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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的内容末尾吴晗的两篇文章：朱元璋的统治术（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吴晗）。

论绅士（费孝通）

论“知识阶级”（费孝通）

论师儒（费孝通）

论皇权（吴晗）

论绅权（吴晗）

再论绅权（吴晗）

论士大夫（吴晗）

论天高皇帝远（袁方）

皇权下的商贾（袁方）

论王权与兵（全慰天）

论“家天下”（全慰天）

论绅权（胡庆钧）

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胡庆钧）

从保长到乡约（胡庆钧）

绅权的本质（史靖）

绅权的继替（史靖）

朱元璋的统治术（吴晗）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吴晗）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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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自己想逃避的对象是一件需要极机警的动作。官僚是奴才，“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角色是不易当的。他们不能全部怠工，一旦给皇帝识破，就会斩头。于是他们得行使出两套面目，在执行向平民要钱要人时得特别卖力，把整个政治的担负转嫁到平民身上，使自己所掩护下的亲亲戚戚都可以豁免。但是一旦平民被逼到铤而走险时，首当其冲的却又是这些人。天纵神明是不能错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卖劲也不好，不卖劲也不好。在这里，中国官场中，经了几千年的磨炼，虽则已有种种传统的“宦术”，但是做官并不是一件太容易而没有风险的事，宦海也可没顶。

…

传统社会里的大家族就是这种团体。全族人合力供给一个人去上学，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职，一族人都靠福了。在朝廷里没有人，在乡间想保持产是困难的。像顾亭林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改换了朝代，宁可闭门读书，简从旅行，但是为了安全和保障还是不能不派他外甥到朝廷里去侍奉异族。他这种做法，其实在逻辑上并不矛盾。中国的官僚并不是分享政权的，他们和政权本来是处于敌对的地位。侍奉它，就在软禁它，逃避它，并不改变其敌对的地位。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所谓敌对的合作。外甥做官，保障了舅舅的安全，甚至可以使舅舅能安心去下革命的种子。在他们看来可以毫不矛盾。

中国传统的官吏并不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打防疫针的人决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康健。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面团团，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这是“衣锦还乡”的景况，是中国专制政治之下的特权人物的享有。他们决不冒险去觊觎政权，他们的孩子都不准玩着“做皇帝”的游戏。他们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他们一旦把皇权的威胁消除了，或推远了，他们就不...

知识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本是相关相联的，但是规范知识和文字一旦结合而成了不事生产者的独占品时，它和技术知识脱离了。这样一脱离，技术也就停顿了。

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他们在文字上费工夫，在艺技上求表现，但是和技术无关；这也是一个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的阶级，他们的兴趣不是在提高生产，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因之，他们着眼的是规范的维持，是卫道的。眼睛里只有人和人关系的人，他不免是保守的，人和人的关系要安排到调协的程度必须先有一个安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眼晴里只有人和自然关系的人，单就技术上打算的，他不免是不肯停的，前进的，要变的；在经济，在效率上讲，那是没底的。技术的改变使人和人的关系不能不随着改变，于是引起不断的社会的变动，变动中人和人可能得不到调协，发生冲突，增加生活上的痛苦。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能明白西洋也有一套所谓精神文明的。西洋的历、数、哲、理都比我们自己的强，这套东西，在纯粹理论方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以我个人所熟悉的社会科学说，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名著很早已有严复的译本。这些理论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洋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但是当这些理论传进中土，却并没有激起工业革命。这说明这套理论一定要和现代技术配合了才发生作用，一旦脱离了技术，只成了一篇文章罢了。——知识分子不能看重西洋文化的理论或是技术，他们同样地并不能把握住两者的关联。他们不能这样，因为他们生活所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把知识分化了的结构。

中国知识分子受着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拘束，使他们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担当领导的责任……现代的知识阶级有了不加以实用的技术知识，但是没有适合于现在社会的规范知识。这种人物在社会里是...

