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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韧勉 发布时间：2018-12-04 16:35:13

  要不是在万圣翻阅此书，万万没想到张磊夫就是大名鼎鼎的Rafe de Crespigny的中文名，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曾获儒莲奖。他师从于毕汉思和柳存仁，这本书可以看做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典范，以曹操的人生为剖面思考上古-中古历史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的转变。从人物传记角度而言，史料辩证较多，新意不多。但是注释非常丰富相近，可以看作是对1990s以前的海外三国研究著作的点评与综述，学术史意义深远。

• 作者：Thedeep 发布时间：2021-04-07 18:14:20

  很好的销售变革的书籍

• 作者：Cecile祁安 发布时间：2012-04-10 16:32:08

  几年前在大学里读完了这本书，从图书馆借的，后来一直想买，却没能寻到。书前2/3部分在写皇室生活的台前幕后，后1/3部分有点像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让读者了解了那段时期纷繁交错的历史事件。曾经的电影给大家制造了一个王子公主一见钟情幸福美满的美丽童话，而本书文字，让我们读到光鲜外衣下的悲情。茜茜不爱那个奥地利国王，可是当时母亲和姨妈都在身边几乎命令“快说你愿意……”那时她只有16岁！而后被他染上梅毒，也染上过肺病……可同时，茜茜也是位伟大的皇后，她促成了奥匈帝国的统一，博得了匈牙利人民尤其布达佩斯市民的爱戴。在茜茜遇刺之后，弗兰茨国王在日记里写到，“她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么爱她。”所以撇开悲喜参半的历史，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落日的余晖将宫殿与喷泉镶上金边，鸭在湖中游弋，天黑之前，请在我身边。

• 作者：飘荡的果壳 发布时间：2020-11-21 00:20:47

  这本书太水了

• 作者：我的老腰啊 发布时间：2023-06-19 20:56:59

  我对翻译的质量不作评价

• 作者：韦 发布时间：2018-06-15 15:56:17

  感觉个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看得最痛苦的一本

• 【转】钱穆：后汉书与三国志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1:19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做“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因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到下边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这两书，后人把来同《史记》、《汉书》合称“四史”，在十七史廿四史中特别受人看重的就是这四部。我没有查过“四史”一名究竟什么时人才提出，可是我们可想见，汉有前汉、后汉，既有所谓“两汉”，读了《汉书》，自会读到《后汉书》，因此班孟坚的前《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就常成为我们同时并读的书，这就成前后汉，或称“两汉书”，因此就有人把《史记》和两《汉书》并在一块称“三史”，这是历代正史里开头的三部，这也很自然。但照成书年代讲，则《后汉书》在后，《三国志》在前泻《三国志》的陈寿是晋代人，而写《后汉书》的范晔则是刘宋时代人。此两书又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如董卓、袁绍这许多人，《三国志》里有，《后汉书》里也有。因此读《后汉书》的人定会去读《三国志》。又且《三国志》里的蜀汉，国号也叫“汉”，是汉的宗室，有人认为要到蜀汉亡了才算汉代全体亡了，所以读两《汉书》的人自会再去读《三国志》，恐是因于这些理由。读历史的，读了《史记》、《汉书》，就会再去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至于《晋书》，要到唐代人才写定下来，并且从汉到晋中间自然有个分别，告一段落了。或许正为这些理由，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读了四史以后，或许没有精力读全史，于是喜欢治唐代的读新旧《唐书》，喜欢治宋代的读《宋史》，喜欢治明代的读＜明史》，不一定要从《史》、《汉》以下一起读，这是一点。又有第二点，无论读哪一代的史，总该先懂正史那一个大体例，这就定要先通了《史记》。《汉书》，才能来读下边的。而读《史》《汉》的定会继续陈范两史，这已如上所说，因此从来学历史的人，基本都是先读《史》。《汉》，或先读四史。不像现在，一切没有了个基本。所以诸位学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汉》，或四史，最好《史》、《汉》一起先读，读了《史记》不读《汉书》还不够，《汉书》才是断代史的第一种，但读《汉书》不读《史记》也不够，因许多大体例都由《史记》定下。至于今所要讲的《后汉书》与《三国志》，实际上已没有什么特殊可讲的。因他们都超不出《史》、《汉》这个大范围、大体例。照此一点讲，《史记》、《汉书》是创造的、特出的，而《后汉书》、《三国志》则只是摹仿、因袭的。固然《后汉书》、《三国志》里也有对《史记》、《汉书》变动的地方，如《史记》、《汉书》里只有讲经学的《儒林传》，而没有讲文学的《文苑传》，到范晔《后汉书》就有，这不是前面阙了，乃是历史演变，古代还没有专门所谓文章之士这一行，在《汉书•艺文志》里只有《辞赋家》，而《汉书》亦没有《文苑传》。如此之类，尚待我们讲了大的，小的自会看。所以我们只说《后汉书》、《三国志》是因袭，只《史记》、《汉书》是创造，开辟了史书一个新体例，但《后汉书》、《三国志》两书也有一个特别共同之点，应该在此提出来一讲。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无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几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

