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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勇立：儒家的“君子不器”与穆齐尔的“没有个性”

  作者：文景杂志 发布时间：2011-03-26 13:34:37

  　　原载《文景》杂志2011年3月号

  　　

  　　长期修习国学的读者乍一接触西学，未免有强烈的水土不服之感。的确，西方思想的展开和论证竭尽条分缕析、繁称博说之能事，跟咱们传统思想里重意蕴、轻逻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话语方式太不一样了。而且这种哲学的论说风格也潜移默化地移植进了不少文学名著之中，这给我们的阅读制造了无穷的麻烦和困扰。以20世纪的德语现代文学经典之作《没有个性的人》为例，这部厚度相当于《圣经》、《旧约》和《新约》叠加在一起的巨著，单是其两千页的篇幅就吓倒了无数读者，更遑论作者穆齐尔那种杂糅了科学阐发、文学描述和政论杂记的古怪文风，其行文冗长、晦涩、絮絮叨叨、云遮雾罩、话里有话，不用说中国读者望而生畏，就是在德语国家的知识界它也被公认为是一份难以消化的文化遗产。当代德国文化名人沃尔夫冈·柯朋（Wolfgang Koeppen）把这部小说比作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崇山峻岭，阅读此书无异于踏上“漫长而乏味的旅途”，战后著名作家齐格弗里德·棱茨（Siegfried Lenz）和霍斯特·毕内克（Horst Bienek）都承认自己读了不到一半就“心怀愧疚地举手投降”，通读此书非“职业的穆齐尔专家”（Berufs Musilianer）莫办。对于这部未完成巨著的阅读体会，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毋庸讳言，《没有个性的人》好比一座沙漠，沙漠中虽有几处景色优美的绿洲，但是从一处绿洲到下一处绿洲的跋涉往往令人痛苦不堪。如果你不是受虐狂，迟早都会放弃。”

  　　如此说来，这样一部经典巨著德国知识分子尚且难以读懂，中国的学人岂非更加无望？且慢妄自菲薄，我们要知道，不朽的经典之作都有一个共同点，都离不开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深深关切。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历史只是弹指一挥间，流动的是岁月，不变的是真理，所以大师的心灵都是相通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穆齐尔也不是特例，下文读者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典籍的记载里，就能发现穆齐尔思想的回声。我们大可以用穆齐尔完全陌生的东方文化之石，攻下这块西方传世之玉。

  　　穆齐尔作品里所表达的主题并不是很多，他最为关注的，也是他对那个时代最沉痛的批判对象就是他自己称之为“个性”的东西，这一重要思想他直接地用进了小说标题，所以，只有正确地和把握他的“个性”概念，才能领会他念兹在兹的做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的理想追求。“个性”概念可以说是整部书的津梁。但是这个概念绝不可以用日常经验中的规定性去把握，它并非是指个体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并且是稳固的性格、兴趣、嗜好等特性，其具体来源其实是马赫的“要素”学说。马赫是19、20世纪之交在欧陆红得发紫的物理学家，依照他的说法，自然物体无不是“颜色、声音、压力”等诸感觉要素的复合，甚至时间、空间、自我等主体感觉亦是如此。借助于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实验方法和手段，马赫把自我的感觉分解成了最细小的、无法再拆分的要素，推翻了过去唯心主义哲学把主体看作是一切经验的源泉和条件的看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要素构成了自我，或者说自我是诸要素的产品。

  　　毫无疑问，马赫的这一学说在今天是要受到严厉批判的，它最大的弊病莫过于抹杀世间一切实体，乃至存在方式的质的差别，我所知道的一位柏林大学德语文学教授就曾轻蔑地指斥马赫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白痴”。但在马赫、穆齐尔所处的理性主义、科学实证主义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要素说”却不乏其存在的合理性。穆齐尔以“要素”说为蓝本，发展出“个性”这一概念，“个性”就是为满足现代社会寸利必得的需求，对马赫意义上的诸“要素”的重新整合、配置所得到的产物。让我们说得再明白一点，穆齐尔所讲的“个性”是一种通过个人的有意识行为，主动去迎合资本运作体制下的功利目的所期待和需要的活动，因此“个性”不是个人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迁就世俗要求的问题。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普遍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梦幻之中，世人都相信启蒙理性指导下的科学技术会给社会带来无比丰裕的物质财富，实践理性能有效地阻止战争，保障和平，无需宗教的诺亚方舟，也无需传统形而上学的说教，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就能在人间打造出一片欢乐无限的伊甸园。作为头脑清醒的思想精英之一，穆齐尔对时代的弊病洞若观火，在他看来，思想与精神、以及各种物质实体之间的差别是不容抹除的，人类的理想价值不应该一元化，激情和理性不能只消耗在单一的逐利和享受的活动上。人应当活出有丰富而精彩的可能性才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生只能叫活着，不能叫生活。然而现时代无视人的内在精神需要，用人工智能对分割后的“要素”作组合搭配形成“个性”，一切文化和精神的话语和行为都必须接受人工智能的简化、选择和归类，以往传统社会里清晰可感的生活总体性被整个地剥离、打碎，本该丰富多彩的感性生活受到了简单而粗暴的条块分割，尤为糟糕的是，现代性对你成为什么品质的人无可无不可，但对你必须屈从于某个“个性”却是不容商量的。简言之，“个性”已经脱离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人人可用，后来穆齐尔在纪念里尔克的集会上发言说，所谓的“个性”（Eigen Schaften）其实就是共性（Aller Schaften）。

