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新大纲升级版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由证券专业资格考试研究组编

第一部分业务监管

第一章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监管

第一节执业管理

考纲要求

知识解读

第二节主要职责

考纲要求

知识解读

第三节工作规程

考纲要求

知识解读

第四节职业操守

考纲要求

知识解读

章节自测

……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新大纲升级版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新大纲升级版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新大纲升级版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岁月忽已晚 发布时间：2023-02-25 23:00:58

  4.7/5

  完整解锁的第一本解谜书！吱呜又探索人生新领域了哈哈！前半部分的解谜沉浸感十足，抽丝剥茧，拨云见日。后半段有些疲累，尤其是拼纸模以及星宿那里，有点失去耐心。总之还是一次非常新奇有趣的体验（并且成功种草购买了另外两套绝版解谜书）能够预想到接下来一段时间解谜书将成为我的解压良药。

• 作者：午夜离子态舞女 发布时间：2022-03-04 20:37:23

  “---这么说来，你认为一种毫无希望的爱情，也能长久地保存在心里啦？

  ---是的，朱丽叶。

  ---而生活之风每天从上面吹过，却不会吹灭它吗？……”

• 作者：emma 发布时间：2018-04-27 22:12:31

  周老先生净说些大实话，看得真开心。不过开心归开心，整本书的评论多于分析和研究，感觉深度不够，对城乡间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全面开放的支持似乎也有点一厢情愿

• 作者：高立杭 发布时间：2016-07-04 15:50:38

  还是比较棒的

• 作者：陆钓雪de飘飘 发布时间：2017-05-08 01:00:04

  第1000本，2013年8月21日标的想读。《三字经》曰：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沛公研究文中子王通的成果有三：《中说译注》（2011）、《中说校注》（2013）、《中说解理》（2014）。入门可读译注。引用或古文功底较好者当直接用这本繁体竖排的校注。欲深入研究者当参考解理，乃收入《儒藏》项目的集大成者，其解说或有效仿钱锺书《管锥编》之意。这里单说引用钱锺书的一处好了：《列子·仲尼》：“鲁侯大悦，他日以告孔子，仲尼笑而不答。”张湛注：“今以不答为答，故寄之一笑也。”钱锺书曰：“此等张致，《论语》中孔子所无也。王通《中说·王道》："'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不语'，阮逸注即引'目击道存'；《中说》仿《论语》，而'文中子'又仿《庄子》中之孔子也。”（《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仲尼》）这是冰山一角。

• 作者：阿沫 发布时间：2022-08-14 15:21:35

  好书诶，不过更适合有人指导

• 结合儿童心理发展学解读一下，好书润物细无声

  作者：荣荣 发布时间：2021-01-08 09:04:59

  前几天读到有一段意思的文学史，在希腊柏拉图时代，就有一派学者认为文学让人分心，带来美丽的谎言，丧失清晰的思维，社会岌岌可危。所以孩童时代睡前读物就该是《几何原本》这种类型的书籍，主要知识性传授。

  而几千年过去了，孩子们的睡前读物却是《伊索寓言》等各种童话故事。而且文学作品不仅占据着书店大部分的畅销位置，也成为一个人从年幼接近阅读最本心的欢愉。

  这意味着我们认同，童话文学中蕴含着各个年龄层可以欣然接受的魅力，不同理解力在头脑里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亲近母语和果麦联合打造的"中文分级阅读"文库，根据 6-15 岁儿童的认知与心理特点，以及儿童阅读能力和素养发展的要求，分为 K1-K9。

  《木偶的森林》是中国本土童话属K3级别，意味着推荐给8、9岁的孩子阅读。

  

  同等级的其它11本书单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孩子们和野鸭子》、《门牙阿上小传》、《月光下的肚肚狼》、《木偶奇遇记》、《海蒂》、《稻草人》、《宝葫芦的秘密》、《草原上的小木屋》。

  结合儿童阶段发展，解读一下这本童话故事《木偶的森林》，带给孩子与家长哪些心智上的引导。

  01、关于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与正面典范

  故事开篇以小熊白黑黑开始，常年在养蜂专家熊爸爸终于回家，一家人温暖的团聚吃大餐开始。这样温馨的三口之家画面，很让小读者联想到自己的家庭状况，也容易代入到小熊的角色里。

