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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是一本讲解建筑手绘设计的综合教程，《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条理清晰地介绍了建筑手绘设计的各个方面，突出了手绘表达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全书共分为8章，第1章讲解了建筑手绘的准备工作，详细介绍了建筑手绘的各种常用工具及使用方法；第2章从最基础的线条练习循序渐进地讲解了各种基础建筑体块的表现方法；第3章全面讲解了色彩的理论知识，以及建筑手绘上色的基本常识及色彩搭配，并为初学者提供了多达50例的建筑分析图的色彩搭配实例；第4章为读者独立完成完整的建筑手绘做铺垫，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各种常用的透视技法及构图方法；第5章全面地介绍了各种建筑手绘中常见材质的绘制方法；第6章综合前几章的内容，介绍了建筑手绘常见配景的绘制方法；第7章给出了详细全面的建筑绘画案例，让读者深入了解，并进一步学习建筑绘画；第8章全面讲解了建筑绘画平面图和立面图的绘制要点。《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知识结构清晰，讲解循序渐进，案例丰富，步骤剖析深刻。

《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适合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等专业的在校学生和培训机构，以及对手绘设计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使用。

第1章　手绘的前期准备

1．1　手绘的意义

1．2　材料与工具

1．2．1　绘图用笔

1．2．2　纸品和底材

1．2．3　辅助工具

1．3　准确的姿势

1．3．1　握笔的姿势

1．3．2　准确的坐姿

第2章　基础训练

2．1　线条

2．1．1　直线

2．1．2　弧线

2．1．3　特殊线型

2．1．4　手绘线条的几种技巧

2．2　色块及纹理的表现

2．2．1　色块的表现

2．2．2　纹理的表现

2．3　 几何形体练习

2．3．1　方体

2．3．2　锥体

2．3．3　圆柱体

2．3．4　球体

2．3．5　多种几何体的组合练习

第3章　光影与色彩

3．1　光影的产生

3．2　光影与明暗

3．2．1　明暗的产生

3．2．2　明暗的三大面

3．2．3　明暗的五大调子

3．3　光影训练

3．3．1　基本物体光影训练

3．3．2　组合物体光影训练

3．3．3　光影在建筑手绘中的运用

3．4　色彩的基本知识

3．4．1　色彩的形成

3．4．2　色彩的三种类型

3．4．3　色彩的三种属性

3．4．4　色彩的调和

3．4．5　色彩的冷暖

3．5　色彩搭配

3．5．1　色彩搭配在建筑绘画中的意义

3．5．2　建筑效果图的色彩搭配

3．5．3　建筑分析图的色彩搭配

3．6　常见的马克笔笔触

3．6．1　连笔

3．6．2　斜推

3．6．3　扫笔

3．6．4　柔笔

3．6．5　平移

3．6．6　平移带线

第4章　透视与构图

4．1　透视

4．1．1　透视的基本概念

4．1．2　一点透视

4．1．3　两点透视

4．1．4　三点透视

4．2　构图

4．2．1　构图的基本原则

4．2．2　构图的要点

4．2．3　常用构图形式简介

4．2．4　 常见构图错误解析

第5章　常见材质的表现

5．1　木材

5．1．1　木材的纹理表现

5．1．2　木材的上色表现

5．2　石材

5．2．1　花岗岩的纹理表现

5．2．2　花岗岩的上色表现

5．2．3　大理石的纹理表现

5．2．4　大理石的上色表现

5．3　混凝土

5．4　钢材

5．5　玻璃

5．5．1　玻璃的钢笔表现

5．5．2　玻璃的上色表现

5．6　砖石墙面

5．6．1　砖石墙面的纹理表现

5．6．2　砖石墙面的上色表现

5．7　瓦面

5．7．1　瓦面的纹理表现

5．7．2　瓦面的色彩表现

第6章　建筑配景的画法

6．1　植物配景的画法

6．1．1　树的认识

6．1．2　树的表现

6．1．3　草(花草、草坪)

