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总序

序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一、唐代三省制研究的学术积累与新问题的呈现

（一）三省制研究基本面向的奠定

（二）三省制基本问题的展开与新问题的呈现

二、本书的研究取向

（一）从公文形态的变迁看制度的演进

（二）隋唐政治体制演进的基本线索及“中书门下体制”的历史定位第二章 唐以前的公文形态与制度变迁

一、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

（一）《独断》有关公文书内容的文献考释

（二）汉朝奏事文书形态的演变与政治体制的变迁

二、奏案的形态与魏晋南北朝的政务申报与裁决第三章 三省制下中央机构的公文运作

一、奏抄的文书形态及以门下省为中心的公文运作

（一）奏抄的文书形态和应用时间

（二）门下省对上下行文书的审署申覆

二、制（诏）敕文书的成立及以中书省为中心的公文运作

（一）隋朝内史省的内外建制及其起草宣行诏敕的职权

（二）唐前期中书舍人的主要职掌

（三）中书省对“王言之制”的宣署申覆第四章 使职发展的文书体现与中书门下体制的确立

一、唐前期使职差遣的发展

（一）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统治形势的变化与使职差遣的发展

（二）六部和寺监机构使职化的出现

二、使职行用的文书及其运作机制

（一）使职与状的应用

（二）使职所上文书的裁决机制与中书舍人参议表章

三、中书省地位的变化与政事堂裁决政务

（一）中书省地位的提高和职权的转换

（二）政事堂裁决政务及其实体化

四、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第五章 中书门下体制的结构与运作

一、中书门下的机构建制

（一）中书门下作为一个常设机构的法律定位

（二）五房与堂后官

二、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运作机制

（一）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战争环境造成的行政体制的变化

（二）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

三、三省职权与地位的转变

（一）尚书都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二）中书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三）门下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四、中书门下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格局第六章 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宰相制度与中枢格局

一、中书门下体制下宰相制度的演进

二、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中枢权力格局第七章 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奏事文书与政务裁决机制

一、奏状与中书门下的商量处分

（一）从奏抄到奏状——政务申报与裁决文书形态的转变

（二）奏状的呈递机制与中书门下的商量处分

二、敕后起请与商量状的应用

（一）敕后起请的文书形态

（二）两税法的实施与敕后起请的应用

（三）敕后商量状的应用

三、枢密使在奏状传递中的作用

四、堂帖、堂案与宰相独立裁决政务第八章 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制敕文书及其运作

一、制书的特性及其发布程式

（一）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前后制书签署程式的变化

（二）翰林学士、枢密使和宰相在制书成立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二、敕旨的特性及其发布程式

（一）敕旨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二）敕授告身与敕旨的应用

（三）敕旨发布程式的变化及其意义

三、敕牒的特性及其发布程式

（一）敕牒的文书特性

（二）敕牒的应用场合及其与敕旨的异同

（三）敕牒与中书门下体制的特征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刘后滨，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长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唐诗与唐史等课程。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唐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合著）、《大唐开国》（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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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 作者：eien99 发布时间：2013-07-04 17:58:46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820363.html

• 作者：长河落日 发布时间：2012-05-25 10:13:08

  老祖宗的制度设计，千年之下仍令人叹为观止

• 作者：恶鸟 发布时间：2015-02-10 13:40:27

  除了作者悲剧性的死亡，其他文字，犹如纽约知音体

• 作者：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12-29 03:54:32

  提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这一颇具开拓性的概念。开元十一年张说提请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在当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其影响似乎还不如劝农使的设立。在《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唐人或主要是辑录唐代文献而成的著作中，对此也都是寥寥数语。五代时修成的《旧唐书职官志》记为：“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北宋时司马光在《资治通鑑》中用“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几句话。《新唐书百官志》中也只是把五房作了具体的交待：“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 ‘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这些记载的共同特点，是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看作是改变名称而已。

• 作者：盘水 发布时间：2013-05-28 18:23:33

  1）以宋史的眼光看去，作者的观点应该成立。所以我引用过许多次。但作者不少论证，尽管我努力多次，也没能全部读懂。所以不敢全然信服。2）依这本书，唐前期的行政制度似乎略显僵化。我对此仍有疑虑。正在补课，重读严耕望的研究。希望能有通贯的认识。

• 作者：Dududu自己玩 发布时间：2013-05-13 20:11:17

  作者以公文流转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唐代顶层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纠正了宋代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因因相徇、贴标签式的若干似是而非观点，解决了我看唐史一直没弄明白的一系列职官和制度问题。缺点是啰嗦，从结构到语言都不简明。三星半。

•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读后

  作者：蕤 发布时间：2023-08-23 19:43:33

  1.祝总斌、吴宗国先生之后，北大系统的罗永生（三省制）、刘后滨（中书门下体制）、李全德（枢密院）、张亦冰（三司）基本搭建起来了唐宋宰相和中枢制度史变迁的整体框架。

  2.唐代中枢体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袁刚、雷家骥的基础上，罗永生和刘后滨进行了推进，此后的研究基本没有离开二人的框架。而罗、刘二人的研究，奠基于北大系一系列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尤其是对于中书舍人和给事中职权的实证性研究，中书舍人的主要职权从前期的参议表彰转为后期的书写诏令，给事中的主要职权从前期的审读奏抄到后期的封驳诏令。

  3.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裴炎、姚崇、张说三人最为关键，刘后滨对此一过程的论述，除本书外，散见于《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等书，然大同小异，多为整理前人。李林甫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意义并没有揭示出来，此待《李林甫研究》，皇权和相权都加强的时候，谁的权力衰落了？任士英关注到了太子东宫体制的虚化，雷艳红、孙英刚强调皇族的衰落，更广意义上，莫不是士族与进士的交换？

