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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前，我就是光

壮志擎天，豪气满怀;天道酬勤，乐战不怠;

毅坚心恒，信念常在，以我雄心，征战未来!

这是衡中激情跑操过程中响彻云霄、气贯长虹的洪亮口号，彰显的是衡中学生的豪气、底气、大气和霸气。

诚然，中考是场战斗，从踏入七年级的那一刻起，战斗就已打响。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不想输在人生关键的时期，所以，如何抢得先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为此，华版特邀衡水重点中学一线名师，以华版“状元思维还原法”为理论支撑，以衡中“状元“学霸”的笔记原稿为蓝本，经一线名师的数次调研和学霸团队的终审订，数十位中考专家精心地修改、补充、增加批注，润色语言后，才得以呈现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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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去道德化”的陷阱

  作者：Orchideus 发布时间：2022-02-17 19:25:49

  袁一丹 上海书评 2016-01-07 18:45“通敌”还是“合作”？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历史经验，应置于纵、横两个坐标轴上加以审视。所谓横的坐标轴，即在二战史的背景中平行比较。而纵的坐标轴，即将此问题嵌入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中，联系易代之际的历史抉择，尤其是面临异族入侵时士庶的应对策略，在这一抵抗与妥协的传统中反思沦陷区的历史经验。《秩序的沦陷》意在跳脱民族国家的框架，以二战史研究中的合作史（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为参照系，在区域史的范围内呈现战时中国的“灰色地带”（gray zone）。此书的长处是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兼具世界史的背景；而其不足之处或是因标举价值中立，将政治秩序与道德意识剥离开后，对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情感记忆体贴不够。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本书的主题词是collaboration，书中译为“合作”，更通行的译法是“通敌”。原书题为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台译本的书名较忠实于原著，译作《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林添贵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5）。大陆版在标题上做了较大的改动，几乎是另取了一个书名《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更改标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普通读者或许不会计较，但对研究者而言，商务版的书名虽点出时空范围，却掩盖了正标题“Collaboration”一词背后的学术史脉络，即作者在第一章中梳理的“合作史”。“秩序的沦陷”似有歧义，该书的主眼不在“沦陷”，而在“占领”之后的秩序重建：“外国占领对一个社会的惯常结构造成了极大的、残酷的侵扰和中断”，“它破坏了集体生活的网络和日常生活规范，而且使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着危险的选择”，占领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打造基层组织，“建立新政治秩序”（60页）。卜正民对“collaboration”的定义是：“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他在书中抱怨说，按此定义，“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中文对应词”（17页）。确实较之欧美相对成熟的合作史研究，“中文缺少对collaboration一词的讨论”，无论是狭义的“通敌”，或是泛化的“合作”。但中文中与collaboration对应——至少是模糊对应的词，并不限于“合作”、“通敌”，还有“事伪”、“附逆”、“落水”等。不过或许在作者看来，“通敌”之“敌”、“事伪”之“伪”、“附逆”之“逆”，都预设了政治立场与道德判断，不如“合作”一词显得价值中立。但在“沦陷”的特殊语境中，是否能超然于敌我对峙，持第三方的立场？用“合作”或更轻描淡写的“一起工作”替换“附逆”、“事伪”、“通敌”，摘掉“汉奸”的帽子改称“合作者”，能否保证价值中立呢？更极端地说，在“沦陷”的问题上，没有中立的概念工具，只有伪装中立的语词。译者在序中坦言，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仅仅“collaboration”一词就让他大为头疼。“其实collaboration最接近汉语的‘勾结’一词，但‘勾结’这个词又太具有感情色彩，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带有这样的感情色彩不免让人读起来不太舒畅。”因此collaboration一词在书中的译法极不稳定，时而译为“合作”，时而译为“通敌”，时而译为“勾结”，时而译为“一起工作”。在我看来，与其刻意抹去语词自带的情感色彩，不如正视“汉奸”、“附逆”、“事伪”这些词背后的历史记忆。沦陷区研究所追求的价值中立，并不等于斩断历史的尾巴，将积淀在语词中的道德情感排斥在外。眼光向下“如果我们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敌或抵抗的大树，我们更有可能理解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275页）“灌木丛”在这里指代的是“大树”阴影下的地方社会（local society）。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大致分成两路：一路“向上看”，关注沦陷区的傀儡政权，以汪伪政权为代表，即卜正民所说的“大树”；另一路则眼光向下，搜寻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前者偏向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后者侧重于社会史、文化史。