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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在元代被称做「乐府」、「歌曲词章」，表明这是一种音乐文学，是歌曲的唱词。它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歌谣俗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歌形式。它成长繁荣的环境是金元时期的城镇，它的作者虽然也有达官显宦，但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和民间艺人，演唱者大多是勾栏里的歌妓，所以它有浓郁的市井色彩，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文学。

　　元曲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元杂剧和元散曲，后者单指元散曲。本书是元散曲的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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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散曲在元代被称做「乐府」、「歌曲词章」，表明这是一种音乐文学，是歌曲的唱词。它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歌谣俗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歌形式。它成长繁荣的环境是金元时期的城镇，它的作者虽然也有达官显宦，但大多数是中下层文人和民间艺人，演唱者大多是勾栏里的歌妓，所以它有浓郁的市井色彩，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文学。

　　元曲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元杂剧和元散曲，后者单指元散曲。本书是元散曲的选本。

• 作者：文言 发布时间：2011-12-27 14:51:58

  没事的时候翻翻看

• 作者：楚大刀 发布时间：2014-03-26 14:30:26

  好空洞。。。

• 作者：das Rätsel 发布时间：2015-03-30 10:40:45

  《雨伞》那篇，真是纯爱的巅峰。

•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7-20 22:22:59

  我不否认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过你

• 作者：Panda 发布时间：2017-07-21 15:19:53

  徐则臣和路内同是来自南方小城的70后作家，同样可归属为底层叙事，但两者的写作高下立判，无疑北大中文出身的徐则臣有着更多的艺术高度，但呈现出一个规律，科班出身具有艺术的丰满但相应的肉身的贫瘠。路内作为一个技校“混混”有些写作占有先天优势或这种肉身的丰满只有本人亲历才得写成。

• 作者：董事长 发布时间：2019-03-22 22:51:13

  因为老干部的傻屌操作跟他闹小情绪，晚上下班看了这本书，看完想过去抱抱他

• 擅写“人性”的张爱玲，应不应该写“社会”？

  作者：雾中风景 发布时间：2020-04-11 00:01:56

  余斌的《张爱玲传》自1993年初版以来，数度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于2013年，是距今最近的一版。据书末每一版的作者后记说明，每一次再版时，因为各种原因，主体内容几乎未经多少修改、增删。在此情况下，这本《张爱玲传》经过了近30年的岁月，依然被奉为经典，成为了解张爱玲生平及其作品的必读之作，虽也与目前缺少好的张氏传记有关，但其“珠玉”之质毋庸置疑。而我主要想从作者对《十八春》的评价，谈一下他在“著书立说”时，自身观念的局限性。

  作为一本老书，它虽有新材料不足（遗作上，《异乡记》及三部“自传”未面世）、修订不勤之虞，却仍是长期难以被超越的一本张爱玲“评传”。就“传”的方面，作者对张爱玲其人的生平，兼有细腻入微的体察和绝对世故、不天真的洞达。作者几乎摒除了一切主观上可能有的罗曼蒂克式的绮思和传奇性的渲染——市场条件下所涌现的大批张爱玲传记，大抵逃不脱这样的弊病，不免流俗。

  本书中，作者以“还原”为手段尽可能严谨地推求张爱玲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心理、她的环境，以此为凭据来解释当时的处境下她的反应和行动举止。作者希图为张爱玲“祛魅”，从而达到“接近”她（真实人格）的目的。简单来说，作者正是以张爱玲“张看”世人的方式，来“张看”张爱玲，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趣味，因而其观察所得甚为“适宜”（上海话：舒服、妥当、合适），也见其深刻犀利。

  “评”的方面，本书主体改自作者的硕士论文，以当时评论界通行的“作家论”作底——作者也坦诚，作家论于今已显过时，但作家论恰可使本书由扎实的“评论”转变为“传记”——故而文学评论的专业性自不待言。但也由于此书年代稍远，20余年来，张爱玲遗作及其生平新材料的发掘，加之张爱玲研究的兴盛，业已取得的研究进展，使得此书所论虽很显“见识”，以我个人之见，还应归入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通识”范畴。不过这断然不是批评之辞。作为小白级读者，我倒正需要足够透彻的“灼见”更甚于“卓见”和惊人之见。此书提供了一份足够端方的“识见”，或也可称之为一种从张爱玲出发的文学与人生的教育。我想这即便是对于更高阶的读者也相当重要。因此，作者的这一份“识见”是弥足珍贵的，对它的欣赏和感激应远胜于挑剔。

