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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的重要战略任务。　　根据“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要求，组织专家学者编撰《“三读”丛书·开卷有益》，作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高理论修养、陶冶情操、增强人文底蕴的“口袋读本”。　　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三读”丛书·开卷有益》从制度、经济、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建筑和百姓生活八个方面，分为概述、名篇、解读、风物四大板块，通过解码宋韵文化，助力打造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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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的重要战略任务。　　根据“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要求，组织专家学者编撰《“三读”丛书·开卷有益》，作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高理论修养、陶冶情操、增强人文底蕴的“口袋读本”。　　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三读”丛书·开卷有益》从制度、经济、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建筑和百姓生活八个方面，分为概述、名篇、解读、风物四大板块，通过解码宋韵文化，助力打造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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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乃东晋人士，祖上为东吴武将，入晋时实为寒门。经陶侃一代官场耕耘，飞黄腾达。母系孟氏也乃旺族。陶渊明的起点不低。

  陶渊明27岁有子，对其忠告为小心谨慎处事，因为幸福不会凭空而来，灾难却随时会发生。但刻苦勤奋之后依然不能成才，那也就算了。这似乎反映了陶渊明的一贯思想：顺其自然。

  出仕之初，陶不满行役劳苦，便露出回家躬耕的想法。其母去世，正好辞官回家守孝。两年后投奔刘裕重新做官。后为浔阳之长，然不多时又辞官归田，一生再未出仕。按他自己说法是，性格刚烈，容易矛盾，不适为官。

  当时对隐士的态度还是趋于反面的，认为是浪费才华，没有尽责任之类。而对于陶渊明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困。一场大火烧掉他微薄的储蓄之后，贫困便伴随着陶渊明的晚年。

  后人知道树木成荫，鸟鸣不止，清风吹过，似乎是神仙般的生活。却不知贫困，患病，衰老，儿子的蓬发疏齿。其妻云：“你既已立志不仕，躬耕自养，那儿子蓬发梳齿是当然的。你如何忘了自己的志向而为儿子而惭愧呢？”所以在我看来是一家不知一家事而已。

  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选择。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去亲自耕田依然是一件可鄙的事情。陶渊明的选择是超越那个年代的。

• 【转】徐俊谈《南齐书》及“南朝五史”的点校与修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14:01:38

  

  徐俊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后陆续推出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及《魏书》；修订本《南齐书》也终于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这套修订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相关情况。

  

  《南齐书》修订本

  继《魏书》之后，《南齐书》修订本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书展首发。南北朝“八书二史”修订本开始进入出版阶段，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南齐书》和“南朝五史”的点校情况。

  徐俊：

  所谓“南朝五史”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整理，于1970年代先后出版。在1958年草拟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最初一份文稿中，“南朝五史”的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但同件文稿经赵守俨先生粘贴重写，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因此 “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的。

  “南朝五史”的点校工作，在1963年秋王仲荦先生等借调进京之前，主要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曾经由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专家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开展。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大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一次是1962年1月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一次是1963年7月的“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文，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1964年王仲荦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留影

  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借调进京，王仲荦先生承担《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陈书》，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梁书》，基本完成，但未能定稿。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借调进京，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翠微校史”期间，《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王府井36号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在1984年接受采访，曾经对三次集中校史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文史哲》1984年第3期），他说：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3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三次校点工作，王仲荦先生参与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南齐书》点校主要在1963年以后“翠微校史”期间，当时的具体工作安排、进展情况和工作状态如何？

  徐俊：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开始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于1963年11月底到京，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但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点校。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1964年6月12日《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1963年12月25日《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三百二十四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候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1964年5月14日《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汇报》）。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

  

  1964年王仲荦先生撰写的《南齐书》样稿及讨论记录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又对《南齐书》重新进行全书标点。据每半月一次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6月25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7月8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8月8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

  9月5日，“王仲荦先生于7月31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

  从1963年11月底到京，到第二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王先生自己承担的《南齐书》在标点校勘和校勘记撰写等方面都比较顺利，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就相对滞后。在《南齐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梁书》《陈书》的进度差不多要晚近一年的时间。9月5日《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卢振华先生于8月20日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其间一大部分时间在写讲义，按他的计划，8月22日开始授课，9月底前把五周的授课任务完成，赶回来参加国庆。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

  其他一些大部头史书如刘节先生承担的《旧唐书》、罗继祖先生承担的《宋史》遇到的问题更多，进度更缓慢。

  最近看到一份1963年10月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办公厅转北京市粮食局的公函，目的是为即将从外地借调来的专家申请增加一些大米供应，公函背面有工作人员随手写的专家情况，能比较直观地看出二十四史点校小组的构成：

  

  

