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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浙本为底本，以殿本为校本，参考各书提要、分篡提要及前人校勘成果，进行整理后出版的。

卷首，圣谕

表文

职名

凡例

1、经部一 易类一

2、经部二 易类二

3、 经部三 易类三

4、 经部四 易类四

5、 经部五 易类五

6、 经部六 易类六

7、 经部七 易类存目一

8、 经部八 易类存目二

9、 经部九 易类存目三

10、 经部一O 易类存目四

11、 经部一一 书类一

12、 经部一二 书类二

13、 经部一三 书类存目一

………………

194、集部四七 总集类存目四

195、集部四八 诗文评类一

196、集部四九 诗文评类二

197、集部五O 诗文评类存目

198、集部五一 词曲类一

199、集部五二 词曲类二

词集下

词选

词话

词谱词榜

南北曲

200、集部五三 词曲类存目

词集

词选

词话

词谱词韵

南北曲

阮后附纪

附录：四库未收书提要

四库撤毁书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书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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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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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清人张之洞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记号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氛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 作者：尒 发布时间：2018-08-18 14:16:32

  补课

• 作者：禾一 发布时间：2022-07-31 16:27:55

  不知纲目，无论读书。

• 作者：doxosophe 发布时间：2016-07-15 21:23:53

  翻译粗糙不能直视，另外封面居然还把韦伯当做涂尔干，尴尬。

• 作者：锥指 发布时间：2012-01-03 03:20:09

  考研的時候手硬翻過一遍，居然把裏面條目中的書名作者全都抄了一通

• 作者：月已馳兮 发布时间：2012-03-23 15:29:26

  真的写论文写伤了...呜呜呜

• 作者：马狗Margo 发布时间：2014-09-29 01:08:10

  太怀旧了，这书以前在图书馆翻过

• 谈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

  作者：谢二 发布时间：2017-11-03 10:00:58

• “聖裁獨斷”：《四庫全書總目》對清初朱王學術的政治化處理

  作者：无妄 发布时间：2023-06-28 11:01:19

  

  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術興起之前，理學仍然佔據思想界的主要陣地。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開篇即自發問答：“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無以平漢宋之是非。”因而若以考據學、漢學抑或經學的籠統概括，去處理有清一代學術，從而忽略清初近百餘年的理學延異，不免失之偏頗。清代學術之肇端，仍當自理學始。

  清初理學的發展，與是時帝王好尚緊密相關。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用三講的篇幅談“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其中便說到“自康雍以來，皇帝都提倡宋學——程朱學派”。康熙帝本人不但主動學習理學諸儒之書，同時對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讚譽有加：“惟宋儒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而後雍正、乾隆同樣潛移默化地受到朱子學的影響。

  夏長樸先生曾細緻梳理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總目》之撰及其背後所折射出的漢宋學轉向問題，並注意到《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下稱《凡例》）中的漢學衡量標準與宋學書目多入存目的現象。但當循此線索細繹《總目》儒家類中宋學著述的收錄編排及其提要撰寫情況時，可以發現其中還暗含著四庫館臣對宋學內部朱王分判的學術態度與處理。館臣編排去取的旨趣，尤以順康雍乾四朝的宋學書目為集中體現。這一學術史事的發覆，不僅有助於鉤沉乾隆朝時官方總結本朝理學的思想線索，也為觀察清初宋學向漢學轉軌前夜的學術細節，提供了一種文獻學上的視野觀照。

  一、《子部·儒家類》對宋學的定性

  在《四庫全書》館開館之前，官方在校核《永樂大典》時，購訪書籍並未有嚴格的朱王之判或漢宋之分的門戶傾向。乾隆三十七年（1772），內閣奉乾隆帝諭曰：

  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歴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歴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