  或许不太重要，却应该一提的是，本书用辞力求文雅准确，因而行文稍显艰涩、信息密度较大，读来是一场有“负担”的享受。只读一遍是不够的。

  最后说一点缺憾之处。作者对张作品“人性立场”的评述我基本认同，且能学到很多。不认同的地方是他对《十八春》（即后来的《半生缘》）的评价似乎过低。在他看来，张是将《十八春》的爱情悲剧归咎于外因：社会、经济（制度），并通过一连串巧合制造了悲剧的结果。这种“通俗化”的处理手法，与张爱玲一贯着力于刻画的“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相比，深度上体现出了明显的落差，表明张在共和国初期，为求自保，背离了自我的创作观，人生观，令人扼腕。

  其实，在《十八春》（我没有读过《十八春》，读过《半生缘》，但据本书中对两者删改差别的描述，大致了解了前者的情节，改动大多涉及“政治适应性”）作为言情小说的“政治包装”下，张爱玲也并未放弃在小说无关“宏旨”之处排布她的“世故心”。若单说“社会制度”，这个东西也绝非完全不关涉人与人性的本真，它其实就是人的处境之一种。

  《半生缘》恰恰证明了张爱玲在“制度批判”和“言情特质”下施展“世情观察”的能力。（比如她把经济的、社会的因素，与人性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女主人公曼桢的“身世之感”，这也是故事的重头戏。“身世”二字在这篇小说中有千钧之重，是一种决定性的、宿命般的“下坠”的不可抗力。）

  可见作者仅鉴于《十八春》和《半生缘》是立足于经济、社会的基底，便对之加以贬抑，是不足取的。作者一面承认《十八春》和《半生缘》是“高级”的言情小说，一面又始终回避指出和讨论其高级在何处。他这种在文学的“雅”与“俗”之间的踌躇，或更甚于特殊处境中的张本人，毕竟是“门户之见”在作祟。

  从文本中可以看见，他对张创作中的人性立场的反复强调及深刻认同。显然，张的绝大部分创作都符合这样的标尺，因而都能入作者之法眼，而《十八春》恰是少数例外之一。而且《十八春》这个例外又与《秧歌》、《赤地之恋》这样纯粹为政治目的而存在的小说有所区别。如果接受方本是看重政治宣传，那么小说是否勾勒“人性”便不必太看重，至少不必要求太高。但是《十八春》虽经“包装”，其主题及主体情节还是关于“男女之情”，就是张写顺手了的故事，作者自然希望它接近《传奇》之处尽量多一些，容易对它产生有关“人性”与“情欲”描写的悬想也是人之常情。

  正因《十八春》是介于“社会的”与“人性的”之间的这样一种暧昧的地位，让我们隐约嗅到作者态度的“暧昧”，并从中咂摸出作者半遮半掩的“门户之见”。所谓“门户之见”，是指作者基于对文学深度、对张爱玲（所有的）作品提出“人性立场”的要求，自己定义了“何为严肃文学”，并对之有所坚守的观念。观念作为认知的基础存在于人的心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有所流露。作者对《十八春》之“好”欲说还休的心态，说明他对“严肃”立场之坚守，是“不自觉”的。

  从本书附录《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一文观之，这“严肃”的文学观，或与作者对“新文学”其革命性、社会批判性的过度反叛有关，这使他难以从更广阔涵容的视角，理解“人”的社会经济性。

  只是若少了对门户藩篱的坚守，恐怕作者也难以对张其人其作，达成鞭辟入里的理解和深入骨髓的同情。

  作者在“后记”中说目前所成之书有遗憾，并许愿：留待传主的材料更全面丰富之时，有意对本书作较大的修订，因而暂时免去屡次再版时的小修小改——“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拭目以待。

