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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一

东方医学留慧之树

《黄帝内经》是一部什么书

《黄帝内经》是东、万医学之根

传统中医的独特理论

《黄帝内经》的智慧思想

疾病预测学——五运，兀气学说

生命、天年、养生

生命的产生

生命的历程

生命的规律

人的正常寿命

人为什么会得病

六气与六淫

风邪，百病之长

寒邪，易伤阳气

暑邪，盘热阳邪

湿邪，秽浊阴邪

燥邪，干涩之病

热邪，火热阳邪

册二

册三

册四

　　赵建新，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从事中医针灸教学、临床及科研16年，在《中国针灸》、《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医教育》等发表学术论文44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其中主编14部，负责及主研科研课题13项，科研成果荣获科技进步奖3项，参加学术会议交流20余次。

　　田元祥，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届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委员（理事），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美国评估协会（AEA）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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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全面反映了中医养生学、康复学成就。其中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医疗模式和预防模式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将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人体身心的和谐视为健康的基本标准，对中医学养生康复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系统论述。把养生的典范分成上古真人、中古至人、后世圣人和贤人四级，认为后人能够达到哪一级，主要取决于个人养生的实践程度，详尽论述了养生保健、祛病延年的重要意义，是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也是一部光辉的养生学、康复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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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 作者：Halaa 发布时间：2006-11-04 15:59:07

  送给花花了

• 作者：Herr.Nos 发布时间：2014-05-07 1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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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许慎 发布时间：2018-06-01 16: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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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31 16:01:00

  一、《礼记》的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1]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17篇……而瑕丘萧奋以《礼》（案亦指《仪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学博士。

  然而《仪礼》仅17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15篇。这15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欲建立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西汉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汉代的礼家从当时流传的有关礼的《记》文中吸取材料，以补《仪礼》经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案即指《仪礼》），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举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2]

  如此众多的记文，礼家根据需要，选抄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85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49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礼记》49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49篇之《礼记》确系从各种记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礼记》49篇自戴圣抄辑编纂成书，在其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盖因传抄者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改字、增删所致。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之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议中皆引用得有《记》文，其中见于《礼记》者，当即戴圣所辑《礼记》初本之文。《石渠阁奏议》今已不可见，而《通典》中尚保留有当时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丧》记闻人通汉引《礼记·杂记上》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今本《杂记上》则曰：“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通典》所载闻人通汉之语盖约《杂记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讣”，则当为传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继宗子议》记闻人通汉引《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此条为今本《礼记》所无，颇疑为《礼记·曲礼》初本之文而为后人传抄所删或所遗漏。又《说文》中亦有若干条引用《礼记》的材料，其所引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说文句读》以为此所引是《礼器》之文。而今本《礼记·礼器》此条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者也。”《说文》所引，盖约《礼器》之文，然今本无“士二”之说，则可能为传抄者所遗。又《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而今本《礼记·少仪》此句作“尊壶者面其鼻”。是《说文》所据本之“偭”字，今本作“面”，显为传抄者所改。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还在今本《礼记》郑《注》中。郑《注》于《礼记》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为某”，或“某，或作某”。陈寿祺曰：“郑氏《礼记注》，引出本经异文，及所改经字，凡言‘或为某’者，《礼记》他本也。”[3]兹仅从《曲礼上》中举出数例。“宦学事师，非礼不行”，《注》曰：“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曰：“丈，或为杖。”“跪而迁屦”，《注》曰：“迁，或为还。”“其饭不泽手”，《注》曰：“泽，或为择。”类似的例子，仅《曲礼上》中就有十余条之多。据台湾学者李云光先生统计：“如此者，全书《注》中共计二百零六条。其中时有一字连举二种异文者，如《檀弓》云：‘袵每束一。’《注》云：‘袵，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乡人裼。’《注》云：“裼，或为献，或为傩。’此一字而举二或本异文者，共十一条。”[4](P38)由上可见，《礼记》在其流传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异本、异文之多。