  白黑黑的角色与8-9岁的少年心理特征类似，正在自我意识猛烈的增长期，开始尝试脱离熟悉的环境，好奇的打量外在的世界。

  白黑黑从小和母亲在森林过日复一日的生活，父亲每年回家变化的场景转瞬即逝，就要进入乏力的冬眠，而春天醒来时，往往爸爸已经离开森林开始新的一年的在外工作。

  

  当森林里修建了一条通往忙碌城市的火车铁轨，白黑黑蠢蠢欲动想要去冒险的心情很符合8-9岁孩子爱冒险的心境。

  这个阶段的孩子希望在新的环境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需要通过新同伴、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观察自己，进而评估和判断的依据，并通过勇敢的行为得到成年人的嘉许。

  白黑黑留下一张纸条给妈妈就爬上了火车，开始探险之旅，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进入马戏团被木偶人罗里施了魔法，忘记了过去的一切。

  白黑黑的父母是有爱心的家长，竭力给孩子营造温暖的成长氛围，但当白黑黑萌生探索世界独立冒险想法时，并没有任何家长的指导和解读，这就增加了危险性。

  尽管如此，白黑黑依旧彰显着勇敢坚毅的品格，为马戏团生存承担最危险的工作。

  这正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特点，他们愿意冒险尝试行为，自我意识增强，而在这个特殊阶段，更需要家长的密切而智慧的指导。

  成年人阿汤先生的做法很值得赞许。白黑黑第一次见到阿汤时问了很多问题，阿汤在耐心的给予解答时，建议他读一本《熊为什么要冬眠》的书，

  他说了解自己很重要“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

  在看了木匠日记后，阿汤一度认为木偶罗里可恨又可怕，阿灿认为木偶人更可怜，原本是一颗快乐的树，阿汤瞬间惊醒，意识到问题的本源，最该帮助的是木偶人罗里融化冰冻的心。

  

  阿汤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成年人的范例：面对弱小给予关怀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并以此挟持他们的自由；很机警的预测危险，并竭力分析找各种方法去深度思考，追根溯源找到难题的症结作出对策；面对挫折和困难善于利用资源，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帮助；坚持本心，用正义和善良感染他人。

  02、关于道德意识与社会规范

  幼儿能简单的区分道德中故意伤害和社会约定，即使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对绿色环境的教育也在深入的普及中，随意砍伐树木这种行为，孩子很早就知道违反了社会约定行为。

  但在8、9岁孩子随着记忆力和元认知能力的提高，对道德思考也会变得更加细致和复杂。《木偶的森林》中，一棵灵性的树木悲剧根源不再简单的一群伐木工的暴行，而是伐木工其中一位木匠的欲望。

  一个会说话的树，成为了一个木匠想成为艺术家的牺牲品，而变成木偶人的罗里，也是故事前半部分的“坏人”，而罗里的悲剧转化成仇恨，极端的想让动物们占领城市，报复自私妄为的人类。

  

  上了小学的孩子在智力发展上，对于道德的区分不再局限于非黑即白，好人和坏人，他们也在注意到行为的动机，也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声誉，不让父母家人误解自己的动机。

  《木偶的森林》的木偶罗里的角色正有很大的讨论性，他本身是一个受害者，正享受着最快乐的时光，没有来由的受到了木匠的砍伐，随意扔在冰冷的河水中，最后成为了一个木偶。

  这种情感体验让儿童理解什么叫做“不公正的伤害”，再深一层可以理解为校园被霸凌者，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反击还是忍受？报复还是忘记？

  而儿童阅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孩子提早体验一些现实未发生或者未解决的情绪反应。木偶罗里就是基于一个情绪反应而采取行动，有了目标和欲望，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甚至在伤害到了动物们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不予理会。

  木偶罗里对小熊白黑黑等动物们施加黑魔法，让它们忘记家人和过去，与木匠斩断树木与树墩的行为如出一辙。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孩子们会看待因果平衡会更客观、冷静。

  

  从成长的角度来讲，因果颠倒的推理可能是儿童用来获得更深刻的道德认知的一个机制。

  儿童理解观点、欲望和他人的意图，取悦于他们早期与家人或其他照料者高度情绪化场景的讨论，而之前的学习，可以让上学的儿童预测他人行为，他们会按照最初“心理理论”理解社会规则。