师儒和政权的关系曾有着这一段演变的历史。最初是从政统里分离出来（三代以前政统与道统结合，所谓王道），成为不能主动顾问政事的卫道者（行藏与等待，而非冲突）。这个不能用自己力量去维护自己利益的中层阶级，在皇权日渐巩固和扩大的过程中，曾想过藉传统的迷信，去约制这随时可以侵犯他们利益的皇权（天人合一），但是在中国显然没有成功。于是除了反抗只有屈服。士大夫既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彩之流……绅士只是以屈服于政权谋得自己安全和分润一些“皇恩”的帮闲和帮凶而已（官员通过进入官僚系统获取庇佑。既是利用皇权获得特权，也通过不当行使政权来软禁皇权），在政治的命运上说，他们早就是个失败者了。

桑巴特有一句名言说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人们由社会权力获取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才能由财富取得权力。何以我们传统的商贾，不能摇身一变，由财富取得权力？打破由贵而富的僵局？绝对的皇权，贵贱的分层，贱商与商贱，也许是其中最为基本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财富在权力之下，谈什么保障，发展更是不容易了。

当中国被西洋的经济政治的扩张力量带进现代世界时，在社会上握着威权，指导着“在下者”应当怎样应付环境的人物，就是我在上面所分析的知识阶级。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自现代始，印度文化曾经有力地进入过中土，但是这种外来文化并没有引起社会结构上的紊乱，也许是因为所传入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熟习的那一套，象征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们明白怎样去应付，怎样去接收，怎样去加以汉化。可是现代从西洋所进来的那一套却不同了。工业革命之后所发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识和技术作重心的。那恰巧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外行，不只是外行，而且瞧不起的那一套。

陶渊明是够得上清高的标准了，他有着诗人的天才，有着独到的风雅，可是他尽管这样，还是勉强去折过腰的。如果折腰不是必要的话，他何必不早一些在田园里负锄往来呢？这是中国社会所不许可的。如果他真的看不起官职，他不去折腰，最可能的他已成了折臂翁了。折腰和折臂之间的选择，使人体悉了非做官不可的原因。

书籍介绍

增补的内容末尾吴晗的两篇文章：朱元璋的统治术（吴晗）、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吴晗）。

• 作者：野山 发布时间：2017-12-31 08:55:43

  发现社会学是一个好东西，费孝通先生在解读中国古代社会时，让人对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有种霍然开朗的感觉，虽是一家之言，却是有理有据。

• 作者：艾大荀 发布时间：2021-04-01 12:21:48

  走近小方，走近更多战争中的普通人，和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多好的照片和观察啊，多好的人啊。

• 作者：熊不卷 发布时间：2021-04-01 19:23:34

  《论“家天下”》和《绅权的更替》两篇启发最大。要更好理解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内容应该需要读一读《乡土重建》里面论绅权的文章。感觉华南学派似乎也有相近的讨论主题。想看的书又又又变多了orz

• 作者：Submarine_ 发布时间：2021-12-27 02:18:40

  真是见字如见人，读完吴晗的几片就知道这帮所谓⬅️翼知识分子什么德行。。被z也是宝应

• 作者：往生咒 发布时间：2020-02-01 16:03:15

  我觉得只有费孝通和吴晗写的能看。

  吴晗的个人倾向太明显，后来被迫害至自杀也是能预见的，可惜

• 作者：li异质co奇葩 发布时间：2015-09-19 00:52:47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中央集权皇权专制的历史的提纲挈领的总结和分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的认真深刻的反思和关怀。特别适合在今天满屏幕都是粉饰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文韬武略的电视剧之时，去认真的品读。中国的漫长的皇权帝制时期可不是值得简单自豪和骄傲的，那是无数的奴隶和无尽知识分子精英的鲜血，以及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时的黎民百姓的涂炭所维系的漫漫黑暗的历史。如果你不去读史书，而是看现在所谓的古装剧，那么你得到的也许是非常荒谬和错误的中国古代历史和历史观。

• 【转】郑也夫：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5 17:08:01

  作者｜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48 年早春，一位社会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约集了一些同仁，搞起了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大学里搞了一个同名的课程以吸引同学们加入讨论。讨论持续了半年，每双周一位与会者宣读一篇论文。于是在1948 年底便集结出版了这本由费孝通、吴晗领衔的小册子《皇权与绅权》。