  　　在小说中，穆齐尔不无讽刺地说，现实世界被改造成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是某种有人性的东西在一种普遍性的营养液里移动。”现代性为他设置好的现成“个性”的个性，在他看来，就像张开大口的巨蟒等着他往里跳，作为一位坚持捍卫人的尊严的思想者，穆齐尔当然不会往里跳。他的这一选择同样反映在了小说中，主人公乌尔里希虽然有出众的数学头脑、逻辑思维能力和良好的身体条件，最终却拒绝了当时社会上最受追捧的职业——数学家、工程师和军人。

  　　行文至此，还要说明一下，用汉语的“个性”来翻译“Eigenschaften”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时还找不到更好的措词。即使在德语的亲属语言如英语、法语中，翻译“Eigenschaften”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英文简单地译作“Qualities”，法文最初译为“caractères”。当刚刚译成《没有个性的人》的法文译本送到穆齐尔手上的时候，他对“L’homme sans caractères”这个译法很不满意，倒是不通德文、艺术感觉超一流的诗人安德烈·纪德提出的译法“L’homme disponible”（可任意安置的人）令穆齐尔大喜过望。但“可任意安置”这一界定仍略显不足：它仅仅说明了主人公拥有了所有的技能，但却表达不出他对庸俗现实的激烈否定与抗拒，而后者在穆齐尔那里显然更为重要。毕竟，穆齐尔深恨他生活的时代，痛缅远遁的诸神和失落的崇高热烈的情感，他已经不能再像他的先人威廉·麦斯特那样从容地在自己选定的职业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生，所以他的批判锋芒必然要指向时代和历史，而不能满足于高调地夸示自己的多专多能。

  　　穆齐尔鄙薄安逸于某个固定具体职业、罔顾其余的思想我们很容易在儒家学说那里找到对应，那就是“君子不器”。所谓的“器”，原指器皿，引申意义为满足人的某一个具体需要的技能，“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当自限于一途”。很多人读罢《论语》都能发现，诲人不倦的孔子非常不愿意回答关于具体的职业活动的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樊迟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走后，夫子感叹道：“小人哉，樊须也！”更极端的例子还有，卫灵公问兵事于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的这句问话让孔子深感失望，第二天他就舍弃了卫灵公给他的丰厚待遇，离开了卫国。显然，无论是稼穑、苗圃还是统兵之术，在儒家看来都是形而下的器用之学，孔子远不是眼高手低之人，恰恰相反，他不但担任过鲁国“司寇”这样的高官，而且年轻时就曾做过“乘田”、“委吏”这样的基层干部，是执政能力相当强的政治家，他精通六艺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生活中的琐碎活计都不在话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这样的态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发展经济、武力攻伐、解决温饱，而是对人类自身的文明教化。

  　　人类社会自诞生那天起就动荡不已，争端不休，到今天也没有消停过，人类已经不止一次地次踩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上，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对此东西方思想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一直在缧绁之中。”所谓的“缧绁”，指的是人类贪多务得的私欲，孟子说得更干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用说在科技欠发达的古代，就是在今天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所能摄取的财富总量也是有限的，是满足不了无限膨胀的私欲的，所以柏拉图在他的蓝图设计中，把“节制”作为一则重要的条件，与“勇敢”、“正义”并列为理想国所必须的三大美德支柱。先秦的儒家在实践的道路上显然比柏拉图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文明规训的办法，即用礼乐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把民众教化成有羞耻之心，懂得谦恭礼让、躬行仁义的人。众所周知，孔门六艺依次为：礼、乐、射、御、书、数。为什么礼、乐排在首位？这是因为，礼乐之中通贯着人情，礼使人相敬相安，乐使人相爱相助。礼的目的在区别，乐的目的在融合，学礼使人厚重，明白君臣之礼，长幼次序，区别父子、兄弟、男女之亲，学乐使人在艺术美的享受中性情和谐愉快，性格变得宽厚、刚韧。臣民百姓接受了礼乐的陶冶、教化，无须自上而下的法令他们就能自动地符合规范，国家就有效地统一民心。因此，在儒家看来，礼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兴衰，其重要意义远不是经济生产或军旅征战的某项技能所能替代的。