《秩序的沦陷》以抗战初期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个案，自然属于后一种研究路数。区域史的视角，并不限于沦陷区研究，其实是欧美学者处理战时中国的基本范式（参看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1937-1945）。卜正民在探索“灌木丛”的同时也不忘仰望“通敌”的“大树”，除了江南地区的占领机构，他还处理过1938年“华中维新政府”的创立过程（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 in Central China）。撇开上层的意识形态纷争，从底层透视沦陷初期的社会状况，将“合作”转化为有待研究的课题，是卜正民此书的基本方法。着眼于战时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网络及道德真空，这一“向下看”的研究取径，与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颇有相通之处。所谓“地域社会论”，一方面以“秩序稀少性”的感受为前提，另一方面试图追问非常态下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这种研究方法有一段相当漂亮的概括：看起来好像是在处理和大局无关的细微琐事。然而它所关心的却不一定仅仅止于个别的微观情事。从许多被认为属于“地域社会论”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的旨趣其实是要从这些事例中抽离出当时人的行为型态、抉择的依据，以及社会面向等，以整合性的概念模式来把握，甚至从普遍性的脉络里捕捉。关键不在问题的大小，而在问题的方向性。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性观察立场来俯瞰这个社会，而是由社会中各个角落来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这些行动才是了解社会的真正本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思考人们为何这样地活动时，问题的方向性势必是从人们的行为与动机出发，成为一种微观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径。（何淑宜译《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序言）日本“地域社会论”主要以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为考察范围，因为按倡导者森正夫的说法，长江三角洲自宋以来便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带或“先进地带”。但“地域社会”在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不仅是作为实体的概念使用，而从作为实体的地域性框架中提升出某种特定的方法论立场（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如岸本美绪所言，“地域社会论”关注当时人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并试图揭示每个人所谓合理的利害计算，与超越一己私利的集体意识、道德观念是纠缠在一起的。地方史的视角让研究者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境上。台湾学者罗久蓉即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利用光复后的审讯记录，分别从动机、人事背景、行为三方面考察抗战时期“汉奸”的成因。郑州商民参与维持会的经验显示，人际关系网络在与日伪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能将通敌行为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应在沦陷时间的久暂、地方经济生态、权力运作机制等脉络下反思“汉奸”的定义与成因。卜正民此书同样提醒我们历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否通敌涉及个人在面对战争的威胁时所具备的心理成熟程度，个人在面对由于权力带来的意外收获时的贪婪程度，或者个人在面对其他权力竞争者时的应变能力。不认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谴责这些人贪婪或叛国，是再造他们被迫通敌的政治土壤：假定每个人都进行了抵抗，将抗战剧演成了传奇剧。（283页）面目不清的地方社会“江南五城”在沦陷下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地域概念。为何选择“江南”这片地区，为何考察这五个城镇，除了材料的限制外，不可忽视战争状态下地域概念的政治性。福柯在《权力的地理学》中指出地域概念与战略术语之间的借用关系，因为地理学就是在军事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地图上的分界线，看似确定不移，其实是各种政治、外交势力乃至军事势力折冲的结果。若从词源上追溯，地理学上的“地区”（region）由“指挥”（regere）演变而来，就是军事区域；作为行政区划的“省份”，从“战胜”（vincere）转化过来，原意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是以军事占领为前提，因日方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而形成的“非自然”的地域范畴。“地方的近代史”这两年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单就“近代”这一时段而言，我们对“地方”的了解多是浮于表面的。如王汎森所言，静默的地方社会中有一套无所不在的“传讯机制”，“道德镇守使”便是这无声世界的维护者（《“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六期）。严格地说，《秩序的沦陷》对抗战初期地方社会的把握仍是浅层次的，虽拎出了几个活跃的投机分子及面目模糊的“头面人物”，但读者更期待看到战时地方社会的“传讯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谁充当了这个无声社会的维护者或破坏者？不妨进一步追问，近代以来随着士绅阶层的破产、知识菁英的流失，地方社会是否还有自己的“道德镇守使”？卜正民笔下的“地方菁英”，绝非基层社会的“道德镇守使”，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此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庇护网络、经纪人技能及与地方社会的广泛联系。