  　　

  我们试再讲到《后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已在宋代，在范晔《后汉书》以前，写《后汉书》的就有七家。及范晔《后汉书》出来，这七家的《后汉书》都不传了。学术上大体还是有一个公平，可见范书是有价值的。只因范晔是犯了罪死在监狱里，他的书没有写完，因此只有纪、传，而无志。我们不能说范晔不想写志，只是来不及写，已经下狱了。范晔下狱而死，他的书又是一部未完之作，而后来其书独行，即据此点，可想以前的七家或许并没有他的好。唐初章贤太子为《后汉书》作注，在注里就有许多零碎历史事情为范书所没有。这虽不能比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是也补进了很多历史故事。清代有一个经学大师惠栋（定宇），写了一部《后汉书集注》，他所补进的材料比章贤太子注还多了很多。清人还曾把七家《后汉书》合刻，但都是不全的，实际上这七家《后汉书》在惠定宇《集注》里也都有，不过是分散了，不是一家一家集合在那里。

  　　

  根据上述，可见读《后汉书》与《三国志》，读法要和读《史记》、《汉书》不同。《史记》中春秋战国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收，但《汉书》，如要补进班因所没有收的材料，就很难。西汉史料流传到今可以补进《汉书》里去的，实在很少了。但《后汉书》、《三国志》，很多材料，在这两部正史以外，为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也可见陈范两人的剪裁所在，但当时的历史，要之不尽纳人此两部正史内。因此《后汉书》章贤太子注不如裴松之注补进很多，但裴注也还有缺漏，此所缺漏，现在我们却反而大家知道。即此可见写史之难。如讲书法足称“钟、王”，王羲之是东晋人，钟繇是三国时魏人，陈寿有《钟繇传》，裴松之当然也注了，但钟繇在后代最大流传的是他的书法，而他之精于书法，陈志里没有，裴注里也没有，这只能说他们两人都缺，而且也缺得不应该。又如管宁、华歆两人年轻时同学，在院里锄地扒出一黄金，管宁连看也没有看，华欲则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扔下。有一天，门外有大官贵人过，听到车马之声，官宁没有理会，华歆就到门外去望了一望。等华歆回来，管宁就同他割席而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陈志钟华在一篇传内，华歆亦做了魏国大臣，管宁则始终没有在魏国做过官。后人推尊管宁为三国第一人物，此一故事见在《世说新语•德行篇》，也成了一件传诵千古的故事，几乎是大家知道，但在陈志里没有，而裴注里也没有。其他所缺的不止此两事。清末王先谦，写了一部《汉书补注》，又写了一部《后汉书集解》。民国初年，卢弼写了一部《三国志集解》。《汉书》有颜师古注，出于唐，但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讲，《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工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至于卢弼，诸位或许不知其人也正为王先谦有了《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而来写一部《三国志集解》。在裴注外，又添进不少材料，如刚才讲钟繇书法，以及管宁华歆同学时故事，他都补进了。卢弼这书，还是花极大工夫。可惜《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近人作补注集解等，而《史记》则没有。有一日本人泷川龟太郎，写了一部《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开始出版，我在北平偶然见到几本，中间错误很多，当时在北平图书季刊里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但目前大陆把此书翻印了。我们自己就没有人能来写一部《史记集解》之类，此事自不易。我们此刻讲史学的多不通经学，此是一难。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难。特别是战国史，太史公之《六国年表》就错得多，清人屡经研讨也无结果。要待我的《先秦诸子系年》始得一定论。不晓得哪一天，我们史学界或者有一个或几个人能来成一部《史记集解》，或《补注》，此真不易。诸位且莫看轻从前老一辈人的工作。如王先谦一部《汉书补注》，一部《后汉书集解》，对我们用处大。我们骂前人不懂历史，但他们至少已方便了我们。此间艺文印书馆所印二十五史，除上边几部外，此下还收有《晋书》斠注等好多种，都是清末民初人作，此刻我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但他们的书究竟是放在那里，供我们阅看，但我们总不问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全不理会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一个大毛病。