  　　儒家强调学以致用，这就决定了他们哪怕是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也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积极态度。儒家的教育理念是“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只要接受教育的弟子修身、齐家的两项功课完成，就应当赶快为社会服务，教化万方，使得民德归厚，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入仕。对于入仕的弟子，孔子从来都是充满了关爱。比如子张想做官，孔子就谆谆教导他：“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更著名的例子是，子贡试探性地问老师：“有美玉于斯，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夫子很爽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对照之下，穆齐尔对“个性”的否定态度要坚定得多，几乎是没有一点商量余地拒绝“为了赢得世界而失去梦幻”，如果说孔子是个积极入世、坚信事在人为的实干家，穆齐尔就是个怀着真性情的艺术家，他只想通过幻想来消极地逃避现实世界。这个差异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能不能说，这是因为穆齐尔的时代比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更黑暗，更令人绝望？当然不能这么简单地类比，孔子的一生的遭遇非常坎坷不幸，他的学说主张始终不能被诸侯采用，屡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而他之所以能终其一生地怀着“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的达观心态，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个人气质禀赋的差异所形成的，毋宁说，这是因为两种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造成的

  　　前面讲过，在对待人类社会病症的问题上，东西方思想家的诊断是相当接近的，甚至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非常类同的。柏拉图就这样说过：“受神圣的智慧者的统治对于大家都是比较善的”，这跟儒家严格要求统治者提升自身的品德，为民表率的要求不乏异曲同工之处，并且，柏拉图还敏锐地洞察到，“智慧和控制管理最好来自自身内部，否则就必须从外部强加”。不幸的是，西方后来的历史正是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从外部强加”的方案：把道德的裁判上交给了神圣崇高的基督教义，具体而言，他们的道德规训来自于摩西十诫和耶稣的登山宝训，也就是说是直接来自崇高的天庭，民众不能怀疑，直接地照单全收并照做就行了。既然上帝是不可怀疑，也是不可试探的，那么上帝所规定的律法自然也是不容更改，更不容违背的。耶稣在宣讲上帝的律法时斩钉截铁地向信众明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也要成全。”

  　　这种超自然的道德规训在科学不昌明的时代还是能够有效地震撼人心，慑服民众的，事实上基督教也确实成功地统治了西方世界达一千年之久。但是这种建立在外部强加的信仰却有一个可怕的天敌：人类的理性。自启蒙以降，工具理性泛滥，反迷信、祛魅化将上帝赶下了神坛，传统价值土崩瓦解，道德完全失去了约束人心的力量，没等到天地废去，上帝的律法已经没人遵从了。面对空前失序的社会乱相，穆齐尔徒唤奈何，实在的空间四面八方都被庸俗的“个性”占领，不值得他期待，只能寄情于浪漫的幻想和神秘主义，虽然他所憧憬的“另一种状态”比柏拉图幻想中的“柏拉图”更不靠谱。

  　　儒家的思想同样经受着现代性的严峻考验，西方的上帝倒下了，我们的传统精神又能支撑多久？与基督教崇高神圣的教义相比，儒家学说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宝相庄严，相反，他们的教化充满了人情味，读之行之不乏温润亲切之感。孔子虽然希望通过仕途走行政之路来推行礼治，但是礼治本身确实从人的自然本性发展而来的。儒家又高度重视学习，但他们的学习不是咱们今天意义上为了某个文凭证书的满足实用目的的学习，而是追求并体验做人道理的对礼义的学习，这个精神流传了几千年，到今天中国人还习惯说：“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根叶为源”，“未曾学艺先学礼”。儒家的礼义并不是凭空而降，而是从人情的内在需要出发制定的，践习礼义就能使人由内而外地自觉地维护道德，更重要的是，“礼”的核心价值是“孝”，这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价值观。因为懂得孝道，中国人异乎寻常地眷恋家庭、疼爱亲人，这样的感情推衍出去便自然生发成了爱他人、爱众生、爱国家以及爱整个社会的博大情怀，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历经狂澜而不倒，成为今天民族之林中延年益寿、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

  　　这样我们就看到，中国人的道德价值体系根植于亲情、人性，世道再怎么险恶，至少我们爱自己亲人的自然本性不会改变，那么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仁义道德力量就有希望重新占领人性的制高点，也就是说儒家对人的希望一直是艰难而顽强地存在着。而西方的先人既然已经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全部献给了上帝，那么在今天，人类理性的洪水冲垮了庄严的神庙，人的精神希望自然就随着上帝的隐退一起零落成泥，价值虚无主义便泛滥不可收拾。穆齐尔们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是必然的。

  　　最后要指出，即使从知识兴趣和技能提高的角度说，“君子不器”的求道之说也是非常高明的，既然“君子务本，本立道生”，那么只要在大体上能够抓住核心根本，在实践中就能触类旁通，不管他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快速高效地找到窍门，创造出常人不及的佳绩，正如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所论：“惟是君子的人，涵养深邃，其体既无所不具，故其用自无所不周。大可以任经纶匡济之业，小可以理钱谷甲兵之事。守常达变，无往不宜，岂若器之各适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当大任，至于一才一艺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过于求备也。”由此可见，“不器”的境界与穆齐尔非“个性”的理想追求多么契合！假如穆齐尔有幸接触儒学，当服膺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