  工作人员随手写下的1963年进京校史学者名单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外地学者中，郑天挺、刘节两先生都已年过花甲，王仲荦、唐长孺、卢振华等先生都是五十多岁（表格中王仲荦、卢振华先生的年龄不准确），正当壮年。在京校史期间，他们一般都还兼顾学校的教学，王先生承担着山大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批改研究生论文，几位研究生也来京听王先生指导。唐长孺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甚至就是在翠微路完成的论文答辩。赵守俨先生1965年3月3日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的一些情况的汇报》中说：“王仲荦血压增高，思想上颇恐慌，拟回济南休息一个时期，本月三日离京。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回来。”可以多少反映出一点王先生当时的身体和心情，我翻阅当年的校史档案，深深感到这些先生进京校史，不仅有学术的贡献，还有人生的奉献。

  修订工作开始后，我曾几次到山大南院教工宿舍楼拜访郑宜秀老师，对王先生的校史生涯和学术生活增加了一些直接的感受。王仲荦先生的书斋“鹊华山馆”就在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层单元楼中，内外都已经显得破旧。我们来到之后，郑宜秀老师径直把我们引入左侧的书房。虽说是书房，其实也兼做卧室，沿墙是相对的两排书柜，窗下是对面而置的两张书桌，一张双人铁架床放在屋角。1986年6月4日王先生去世，当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其它房间都已经换了陈设，在郑老师的坚持下，这间书房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甚至连书柜里的书刊和旧纸包裹的书稿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电灯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从天花板中央斜拉到屋角的床头，感觉一下子进入了过去的时光。

  

  郑宜秀先生展示周一良先生撰联并书的王仲荦先生挽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

  郑宜秀老师告诉我，王先生去世后，她把王先生书房锁起来，五年没进去过。书房里的书柜、书桌、抽屉以及里面的东西，都保持原样，不去触动。郑老师把学界友朋写的挽联挽诗，拿出来让我们看，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王先生去世后第一次打开，其中有启功、周一良等先生写的挽联，缪钺先生写的挽诗。我们还看了王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用封面写着“出版工作”的笔记本写的诗稿，看到了王先生写满批注的《宋书》点校工作本。又把郑老师新找到的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用原包袱裹着带回北京，就是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中华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共十三册，其中六册是在王先生身后由郑老师整理的，前后二十一年时间，郑老师在“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当时读到非常感动，印象深刻。

  

  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工作本手稿

  郑宜秀老师非常热情，她说：王先生在中华工作十几年，她好几年暑假都在中华度过。王先生一生工作的地方，最长的除了山大，就是中华。郑老师还回忆王仲荦介绍她认识同在中华校史的郑天挺先生，郑老师的老家在福建长乐井南村，与郑天挺先生同宗。郑宜秀老师说，郑天挺先生早年丧妻，在中华校史时，衣衫破了，她曾帮他缝补。她说：他的家曾经是中华的联络站，吴树平、张忱石都来过住过。我到北京去，中华也是给一间房子，让我们自己煮饭自己吃，跟中华是一家人。

  多年没有机会去看望郑宜秀老师，非常感念她对中华的支持，祝她健康快乐！

  您在谈到宋云彬先生的时候，曾经说宋云彬先生除了《史记》《后汉书》外，还承担了齐、粱、陈三书的编辑工作，能介绍一下《南齐书》的编辑加工情况吗？

  徐俊：

  这时候宋云彬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南齐书》从1964年7月底王仲荦先生开始分批交稿，到1966年3月完成付型清样，宋云彬先生经手约一年半时间。《陈书》从1965年7月开始看稿，修改校勘记文字，到1966年6月完成复校付型，宋云彬先生经手约一年时间。《梁书》从1965年8月参与与卢振华先生商谈校勘记写法，1966年3月开始审改第一卷校勘记，到5月3日至5日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校勘记，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前奏了。

  

  宋云彬先生1965年5月日记，记录了每天审读《南齐书》的进度

  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时间的情况，除了记录上面说到的工作进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问题以及与这些借调学者的交往。宋先生看完《南齐书》全部五十九卷之后，又用一周时间复看，做付排准备，“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5月10日），“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5月17日）。与王仲荦、张维华先生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王仲荦先生交来《南齐书》《陈书》出版说明，宋先生召集本组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讨论修改。到1966年初，看《南齐书》清样，还不断发现问题：“上午看《南齐书》校样如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1月31日）有一段时间宋先生“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有些问题虽然小，如“《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守俨先生都是上门与宋先生商定。

  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互相之间也偶尔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

  宋云彬先生1966年7月9日日记：“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革”前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最后记录。

  “南朝五史”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的确定，以及《南齐书》修订过程，请您介绍一下。

  徐俊：

  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要求，首先要考虑原点校单位。山东大学是当年“南朝五史”的点校单位，虽然王仲荦先生已经离世多年，但在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实力，自然是“南朝五史”修订的首选。为此，在修订工程筹备阶段，我带队走访了所有原点校单位，也拜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部分老师，得到了时任院长王育济教授的支持。

