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美丽的巴拿马 (德)雅诺什(Janosch) 著;王星 译 著 儿童文学 少儿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全新正版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一个关于梦想和同甘共苦的故事，安静且充满诗意，写给孩子，也写给大人。——《每日镜报》

★德国青少年文学大奖

★联邦十字勋章获得者、儿童文学大师雅诺什经典代表作

★40多种语言，畅销全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儿童文学教授方卫平 感动推荐

★离去是为了回来。多么富有哲理的内容，图画和文字都非常精妙，许多成年人至今还把《噢，美丽的巴拿马》摆在自己的书架上。——德国之声

《噢，美丽的巴拿马》是儿童文学大师雅诺什的经典代表作“小老虎和小熊”系列中的第一部，出版后整个国家为之感动，征服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在德国家喻户晓，是书店永恒的畅销之星。

小老虎和小熊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好朋友，他们住在小河边一幢舒适的小屋里，生活平静而美好。一天，小河里漂来一只箱子，散发着好闻的香蕉味儿，上面写着“巴拿马”几个字。

对巴拿马的向往，让这对好朋友踏上了未知的冒险之旅。他们能找到心目中的巴拿马吗？巴拿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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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诺什（Janosch）

德国当代儿童文学大师，曾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荷兰银笔文学奖”等，被德国政府授予“联邦十字勋章”，获瑞典“林格伦儿童文学奖”提名。他创作了近300部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他的作品征服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在德国家喻户晓，是书店永恒的畅销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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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一个关于梦想和同甘共苦的故事，安静且充满诗意，写给孩子，也写给大人。——《每日镜报》

★德国青少年文学大奖

★联邦十字勋章获得者、儿童文学大师雅诺什经典代表作

★40多种语言，畅销全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儿童文学教授方卫平 感动推荐

★离去是为了回来。多么富有哲理的内容，图画和文字都非常精妙，许多成年人至今还把《噢，美丽的巴拿马》摆在自己的书架上。——德国之声

《噢，美丽的巴拿马》是儿童文学大师雅诺什的经典代表作“小老虎和小熊”系列中的第一部，出版后整个国家为之感动，征服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在德国家喻户晓，是书店永恒的畅销之星。

小老虎和小熊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好朋友，他们住在小河边一幢舒适的小屋里，生活平静而美好。一天，小河里漂来一只箱子，散发着好闻的香蕉味儿，上面写着“巴拿马”几个字。

对巴拿马的向往，让这对好朋友踏上了未知的冒险之旅。他们能找到心目中的巴拿马吗？巴拿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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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渺小又缤纷得像分子一样，活在空气里，红橙黄绿。”2024.1.23于奇良海德印刷公司

• 袁凌：我情愿写些小故事，因为这时代没有所谓的大问题丨燕京访谈

  作者：燕京书评 发布时间：2020-11-18 18:21:51

  从调查报道到非虚构，袁凌始终关注人与人性。最近他出版了新的非虚构故事集《生死课》，关于生死，他始终觉得这是人永远学不会的一门课。而他无意去传授什么，只是想做一名纯粹的记录者，记录下所有值得珍重的生命。

  记录普通人的生死，是袁凌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准确说来，生是生而为人的苦痛，死是死而无声的无奈。

  在2014年出版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袁凌就曾说，“没有遗言的死者总是更多……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不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狗、树木、蜜蜂和河流。”

  到了《青苔不会消失》里，他交代了自己内心一种挣扎又笃定的转变：作为采访者的时候，虽然可以见证各种生活形态，但这始终算不上生活的参与者：“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轰动和遗忘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漠然无视的视野”，于是他决定用倾听代替表达，让“不可言说的自行发声”。

  袁凌的眼睛，好像能把人看穿一样，缝着一线光，让人无处遁形。或许是因为做了很多年新闻记者，他的目光总是能攫取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身上非同寻常的一面。