在占领者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中，卜正民发现越到基层，日本军方及特务机构越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不得不依赖“地方头面人物”。掌握地方资源及关系网的投机分子，抓住占领者抛出的橄榄枝，让形势朝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沦陷初期“自治委员会”成员在日后的改组中还能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即显示出基层体系的适应能力。但投机者的适应性决不可混同于易代之际地方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后者以士绅阶层为主导。卜正民以为基层社会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组织之间，卷入其中者都参与到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每次政治事件均在实际利益层面上运作，总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意味着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可能遭到底层的漠视乃至削弱。抗战初期日本占领机构与地方投机分子之间的寄生关系，在卜正民看来，暗合了杜赞奇提出的“内卷化”概念：“与政权正式结构相伴随的是非正式结构的出现，比如赢利型经纪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依赖非正式结构介入地方治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国家政权是以内卷化的方式发展，在基层社会，非正式群体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传统地方政府的管理”（272页）。借用“内卷化”的概念来解释抗战初期江南地区的权力结构，似忽略了华北与华中、农村与城镇的地域差异。从诸多关于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研究成果来看，不难想象抗战在此地唤起的民间记忆包括抵抗与妥协两方面的传统。卜正民此书对地方社会的刻画之所以流于表层，除了材料的制约，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着力发掘江南特有的文化地层，藉以展现地方传统的延续或断裂。“模糊化”之后？二战史中的“合作史”研究，意在破除抵抗的“神话”。打破“神话”的利器，不外乎强调：动机的模糊性、结局的不可知。卜正民声称史学家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而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模棱两可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束缚的假想，或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285页）“模糊性”或“暧昧性”（ambiguity）似乎成了“合作史”研究的价值落脚点。民族主义者将沦陷区视为两种人——坚决的抵抗者与同样坚决的妥协者的战场，欧美学者试图修正过于黑白分明的历史图景，着眼于抵抗与妥协之间的“灰色地带”，展现个体选择的复杂性。“灰色地带”（gray zone）的说法，来自普里奥·莱维（Primo Levi），一位犹太裔化学家对纳粹集中营的描述。作为亲历者，莱维指出在易于辨识的善与恶、无条件的抵抗与无原则的妥协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有许多挣扎着活下去、已经妥协、随时准备妥协，或还没来得及妥协的灰色人物。集中营就像一个人性的实验室，其中人和人的关系不能简单划分成受害者与迫害者两个阵营，事实上盟友中亦藏有敌人，敌人中未必没有潜在的盟友，谁也辨识不出一条清晰的边界，说这边是正义的，那边是堕落的，而更接近于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谁有资格审判这些灰色人物？莱维以为，或许只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性测验，知道处于生存高压下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才可能做出忠恕的评断。以“模糊性”为旨归，有时距道德相对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卜正民坚称“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标准，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history does not fashion moral subjects, nor produce moral knowledge）。而中国自身的史学传统，正是把史著当作伦理教科书，旨在“塑造道德标准”、“制造道德知识”。作者随后说“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281页）。《秩序的沦陷》却搁置了道德判断，引进“合作史”的视野，并未深入“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卜正民有意从“非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透过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架，审视其背后的政治现实。但也坦言在写作过程中没办法将道德和政治完全剥离开来，“因为尽管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却常常以相同的语言表达来展开”（12页）。“去道德化”的陷阱，在讨论占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时体现得格外明显。卜正民首先承认日军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随后又亮出一个刺目的观点：“没有一个政权与生俱来是种族、文化和政治的产物。”换言之，“所有的政权都依赖宣传打造”（all states rely on fictions）。“去道德化”的现实政治，便是没有真伪之别的政治：“有些是以温和平静的方式，有些是以残忍凶猛的方式，来掩盖该政权必然的不足，掩盖其与外部利益的妥协，掩盖其依赖于高压政治强迫民众接受某种民族认同”（255页）。如果消解民族国家的建构，摆脱道德框架的束缚，得到的是这样暧昧的结论，那研究者还不如戴着镣铐跳舞。

