设计过程中能忘寝废食连续工作几天几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坚持不懈锻炼身体，是想报考飞行员。

  回昆明。

  46年夏天，省立大理中学毕业。回昆明。

  回昆明路上，搭车，老爷车一路故障，跑了3天，宋一直配合司机修车。

  这是我头一回真正见识汽车，接触机械，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什么汽车，深恶机械啊，无非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拼凑起来的架子车罢了，国家太贫穷落后了。

  46年9月，进入昆明天南中学。

  在学校，恶作剧弄坏一桌子女同学的饭碗，记2次大过。

  学校缺柴火，宋文骢和几个同学自告奋勇，去外地购买，运送回来。学校表彰，取消记过处分。

  宋文骢在学校受进步思想影响很大。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

  由于他表现出色，加上身体健壮，还被推选为学生纠察队长。

  学生中宋文骢，申业荣，王壁满，王滇生，被称为天南中学的四大金刚。

  加入地下党社会组织

  离家出走去边纵

  高中毕业，离家出走参军

  边区总队，司令员接见，培训，入团

  滇桂黔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二科当侦查员

  还和另一位同志跑到一个国民党保安团几回，试图策反这个保安团长，结果这个团长嫌共产党军队太苦，没能成功

  潜回昆明迎解放

  全国解放后，学农吧。中学时，受校长、生物学教授吴醒夫影响，一度迷上改良物种

  云南军区谍报处

  谍报组和侦查组组长

  选拔空军

  报考，20岁。

  第三章 从航校到哈军工***************

  到长春，体检，心脏有杂音。

  从云贵高原到平地，身体还有个适应过程。

  到长春空军第二航校

  宋文骢讲自己的学习心得

  华罗庚讲过，会读书的人书越读越少，不会读书的人阅读越多。重要的是找到好的学习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所用。

  51年到54年8月都在志愿军空九师服役

  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全师通报嘉奖1次。

  54年，部队推荐他去考刚成立的哈军工

  第三期学员

  当时学院为了弥补学员不足，高中毕业以上文化和大学毕业生一起招收。

  第一期主要来自部队 第二期招收部分地方学生。

  那时，高级将领人子女报考哈军工十分踊跃，十大元帅有7位元帅的子女亲属，十位大将有6位大将的子女，均考入哈军工。

  52年秋，二期、三期学员先后入校，共录取987名

  这年24岁。

  哈军工5年8个月的学习生活。严格的正规军事化作风。学习淘汰制。

  在宋文骢看来，哈军工的教学非常值得推崇，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只是一个引子，学生还要大量查阅图书文献资料。

  哈军工交给我们的人生哲学有四气：志气，勇气，正气，义气。

  大二开始一直是班长。57年获得哈尔滨市劳动模范。

  59年，马明德（中国风洞群最早设计者）招收研究生，选中宋文骢。宋文骢考虑再三，急于想投入建设，选择到工厂设计室。

  东风113*************

  58年，东风113起步，哈军工三期空军工程系的宋文骢参加了东风项目，分到了112厂，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当时负责113飞机发动机的马明德、罗时均也直接参与了112厂的研制。

  当时，还在读大三。担任了自主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总体设计组组长。

  当时是大跃进时期，全民大办飞机，低估造飞机难度。

  上海飞龙水上飞机，哈飞松花江一号，北航北京1号等等，大多是现有的发动机和一部分现成的零件匆匆组装。

  东风113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师生58年设计的，开始作为一个教学活动。后来得到陈赓、刘亚楼以及彭德怀的支持。

  空军工程系教研室副主任马明德负责学院低速风洞建设，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陈伯屏负责热障攻关，陈教授与空气动力学罗时均教授、发动机教研室副主任董绍庸教授带领一二三期学院400人下工厂参加研制。

  宋文骢这一期，刚好完成大学主要课程，毕设阶段。宋到第二设计室（东风113设计室）参与起落架设计。后进行机身第五框架设计。

  宋虽然没有经验，但是常规计算分析上手快、打样画图有基础，技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领导和同志很快让他挑起总体设计组组长这一重担。

  59年11月，上级为了加快113项目，暂停东风107，将第一设计室，第二设计室合并。宋文骢担任新组建设计室的总体组组长。

  说明领导的信任，说明宋是空军工程系的佼佼者。

  一干就是几年。

  最后，也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的差距，短时间内搞出这样高指标飞机是不可能的。

  着眼全局协调各系统，总体牵头一条龙推动。

  高强度和经受挫折的日子里，宋的心情也是疑惑而沉重。我们照搬的苏联飞机研制体制，有不少不适合国情问题。后来他担任总设计师时，坚持打破旧的研制体制，坚持走自己设计的道路，以避免失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心里憋着一股劲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是一切工作的大忌。从事航空工业，特别是搞战斗机，决不能搞大轰大嗡急功近利，更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飞机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可能酿成大祸。只能是一部一个脚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宋文骢是尊重科学甚至敬畏科学的人。对急功近利违背科学的做法，从涉足航空领域以来，就十分反感。对飞机制造过程中惨痛的教训，都时刻铭记于心。后来担任总设计师后，所主持的两个新型号飞机，研制全过程飞了上万个起落，从未摔过飞机，也从未出现过人身伤亡事故的真谛所在。

  到六院一所报道

  59年11月，国防科委提出必须加快113研制，向党的40周年献礼，有关方面决定暂停东风107研制。

  由于苏联撤走专家，中央和军委多次研究解决航空发展问题，决定集中力量，组件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第一研究所。由112厂研究室、哈军工东风113研究团队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组成。

  第一任所长刘鸿志，政委瞿曾平，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郭屏、周景良，总设计师黄志千

  宋文骢担任气动布局组组长

  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粮食短缺。

  61年7月1日向党献礼计划失败以后，国防科委和空军只能面对现实，忍痛放弃东风113的研制。

  几年东风113的研制，虽然艰难，对我而言，获益匪浅。

  收集分析敌机残骸

  61年8月，打掉一架RB101侦察机。

  大部分机身，电子设备保持完好。

  后来先后叽萝u2 F 4b等，几次收集检测，宋投入极大的精力反复琢磨它们。

  摸透米格21

  61年3月，苏联同意给予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特许生产权。提供资料和20架样机。

  当时正在仿制的米格19出现了许多质量问题，六院院长根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意见，率有关人员到工厂了解，认为应该推迟米哥21仿制，集中力量突击解决米哥19

  解决米格19生产问题，对米格21暂停仿制，改为摸透。

  6院系统上下掀起摸透米格21和学习基本功的热潮。

  601所副所长，徐舜寿提出学习基本功要想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做事也会吟，那样下功夫，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深入学习后博采众长。

  宋文骢从这个报告隐约感到，此时的航空工业已经从发热的状态中冷静下来，进入实事求是的研制飞机的轨道。

  宋文骢当了几年机械师，又系统学习几年专业知识，又搞了几年东风113，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磨炼，对飞机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对于摸透飞机，宋文骢 有自己的想法， 对组里的同志开诚布公的讲，摸透不是为了仿制而仿制，在全面摸透摸深厚，要为自行设计打好基础。为研究自己的新机型做准备。

