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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鹊之羽 发布时间：2020-07-28 18:21:53

  弃了。菜谱是不错，但是作者的观念输出像传销，引起不适。

• 作者：七月 发布时间：2024-01-12 11:21:21

  图胜于文。@2024.01.12北京国展

• 作者：草虫 发布时间：2019-11-09 06:37:15

  借口要了解晚清金石学和古董商的关系，翻阅了这部以吴大澂为中心的研究论著——自然，吴大澂不能和潘氏、翁氏等久负盛名的收藏家族相比，但以吴大澂这位有着开风气之先的收藏家为线索，梳理相关的书札、日记、档案，能管窥到清季收藏的一些典型案例。从叙述和可读性来说，三篇各有侧重，叙述也不显得拖沓，从阅读的感受来看，比起《古欢》要更耐读一些。

• 作者：D 发布时间：2017-10-24 22:34:26

  看过这本书在看犯罪小说总有些冲突

• 作者：陈钦鹏 发布时间：2019-04-11 00:06:03

  看完依旧无法厘清三个关键词：独处、孤独、孤单。首先跟译法有关系，然后是多遍文章多个视角，最后是理解问题，词难以达意。无法很好的理解这三个词并重述它们，但我大概可以理解三者间的核心区别。

  犹如书中提到的：独处和孤独是不同的，独处提供了一种存在性，因而是无情感的状态，是一种从痛苦之中获得疏解的孤单。

  所以独处大致是客观状态，而孤独、孤单有带有主观情感存在着的，但孤独可能是被迫也可能是自发，情绪状态与否不清楚，而孤单则是不愿一个人，更倾向负情绪。

  独处（客观）=孤独（主观）>孤单（负面情绪），

  独处是陈述一个人，孤独是自己感觉到一个人，孤单是觉得一个人挺难受，孤独可以演变成孤单，但不一定会变成，仅个人理解。

• 作者：豆友3885817 发布时间：2014-01-30 11:38:09

  好烂啊，买书不慎的结果。

• 不祥的蛋

  作者：陈灼 发布时间：2010-10-14 22:32:23

  看完了布尔加科夫的小说集《不祥的蛋》。

  说是小说集，其实由两篇中长篇作品组成，分别是《不祥的蛋》和《狗心》，是作家在1924和1925年间创作的科幻小说，前者发表了，后者审查没有通过，直到新思维时期（1987）才在苏联发表。

  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很有意思，《不祥的蛋》说动物学教授佩尔希科夫无意中发现了能引起变形虫急剧变大的神秘光线，结果正赶上国内闹鸡瘟，为了恢复禽蛋生产，投机主义者借用政府力量把教授的设备调往“红光农场”进行孵蛋试验。没想到由于混乱的物流错误，导致运往农场的鸡蛋成了教授订购的蛇蛋和鸵鸟蛋。大批巨型森蚺蟒蛇在外省拼命繁殖，大有进军莫斯科之势，军队也抵挡不住，死伤严重，愤怒和恐惧的公民围攻动物学实验室，把佩尔希科夫和他的同事们打死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寒冬忽至，蛇都冻死了。

  如果说《不祥的蛋》对社会的讽刺还埋的有点深，《狗心》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对新政权的“恶毒攻击”。老野狗沙里夫本来快冻死了，却让外科神医菲利普救回了家，吃好睡好，野狗的奴心日益浓厚。没想到菲利普除了帮莫斯科的达官贵人移植延长他们生理机能的器官外，还私下里搞前沿的脑移植研究。某日，助手得到一具刚死不久的无政府主义者尸体，神医冒险将死者的脑垂体割了下来，移植到狗头中。在精心照料之下，沙里夫活了下来，但却也发生了生理上的惊人变化，它开始越来越长得像个人了，颅骨变形，后腿直立，狗毛脱落，最神奇的是，过去埋藏在狗脑里的各种粗俗语言都让他（它）给“回忆”起来，一个狗流氓渐渐成型，在医生家里撒泼，出尽洋相不说，还上街加入政府机关，成了无主动物科长，到处虐杀猫。最吓人的是，还悄悄记下医生平时的反动言论，写黑信告状，好在收到告密信的是医生的一位“病人”。最后医生实在忍无可忍，冒着杀人犯的危险，把原来沙里夫的脑垂体给他装了回去。警察来家里寻人时候，看到正在变回成狗的沙里夫，吓得飙尿。