  4.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门下和三省的关系，以及文书署名变动的意义，是本书的创见，故多发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实体的兼决策和行政为一体的机构后，尚书都省成为纯粹的文书勾检机关、中书的中书舍人和门下的给事中隐约成为了负责人，掌管出令和封驳，三省的职权更加纯粹和明了，并最终落脚于宋代的三省，王孙盈政对唐后期尚书省的再研究感觉并没有越出刘的框架。此外，以上行文书窥测分层决策，以下行文书观察三省分工，读的不是很懂，后人的研究略有推进。

  5.安史之乱后的中枢体系，相比于袁书强调宪宗年间三头决策体制的成立，刘书更强调中书门下的行政体制，故其认为宰相之间的斗争，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的斗争，如建中年间的杨炎和卢杞，并关注到了宪宗后，宰相带馆阁，形成轮流组阁的政局。但相比于对于前期关键性时间点的揭示，后期的关键性时间点在刘书始终隐而不彰。在袁书的基础上、陆扬认为唐后期的中枢体制，是以皇帝为仲裁者，分别任用宦官和士人两套体系。在刘书的基础上，郭桂坤的《文书之力》试图揭示宦官体系内部的文书流转。在袁刘的基础上，对宦官的研究，扩展了学界对中晚唐中枢体系的认识，期待以重大决策为核心，皇帝-宦官-士人的制度变迁为线索的制度史。

  6。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变动，刘书强调“制度的成长性”，并落实为高宗之后唐朝内外形势的变动，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土地的兼并带来了财政问题，边防形势的变动带来了防御体系的变迁，以及科举的发展，选人的增多，官职编制的问题，为解决诸多问题而出现的使职，使得“状”的应用更为广泛，推动着中书的崛起，以及中书门下体系的建立。我好奇的是，开元十一年，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此后再没有变化了吗？那么又是什么新的形势呢？唐代的社会史料不如明清多，故刘志伟关于明清财政制度和民间社会的互动，尤其是强调民间的应对措施带来的中央财政的变动，更为细腻的体现出来了所谓的制度的成长性变化。

  7。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更加多样化，刘书关注到了中书门下和节度使的牒-状文书交流。但相比于内重外轻的前期，玄宗以后的地方格局更多受到中枢权力斗争的影响。地方上奏中央的状，不仅带有祝贺的意味，更带有政治性的表态。节度使和中央的交流，也不在是单纯的和宰相的交流，和宦官，和皇帝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都变多，“使”与宠幸、侧近政治天然具有亲近属性。中书门下体系与使职的关系，以及中书门下体系下中央和地方的交流渠道，是可待研究的方向。

  8。“双轨制”是省司和使职关系的合理表述，但如何评介，则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如果将使职看做是对于省司的侵权，则会出现司马光的论述，以及元丰改制的回归，以及批判使职的随意性，再如廖伯源对于“中朝现象”、孔飞力对于政治罪、以及韦伯、周雪光对于“家产官僚制”和运动式治理的批判。如果将使职看做是对于省司的补充，则会出现杜佑、苏冕等人的观点，以及孟宪实、雷闻、刘后滨、赖瑞和等试图将使职合理化的解读。任何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是社会情境和政治博弈交互的结果，故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如果将一切都合理化，那么历史发展的动力何来？如何在激情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吾辈期待之！

• 关于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作者：虽千万人吾往矣 发布时间：2024-03-04 13:42:38

  刘后滨的《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近年唐代政治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本人读后受益匪浅，其特点借用其师吴宗国教授的话，概括如下：

  一是提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这一颇具开拓性的概念。作者认为，唐前期承隋之制，实行“中书掌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掌执行”之三省体制。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中书门下作为一个独立于三省之外的常设机构，成为实体的“相府”，标志着中书门下机制的形成。中书门下机制的特点是皇帝走向执行前台，宰相超然于三省之上，从辅助皇帝决策，向具体行政事务执行的政务化转变，中书和门下两省成为具体行文机关，尚书都省弱化，中书门下直接指挥六部各司，以及使职系统。中书门下体制，是宋代二府三司体制的源头，后者又是前者的落脚点。

  二是从公文运作回溯和印证，政治制度的运作模式。引用吐鲁番文书、传统文献中等资料，逐类分析七种“王者之言”的成文过程以及三省等各个角色在其中的作用，以印证中书门下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公文的角度来看政治体制，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三是着眼于制度的发展变化。任何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分析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体制，认为唐的前后两期也不一样，前期为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体制，宋的二府三司制是中书门下体制的落脚点。以变化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变化的逻辑和必然性。

  四是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分析了之前关于唐代中央权利结构的主要观点，形成了一家之言。

  附录部分共13篇书评或者论文，都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与本书近似主题的三本书的书评（雷家骥、袁刚和谢元鲁关于唐代中央决策模式的书籍，恰好也刚刚读过），以及关于唐宋政治制度演变的论文，令人印象深刻。愈加深切感受到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研究唐史需研究前后两朝之史，研究前朝史，可知演变之源头，研究后朝史，可知演变之落脚点。

  本书内容较多，观点很独特，分析具体公文可以很直观感受唐政治体制的运作流程，汇集各方观点和资料也较全面，在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堪为佳作。

  作者虽是陈寅恪先生第三代弟子（陈寅恪、汪笺、吴宗国、刘后滨），但几乎看不出陈氏风格。本书行文不够简洁、流畅，其中书门下体制与宦官和翰林学士的配合方面说的比较简略，有隔靴搔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