  2006年10月20日，我们并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南朝五史”修订征求意见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山大党委书记的陈之安教授、时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的郑佩欣教授、路遥教授、张金光教授，他们都曾亲炙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先生，也同事多年。年轻一辈除了王育济院长外，还有胡新生、王大建、范学辉等老师，王仲荦先生夫人郑宜秀老师也全程参加了座谈会。会后我们曾经商请郑佩欣先生主持“南朝五史”的修订，因身体原因，郑先生后来没能承担。

  后来经过进一步调研，决定分散承担，《宋书》由盐城师院文学院丁福林教授主持，齐粱陈三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金龙教授主持，张金龙教授后调到首都师大工作，《南史》修订随之转到首师大。景蜀慧教授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门下，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继承了师门文史兼治的传统，是齐梁陈三书非常合适的主持人人选。

  在景蜀慧教授主持下，2008年7月底，齐梁陈三书修订组完成并提交修订方案初稿。经过专家书面评审，11月16日，“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评审组由田余庆、张忱石、许逸民、胡宝国、冻国栋等先生组成，田余庆先生担任组长并主持了为期两天的评审。

  

  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专家论证会（2008年11月17日）

  

  田余庆先生主持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论证会（2008年11月17日）

  

  田余庆先生主持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论证评审（2008年11月17日）

  “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底本问题，扩充校勘文献范围的问题，新旧校勘记风格问题，礼、乐、天文、历律、地理、州郡等专志的修订问题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底本问题，尤其是在“中华再造善本”印行后，通过此前多史的底本试校，百衲本据晚期版本（主要是殿本）挖改、有失宋元本旧貌的问题，被进一步证实，百衲本被大家称之为“影印方式的整理本”。讨论中大家主张回到百衲本的前身，找到更早的版本作底本。原点校本《南齐书》就是以百衲本为底本的，百衲本的底本是宋大字本。修订本改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底本，也即百衲本《南齐书》所据底本，既弥补了百衲本因修润描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又较好地保持了与点校本的一致性。在扩展校勘资料方面，大家提出要尽可能搜罗存世宋元明三朝本，以使各本之间残缺得到互补。《南齐书》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搜集并比较系统使用了台湾所藏两个三朝本，发现了同源诸本间明显的文字差异，充实了校勘记。

  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修订组陆续提交了齐梁陈三书修订样稿共七卷。11月28日至30日，《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样稿评审会议在广州召开。张忱石、许逸民、丁福林、张金龙、张文强先生，齐梁陈三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及修订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三书共七卷样稿的校勘记初稿和标点改动为基础，对出校原则、标点改动、撰写规范等问题作了集中讨论。2010年5月，在北京又召开了齐梁陈三书第二次修订样稿会，主要对两卷难度较大的专志专传（《南齐书·乐志》《梁书·诸夷传》）进行讨论，并对三书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沟作。在两次样稿会的基础上，2011年2月，《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样稿印发，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几年的版本校勘、长编和校勘记撰写，2015年2月至7月间，《南齐书》修订稿分四批交稿，进入编辑审读流程。2016年8月25日至26日，《南齐书》修订稿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华书局老编审许逸民、冯宝志先生，天津师范大学何德章教授（《魏书》修订负责人）、浙江大学真大成副教授、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旧唐书》、两《五代史》修订组成员），以及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修订组、编辑组全体参加会议，对《南齐书》修订稿中尚未达成共识的校勘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议在如何对待底本、处理旧校尺度以及具体条目的处理等方面，都作了深入讨论。

  

  《南齐书》修订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2016年8月25-26日）

  

  《南齐书》修订定稿会会间参观陈寅恪故居（2016年8月25-26日）

  今年7月10日至17日，《南齐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率修订组成员周文俊、洪绵绵、吴南泽到北京，与编辑组一起集中工作，通读改定《南齐书》付型清样。8月，《南齐书》修订本正式出版，并在上海书展举行了读者见面会。

  总体来说，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本成果的前提下，清理复核了原点校本的全部校勘记，统一体例，纠正错讹，弥补遗漏，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南齐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一千七百五十六条，修订本增加到两千四百余条（其中删去旧校三百四十条，增加新校近一千条，另改写旧校六百六十余条）。同时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办法》，修改完善标点，对个别分段进行了适当调整。

  修订过程繁复漫长，但修订成果欣慰喜人。景蜀慧教授在《南齐书》修订本后记中说“甘苦备尝，感慨良多”，是一个经历者、主事者的由衷之言，真情实感。除开准备阶段不算，全面铺开工作，修订组全力投入，用了近五年时间。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编辑加工，与修订组往返商讨。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参加历次会议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多学者专家参与了书面审稿，包括对有关专志专传的意见、定稿后期对修订前言凡例的审查，作为参与其中的亲历者，我特别感佩修订组的长期付出，也特别感激学术界在专业上给予的巨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