  还在沙里夫手术进行前，医生和助手在饭桌上有过几次精彩的对话：

  “还得知道吃的时候该聊些什么。对，要是您为自己的消化着想，我的忠告是，用餐的时候不谈布尔什维主义，也不谈医学。再有，用餐前，千万别看苏维埃的报纸。”

  “嗯……可您知道，没别的报纸可看。”

  “您就什么报纸也不看。您很清楚，我在医院里对三十个病例作过观察。你猜怎么着？不看报的病人自我感觉良好，被我指定看《真理报》的病人各个体重下降。”

  这位布尔加科夫，曾在生命的最后十年（1930到1940），创作出如恒星一般照亮文学世界的《大师与玛加丽特》，在这部跨越两千年的宏大作品中，《不祥的蛋》和《狗心》里对现实的直接讽刺，以及无处不在的幽默，都不见了。然而，那是怎样恐怖，苦闷的十年啊。向八十年前和八十年后，所有地下写作的作家们致意。

  @陈灼

• 剧变已来

  作者：坚定躺平的锡兵 发布时间：2020-04-06 11:37:07

  戴蒙德在82岁写出这本书，再一次佐证了他在《昨日之前的世界》里提出的观点，老年人的智慧是人类独有的宝贵财富。

  本书的研究基于戴蒙德式的、纵横捭阖的跨界思维，将心理治疗领域确立的、影响个人应对危机的12个因素略作调整，变成12个影响国家应对危机的因素，再基于这些因素所建立的框架，对现代史中7个国家的8次危机及其应对方式（6次已结束，2次进行中）进行了考察。这8次危机包括：苏芬战争及芬兰的对外政策调整；近代西方给日本带来的冲击及随后的明治维新；智利总统阿连德的被害及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印尼“9.30”未遂政变及随后的苏哈托上台和反共反华大屠杀；德国的二战失败及战后重建经历；澳大利亚的去白澳化过程；日本当前面临的劳动力缺失、创新力衰退；美国当前面临的极化现象（其中信息极化带来的政治极化其实是全球的普遍现象）。戴蒙德明言，选择这些案例的原因是他比较熟悉相关国度。研究这么小的样本量又无量化参数，并无可能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因此他仅做了“叙述性的探讨”，即论述在每次危机中，各项因素对危机的解决是否有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易读的研究著作，如果对上述历史事件较为熟悉，更可快速跳过大段的事件介绍，只看因素分析的章节。因素分析部分所占篇幅较小，也很容易理解，映射出戴蒙德所具备的那种宝贵特质：能够以简单但又有效的方法去研究重要的问题。戴蒙德的分析探讨有助于确认这些因素对危机处理的影响，进而为后续可能出现的、针对国家级危机处理的量化试验提供一定的框架设计思路。但他肯定想不到，书出版还不到一年，大规模量化试验的契机就出现了。新冠病毒一视同仁地席卷了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相当于形成了200个一致度极高、可深入分析比较的危机处理案例。在这里就着戴蒙德的12因素框架做些粗浅的分析，探讨一下框架的有效性吧。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新冠案例中，这意味着是否意识到新冠对本国/本地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采取针对性的行动。共识存在与否是有力应对危机的根本前提。目前在这点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亚诸地，尤以早在中国爆发前就启动了防疫措施的新加坡、香港为先。其他国家的后知后觉则令人大跌眼镜。看起来他国受难的信息似乎无法对多数国家的决策者和民众造成足够的压迫感，大部分人都要待疫情蔓延至身边才能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党派、阶层严重对立的国家，共识的达成也会受到阻碍，意大利的疫情在反对党执政的北部大区爆发，巴西民众称呼新冠为富人病，都是比较显著的例子。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病毒的蔓延如此快速无情，任何拖延和等待都只会让危机变本加厉。各国是否及时承担起应对自身疫情的责任，是否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责任，将直接反映在其病患的增长曲线中。不过，由于很多国家缺乏检测或统计的能力或意愿，有价值的全面比较还要等到疫情尘埃落定、真实数据被清理出来以后。

