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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輝霆陳遇安 发布时间：2022-10-15 17:47:41

  撐粵語撐繁體♥廣州人講廣東話聽廣東歌。 母語世一，感谢暨南大学团队的热心和付出。

• 作者：Berlinka 发布时间：2018-10-16 23:51:58

  老姑苏真派头，最世俗中见真格调。这种腔调的写作实在已经是孤本了，现代中国元神俱散，动辄西方现代，被理论荼毒，怎么来欣赏这派头和节奏啊

•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7-24 16:06:20

  7.18--7.24，2018--12挺有感触的。

• 作者：拜大五郎 发布时间：2010-03-07 01:29:37

  小心啦~TPO的阅读比这本难得多

• 作者：莉娜塔拉纳 发布时间：2021-12-14 23:26:45

  断断续续读，可以当工具书。

• 作者：怣忈有钱有钱 发布时间：2024-03-28 09:53:08

  最新版本

• 上帝之死

  作者：舟逝 发布时间：2016-12-09 16:37:18

  上帝之死

  文/马达

         在《学术与政治》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理性化的进程将导致众多价值的废黜，世俗领域不再笼罩在神秘主义的灵光之下；在经验事务层面上，上帝的视角已经在人类面前退隐。韦伯认为，如今信仰，对于现代人来说，必然意味着一种理智上的牺牲。

         然而，在现代思想一致欢呼上帝之死时，伊格尔顿却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说道，上帝之死只不过是一个编织出来的神话，上帝从未离开过我们。就像希腊人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就以其精神奴役后者，从而实现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一样，上帝在现代性的起点处被谋杀后，同样以一种幽灵的形式附着于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与其如影随形。

        伊格尔顿敏锐地看到，“现代历史就是为上帝寻找一位总督（viceroy）。”易言之，现代人在杀死上帝之后，便力图通过寻找种种的替代形式来填补上帝缺位所留下的空白。在这一重新造神的过程中，“理性、自然、精神（Geist）、文化、艺术、崇高、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他者、欲望、生命力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时不时地充当了被取代的神的形式。”尽管它们各自的面貌不一，但是，通过这一借尸还魂的行为，上帝反而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巩固的方式存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并没有真正杀死上帝。正如让耶稣死去，恰恰是为了见证他复活的奇迹一样，弑神的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它从此退出人类事务的舞台，而恰恰在于使其某一时刻重临人间，再次把握人类的命运。现代思想的内核遵循的正是这一生与死的辩证法。

         这里，透过法国哲学家萨特，或许可以管窥一豹。萨特反对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先验主体概念，在他那里，本质、概念被悬置起来，未形式化的存在物成了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本质先于存在，而是存在先于本质。类似于工匠依据理念来制作工具一样，上帝同样根据自身的模样来创造人类。但是，萨特反对这一经典的图式，他认为，现在必须驱逐掉“上帝”这一前置概念，从而将主体置于一个绝对虚无的处境，他除了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的束缚、羁绊和牵挂。只有这样，这个绝对的自由者，这个无根的浮萍才可以自由地去创造，去选择，去自我实现。显然，可以看出，尽管萨特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但是，萨特式主体恰恰是对上帝形象的生动模仿，换言之，人现在成为上帝的世俗化身。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僭越上帝形象的人在面对萨特加之于它的种种责任、重担的时候，却又因为不堪其任而陷入“焦虑”“绝望”。

        萨特的根本困难在于：在把人置于上帝的权威之后，人却发现自己并不拥有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因此，萨特自诩的无神论立场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他扔掉旧神，恰恰是为了迎接新神。这就必然导致他的弑神计划也是失败的。要想真正克服神的影子，绝不能按照萨特的顺序来进行，即把神还原为人，使人成为神，从而在人的身上恢复神性，因为萨特向我们暴露出来，人道主义与神学走的正是同一条路径；相反，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必须将萨特颠倒过来使用，即必须首先破除人的偶像崇拜，摧毁人的形象，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神性，宣判上帝的死亡。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

         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末尾，伊格尔顿正确地引述安德鲁•沃尼克的话说道，后现代主义包含着上帝的第二次死亡，即轮到组合于现代时期的各种神的代理者被拆卸了。如果说，上帝的第一次死亡并非由于我们的弑杀，而在于我们的伪善，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一种巨大的知性真诚揭露了我们的伪善，并戳破各种各样的上帝的世俗面纱。在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中，以及在它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激进主张中，后现代主义成功地摧毁了上帝这一庞然大物，使其化为碎片，任何宏大的图景不再可能建筑起来。“如果说后现代的文化是无深度的、反悲剧的、非线性的、反神圣的、非基础的以及反普遍主义的，质疑绝对以及反对内在性，那么或许可以宣扬其是真正后宗教的（post-religious）。”尼采曾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末尾宣称，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不可避免正在到来。当时的人们斥之为“疯子”，而现在，我们终于不得不认真聆听和反复咀嚼这一先知般的教诲。从此，我们开始真正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空白时代。这个世界一边是末人们无意义的享乐和游戏，一边是机械永不停歇的轰鸣。这样一个时刻，再次宣布“上帝之死”，或许不再是欢呼，而是一次丧钟。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23日