  最新的非虚构故事集《生死课》还是熟悉的配方，一个个短小人物故事就是一张张人形剖面，有些人他甚至都记不清样子，比如擂鼓台下修庙的尼姑，但他还是把她记录下来，只是因为听到她不经意的聊天，看到她铲沙的样子，有了不一样的感触。再比如，写到“古城脚下的阎爱芝”眼神中“奇怪的闪动和呆滞交替”，他不经意传达出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残酷：“大概这就是一辈子单身的后果，有些东西衰老了，却还没来得及成熟”。阎爱芝因为年轻时遭受的“冤屈”，终身未婚，精神上也出了问题。

  如英国剧作家汉内夫·库瑞什对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评价：“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拥有范围如此广泛的同情心和感受力，只会成为一种优势。”敏锐的洞察和感受力，也同样注定袁凌要成为一名作家，对人性的关切几乎成了他的本能。他不想去关注那些“宏大命题”，也厌恶那些所谓“宏大叙事”和现象级群体，因为他们遮蔽了同样需要关注和帮助的“少数人”。

  或许也因为袁凌自己对身为“普通人”有切身感受。生于陕西的小县城，他并不那么富足和轻松地长大成年，困顿过，漂泊过，迷茫过，自然也见惯了生死。2014年，《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出版后不久，袁凌就开始构思《生死课》里的故事。六年时间，故事陆陆续续蹦出来，像魔术师手上的钢镚。但只有袁凌自己知道，这一个个鲜活的人是如何在白纸黑字烙下来的。今年，这些故事终于结集出版，取名《生死课》。在电话另一端，袁凌的声音有些飘忽：“能出来还是有些侥幸的，毕竟也没有那么正能量。”

  对袁凌来说，生与死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死是一门课，人一辈子都学不会的课。他用米兰·昆德拉的话为自己佐证：人在世界上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只有一次的生命，太潦草，太仓促，很多人和事，还来不及领悟，就已经永远被关进记忆的监狱中堆积成山。

  人的记忆，会随年龄增长越来越重。对于习惯苦难的人来说，他们就靠这些说不清是养料还是废墟的沉重记忆过活，甚至被记忆血肉模糊地拖着往前。经历过的人和事，都在袁凌心中留下不深不浅的印子，但他内心并没有因此被记忆灌满——因为他把它们都写下来了，“没写的时候会很沉重，写完了，释放了，反倒轻松了。故事压在身上，怎么过日子，只有写出来，才会感觉好一点。所以，写作对我来说就像一种药。”

  这味药，说不清要吃多久，他一直觉得写作就是上天赏他的。饭也好，药也好，总之就是一种恩赐，他当然要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出来的话，打结的愁绪，统统都可以转化为一种真实的情感力量，再把这种真实能量注入文字，“这大概就是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比较注重一种呈现的‘文学性’……让事物自然敞开，是捕捉这种文学性的关键”，说起来，袁凌就有这种，且也理应有这种自信。

  不过，让他心欠欠的，始终是他还没出版的小说。他在豆瓣上进行了连载，是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可能是报道和非虚构性质的文字写得太久，太讲究那种真实性，导致我现在写小说的时候，想象力严重不足”，但他还是放不下那篇小说，“硬要说的话，就是非虚构打底的小说吧？”

  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袁凌，比想象中活得轻盈。在他看来，宗教本身确实有能减轻人痛苦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它能教人充分去体会人性中的‘绝望感’，因为耶稣是先死后生的，他并不只停留在死亡感本身，而是探索死亡帘幕之后的真相。”

  这一点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像，陀氏信奉耶稣的仁爱和自我牺牲，以至于后来在作品中定下“受苦受难能净化一切”、“失落的心都需要去寻求痛苦和绝望”的基调。

  “痛苦和绝望是两回事”，袁凌说。文字中传达出的无力乃至绝望，是因为生活本身太沉重，“但我不会主动去绝望，人不能说是绝望一下就完事儿的，肉身还在这儿，能怎么办呢？”

  虽然袁凌现在回到了西安，但曾经关于身份和未来的焦虑依然存在，且越来越严重。好在他自称快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已然认命。在应尽义务之外，愉悦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就算还有什么福，也是一种清福，不会有艳福，也不会有洪福。对于死亡，好像也越来越能接受。但是，也怕，怕什么呢？怕的是灵魂跟肉体分离的过程，怕死得难看。”