  《礼记》在汉代流传过程中之异本，见于文献而今可考者，有刘向的《别录》本。《释文·序录》自注曰：“向《别录》有49篇，其编次与今《礼记》同。”案刘向校书在二戴之后，经刘向校后的《礼记》，与戴圣的初本自不能无异。《汉书·儒林传》曰：“小戴圣授梁人桥仁季君、杨荣子孙（师古《注》：‘子孙，荣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桥、杨氏学。”而《后汉书·桥玄传》曰：“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误）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是《礼记》又有桥氏本。而杨荣既与桥仁同师于小戴，且学成后亦独自名家，则可见《礼记》当亦有杨氏本，不过史书缺载罢了。据《后汉书·曹褒传》，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49篇，授诸生千余人”，是《礼记》又有曹氏本。据《后汉书·马融传》，马融所注诸经中有《三礼》，当是兼《周礼》、《仪礼》、《礼记》而言。又据《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是《礼记》又有马融校注本。据《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所著书，有《三礼解诂》，是亦兼《周礼》、《仪礼》、《礼记》言；又载卢植上书曰：“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敢率愚浅，为之解诂。”《释文·序录》即载有“卢植注《礼记》二十卷”，可知《礼记》又有卢植校注本。至于流传于当时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本子相互参校，并为之作《注》，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

  郑玄校订《礼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于诸异本、异文中择善而从，又在《注》中存其异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说：“郑氏不没别本异文，以待后贤考定，亦多闻缺疑之意，与他家之有伪窜经文流传后世者异其趣矣。”[4](P42)又李氏对于郑玄校书的体例和方法，考述至为详密，其《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之第二章，即专论郑氏对《三礼》之校勘，凡十节，兹仅录其目如下：

  第一节　以别本校之

  第二节　以他书校之。其中又有三细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书校之

  二、以相因袭之书校之

  三、以相关之书校之

  第三节　以本书内他篇经文校之

  第四节　以本书内上下经文校之

  第五节　以字形校之

  第六节　以字音校之

  第七节　以字义校之

  第八节　以文例校之

  第九节　以算术校之

  第十节　以审定正字之法校之

  其中仅第九节“以算术校之”未举《礼记》之例。是可见郑校《礼记》体例之严密。

  郑玄不仅对《礼记》49篇之文字进行校订，又对《记》文作了注解。郑玄的《注》，博综兼采，择善而从，且一反有汉以来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解经愈益烦琐化的趋势，而欲“以一持万”，“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5]力求简约，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记》文。如《学记》、《乐记》2篇，凡6495字，而《注》仅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3篇，凡7128字，《注》仅5409字，等等。这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而又至为简约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6]的繁琐的旧《注》来，其优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郑注本《礼记》一出，即深受广大学者欢迎。与此同时，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则很少有人研习，后来逐渐佚失，到唐代，原书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郑注《礼记》的体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节，作了详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释例》中[7]，对于郑玄校注《礼记》的体例考述亦精，读者可参看，兹不赘述。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礼记》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嗣后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落。然而郑玄所注诸经，当时称为郑学，却大行于世。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在此儒风寂寥之际，唯郑学“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据刘汝霖考证，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论语》三经外，《易》、《书》、《毛诗》、《仪礼》、《周官》、《礼记》和《孝经》，初皆宗郑学[9]，是皮氏所谓郑学“小统一时代”，确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礼记》本是附属于经（《仪礼》）的，而自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注》的影响所致。

  然而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王肃亦博通今古文经学，并遍注群经（其中包括《礼记》30卷，见于《释文·序录》、《隋志》以及二《唐志》），却处处与郑玄立异，有“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0]，当时称为王学。王肃党于司马氏，其女又嫁给了司马昭，因此凭借政治势力和姻戚关系，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10]。案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当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为嘉平，是王肃所注诸经立学官，盖不早于嘉平年间，这时已是曹魏中后期。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儒经义，帝执郑氏说，而博士之对，则以王肃之义为长，“故于此时，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11]

  晋承魏绪，崇奉儒学，而尤重王学，因此魏晋之际郊庙之礼，“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12]，而不用郑氏说。然王学之盛，仅昙花一现。到了东晋，王学博士俱废。元帝初年，简省博士，“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12]（《荀崧传》）。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则皆宗郑氏[13]。可见东晋经学虽衰，郑学则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中惟独盛行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学官，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反而立了博士，可见《礼记》学的传习，已胜过《仪礼》了。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据《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疆域狭小，人尚清淡，家藏释典，经学益衰。到梁武帝时，始较重视经学，经学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到了陈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经学，最可称道者，要数《三礼》学了。《南史·儒林传》于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诸儒，或称“少好《三礼》”，或称“遍习郑氏《礼》”，或称“尤明《三礼》”，或称“尤精《三礼》”，或称“通《三礼》”，或称“善《三礼》”，或称“受《三礼》”，而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诸儒，也都以礼学称名于世。