  從這份購訪書籍的最高指示中，不難看出乾隆訪書之用意甚為平和，書目的去留一以關乎世道人心的實學與實用為基準，並未事先樹立具體的學術立場前鑒。四庫館開之後，隨著所收著述的增多，官方開始有系統地對這些書目分門別類加以處理。乾隆三十九年（1774），內閣奉上諭：

  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

  除了應刊、應抄、應刪意識的建立，乾隆還特別注意到了總目提要的撰寫。提要被提及之初，其性質僅就對應著述進行內容撮舉和著者記錄，是《四庫全書總目》最基礎的組成部分。將這些基礎分散的提要串聯起來，還需要總序、小序與按語在其中起架構作用，《凡例》曾對這些部分各有交代：

  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總序、小序、按語的加入，才得以與單獨撰寫的提要組成整體，系統展現《四庫全書總目》的目錄綱領分類與學術源流梳理，也同時摻雜進學術論爭的主觀立場。與四庫館臣對清初朱王學術處理的主題直接相關的，是《子部·儒家類小序》的一段文字：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仇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聖門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關、閩為宗，而依附門牆，藉詞衞道者，則僅存其目。金谿姚江之派，亦不廢所長。惟顯然以佛語解經者，則斥入雜家。凡以風示儒者無植黨、無近名、無大言而不慚、無空談而鮮用，則庶幾孔孟之正傳矣。

  在館臣看來，宋明之前的儒者務以通經適用，不自命聖賢。脫脫修《宋史》另立《道學傳》，在大宗之下另立小宗，脫離古儒旨趣的道學從儒學中分離出去。而道學內部又自分二派，使得宋元明的儒學演進成為道學門戶爭衡的場域。從這個角度來看《子部·儒家類》之立，對宋學而言事實上極具消極的學術意義。《子部·儒家類》結尾前的按語中，四庫館臣又說到：

  儒術搆爭之始矣，至宋而門戶大判，仇隙相尋。學者各尊所聞、格鬥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載。中間遞興遞滅，不知凡幾。其最著者，新安金谿兩宗而已。……儒者之患，莫大於門戶。後人論定在協其平，圻仍以門戶限之，是率天下而鬥也，於學問何有焉？今所存錄，但以時代先後為序，不問其源出某某，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而已。各尊一繼禰之小宗，而置大宗於不問，是惡識學問之本原哉？

  這番表述，字裡行間更加透露出館臣之於朱王學術汲汲於門戶爭論的憤慨。從《子部·儒家類》小序與按語兩部分敘述中可以看出，面對南宋至明的儒者以說經講學為名、而行爭奪門戶之實的舉動，館臣採取了逸出朱王論域的處理方式。首先，不再接續著宋明儒注重門戶師傳的敘述，通過“依附門牆，藉詞衞道者，則僅存其目”與“以時代先後為序，不問其源出某某”的做法，直接消解了師承與道統的再度建構。同時，圍繞朱王立場進行各自闡發的宋學著作，不僅在四庫館內的學術評判中處於輿論劣勢，而在文獻編訂上也一概收錄於存目類中。其次，跳脫以門戶論學術的範式，轉而尋找儒學中更大的價值引領，“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儒者無植黨、無近名、無大言而不慚、無空談而鮮用”才“不失孔孟之旨”。相比於各自尊奉濂、洛、關、閩等“小宗”，能真正返歸孔孟之旨，才是代表學問本原的大宗。

  與館臣上述處理相對應，針對清初刻意強調朱王各自學術门户的著作，在提要中皆未得到正面評價。如胡統虞《此菴語錄》提要便稱：

  其學禰姚江而祖象山，專持良知之說。於朱子頗不能盡合，如記陸子靜鵝湖講喻義一章，滿座為之揮淚。講畢，朱晦菴長跪以謝曰：熹平生學問，實未嘗看到此處。其軒輊類多如此，亦可謂深於門戶之見者矣。

