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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昨夜风很大 发布时间：2016-07-01 18: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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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urmur 发布时间：2023-11-02 16: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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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隐忍黄药师 发布时间：2006-07-15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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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作者：常非常 发布时间：2020-07-10 13:42:06

  这部一百多年前的小说，此前从未译成中文，长塚节的名字，在中国也极少有人知晓。但在日本，长塚节的《土》却被誉为“真正的农民小说”、“农民小说的最佳杰作”而广为人知，有一年日本国语高考还特意拿了书中开头几段作为阅读理解的题目，作者的故乡常总市也特意保留了长塚节的故居(其中陈列展览生前所用的书桌，外出旅行时常戴的菅笠等)，并且设立了长塚节文学奖（分为短篇小说、短歌、俳句三个单元），迄今已经举办了二十多届。

  不过，即使在日本，真正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作者年代久远、文字难懂（书中的对话使用的是方言），另一方面也与大家对这部小说的刻板印象有关，大家先入为主地觉得这本书“难读”“无趣”，而这一刻板印象的形成，恰恰以夏目漱石对这部小说的推介为发端。

  1910年6月，得力于夏目漱石的引荐，长塚节在《东京朝日新闻》开始连载《土》。此前，他因为发表在《杜鹃》杂志上的几篇纪行文与短篇小说得到夏目漱石的激赏，尤其是《佐渡岛》，让夏目漱石注意到了这位籍籍无名的乡村作家。在夏目漱石眼里，这个年轻人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静气质，少年老成、不追时好，也不刻意标新立异，只是凭借真性情来追求艺术。夏目漱石说他见到长塚节好比“发现了新的农作物，总想昭告天下而后快，纵然今日文坛不认可这一新的风格、新的趣味，亦不辞慨然挺身而出为之倡导。只有如此，文坛才可以开辟新的领域。”

  长塚节虽然是地主之子，受过不错的教育，也见识过村庄以外的世界，但他也是土生土长的茨城县国生村人。他于1896年因病中学退学，作为长子，要协助自己的母亲打理家中越来越减少的产业（林子和耕地）。自从父亲当选为县议员以后，这就成了太太的任务。虽然退学，长塚节仍能够继续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兴趣。他曾短暂地拜于正冈子规门下，但更多时间都花在打理自家田地上。他曾试验过各种肥料、轮种、烧炭、种竹子，以及其他各种措施来拯救父亲的政治生涯带来的财政危机。（由于他的父亲在为人担保方面不够谨慎，也欠下了不少债务。）这种农业实践的结果，使得长塚节在写作之前已经深刻体会到当地农民在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耕种糊口的各种艰难。他们这一地区曾经坐享向首都水路运输之利，但由于铁路的修建，使他们这一区变成了后方。

  除了对农民生活的洞察，长塚节还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随时记下村庄里生活的各种细节。这使他在离开学校后，因写作短歌、写生文、短篇小说而发展起属于自己的叙事才能；他还有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能记录下当地方言的独特腔调，以及不同身份、阶级各自不一样的说话方式。

  一开始接受约稿，长塚节曾因任务太重而颇费踌躇，毕竟他此前只写过短篇，这是第一次写长篇连载。（值得注意的是，他肯定在一开始便已谋划好了最后大火的结局，勘次的原型长塚嘉吉一家本来住在地主家北面，他在小说中将其移到了西面，好为西风将火吹到东邻家埋下伏笔。其余类似伏笔在书中还有好几处。）为了写这部小说，他多次向村里的年轻人和见多识广的马贩子们调查，亦曾亲身去多地走访，力求细节上的真实。但在报纸上连载一阵子以后，报社内出现了让这本小说尽快收尾的声音，最后是主编池边三山力挺，才最终得以完成，从六月到十一月，总共用了半年时间。

  小说一开始不怎么受报纸读者的欢迎，一方面是题材的原因，写的是一般市民极少了解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情节缓慢，自然风景描写过多，考虑到作者深受俄国小说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影响，这当然并不奇怪，当时的读者虽说不像今日的读者如此追求情节的“紧张刺激”，《土》的这种风格仍然让他们感到不适应，尤其作者还是个无名小卒。