  《生死课》算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的续篇。本着一个纯粹记录者的身份，袁凌还是那句老话——不管人如何卑细，在生死两端上，总有其值得珍重之处，“我希望有一天能习得他们朴素的人生态度，就像当初自然地接受来到世上这一事实一样，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成为人类既往记忆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而不必说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

  「生死是人一辈子也学不会的课题」

  燕京书评：书里写的这么多人中，有哪些是你想再多说说的？

  袁凌：

  每一个人对我都很重要，所以你让我说对哪一个故事特别意犹未尽，也谈不上。因为说实话，每一个故事都挺用心。这本书跟《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还不一样，这本书要更统一一些，它没有那种长短参差的感觉，基本上每一个人物都是有所积累的。就像“擂鼓台下的尼姑”，也是跟她见了面，有了一些比较深的感触。另外一些可能是长期的，互相认识很多年，当时也没有想到说要写，但忽然有一天就觉得，好像应该把他写下来，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各有各的意义吧。

  燕京书评：这本书你准备了大概多久？

  袁凌：

  在2014年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在那本书的序言里，我说我想记录下人的生死。我其实一直以来就有个想法，想把类似这样的题材一直延续下去，做个“三部曲”。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写完之后，其实当时心里面还存了一些故事，但我没有写；当时我已经没有力气把它写出来了，因为这些故事其实还蛮耗费心力的。稍微缓了缓又觉得，还是应该把它们写下来。所以，从2014年《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出版之后，我就开始筹备这些故事了。其中一些故事之前陆陆续续在一些期刊和媒体平台都刊登过，一直写到今年的三四月份。像其中的两篇——《战栗的少年》和《父亲的最后一个电话》，就是三四月份才写出来的，算起来差不多是六年左右的积累。

  燕京书评：书划分为生与死两部分，这样划分的用意是什么？

  袁凌：

  我原本还是想像《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那样分成小节，但出版社为了便于标识，就做了这么一个大体的区分。其实，这个区分也不是那么绝对，因为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和死本来就是一体的。生与死也只是一个次要的区分。不管看上去多么卑微或普通的存在，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它们都值得被记录下来。

  燕京书评：《青苔不会消失》里有一个小节也叫“生死课”，和这次的“生死课”有联系吗？

  袁凌：

  这次的“生死课”，可以说它是之前“生死课”的一个延续吧。生死其实是一个课题，我们一辈子也学不会。当时是作为书里面的一个小章节，也想过把它作为以后某本书的书名。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世界上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因为人只活一次，太潦草，太仓促了；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反省，没有那么多机会后悔，没有那么多机会重温。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生命快结束了，却好像从来没有学会如何生（活），自然也就更难体会死亡的意味。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叫它《生死课》而不是《生死录》。

  很多人一辈子稀里糊涂就过了，不知道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只是在本能式地活着。这不光是一个纯粹的客观记录，我还想在这个记录之外，引导人们去思考、感受和体会生命。

  「“让事物本身敞开”是关键」

  燕京书评：你在之前采访中说，自己的写作风格是白描。作家魏思孝也说他擅长用白描处理小说，而且他的关注点也是那些被忽略的边缘人，所以很多人就说他的小说有一点像非虚构。这一次读《生死课》，有时候会反过来给我一种像是读小说的感觉。我自己认为，其实虚构跟非虚构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因为很多时候虚构作品它也是根据现实经历加工的，非虚构可能有时也不得不为了“故事性”作出一些事实的让步，不知道你在创作时有没有这种感觉？

  袁凌：

  写非虚构的时候，我一般是不会虚构的，可能有时情节、地点等一些细节上有误差，或有个别例外。但我不会特意去虚构什么，尤其是显得很像一个故事的那种情节。你要是对比一下，小说或者剧本写惯的人，他们写的故事和我写的故事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的故事其实比较平淡，离奇的情节很少，但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情感表达，也可以说是白描之外的渲染吧。