  北朝经学，稍盛于南朝，其间如孝文帝、周武帝，崇奖尤至。北朝号称大儒，能开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经，北朝诸经传授，多自徐遵明始。据《北史·儒林传·序》说：“《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的《三礼》学传于李铉等人，李铉又传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传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诸儒尽通《小戴礼》（案即指《礼记》），于《周》、《仪》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诸儒于《三礼》中，尤重《礼记》学。

  又南北学虽趣尚互殊，而治经方法，则大体相同。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所作传注，本为解经。魏晋以后人治经，则多以疏释经注为主，名为经学，实为注学，于是义疏之体日起。我们只要稍翻看《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传》，即可见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著作之多。其间为《礼记》郑《注》作义疏而声名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录皇侃《礼记义疏》48卷，又有《礼记讲疏》99卷。熊安生《礼记义疏》30卷，见于《北史·儒林传》。皇、熊二氏的《义疏》，即为唐初《礼记正义》所取材。

  隋、唐天下统一，经学亦归于统一。隋朝祚短，经学罕可称道者。隋立博士，《三礼》仍宗郑氏。然据《隋书·儒林传》所载，以礼学名家者，惟称马光“尤明《三礼》”，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刘焯、刘铉，二刘于诸经皆有《义疏》，并曾“问礼于熊安生”，然并非礼学专门。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于是自汉末以来经历四百年后，经学重又振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师古奉诏校订经文，撰成《五经定本》。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贞观十六年（642年），书成，凡180卷。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有诏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诸臣考订，加以增删，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于天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6卷（据《旧唐志》则为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据《旧唐志》则为37卷），总计182卷（据《旧唐志》则为181卷）。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书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为圭臬。自汉以来，经学的统一，未有如此之专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底本，以熊安生《义疏》为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批评皇、熊二氏之书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益乱也。皇氏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可见孔颖达之学宗郑氏，而偏尚南学。又唐人之《正义》，守《疏》不驳《注》的原则，因此《四库提要》批评说：“其书务伸郑《注》，未免附会之处。”[14]

  三、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

  由上可见，《礼记》之学，自汉末至隋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学为中心。然而这种情况，到北宋庆历以后，为之一变。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案作者为刘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作者为王安石）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15]可见庆历以后，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治《礼记》亦不例外。皮锡瑞说：“以礼而论，如郊湜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案参见《礼记·祭法》‘有虞氏湜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下郑《注》及孔《疏》所引王肃《圣证论》之说）。湜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参见同上郑《注》及陆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赵匡说）。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8]（《经学变古时代》）案皮氏所举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宋人的《礼记》学不再宗郑《注》，则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治《礼记》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当推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日编月削，历三十余载而成。《四库提要》说，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该博，取去亦最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14]从《提要》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价值。然此书不宗《注》《疏》，以《注》《疏》与所采众家相并列而举之，亦宋学风气所使然。

  宋人不仅不信《注》《疏》，进而至于疑经、改经、删经，或移易经文。如《礼记》之《大学》篇，先有二程“为之次其简编”，继而朱熹为之“更考经文，别为次序”，[16]即其显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学自任，因此特重《大学》、《中庸》，将此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这是道统之所在。朱熹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称《四书》，遂使《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而独自成学。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书》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此亦可谓《礼记》学之一变。此后治《礼记》而宗宋学者，即皆置《大学》、《中庸》二篇而不释（如元陈澔的《礼记集说》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录，以示对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礼记》由49篇而变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了“考试程式”，即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熹《集传》为主，《尚书》用蔡沈（朱熹弟子）《集传》为主，《周易》用程颐《传》和朱熹《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为主（案胡安国学宗二程），《礼记》用郑《注》、孔《疏》。[17]由此可见元人经学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试科目，《三礼》亦仅用《礼记》，益可见自唐以来，统治者重视《礼记》之学，远胜《周礼》和《仪礼》。