  所以在阅读《木偶的森林》曲折转换的人物设定时，建议父母与孩子一起讨论道德观，隐藏的观点、复杂而转换的节点选择是需要更强大的心理支撑。

  03、写在最后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该选择遵从他们心理和智力的发展阶段读物，主要目的是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解决内心的一些困惑问题，并且在最合适的时机，能够激发情感和心智积极正向的发展。

  如果推荐8-9岁孩子阅读，可以尝试这本《木偶的森林》开始，阅读并非捧着一本书作为“圣经”反复挖掘其深意或者改变一个人思想。而是该在合适的时机，尊重孩子的发展，并竭力提供帮助，有一些帮助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而我们已经提前做好，摆放在那里，他们需要自会取得。

  

  阿汤对养着两只鸭子的女孩说：

  “游泳是鸭子的权利，你必须要让他们得到鸭子应该得到的生活乐趣，这样才是爱他们。”

  作者介绍：荣荣

  每本书都认真读过，写书评，推荐好书！欢迎关注～@荣荣家庭关系教育

• 《The Code Breaker》读书笔记

  作者：Di 发布时间：2022-05-22 10:38:36

  2022年的第17本书。

  Walter Isaacson的最新作品，新科诺贝尔生物奖得主的传记，比尔盖茨的年度荐书，这几个原因让我下了翻开这本大部头的决心。全书以Jennifer Doudna的个人经历为主线，讲述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前世今生。然而坦白地说，这本书并未达到我预期的水平，前半部分写得勉强还算可以，但更多还是在描写人物的成长史，并没有将技术、产业的全貌梳理清楚，到了后半部分，注水太过严重，花了大量的笔墨在科学家之间的撕逼、技术伦理以及COVID19的抗疫工作上，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兴致。相比之下，王立铭的《上帝的手术刀》写得要好得多，语言精练，逻辑清晰，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这就是外行和内行的区别罢。

  无论如何，总算还是把这本书翻了一遍。读完的感想如下：

  首先，

  改变世界需要不同的角色，需要像Elon Musk这样的工程师，像Steve Jobs这样的产品经理，也需要Jennifer Doudna这样的科学家。在这个时代，后者尤其可贵，她们往往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是开拓性的。

  如果说每10年会出现一批伟大的企业，那么恐怕每50年才会出现1、2个ground breaking的科学发现。在生物学领域，上一个伟大的发现恐怕还是六七十年前对DNA结构的破译。然而，尽管科学上的拓荒更加困难，但成功的科学家却并未享受到更为丰厚的激励 - 无论是财富上还是舆论上。相比于企业家，公众对于科学家是极其陌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应该鼓励更多类似书籍的出版。

  其次，科学的第一推动力是好奇心。Doudna的成长是一个对大自然不断追问、不断探究的过程，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夏威夷度过的，和某生物学教授为邻、整天泡在野生环境里做实验的经历铸就了她坚定的为生物学奋斗终身的信仰。她很小的时候就读了父亲书柜里的描写DNA发现史的《The Double Helix》，并且是当做推理小说而不是科普书来读的。她的宿敌张锋也有类似的经历 - 从小对科学着迷，中学时就跟着大学教授做细胞实验，早早就确认了自己的志向。科学是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只有以强大的好奇心作为底层的使命，才有可能撑过那些艰难而迷茫的时刻。书中提到，

  I want to convey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science, meaning quests that are curiosity-driven rather than application-oriented. Curiosity-driven research into the wonders of nature plants the seeds, sometimes in unpredictable ways, for later innovations. Research about surface-state physics eventually led to the transistor and microchip. Likewise, studies of an astonishing method that bacteria use to fight off viruses eventually led to a gene-editing tool and techniques that humans can use in their own struggle against viruses...In a larger sense, her career would also be shaped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she was right when she first saw The Double Helix on her bed and thought that it was one of those detective mysteries that she loved. “I have always loved mystery stories,” she noted years later. “Maybe that explains my fascination with science, which is humanity’s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longest-running mystery we know: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our place in it.”

  The scientist does not study nature because it is useful.He studies it because he takes pleasure in it,and he takes pleasure in it because it is beautiful.