  如果說提要關於陸王一脈著述的負面評價，會受制於康雍兩朝的尊朱環境而顯得不夠客觀，那麼再觀館臣對張時為《張界軒集》的議評，則顯示出這種疑慮的多餘：

  時為生胡居仁之鄕，乃獨從居仁宗朱子。故其言平正篤實者居多。然頗有主持太過者。如曰六經載道之書，非止為治天下之書。是徒知尊崇性命，菲薄事功。而不知大人之學由格致而治平，《中庸》之理自中和而位育也。又謂程子雲淡風輕一詩，與陰陽四時相準。四句分配四時之氣，一句亦分配四時之氣。如雲淡二字是春氣，風輕二字是夏氣，近午二字是秋氣，天字是冬氣。恐程子吟詩之時斷無此意。即伶倫製律、后夔典樂、周公輯頌，亦斷無此法也。他如擬奏疏於朝、請旨定天下傳奇為六等，古今無此政體。又擬定假名著書者視殺人之罪加一等，古今亦無此律令。其於程朱之學，殆猶食而未化歟？

  館臣所持學術判斷，並未因為朱子學在康雍兩朝頗受推崇的影響便有網開一面。除了批判朱王兩脈學者各自站台的著述外，消解朱陸差異的著作在館臣筆下亦未得到首肯。李紱《朱子晚年全論》提要說到：

  後之儒者，各明一義，理亦如斯。惟其私見不除，人人欲希孔庭之俎豆，於是始於爭名，終於分黨，遂尋仇報復而不已，實非聖賢立教之本旨。即以近代而論，陸隴其力尊程朱之學，湯斌遠紹陸王之緖，而蓋棺論定，均號名臣。蓋各有所得，即各足自立。亦何必強而同之，使之各失故步乎？

  李紱本是清代前期陽明學為數不多的中堅學者，而《朱子晚年全論》與《陸子學譜》一樣，本義都是為陸王一脈學術張本，館臣此番“各有所得、各足自立”的調合議論，未從原著支持陽明學的角度闡發。這種提要對原著主旨的改寫，可視為館臣厭惡門戶之爭的側面印證。

  二、館臣評判論學軒輊的新標準

  四庫館臣對清初學術評判的推進過程，並未僅止步於一味指責朱王兩脈的負面敘事上。《凡例》言：

  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並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仇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國家文教昌明，崇真黜僞，翔陽赫燿，陰翳潛消，已盡滌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漸，不能不慮遠思深，故甄別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畛㽣，以預消芽蘖之萌。至詩社之標榜聲名、地志之矜誇人物，浮辭塗飾，不盡可憑，亦併詳為考訂，務核其真。

  館臣所言前半段，再三強調了由學理異同而引發的的門戶朋黨之爭是南宋至明最重要特征表現，這與《子部·儒家類》的小序與按語並無二致。而更應引起關注的，則是後半段對清初學術“文教昌明，崇真黜僞，翔陽赫燿，陰翳潛消”“盡滌前朝之敝俗”云云的另一番描述。換言之，館臣眼中的清初儒學與朱王學術的代表，是早已超越前代門戶派系之見，而有著更高學術訴求的學人著述。

  關於這部分內容的索隱鉤沉，需要藉助《子部·儒家類四》的內容。《子部·儒家類四》共收清初宋學著述十七種。其中前九種分別為冠名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的儒學論著，政治色彩甚為濃厚。後八種則是清初學人的著述：

  

  在朱王學術對壘的語境下，清初宋學諸書紛紛歸入存目類，但此八書則得脫穎而出，位於抄刻之列，背後與館臣的學術評判新標準關聯緊密。《子部·儒家類四》相比於《子部·儒家類存目》的三、四部分內容，進一步提供了門戶之爭被否定後評判正學的義例。八書中第一部為王宏撰的《正學隅見》。提要曰：