  悠悠四十年过去，八十年代末叶这本书得以重印。当新一代的学子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惊异，社会结构与知识分子这些充满现代味道的课题在上个时代已经开端了，已经在一代师生间热烈地讨论着，已经展示出了很多闪光的思想与卓见，似乎半个世纪后的今人仍有自叹弗如之处。然而合上此书，从书本中的思想理路联系到此书出版后旋即发生的巨变，直到演至今日的半个世纪的沧桑，惋惜和遗憾是绵长的。

  如费孝通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它“是不成熟的”。但这本书本来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起点。西方现代学术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著的奠基之作当称曼海姆出版于1929 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氏去世后发表的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更成熟），和美籍波兰裔学者兹南民基出版于1944 年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这两部著作问世后，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研究出现了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沉默，直到60、70 年代，知识分子研究才成为显学。从这一背景看，由费孝通发轫的中国学者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起点并不落后西方许多。但在青年学者们重新捡起费孝通当年的话头时，应有“世上已千年”之感慨。

  这本书反映出那个时代曾享有一个自由争论与对话的空间。这体现在师生间，也体现在当时已很有一些名气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这样跨学科的讨论，两学科间如此实质而非形式的沟通，是令今天的中国学者们钦佩、羡慕和汗颜的。

  当然说起点也罢，说交流沟通也罢，这部书的影响最终依赖于它自身的价值。我们还是从这部书的价值说起。

  这部书的讨论框架和学术价值基本上是奠基于费孝通的三篇文章之上的。而费在这三篇文章中讨论了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作为社会分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政统与道统。

  先从社会结构说。今人（不仅大众而且学者）在说及中国传统社会时，言必曰“封建”。实际上这是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方历史理论之履，这也是四十余年中国正统历史理论笼罩下的结果。而我们看到，在1948年自由派学者们（虽然吴晗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完全未蹈入这一误区。他们提出“皇权”是秦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认为皇权与绅权之关系是政治结构的主要内容。费孝通在《论绅士》一文中说得非常透彻：

  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这是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占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巨仆。

  史学家吴晗也有近似的认识：

  秦以前是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裁。皇权是今天以前治权形式的一种，统治人民的时间最长。

  强调“皇权”意味着不受外来理论的束缚，坚持本土的特征。这在半个世纪前的知识分子笔下是多么自然顺畅。

  当代“封建论”者会说，政治结构姑且可以这么说，经济结构却一直是封建类型。事实上经济从来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政治结构中打碎了贵族的身份制，农民干好了可以当地主，布衣可以经科举成为官僚，这与西欧封建制是多大的差别，岂是一个“封建”可以统摄。这是此书之外的话了，就此打住。

  从皇权入手，费孝通抓住了秦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关键。他说：

  从权力结构上看，我们至少可以从传统中国找到四种重要的成份：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

  可惜的是，他只在皇权与绅权的研究中开了个头。帮权与民权尚未起步，就永远中辍了。只能留给后来的有心人去思考这些念头可堪挖掘与否。

  第二个是知识分子角色问题。费孝通在《论知识阶级》一文中一开端就提出了如下问题：

  知识怎么可以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呢？可以分化社会的知识是什么性质的呢？这类知识怎么会独占在某一部分人的手里？这种独占有什么好处？怎样加以维持？这一部分怎样在社会里构成阶级？

  这是非常出色的一组问题，他是这样解答的。可以成为分化基础的东西必须是可识别的标帜，如性别。知识分为两种：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掌握了后者的人。为什么劳心者治人，是因为规范的实行需要权威。规范知识人人都可学到一些。当规范、传统、文字三位一体时就产生了排外的“知识阶级”。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进展，搞自然知识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前进思变的。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着眼于规范的维持，他们必是卫道的。这种分析的路数与兹南民基很有相似之处，只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但仍有独到的见识。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费孝通说：

  以整个中国历史说，也许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曾象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命运上这样无足轻重。为什么他们会弄到这个地步？……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有前途，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能总合成一体，而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使知识不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也就是说打破这种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