  元儒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的《礼记纂言》和陈澔的《礼记集解》。吴澄当时号称大儒，于诸经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吴氏治经，虽不为朱熹之学所囿，然其注述，于诸经文字率皆有所点窜，而于《礼记》则以意改并，以成“通礼”9篇，“丧礼”11篇，“祭礼”4篇，“通论”11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五书，《投壶》、《奔丧》篇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改并旧文，俨然删述。”[14]可见吴澄之学，实蹈宋学之迹。陈澔《集说》，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义而疏于名物。据《四库提要》，其父大猷师事饶鲁，饶鲁师事黄榦，黄榦为朱熹高足弟子，且为朱熹之婿，是陈澔之学渊源甚明[14]。可见《礼记》一学，虽科举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学风已大变。

  明人所颁“科举定式”，经书所主，仍沿元代之旧，《礼记》仍用古《注》《疏》。到永乐年间，《礼记》始改为“止用陈澔《集说》”。[18]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广等修纂《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即告成，计有《书传大全》10卷，《诗经大全》20卷，《礼记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书大全》36卷。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试士，以此为则，而“废《注》《疏》不用”[18]。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盛”。[8]（《经学积衰时代》）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42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可见明代经学，不过宋学之遗，而较元为尤陋。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22卷，“于郑义多所驳难”[14]，是亦宋学习气也。

  四、清代的《礼记》学

  清代号称汉学复兴，然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9]，是仍袭元、明旧制。然清初私学，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如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著述宏富，于礼则有《礼记章句》。其后治《礼记》者，如万斯大撰《礼记偶笺》，郑元庆撰《礼记集说》，方苞撰《礼记析疑》等，皆杂采汉、宋之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礼记义疏》82卷），广摭群言，混淆汉、宋，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于经学的垄断。其时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实亦汉、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复兴汉学为标帜的，始于乾嘉学派，这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然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如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仅自《檀弓》撰至《杂记》），短促而不具大体；朱彬的《礼记训纂》，又过于简约，远不及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严密详审。道、咸时期今文经学派崛起，则又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8]（《经学复盛时代》），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天宇.论礼记49篇的初本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J].孔子研究，1996，(4)：56-63

  [2]洪业.礼记引得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转引自陈乔樅.曲礼上[A].礼记郑读考[M].《清经解续编》本.

  [4]李云光.郑氏三礼学发凡[M].台湾：学生书局，1967.

  [5]郑玄.诗谱序[A].毛诗正义：卷首[M].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6]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张舜徽.郑学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84.

  [8]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刘汝霖.三国·魏·文帝·五年甲辰[A].汉晋学术编年：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陈寿.魏志·王肃传[A].三国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马宗霍.魏晋之经学[A].中国经学史：第七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4.

  [12]房玄龄等.志第九·礼上[A].晋书：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杜佑.礼十三[A].通典：卷五十三[M].《十通》本。

  [14]纪昀等.经部·礼类三·礼记[A].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王应麟，经学[A].困学纪闻：卷八[M].

  [16]朱熹.大学章句序及首章[A].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宋濂等.选举一·科目[A].元史：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张廷玉等.选举二[A].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选举一[A].清通典：卷十八[M].《十通》本.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 《原则2：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读书笔记

  作者：Di 发布时间：2022-05-22 10:58:47

  2021年的第20本书。

  我特别钦佩Ray Dalio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终身学习者，功成名就之后还在坚持研究和分享，试图去搞清楚现象背后的本质。想必他一定有颗无以伦比的好奇心。之前看过他做的《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讲得深入浅出，或许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并不扎实，缺少足够的理论推导或实证分析，但非常直观、实用。这次他提高了挑战的难度，试图搞清楚“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行的”，将问题的复杂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从这本书看来，我认为Dalio完成得相当不错。