  连载完毕后的第二年，长塚节感到喉部不适，后来接受诊断确认是喉头结核，此后直至他去世的五年中一直在辗转治疗中，只写过一些短歌，再未动笔写作长篇。《土》既是作者唯一一部长篇，也可以说他真正的代表作。

  连载完毕后的第三年，在池边三山的大力推荐下，春阳堂决定出版这部小说的单行本，长塚节也上门请求夏目漱石为之作序。夏目漱石以自己正在忙于写作别的小说（《春分以后》）而婉拒，并告知池边三山对其作品如此赞赏，何不去求他。长塚节拿了夏目漱石的名片去拜访池边三山，结果正值后者母亲的“五七”祭，匆匆说明来意后即告辞。不幸的是，池边三山也突然去世了，为《土》写序成了夏目漱石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后世读者看来，夏目漱石的态度是令人困惑的。《土》的英译者安•华思沃认为夏目漱石对小说的赞赏有迁就的成分，“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若非长塚节亲自上门拜访，若非作者本人在成书后就一病不起，夏目漱石很可能会疏远此书。”

  有一点可以肯定，夏目漱石并不认为阅读《土》是一件乐事。他在序言里虽一再赞赏长塚节”无人能及“，却也一再强调了《土》的难读，这种难读有两个层面：

  表层的难读，原因是人物对话用了陌生方言，情节本来发展缓慢，过多过细的自然风景描写还经常打断情节；

  深层的难读，原因是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只是让读者感到痛苦，而没有安慰，心理上得不到补偿。

  夏目漱石的见解，当代的读者很可能也会有同感，因此译者在此觉得有必要为作者辩解一番，着重谈一下小说中的自然风景描写与人物塑造的问题。

  正如十九世纪以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以及20世纪早期很多日本小说一样（这种风尚在夏目漱石自己所著的《草枕》中也可见其一斑），《土》的节奏缓慢，更多关注日常生活的细节，而非戏剧化的情节，自然风景的描写更是连篇累牍。即在同类作品中《土》中的自然风景描写卓有特色，夏目漱石称赞长塚节是“精致的自然观察者”，“哪怕司空见惯之事，也能写出其独特之处。”不过，一般读者总要问，如此繁多的自然风景描写，大部分都和故事情节无关，甚至让夏目漱石也认为“往往打断了故事情节”，让读者失去了“加速度”的乐趣，究竟有何意义？

  不知道长塚节本人是否也意识到了会有这种批评，他小说连载结束后的第二年曾在《为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写生文的创作》，其中提到“我酷爱自然”，这既是一种自我解嘲，但未尝不是一种自负。在此，译者想借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赋、比、兴概念说明一下自然风景描写在这部小说中的意义所在。

  先说“赋”，赋就是铺陈直叙，作者在《土》中写到勘次一家周围的林地、村子里神社周围的环境、鬼怒川上的景象，都属于此类，此类描写在书中最多，在此就不引用具体的例子了。这类描写着重点在于为刻画小说里的人物所生活的环境，让读者对其产生直观的感受。

  再说“比”，比就是类比，作者看上去是在写自然风景，但实际上也是在写人。不过在《土》中这类描写有些比较隐晦，有时作者并未点明自然风景与人的这种类比关系，读者要仔细品味才可看出来。

  作者明确点出的，比如第八章，

  金色的油菜花……在展开的绿叶心部出现了小小的突起，这就是油菜花蕾，……阿次也正处在含苞待放的花季，但却被父亲的强力之手压制着。……只是冬日的严寒霜冻并不能封锁草木的春心，勘次的严密监督也无法遏制女儿萌动的憧憬。

  比较隐晦的，如小说一开始写西风凌虐着树林，我们可以联想到这是在暗示命运对阿品的摧残。而接近末尾处（第二十五章）写到栎木，

  像山葵磨板一样的栎树皮虽被烧黑，但并未像别的针叶树那样伤及树干。在春雨的滋润下，白色的嫩芽又突破粗硬厚重的树皮的包围，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开始了爽快的呼吸，满怀生的喜悦、噌噌噌地伸展开来。

  可认为这是在暗示勘次一家在遭受火灾之后终能得以重建家园。

  最后说一下“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在《土》的叙述中，自然现象与人的经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农人的劳作与自然变化更是关系重大。如第六章开头，在描绘过云雀与群蛙的歌唱比赛以后，写到