  摸透米哥21过程中，自己逐步走上了珍贵的自行设计轨道，并对本专业的创建打下了技术基础，为后来的自行设计建立了专业，培养了人才，结合东风113的教训得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歼八方案，算是做了一点贡献。

  不能轻视宋文骢这个人的毅力、耐力、智力和他顽强的战斗力。

  摸米格21时候30岁，摸头结束快35了，还是单身。

  创建战术与布局专业

  东风113过程中，宋文骢认识到设计战斗机，需要明确作战环境、作战目标、作战方式的要求。战术技术和气动布局是关联性很强的整体。

  创建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很多人认为不务正业，不伦不类。认为国外也没有这样的专业。

  宋最不愿意听得就是两种话：一是哪个权威说过什么话，二是那本书上写过什么话。

  宋深谙研究所的技术基础在专业，专业技术的深入程度决定着研究所在某一个领域的水平，而专业的发展在人才。他坚持不懈的做着3件事情。

  1是重视发展

  2是重视基础

  3 是重视队伍建设 宋主张技术民主，鼓励创新，学术气氛活跃，他即是领导又是专家，为人敦厚，性格开朗，加上新点子又多（被同志们戏称宋老鬼），这个组，逐步形成了一个积极进取，团结向上，协作精神良好的集体。

  第五章 艰难跋涉的岁月*********

  62年，全所上下集中力量以摸透米格21为主，怕上级不同意搞新机设计，只安排了总体室布局组宋文骢等少量人员秘密搞新机。

  为了解决歼七短腿，设计2台歼七的815型发动机的歼七发动方案，这样航程和机动性都提高，而且加大流量的进气口，足以安装较大口径的雷达。短腿和近视眼问题都可以较好解决。

  估算一个可行的新方案，成为歼七综合改进方案，后来代号65方案，这就是歼八的初始方案。这个方案没有得到所里重视。

  63年冬天，叶正大副所长到布局组检查工作，并讨论下一年工作，宋文骢正式提出，新机研制实际已成熟，应以此为重点。

  64布局组很忙，空三师通过空军副司令要求所里派宋去部队，因为他们得知，宋研究过米格21飞机的作战性能，并针对的做了截击曲线分析，宋到部队去完成部队训练和导弹攻击任务。

  那一段时间，601所所长刘鸿志，副所长叶正大，一旦外出参加重要的飞机方案汇报，总要带上宋文骢，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他发现新论证的新战斗机，设计最大速度ma2.2 升限为20千米，发动机不行。重新想到双发的65方案。

  为了避免东风113覆辙，

  宋文骢毅然带领组里的同志，在完成单发方案时，夜以继日做起双发方案论证。

  64年9月，使用2台815进行米格21改型的报告上报六院后，没有得到重视，石沉大海。

  峰回路转 初见曙光

  64年10月9日，米格21改进改型预备会议召开。

  开不下去了，论证发动机跟不上进度。

  发动机所的领导流泪了。会议陷入僵局。

  六院科技部同志突然告诉副院长徐立行，说气动组搞过一个双发方案

  徐副院长问所长，为什么没汇报，所长说打过报告，没有批复，然后徐问秘书，我为什么没见到这个报告。

  将宋文骢叫进来。

  宋：我们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根据院里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原则，立足实际，量体裁衣，量力而行。

  徐让宋加班做个模型，第二天会议讲解。

  会议出现戏剧性一幕

  10月15日，宋拿着模型。

  六院副总工程师董绍庸认同。

  谢光、王南寿认同。

  发动机所总设计师虞光裕认同。

  与会者都认同。

  一致同意上双发方案

  六院副总工董绍庸：如大家都同意双发这个方案，我再提一点，能不能把815型发动机低温涡轮的结构，改用空心气冷叶片的高温涡轮结构，这样推理进一步提升。

  发动机所总体设计师虞光裕: 这个问题好，就是空心气冷叶片难度大。

  六院总工程师室荣科：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跟我们徐院长下军令状，保证按发动机所进度，搞出空心气冷叶片所需要的专用新型耐热合金材料，如有虚言，我荣某愿意把脑袋挂在606所的大门上示众。

  虞光裕:好，你有这个勇气，我也有这个决心，只要有材料，这个发动机我不把它改好，我也甘愿把脑袋挂在所大门口。

  会场顿时热烈起来。

  歼八飞机迅速立项

  1964年10月21日，我国航空界在沈阳召开的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会圆满结束。

  会议最后决定：先上双发方案，采用两台带空心气冷涡轮叶片改进的815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会议还确定，新歼击机采用两条腿走路。代号为“65任务”的新机双发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主任王南寿负责；代号为“70任务”的新机单发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副主任谢光负责—这就是后来的歼8和歼9。

  宋文骢没想到，他们提出的新机研制方案，会被这样高规格的会议接受，并由此改变了我国新一代歼击机研制的方向。离开会议室后，宋文骢有些激动，更多的则是感慨！他感慨的是，我们的领导和专家们尊重科学的大家风范，实事求是服从真理的宽广胸怀，他们没有一丝论资排辈、嫉贤妒能的私心，也没有一点好大喜功、固执己见的杂念；他们想的都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的都是国防建设的总体目标。由此宋文骢想到当年所接触的个别苏联专家，他们的那种自负和傲慢、自私和偏见—其实这种“专家”，他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心，只好用这种自负傲慢、自私偏见来掩饰内心的虚弱罢了。

  胸怀！要成就大事大家者，一定要有博大宽广的胸怀！

  1965年初，由总师黄志千带队，宋文骢等人带着双发方案先后到芜湖、潞桥等空、海军部队征求意见。根据部队反馈的意见，宋文骢和同志们又对方案进行了局部修改。在此期间，宋文骢主持了601所武器系统联合论证组对新机的武器、雷达选择及攻击方式论证，形成了新机对武器系统的正式要求报告；根据部队的要求，他又深入组织了战术技术论证及总体布局研究，完成了新机综合方案的论证报告。其中形成的“65－3K”作为全面开展歼八飞机设计的基础。

  令人痛心的是，总师黄志千这次带队下部队调研回来，5月又奉命出国考察，在埃及开罗地区上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后来，歼8飞机由601所总体室主任王南寿任代理总设计师，蒋成英、顾诵芬等为副总设计师。

  宋文骢他们向上级呈送的双发新机的报告，以前所未有惊人的速度得到中央领导和军委的认可。

  1965年3月，601所向六院呈报了《“双发”新型歼击机战术技术指标的报告》； 4月，国防科委在京召开了“审定‘双发’会议，会议由罗舜初副主任主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以及有关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一致同意上报的双发方案；4月罗瑞卿总长批准了方案报告，并正式命名为歼8飞机；8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专门致信张爱萍副总长，对歼8飞机设计作了重要指示。

  自此，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研制，由国家正式批准立项。601所在1966年底发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纸后，全国各有关设计和制造单位都进入到了工作状态，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这里有个小插曲：对歼8飞机设计做出突出贡献的宋文骢，在生产图下厂时，宋文骢代表设计室在全所誓师大会上发言，他充满着自信地讲道：“相信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新飞机飞翔在塔湾上空！”