  读完之后的感想如下： 第一，整个历史学科的存在价值，就是希望能够破解王朝迭代背后的周期规律，找到驱动历史车轮的第一性原理。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手段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我们越来越发现，世界的运行是一个复杂系统，混合了经济、文化、科技、社会、气候、生物、心理等诸多因素，远远不是史料分析和文献研究就能搞定的。如今再翻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会发现里面过份强调了少数“风云人物”们的个人德行与个人选择，过份放大了个别历史事件（xx革命、xx变法、xx战争）的作用，但却忽视了那些“看不见的手” - 尤其是经济（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人口（基本的能量供给和能量消费）、科技（对能量和信息效率的深刻改变）等方面。同时，传统的研究方法过于定性（想起当年历史考试主要靠背，什么事件都要背出三五条“意义”，而这些“意义”八成就是某些老教授拍脑袋想出来的），缺乏定量的分析。因此，尽管我们模糊地感觉到“历史总在押韵”，但还是很难精确地找到这“韵脚”到底是什么。 Ray Dalio的这本书试图用理性的方法去结构宏观的历史周期，这本身就是很有勇气的事情。Ray Dalio的结论是，历史上国家王朝的兴衰的背后都是一个崛起 - 顶峰 - 衰落的大周期，而这个大周期又可以被拆解为三个有一定独立性但又相互关联的自周期，分别是金融周期（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内部周期（秩序和混乱）、外部周期（秩序和混乱），而这些周期的更迭又受八个决定因素（教育、技术创新、成本竞争力、经济产出、贸易、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地位、储备货币地位）、若干辅助因素（如地质、自然现象、资源分配效率、基础设施和投资、品格/教养/决心、国家治理/法规、财富机会和价值差距等）以及其他因素（获取财富权力的动力、自私程度、领导力、文化、左倾右倾程度、对全球化的开放程度、借鉴历史的能力等等，个人认为这些因素太虚了）。这些因素（除了“其他因素”之外）都是可以量化的，因此通过对每个因素进行计算，就可以像做体检一样得到国家当前处于周期中的哪个阶段，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做一定程度的预测。

  

  

  我们可以将其试着总结一下：

  在帝国的崛起阶段，国家百废待兴，重视教育，开始能看到一些技术创新的出现，人民节衣缩食努力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成本竞争力，经济产出开始起飞，贸易也开始有起色，扩大了对本国货币的需求，但这时的军事实力还很弱，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更是遥远；

  在帝国的顶峰阶段，教育遥遥领先，技术创新大量涌现，同时也在被大量抄袭，人民收入很高，追求安逸的生活，削弱了创新上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同时带来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经济产出和贸易量达到峰值，巨大的货币需求导致政府拼命印钞举债，并且建立了世界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军事实力快速提升，但繁荣中开始有泡沫的迹象；

  在帝国的衰落阶段，人民群众大量的消费和军费开支也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大量印钞透支了储备货币的信用和吸引力，最终带来了经济的崩溃。贫富差距不可调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形成了自增强的负反馈，引发革命或战争。

  这个框架好的地方在于：直观，实用。它可以被用来解释1500年以来的3.5个巨大的周期（每个200年左右），即荷兰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和0.5个中华帝国的兴衰，甚至可以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那些持续200年左右的王朝（唐宋元明清） - 帝国的崛起通常是太祖、太宗、文帝、景帝， 之后强盛期变成英帝、武帝、宣帝，最后进入衰落期又变成怀帝、哀帝、殇帝。 第二，仔细观察这个框架，会发现其有一些很有趣的基本假设：

  经济/金融周期是最根本的周期。八个决定性的因素之中，经济相关的就占了五个（成本竞争力、经济产出、贸易、金融中心地位、储备货币地位），也就是说，Dalio认为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兴衰的第一推动力；

  人们的欲望（或者说多巴胺）又是经济周期背后的触发机制。在《经济机器是如何运行的》中，最基本的周期是信贷周期，而信贷周期来源于“借款人则想购买当前无法负担的某种东西”，所以才有借贷，而“一个人的支出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层层传导下去，形成了短期债务周期。因此，人类的贪欲才是所有周期的根源所在；

  教育先行。在Dalio提到的八个因素之中，教育曲线是最先抬头的。回忆一下，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恢复高考，说明人才的供给是增长的前提；

  弱化了领袖的价值。领导人并没有被Dalio列入八个决定性的因素，甚至都没有被列入辅助因素。在大国崛起的早期，Dalio简略提到了“strong leadership”的作用，但之后领导力的因素就消失了。可见，在Dalio看来，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这有一点像创业 - 创始人的价值在早期是最大的，但随着企业的发展，更多是市场和商业规律在起作用。有趣的是，企业的生命周期也可以表示为类似的一个循环 - 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是40-50年...