6．1．4　植物的地域性

6．2　石头配景的画法

6．2．1　太湖石

6．2．2　千层石

6．2．3　泰山石

6．3　地面铺装配景的画法

6．3．1　石板

6．3．2　木板

6．3．3　卵石

6．4　水体配景的画法

6．4．1　静态水景

6．4．2　动态水景

6．5　天空配景的画法

6．5．1　天空

6．5．2　云层

6．6　人物配景的画法

6．6．1　人体结构的基本原理

6．6．2　人物表现练习

6．6．3　人的参照作用

6．7　车辆配景的画法

6．7．1　车辆的绘制

6．7．2　车辆的运用

6．8　平面配景的画法

6．8．1　植物平面的表现

6．8．2　平面与立面的转变

第7章　建筑手绘实例

7．1　草图的绘制

7．2　别墅的表现

7．2．1　别墅的分类

7．2．2　别墅的画法

7．3　欧式建筑

7．4　中式建筑

7．5　公共建筑

7．6　摩天大厦(高层商业建筑)

第8章　建筑彩平图

8．1　认识彩平图

8．2　彩平图的绘制方法

8．3　建筑立面图的绘制

李诚

设计与手绘联盟创始人。美术功底深厚，专业素质扎实，综合能力较强，曾获多个专业竞赛及美术奖项，现任济南园林集团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观设计师。

王超

专业景观设计师、插画师。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景观建筑设计专业，现任JSPA-Deisgn建筑事务所景观建筑设计师。

赵帅

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主攻建筑学专业。2013年获第一届卓越杯手绘设计竞赛一等奖。曾在卓越手绘学习，并在跟随启蒙老师杜健、吕律谱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一效果图大气而不失细节，设计图严谨而不失生动。座右铭是"永远不要停下，这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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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是一本讲解建筑手绘设计的综合教程，《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条理清晰地介绍了建筑手绘设计的各个方面，突出了手绘表达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全书共分为8章，第1章讲解了建筑手绘的准备工作，详细介绍了建筑手绘的各种常用工具及使用方法；第2章从最基础的线条练习循序渐进地讲解了各种基础建筑体块的表现方法；第3章全面讲解了色彩的理论知识，以及建筑手绘上色的基本常识及色彩搭配，并为初学者提供了多达50例的建筑分析图的色彩搭配实例；第4章为读者独立完成完整的建筑手绘做铺垫，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各种常用的透视技法及构图方法；第5章全面地介绍了各种建筑手绘中常见材质的绘制方法；第6章综合前几章的内容，介绍了建筑手绘常见配景的绘制方法；第7章给出了详细全面的建筑绘画案例，让读者深入了解，并进一步学习建筑绘画；第8章全面讲解了建筑绘画平面图和立面图的绘制要点。《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知识结构清晰，讲解循序渐进，案例丰富，步骤剖析深刻。

《印象手绘：建筑设计手绘教程》适合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等专业的在校学生和培训机构，以及对手绘设计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使用。

• 作者：xl 发布时间：2017-09-24 09:50:24

  图片不错，文字没有啥价值。

• 作者：徐大水 发布时间：2018-05-10 09:16:38

  講理學的再去講莊子，總覺得哪裡有點不妥。

• 作者：剩闲之人 发布时间：2018-06-15 18:55:24

  花样多，挨个试。

• 作者：無知なせとか 发布时间：2023-12-26 14:25:26

  看了觉得真的还是不要生孩子了…

• 作者：seoullover 发布时间：2017-03-23 21:43:15

  【新闻传播11】【考研10】【2017.3.23 开 理论部分1-5章 】内容不多本来今天应该收工的结果实在没状态那就放在明天看完吧 预计3.24看完

• 作者：悠悠顾乡 发布时间：2014-06-03 21:33:41

  应该是一般般的书吧，不过从这本书开始，我一点一点学建筑设计手绘。

• 末法的温床——卡夫卡《审判》译后记

  作者：文泽尔 发布时间：2019-05-06 18:47:24

  “末法”通常是作为佛教术语来使用，指佛法衰退后，宗教上乱象丛生的漫长时期。原本是有着严格用度要求的词语，连年限长短都有明确界定的。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一切词语的边界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解释，甚至完全按自己希望阐明的观念来定义“末法”，也成为很常见的情况。比如《隋书》中提到“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都是很明确的数字，属于直接转述佛陀话语，完全针对宗教状况来展开评述。到了清朝，龚自珍、梁启超和章炳麟也都在文章里说自己居于“末法时代”。龚自珍是针对《禅源诸诠》进行议论，佛学教义只是幌子，本质上还是针砭时弊，颇有些含沙射影的意味在。梁启超和章炳麟所处的年代比龚自珍更晚，他们笔下的“末法”，虽然还是借用佛语的名头，其实跟宗教之间已没什么牵连，想说的无非是身处清末乱世，社会上的一切正道、正信都衰微、沦丧了而已。

