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 (以)吉迪　著,余静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版保证】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以色列吉迪编著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视觉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公元前第2千纪后期至第1千纪前期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描绘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为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北方地带的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新秩序的萌芽：公元前l 100年-公元前600年东亚地区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书的结构

第二章　变化图表：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600年这一时期的

考古学遗存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地理背景

给北方地带人群命名：这样做合适吗？这样做有必要吗？

继承抑或是变化？北方地带的考古学遗存

陶器和日用品

冶金术。　　　居址与居址类型

葬礼与葬仪

结论：转变和继承的各个方面

第三章　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

消费方式的变化

生产方式的转变

经济变化的外在模式：气候的变化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北方地带畜牧业起源的社会模式

第四章　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分界线的划分

从考古学遗存看身份认同：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北方地带人群的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

等级和性别的确认：通过对墓葬资料的统计学分析来确认墓主人身份

种群身份标识的确定及对墓葬的个案分析

公元前1千纪社会身份标识的确立(为何是这个时候？为何会如此？）

第五章　本地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跨地区交流及社会变化

中国和欧亚草原早期文化交流研究的不同观点

早期文化交流及其影响：与前工业社会交流有关的理论

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l千纪社会内部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全球化与本地化：北方地带的远程交流及社会变化

移民

贸易

世界体系及中心--外围模式

交流及身份标识

第六章　结论：公元前1千纪前半期及其以后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察

参考文献

吉迪1959年生，男，以色列人。1996年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与亚洲研究系获中国考古学博士。现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部副部长，路易斯·弗瑞博格中心主任．终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历任《东亚考古学杂志》顾问，《历史学》(希伯来语)编辑，东亚考古学会副会长，普林斯顿研究会会员。曾出版过《普天之下：帝国的中国》、《中国内蒙古赤峰河谷地区晚更新世——全新世地形变化所指示的沉积速率及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等著作6部，发表文章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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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色列吉迪编著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视觉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公元前第2千纪后期至第1千纪前期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描绘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为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北方地带的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书籍介绍

《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统计学、视觉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借鉴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对公元前第2千纪后期至第1千纪前期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而描绘了北方地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为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北方地带的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作者：Moonfield 发布时间：2020-11-06 18:33:44

  不知是翻译拉胯还是原文冗赘，到第四章及之后开始分析论述的时候，关于考古材料中身份标识的确定啰里啰嗦却不知所云，最终叙述各家学者观点的三四页纸的论述，只归结成一句话：尽管我们知道物质材料中的身份标识不一定能表现身份认同，但条件所限，我们目前也只能用物质材料作为身份符号来进行研究。但为了规避这个不足，我的文章不打算定性，而打算讨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 作者：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发布时间：2015-08-15 03:24:50

  太专业，看着累。里面指出了中国考古的民族倾向，让国内一些观点显得很不可靠。对于个人来说史前文化交流的内容的分析很有用，打破了我一些宏大的幻想。

• 作者：咩咩咩 发布时间：2018-05-21 18:06:12

  这种书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 作者：whig 发布时间：2016-06-29 02:40:13

  极度啰嗦，扭捏作态，丁点干货

• 作者：辄馨 发布时间：2013-01-17 14:56:51

  充分体现学了人类学才能充分解读考古材料，不然真的只会编写考古简报了。把北方中国放到中亚、北亚的视角考察，得出非常可靠的观点。唯一的不足是作者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理解有限，无法把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否则会有更大的成就。

• 作者：竹炆 发布时间：2017-11-02 07:04:07

  评论有失偏颇。书主要从一个比较大的理论型框架切入，并不是“干货-oriented”（文献、出土）的论文。评判标准应该是读完后有没有对这种“peripheral region/culture frontier”有个整体认识。

• 如何亲切地问候梁文道

  作者：叶子风 发布时间：2009-06-06 14:10:09

         众所周知，梁文道在我心目中，是和余秋雨并蒂的文化奇葩。追根溯源，是因为一次看凤凰卫视，不知聊什么话题，梁文道突然脸一沉，正色道：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完，他深深凝望了一下摄影机镜头，仿佛在说：看到没有，我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都变了。就这么一个囧囧的眼神，梁文道的智力水平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了。如果比傻，余秋雨是A，于丹是C，梁文道就刚好夹在了中间。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信条没少人相信了？太简单了，不是因为人们信心不足，而是因为这句话太荒谬。首先，如何定义“无产者”，而且要适用于全世界？这本身就不可能。美国的无产者可能开着二手车四海为家，北欧的无产者享受着国家的高福利，北朝鲜连领袖金正日都是无产者，香港的无产者有可能在大陆包了二奶。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人，怎么联合得起来，靠什么联合？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产者斗争的目标和对象，竟然会和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无产者一样？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这就是当时我在心中对梁文道的问候。我质疑的要点是：不同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如何有统一的标准鉴别无产者？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无产者”从来不是精确的概念，它只是用来表达穷人对富人的嫉恨。最近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发现还有另一种方法，同样可以亲切地问候梁文道。奥尔森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有办法鉴别无产者，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却依然不能达到“联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无产者联合之后，“就像任何一个潜在的集团中一样，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会发现如果实现共同目标所必需的成本或牺牲由他人承担，这对他有利。”即是说，这个集团中的无产者都会尽可能地攫取个人利益，而“不会产生争取阶级权益的行为”。结果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了一句空话，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让这些无产者都为了公益而放弃私利，那该怎么办呢？只能采取非常的强制力，逼迫每个人放弃个人选择而去追求整体的目标。于是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成了大兵营，而这个无产集团统治的世界就成了一座大监狱。