  是編以周子無極之說，陸九淵爭之於前。朱子格物之說，王守仁軋之於後。諸儒聚訟，數百年而未休。大抵尊朱者則全斥陸王為非，尊陸王者則全斥朱子為謬，迄無持是非之平者。宏撰此書，則以為格物之說當以朱子所註為是，無極之說當以陸九淵所辨為是，持論頗為平允。其中雖歷引諸說以相詰難，而詞氣皆極和平。凡崇朱氏學者，稱先朝之亂由於學術不正，其首禍為王陽明。崇陸氏學者，稱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為周子真贓實犯之類，宏撰皆指為太過。其言曰：“予素信朱子，惟於無極太極之說小異。誠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徒剿襲雷同，以蹈於自欺欺人之為。”其亦異於好為異論者矣。

  這則提要所反映內容，形式上仍然從朱陸之爭的視角切入，但細繹之下又有差異。館臣極為讚同王宏撰從具體的學理出發釐定朱王學術，朱陸之間的無極太極之辨以陸九淵為是，王陽明與朱熹之間的格物分歧則以朱子為是。同時也頗為欣賞王宏撰在衡定學術分歧過程中詞氣和平的態度。館臣看重的，是推歸學術本身將爭論平實化，以消弭前代論學非朱即王門戶之見的做法。緊接著王宏撰著述提要之後的，是陸世儀《思辨錄輯要》提要：

  世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主於施行實政，不空為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為篤實。故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館臣對《思辨錄輯要》的評價，突出“敦守禮法”“主於實政”，不以空談心性、誠敬為意。而具體如何主於實政、切於實用，又借陸世儀之口的形式進行闡發，主張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皆需講用于世。總體反映出學理分歧消弭後，學術應謀求現實致用的傾向。

  王宏撰與陸世儀兩著的提要，基本為後續著作奠定了評價基調。餘下六種著作中，除陸隴其《松陽钞存》提要敘說版本信息而無學術內容評判外，另五種著作提要的主旨皆如丸之走盤，不出回歸學理消弭朱王門戶與學術應謀求現實致用兩大主題。從學術本身消弭朱王門戶方面，館臣在陸隴其《讀朱隨筆》提要中就說到：

  隴其之學，一以朱子為宗，在近儒中最稱醇正。是編大意，尤在於闢異說以羽翼紫陽。故於儒釋出入之辨、金溪姚江蒙混之弊，凡朱子書中有涉此義者，無不節取而發明之。其剖析疑似，分別異同，頗為親切。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提要也說：

  隴其傳朱子之學，為國朝醇儒第一。是書乃其緖餘，而於名物訓詁、典章度數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漢註唐疏為講學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探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論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誠敬，屏棄詩書，自謂得聖賢之心法。其於朱陸異同，非不委曲詳明，剖析疑似。而詞氣和平，使人自領，亦未嘗堅分壁壘，以詬厲相爭。

  陸隴其在清初的思想界享有尊朱闢王的盛譽，館臣在此更像是藉助陸隴其的學術名聲，將陸隴其視為尊朱而又審慎辨析朱王異同的形象，以表明對詞氣和平剖析學術異同做法的讚揚。與此相類似，《榕村語錄》提要在描述李光地的學術旨趣時說到：

  光地之學源於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墟於門戶之見，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採陸王之義。而於其是非得失，毫釐千里之介，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以視黨同伐異之流斥姚江者，無一字不加排詆，攻紫陽者，無一語不生訕笑，其相去不可道里計。蓋學問既深，則識自定而心自平。

  同樣將清初朱學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光地塑造成學力深厚、客觀辨析朱王學術的評判人。這種處理方式與其說是在表彰陸隴其、李光地的學術旨趣，毋寧說是為了突出四庫館臣自身欲通過各歸朱王本旨而將論爭平實化的主觀訴求。