  弗兰茨·卡夫卡与前述的梁、章是同时代人，他们对“末法时代”的观感也大致相同。

  佛教之外，“末法”在中文世界里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引据是《晋书·吕光载记》里的“奈何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句中的“商申”指的是商鞅和申不害，两人都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此处的“末法”是站在儒家的角度来批判法家，“末法”的“末”不再指末期，而是取微不足道之意，是表示一种蔑视，认为以法律来治理国民殊不可取。

  相比佛教语境下的“末法”，这层涉及法律的寓意，似乎更接近卡夫卡创作本书时的主旨。但《审判》实际上并非单纯的法律故事，它在立意上同时糅合了多种对“末法时代”的思考。书中的“末法”是法律、社会、历史与哲学层面的共同体现。某种意义上讲，卡夫卡《审判》描绘的正是末法时代的荒诞与悲凉——这部醒世书般的小说，详尽地论述了孽生出末法的温床是如何运作的。

  脱离作者所处的环境，孤立地去剖析一部作品不能说是谬误，但却难免会遗漏可供推理的重要论据，得出的结论通常不会太清晰。在对创作者缺乏了解的前提下阅读那些伟大作品，或许也能够凭借摆脱琐碎信息后的纯粹追求收获灼见，然而收获更多的，兴许也只是相对模糊的情感共鸣。我初次阅读《审判》是在1991年，读的是1987年上译出版的中文版。当时年纪太小，译本也不理想，只感到极端晦涩难懂，也不知作者究竟想讲些什么。随着年岁渐长，又陆续读了几遍，仍旧云里雾里。十多年后，2003年冬天在慕尼黑度假时，第一次阅读原版，突然觉得原先各种堵塞的思路统统清晰了，第一次真正融入到K.的故事当中，简直要为他字里行间满溢而出的绝望着魔。

  除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正式出版内容外，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我还仔细阅读了Ernst Pawel所写的《理性的梦魇》德文版，并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和意大利的梅拉诺陆续居住了不少于一个月时间（2005年，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馆开业之际，还专程去过一趟）。产生“似是故人来”的熟悉感觉后，我再次阅读了他的三部长篇（包括未完成的《失踪者》）和分为五个小册出版的七十年代旧版短篇集，日记和书信抽空读了一些，后世议论和所谓的“手稿补全版”则完全没碰——我坚信自己选择的做法，更能还原出一个原教旨式的卡夫卡。

  完成上述工作无疑需要耗费颇漫长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本书出版方的信赖和支持，受托翻译《审判》的全新中译本。从签署委托翻译合同，到本书付梓出版，中间历时五年多。正文是以章节为单位逐步完成的，每次译完新章节后，都会重新阅读全部已完成的部分，进行修改润色。前九章译毕，静置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一口气译完并不算长的结局。译稿校订花费的时间，因为还要按照Die Schmiede社出版的原书进行逐行审校，甚至比翻译工作本身还要长久。卡夫卡习惯使用长段落，为了描绘连贯的情绪和场景，密密麻麻的整段文字横亘数页纸是很常有的事，这无疑也增加了逐行审校的难度。感谢责编老师长久以来的鼓励和体谅，才让这本我曾经数次认为不可能完成的译著得以完成。

