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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劄记》为作者读史之笔记，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劄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赵翼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是《廿二史劄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

廿二史劄記目錄

前言

廿二史劄記序（錢大昕》

序（李保泰》

廿二史劄記小引《趙翼》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遥作史年歲

　班固作史年歲

　各史例目異同

　史記编次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變體

　漢王父母妻子

　五世相韓

　過秦論三處引用

　史記自相歧互處

　史漢不同處

　史汉互有得失

卷二? -史記? -漢书

卷三　史记　汉书

卷四　后汉书

卷五　后汉书

卷六　三国志

卷七　三国志　晋书

卷八　晋书

卷九　宋齐梁陈书

卷十　宋齐梁陈书并南史

……

卷三十六　明史

廿二史劄記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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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则劄记别纸，积久遂多。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亦稱三公。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為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三公亦稱三司。……鄧隲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東漢諸帝多年幼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錄尚書事。……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為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終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為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為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卓自為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迨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讎雪恥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

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

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讎，無通使之理。」

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據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

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

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

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

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群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

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

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也。

母后臨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遍王諸武，殺唐子孫几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為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弘、太子賢也。

谢晦传，宋书载其被讨时自诉表云：“若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稚，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诉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血心若斯，易为可鉴。只以王弘、王昙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谗慝，成此乱阶。”此最为当日实情，南史虽摘叙数语，而未能明其本志之无他，此则但求简净，而未免太略而没其真也。当徐羡之、傅亮、谢晦受武帝顾命，立少帝义符，而义符失德，羡之等谋欲废立，而庐陵王义真以次当立，又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奏废义真，然后废帝，而迎文帝人嗣，其于谋国，非不忠也。文帝即位之次年，羡之等即上表归政，则亦非真欲久于其权，而别有异图者。其曰徐、傅执权于内，檀、谢分镇于外，可以日久不败，此亦王华、王昙首等之诬词，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只以华、昙首等系文帝从龙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傅、谢等受遗先帝，久任事权，不除去之，无由代其处，是以百方媒蘖，劝帝以次翦除，然后己可得志。观于王华传谓华见羡之等秉权，日夜搆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华及昙首等明矣。宋书于亮传载其演慎一篇，见其小心畏祸；晦传载其自诉二表，见其本志为国，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尽删之，未免徒求文字之净，而没其情事之实矣。惟羡之等废少帝而又弑之，并杀义真，此则威权太恣，杀人两兄而北面事之，岂有不败者，毋怪华、昙首等之得逞其搆陷也。霍光不学无术，仅废昌邑王使之归国，羡之等不学无术，乃更甚于霍光。当时范泰已预烛其必败，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则虽无华等之倾陷，亦岂有自全之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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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劄记》为作者读史之笔记，撰成于乾隆六十年（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劄记》共36卷，补遗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赵翼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是《廿二史劄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

书籍介绍

《廿二史劄记》为作者读史之笔记，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劄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赵翼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是《廿二史劄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

• 作者：乾元 发布时间：2021-02-09 13:46:39

  多参差比列法，而典雅之风煽习。所谓遍检全书，多史歧互，为常用津途，而推论入甚或掉臂回顾为评价法门。至于诸史之中尤以明史最多感触，拟态情境最佳，亦大抵于时最近，身心俱同也!

• 作者：书生拍案 发布时间：2014-07-19 11:49:01

  未读二十四史，二读廿二史札记，自然只能是读十而只得其一。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3-09-03 14:50:17

  史记札记，从《史记》读到《晋书》，评体例、论思想

• 作者：地中海旁一株木 发布时间：2015-11-04 15:14:02

  清代史论必读，很多线索可供思考。

• 作者：古元钧 发布时间：2021-06-02 0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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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偷书人@DJ 发布时间：2019-03-30 13: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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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冯下巨岩 发布时间：2014-03-21 15: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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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无声处听惊雷——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札记

  作者：延陵古风 发布时间：2012-04-13 23:53:43

  一、

      赵翼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无声的时代。历史学家们所称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衰世”的回光返照罢了。恢恢文网之下，万马齐喑，一片萧条。科学上的落后是毋庸质疑的，文学上除了有部《红楼梦》外，恐怕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引以为荣的了。被梁启超、钱穆等诸位大师认为在考据、训诂诸学上成就斐然的“乾嘉学派”，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