  这一问题问得无比敏锐，然而解答却是不得要领的。历史新开出的一大玩笑是把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驱赶到自然知识的范围里，却缴械了他们掌握规范知识及其实施的权柄。

  第三个问题是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即皇权——执政的系列与绅士——知道怎样统治天下的系列的关系。二者关系起于二者的分离。士始终抱着与政统结合，甚至制约皇权的企图，他们的理想——王道便是政统加道统，但结局却是制约皇权的失败，最终屈服于皇权。费孝通说：

  士大夫既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他们降而为官僚，更降而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司仪喝采之流。……在政治命运上说，他们很早就是个失败者了。

  在这一点上吴晗与费孝通有着最大共识，吴晗形象地描述了士与皇权从共治天下到沦为伙计、奴隶的过程。

  这一视角在以后得到了发展，余英时对政统与道统又有新的论述，即使没有直接，也该间接地受到费孝通的这一思想的影响。

  这本书中除去费孝通与吴晗的七篇外还有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之功力显然不如费与吴。但也可以见到一些闪光的思想。比如史靖在《绅权的继替》中论述了西学冲击后“从前曾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变为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学校所灌输的大部分是适应工业文明的观念意识与技术，……在都市以外是无法施展其本领的，……农家子弟一旦进入新式教育，往往要尽量留在城市。……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宵小遂趁机操纵，基层政治每况愈下。”这无疑是同类论述中最早的和最深刻的。

  综上所述，本书选取了几个独到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与知识分子，极具启发性。

  就学理的缺憾而言，他们大概没有了解到曼海姆、兹南民基的论述。如果能深入地理解了曼海姆所论述的unattachedintellectual（不束缚在某一位置上的知识分子），或许费孝通及他者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柳暗花明又会有新的见解。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只能作死学问。费孝通无疑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具智慧、悟性与分析力的社会科学家。吴晗亦是一位最重视打通古今的史学家。使后生惊讶的是，在一部披上了如此迷人的题目《皇权与绅权》的讨论中，他们竟把皇权当成一种古董与化石来讨论。他们如此痴迷于皇权与绅权的微妙关系的分析，却从未企图以这种分析关照一下下一个时代，哪怕是从一个最不情愿的小概率出发。他们看不到在他们于书斋慷慨论道之时，中国几大政治势力正作生死角逐。这场生死劫争不是书生可以左右的，但一个智者总该考虑一下，知识阶层占取一个什么样的立脚点才能保证自己社会功能的发挥，才不会如以往的士阶层一样淹没在皇权之下，才能促进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的发育。为什么在一场巨变前，我们的智者毫无察觉。

  费孝通自己说，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最满意的是《生育制度》。的确，那本书最自成一体，最完整。但《乡土中国》与《皇权与绅权》的关照更博大，更诱人，更富启发性。特别是《皇权与绅权》，不过三篇小文，远不完美，却令人感到其厚积薄发之势：行文左右逢源，卓见俯拾皆是，论述自然谦和，却难掩逼人之才气。那年费孝通38 岁。那是他第一次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就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后尽管他拥有了学术生命，他再未触动这一领地。这部著作，对费孝通，对留在大陆的那一代学者，都是绝响。

  我的一位好友一次与我夜宿外地旅馆，晚间长谈，说及他在八十年代中叶对费孝通的采访。他对我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他说：“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给了我答复，你能猜出来吗？”我真的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费孝通说出来的是“50 年！”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读研究生时读过费孝通五十年代之前的所有主要著作。就著作的印象，我以为他知人且自知，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有过吴文藻、潘光旦这样的师友，他平和不偏激。因而我以为“50 年”绝非他个人的自负，而是透露出他对时下的教育环境与文化氛围的深彻的悲哀。一座楼房可以在一年间盖成，一棵树木可以在十年中长成。而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崇尚学术与真理的风气的消散，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来挽回呢？我想，不会有人能确定地回答出来的。

• 国家与基层的均衡分界

  作者：徐轶青 发布时间：2009-01-23 22:2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