  那么，还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书本身。说有趣也有趣，在《审判》的中文化进程中，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就是书名：有部分中文译本的书名并非《审判》，而是《诉讼》。本书德文原名为Der Prezess，单从语义上讲，确实也可译为“诉讼”。从小说内容来看，K.在各个方面的努力——至少从政府官方的角度而言——是没有任何正式结果的。K.最终迎来了可以形容为凄惨的结局，和故事中的其他人一样，没有等来法庭宣判的那一天。定名《诉讼》的译本，便是抓住了上述事实作为论据，认为全书描述的尽是没有结果的过程，最后也没见到审判，还是停留在诉讼阶段上，所以称为“诉讼”或许更合适些。但是，在德语语境中，强调过程时其实更倾向于使用Das Verfahren，毕竟世上少有悬而未决的Prozess。起诉后撤诉，没有正式判决的情况，通常使用的就是Verfahren。

  实际上，卡夫卡本人选择Prozess而非Verfahren为题，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九章“在大教堂”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神父与K.对话时，神父说“诉讼是会逐渐过渡到判决的”。法理角度而言，这句话毫无疑问是错谬之言。任何稍有常识的读者都知道，法庭判决是即时下达的，并不存在“漫长的判决”。然而，请参考本文开头时的叙述——卡夫卡试图描绘的是“末法时代”。在书中世界里，法律不再是明确无误的概念，而是晦暗不明、难以界定的浑浊物。法律并非局限在法庭内——正如小说临近结尾时神父所讲“法律的大门”寓言给出的暗示——法律是无处不在的。K.的结局岂不正是漫长判决的最终结果？两位行刑者岂不是审判结束后才会登场的角色？要知道，本书的审判是既不需要法庭，也不需要公开的。从画家提托雷利到商人布洛克，从老律师到神父，角色的身份统统错位，乃至于符合人类既往认知的概念、方法、过程也全都错位——这正是末法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即使不去考虑涉及“末法”观念的这一层理解，结论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因为，卡夫卡本人在为自己的作品命名时，也惯用“错位”的方式，来达到暗讽的效果。诚如《城堡》一书，K.最终并未进入那座城堡一样，《审判》也不必具体而微地去描绘某一场法庭审判。类似的手法，贝克特在其笔下悲喜剧《等待戈多》里也用过。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中，尼采、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先行者都曾对他施加过影响，他能够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先驱，可说是顺势而行，不足为奇。

  甚至，不去管本书是否卡夫卡作品，单单考虑Prozess一词在中文语境内的一些约定俗成用法，也可以找出书名应为《审判》而非《诉讼》的例证。比如，二战后著名的Nürnberger Prozesse，就使用了“纽伦堡审判”这一译法。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相比“诉讼”，“审判”一词更具有仿佛一锤定音般的严肃性。对于卡夫卡的小说而言，这种严肃性恰恰是不适合随意消解掉的。

  讲完定名，我们不妨再来探究一下本书的成书背景。

  1883年，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是犹太商人赫曼·卡夫卡的孩子，其家族来自捷克南波西米亚州一个名为Wosek的乡村小镇。《审判》的写作开始于1914年夏季，结束于1915年1月。内容的完成并非如寻常小说般以线性推进，而是先完成开头和结尾的章节（即本书的第一章和结局），然后再同步写作中间章节。实际上，早在1914年11月时，卡夫卡本人已经在日记中表示“我写不下去了。我目前的创作已到达极限，或许要将这部小说静置多年后，才能继续下去。”而后，到1916年时，他曾经短暂尝试过继续写作《审判》，但还是很快就中止了。《审判》手稿是密密麻麻写在共计十本练习簿上的，以页面为划分，除了属于《审判》的内容外，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文字。1915年，《审判》的写作大体结束后，卡夫卡将所有相关页面撕下来，按照章节分卷存放，每一章都是只有标题，没有章节数字的。那些还没有写完或者废弃不用的章节，并未与已完成的章节放在一起。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马克思·布罗德整理了好友遗留下来的《审判》书稿，并按照卡夫卡生前给自己朗读过的顺序，给章节排了序。1925年4月26日，《审判》在柏林的Die Schmiede社首次出版——这个版本可说是世所公认的《审判》定本，是卡夫卡钦定的“一个暂时完成”的版本。我仔细审阅过总计六节的未完成章节，其篇幅无一例外地短小，全部累加起来恐怕还不足本书正文的二十分之一，而且文字相对粗糙，明显是未经推敲润色的草稿。在无数个作家身后出版的《审判》版本中，有些按照所谓卡夫卡研究专家的权威成果，调整了章节顺序和各种文字细节，将六节残章穿插其中，构成所谓的“完整版”甚至“手稿终极版”。不过，作为本书译者，我始终认为这是违反作家初衷的画蛇添足之举。因此，本书在翻译时使用的，依旧是Die Schmiede社1925年印刷的初版，也即卡夫卡从头到尾亲自朗读过、并且亲自整理好的版本，包括结尾一共是十个章节。