  由于宋文骢云南口音的缘故，台下的听众把 “新飞机飞翔在塔湾（601所所在地）上空”的话，听成了“飞翔在台湾上空”，人们情绪顿时欢呼激昂起来！

  但，歼8飞机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五、姗姗来迟的爱情

  为了写这传记，我们看了宋文骢和他爱人张懿的档案。 档案里有一页发黄的《结婚登记表》。上面简单写着爱人张懿的基本情况：

  张懿，1939年1月23日生。江苏南通县人。家庭出身银行职员。抗日战争时随父母到重庆躲避战乱，1944年就读于重庆南山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父母返回上海；1956年9月考上西安航空学院，所学专业是飞机结构设计；1961年7月毕业分配到601所工作。解放后，父亲张岗在上海缝纫机厂当会计，母亲陈佳征在学校任教师。

  据说，宋文骢和张懿相处已经两三年了，觉得应该成个家了。可那时，凡党员、干部、军人，甚至搞国防工业的职工，要想结婚，还得向组织申请，由组织审查批准后才能去扯结婚证。当宋文骢写报告去向组织申请，要和张懿结婚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组织上不同意他和张懿结婚！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当时宋文骢正在搞列入“机密”级的歼8飞机，据说工作上还要接触“绝密”级的原子技术。他申请结婚，组织上当然要对张懿家庭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审查的结果，说张懿的父亲旧社会当过“银行职员”，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上竟然不批准！

  荒唐的年代，总是发生令人啼笑皆非荒唐的事情。

  宋文骢听到这样一个结果，他先是愣住了，然后禁不住愤怒起来，他找到组织部的领导论理：张懿的家庭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一般的‘职员’，算是共产党团结的对象；再有，张懿虽说生在旧社会，但她是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航空学院的大学生，同时也是国防部六院研究所的军人，从事的也是歼击机的研制工作。你们有什么理由对这样的同志政治上不信任，有什么理由不批准我和张懿结婚！何况我宋文骢已经快35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感觉的人，你们说不能结婚就不能结婚吗！

  领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语言给宋文骢讲了一大堆道理和理由，总之一句话：组织上不同意。

  宋文骢是个倔犟认死理的人：你少拿组织这顶帽子来压我，我不是没有报告过，而是你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复过！

  于是他和组织部领导谈崩了，双方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不听组织上的话，这还了得！当时一个党支部书记就能代表党，在基层有着绝对的权威。就连上班时茶杯放在什么位置，报纸放在什么位置，都由指导员说了算，何况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婚姻大事！

  宋文骢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就坚决不买这个帐！

  “宋文骢竟然不服从党的领导，个人主义抬头，个人利益第一，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发生。”

  双方僵持着，但僵持了不久—谢天谢地，宋文骢个人终于犟赢了‘组织’，最后总算争取到了自己结婚的权利。1965年6月5日，他和张懿堂堂正正登记结婚！

  宋文骢收获了爱情。

  这里还有个插曲：宋文骢结婚时，他的军衔是上尉，还没有分房资格。他还住在有16个人、安着上下铺的单身宿舍里。他结婚时，后来成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中将，当时军衔是大尉，有资格住单间，但谢光的夫人在北京，实际当时也算单身汉。宋文骢结婚时，没有房子，谢光当即就很豪气地将自己的单间房子让给了宋文骢，这才使宋文骢和张懿安顿了下来。

  “宋总是个豪爽大方的人。而张懿呢，也是热情贤惠的夫人。他们成家后，我们那时是刚从学校毕业进所的学生，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物质供应很困难，但只要到了他们家，碰到他们吃什么就会叫你吃什么。有时，宋总还会豪气地请我们这些年轻人喝二两酒。”当年新进所的青年学生、后来歼10飞机的航电总师曾庆林、飞控总师谢经涛如是说。

  六、在风雨袭来的时候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完成歼8综合战术技术论证后，宋文骢被所里抽调出来，主持歼9总体气动研究论证，在他完成“歼9简要战术要求报告”过程中，一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大革命”已经席卷而来。只是当时他还没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思考和投入这场运动罢了。

  早在中央“5.16”通知下发后，1966年5月18日，所里政委于达康等同志参加了三机部和沈阳市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部署开展“wg”运动。根据上级要求，全所机关、设计室要每天抽出半天时间搞“革命”。8月，601所成立了“wg筹委会”，月底开始“炮打司令部”，所里领导都靠了边。一时间，“破四旧”、“红海洋”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研究所的中心工作。全所从早到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紧接着，剪辫子、抄家、斗争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成了塔湾主要的风景。

  再后来，两派斗争升级，从文斗发展为wudou，甚至动了棍棒枪炮。

  据统计，这期间，601所先后有5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有的还被判了刑；19人被定为三类人员；18人被点名批判、10人被游街、4户被抄家。所里一切工作几乎瘫痪，科研生产早已无法正常进行。到1967年2月，沈阳炮兵司令部派出军管会进驻601所，对不久前还是军队的这个研究机构实行了军管。

  这场大的灾难，整整持续了10年。

  宋文骢在这场运动中，难免也受到冲击。

  “那时，因宋文骢学生时代就参加了游击队，找不出他的历史问题。后来弄来弄去，就怀疑他是‘五一六’分子。他被抓过、关押过、批斗过……隔离、审查、请罪、写检查、交代罪行、睡地铺、不让吃饭……其实他都经历过。后来，把他从‘里面’放出来后，又被弄到蔬菜队，种萝卜、种黄瓜、挖土豆……一直到后来搞歼9，对他还是监控使用……”当年了解601所wg整个过程的老同志告诉我们。

  “嘿，那些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宋文骢挥挥手，轻描淡写地说道，“wg，有谁没受过冲击呀……过去了的事情，老是耿耿于怀，还能干什么事情哪……”

  宋文骢是个乐观大度，凡事向前看的一个人。他不愿再提“wg”那些令人不愉快和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

  我们想从档案里寻找他这段历史，但里面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我最近过得还不错，文化革命那些事，就算过去了。组织生活已经恢复，问题倒是还有一些，由它去吧。看来在四川算是呆定了，短时间不会有大的变动。我们这个单位是部队，又不是部队，就是那么回事。十年来，好几次大变动。一句话，路线问题。看来还要变，由它变去，但为人民服务总是变不了的……”这是宋文骢1971年秋天，写给大弟宋文明信上的一段话。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宋文骢在“wg”过程中的一点思想和行为轨迹—其实，这时候宋文骢还没真正“解放”，直到1972年才调到所里生产组负责技术协调工作；1974年2月，才被任命为611所总体、气动室主任，这时候他才算真正“解放”出来，又才重新开始从事他这辈子所挚爱的飞机设计事业。

  “嘿，宋总就是那么一个人！他做事想问题跟一般人就是有些区别。”一个和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对他总结道，“‘wg’那些年，他尽管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立志为空军设计先进战斗机的夙愿一直没有改变，为我国研制先进歼击机的学习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滞；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整个世界飞机研制的态势和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最好的证明，就是后来的歼9乃至歼10的设计，所采用的鸭式气动布局、大口径雷达、中程拦射武器系统等方案，就是他这期间学习和研究的结晶。”