  　　

  现在我们再讲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的本身。刚才讲的主要是讲这一时代的史料，而这两书的本身则似无可多讲，因他们都是沿袭《史记》、《汉书》而来。《史记》有一篇《太史公自序》，《汉书》有一篇《叙传》，范晔《后汉书》就没有，只有一篇《狱中与甥侄书》，他没有儿子，这书是给他外甥侄儿的，书中写到他写《后汉书》的事。他说：“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他指出当时文章家毛病有此四项。一是“情急于藻”，写文总得有个内在情感，然而当时写文章的都要用力辞藻，遂使这个内在情感反而为词藻所迫，不平稳，不宽舒，这恐是“情急于藻”之义。一是“韵移其意”，文章必有个作意，而为韵所限，便“移其意”，失却了原来应有之位置。又一是“事尽于形”，文中事情为文章的外形所拘束。所谓尽，实则是不尽。“义牵其旨”的“义”字，该同“旨”字略相近，不当把自己写文章的大旨反为要该如何写文章之义所牵，而陷于不正确。这是当时流行骈体文之通病。其实即此四句，也见范氏自己不免正犯了此病。他又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写文章要情志，情志寄托故当以意为主。能以意为主，才能“以文传意”。可见他所谓“义牵其旨”这个“义”字是讲的文义，不该把文义来牵动文旨。我们若懂得文以传意，“则其词不流”，文章不会泛滥，然后才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芬芳”是词藻，“金石”是声调，此为文第二义，而非第一义。可见范蔚宗深悉当时人的文病。但看他这封书，向后不能比韩愈、柳宗元，向前不能比司马迁、班固，可是他已能在当时骈体文的重重困缚中要求摆脱。他的《后汉书》，文章写得也非常好。我今举此一例，想借以告诉诸位，将来若轮到诸位来写历史足有一番困难使诸位无法写，即在文字上。此刻白话文应用范围，其实也尚只在报纸新闻副刊乃及普通著作之类。如要写一传记，白话文反不易写。如要写一碑文，用白话，实不甚好。有时连日常应用文字也不能纯粹用白话，不得不转用简单的文言。若我们要来写一部历史，如《中华民国史》之类，单就文体论，便有大问题。我想诸位如要写史，最先便该重读文言文，至少三年五年，才来试写，不致的呢么啦，不成一篇史体文。范蔚宗父亲范宁，治《谷梁春秋》，是一个极有名的大经学家。范蔚宗学问有家传，他能看不起当时一般作家与文风，平心而论，《后汉书》也确不失为一部极好的史书。

  　　

  讲到《三国志》，有一问题很复杂。那时已是断代为史，汉代完了，晋代没有起，陈寿自己是三国中的蜀人，可是他在晋朝做官。照历史传统，是由魏到晋，陈寿不能不由晋而推尊魏。因此他的《三国志》，只魏帝称本纪，蜀吴诸主均称“传”，此层便有关后来史家所争的正统问题。陈寿尊魏，颇为后世所非。但他书称《三国志》，不正名曰《魏书》，不与《汉书》、《后汉》、《晋书》同例，既名“三国”，则是并列的，可见陈寿也有他不得已的用心。《三国志》里又有一问题，应该提出。此刻大家都说魏、蜀、吴三国，其实依当时历史讲，不应称“蜀”，应称“汉”。汉昭烈帝不能称蜀昭烈帝。当时蜀国人自称“汉”，不称“蜀”。此问题，诸位骤听似很无聊。但我们在今天也恰恰碰到这问题。其时吴蜀联盟，吴国人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见当时的吴国人也称四川是“汉”，不称是蜀。而陈寿《三国志》把这个“汉”字改成了“蜀”字，由写历史人来改历史，那真是要不得。汉昭烈帝决不能称“蜀昭烈帝”。诸葛亮《出师表》上的：“汉贼不两立”，也明明自称是汉，哪能改作蜀贼不两立？可见这一问题，也不仅是一历史问题，在我们当前，同样有此问题，在所必争。而且也不仅我们，在现时其他国家中，同样有此问题的也不少。近代有人说我们历史上所争的正统问题是不该再提了，认为此只是一种陈腐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才知道此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即是现实问题，不可不争。但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之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而从吴国人讲，通称蜀是汉。到今天，我们讲历史到三国，开头就说魏、蜀。吴。那就是跟着陈寿讲，但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日“蜀”。这问题在前有人讲过，特别是黄震（东发）的《黄氏日钞》里，提出这问题。我以前读《黄氏日钞》，对此大为佩服。但此刻翻查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它钞了东发《日钞》，又加上了宋代的高似孙，乃知提出此问题的还不是从黄东发开始。所以我要告诉诸位，在我们前代老辈人之工力，我们实不该把来看轻抹杀。