  布罗德在负责《审判》初版的定稿时，也并非完全没对手稿内容进行修订。比如第九章“在大教堂”中，卡夫卡手稿原文写的是“K.是准时到达的…钟楼正好敲响十一点”，这似乎与前文中K.与意大利人约定“大概十点左右的时候在大教堂碰面…他会尽量在约定的时间抵达”逻辑上相悖。有鉴于此，布罗德将原文中的“十一点”改成了“十点”。对此，卡夫卡研究界还存在着另一种理解：由于审判相关的一系列事件，K.对时间的量度产生了错位，坚持认为“十一点”才是准点。意大利人或许没来，或许已经因为K.的迟到而离开了——这才是卡夫卡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类似这样不太好缕清的情节，本书中还有不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尽量给出简短的注释，以方便读者理解。比如第七章“律师·工厂主·画家”中的“谨慎细致的辩护”两次重复，以及第九章“在大教堂”K.对自己感冒状况的分析等，以尽量不干涉到阅读为准。部分德语中显而易见但中文却难于察觉的细节，比如敬语的使用与否，一旦涉及到对内容的理解，也一定会专门注释，避免译文本该传达的信息量出现衰减。

  翻译界对于《审判》的中译存在一种我认为并不恰当的思路：部分译者认为，既然本书有着如叔叔、副行长、莱妮、看门人等诸多各具特色的角色，在翻译对话时，应该注意区分一下各人的语气，适当调整语序和句子长短，以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千人一面”的感觉。可是，书中这种“千人一面”的感觉，却也正是卡夫卡原文试图呈现的——原文本身就是这种趋近于梦境的、自言自语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作家本人就不希望这些人物有区分度。作为新版卡夫卡全集的译者，我甚至觉得所谓的“译者风格”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因为我想做的是尽量将卡夫卡的原文还原，接近直译，但是又要让中文读者能够很好理解卡夫卡本人的表达。

  比如，英译本《审判》中有这样一句“He would come to understand very quickly”直接译为中文应该是“他很快就能听懂的。”但是，这句话的德语原文却是“Das Verständnis komme sehr rasch”也即“这种（语言上的）理解来得特别快”。英译本译者为了不让语句显得饶口，想当然地缩减了原文的信息量，甚至人为改变了句型。部分直接从英译本转译为中文的版本，内容相比德语原文将会出现多少偏差，可想而知。

  真实的卡夫卡是纯粹到令人绝望的，真正的《审判》是只属于孤独者的自白。

  写作《审判》的那个夏天，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对俄罗斯宣战了。下午在游泳池。”约一个月前的7月11日——《审判》真正开始动笔之前——卡夫卡在柏林的一间酒店里私设的“地下法庭”接受了一场“审判”，他是唯一的被告人、法官和处刑人。审判的结果，是强制解除他与菲利斯·鲍尔之间的婚约。

  这场亲历的“审判”就是小说《审判》的原型：至少也是原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婚约是在同年的四月份订下的，订婚启事分别刊登在21日的《柏林日报》和24日的《布拉格日报》上，相当郑重。卡夫卡与菲利斯之间的相识，是在1912年8月，地点是布罗德位于布拉格的家中。卡夫卡对菲利斯一见钟情，在日记中对初次见面进行了详细描绘，特别提到了她的脖子，以及坐在桌边“像个女护士”的情态。五周后，卡夫卡开始频繁向菲利斯写信，展开攻势，也顺利得到了对方的回应。卡夫卡甚至在日记中写下了“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和她在一起，我也活不下去”这样的话语。