      赵翼与写《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著《廿二史考异》的钱大昕并称“乾嘉学派”中的史学三大巨匠。说心里话，此前我对于乾嘉学派的诸公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一群没有一丝中国文人的骨气的昏聩老朽，被文字狱吓得屁滚尿流，不问世事，“躲进书斋成一统”，皓首穷经，终老于户牖之下，醉心于故纸堆中，“于国于家无望”，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而读了《廿二史札记》，细细思量，这虽不是鲁迅石破天惊的呐喊，亦非曹雪芹无才补天的绝望，却使人在窒息与沉闷之中感到了另类的萌动

  二、

      翻开《廿二史札记》，但见作者在《小引》中写着这样的话：“是以此编就正史记、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云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作者自述写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勘校史书之误，去伪存真，这一点是那一时代考据学家的共同兴趣所在；其二则是要探寻“治乱兴衰之故”，这一点却是乾嘉学派诸公们极少提及的。与赵翼齐名的王鸣盛和钱大昕，他们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都被钱穆先生誉为考据学上的典范著作。在考据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许较钱、王的大作要逊色一些。王树民先生在中华书局版《廿二史札记》的校对前言中评论道：“翼于经学无所建树……则粗率疏阔，多具体性谬误，成为其书之严重缺点”。但我个人以为，刘知己论“史家三长”，有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三者之中，当以史识为冠。读史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搞清楚刘备究竟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李自成是真的死在了九宫山还是出了家，或者雍正是否真的谋父篡位之类的细微末节吗?还是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历史现象背后更深层的规律性的问题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赵翼的《札记》也许在“史学”上与钱、王等“考据高手”有差距，但在“史识”上却是技高一筹的。

      《廿二史札记》中的有些篇目，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时以经义断事》、《九品中正》、《六朝清谈之习》、《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江左世族无功臣》、《周隋唐皆出自武川》之类，在读钱穆、陈寅恪、田余庆诸先生的著作时，屡见摘引，可见其中多中肯之言，亦可知赵翼治史时并没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繁琐的考据之中，而是在探赜索隐之余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试图从浩如烟海的廿二史中寻找出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一些线索。

      那么贯穿于卷帙浩繁的廿二史中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郭沫若以来的中国史家几乎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以此作为标准答案给赵翼打分，这位瓯北先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天命论和宿命论者。就拿他著名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来说，其中不是有“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这样的句子吗？其他如论王莽之败亡、周隋唐三代之兴，不乏天意难违的感慨。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苛求赵翼；纵观一部廿二史，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敢于怀疑“天道”的毕竟能有几人呢。

      历史发展的本质的确是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具体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则体现为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一部廿二史本身就是纪录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然而翻遍《廿二史札记》，则论败多于论成，论衰多于论兴，论乱多于论治。历代正史津津乐道的“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在《札记》中不见半点影子。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和种种丑态被瓯北先生一一陈列于世人的面前：《汉公主不讳私夫》、《汉诸王荒乱》、《宋齐多荒主》、《宋世闺门无礼》、《宋子孙屠戮之惨》、《齐明帝杀高武子孙》、《北齐宫闱之丑》、《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唐女祸》、《唐诸帝多饵丹药》、《海陵荒淫》……罩在封建帝王头顶上神圣的光环不见了，代之以一幕幕同室操戈煮豆燃萁金迷纸醉声色犬马的悲剧与闹剧，“一个个都跟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历代史不绝书的海清河宴的盛世图景在赵翼看来也许是“花开易见落难寻”，“一朝飘泊难寻觅”了，历历在目的却是《武帝时刑罚之滥》、《齐梁台使之害》、《后魏刑杀太过》、《闲架除陌宫市小使之病民》、《五代滥刑》、《南宋取民无艺》、《金末种人被害之惨》、《元初众将多掠人为私户》、《明乡官虐民之害》、《万历中矿税之害》……严刑、重赋等等专制王朝的苛政、暴政成了赵翼看来贯穿了几千年历史的一条线索。