  这个总结是恰如其分的。

  七、歼9大队转战成都

  1970年5月1日，这一天正是国际劳动节。

  为了应付未来的战争，抓好三线建设，让毛主席睡好觉。根据中央航空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恢复已经搁置了几年的歼9飞机的研制，并决定试制生产该机型由成都132厂负责。为推进研制工作，601所从事歼9设计的大队将离开沈阳，到西南成都去组建一个新的歼击机研究所—601所成都分所。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及部分机关干部和工人，带着行李和大批的图纸资料，即将起程。

  其实，这次分迁，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并没有宋文骢，他自从被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后，实际上已处于无人问津的边缘化状态。怎么办呢？为了歼9飞机，这些年宋文骢和战友们顶着各种压力，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试验和论证，倾注了他无数智慧和心血，能说不要他就不要他了么！

  还记得，1966年8月，所里派自己和张仲秋等同志专程到北京向空军司令部汇报的情景；还记得这年9月，自己和所里其他技术人员60余人到芜湖空军某师进行了现场设计的场景—可，难道就这样与的歼9飞机失之交臂吗？

  宋文骢不甘心。为了自己这一生的理想和志向，为了割舍不下的歼9飞机，此时宋文骢顾不了这许多了。他思来想去，最后打定主意，和妻子买来木板，自己动手钉包装箱，做好了搬迁的充分准备。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宋文骢自己决定随大队出发的事，既没有人同意，但也没有人出面反对！就这样，宋文骢和妻子张懿就要随着大队到新的地方去了。

  来到成都的这支队伍，虽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但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歼7、歼8的设计，在沈阳时已对歼9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设计，所以这支队伍对飞机的设计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今，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要在这里组建我国第二个歼击机设计研究所，还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歼9飞机来。

  从1966年起到搬到成都前，在沈阳塔湾时大部分人都被卷进了文化革命之中。经过几年折腾，科研工作几近瘫痪。来到这里，绝大部分人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已经厌倦透顶

  离开了原来派性斗争的土壤，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心境，感到这些年荒废的东西太多，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了。

  所以尽管那时成都的派性依然闹得厉害，但大家不约而同都不再去过问当地的文化革命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科研，是当时这个所的真实写照。

  宋文骢早在作完歼8双发方案后，已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歼9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研究中。来到成都，他和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安顿下来，就一头又扎进他的研究中去了。

  八、歼8终于飞上蓝天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歼8和歼9两个型号的飞机设计研制，宋文骢都先后参与其中。为这两个型号的设计研制，宋文骢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特别是歼9的研制，耗费了他1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这两个型号的飞机，在他飞机设计研究生涯中，在他科学实践的生命里，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不可忽略不提。

  可以说，没有歼8和歼9的技术基础和艰难磨砺，就不会有后来第三代战斗机歼10飞机的问世。

  既是如此，我们不得不简单交代这两个型号飞机的结局。

  这里先说歼8飞机。

  1966年底，按照国防工办确保1967年底飞机上天的要求，总体单位（601所）发出飞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纸后，要求1967年9月完成01架总装。可是到了1967年初，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党政机关被夺权，继而文斗变为武斗，且不断升级，科研生产几乎瘫痪。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广大科研人员和工人，为了飞机上天，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在最艰难的时候，上班的人员，无论从住地到厂区，或是从601所的塔湾到112厂的三台子，在骑车行进途中，突然都会遇到枪声大作的情形，这时就不得不弃车就地隐蔽，等“战斗”和枪声停息后再继续赶路。

  科研人员和工人们就这样冒着武斗的枪林弹雨坚守在飞机研制生产的第一线。

  在歼8飞机研制现场，此时竟还出现另一奇迹。外面喧嚣尘上，车间里却工作正常。尖锐对立的两派人员，只要一出现在研制现场，约定俗成一律都自觉挂起免战牌，为早日完成歼8研制而齐心协力奋斗。但尽管如此，方方面面的干扰破坏，飞机到底未能实现1967年底上天的愿望。

  在研制01、02架飞机的同时，试飞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68年3月，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批准成立了以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组长的试飞领导小组，小组下设了3个具体工作组，深入现场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艰难地将研制工作向前推进。

  经过606所与410厂艰苦努力，1968年他们提供了首批装机的发动机。但由于外协艰难，规定发动机只能保证工作5个小时。历经磨难的01架飞机，终于在1968年6月完成总装，转到试飞车间准备试飞；接着又完成了02架飞机总装—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能完成两架飞机总装，确实难能可贵。又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蹉磨，1968年12月13日，常副司令员再次来到沈阳，听取试飞准备情况，拟于24日首飞。

  1968年12月，歼8飞机01架首次进行地面滑行，由于采取蛇形滑行方式不当，造成左侧轮胎爆破，使这次试飞未能成功。这次滑行后，又组织全面复查，发现飞机在设计制造中的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科研人员和工人夜以继日工作，又用了大半年时间。

  在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时，外界舆论压力很大，一时冷风四起，有的认为“歼8设计失败了”、“歼8飞机太重，平尾太低，效率不高，因而飞不起来”；有的还说“什么自行设计，还是老老实实搞仿制吧。”

  但这些冷风并没有使奋战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退却。因为他们是科学的实践者，心中有数，反而加足了劲排除故障，争取早日将飞机送上天。

  “都说歼8平尾低，飞不起来，你是搞气动布局的，你认为它能不能飞起来？”这时，有人问宋文骢。

  “说这话的人没有任何根据，从62式摸透起对平尾布置我们作过大量设计计算和试验分析工作，歼8肯定能飞起来，而且会飞的很漂亮。”宋文骢告诉这些人。

  历尽磨难的飞机终于停在了起飞跑道上。1969年7月5日清晨，晨曦中的歼8飞机，显得威武而雄壮，矫健而苗条，在跑道上蓄势待发。但临到要飞时，又有人提出飞机平尾低不愿飞的问题。曾在6航校任过飞行大队长和飞行副师长的刘增敏主动请缨，要求首飞。经过协调，还是由原定试飞员首飞。

  9时03分，试飞员尹玉焕进入座舱，经过滑行，显示飞机状况良好。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凌空升起，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飞机如箭冲向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后，飞机作平稳盘旋，动作轻盈而矫健，机身苗条而修长，潇洒漂亮极了。不一会儿，从塔台上传来试飞员“飞行正常”的报告。飞机两次通场后进入四转弯，然后平稳着陆、滑行、放伞减速，稳稳停在停机线上—歼8飞机终于首飞成功！机场上的人群相互拥抱，欢呼雀跃—此时，宋文骢虽未“解放”到现场是接受“教育”，但激动之情同样难以言表。

  宋文骢动情地说，这毕竟是在“文革”最艰难的时候，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架高速高空飞机！在歼8飞机研制和生产的艰难岁月里，实际上的总设计师王南寿同志，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冒着文革派性和武斗的风险，坚持歼8研制现场。可是，总设计师王南寿这位“反动学术权威”却被发配“五七”干校劳动，连歼8飞机首飞上天也不让他参加；所长刘鸿志是在专政队监督劳动时，得知歼8飞机首飞成功的喜讯。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令人匪夷所思。