  袁一丹 上海书评

  2016-01-07 18:45

  “通敌”还是“合作”？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历史经验，应置于纵、横两个坐标轴上加以审视。所谓横的坐标轴，即在二战史的背景中平行比较。而纵的坐标轴，即将此问题嵌入中国自身的思想脉络中，联系易代之际的历史抉择，尤其是面临异族入侵时士庶的应对策略，在这一抵抗与妥协的传统中反思沦陷区的历史经验。

  《秩序的沦陷》意在跳脱民族国家的框架，以二战史研究中的合作史（historiography of collaboration）为参照系，在区域史的范围内呈现战时中国的“灰色地带”（gray zone）。此书的长处是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兼具世界史的背景；而其不足之处或是因标举价值中立，将政治秩序与道德意识剥离开后，对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与情感记忆体贴不够。

  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本书的主题词是collaboration，书中译为“合作”，更通行的译法是“通敌”。原书题为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台译本的书名较忠实于原著，译作《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林添贵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5）。大陆版在标题上做了较大的改动，几乎是另取了一个书名《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更改标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普通读者或许不会计较，但对研究者而言，商务版的书名虽点出时空范围，却掩盖了正标题“Collaboration”一词背后的学术史脉络，即作者在第一章中梳理的“合作史”。

  “秩序的沦陷”似有歧义，该书的主眼不在“沦陷”，而在“占领”之后的秩序重建：“外国占领对一个社会的惯常结构造成了极大的、残酷的侵扰和中断”，“它破坏了集体生活的网络和日常生活规范，而且使社会团体和个人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着危险的选择”，占领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打造基层组织，“建立新政治秩序”（60页）。

  卜正民对“collaboration”的定义是：“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他在书中抱怨说，按此定义，“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中文对应词”（17页）。确实较之欧美相对成熟的合作史研究，“中文缺少对collaboration一词的讨论”，无论是狭义的“通敌”，或是泛化的“合作”。但中文中与collaboration对应——至少是模糊对应的词，并不限于“合作”、“通敌”，还有“事伪”、“附逆”、“落水”等。不过或许在作者看来，“通敌”之“敌”、“事伪”之“伪”、“附逆”之“逆”，都预设了政治立场与道德判断，不如“合作”一词显得价值中立。但在“沦陷”的特殊语境中，是否能超然于敌我对峙，持第三方的立场？用“合作”或更轻描淡写的“一起工作”替换“附逆”、“事伪”、“通敌”，摘掉“汉奸”的帽子改称“合作者”，能否保证价值中立呢？

  更极端地说，在“沦陷”的问题上，没有中立的概念工具，只有伪装中立的语词。译者在序中坦言，翻译过程并不轻松，仅仅“collaboration”一词就让他大为头疼。“其实collaboration最接近汉语的‘勾结’一词，但‘勾结’这个词又太具有感情色彩，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带有这样的感情色彩不免让人读起来不太舒畅。”因此collaboration一词在书中的译法极不稳定，时而译为“合作”，时而译为“通敌”，时而译为“勾结”，时而译为“一起工作”。在我看来，与其刻意抹去语词自带的情感色彩，不如正视“汉奸”、“附逆”、“事伪”这些词背后的历史记忆。沦陷区研究所追求的价值中立，并不等于斩断历史的尾巴，将积淀在语词中的道德情感排斥在外。