  到了下午，农人在草丛里躺下来休息，……群蛙也沉默下来，此后，在寂静的夜里，它们又再展歌喉，……只是从农人的窗缝渗入后，已经是强弩之末，非常微弱，正好可以陪伴着疲惫不堪的农人入眠。等农人日间消耗的身体逐渐恢复，次日的晨光从窗缝射入时，他们掀开被子，一骨碌爬起来，走到门外，在井边用凉水洗了脸，又是群蛙不知疲倦的歌声欢迎他们来到新的一天。

  小说中自然风景描写的很多段落，单独摘选出来是优美的散文诗，有其自身独有的美学价值。而从整部小说着眼，土地是农民赖以为生、不可须臾分离的部分，生长于其上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也都是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季节气候的变化尤其牵动着农民们的心，一部叫做“土”的小说又怎么可以少了它们的角色？

  至于书中的人物，夏目漱石说，

  《土》中出现的人物，是最贫苦的农民，既无教养，也无品格，只是土生土长，如蛆虫一样可怜的农民。他们的卑下、浅薄、迷信、天真、狡狯、质朴、贪婪……

  夏目漱石形容这些农民所用的词语大部分都是贬义的，而且天真近于无知，质朴近于麻木，也可说是贬义的。但在我看来，《土》作为日本农民文学的杰作，其最突出的成就便是描绘出了一群最真实可感的农民形象，而这些形象都具有丰富的人性，不是人们偏见中一提到农民就在脑海中浮现出那种刻板化的农民的形象，更非夏目漱石所说的“蛆虫”。他的评价并不公允。

  此前的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农民形象，哪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往往要么采取俯视的角度，将农民贬抑成奸猾、贪婪、木讷的群氓，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农民（《农民》），要么采取仰视的角度，将农民刻意美化成朴质、勤勉、单纯的圣人，如托尔斯泰笔下那位卜拉冬（《战争与和平》），像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写到农民时那样“不吹不黑”，已经是很难得了，可惜仍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去观察农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农民的生活内里。就译者所知，唯有长塚节在《土》里才是真正进入了农民的生活，用平视的角度将自己所闻所见写出来，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也是极少数真正懂得农民在想什么、写出了农民“所思”的作家。

  小说对农村人的刻画充满了温情，通过诸如耕种、求爱、婚姻、育儿、卫生、养老、民间信仰、葬礼风俗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的信息。主要人物是佃农勘次一家，他们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住宅方位来看，在村子里都是边缘人。在一开始，阿品因动手给自己实施流产而死，在这一可怕的事故之后，她仍不断在书中通过他人的回忆出现，她也体现在女儿阿次身上，从容淡定的言语仿佛鬼怒川的淙淙水流，提醒我们，阿次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事风格都像极了阿品，母亲阿品曾经也像女儿阿次一样是个单纯的女孩，她的阿次也会像她一样，不论年纪如何增长、身份如何变化，她们对美的事物以及美的装扮的追求都不曾改变。失去母亲后的阿次，很早就挑起了成年人的重担。她聪明伶俐，当机立断，坚韧不拔。既是农活方面的好帮手，也是家里的好管家，是弟弟与吉的第二个妈妈。勘次尽管身强力壮，但意志薄弱。阿次就像阿品生前那样多次将他从困境解救出来。无论是因为盗癖陷入的麻烦，还是与岳父长期不和造成的紧张关系，读者都可管中窥豹，获知农村的真实面目。小说里面所写的人物都实有其人，书中的情节，除了最后的大火，也都实有其事。作者将他们描绘得如此生动、精确，看过小说的人会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阿次”，更是一个惹人喜爱、温暖人心的形象。

  小说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写出了人物生活细节，对他们的心理刻画尤其复杂和细致。虽是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并没有被“贫穷限制想象力”，而是有着丰盈、细腻的情感。阿品在病榻上想象丈夫勘次在外面做工挨饿受冻的场面，根据两个孩子在院子里传来的声音想象姐弟俩嬉闹的景象；阿次对于漂亮服饰的渴望，对弟弟的疼爱，对外公卯平的关怀；卯平在决定是否回家养老之前的纠结与矛盾，对勘次的隐忍与爆发，大火之后悲凉的心境……这些都给予阅读者极深刻的印象。我们很难用夏目漱石的批语来评判他们。