  第三，可以将Dalio的模型和马尔萨斯模型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一直以来，马尔萨斯模型都是我认为对历史周期率最为合理的解释之一。它本质上是一个生物学的进化论模型，认为周期是无限的人口指数型增长和有限的可利用能量增长的矛盾。从宏观视野上，细菌、植物、动物、人类、企业、国家都在马尔萨斯陷阱的压力下进行快速的演化，不断的再现繁荣、毁灭的周期规律。当技术能力恒定时，人类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的能量是边际递减的，而人口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能量消耗）是指数增长的，所以当人口增加到某个极限值的时候，消费大于供给，体现在历史上就是饥荒、传染病、战争等现象 - 本质上都是消灭人口，减少能量消费，重新达到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历史真正的主线是技术进步，因为只有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提高能量的供给（太阳能的利用效率），让地球得以承载更多的人口。 可以看到，Dalio和马尔萨斯模型的比较，本质上是经济学和生物学模型的比较：前者认为人类最本质的矛盾是欲望和支付能力的矛盾，由此引发信贷周期；而后者认为能量的供给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才是本质矛盾，进而引发了人口周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模型？ 第四，Dalio的模型有哪些问题？我自己能想到的一些可能的挑战如下：

  样本量过少。毕竟按照Dalio对完整周期的定义，真正满足条件的正样本也就十来个，在统计学上是没有太多说服力的。负样本倒是不少，不知道是否能够从反面做一些论证？又或者，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其实负样本也没啥用？

  对相关性和因果性的论证不够严谨，有点似是而非。看似每个大周期里八个因素都有先扬后抑的曲线，但仔细看下去，似乎每个周期里面各个因素起伏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大英帝国和中国来说，最先崛起的是成本优势，之后才是教育，等等；

  如何定义国家实力？这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也是我对于Dalio的模型最大的疑问所在。在书中，Dalio将其定义为“国家财富和权力”，在计算的时候取的是“18个实力指标的平均值”，也就是说，在这些周期曲线里我们看到的国家实力是8个“决定因素”和10个“辅助+其他因素”的算术平均，但为什么要取算术平均呢？为什么要用如此复杂的一个公式来定义国家实力？为什么是这18个因素（比如那个“借鉴历史的能力”就让我很无语）？没有其他因素遗漏了吗（比如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平均寿命等）？

  对各因素的量化方法是否合理，有待探讨。例如对教育指标的衡量方法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方面的份量大致相同，其中一半权重衡量的是受过各种级别的教育的绝对人数，另一半衡量的是质量，如高校排名、考试成绩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而对“创新与技术”的衡量方法是“衡量发明创造、技术进步与创业精神，其中一半权重衡量一国在关键创新指标（如专利、科研人员人数、研发开支和风险投资资金）中所占的绝对份额，另一半衡量外部排名和人均创新指标的综合（用来反映经济中创新的广泛程度）”，这些权重的制定是否合理？

  技术的进步是否改变了世界？换句话说，按照Dalio的假设，1500年以来的几百年，世界始终按照同一套机制运转，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发生。换句话说，贪婪的人性没变，所以周期律也没变。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力有了指数级别的提升（看到过一种说法，人类历史上只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技术进步），这是否对于人类的命运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在整个世界脱实向虚的今天，生产力的来源从劳动变成了数据和算力，价值的逻辑变了，会导致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吗？

  当然，我非常清楚这些问题都没有完美的答案。想要去搭建一个能够解释历史的量化模型，原本就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按照王立铭的说法，这属于“放养理论”而不是“盖楼理论”，将历史重新运行一遍，世界一定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只能去试图逼近一个标准模型，因此这些就当做是吹毛求疵吧。 最后，了解这个模型有什么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老祖宗说得在理，一通分析下来，不过是让我们对于当前的宏观形势有了自以为更好但大概率是错（至少是不够精确）的猜测而已。但人就是这样一台强化学习的机器，通过不断地假设检验来学习，提高自己生存的概率。 Dalio在全书的最后预测，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而中国正在走向巅峰。讽刺的是，现实当中似乎还未看到类似的迹象，那么到底是模型错了，还是模型真正预测到了我们尚且无法看到的未来？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感到乐观么？同样，书中还预测到，美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交出世界第一的宝座，盟主交接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番折腾，整个世界山雨欲来。这就好像100年前的欧洲，人们习惯了安居乐业与和平稳定，完全无法想象接下来几十年的世界大战和血雨腥风。如此看来，我们应该对世界的未来感到悲观么？ 没有永远的强盛，也没有永远的衰落。即便我们忧国忧民，但日子还是要一天天地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最坏的准备，但永远对未来抱有最好的期待。毕竟，如大仲马说的，“人类所有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两个词 — 等待和希望。”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