  眼光向下

  “如果我们向下看那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而不是向上看熟悉的通敌或抵抗的大树，我们更有可能理解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275页）“灌木丛”在这里指代的是“大树”阴影下的地方社会（local society）。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大致分成两路：一路“向上看”，关注沦陷区的傀儡政权，以汪伪政权为代表，即卜正民所说的“大树”；另一路则眼光向下，搜寻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前者偏向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后者侧重于社会史、文化史。《秩序的沦陷》以抗战初期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个案，自然属于后一种研究路数。

  区域史的视角，并不限于沦陷区研究，其实是欧美学者处理战时中国的基本范式（参看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1937-1945）。卜正民在探索“灌木丛”的同时也不忘仰望“通敌”的“大树”，除了江南地区的占领机构，他还处理过1938年“华中维新政府”的创立过程（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 in Central China）。

  撇开上层的意识形态纷争，从底层透视沦陷初期的社会状况，将“合作”转化为有待研究的课题，是卜正民此书的基本方法。着眼于战时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网络及道德真空，这一“向下看”的研究取径，与日本明清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论”颇有相通之处。所谓“地域社会论”，一方面以“秩序稀少性”的感受为前提，另一方面试图追问非常态下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这种研究方法有一段相当漂亮的概括：

  看起来好像是在处理和大局无关的细微琐事。然而它所关心的却不一定仅仅止于个别的微观情事。从许多被认为属于“地域社会论”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的旨趣其实是要从这些事例中抽离出当时人的行为型态、抉择的依据，以及社会面向等，以整合性的概念模式来把握，甚至从普遍性的脉络里捕捉。关键不在问题的大小，而在问题的方向性。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性观察立场来俯瞰这个社会，而是由社会中各个角落来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这些行动才是了解社会的真正本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思考人们为何这样地活动时，问题的方向性势必是从人们的行为与动机出发，成为一种微观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径。（何淑宜译《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序言）

  日本“地域社会论”主要以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为考察范围，因为按倡导者森正夫的说法，长江三角洲自宋以来便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带或“先进地带”。但“地域社会”在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不仅是作为实体的概念使用，而从作为实体的地域性框架中提升出某种特定的方法论立场（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如岸本美绪所言，“地域社会论”关注当时人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并试图揭示每个人所谓合理的利害计算，与超越一己私利的集体意识、道德观念是纠缠在一起的。

  地方史的视角让研究者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个人做出选择的历史情境上。台湾学者罗久蓉即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利用光复后的审讯记录，分别从动机、人事背景、行为三方面考察抗战时期“汉奸”的成因。郑州商民参与维持会的经验显示，人际关系网络在与日伪合作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能将通敌行为从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应在沦陷时间的久暂、地方经济生态、权力运作机制等脉络下反思“汉奸”的定义与成因。卜正民此书同样提醒我们历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是否通敌涉及个人在面对战争的威胁时所具备的心理成熟程度，个人在面对由于权力带来的意外收获时的贪婪程度，或者个人在面对其他权力竞争者时的应变能力。不认真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谴责这些人贪婪或叛国，是再造他们被迫通敌的政治土壤：假定每个人都进行了抵抗，将抗战剧演成了传奇剧。（283页）

  面目不清的地方社会

  “江南五城”在沦陷下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地域概念。为何选择“江南”这片地区，为何考察这五个城镇，除了材料的限制外，不可忽视战争状态下地域概念的政治性。福柯在《权力的地理学》中指出地域概念与战略术语之间的借用关系，因为地理学就是在军事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地图上的分界线，看似确定不移，其实是各种政治、外交势力乃至军事势力折冲的结果。若从词源上追溯，地理学上的“地区”（region）由“指挥”（regere）演变而来，就是军事区域；作为行政区划的“省份”，从“战胜”（vincere）转化过来，原意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是以军事占领为前提，因日方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而形成的“非自然”的地域范畴。