  你看我的文字会觉得有小说味，可能是因为一种“文学味”吧？这种“文学味”，确实比一般特稿或新闻报道要深一些。因为我比较讲究表达的语言。再者，我比较关注人本身，而不是去关注一个新闻事件，也不是关注一个社会学课题，而是关注人和人性，所以可能相对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实用”。它有一定的文学性，或者说它跟小说有类似的文学性。

  燕京书评：那你是怎么平衡文学性和真实性的？

  袁凌：

  以真实性为前提。我不会试图去渲染或夸大什么，会尽最大努力让事物本身所包含的意味散发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让现实的细节和情节所本身具有的那种表现力，不管是人性上还是经验上的，都表达出来。如果当时我看到某个场景产生了某种想象，我会直接写出来——你们看到的，是我当时的想象。我是通过这么一种方式，让事物本身敞开来。任何事物本身就蕴含着文学性。

  燕京书评：你怎么发现事物本身的文学性？

  袁凌：

  文学性，实际上是我们对文学的一种认识。我们一般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人性、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不同的感受。一个人的经历因为散发着人性意味，所以它本身具有文学性，当事人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也没有办法表达，那我们就要把它捕捉，并表达出来。一般作家写小说是化合自己的经验，然后把它融合进文字，比非虚构多了一个步骤。而非虚构就是让事物本身敞开，他可能有自己情感的一个融合，但他不会在人物、情节上做更多的加工。

  说到底，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都需要捕捉到事物本身存在的文学性。它是人性和自然，或者说生命和生命之间的对话，要敞开心去感受。如果带着主观色彩的抒情或批判，那事物就给遮蔽了。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往往没有那么重要，尤其是对文学作品来说，况且这个主观认识还不一定是对的。总之，就是要让事物多维度自然呈现，就像一棵树一样，每根树枝都有一种活力，在空气中抖擞，这就是它的文学性。

  燕京书评：所以，让事物本身敞开，是写好白描的关键？

  袁凌：

  对。关键不在于你用力去表达，而在于你要用力把自己放下来，用力去体会那个事物本身，然后让事物本身的状态能释放出来。这种用力是一种谦抑性的用力，一种向内的用力。

  燕京书评：你之前也做过记者，写过调查报道、特稿，再到后来的非虚构故事。这对你来说是一种怎样的跨度？

  袁凌：

  调查报道特别难写，而且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对来说，特稿在题材上可能自由一点，它没有那么尖锐的矛盾，存活率要大一点。之前是因为调查报道写不动了，就开始写特稿，但写特稿一般要有工作单位，因为它毕竟还有一种采访性，好多事情你没有身份也做不了。

  但非虚构不一样，比如像我这里面的小人物，它都够不上什么特稿，就是这样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小故事结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群体，一种社会现象。而且，相对特稿来说，成本也更便宜，门槛更低，更自由。

  另外，它也不受限于时效性和实用性，它就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一个作者，如果他是记者出身，那么从调查报道开始，慢慢过渡到其他形式的创作，这其实就是内在的走势，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如果一开始就写特稿，可能会对于真实本身就没有那么讲究，界限感没那么明确，那么写出来的稿子就有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即便表面看起来是客观、真实的，但实际上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而去写更普通的人物故事，到后来就会发现，除了一个特稿腔之外，你没有别的了。你难以很平常地去写生活中的人和事，你放不下了。所以，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先写了调查报道。

  燕京书评：这三者有没有一个内在关联？

  袁凌：

  调查报道的目的，不是人性的揭示，不是感受的表达，它很单纯，就是通过逻辑来调查、还原事实；特稿，是要用真实性去表现人性——其实，特稿也算是非虚构的其中一个门类，但它受的限制较多，所以当写到一定时候，人肯定是想走向更自由的创作，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三者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要以真实为前提。

  燕京书评：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并不会特意去严格区分自己究竟是在写哪种体裁，只是秉着一种事实态度去书写？