      在廿二史中，敢于对封建王朝的历史提出否定和怀疑的，似乎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晔的《后汉书》。而在《廿二史札记》中，赵翼对于几千年来封建王朝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当然，他也许是抱了“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王夫之《读通鉴论 叙论四》）的态度来写这部《札记》的，但我们不难发现，赵瓯北对于历史的这种否定态度更多地基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

      廿二史毕竟都是梁任公所谓“为一代之主作谱牒”的旧史。即使是那位敢于大胆质疑“天道”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无法摆脱汉刘邦“感神”而生的“天命论”，何况生活在封建末世的旧式知识分子赵翼呢？因此，对于《札记》中的局限性，自然也就是不可苛求的了。我个人认为，《札记》在乾嘉学派的史学著作中，是“史识”最佳者，但是它并不是最出色的史论，因为它毕竟是一部考据学的著作，内容限制了形式。与《札记》相比，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的确要更加精彩，更具真知灼见，它甚至敢于对儒家所谓“三代”的理想提出怀疑。但是王夫之却又是一位儒家的正统论者君臣之义，夷夏之防，男女之别，在他的心里是泾渭分明的。他认为《史记》是“谤史”；他对武则天痛心疾首，对武周政权不予承认，将其称为“伪周武氏”附入唐中宗的纪年中了事；他还将王安石贬得一无是处。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夫之和赵翼都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局限。

  三、

      在《札记》中，赵翼在对史实的考证中抨击和指摘了正史著者们的“回护”和“曲笔”。然而，《札记》本身，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蹈了前人的覆辙。这正是赵翼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

      在《南宋取民无艺》的篇末，作者说：“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乡官虐民之害》一篇在穷举并剖析了明代地方上“私派横征，民不堪命”的史实后，作者突然插入了一句“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匆匆地收了尾。表面看来，赵瓯北抚今追昔，在为乾隆朝的盛世高唱赞歌；那么，彼时之元元黎庶，果真就“幸”于宋明之际吗？《廿二史札记》的《小引》末尾赫然题注，书成于“乾隆六十年三月”（公元1896年），就是在这一年，自诩“十全武功”的“圣天子”乾隆皇帝诏告天下，禅位于子，改元嘉庆；同样就是在这一年，无数被横征暴敛和连年的灾荒逼上了绝路的农民们揭竿而起，一场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川陕九省。中国的农民，不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鲁迅语），不会轻易地铤而走险。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是不难想象的。翻看赵翼的传记，可知这位瓯北先生早年曾一度在地方上任过职，并且官声甚好，他应该对于清王朝“死而不僵”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了解。既然如此，他所说的“民之生于我朝，何其幸也”，就纯属是一句违心话，不过是以此作为避免罹于文祸的护身符罢了。这正是赵翼所抨击过的“回护”。自己明明对“回护”“深恶而痛疾之”，自己却又不得已而为之，这既体现了赵翼庸俗的一面，也包含着他的无奈和悲哀。

      康乾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顶峰，赵翼却在《札记》中有意无意地多次提及历代的文字之祸：《同文馆之狱》、《秦桧文字之祸》、《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字之祸》一篇，朱元璋附会“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为讥讽自己“天僧圣人，为世作贼”的行径显得那样的无稽和荒谬可笑；而乾隆附会“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深文周纳，与朱元璋如出一辙，同样令人齿冷。虽然讲的都是前朝故事，不涉时政，但这种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笔法，正是赵翼所指摘过的“曲笔”。诚然，在文网严密的当时，能够写下如此的“曲笔”，也确实体现了赵翼鲠直的一面，展示了他的胆识和义愤。

      于是，鲠直和庸俗，义愤和无奈，胆识和悲哀，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却又同时集于《札记》一书，集于著者赵翼一身。也许这很令人费解，但这却又是历史的真实。是的，一个人可以领先于他的时代，但他却不可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掉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因此，赵翼的庸俗和鲠直，无奈和悲哀，胆识和义愤，都是时代在他身上的投影。