  中心人物勘次可能是最接近夏目漱石所谓“卑下、浅薄、迷信、天真、狡狯、质朴、贪婪”的“蛆虫”这一评价的了。不过，即使对于勘次，我们也要理解，他的种种劣迹首先是因为他的贫困状况以及不得不担负的养家的责任，其次是由于妻子阿品早亡给他的重创。阿品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农活上的帮手，也为他提供了温暖和同情，这恰恰是他自己所缺乏的。没有了阿品的引导，本来品行还算不错的勘次很快堕落了，成为卯平嘴里的“畜生”。明治时期的日本像中国一样是个儒家社会，子女因为父母给予的养育之恩，故而需要尽孝。子女仿佛对父母欠债，这一债务需要通过孝敬老人、在老人晚年时照顾其起居生活来偿还。因为不喜欢卯平，勘次在尽孝方面很不热心。而在对待阿次上比他所意识到的还要粗鲁，且忽视村落里长期形成的“潜规则”，想吃新鲜蔬菜时直接从本村偷，而不是去邻村。对于东家提出的警告也置若罔闻，从东家林子里偷栎木墩子，在太太干预下才幸免坐牢。让他改邪归正、回心转意的，并非来自村社的舆论压力，这一压力固然很大，而是他对于神明惩罚的恐惧，害怕遭到更大的损失，以及害怕警察找他麻烦。

  很少有读者会喜欢勘次，不过我们要看到作者哪怕是对于这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也没有将其一味简化成一个标准的反派人物。勘次在打了女儿之后，为了补偿，就去赎回已经当掉的衣物，将其留给女儿；在鬼怒川对岸发现了有比自己过得更差的人，勘次感到满足，就像同村人因为鄙视勘次而感到满足一样；在阿次去给卯平按摩的时候，他悄悄躲在外面偷听屋里的动静；勘次挨了卯平打，煞有介事地包扎好伤口去看医生、找南邻，以博取同情；这一系列的细节都让勘次的形象有血有肉，而非仅仅一个脸谱化的坏人。勘次最后的回心转意、改邪归正，也很难说是人格突变，而是有着其性格上一以贯之的脉络，从而使得结尾避开了平庸作品的煽情套路。

  这一切，得益于作者是抱着“写生”的目的去创作，而不是出于指导或者提高读者的道德水准的动机。如果说他有比较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向工业化、都市化的“新日本”市民，解释一下日本农村人的“老问题”。这些新市民正好是《东京朝日》的读者，他们通常不会去关心那些当时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而他们也非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者。

  从夏目漱石的序言来看，他对自己在《土》中所发现的农村的真实面目是抗拒的，农村是过去时代遗留的陋习的大本营，而这些陋习在明治维新后本应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农村是日本在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变革之路上的障碍，蛆居其内的是什么都无法拯救的农民。农民除了为塑造年轻一代的良好品格提供“黑暗、可怕的阴影”之外别无用途。夏目漱石钟爱的人物，可能是《哥儿》中的主人公那样正直勇敢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土》里这些农民身上，也有着更为充沛真实感人的力量。

  ……

  工作和娱乐

  勘次是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连自家房子都因为欠债抵押出去了，只能租种。尽管阿品也曾走街串巷卖豆腐、魔芋之类来补贴家用，但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种田。勘次的田地在村子里是分散的，在房子下面有一片稻田，还有两处旱田。他在其中种植大麦、小米、豆子、冬小麦。渐渐地，在一些林中新开垦的地上种旱稻。他所有的地加起来大概是五六亩。

  这时以过磷酸钙为主的化肥已开始使用，但并未普及。村里人最常用的还是绿肥堆肥。由中国输入的豆粕代替了日本之前用的鱼粕，但这样的高级肥料只有地主和富农家才用得起。农业产量不高，还要交租，收入可想而知。根据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此时佃农的平均年收入不到五十日元，低于城市里的手艺人和工人。这跟小说里勘次的收入情况是符合的。

  勘次需要交租的确切数目小说里没有讲，但详细地交待其收入后的生活景况：一旦交完租，他就难以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支撑到下次收获季节，不得不跟东邻家要求暂缓交租。为此他不得不在冬季找活干，一开始他在利根川干做开凿工事的活儿，但工钱扣去伙食费几乎剩不了多少钱。后来为东邻家在林中垦荒，情况才好转了一些。