  袁凌：

  对，我不会特意去强调说这个要写成特稿，那个要写成普通故事。真实是最基础的一个前提，对人的分析是另一个前提，这两个前提都很重要。如果说我觉得非虚构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不足以表达这些人和事，他们应该有更深的层次，那我可能会先放着，发酵一段时间过后，把它写成小说，那样就会更有综合性，不再是单纯的非虚构。

  燕京书评：收集这种人物故事，最难的地方在哪？

  袁凌：

  首先，这必须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然后，你得有一个敞开的心胸，不同圈层、不同地方的人都得交往，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舒适圈；另外，就是态度，要用一种平等的态度和人交流，不要有那么强的功利性，有很多人就是需要长期交往的，不是说找他就一定会把他写下来。经过这样一种长期积累，培养起对人的关心和事物的感受力。

  燕京书评：别人写的非虚构作品你平时有关注吗？有特别喜欢的吗？

  袁凌：

  说实话，我也谈不上说有特别喜欢的。当然有些作品是有价值的，像梁鸿的“梁庄”系列，包括黄灯最近写的《我的二本学生》，他们都是好作品，都有各自意义。

  还有，比如何伟的《江城》，其实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名声的时候，我就读了，当时还叫《江边小城》。我觉得写得挺好，但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实际上他是有一个视觉距离的，这个距离就使得他的叙述能不轻不重，大家很能接受，但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国内的一些生存现状表达出来，能把时代在人心留下的阴影，包括中国人的生存之力传达出来，我觉得也没有。

  相对于非虚构，倒是有些散文我挺喜欢，比如沈书枝和李娟那些散文，还有像李修文《山河袈裟》，我都挺喜欢。

  包括我自己写的这些，其实也没有那么满意。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只能说，我已经差不多做到我的极致了。毕竟它只是一个故事集，可能还有别的大家觉得更重要的一种形式。现在大陆的非虚构，说实话还只是一个开创阶段：一方面还在开创，一方面又用尽了很多别的东西，包括很多社会性的东西用尽了。所以，有时候感觉，好像它还没有成型就已经耗散了，很难说。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问题”」

  燕京书评：《寂静的孩子》里有一篇（正数第二篇），你之前也提到说在微信公众号发的时候被删除过好几次。关于“驱逐”，我想到美国作家马修·德斯蒙德曾写过一本非虚构作品，中文译名为《扫地出门》，里面谈到了在美国很多人因为交不起房租而遭到驱赶。项飙在序言里说，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贫穷能够成为利润的源泉，并不是因为穷人被剥削，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袁凌：

  我其实不太看国外的非虚构，他们的一些问题，对我们而言都显得太“精致”了。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对于一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扫地出门》和《寂静的孩子》那篇谈到的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还是不多说了。

  燕京书评：《扫地出门》里还提到说，当下中国和80年代后期的美国相似：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而如今自媒体、非虚构等的发展有助于形成新的大问题感和公共感，你怎么看？

  袁凌：

  为什么现在我情愿写一些小故事，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问题。那些所谓“大问题”，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什么国族天命、家国情怀，你其实很难把握那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包括去看那些家族史什么的，都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面你可以活得很明白、很细致，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你根本把握不了什么东西。

  不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卑微的个体才有它的独特意义，我不想去讲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就把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对我的意义平等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我对于时代的认识，也是这么来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奇怪，它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很小，“宏大叙事”在当下真的很不可靠，似是而非。

  燕京书评：所以你也不是很赞同个体命运跟时代直接相关的说法？

  袁凌：

  时代和个体应该是相互记录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们去总结时代，去给它找寻规律；不是说非要抓住一个典型，因为他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很多特征之类的。最近大家都一窝蜂去写“三和大神”，把它弄成一个社会标本之后，它其实也变了，掩盖掉了很多东西。“三和大神”不应该是当下青年的标本，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有一些共性，但每个人差别很大。

  我不去寻找这种典型，我就以小见大，我认为有价值、有所触动的，就记录下来。至于说他身上体现了哪些历史细节、时代细节，他跟时代有哪些地方是相连的，这不是我在作品里去思考的问题，我尤其不想上升到某种热闹场面的探讨。