  首飞不易，定型更难。歼8飞机从1969年7月首飞成功，直到1979年12月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整整走过了10年漫长的历程，其艰辛的过程难以用简单的文字描叙。设计定型后，到生产定型，又经过了7年整，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才批准了歼8白天型飞机生产定型。飞机设计定型之后，设计和生产单位这才陆续完成了系列飞机的改进改型工作—无论如何，千呼万唤，历尽坎坷，中国第一架超音速飞机歼8总算问世。此后，它成为我空军的主力作战机种。

  1986年，歼8飞机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大批参加研制的人员也立功受奖，获得殊荣。宋文骢和许多调到611所的设计师们，为歼8飞机方案设计、详细设计和生产制造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仔细看了获奖名单，奇怪的是没有他们的名字。

  “嘿，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宋文骢摆摆手，淡淡一笑，好像我们提的问题纯属多余。

  九、歼9之花的凋谢

  说到歼9，宋文骢表情凝重了。

  他思索良久，总结道：“歼9干了10多年，最终没能上天，确实叫人遗憾痛心。但客观地讲，没有歼9作为基石，就不会有歼7Ⅲ飞机和后来歼10飞机！”

  歼9和歼8飞机本是一对孪生兄弟。歼8是双发机，歼9是单发机。

  当年，宋文骢他们之所以提出双发方案，主张先搞歼8，是基于解决现实需求的问题。但他心里明白，最终还得向歼9甚至更符合作战环境的战术技术指标挺进。

  歼9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都超过歼8，拟配备1台推力为12500公斤的发动机。飞机初期设计气动布局为两侧进气、三角翼、有水平尾翼的正常布局，有良好的雷达火控系统和较强的火力配置，可使用导弹进行拦射攻击，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全天候作战的高空高速飞机。

  1966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准了飞机研制任务。飞机最大速度2.4倍音速、静升限20～21千米、最大航程3000千米、作战半径600千米等战术技术指标。

  在进行了大量实际调查和设计研究后，歼9飞机前后搞了5个方案，包括不同参数的正常式三角翼、正常式后掠翼及无尾三角翼方案，由于要求的战技指标太高，但无论哪个方案都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在设计方案上科研人员发生意见分歧，由于争论没有结果，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文化革命，这些设计方案都被搁置了。直到1969年，中央才又决定恢复歼9研制，生产定在国营132厂（现在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根据产研结合的原则，1970年5月，歼9研制大队迁往成都。

  在南下的列车路过北京时，当时负责歼9型号的王寿南等人在北京空军招待所向曹里怀、常乾坤两位副司令员汇报了歼9方案。空军方面提出要进一步在高空高速上要有大的突破，提出升限25千米、马赫数2.5的双二五指标。有位领导还指着墙上一幅毛主席诗画，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嘛，要大家努力去攀登呀！

  同时满足“双25”指标，尤其是升限25千米，当时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回，又轮到宋文骢睡不着觉了。

  当时，从沈阳带来的无尾三角翼方案主要是阻力小，主要作战性能，特别是超音速性能都比有尾方案要好，但无尾飞机的起飞着陆性能较差。从操纵性的观点看，无尾飞机有明显的缺点。在研究过程中，有人提出“能不能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的升力特性。”总体室主任谢光和宋文骢、谢品、王子方、杨文华、张子彦等设计人员深入研究了“无尾＋鸭式”布局的特点，认为应该大胆尝试一下，按照这个思路往前走，先搞几个方案做一做试验。

  当时，苏美先进国家气动布局都是采用两侧进气、三角翼、有水平尾翼的正常布局，这个鸭式布局，不但在我国飞机设计上还没有先例，就是在美苏先进飞机研制国家也很新颖。

  鸭式布局的这个设想，打开了大家的思维的窗户，人们的思维都冲出了窗口，在天空中尽情地飞翔。1971年9月经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鸭式布局的高、低速风洞试验模型，立即送到了北大和四川安县进行高低速风洞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充分证明了鸭式布局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对鸭式布局的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宋文骢他们做得最多的是歼9Ⅵ方案，各项试验相继完成。从此，鸭式布局被国防科委确定为歼9的基本方案，后又应用了飞机腹部进气形式，经风洞试验也取得较好效果。

  限于篇幅，后来研制工作的艰辛和挫折就不一一赘述了。由于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信口开河瞎指挥，将歼9的战术技术指标作了5次重大改变，直到最后要求飞机达到M数2.6、静升限26千米的“双26”指标。他这是站着说话腰不痛，完全脱离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实际。众所周知，当时不但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完全无法满足要求，就是材料、工艺、试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证。

  1978年，中央军委决定611所与132厂共同进行歼7Ⅲ的研制，歼9这株没来得及绽放的花朵就慢慢枯萎了。后来还是面临发动机无法落实的窘况，到了1980年，歼9的研制就完全中止了。

  从1965年初开始论证，到1980年中止研制，歼9之花历时15年，最终凋谢了。歼9与歼8当年同时开始研制，歼8尽管历经磨难，最后终于定型列装了部队，而歼9最终还是夭折了—令人扼腕仰天长叹！

  宋文骢自始至终见证了这两个型号飞机的兴衰成败。

  我们无意当事后诸葛亮，现在来为宋文骢他们唱赞歌。如果没有当年他提出的歼8那个双发方案，我们就死心踏地咬住这个单发飞机不放，说不定它就只有歼9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上天—当然，那样的结局没有发生，我们毕竟有了定型的歼8飞机以及后来的系列发展，它们为中国空军服务了好多年。

  “可以说，没有歼9的研制，就不可能有611所承担新型歼击机的成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为型号研制的歼9是夭折了，但歼9的夭折中孕育着新型歼击机的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非此之谓欤？”原601所所长刘鸿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总结。

  现在我们只能把话题转到歼7Ⅲ飞机上来，因为此时本书的主人公，已经被完全“解放”出来，荣幸地担任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歼7Ⅲ飞机研制即将开始—光阴荏苒，这一年，宋文骢已经48岁，头发胡子都有些花白了。

  第六章

  穿云破雾傲苍穹***********

  一、歼7Ⅲ任务的由来

  由于设计指导思想的分歧，引起原则性的争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设计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歼7Ⅲ型飞机的设计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加之，由“三厂一所”设计人员组成的系统工程设计室，相互没有隶属关系，自1979年起，112厂、011基地、132厂的设计人员相继离开，返回了原单位，只剩下611所的人员孤军作战。虽说设计工作仍然在艰难地进行着，但当初“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氛围已经不见了。

  到了12月，总设计师王南寿到北京参加三机部航空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部领导宣布王南寿任部航空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留北京工作。

  此时由于总设计师的突然调任，歼7Ⅲ飞机研制实际上已陷入群龙无首的景况。

  怎么办？

  二、临危受命当总师

  1980年6月，三机部任命宋文骢为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

  1981年10月，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宋文骢为歼7Ⅲ型飞机总设计师。同时，将歼7Ⅲ型飞机列为“六五”期间第一个国家重点型号。

  宋文骢明显地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分量。

  型号总设计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他的职责除了型号的管理组织，还要负责整个飞机技术工作。换句话说，整架飞机研制成功与否，总设计师是第一技术责任人。