  “地方的近代史”这两年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单就“近代”这一时段而言，我们对“地方”的了解多是浮于表面的。如王汎森所言，静默的地方社会中有一套无所不在的“传讯机制”，“道德镇守使”便是这无声世界的维护者（《“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六期）。严格地说，《秩序的沦陷》对抗战初期地方社会的把握仍是浅层次的，虽拎出了几个活跃的投机分子及面目模糊的“头面人物”，但读者更期待看到战时地方社会的“传讯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谁充当了这个无声社会的维护者或破坏者？不妨进一步追问，近代以来随着士绅阶层的破产、知识菁英的流失，地方社会是否还有自己的“道德镇守使”？

  卜正民笔下的“地方菁英”，绝非基层社会的“道德镇守使”，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此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庇护网络、经纪人技能及与地方社会的广泛联系。在占领者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博弈中，卜正民发现越到基层，日本军方及特务机构越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不得不依赖“地方头面人物”。掌握地方资源及关系网的投机分子，抓住占领者抛出的橄榄枝，让形势朝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沦陷初期“自治委员会”成员在日后的改组中还能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即显示出基层体系的适应能力。但投机者的适应性决不可混同于易代之际地方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后者以士绅阶层为主导。卜正民以为基层社会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组织之间，卷入其中者都参与到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每次政治事件均在实际利益层面上运作，总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意味着事件本身的政治色彩可能遭到底层的漠视乃至削弱。

  抗战初期日本占领机构与地方投机分子之间的寄生关系，在卜正民看来，暗合了杜赞奇提出的“内卷化”概念：“与政权正式结构相伴随的是非正式结构的出现，比如赢利型经纪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依赖非正式结构介入地方治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国家政权是以内卷化的方式发展，在基层社会，非正式群体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传统地方政府的管理”（272页）。借用“内卷化”的概念来解释抗战初期江南地区的权力结构，似忽略了华北与华中、农村与城镇的地域差异。从诸多关于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的研究成果来看，不难想象抗战在此地唤起的民间记忆包括抵抗与妥协两方面的传统。卜正民此书对地方社会的刻画之所以流于表层，除了材料的制约，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着力发掘江南特有的文化地层，藉以展现地方传统的延续或断裂。

  “模糊化”之后？

  二战史中的“合作史”研究，意在破除抵抗的“神话”。打破“神话”的利器，不外乎强调：动机的模糊性、结局的不可知。卜正民声称史学家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而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模棱两可意味着：

  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束缚的假想，或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285页）

  “模糊性”或“暧昧性”（ambiguity）似乎成了“合作史”研究的价值落脚点。民族主义者将沦陷区视为两种人——坚决的抵抗者与同样坚决的妥协者的战场，欧美学者试图修正过于黑白分明的历史图景，着眼于抵抗与妥协之间的“灰色地带”，展现个体选择的复杂性。

  “灰色地带”（gray zone）的说法，来自普里奥·莱维（Primo Levi），一位犹太裔化学家对纳粹集中营的描述。作为亲历者，莱维指出在易于辨识的善与恶、无条件的抵抗与无原则的妥协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有许多挣扎着活下去、已经妥协、随时准备妥协，或还没来得及妥协的灰色人物。集中营就像一个人性的实验室，其中人和人的关系不能简单划分成受害者与迫害者两个阵营，事实上盟友中亦藏有敌人，敌人中未必没有潜在的盟友，谁也辨识不出一条清晰的边界，说这边是正义的，那边是堕落的，而更接近于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谁有资格审判这些灰色人物？莱维以为，或许只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性测验，知道处于生存高压下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才可能做出忠恕的评断。

  以“模糊性”为旨归，有时距道德相对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卜正民坚称“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标准，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history does not fashion moral subjects, nor produce moral knowledge）。而中国自身的史学传统，正是把史著当作伦理教科书，旨在“塑造道德标准”、“制造道德知识”。作者随后说“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281页）。《秩序的沦陷》却搁置了道德判断，引进“合作史”的视野，并未深入“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

  卜正民有意从“非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透过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架，审视其背后的政治现实。但也坦言在写作过程中没办法将道德和政治完全剥离开来，“因为尽管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却常常以相同的语言表达来展开”（12页）。