• 数典忘祖

  作者：丁丁 发布时间：2007-10-01 15:59:52

     这本书在封面上印着“影响台湾学界的畅销著作”的广告词，为什么会在台湾畅销？看一些爱国人士对此书咬牙切齿的斥之为“学术豆腐渣”就知道了。这是一本用当代族群理论来重新述说华夏民族历史的学术著作。在一定层度上也是解构当今民族主义思潮，戳破“中华民族”万世一统神话的著作。在族群认同问题复杂的台湾，它也为所谓的“去中国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作者本身并不是台独人士），“数典忘祖”只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

  上面谈的太政治，下面谈点阅读此书的学术收获。

  1、族群是客观描述还是主观认同？

  2、族群认同是工具论还是根基论？

  3、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关系

  全书都是围绕这三点进行讨论，通过“边缘理论”的个案研究，作者最后都给出了答案。

  特定环境中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是一群人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或改变族群边界以容纳他人的基本背景。这种族群边界的设定与改变，依赖的是共同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实际上是在资源竞争关系下，一族群与外在族群间，以及该族群内部各次群体间对于“历史”的争论与妥协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人类的族群认同还是“自利”的，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所谓由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根基性，仍只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但这些只是以社会群体而言，社会中个人的认同抉择并不一定符合社会潮流，甚至违背个人利益。为了某种族群情感，许多人可以为本族牺牲（至少在情感上他们愿意）。

  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一个民族需要强调“异质化”的边缘，来强调在此边缘内人群间的共性。来自域外的异文化可以强化本民族的边缘，凸显边缘之内人群间的同质性与一体性。族群认同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来凝聚，凝聚他们最主要的力量是来自族群边缘的维持。造成族群认同的共同语言、文化，常是该人群中精英分子的主管想像或创造。不一定符合语言学者、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的语言、文化分类系统。族群的迁移带来的生态环境变迁常常会让迁移族群的族群认同也产生变迁。

  在不同的时代，许多不同的人群，都在组织、记录当代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以符合或诠释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群的本质。当一个人或一族群使用多种不同的自称时，每一种称谓所涵括与排除德人群范围都可能有所不同，其所反映的族群现象值得关注。当个人或一群人透过族谱、历史或传说，来叙述与他或他们的起源有关的“过去”时，经常其中所反映的并非完全是历史事实。一个族群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中，一些人以共同族源来凝聚彼此，遗忘与现实人群无关的过去（结构性失忆），并强调共同的起源记忆与特定族称以排除异己，建立并保持族群边界。族群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的变迁。

  造成一个族群的，并非是文化或血缘关系等“历史事实”，而是对某一真实或虚构起源的“集体记忆”。一旦宣称新的祖源，即表示他们与原族群间的结构性失忆产生，新的集体起源记忆将他们与一些共有这些记忆的人群联系起来。族群的结合与分裂，即在不断地凝结新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中产生。

  传统的民族溯源研究本身常常成爲一種主觀上詮釋當前族群狀況與反映民族情感的工具。我国的学者在边疆的历史、考古研究中，显示存在的中国边缘与历史上的中国边缘，都成为研究者意识上的边缘界限。这种边缘界限，常常使他们忽略了边缘内外的文化接触、传播与融合，以符合华夏形成之说。

  最后再谈一点考古学上的收获，目前国内考古学界还是普遍存在着把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典籍上的某一民族等同起来的误区。作者指出了这种方法论的错误之处：

    1、陶器是考古学文化分类的重要标准，有些学者以如此得来的考古学文化分类来附和族群分类，但民族志资料显示，用同样陶器的人可能属于不同的族群。

    2、文化特征和族群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但并非所有的文化特征都被用来表现族群认同，，从考古材料中我们很难知道古人是用哪一种来表明自己的族群身份。

    3、同一族群的活动，在考古遗存上可能留下不同的文化特征。如果我们不知道民族关系的背景，有差异的考古学文化，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同族群的遗存。 （客观的文化相似与相异程度，并不是造成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标准）

    4、作为表达族群身份的工具，社会文化特征在族群边缘与族群核心有不同的重要性。有时边缘比中心更强调尊守本民族的风格特征，因此一个以器物或其他特征所界定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核心区”可能反映的是当时族群认同边缘地区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