• 张卜天：译后记

  作者：我是喵叔 发布时间：2019-12-06 15:46:53

  译后记（张卜天）

  欧几里得（

  Ε?κλε?δης

  ，Euclid，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是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的古希腊数学家，其生活年代介于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约前262-约前190）之间。他的主要著作《几何原本》（Στοιχε?α，Elements）[一译《原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对数学、自然科学乃至一切人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1482年第一个印刷版本问世一直到19世纪末，《几何原本》一直是主要的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教科书，印刷了一千多个版本，数量仅次于《圣经》，“欧几里得”也几乎成为“几何学”的同义词。2400年来，它从希腊文先后被译成阿拉伯文、拉丁文和各种现代语言，无数人对它做过研究。

  《几何原本》的原希腊标题中本无与“几何”对应的词，中文的“几何”二字是1607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和徐光启（1562-1633）合译出版《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经过认真考量添加的。目前通行的《几何原本》包含十三卷（另外两卷被认为是后人续写的），由若干定义、公设、公理、命题和对命题的数学证明所组成，其数目编号是后来的拉丁文译本所引入的。《几何原本》所涉及的范围超出了我们所理解的几何学，还扩展到比例论、数论和对不可公度量的处理等领域。学者们认为，《几何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些早期希腊数学家的著作所作的命题汇编。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几何原本》一直被视为纯粹数学的公理化演绎结构的典范，其逻辑公理化方法和严格的证明仍然是数学的基石。它从几个简单的定义以及几条看起来自明的公理、公设出发，竟然能够推导出大量根本无法直观且不可错的复杂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数学演绎也因此成为西方思想中最能体现理性的清晰性和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许多科学家都曾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并把他们对《几何原本》的理解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霍布斯、斯宾诺莎、怀特海和罗素等哲学家也都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几何原本》所引入的公理化演绎结构。爱因斯坦回忆说，《几何原本》曾使儿时的他大为震撼，并把《几何原本》称为“那本神圣的几何学小书”。

  《几何原本》在思想史上有双重意义。首先，它把新的严格性标准引入了数学推理，这种逻辑严格性直到19世纪才被超越；其次，它朝着数学的几何化迈出了决定性一步。欧几里得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阿基米德，以及欧几里得之后的丢番图都表明，希腊数学也可以沿着其他方向发展。正是《几何原本》确保了数学应当由几何形式的证明来主导。欧几里得的几何数学观的这种决定性影响反映在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两部名著——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牛顿的作品是以欧几里得的几何证明的形式写成的，康德则因为相信欧几里得几何的普遍有效性而提出了一种支配其整个知识理论的先验感性论。直到19世纪，欧几里得几何的魔咒才开始被打破，不仅不同的“平行公理”引出了非欧几何理论，而且开始出现一种对“数学的算术化”的渴望。20世纪初，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我们在物理学中看到了一种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观点的回归，认为数才是万物的秘密。如今，虽然欧几里得可能不再是唯一的权威，但他仍然是最大的权威之一。

  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西翁（Theon of Alexandria，约335-约405）制作了一个《几何原本》的版本，它被广泛使用，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唯一幸存的原始版本。公元800年左右，《几何原本》在阿拔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66-809）治下被译成阿拉伯文。1120年左右，英格兰自然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约1080-约1152）将《几何原本》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第一个印刷版于1482年问世，它所依据的是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诺瓦拉的坎帕努斯（Campanus of Novara，约1220 – 1296）1260年从阿拉伯文译成的拉丁文本。西翁的希腊文版于1533年被重新发现。最早的英译本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the most ancient philosopher Euclide of Megara

  [1]

  于1570年出版，它是英格兰商人亨利·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ey，？-1606）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而不是从广为人知的坎帕努斯拉丁文本转译。最早的汉译本是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出版的，他们所参照的底本是耶稣会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的拉丁文评注本《原本十五卷》（Elementorum Libri XV），但只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直到185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李善兰（1811-1882）才共同译出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1808年，法国数学家、教育学家弗朗索瓦·佩拉尔（François Peyrard，1760-1822）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一个并非源于西翁的抄本，它所给出的文本要更早。正是根据这个抄本，丹麦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海贝格（Johan Ludvig Heiberg，1854–1928）编辑了带有拉丁文评注的权威希腊文版《几何原本》。1908年，英国古典学家、数学史家托马斯·希思爵士（Sir Thomas L. Heath，1861-1940）基于海贝格的希腊文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威的英译本Thir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并且附上了大量英文评注，1926年又出版了第二版。目前市面上流行的Dover版三卷本（1956年）正是这个剑桥第二版的影印。