  - Henri Poincaré, Science and Method, 1908

  当然，仅有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科研方向的选择尤其重要。Doudna之所以能够取得诺奖的成就，关键是她一路上都“踩对了点儿”，尤其是她早年选择专注于RNA结构的研究，而不是当时大热的DNA领域。

  这是源于她的导师Szostak（也是诺奖得主）的观念：要敢于去问更大、更基础的问题，敢于去解决那些非常困难、然而一旦解决可能带来更深答案的挑战，比如破解RNA的结构可能会帮助人类理解生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对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追求。

  书中提到：

  “For both Szostak, who was well established, and Doudna, who wasn’t, switching to a focus on RNA was risky.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herd doing DNA,” Szostak recalled, “we felt we were pioneering something new, exploring a frontier that was a little bit neglected but we all thought was exciting.” This was long before RNA was being considered as a technology to interfere with gene expression or deliver edits to human genes. Szostak and Doudna pursued the subject out of pure curiosity about how nature works.Szostak had a guiding principle: Never do something that a thousand other people are doing. That appealed to Doudna. “It was like when I was on the soccer field and wanted to play a position that the other kids didn’t,” she says. “I learned from Jack that there was more of a risk but also more of a reward if you ventured into a new area.”Sz

  ostak’s excitement about discovering how life began taught Doudna a second big lesson, in addition to taking risks by moving into new fields: Ask big questions. Even though Szostak liked diving into the details of experiments, he was a grand thinker, someone who was constantly pursuing truly profound inquiries. “Why else would you do science?” he asked Doudna. It was an injunction that became one of her own guiding principles.The

  re are some truly grand questions that our mortal minds may never be able to answer: How did the universe begin?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What is consciousness? Others may be wrestled into submission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Is the universe deterministic? Do we have free will? Of the really big ones, the closest to being solved is how life began.The central dogma of biology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DNA, RNA, and proteins. Because it’s unlikely that all three of these sprang forth at the exact same time from the primordial stew, a hypothesis arose in the early 1960s—formulated independently by the ubiquitous Francis Crick and others—that there was a simpler precursor system. Crick’s hypothesis was that, early on in the history of earth, RNA was able to replicate itself. That leaves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first RNA came from. Some speculate it came from outer space. But the simpler answer may be that the early earth contained the chemical building blocks of RNA, and it didn’t require anything other than natural random mixing to jostle them together. The year that Doudna joined Szostak’s lab, biochemist Walter Gilbert dubbed this hypothesis “the RNA world.”An essential quality of living things is that they have a method for creating more organisms akin to themselves: they can reproduce. 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argument that RNA might be the precursor molecule leading to the origin of life, it would help to show how it can replicate itself. This was the project that Szostak and Doudna embarked upon.”

  第三，科学界越来越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合作，是传承。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坐在摇椅里思考一下就能得到答案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生物学领域，达尔文在发现进化论的过程中，极大地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尤其是自然资源限制导致适者生存的理念。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因病去世未获得诺奖）在X射线晶体衍射图像上的帮助，沃森和克里克是无法成功的。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演进，更是一场巨大的接力赛，书中提到的相关选手包括：

  1987年，日本学者Yoshizumi Ishino最先发现了大肠杆菌基因序列中的“重复”和“间隔”现象，但他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

  1993-2005，西班牙微生物学家Francisco Mojica最先认识到了CRISPR的重要性，他在不同的细菌中都发现了CRISPR现象，并且提出了CRISPR是细菌免疫系统的假说。CRISPR这个词语（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成簇的有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也是他创造的；

  2005.8，法国微生物学家Horvath和Danisco食品公司的研究主管Barrangouz通过酸奶嗜热链球菌实验证明了CRISPR的工作原理：它确实是一种适应性免疫系统，将新的噬菌体DNA整合到CRISPR阵列中，这使它们能够对抗下一波噬菌体的攻击。此外他们表明Cas9可能是干扰所需的唯一蛋白质，但CRISPR系统灭活入侵噬菌体的过程的细节尚不清楚；

  2006年，Berkeley的微生物学教授Jillian Banfield将CRISPR系统介绍给了Jennifer Doudna，让她进入了该领域的研究；

  2008.10，Luciano Martini和Erik Sontheimer发现CRISPR系统的靶向分子是DNA而不是RNA，并提出将该系统转移到非细菌系统，可能造出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

  2012.06，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团队证明除crRNA外，还存在第二种tracrRNA，tracrRNA与crRNA形成双链体将Cas9蛋白引导至其靶标。此外，她们将crRNA和tracrRNA可以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合成导向RNA（sgRNA），简化了系统；