  勘次的南邻不是地主，但经济情况要比勘次好很多。他们的地可能一部分有所有权，另一部分是租种，可以将一些地用来种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有的农户有马，用来犁地或是拉车，但是大多数农活都只能靠人力来完成。像是插秧这样对于种稻子来说属于核心的活儿，还有打谷打麦，村民会互助合作，如勘次和南邻家就是如此。

  除了修筑水利工事，小说里另外提到的村里的小伙子经常出去做的工作就是去酱油厂。“工厂在逐渐扩张，因此村里的年轻人来这里务工的越来越多。农工的薪水都跟着提高了。”

  有的姑娘们会被父母送去纺织、缫丝、服装厂，勘次和阿品也曾打算送阿次出去做工，但阿品死后，勘次打消了这个念头。而勘次的姐姐居然将自己的女儿卖到了妓院！好在当时（1899年）有一位英国牧师发起了让妓女“自由废业”（不用赎身即可脱离妓院）的运动，阿传的女儿因这场运动得以回家。

  农人一年到头地辛苦，也是少不了娱乐。最寻常的娱乐是喝酒与说闲话。

  勘次和岳父卯平都喜欢喝酒。当时啤酒尚未普及（不过当时乡下已经出现了不少啤酒瓶，用来装酱油什么的），他们喝的是日本传统的清酒。唯有参加婚礼和节庆，才可以真正敞开尽情喝酒。

  村子里有一个专属老人的节日，时间在二月中，是报谢日神的“御天念佛”的日子，此时村子里的老人们会聚在念佛堂举行念佛仪式。之后跳舞、饮酒，尽情作乐。在小说里，卯平因为与勘次的矛盾郁郁寡欢，再加上囊中羞涩，与老人们聚会时不好意思喝酒，在同伴的百般劝解下才勉强开始喝。

  不论男女，都很爱说闲话。对他们来说，乡村就是世界的中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有强烈的兴趣。而爱说闲话的人都习惯于“不惮以最大恶意来揣测别人”。比如因为勘次迟迟不让阿次出嫁，他们不知说了多少难听的话。

  盂兰盆节对于村里人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此时他们会聚在村里的神社外面的树下跳盂兰盆舞，尤其对于青年男女来说这是个恋爱幽会的良机。

  盂兰盆节从起源上讲是一个佛教节日，在神社跳盂兰盆舞，一方面说明了日本宗教融合的特色，另一方面是因为“寺院是为个人生活提供精神支持，而神社则是共同体集团生活的精神上的代表。”小说作者长塚节颇为重视盂兰盆舞的习俗，他曾担任家乡冈田村的初代青年会长，当时的政府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盂兰盆舞，长塚节就让村里的青年人在自家院子里跳舞，为此丢了青年会长的职位。

  喜欢“烤米糕”（在日语中相当于吃醋的意思）的勘次不但不让女儿参加舞队，还因为某个青年男子恶作剧抢了阿次的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女儿好几下。也难怪村里人说三道四了。

  晚秋举行的“秋祭”相当于丰收节，除了祭祀仪式之外，还会提前凑份子酿甜酒，到时候分给所有想喝的人，就连乞丐也有份。到了晚上，还会有盲歌女来到村子里。“每年秋祭她们都会在各村巡回演唱，人们见她们弹着三弦在街上游走，就会邀请她们中的一个来自家吃饭。”长塚节在自己另外一个短篇小说《太十与他的狗》里也写到过她们，说有些歌女会“为了微不足道的金钱玷污节操”。此外，还有以招魂为业的巫女，想要她帮助招魂的人在注满清水的碗里投下一片竹叶，巫女就会煞有介事地念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辞，让人听了感觉确实是亡魂在述说。一向悭吝的勘次怀念着亡妻，不惜花钱请巫女招来妻子的亡魂，在听了亡魂的述说后痛哭流涕，而这也改变了村里人认为他与女儿有不伦之事的看法。

  乡村社会

  水稻是日本最重要的作物，而种植水稻又特别需要互助合作，这使得日本的乡村社会成为一个集团意识浓厚的团体，以至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村八分”的不成文制度。所谓“村八分”，是指村民对违反村落秩序的人家断绝往来，在八件大事（成人礼、婚礼、生子、看护病人、修建房屋、水灾照顾、祭拜法事、出行）上不予协助。然而，即使对于这样被疏离的村民，仍有两件大事（“二分”）村民不会坐视不管，那就是葬礼与火灾。