  燕京书评：你刚刚提到“三和大神”后来掩盖掉一些东西，具体是指什么？

  袁凌：

  现在，“三和大神”就好像聚光灯一样，把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一提到它，就好像在说这一代中国青年都很丧。一旦某个现象或群体被作为标本，那其他“非典型”个体得到的关注就少了，甚至那些被忽略的个体因此就消失了。所以，我认为要很谨慎地去试图把一个群体或者个人上升为一个时代的标本，这种东西往往就是错误的。

  虽说现在的青年的确是很丧，但这种丧不一定是以三和大神这种形式来呈现；三和大神其实还不算最丧的，最丧的是心理或生理上没有了任何行动力，基本上他们的生命已经特别特别弱了。我不太喜欢这样跟热点。

  燕京书评：你做记者的时候也不跟热点吗？

  袁凌：

  基本上也不跟热点，多数都是我认为我对某个话题有了一些感受，保持一些距离之后，我才会去写它。

  燕京书评：你刚刚提到说，你不喜欢“宏大叙事”……

  袁凌：

  一直都很不喜欢，甚至80年代的启蒙话语我也不是太喜欢。在那种启蒙话语里边，包含着一种“集体主义”的味道，忽视了个体差别，过于理想主义了。现在这种宏大叙事实际上都是假宏大，已经不存在那么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根本就没有共识，没有什么万众一心。

  在这个时代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微不足道的东西记录下来。因为恰恰是这些被边缘化的东西，能保留一点个性和真实。

  「“绝望”对我来说太奢侈」

  燕京书评：你在之前某次活动上说，时代给人提出了新的问题：关于身份的困惑和现实的疑难。你说，你不是体制内的作家。虽说现在写作出书可以挣点钱，但未来怎么样没法预料，太多不定因素。现在这种焦虑感有稍微缓解吗？

  袁凌：

  不可能有缓解，而且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这次《生死课》能出来还挺侥幸的，因为毕竟也没有那么正能量，所以说能出一本就出一本，下一本能不能出还说不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能出来我就先这么着，如果实在是出不了，我就干点实际的工作。

  燕京书评：你现在比较理想的“实际”工作是哪些？

  袁凌：

  务实一点的，我在想比如办个培训班可不可以？教小孩儿一点唐诗、作文，或者去做点文案工作，辛苦一点也无所谓。

  燕京书评：生活中会经常感到绝望吗？

  袁凌：

  没有。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因为我还有家人要照顾，还需要想办法多接触接触人，积累一些东西，哪有功夫绝望？现在很多人选择主动去绝望，可能认为这种绝望里有一种美感，这个是我不认同的。

  燕京书评：但你的文字透着一种无力感。

  袁凌：

  《生死课》序言里最后一段，我说，希望有一天能习得他们朴素的人生态度，就像当初自然地接受来到世上这一事实一样，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成为人类既往记忆的一部分——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而不必说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

  我是基督徒，我觉得生活还是有意义的。基督教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教人充分去体会人性中的“绝望感”，因为耶稣是先死后生的，他并不只停留在死亡感本身，而是去寻找死亡的真相。我个人觉得，相对于佛道，基督教更认真一点。不是说什么没意思，虚空了，或者说我觉得它是虚无的，我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可以。没有那么“唯心”。基督教会认为，没有意义本身是不是也还有意义？这种东西是存在于西方哲学传统里边的，比如在希腊哲学里，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又不存在。我们存在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非存在，但我们毕竟又真实地存在着，所以就不停地在“二律背反”中去探索。人不是说绝望一下就完事儿了，毕竟肉身还在这儿，能怎么办呢？

  「只有把故事写出来，才会感觉轻松」

  燕京书评：很多人全职写作之后，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生活越来越不规律了。

  袁凌：

  我作息还是相对规律的，早上六七点起床，然后做做家务。早晚都会写，下午出去见见人，现在状态不算太好，产出量不算太大。

  燕京书评：进入瓶颈期了吗？

  袁凌：

  瓶颈期一直存在，我最大的问题是想象力很贫乏，可能因为我太过于强调真实。所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不能够自由地想象。