  热恋一番后，卡夫卡向菲利斯求婚。哪知菲利斯答应婚事又使卡夫卡陷入了恐慌。1913年9月，在出公差的时候，他与一个年轻的瑞士女孩发生了关系。之后，他刻意疏远菲利斯。觉察出异样的菲利斯托朋友格蕾特·布洛赫到维也纳会见卡夫卡，向他打听情况。怎料格蕾特也与卡夫卡产生了些许不可道破的感情。此后，菲利斯与卡夫卡间的感情辗转反复，时而火热，时而冰冷。格蕾特也介入其中，情况一发不可收拾，也影响到了卡夫卡的写作，以及他与布罗德之间的关系。两人长期悬置的状态最终令卡夫卡无法忍受，他在1914年1月给菲利斯写的信中说“看来，结婚是唯一能够维系我们关系的方式了”并再次进行了求婚。然而，卡夫卡的判断错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反而陷入到了更深的恐婚情绪当中。

  时间重新回到1914年7月11日。这天，在柏林的酒店房间里，菲利斯，作为朋友的格蕾特，还有菲利斯的两个妹妹组成了地下法庭，对目瞪口呆的卡夫卡展开了激烈的“控诉”。卡夫卡一言不发地听眼前的四位女性列举自己的各种“罪行”。最后，她们彻底“抛弃”了他。

  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本书的情节何其相似。若将订婚视作“陷入官司”，那么7月11日发生的酒店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解除婚约，岂不正是本书的结局？小说的最后一句“仿佛耻辱于他身故之后，尚可苟且偷生”所描绘的，正是他在这场绝非正式的审判中所感受到的屈辱。

  如果只是现实中爱情失败的映射，《审判》当然不足以成为伟大经典。7月28日，奥地利发布宣战通告，这件事给了卡夫卡极大的触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令布拉格人民的生活陷入了震荡。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卡夫卡从柏林返回布拉格之后写下的。奥匈帝国的盟友和敌人在8月的第二周里陆续确定，末法时代的巨大阴影笼罩在犹太人卡夫卡的头顶，他同时处于战时恐慌、身份焦虑和被前未婚妻“审判”的复杂情绪中，花了一周的时间，完成了《审判》的第一章。

  末法在定义上就是全方位的、以凡人视角望不到时空尽头的崩坏。可以说，《审判》正是末法的温床上孽生出的花朵。它来自一个刚失去婚约男人崩溃的意志，来自身份岌岌可危即将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崩溃的身份认同，来自对战争近在眼前、社会秩序岌岌可危的恐慌。卡夫卡几乎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参军了，这也使正在写作《审判》的作家产生了难以明说的负罪感。保险公司的上司认为卡夫卡的工作非常重要，两次拒绝了他的服役申请。参军者众多造成公司员工减少，卡夫卡的工作量也显著增加，几乎每天都需要加班。1914年冬，卡夫卡与本该决裂的菲利斯之间又鬼使神差地恢复了联系。因为战争的发生，一切似乎又产生了变化。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审判》的写作在1915年1月基本上可以说是结束了。他与菲利斯小姐在此之后的关系起伏挣扎，已经与本文内容无关。我们能够知道的是，1914年冬，每当《审判》的写作陷入困顿时，卡夫卡都会以近乎狂热的激情去阅读斯特林堡的作品。如果您也熟悉斯特林堡，那恐怕也能猜到如此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与菲利斯在一起时，感受不到一丝爱情的甜蜜”。斯特林堡的厌女症深入膏肓，卡夫卡在一段时间极度密集的关注下，难免也会使文字挟带的诅咒沾染到他的情绪和创作上：莱妮手上之所以会生出蹼来，很难说不是挣扎在厌恶与伦理下的一种隐喻。

  篇幅有限。导读写到这里，应该已经能对读者们阅读本书起到一些帮助，提供一两种深入思考的思路，这样就足够了。卡夫卡是一座高山，攀登的路径各不相同。高山仰止，我并非专业的卡夫卡研究者，只是一个人生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在德语国家生活、写作的卡夫卡小说迷而已。陋见愚言，难免挂一漏万。无论如何，新的译本在此，希望大家喜欢。

•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作者：见色起义 发布时间：2011-01-02 18:35:52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张鸣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 [禁止缠足] 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网易张鸣辛亥客厅第一期

  张鸣VS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