  　　

  我又想劝诸位，做学问不能只为写论文，也该学前人作笔记，笔记用处有时比论文大。我们尽要拿一个题目放大，好成一篇大论文，可以在杂志上刊载。但从前人考虑得周到，一条条笔记中，不晓容纳多少问题在内，易查易看，对后人贡献大。我们此刻写论文，尽求篇幅庞大，不想后来人哪能看这许多。即如卢弼，近人讲史学不会推尊到他，但究不能抹杀了。他一辈子成绩专研一部《三国志》，但也了不得。如我今天来讲《三国志》，一查《钟繇传》，又查《华歆传》，又查《黄氏日钞》论蜀汉这番话，他都有了。这些纵不说是《三国志》上的大问题，但也不能说不是问题。前辈人究曾下了实在工力，我们哪能存心轻蔑。这是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态度问题，或说心术问题。若先已存心轻薄前人，又何能在前人书中做出自己学问。好了，今天讲到此为止。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读书半杯茶】之94 《解码人》

  作者：curious Sam 发布时间：2021-05-27 12:19:08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两位女科学家引起巨大轰动。更难得的是，她们发明的基因切割技术(CRISPR+Cas9) 从发表论文到得奖只有短短8年时间。她们的工作对近一百年围绕着原子、数字技术、基因的三个革命性认识之一贡献巨大。

  1980年代中，一位日本博士生发现有的细菌基因组合里有一段段相同、重复的基因信息。2001年，一位西班牙科学家进一步认识到这种重复基因信息应该有重要的作用，似乎可以使细菌对有相同基因信息的病毒产生免疫力，并把它命名为CRISPR，当他争取太太意见的时候，太太大人说，这个名字不错，像是条狗的名字。几年之后，一个酸奶公司的两位研究人员，把某种病毒的基因组合嵌入到酵母菌中CRISPR的位置时，酵母菌就对这种病毒产生免疫力，这对生产大有好处。而这项工作拉开了利用CRISPR原理进行基因改变的序幕。

  珍妮弗•戴德娜(Jennifer Doudna)，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当地一个大学的教授，常常介绍自己喜欢的书给孩子们看。戴德娜上中学时，父亲给了她一本基因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华生(James Watson）的书，书中一位女性科学家的故事让她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戴德娜哈佛大学的博士导师跟她说做RNA吧，别人都在搞DNA，你要搞就搞个大的，看看RNA结构这个有名的难题能不能解开。戴德娜工作努力，成绩斐然，到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RNA研究的名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带着一大帮学生。

  夏邦狄艾（Emmanuelle Charpentier）生在巴黎，小时候走过当地有名的巴斯德研究所的时候觉得这个厉害，说自己长大了就来这儿工作。到2011年，也在RNA的研究中小有成就。

  这两位科学家在2011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见面，由夏邦狄艾介绍自己在CRISPR-Cas9（Cas9是一种能依附于CRISPR上的酶）方面工作的情况，提出合作的建议。她们都认识到，如果能准确理解CRISPR-Cas9是如何剪断目标DNA，就可能发展出更为有效的基因改造技术。她们各自选了自己实验室里的一位年轻研究员，四个人紧密合作，只用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这一基本原理找岀来，2012年抢在一位立陶宛科学家的前面发表了结果。