          奥尔森是“公共选择”学派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他的代表作，专门探讨集团和组织理论。书里分析了各种集团和组织，有企业、工会和形形色色的压力团体。国家也是集团，是其中最巨型的一种。奥尔森挑战的是这样一条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集团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他通过演绎和归纳，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指出，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了，个人看不见自己与共同利益的直接关系，就倾向于将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转嫁到别人头上，以获得平均化的个人收益。俗谚有云“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集团就是这样，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很多大集团并未消亡，它们看上去生机勃勃，经久不衰？奥尔森说，这是因为集团的组织者采取了手段，去解决个人无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问题。市场中的企业集团，往往通过经济上的激励手段，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尽量协调起来。由于缺乏竞争，非市场集团主要依靠强制措施，使得个人服从集体，维持集团的运转。国家就是这样一种集团，虽然它总是鼓吹爱国主义，或者通过别的意识形态作为感召，力求让人们自觉自愿自发地为国家利益做贡献，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自愿集资和捐款而生存，它从来是靠强制的付款——税收。可以说，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制。所以，不要妄图感动它，它永远也不会放弃利爪。即使通过民主驯服了它，它仍有可能突然兽性大发，伸出利爪伤人。

          在奥尔森的理论里，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样的结论很容易在我们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一个民营企业的规模从小到大，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持团队凝聚力。还有，“合伙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形式，而当伙伴数量很大时却往往不能才成功，这一事实为小集团的优势提供了又一佐证。”如果比较我国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运作——前者比后者低效能，奥尔森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他说非经济集团的理性要比经济集团小，因为“经济生活中有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系，其成败也有标准”。 至于市场中的和垄断中的经济集团，奥尔森则提供一个有力的观察，“市场中的企业哀叹竞争的加剧，而在非市场中条件提供集体物品的社团几乎总会欢迎新成员。”中国的企业发展状况就是如此，虽然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大集团的并不多。相反，效率低下的国企却不断重组、兼并和扩张，集团化的步子迈得很大，小的变成大，大的变超级大。

          不过，虽然我们知道了小集团、经济集团和竞争的经济集团的优势，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大集团、非经济集团和垄断的经济集团去争取“共同利益”。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集体行动中，更愿意选择强制，而不是激励。奥尔森对此没有做出说明。而我自己的粗陋的想法是，这恐怕和财产所有权问题有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资产是产权不清晰的，被视为“公共的”或“集体的”，为了使用和处置它们，政府及各种政治性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生存也全系于此。但由于缺乏精确的“分利”标准，所以这类集团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强制。那么，一个市场条件下的运作良好的私人企业，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走上规模化，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大集团呢？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产权问题。因为企业发展中会产生新增的财富，企业的管理者想抢在这些财富分配到所有者名下之前，将它们占有。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企业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往往来自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奥尔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管理人员能够控制大公司，而且有时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的权益，这一事实令人惊讶”。实际上，答案可能很简单，管理层不能像所有者一样分配，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膨胀，使得所有权分散、分利者众多，这样来达到自己获益更多的目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回到梁文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问题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无非是增进他们的利益。前面我引用奥尔森的论述，已经证明这不可能。如果说相对于“无产者”，“有产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那也不是依靠“联合”的，有产者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无产者”要想增进利益，无非是：一、成为有产者；二、参加市场竞争。第一条出路并非不可能，如今的中国，很多人看上去贫困，实际上他们拥有一定资产，只是这些资产的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身上，使得他们的财产成为死财产，要改变则何种状况完全可以借助私有化改革，关键是政府有无这样的决心。第二条出路，就是无产者通过向他人提供服务来获得酬劳，逐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参考奥尔森的意见，要找工作，最好不要选择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治性团体，因为这些集团缺少激励手段，对无产者的脱贫致富没有太大的好处。这个建议其实挺靠谱的，放眼看看今天的中国，解决“无产者”的就业，到底是政府及其经济组织做的多，还是私企民企外企做的多，就一目了然了。没错，“全世界无产者竞争起来”，这就是我的政治口号。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能见到梁文道，请你务必将这句话转达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我对他的亲切问候。一次问候，或许不能带来一丝温暖，但却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 考古场域的人类学之眼——读《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

  作者：辄馨 发布时间：2013-08-06 14:03:51

  引子：回归考古人类学

      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得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以下引自本书皆标注页码，不另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重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1.甘肃走廊，2.黄河周边地区，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之为“赤峰”地区），4.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的，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逐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形成自身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性认识。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上“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

      或许出于谨慎的态度，吉迪教授没有继续深入物质文化遗存背后的人群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下考古学区域研究在分析模型上的匮乏。要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的活动以动态方式呈现出来，仍需当代研究者进一步的努力，在诸多可能的方法之中，“地理结构”也许是个合适的工具。当然，要将这一工具发挥出最大程度的解释力度，同样离不开政治-经济工具的使用，以及对中国史籍的熟稔。这些都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待借鉴，并加以尝试的“新工具”。

  文章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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