  自學理角度彌合朱王論爭，邏輯上又與謀求學術現實致用相聯繫。館臣在周召《雙橋隨筆》提要中便說到：

  前有自序，稱老生常談，誠不足採。而藥石之言，原以鍼砭兒輩，與世無關。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於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數、崇實而不崇虛。“竊以為獨立之見，若中流一砥”云云，雖自詡似乎太過，而所言皆崇禮教、斥異端，於明末士大夫陽儒陰釋、空談性命之弊，尤為言之深切。

  這則提要中，評判《雙橋隨筆》的落腳點放在了“崇禮教、斥異端”上，恰好構成了學術致用與學理討論的兩個面向。雷鋐《讀書偶記》提要，則更將學術論爭的最終解決，指向了現實世界中的學理實踐：

  是編乃其讀書札記。大旨惟以朱子為宗，然能不爭競門戶。如卷一中一條云：“古人心最平，如孟子謂夷惠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而又謂其為百世之師是也。後世如陸子靜、王陽明、陳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謂其非孔孟程朱之正派也。然其砥節礪行，以之鍼砭卑鄙俗夫，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特平，較諸講學之家頗為篤實無客氣。

  這則提要用雷鋐著作中的原話，表陳了館臣不欲汲汲學術論爭、主張回歸各自學理並砥節礪行的實學傾向。《凡例》中對學術應主於實政與切於實用，有一更為精到的描述：

  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儒生著書，務為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於論九河則欲修禹跡、考六典則欲復周官、封建井田動稱三代，而不揆時勢之不可行。至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札皆改篆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議欲掘坑藏錐以刺敵，武僃新書欲雕木為虎以臨陣，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人人皆讀《左傳》。凡斯之類，並闢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

  “明體達用”“見諸實事”“求為有用之學”，是館臣對聖賢之學的最本質定義，通過《凡例》展現出來的學術原則，對釐定清初朱王學術無疑同樣適用，堪稱館臣判斷清初朱王學術的新標準。

  三、由帝王聖學統攝學術論爭

  《子部·儒家類四》所收的十七種著作，後八種所對應提要反映的館臣學術傾向已如上述。與此相映照補充，前九種冠名帝王的儒學論著，同樣值得關注：

  

  清初四帝九著中，雖然順治帝僅佔一種，但其書在《子部·儒家類四》中地位則不容小觑，《御定資政要覽》提要言：

  治天下者，治臣民而已矣。使百官咸禔躬飭行以奉其職守，萬姓咸講讓型仁以厚其風俗，則唐虞三代之治不過如斯。明之季年，三綱淪而九法斁，讒妄興於上，姦究生於下。日偷日薄，人心壞而國運隨之，天數乃終。世祖章皇帝監夏監殷，深知勝國之所以敗，故丁寧誥誡，親著是書。俾朝野咸知所激勸，而共躋太平。御題曰《資政要覽》，見澄敘官方，敦崇世敎，爲保邦之切務。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傳諸萬年，所宜聰聽而敬守也。

  在館臣的敘述中，是書之著，實緣起於順治帝反思明亡故事。之所以置此書為首，首先固然是因為順治是清代定鼎中原後的首位君主，但拋開這層原因，館臣更揭示出順治此書在治理邦國上滌除前朝弊政、開啟新朝國運，以及發見聖人之情的特殊意義。這也為後續康雍乾三帝的著作評價奠定了政治與學術相互牽連的基調。康熙《御纂性理精義》提要說到：

  我聖祖仁皇帝接唐虞之治統、契孔孟之心傳。原本六經，權衡百氏。凡宋儒論著於其見道之淺深、立言之醇駁，並究知微曖，坐照無遺。病胡廣等所編徒博講學之名，不過循聲之舉，支離冗碎，貽誤後來。

  館臣將《御纂性理精義》一書的意義揭示，放在明初永樂年間編訂《性理大全》事件的延長線上，突出《御纂性理精義》對明代學術的超越。除了關於著述本身學術水平的讚揚，館臣在撰寫提要過程中，將康熙納入道統譜係中、稱其“接唐虞之治統、契孔孟之心傳”的現象，則更加值得玩味。《御纂朱子全書》提要中，另有一處可加深理解康熙學術形象的表述，其言曰：