  因素3：划清界限。这里的划清界限指明确需要在危机应对中改变的部分。在新冠疫情中引发诸多争议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是否取消大规模活动到是否戴口罩，很多国家在曲折地扩张危机的影响边界。不过最大的界限差异会是在经济方面。疫情带来的衰退已经不可避免，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能力在经济政策上做出足够的改变以消除或减弱这种衰退。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鉴于没有国家能从他国的疫情中受益，国与国的互相帮助在本次危机是无可置疑的基调，但谁能获得帮助仍然是个问题。可以预见的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贫弱国家，由于没有渠道获取帮助，或没能力支付帮助的对价，反而会是得到帮助最少的。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作为发源地的中国，不幸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除此以外，依赖于高度透明的科研网络，其他国家大致上能够共享相同的经验和信息，但每个国家对他国经验的认可程度和解读能力仍然存在差异。东亚比其他地区应对的更好，是否因为他们更善于借鉴邻人的经验呢？ 美国的初期表现得如此糟糕，与其一贯高高在上的灯塔国心态难脱干系。

  因素6：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意味着国民能够团结一心并表现出充分的利他主义，即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识达成以后的危机处理效率。威权主义体制容易形成表面上的国家认同，但也无法杜绝阳奉阴违的拆台者，民主体制虽然也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手段，却需要更多诉诸个人利益和情感（“保护你所爱的人”）。但真正会因为认同不足而陷入困境的怕是处在分崩离析边缘的战乱国家。另外，当把整个世界作为面对新冠病毒的主体来看待时，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人类是否会形成同仇敌忾的整体认同，未来的国际协作是会更紧密还是更疏离。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病毒并不会因为自欺欺人的检测限制、信息屏蔽、统计手脚而不再扩散，这已经被多个国家的经历一再证实的。可以说这个因素被证明对危机应对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等到一切结束，应该有机会进一步量化分析，确认缩窄病患统计口径、禁止统计病患人数（比如禁用“新冠病毒”一词的土库曼斯坦）等不同情形对病毒破坏力的影响。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韩国因为SARS和MERS而建立的疾控体系是他们迅速压制疫情爆的重要基础，但还有很多也经历过类似传染病的国家（包括中国），却没能形成行之有效的防疫体系。经验虽然重要，还需要转化为实操能力，才是应对危机的直接保障。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糟糕的疫情爆发，目前还看不出有哪些国家会无法承受这种失败而衍生出更为可怕的次生灾害。虽然在国力薄弱或向心力较差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应对疫情所需的灵活性，既包括资源调配，也包括制度变革。有举国体制传统的中国在前一方面表现了很强的能力，使疫情走出了很急的U型弯。但就目前为止出台的扶持政策而言，中国的济困力度又远不如西方各国。不过这种对灵活性的考验同样是长跑，此消彼长的疫情和经济衰退结合，将极其考验各国领导者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的驾驶技巧。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言论自由、危机意识、社交距离、服从性、利他性，有太多价值取向可能影响病毒的传播和防治，恐怕很难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进行分析。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对疫情传播而言，地缘因素并非物理空间上的大小远近，而是交通线路所构成的拓扑图。受地缘因素影响最大的则是交通线路上的骨干节点，传播也在从交通枢纽向次级节点逐步扩散。像朝鲜和蒙古这样的闭塞之地，即使紧邻疫情发源国，也很容易通过封锁交通来控制疫情传播。而世界中心的美国虽有两大洋护体，这次却沦陷得相当彻底。

  以上因素对危机应对能力多多少少都有影响，但其中个别因素需要拆分，而另一些则存在合并同类项的可能。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无法归入以上任何一类：国力。显然，犯错再多的强国也可能在中后期翻盘，而弱小国家就没那么多试错机会了。说到底，戴蒙德提供的框架还只是研究思路而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只有和实际存在的量化指标结合以后，我们才能评估这些因素与国家级危机处理能力的关联，才能对未来的危机处理形成有价值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