  宋文骢总设计师在歼7Ⅲ飞机研制过程中，强调所有的技术工作，必须严格按自行设计新机的程序进行，始终不遗余力地坚持着这个指导思想。

  “立志要高，思想要周密，工作要踏实，但这还不够。只有同时具备正确的决断能力和决断的意志，才能真正打开成功之门。”这是宋文骢后来在总结工作谈到的心得。

  首先，建立总设计师体系。宋文聪在学习航天系统工程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航空工业实际，创造性地完善和推行了型号设计师系统管理。歼7Ⅲ飞机设计师系统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成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管理，其次，建立技术经济责任制。明确了在新产品研制中，70个配套单位（部内46个，部外24个）214名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的职责。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的做法，为顺利开展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三是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论证、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转入下一个阶段。

  四是组织重大技术攻关。新机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单位众多，所需新设备、新材料的攻关就有几百项。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

  五是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为确保新机的研制一次成功，他汲取了过去研制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除制订设计师工作条例等技术责任制外，建立工程试验、配套新成品、各分系统、放飞等技术责任制；组织多次质量复查，对出现的问题，哪怕是很微小的问题，都必须迅速解决，绝不放过；实行模拟试验台鉴定验收制度、试验开工签发制度和试验结果按阶段评审制度等质量保证措施。

  “宋总呀，你这些‘条条框框’，是飞机研制工程中的一大创造啊！你这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把全国上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参加研制的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都紧紧地捆绑在了你的飞机上呀！”空军一位领导在检查工作时，感慨地对他说道。

  “这算我们进行的一个探索吧。我在想，这么大的系统工程，它不是凭少数单位和少数个人的积极性所能完成的任务。不把大家紧紧地抱成一个团，那就非乱套不可！一个总设计师，你也不可能明察秋毫面面俱到。不管你的飞机设计得再好，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地方出现丝毫的纰漏，就会让整架飞机在停机坪上不能动弹，更别说上天了—这些教训，都是东风113和前几个型号研制中，把我们教会的呀！”

  宋文骢在歼7Ⅲ飞机研制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大型系统工程管理的新路子，为歼7Ⅲ飞机研制的技术协调、质量控制、进度保证和经费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之有效的的科学管理制度，保证了飞机总装一次成功、通电一次成功、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首飞一次成功的好战绩。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歼10飞机总设计师，领导更复杂、更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果断解决相容性问题

  前面说过，宋文骢是个比较低调的人。他当兵时虽没当过军长师长，转业到地方也没当过所长，其实他很具备一位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只是他长年从事技术工作，大家过去还没真正了解他罢了。他当总师以来，每次开会，他并不急于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总是先抛出一个个别出心裁的绣球来，让大家争抢。然后他静静地袖手旁观，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这绣球争抢的情况，分析着争抢者的每一个精彩动作—他认为，激烈的争论能使人的智商发挥到极致。在创造性的领域里，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必须鼓励所有人毫无保留地阐发自己的意见，然后他才做出裁决—只有这样，智慧之树才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宋文骢是个很明智的人，他很讲究领导的艺术。他知道，一个人一生干不了几件像搞型号飞机这样的大事，所以必须要调动每一个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尽量为每一个人都搭建一个平台，提供他们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宋文骢这个总设计师，似乎与其他的总师有些不同，他给同志们的印象很复杂，是既可亲又可畏。

  有人说，宋文骢其实就像一架飞机，平时停在春光和煦的机坪上，他像一只喜鹊，和同志们有说有笑，说话风趣幽默，和大家烟酒也不分家，是个可亲可敬的老头儿；可这飞机一旦发动，准备起飞，那他就是一只鹰隼，凌厉而严峻，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叫人心里有点发怵。

  会议还在继续。

  宋文骢说完，静静地又望着大家。有人张了张嘴，但没出声—看来，同志们该发表的意见已发表得差不多了。

  “这个问题我们议的时间确实够长的了，还在歼7大改系统工程室的时候就存在，但不能议而不决。”宋文骢慢慢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接着说道，“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是同志们对事业、对飞机负责任的表现，也是我们搞飞机的人，必须尊崇的基本原则；但同时我也认为，过分谨小慎微，那只能原地踏步，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现在整个飞机的研制工作，都在阻塞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上，这将直接影响飞机上天！”

  “制度是你总师制订的，设计员不签字，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一位系统总师犹豫了一下，又才开口说道。

  “我的同志哥吔，到现在还不发图，那加工时间、总装时间我们就不敢保证；飞机不能按时上天，这我们也不能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已经议了一年多，我们工人也在下面等了一年多，早该有结果了—宋总，我看，这个问题你该下决心拍板了！”生产厂的领导也终于忍不住了，把这球直接抛给了总设计师。

  所有的运动员都把目光投向宋文骢这个总裁判。

  宋文骢淡淡笑了笑—是呀，每个人讲的都不无道理。

  “飞机结构和强度是否相容”这个问题，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大家研究和争论了一年多，进展甚微—但，今天的会上必须要统一思想，做出决定了。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设计初期就暴露出来。迄今为止，我们的设计员手里只有50年代的规范，而今要求他们设计的则是70年代末装备的新型战机。如果仍然使用50年代的规范计算，所得的数据与新设计的飞机，有些部件强度肯定是不相容的；但放弃这种规范，又没有新的规范替代，这怎么办呢？这关系到整个工程能否继续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为此，所里曾请来全国各地的强度专家，专门帮助分析研究，但也没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设计之初，宋文骢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曾专门组织了人员进行研究，并亲自参与了垂尾、机翼等多项大的载荷试验和主要部件试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现在工作已进行到发图阶段，再不能议而不决了。按规定，强度设计员经过计算，对不符合强度要求的图纸是不能签发的；强度设计员不签发，强度系统总师也不能签字。他们坚持工作原则，这是没错的。但设计员不签字，规范又没有现成的，大量计算表明总体上不会有问题。难道生产图纸就这样束之高搁，就这样长久僵持下去么？

  “我的意见是—”宋文骢停了一下，一字一句说道，“设计初期，大量的试验数据，已证明总体结构基本满足强度要求；为了慎重行事，又让系统总师进行了反复计算，对没有把握的部分已采取有效措施—我综合大家的意见，对个别局部与规范不符时，可以允许设计人员不签字，但经主管总师和总设计师签字后，可以发图投入生产。”

  “这样发图是不行的。设计员不签字，我还是不能签字。”还有的系统总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科学是严密严谨的，但理论也必须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是的，目前没有现成的路让我们走，但没有路走，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无休无止地纸上谈兵坐而论道么？对于飞机局部的强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试验校核来逐步解决，在实践中也有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是不讲科学，也绝不意味着是冒险。况且，目前存在的问题可以确有把握不会引起全机重大问题。”宋文骢说着从卷宗里拿出一大叠资料和数据，对飞机的结构和强度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此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坚定地讲道，“我的决定是—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生产图必须立即下发。如有什么问题，由我这个总设计师承担全部责任！”

  好！生产厂的领导们高兴了，赞成马上发图的人鼓起掌来。

  宋文骢这个决断，不仅打破了研制僵局，而且大大推进了研制进度。

  五、勤于思而敏于行

  全机静力试验证明，宋文骢对飞机结构和强度的决断是正确的。

  静力试验，只是歼7Ⅲ飞机研制过程全豹之一斑。

  歼7Ⅲ飞机从设计、发图、试制、总装到首飞，经历了整整6年时间；到设计定型，又经过了3年。时间跨度太大，研制过程复杂，这当中发生的惊心动魄故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把宋文骢在这期间的历程一一描述出来，只能蜻蜓点水般撷取几个小故事，以窥全景吧。 场景一：“没有准确的答案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