  “去道德化”的陷阱，在讨论占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时体现得格外明显。卜正民首先承认日军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随后又亮出一个刺目的观点：“没有一个政权与生俱来是种族、文化和政治的产物。”换言之，“所有的政权都依赖宣传打造”（all states rely on fictions）。“去道德化”的现实政治，便是没有真伪之别的政治：“有些是以温和平静的方式，有些是以残忍凶猛的方式，来掩盖该政权必然的不足，掩盖其与外部利益的妥协，掩盖其依赖于高压政治强迫民众接受某种民族认同”（255页）。如果消解民族国家的建构，摆脱道德框架的束缚，得到的是这样暧昧的结论，那研究者还不如戴着镣铐跳舞。

• 教育的秘诀

  作者：minox 发布时间：2007-10-04 22:51:47

  一个令教师和家长常感头疼的问题是面对孩子的撒娇使性不知如何是好。年轻一代父母普遍的共识是溺爱和打骂都是坏的教育，但这条原则运用到具体的教育情境当中是需要行动智慧的，在言教身教不能立竿见影之时，面对孩子的顽劣胡闹，教育者往往深感无力。当面对坊间铺天盖地的教育类图书时，又使人陷入更深的无助，困惑于这里究竟有多少值得阅读。教育是门实践性的学科，迷醉于构建体系的高头讲章无济于实用，而那些似是而非、野狐禅式的招术作用更坏。难辨良莠之时，不妨读读洛克的《教育漫话》，经典的好处就是值得反复阅读，一层层在纸面上叠加笔迹，不停地重新体验其中的伟大经验。此书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洛克在教育上的淡定从容，如他在书中所说，即使是对儿童施以体罚，也应举止温和，态度镇定。这份英国绅士的优雅使人相信不用声色俱厉、气急败坏也可以教育好孩子。全书笔调轻松，行文晓畅，与他的哲学著作一样，风格清新可读，如一弘清泉，指人迷津。

  约翰·洛克无论是在哲学史还是政治学史上都有显赫的地位。洛克被认为是经验论真正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的创始人，他改造了之前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修改了霍氏对自然状态的看法，除去了其中绝对王权利维坦的烙印，使之成为为西方民主政治服务的理论。经验论的认识论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他对人类的两大贡献，在这两个领域，洛克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但在提到洛克时，人们往往会忽视他在另一个领域所做的深刻睿智的思考，那就是教育。洛克的教育思想除了散见于《人类理解论》和《工作学校草案》以外，都集中反映在他的这本《教育漫话》。

  此书脱胎于他与朋友们谈论如何教子的书信，除了次序与原信发出的时间有所调整外，其余“很少变动”。“读者看了有些地方行文的随便与文体的风格，就告很容易看出，这些漫话，与其说是一篇公诸公众的论文，不如说是一段朋友间的私人谈话。”虽然笔调轻松，但读者却可以相信，作者在写这些信札时是极其严肃的，因为作者相信教育对于人的作用至为重要，并且在教育上，错误不可轻犯，因为这些错误对孩子的影响是无法挽救和弥补的。

  在谈到教育的目的时，作者认为教育是为着成就人的幸福。幸福是“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而身心的健康则有赖于教育。“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在明确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之后，洛克顺次论述了体育、德育和智育。

  对于如何使儿童获得健康的体魄，洛克提出了这样一条总原则：绅士们对待儿女应该像笃诚的小康的农民对待子女的办法一样。这正合了中国的一句俗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由这条原则出发，洛克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衣着不可过暖过紧、冷水洗脚、尽早教会儿童游泳、多过露天生活、饮食要清淡、少糖少盐、多吃面包、水果要有所选择、避免一切糖果、幼小时要多睡眠、卧床要硬、少用药物，等等。尽管这是三百年前的建议，但我想读者应该有理由相信其中的很多内容，比如他提到的饮食结构，与现在膳食专家给出的建议非常相似。不要忘了，洛克本人就是个高明的医生。从1667年起即担任阿希利勋爵的私人医生，经他手接生了索尔兹伯里伯爵第三，为阿希利勋爵成功做了开胸手术，当时的名医西顿汉姆也在其《医学考察》一书中对洛克的医术大加赞赏。