                                   四、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18世纪后半叶，时值清高宗乾隆在位的后半期，亦即赵瓯北先生在书斋里埋头写《廿二史札记》的时候，在欧洲，王权专制下的法国站出了伏尔泰，已经公开用一支犀利的笔作为武器与专制的王权宣战了，后来，卢梭站了出来，狄德罗站了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如同一场春潮，席卷了整个的欧洲大陆，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时代从此发轫了。然而，同样是皇权专制下的中国的儒林中，终没能出现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却不乏范进、严监生和马二先生；在这里思想启蒙不可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曹雪芹、戴震等几个寂寞的勇士在“荷戟独彷徨”。

      中国在当时已经落后于世界了。

      中国的落后可以向前追溯到17世纪。就是在360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清军联合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败李闯王的大顺农民军于山海关外一片石；同年，英格兰的克伦威尔将军大败国王查理一世于马斯顿荒原。发生在这同一年的两场战争都堪称是决定中英两国数百年命运的转折。在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了，不过这一次是“发披左，衣冠更；夷华夏，遍地僧”，其实仍然继续着封建皇朝陈陈相因的周期律；但在英伦岛上，这一次却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权，若干年后竟成为了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一百多年过去。转眼到了18世纪，英国如火如荼地迎来了蒸汽机的时代，欧美大陆也在启蒙运动的感召之下开始了地覆天翻的制度革命；这时的中国却在享受康乾年间的“太平盛世”的同时做着“王赫斯怒，四夷宾服”的迷梦。

      诚然，康乾时代出现了历代王朝少有长时间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但是这终究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经历的最后一个盛世。无论是康熙的励精图治，雍正的宵衣旰食，还是乾隆的文韬武略，终究都是回天无力，因为封建社会衰落的必然趋势并不是靠偶然出现一两个英明的君主就可以挽回的。同时，从康熙草创南书房到雍正设立军机处，帝王们正是通过他们的“勤政”，把中国的君主专制推上了顶峰。康熙和乾隆可谓深谙治道，尤其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可以说是刚柔并济，一方面是大开博学鸿儒科，拉拢名士，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流放充军，斩首凌迟，刨坟掘墓，开棺戮尸，戴名世，吕留良都成了杀鸡儆猴的示范教材。

      “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与赵翼同时代的郑燮发出了濒于绝望的呼号。也许正是这位愤世嫉俗而又狂放不羁的板桥先生，喊出了瓯北先生们欲喊而不敢喊的心声。

                                    五、

      就当古老的中国缓步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的时候，域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迎来了诞生以来的第一个盛世。非洲黑奴的血泪已经浸润了美洲的土地，资产阶级充满贪欲的目光已经开始瞄向了东方。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当乾隆皇帝踌躇满志地写下这首“御制诗”的时候，他也许不会知道，在他的心中那个“人事天时诚极盛”的天朝，却早已经落伍于这个世界，将真正主宰世界，正是“天朝”人眼中那些“未蒙教化”的“夷人”。

      赵翼毕竟不同于那些皓首穷经的老儒们，他的眼睛似乎已经朦胧地觉察到了域外的“番夷”的某些异样。在札记的《明史》部分，赵翼写下了《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外夷借地互市》、《天主教》等等涉及“夷务”的篇目。在《外夷借地互市》中，瓯北显然已经感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互市的目的是在于商品的输出，文中所列举的葡萄牙侵占澳门，荷兰侵略台湾的史实，正体现了他对于“夷务”一种特殊敏感的关注：“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于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就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停泊，不得更设市于他处，所以防微消萌者至深远矣。”无疑，赵翼时刻地关注着窗外的世界，尽管他还无法了解到那些“番夷”的底细，但却已经洞烛到了他们的野心。乾隆之所以闭关，是出于一种对于天朝富庶的自信，一种对外夷的不屑和蔑视，一种“盈虚默念惧增哉”的狂妄自负。与皇帝不同，赵翼对于闭关政策的支持，显然出于对外来侵略的敏锐察觉，他的“防微消萌”更多地映射出了忧虑和不安。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天朝”密不透风的大门已经轰然关闭，挡住了像赵翼这样敏感的先驱者们的视线，他们始终无法看清那些门外觊觎者们的庐山真面目，只能从前的陈史中去寻找依稀不清的雪泥鸿爪。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在乾隆皇帝下令闭关的那一刻，就已然锁定了后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局。