  总体设计阶段，有人提出涡轮装在雷达舱下面，因涡轮高速旋转会产生静电，造成周期性放电，干扰雷达工作。这种情况在别国的飞机上也曾出现过。但飞机上每一厘米的空间都是黄金空间，涡轮不放在雷达下面，另外哪来地方呢？问题反映到总设计师那里，宋文骢沉思了一下，答道：涡轮是否会产生静电，你们只是推测；即使产生静电，会不会影响雷达工作，你们也是根据经验得出的判断。同志们，我们不能单凭推测和分析，也不能听说别国的飞机上出现这种情况，就轻易肯定或否定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在没有得到科学的准确的答案前，就不要轻易下结论。

  最后，宋文骢决定首先不改变飞机设计空间，在不改变涡轮位置情况下，通过试验来回答。为此，他立即组织人员做了多项静电干扰试验。通过严肃认真的试验得出准确的结论：涡轮冷却器的确会产生静电，但它绝不会干扰雷达的正常工作！这一试验的关键结论，使工程技术人员对他们总师严谨的科学态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跟宋总汇报工作，一是想深想透，不然你的汇报就会流于浅薄；二要言简意赅，不能啰里啰嗦。他跟你说话，是一矢中的一针见血。你不把事情想深想透，就贸然给他汇报，只能弄得自己下不了台！”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如是说道。

  场景二：“总设计师必须深入现场，才能掌握实际情况。”

  总装阶段，全所大大小小几十项试验，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地方紧张进行。宋文骢已是50岁出头的老同志了，可他不顾疲惫顶着南海的酷暑，冒着塞北的风沙，四处奔波着，没有一刻的空闲。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最艰苦，他就呆在哪里。歼7Ⅲ飞机的研制，每个系统对大家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总设计师自然是首当其冲。

  飞机的电气系统，拥有6000根导线，600多个配电元器件。为了熟悉情况，他除了认真研究图纸资料外，还经常下到试验场和设计室，熟悉情况，解决问题。要求各电子系统除分别与电网系统完成通电试验，他积极主张进行带负荷、与其他系统相关联的全机电网试验的要求。通过反复试验，故障必须归零后才能上机安装。由于地面试验工作扎实，整个电气系统通电一次成功！

  场景三：“我年轻时就是飞机修理工啊！”

  这是1984年的隆冬季节，窗外是呼呼掠过的寒风。总装现场，各项安装工作都在紧张进行，可飞机下舱的发动机安装的插头被卡死，致使电缆总插头对不上。几位老工人心急火燎地试了很多遍，但都没成功。宋文骢来到了现场，他仔细听完工人介绍情况后，思忖一下，他自言自语道：这不太可能呀。话没说完，他脱下外套，就要往下舱钻去。工人们想拦住他，可他并不说话，一头就钻进舱里，不到10分钟，插头就对上了。他从里面钻出来，在场的干部、工人都向这位老人投去钦佩的目光。宋文骢起身用棉纱擦擦手，微笑道：这点小事算不了啥。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年轻时就是飞机修理工啊。要说技术，多少还有点—好，你们继续干吧。

  场景四：“我们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新路。”

  西北阎良试飞院机场上，不管是黎明黄昏，总有一辆破旧的双轮摩托车在机场上跑来跑去。空旷的机场上无遮无掩，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同志坐在车上，夏日火辣辣的太阳像要把人烤出油来，冬天凛冽的寒风如同刀割。穿着带油污的衣服，啃着干硬的干粮，喝着白水，有时从早晨天不亮就出场，到天黑后才回到驻地。甚至起五更，睡半夜，吃不好，睡不好，真有些卧薪尝胆、披星戴月的味道了。

  为了解决飞机起落架故障问题，研制人员在阎良机场整整呆了一年多。在那些日子里，宋文骢经常出现在现场。在试验厂房里，他和工人、设计人员做着各种可能影响起落架起落的试验；在试飞现场上，他和设计人员、试飞人员研究着各种试验方案，采取各种排障措施。

  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经过艰苦努力，故障终于排除，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场景五：“相信自己，但一定要有依据。”

  临近首飞的日子，飞机发动机在高空试验台上出现“喘振”现象，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大家忧心忡忡，有人怀疑国产发动机是否可以装机放飞，也有人提出买国外的发动机把飞机送上天算了。这对于飞机总设计师来说，宋文骢更是焦急万分，但他并没有退缩。宋文骢一方面，派人到发动机生产单位了解产品的质量；一方面，深入试验现场全面细致地分析试验报告。在完成各项工作和调查研究之后，宋文骢判定发动机的“喘振”现象是由于高空试验台没有真实模拟进气道的结果，他确认国产发动机是能够放飞的，并果断签署了放飞意见。

  他的这一正确决断极大地鼓舞了研制人员的士气，确保了歼7Ⅲ飞机的按时首飞，并且为其他兄弟单位使用同样的发动机开辟了道路，扫清了放飞的障碍。

  然而，宋文骢没有喘息的机会，棘手的问题刚刚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场景六：寻找神秘的扳手

  1984年4月，临到歼7Ⅲ飞机就要放飞了，现场有人向宋文骢反映：他们在工作时，有一把扳手弄丢了。飞机调试工作现场，弄丢一把扳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倘若掉进机身或发动机里，它就会引起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宋文骢来到现场，并没有批评、更没有斥责工作人员，他耐心地让工作人员仔细回忆整个工作过程，并顺着他们工作的程序检查了一遍，再根据他们工作时需要使用的工具情况仔细进行分析，最后他得出结论：这把扳手根本没有带到过现场，更不存在扳手掉进飞机里面的事情。他决定，飞机可以放飞！

  这就是总设计师宋文骢。

  六、云淡风清见亲情

  七、经受失败的考验

  1984年3月，经过无数的艰难曲折，歼7Ⅲ飞机数十项大型试验都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现在，只等飞机舱盖、座椅火箭（抛盖弹射救生）联试顺利完成，就可以进行首飞了。

  飞机抛盖弹射救生，是歼击机应具备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飞机在出现故障，或被敌机击中时，飞行员能顺利跳伞逃生的装置。飞机抛盖弹射救生装置，原本是苏联米格21设计研制中的弱项，我们经过改进，也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在宋文骢他们在下部队调研时，飞行员反映的最大问题之一。

  飞机抛盖弹射救生联试，要在高速的火箭滑车上进行。

  1984年3月23日，在河南兰考试验基地，飞机抛盖弹射救生联合试验正在紧张进行。

  这是怎么回事？参加试验的人群冲上前去—完了，滑车严重损坏，造成前机身试验段破裂，试验失败了。

  痛苦、失望、迷茫、沮丧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试验队伍。

  完了，此次事故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为工程日夜奋战的人们，飞机原定4月上天的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了。 当天下午2点30分，宋文骢得到了试验现场“翻车”的紧急报告。仔细听完试验现场他没有生气发火，也没有怨天尤人，倒表现出超常的镇定。从当年搞东风113开始，他见过太多的失败。他明白，神仙也有出错的时候。一个新机新的系统研制，偶尔出现意外的情况，这是常见的事。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怪罪下属，何况现在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快找出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立即采取补救的措施。