  她们的研究成果，立即被广泛关注，也同时激起了世界上很多研究机构的激烈竞争，要看看谁能第一个把这项技术应用到人体细胞中去。

  张峰（Feng Zhang)这个十岁从石家庄移民美国的年轻人，是波士顿Broad Institute 的研究员，他在人体细胞基因研究上工作做了很多，但对RNA不熟悉。于是他与洛克菲勒大学的马拉菲尼(Luciano Marraffini）合作，在后者的帮助下很快调整研究方向，在2012年底成功地进行了人体细胞的基因改变。2013年新年刚过，他的论文发表，可在同一份期刊上有另一篇非常相似的论文，出于他在哈佛大学的前博士后导师之手，原来师生谁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工作。到2013年1月底，共有5个实验室发表了相似的结果，包括戴德娜的实验室。

  好了，真正的好戏开始了。戴德娜说，她和夏邦狄艾发明的CRISPR-Cas9技术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全世界5个实验室差不多同时能把这个技术应用到人体细胞上，就是证明后者没什么大不了，我的工作是个研究生具体干出来的（对了，这个研究生曾在与张峰一起工作过，有人体细胞实验方面的经验）。张峰则毫不含糊，抢先成功注册了利用CRISPR做人体细胞改变的技术专利。双方从此结下梁子。后来虽然有风险投资人试着把大家搞一起开公司，但张峰一方强势难当，戴德娜半道退出，大家法庭上见，结果张峰赢了，在美国的专利被认可了！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张峰一方在提交了专利之后又偷偷把合作者马拉菲尼的名字拿掉，这个小动作在美国没出问题，但使他们在欧盟的专利申请被迫重新开始，排到了另外几位竞争对手的后面。几年下来，大家几败俱伤，只有律师们发了财。而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真正完美的专利授权，末了还得拉下面子又竞争又合作，何苦来哉。

  （作者举了个例子，当年积成电路的发明专利也有过相似的情况，但当事人英特尔和德州仪器选择了合作，彼此互相授权对方，成为日后科技届合作的榜样）

  但更为怪异的事情来自广州。

  贺建魁（Jiankui He）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研究人员，但非常用心于跟世界上有名的专家搞好关系，大小会议少不了他，每次讲的都差不多，下面坐着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没有一流的工作。但他有胆子，18年的时候第一次改造了一对双胞胎姐妹的基因，名义上是让她们产生对艾滋病毒的免疫力。这个做法引发了全世界各方面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辩论使这一做法受到广泛的指责。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正巧有个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戴德娜他们给贺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兄给大家的印象是不负责任，追求光环。事实上，两个小孩中一个人的基因改变只是部分完成，也就是说她对艾滋病并不能免疫，而这种改变的负作用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再者，改变后的基因放回前受精卵就已经分裂，两个孩子被改造的只是一部分细胞。2019年，这位始作俑者被定罪、罚款。

  作者Walter Isaacson是美国有名的传记作家，他的乔布斯传记影响不小。他在书中对各色人物的描写都是近距离观察，正反都写。

  比如他说张峰总是一团和气，笑咪咪的，可也有只是嘴唇笑而眼睛“不加入”的时候。他指出张的一些实验记录有可疑之处；又通过张的博士后导师的嘴指出张从导师实验室找人做自己的研究又不告诉他，太不仗义；而张所在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戴德娜、夏邦狄艾得了诺贝尔奖之后酸溜溜的声明也有失大家风度。但作者又开宗明义地说，当他问张峰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尽管张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他的竞争对手，还是一口答应，实在难得，从而进一步说张峰这个移民的成就就可以单独写本书了。

  他写戴德娜也是有褒有贬。他一方面指出她的高度竞争精神推动了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写到她曾因为自己见到了别的科学家有相似研究的论文草稿从而打电话催期刊尽快发表自己论文，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怪怪的。戴德娜与夏邦狄艾也是渐行渐远，后者认为前者太要强，太爱出风头了。

  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科学家们马上行动起来，通力合作。书中人物的工作基本上是研究有效的测试方法，但他们开创的领域为以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疫苗的开发提供了便捷的工具。

  也许日后大家都能像女科学家夏邦狄艾那样认识到，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过客，我们工作，死亡，然后别人接着干，只有我们的发现才是永恒的。

  推荐这本书。

  高嵩 22 May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