  其（《晦菴大全集》）記載雜出眾手，編次亦不在一時。故或以私意潤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說託名，全然無據；即確乎得自師說者，其中早年晚歲持論各殊，先後異同亦多相矛盾。儒者務博篤信朱子之名，遂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往往執其一語，奉若六經，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朱子者所淆。考朱子《語錄》稱孔門弟子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憾其擇之不精也。然則讀朱子之書者不問其真贗是非，隨聲附和，又豈朱子之意乎哉？聖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學，而睿鑒高深，獨洞燭《語錄》《文集》之得失，乃特詔大學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蕪，存其精粹，以類排比，分為十有九門。金受鍊而質純，玉經琢而瑕去。讀朱子之書者，奉此一編為指南，庶幾可不惑於多岐矣。

  朱熹全集的編纂經歷的過程頗為複雜，並且未能形成真偽足辨、整理精良的定本。直至康熙主事編訂《朱子全書》，才為學林提供了一部讀朱子之書的指南。結合館臣將康熙納入道統譜係的做法，提要所折射出的康熙形象，更像是一位揚棄明代學術、深耕宋儒文本、上承孔孟道統的聖王。

  館臣從學術角度出發，奉清初帝王為治道合一的明君聖主，在雍正與乾隆身上體現得更為顯著。雍正《御定執中成憲》提要言：

  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始著帝王經世之法。後來遞相推衍，互有發明。御製之書、惟唐之帝範，敷陳得失為最悉。官撰之本，惟明之君鑒，縷舉事蹟為最詳。然帝範頗參雜說，詞意或不深醇。君鑒旁摭諸書，義例亦為冗雜。至於宋之《洪範》政鑒，以焦贛、京房之說附會於武王、箕子之文，益離其宗。蓋聖人之道統，惟聖人能傳之；聖人之治法，亦惟聖人能述之，非可以強而及也。我世宗憲皇帝聖德神功，上超三古。闡明帝學，論定是編。汰駁存精，刪繁舉要。凡遺文舊籍，一經持擇即作典謨。猶虞帝傳心，親闡執中之理；殷宗典學，自述成憲之監也。雖百篇之裁，於洙泗何以加茲？家法遺留，以鞏萬世之丕基者，豈偶然歟？

  提要中的這番描述，對雍正的推崇已勝過康熙。館臣藉助儒家聖王傳心的典故，直接將雍正帝說成聖德神功上超三古的聖王，甚至認為其著述即便孔孟在世也“無以加茲”。緊接其後的乾隆《御製日知薈說》提要，在評價乾隆帝時也說：

  考三代以前，帝王訓誡多散見諸子百家中，真贗相參，不盡可據。……帝王之學，則必歸於傳心之要義，儒生所論說，高談性命而已。帝王之學，則必徵諸經世之實功。故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後吐辭為經，足以垂萬世之訓也。

  與雍正一樣，乾隆在這裡也是以治道合一的聖王形象出現的，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位，其著作也被直稱為經。

  描述雍正與乾隆的兩段提要，除直接將兩帝奉為治道合一的明君聖主外，還有一處極為重要的共同點，便是都提到了“帝學”與“帝王之學”的字眼。在《御製日知薈說》提要中，還明確說到帝王之學摒棄“高談性命”“徵諸經世之實功”，這便與館臣評判朱王學術的標準聯繫起來。關於帝學，館臣在《子部·儒家類》之外另有言及。如在南宋程大昌《禹貢論》提要中，館臣便說：

  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大昌講《尚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啟沃，而徒炫博奥，此誠不解事理。然以詁經而論，則考證不為無功。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而不在辨定禹貢之山水也。