  宋文骢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分析查找事故原因。

  原因找到了。但，如果按照常规的生产试验段，再制造滑车进行安装，重新组织试验，那至少还要几个月时间。而此时距离航空工业部1号调度令的要求，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怎么办？

  宋文骢在办公室里紧锁眉头，来回踱步，冷静地分析了面临的各种情况，设想了种种可能，一个补救方案在他脑海里迅速形成。

  “叮”……,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喂，宋总吗？我是谢明。兰考翻车了，怎么办？”这是现场总指挥谢明打来的电话。两人进行简短交流，迅速达成共识：1号调度令必须不折不扣执行，指挥部确定的首飞时间不能变更，重新试验的时间1分钟也不能拖延。

  宋文骢坚定地下了决心—

  “将所里做地面验试座舱段，立即送到厂里改装一个新的试验段；通知襄樊610所马上赶做一台新滑车。再按指挥部确定的新方案，再次试验，一定要保证飞机按时首飞！”

  当天晚上宋文骢就和技术人员来到工厂，连夜改装新的试验段。经过9天9夜连续奋战，终于完成改装试验段的任务。通过上级机关的紧急调度，第四研究室张敏主任组织押运，第一时间送到了上千公里远的襄樊。此同时，610所也在当天开始抢制新滑车，用了7天时间就与运到的试验段进行装配和必要的测试，又日夜兼程运到了兰考试验现场。

  4月9日上午，中断了10多天的火箭滑车地面抛盖弹射救生联动试验又开始了。为了防止高速试验再度失利，宋文骢提出在高速

• 读加缪杂记

  作者：不吭声 发布时间：2008-06-02 16:17:55

  1、加缪生于1913年，法国人，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1957年也就是他44岁的时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迄今为止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般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头子得奖，有的快要入土了，有的卧病在床，只能请人代领奖金，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位在四十多岁就问鼎这个重奖的作家。可惜，得奖三年后也就是1960年，加缪就死于车祸。加缪说过：在我看来，没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了。结果他自己死在了路上，这里面有这命运的玩笑，有着荒诞的气息，然而对这个以研究和表现荒诞成名的存在主义作家来说，倒是死得其所。

  2、加缪还说：最好的作品是没有完成的作品。乍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举出一些例子后，会让人觉得这个人的思想真是具有穿透力，直贯古今，精准无比。断臂的维纳斯和无头的胜利女神雕像，从完整到残缺，相当于没有完成，然而都是杰作。卡夫卡的小说，三个长篇《美国》《审判》《城堡》，都是没有完成的作品，然而都是杰作。我国的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也是没有完成的作品，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后来高鹗狗尾续貂了四十回。老子说：大成若缺。哲人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加缪的遗作《第一个人》在车祸现场他的提包里面找到，已经以手稿的形式出版，这部没有完成的小说也是杰作。

  3、在一百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其中有不少是不配得奖的，属于二三流的作家，然而评委们也不都是瞎子，得奖者里面也有不少天才，给我印象深刻的两个天才是法国的加缪和苏联的肖洛霍夫。加缪在29岁的时候完成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同时在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肖洛霍夫更厉害，在22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他的传世名作《静静的顿河》。除了年纪轻轻就写出经典，这两个天才还有一个共同点：作品不多，然而几乎篇篇都是精品。

  4、《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我喜欢前者的开头和后者的结尾。《局外人》的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一句话，十五个字，突兀，冷漠，奠定了整部小说冷峻平实的基调。这个开头可以和《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场相媲美。《西西弗斯神话》的结尾：“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其实这部哲学随笔的开头可能更出名一些：“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5、加缪是个帅哥，照片上看，有一种硬汉派明星的风采，比天生斜视的老怪物萨特顺眼多了。

  6、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汉姆雷特，这一千个人是幸福的，对经典他们有了自己的把握和理解，经典进入了他们的语言或文章，经典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对经典的作品的解读，很多人会面临语言的贫困，把握不住其神髓，表达不出自己真实独到的见解，往往有入宝山而空回的遗憾，经典中蕴含的诸多的意义、诸多思想犹如练习过神行百变一样，难以抓住，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乎焉在后”。对经典的重读，就是那些失败的寻宝者再次的挣扎努力。最近重读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仍然不得要领，“阐释的深渊旁，我被罚站。”

  7、《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是一个对什么都很无所谓的人，有一种发克一切的态度，最常说的两句话是“怎么样都行”和“出路是没有的”。在情感方面，这个人很冷漠。

  亲情，母亲在养老院死了，他去奔丧，没有哭泣，在守灵的时候还抽烟喝咖啡，参加完葬礼感觉到“能够连睡十二个小时的喜悦”，葬礼第二天就勾搭女人上床并一起看滑稽电影，后来还告诉律师所有健康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曾经希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王朔的小说中也说到父亲在孩子还没长大的时候适时死去可以保持孩子对他们的敬仰），庄子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是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这个人则是忠实于自我的感觉和思想。

  友情，莫尔索的邻居莱蒙是个混混，请莫尔索帮忙写信羞辱前女友，莫尔索答应了，莱蒙很高兴问是否可以和他做朋友，他说怎么样都行，对友情，这个人也是漫不经心的，不把世人重视的三大情感之一作为什么重大事情对待。

  爱情，玛丽喜欢莫尔索，希望和他结婚，她问莫尔索是否爱她，莫尔索说这无关紧要如果真要说那大概是不爱，但是答应结婚，世人津津乐道的爱情，被他当垃圾一样对待。在事业方面，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上进心，主管要提拔他，让他到巴黎任经理，问他是否愿意，他说怎么样都行，玛丽很高兴，要和他同去巴黎，问他巴黎是怎样的，对人人向往的香水之都浪漫之都，他是这样评价的：鸽子很多，很脏，人的皮肤是白的。

  莫尔索和莱蒙去海边度假，遇到莱蒙前女友弟弟一伙，发生冲突，打架，莫尔索开枪杀了人，开始了牢狱生活。法庭审判的时候，是一个荒诞剧，检查官、律师都是围绕他在母亲死的那天的表现在辩论，根本不涉及他杀人的事实，检查官说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母亲”，他的辩护律师说“他到底是被控埋了母亲还是杀了人”，但是不管用，最后，在一个法理社会，一个人由于伦理的原因被判了死刑。莫尔索拒绝上诉，拒绝忏悔，平静的等待他的死亡到来。

  “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这是北岛一首《无题》的上半部分，很好的概括了莫尔索和这个世界的疏离和脱节。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剧场化的社会，人人粉墨登场，遵循着规则和秩序，进行着程式化的表演，母亲死了要哭得死去活来，情人节要按时发春，要坚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等等。如果有人拒绝这样的表演，那他就是社会公敌，是所有人必欲杀之而后快的。莫尔索的死，不是因为杀了人，而是挑战了整个社会的伪善矫情，挑战了谎言堆砌的现代文明，戳穿了皇帝的新衣。这个什么都不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在这一点上是激情澎湃的。总是这样，小说中的人物代替我们说出真相，代替我们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