  2013.01，张锋团队首先成功地将CRISPR-Cas9用于人体真核细胞的基因组编辑。

  这个名单并不完整，还有不少科学家个人和团队都是这张拼图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漫长的发现之旅。旅程的前半部分（2008年之前）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Mojica的论文先后多次被一流期刊拒绝，在很久的延迟之后才得以发表在并不令人瞩目的位置。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而旅程的后半部分则突然变得人满为患，当确定性变大的时候，赛道一下子拥挤起来，各路人马纷纷涌入，竞争变得白热化，也暴露除了科学界丑陋的一面。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Doudna团队和张锋团队的撕逼过程，其争执的核心在于，将在细菌中已经被证实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方法用在人类的细胞上，是不是一项“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工作：

  Thus the battle lines were drawn. Doudna and her colleagues had identified th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CRISPR-Cas9 and engineered a technique to make it work using components from bacterial cells. Their contention was that it was then “obvious” how it would work in a human cell. Zhang and the Broad Institute countered that it was not obvious that the system would work in humans. It required another inventive step to make it work, and Zhang had beaten Doudna to it. In order to resolve this issue, the patent examiners in December 2015 launched an “interference proceeding” to be decided by a panel of three patent judges.When Doudna’s lawyers asserted it was “obvious” that a system that worked in bacteria would also work in humans, they were using a term of art. In patent law, the term “obvious” refers to a specific legal concept. Courts have declared that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obviousness is whether the prior art would have suggested to a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in the art that this process would have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other words, you don’t deserve a new patent if you merely modified a prior invention in a way that was so obvious that a person with ordinary skill in the field could have done the same with a 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 Unfortunately, phrases such as “person of ordinary skill” and “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success” are fuzzy when applied to biology, where experiments are less predictable than in other forms of engineering. Unexpected things happen when you start fiddling with the innards of living cells.

  撕逼的结果就是，两边都是赢家，也都是输家。Doudna和Charpentier赢了诺奖和成就感，而张锋赢了专利和商业利益。我个人看来，这个结果还算是公平的，但过程实在是非常令人遗憾。撕逼和对簿公堂的大量精力如果用在合作上，相信一定可以更快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但没办法，在利益面前，人非圣贤，每个人在主观上都会放大自己的价值，而淡化他人的贡献。这是人性。事实上，即便是共同合作良久并且赢了诺奖，Doudna和Charpentier之间也是心存芥蒂，貌合神离，并且到最后都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公司。

  科学家也是普通人，我们并不能要求他/她们比其他人更高尚、更有胸怀，但我依旧向往那种学术界里乌托邦式的、传承的美好。正如书中写到的，诺奖结果公布之后的时刻，The nicest toast came from Jack Szostak, the Harvard professor who had turned her on to the wondersof RNA back when she was a graduate student. Szostak, who had won a Nobel in medicine in 2009 (jointly with two women), raised a glass of champagne while sitting in the backyard of his stately brick Boston townhouse. “The only thing better than winning a Nobel Prize,” he said, “is having one of your students win one.”

  第四，关于创新的范式。

  在书中的某些片段里，作者探讨了美国创新的范式。美国科研模式的创始人是MIT的Vannevar Bush。二战后，他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Frontier），建议将科学研究确定为美国永久的国策，建立研究性大学和国立实验室。这里的关键是让国家投入经费，但研究内容由科学家自主驱动。这一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美国只有很少的政府科研机构，大部分还是二战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建立的，比如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劳伦斯实验室等，此后几乎没有建立新的实验室。它甚至把一些国家实验室交给大学管理。即便是在实施阿波罗登月期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只是领头的机构，大量的工作交给了大学和公司的研究机构。这奠定了美国科技强国的基础。