  《教育漫话》中最有价值应该算是讨论道德教育的部分，因为洛克给出的不仅仅是原则，而且还有具体的办法。我们知道，教育的难点在于德育，而德育之难就在于道德是长不到人身上的，教育者能够传授给受教育者的只能是德目，而道德如何在孩子身上形成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运用教育技巧，把德行固定在儿童的心田里正是教育者的重要责任。长期困扰教育者的一个问题是：道德是不是可教？这本书的可贵就在于他缜密地讨论了许多德育中的具体、常见却又令教师和家长困惑的问题。

  比如儿童的欲望是不是要满足？如果见到儿童跳号乖戾是不是就应马上改变主意，满足他的要求？在洛克看来，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在于具有去克制理智不容许的欲望的能力。假如适合于儿童需要的东西就给予他们，要让儿童懂得，他们之所以会得到某件东西，不是因为他们哭泣恳求，而是因为那件东西适于他们去获得。假如他们从不曾因为哭求而得到什么，他们也就不会去哭求。惟其纠缠，他们就决不应该得到。这需要从小就使儿童养成习惯。

  再比如惩罚和奖励的问题。在社会上广为宣讲赏识教育的今天，很多人也对一味赏识孩子持反对意见，并坚持惩罚的必要。惩罚也有很多种，包括体罚、批评甚至语言暴力。如果惩罚是必要的，那么以何种程度为宜？洛克的原则是儿童愈小愈须多用，一旦施用适度，获得效果之后，便应放松，改而采用比较温和的管教方法。对于鞭挞，洛克认为这是一种贪巧取便的惩罚方法，是最不应使用的方法，其弊端有二：其一，人的本性是耽求快乐而免避痛苦的，这是发生一切邪恶与罪过的根源。鞭挞不但不能使儿童克服这种嗜求快乐的倾向，反而是鼓励，因为使儿童向鞭挞低头也就是使其在躲避更大的痛苦，而求得身体上的快乐。其二，鞭挞会在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盼望儿童去爱好的事物反而遭到厌恶。除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效果，鞭挞还会使儿童养成奴隶式的脾气，因为一但知道没有体罚的存在，儿童就会愈放任他本来的倾向。如何管教太过，还会使其驯良却死板，意志消沉。同样的道理，奖励之于儿童也是不可妄用的，因为那也是在鼓励儿童追求物质上的嗜欲，要打消儿童甲种欲望，却以乙种欲望作补偿，这是牺牲了德行，颠倒了教育。洛克的办法是另一种奖惩办法：激起儿童的名誉心和羞耻心。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如果你能使儿童爱好名誉，惧怕羞辱，你就使他们具备了一个真正的原则，这个原则就会永远发生作用。这是“教育上的一大秘诀”。使儿童对于名誉的欲望助长他们的德行。只有发自内心的羞耻心，才是真正的约束，体罚只会毁灭掉羞耻心。体罚虽然有诸多弊端，但在洛克看来，有一种情形但必须使用，那就是遇到儿童的顽梗。父母和导师对于儿童的威信必须及早树立，在儿童年纪幼小时使其畏惧，年纪愈长则愈多假以词色。使“他小时便是你的一个顺从的臣仆(这是合适的)，长大了又是你的一位贴心的朋友了”。即使是对儿童施以体罚，也应举止温和，态度镇定，使儿童了解你这样做是对他有益的，而非出于情感的一时放纵，勿须使其心生悲悔。

  洛克不仅是辉格党最重要的理论家，也是实践者，他一生宦海沉浮，屡受高官，其政治哲学与他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但洛克终生未娶，也没有子女，但为什么他的朋友们在家庭教育问题上却问计于他呢？别忘了，他不但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而且长期担任阿希利勋爵家的家庭教师，他的这些教育思想绝不是空中楼阁。书中时时可见作者对于儿童教育的洞见，值得为人父母、为教师者时时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