  《土》的作者很可能在构思时想到了“村八分”，因为《土》恰好是以葬礼开始，以火灾结束，而整部小说中除了成人礼之外，“八分”都有涉及。村子里的很多人都瞧不起勘次，一则因为勘次穷，二则因为勘次行为不端，提到勘次一家，话说得都很难听。但当勘次家遭遇不幸时，他们也会集体给予帮助，比如阿品生病后帮忙照看，阿品死后，帮忙筹办葬礼；火灾发生后则资助他们一些日常用品和食物。

  如果说勘次一家是村子里的底层，东邻一家则是村子里的高层。东邻家的先生太太不需为操心饮食，很显然，也不需要像勘次家那样在米饭里掺杂碎麦粒。他们不用亲自做农活，而是雇请工人来帮他们做（包括勘次）。因为他们比较富裕，且对外面广阔的世界更了解，他们可以说是将整个村子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东邻家的老爷在小说中没有正面出现，但太太是一个相当宽容、体贴、有爱心的女性。在得知勘次偷自己家的米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又多给了他一些。勘次因为偷别人的蜀黍差点坐牢，也是她积极出面化解纠纷。除此之外，太太也为别人说媒，提供怎么买衣服划算之类的各种建议。

  洗澡是日本人的生活中极重要的事。勘次家这样贫困的家庭无法负担“风吕”的费用，只能去东邻这样的富裕人家洗澡。不过，他们不必为此酬谢提供“风吕”的人家，因为当时习惯将很多人用过的积攒了尘垢的洗澡水用来作为菜地的肥料水。由此细节也可见当时乡村生活厉行节约的习惯。

  东邻一家是村子的中心，勘次一家则处于村子的边缘，正如他们破旧的房屋在村子西边所象征的。这房屋是阿品的出生地，勘次和卯平都是上门女婿，因为是上门女婿，当阿品与勘次私奔时，卯平将全部责任都推给其他人，自己不参与讨论。勘次对阿品也是言听计从。总是让她来拿主意。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也有身份上的因素。流行文学习惯于将日本女性刻画成软弱顺从附属的角色，小说《土》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与这种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占据的只是从属地位，她们的语言比男性更客气、礼貌，不跟男人同桌上宴席，而是躲在厨房里。弟弟可以去上学，而阿次所受的教育只是学缝纫。但在更深层面上，她们内心却比男性更强大。可能因为她们不像男孩那样受宠爱，很早就要担负起家庭责任，所以心理上更早熟。尽管勘次做了最重的农活，在名义上行使家长的权威，但在心理上却高度依赖妻子阿品，而在阿品去世后又高度依赖女儿阿次。

  研究日本社会的名著《菊与刀》专门有一章讲日本的“义理”，作者鲁斯认为这是日本独有的最奇特的道德概念。不过仅就《土》里描绘的乡村社会而言，“义理”并不是特别难以理解。小说里卯平自杀被救下来以后，南邻家虽然已经去看过一次，但觉得如果不再去看一次，就“义理不足”，这里“义理”约等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情理”，“义理不足”也就是情理上说不过去。卯平和勘次从外地回来，都要去四邻走一遭，以“足义理”；南邻家招待帮自己插秧的乡亲，在酒席开始前讲一番客气话，这叫“述义理”，这些地方的“义理”都可以理解成礼节，“足义理”、“述义理”，都是按照礼节的要求行事。

  小说里呈现的日本明治晚期的乡村，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比如村民对于动物的迷信（用蛇擦背可以治疗风湿；杀猫则会得腰痛病），对于疾病的无知（不了解梅毒、痢疾传染性；土法流产导致破伤风），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幽会），都饶有兴味，不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谈了。

  关于小说里提到的明治时期衣食住行的状况，见我为人间镜像公号写的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94359475&ver=2451&signature=-3tfVlbn6oJmGxzJj6*iX3xp0YL9NwTyBiaPoL8-MbpyvyRT6oWP3FMtBe2uUiUC17D3zKSZSzMDsRGTG9Q03Xid-diUKttuigbytPQ-mbhNchm9wl9JL1oz4dmpX5Tw&ne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