  作者在文中将这种范式称为“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并且认为这种模式已经有些过时：There is some truth to the linear model. Basic research in quantum theory and surface-state physics of semiconducting material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istor. But it wasn’t quite that simple or linear. The transistor was developed at Bell Labs, the research 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 It employed many basic science theorists, such as William Shockley and John Bardeen. Even Albert Einstein dropped by. But it also threw them together with practical engineers and pole-climbers who knew how to amplify a phone signal. Added to the mix were business development executives who pushed ways to enable long-distance calls across the continent. All of these players informed and prodded each other.The story of CRISPR at first seems to accord with the linear model. Basic researchers such as Francisco Mojica pursued an oddity of nature out of pure curiosity, and that seeded the ground for applied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 editing and tools to fight coronaviruses. However, as with the transistor, it was not simply a one-way linear progression. Instead, there was an iterative dance among basic scientists, practical inventors, and business leaders.Science can be the parent of invention. But as Matt Ridley points out in his book How Innovation Works, sometimes it’s a two-way street. “It is just as often the case that invention is the parent of science: techniques and processes are developed that work,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m comes later,” he writes. “Steam engines l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rmodynamics,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Powered flight preceded almost all aerodynamics.”As Doudna and her team began working on CRISPR, two young food scientists on different continents were studying CRISPR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ways to make yogurt and cheese. Rodolphe Barrangou in North Carolina and Philippe Horvath in France worked for Danisco, a Danish food ingredient company that makes starter cultures, which initiate and control the fermentation of dairy products.Starter cultures for yogurt and cheese are made from bacteria, and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the $40 billion global market are viruses that can destroy bacteria. So Danisco was willing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for research into how bacteria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se viruses. It had a valuable asset: a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DNA sequences of bacteria it had used over the years. And that is how Barrangou and Horvath, who first heard of Mojica’s research into CRISPR at a conference, became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sic science and business.

  我个人认为这种评价是比较片面的。美国的科研创新和商业创新从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在各个领域，都证明了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多么有效率。今天很多人感叹为什么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作为一家私营企业的航天技术如此先进，其实SpaceX拿的也是NASA的钱，只是美国的科研运作方式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而已。事实上，美国研究最新飞机、导弹、潜艇技术的，都是拿了政府合同的私营企业和大学。这恰恰说明了Vannevar Bush模式的成功。

  真正值

  得讨论的，是科研创新范式的进化。之前听陆奇老师讲过，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

  范式，实验科学，于12世纪起在西欧一些大学兴起，最早的倡导者是英国的R．培根，对实验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7世纪英国的F．培根；第二范式，理论科学，指偏重理论总结和理性概括，不局限于描述经验事实，例如牛顿、爱因斯坦等；第三范式，计算模拟/仿真，在20 世纪50、60 年代兴起，起初应用于洲际导弹的研制、阿波罗登月计划、核电站运行等方面。第四范

  式，是由图灵奖得主、关系数据库的鼻祖吉姆·格雷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提出。他认为科学的第四范式是“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是数据驱动的创新。

  的确

  ，

  在数字化进程已经十分深入、计算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站在下一波科学进化最前沿的究竟是谁？按照陆奇老师的说法，“人工智能前沿到底是谁真正在驱动？答案是有一些大公司，也有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但其中跑得最快的却是DeepMind、OpenAI、SpaceX这样的研究型创业公司。DeepMind可能大家最近都知道，AlphaFold对蛋白质折叠有巨大的突破，OpenAI的GPT3对创新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SpaceX对航天发展的贡献，这些都是新一代的emergent的体系在形成。这些都是小公司开启的革命，但是它们有长期的、宏大的使命，有数据和研究的能力，它们走得比大公司还快。数字化技术和交叉学科正在大大加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比如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等。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时代，如果观察每个科学领域，它们几乎都在高速发展。”

  10

  年后，20年后，市值最高的公司还是Facebook、微软、Amazon和苹果吗？还是说，会有第四范式驱动的新物种跑出来？这让人十分兴奋，也十分期待。

  最后，关于大自然的美丽，关于造物主的神奇。在阅读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终还是CRISPR这种机制的巧妙之处 - 这是细菌的免疫机制，在CRISPR那些“成簇的有规律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亿万年以来细菌幸存者的记忆，是进化论的遗产。到目前为止，人类在生物学领域取得的绝大部分进展，都不是“原创”的，而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费曼说过，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还如此浅薄，以致于我们还只能做粗鄙的抄袭和简陋的模仿，离从零开始创造一个生命，还有遥远的距离。然而，哪怕仅仅是抄袭和模仿，在那些“顿悟”的时刻，在那些窥见答案的瞬间，依旧让人无比幸福。

  书中提到了Doudna的顿悟时刻：They paused for a moment and looked at each other, then Doudna said, “Wow.” As she recalls, “It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in science that just comes to you. I had this chill and these little hairs on my neck standing up. In that moment, the two of us realized that this curiosity-driven, fun project had this powerful implication that could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ject profoundly.” It’s a fitting scene to imagine: the behavior of a little molecule being able to get the little hairs on Doudna’s neck to stand up.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