  與儒學側重辨析學理不同，帝王之學強調學術之於現實的致用，提取學術中有益治道的成分。因而程大昌在經筵中講《禹貢》專事博奧考證，而疏於資用現實的做法便為館臣所不容。明代張元禎《東白集》提要中，館臣也說道：

  元禎以講學為事，其在講筵，請增講《太極圖》《西銘》《通書》。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詎可舍治亂興亡之戒，而談理氣之本原？史稱後輩姍笑其迂闊，殆非無因矣。

  這裡再次強調了帝王之學與儒學的差異，指出帝王之學應重於治亂興亡的借鑒。關於“帝王之學”的更具體描述，《日講易經解義》提要指出：

  《易》為四聖所遞傳，則四聖之道法治法具在於是。故其大旨在即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於帝王之學，最為切要。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非但占驗禨祥漸失其本，即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不言事。聖人立教，豈為是無用之空言乎？是編為講幄敷陳，睿裁鑒定。其體例與宋以來奏進講義大致略同，而於觀象之中深明經世之道。御製序文所謂以經學為治法者，實括是書之樞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要。信乎帝王之學，能見其大，非鯫生一知半解所能窺測高深也。

  館臣藉《易》言“帝王之學”，所看重的是言人重於言天、言事重於言心的學術取向。這恰恰與館臣在處理朱王爭論時所提出消弭學術論爭、將學術“見諸實事”“求為有用之學”的主張相互合流。而帝王之學“示人事之宜”“明經世之道”的旨趣，更是與館臣在品評《子部·儒家類四》所收清初學者著述時流露的正面評價若合符節，與此同時，將朱陸之爭問題實學化後納入帝王學傳統的做法亦剝蕉見心。

  至此再返觀《子部·儒家類四》所收著作，即先列清初四帝九著，再以符合清初政治正確的八種著作繼之，編排方式背後以帝王學術統攝清初儒學的意味甚為濃厚。館臣在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對御製著述的編排有一詳盡的考慮，《凡例》中交代說：

  歴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於列朝聖製，皇上御製，揆以古例，當弁冕全書。而我皇上道秉大公，義求至當，以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在衡鑒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從門目，弁於國朝著述之前，此尢聖裁獨斷，義愜理精，非館臣所能仰贊一詞者矣。

  相較於《隋志》僅從形式上將帝王著述冠各代之首，館臣則從學術入手，將清初帝王著作各從門目放入每一類中的起始處。這樣的安排方式超越了形式尊崇的意涵，而使帝王著作真正參與進對應門類的學術中進行“聖裁獨斷”，以達“義愜理精”。極端地說，在朱王學術處理與清初儒學走向上，館臣已將學術之公器拱手讓與帝王，順從清初諸帝裁定學林論爭的最終結果。

  四、結語

  肇端於南宋的朱陸異同問題，在王陽明出現後，進一步發展為朱王之間的學術爭論，至清初時，幾已籠罩思想界五百餘年的演進。在這個過程中，學術講求現實致用，本與各脈學術自身的學理演進並不背離，與學術門戶之間的爭衡與和會亦不相矛盾。但當館臣將摒棄“高談性命”“徵諸經世實功”的趨向提升至帝王之學的高度，其實質便轉化為以政治化的方式去斷學術學術軒輊、處理學術流派之間的論爭。這以做法無疑消解了宋學本身的豐富內容與多元面向。

  通過《四庫全書總目》的處理，清初宋學內部朱王學術的演進，已然呈現出一條門戶爭衡不定下，帝王以其聖裁獨斷，巧妙地彌合學術論爭的發展脈絡。這種粗疏單一、以政范學的處理方式，從政學角度而言，無視學人在學術評價上的自主性，將學術論爭的評判權拱手讓與帝王。就學術本身來說，則不僅將朱熹、王陽明學術背後內蘊的深刻旨趣加以簡化，同時也人為遮蔽了清初學術複雜的演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