  我们这边有个文学杂志《延河》约我写一个小说专栏，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七八月，在那上面登了五六篇小说，后来专栏被腰斩了，但我还是想以后试试出个小说集子。另外，就是把我以前的一部小说修改了很多遍，现在寻求出版。如果运气好，我打算明年出这两个小说集。

  燕京书评：是之前连载的《记忆之城》？

  袁凌：

  对，算是非虚构打底的小说吧。我自己蛮放不下它的，但还不知道能不能出。

  燕京书评：那篇我看了，其实写的就是重庆吧？这座城市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

  袁凌：

  挺有意义的。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待的时间有点短，我应该再待两年。重庆很有意思，尤其是我在那儿时，码头都还是很原始、粗犷的，当时三峡水库都还没有修建起来；而且，它的底层社会和精英社会是无缝衔接的，很有意思。比如解放碑它下面踩着的就是一个十八梯，这种交错和叠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我来说那是一份难以复制的体验。

  其实，《记忆之城》在2003年就写好初稿了，后来一直修改，一直没有改得很满意，但我不想把它改得那么圆滑，我想保留那些直接和有生气的画面，那些东西随着现在城市现代化，随着拆迁、规训，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为了出版修饰它，那我实际上也把它毁灭了，我还是不想那么做。

  燕京书评：那你这么多年，接触那么多人和事，有没有觉得记忆是很沉重的枷锁？

  袁凌：

  没写时会很沉重，写完了也就释放了，反倒轻松了。故事压在身上，怎么过日子，只有写出来，才会感觉好一点。写作，对我来说就像一种药。我现在好像已经认命了，就是对生活期望值不高，能活着就可以，不会有太多期待，自然也就不会有太多绝望。有悲痛，有悲伤，都是很正常的；但也不能说是麻木，只能说不要让自己过分敏感。日本有本书叫《钝感力》，钝也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对各种感受的接纳，我们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敏感脆弱保护起来。打个比方，像琥珀一样，里头还是那个敏感脆弱的核心，但外面有一层壳，将它罩住了，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死亡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过程」

  燕京书评：你现在对死亡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袁凌：

  我小时候可怕死了，但后来越活越觉得“太累了”。尤其到现在这个年纪，快到知天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没什么乐子了。所以，如果说死亡来了，好像也挺能接受；但是，也怕，怕什么呢？灵魂跟肉体分离的过程。我怕得一种脏兮兮、很麻烦的疾病，搞得自己死得难看，我怕死得难看。我对死亡本身没有那么恐惧，我恐惧死亡过程。

  燕京书评：我经常也在想，我以后会是怎么死的；我跟你一样，怕死得难看，怕那个过程，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袁凌：

  中国人对“活着”有一种古老信仰，能多活一秒是一秒，这种信仰在某些年代是支撑族群延续下去的动力。余华的《活着》讲得很清楚，就是一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本能，尽管它有时会导致我们活得很没有质量，活得很痛苦。信仰，首先得是来自于对生命自由的一个认识，它追寻“存在”和“超越”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只是说苟活，其实并不能算是信仰，但完全超出生命，否定生命，那也不是信仰。

  燕京书评：关于《生死课》，除了序言，还有什么想补充的肺腑之言？

  袁凌：

  我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看太快，看快了一无所得。虽然我没有写得那么重，但实际上生活本身是很重的，需要投入心力才能看进去。

  还有，我希望不要用固定的眼光去评价任何一部作品，好多喜欢非虚构的人，比如他崇拜何伟，他就会用何伟的标准去评判你。何伟是用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打量生活，他作为外国人来写中国用陌生化的视角很正常，但我本身不愿意用陌生化的眼光，不管是特稿还是非虚构，我都是从自身视角出发。我们本来就是生活一份子，没有必要用陌生化的态度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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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秘鲁之前

  作者：紫檀 发布时间：2010-06-13 10:48:58

  去秘鲁之前读此书，感觉生活的内容太多，人文的内容很少，这恰恰和我旅行的目的相左，比如我想找到利马郊外著名的“昌克罗十三塔”，也就是秘鲁石塔，这本书里偏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