      这一切，恐怕也是盛赞闭关政策“防微消萌者至深远矣”的赵翼所始料不及的。

  六、

      面对一个令人窒息的“衰世”，应该如何去拯救它呢？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札记》不可能过多地涉及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赵翼对此毫不留心。从他在《札记》中多处论及经济来看，他还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他在书前《小引》中对于《日知录》的推崇亦可见其受顾亭林的影响非浅。他在探讨王安石变法本身有利于民的举措为何无法向下推行时曾深刻地指出“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初读此言，觉得瓯北先生这种思想与民间百姓将天下大治的理想寄托在一两个清官身上的“清官崇拜”无异。仔细想一想，才发现瓯北先生“有治人无治法”中的“治法”实际上是指对于权力的一种监督机制：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不肖官吏的机制，仅靠少数王安石这样的清官和“治人”觉悟上完全“慎独”的自觉，是根本无法避免“百弊丛生”。所谓“徒法不可以自行”。赵翼的这种思想不可谓不深刻，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可惜这不过是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

      赵翼毕竟不是龚自珍，他只能借古讽今地运用春秋笔法来否定和批判一个业已没落的“衰世”而已，却不能提出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的具体方案。他是仇视自下而上的农民起义的。翻他的传记可以知道他曾经参与了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在《札记》中，他完全自觉地继承了历代史家称黄巢李自成为贼的传统。其实，刘邦、朱元璋不过是成了事的李自成；而李自成不过是失败了的刘邦和朱元璋。具有超群史识的瓯北先生却无法理解王侯与贼本质上的相同，在他的头脑里，仍旧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逻辑。赵翼就好像是一个失败的医者，面对肿瘤已然扩散到全身的病人，束手无策。他是憎恶这个全身布满毒瘤的社会的，却又与这个社会有着难以割断的情丝，不忍心去触动它，甚至害怕别人对这个社会拿起手术刀。正体现了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深刻揭示的士大夫对于君权在依赖中抗衡，在抗衡中依赖的矛盾心理。不光是赵翼，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心理。曹雪芹对于贾府的衰败始终抱着一种惋惜与留恋；吴敬梓只能将社会理想寄托在杜少卿等几位“真儒”的身上；就连最激进的龚自珍，所想的也不是推翻这个社会，而是改良。失望，不安，躁动和彷徨就这样产生了并且延续着，将一种否定与怀疑的情绪渗入到《札记》的字里行间。《札记》一方面在指摘和批判正史中的“回护”和“曲笔”，而另一方面《札记》本身却又难免“回护”和“曲笔”。读《札记》，似乎能听到赵翼在历史深处发出的阵阵苦笑。

      中学时读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无法理解这个深得一代英主康熙赏识的相府华胄为何要写尽“乐府凄凉曲”，后来重读《红楼梦》，读郑板桥的诗集，才发现当时的文学作品都沉浸在“衰世”挽歌的氛围之中。看来，“大厦将倾，一木难扶”是当时文人心中共同的隐痛。赵翼的《札记》也弥漫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怀疑、彷徨和失落。

      在赵翼的诗集中查到了一首题为《咏史》的诗：“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辄相循。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九仞山才倾篑土，一杯水岂救车薪？书生把卷偏多愁，剪烛彷徨到向晨。”这既是《廿二史札记》最好的导读，又是中国文人最好的自画像，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既高大又卑微，既执着又犹豫，既不满现实又不愿改变现实的可敬而又可悲的群体。读他们的著述，要像鲁迅说的那样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往往在文字深处隐藏着真实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也许这也可称得上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吧。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读了《廿二史札记》，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2004年3月21——22日

  后记：甲申孟春，游学燕园，闲时阅《廿二史札记》，以管窥豹，姑且记之。

  【参考书目】

  《廿二史札记校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

  《赵翼评传》：赵兴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