  希思的英译本虽然距今已逾一个世纪，但仍然是最权威的标准译本。希思深厚的古典学修养和对古希腊数学的精当理解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世所公认，至今也是如此。重要的是，今天尚没有一位研究古希腊数学特别是欧几里得的学者能够更好地重新翻译《几何原本》。一些人觉得希思的语言过时了或者难以理解，便试图将《几何原本》的文本重新改写成更符合现代读者习惯的语言，特别是，没有古代数学史基础的人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用今天的概念，而不是欧几里得所理解和使用的概念来重新表述《几何原本》中的定义、公设或命题，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只是想学习一些几何学知识，问题倒还不大，但如果想知道欧几里得究竟是如何思考和呈现其体系的，那么这样做只会加深误解，使我们更加远离希腊人对几何学的看法和做法。

  目前市面上可见的《几何原本》中译本有近十种，但真正付出过严肃认真的学术努力的版本只有兰纪正和朱恩宽翻译的当代汉语版本（1990年在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3年修订再版，后于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其他译本则大都粗制滥造、无甚价值。兰纪正和朱恩宽译本的底本正是希思的英译本，但并未把其中的大量评注译出。在这些评注中，希思对《几何原本》的源流和版本，每个定义、公理、公设、命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涉及的难以理解的关键术语都做了极为详细的解说，如能将这些内容全部译出，其重大的学术意义自不待言。但不译评注也并非没有好处：首先，希思的版本有三卷、1400多页，《几何原本》的不同卷次分散于三卷之中，非常不方便携带和查阅；其次，要想在希思版中从一条命题移到下一条命题，往往需要翻过若干页的评注，这使人很难找到欧几里得的原文在哪里继续，从而就欧几里得的原有体系形成清晰图像；此外，虽然希思的英译很好，但并非他的所有评注都恰当和正确。这些评注毕竟是在一百多年前做出的，随着学术的发展，其中不少内容已经过时，而且希思在很多地方也不可避免用现代的数学概念来解释欧几里得，从而产生误导。

  兰纪正、朱恩宽版的中译本虽几经打磨，但仍然包含着不少错误。其中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小错，比如字母的误抄和关键术语未统一，但也有一些错误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原文，这既包括对有些原文句子结构的错误理解，也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对几何原本做了过于现代的处理。仅以《几何原本》第一卷的定义1和定义3为例。定义1的原文是：“A point is that which has no part.”兰、朱版译为“点是没有部分的”，但其实应当译为“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东西”二字的加与不加，反映了对“点”的本质定义和属性定义之别。欧几里得说的是，一个东西只要没有部分，那就是点。而根据兰、朱版译文，就好像“点”除了“没有部分”这个属性还有别的什么属性似的。定义3的原文是：“The extremities of a line are points.”兰、朱版译为“一线的两端是点”，但其实应当译为“线之端是点”，原文中并没有“两”。欧几里得说的是，“线”只要有“端”，那就是“点”，但并没有说“线”有“两”端，比如圆就是线，但圆并没有端。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译，是因为天然把“线”理解成了现在的“直线段”。类似地，我也没有按照现代数学的理解把欧几里得所说的“直线”（straight line）译成“线段”，把“圆周”（circumference）译成“弧”，甚至没有把“二倍比”（duplicate ratio）、“三倍比”（triplicate ratio）译成“二次比”、“三次比”，因为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我们所说的“比的相乘或相除”被称为“比的相加或相减”，如果把“倍”译成“次”，虽然符合现代的理解，但我们阅读有些古代数学文献时就会一头雾水，事实上，这种误解在科学史上的确导致过严重后果。

  基于以上考虑，我以希思的英译文为底本，不揣冒昧地重新翻译了《几何原本》的正文，并且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不做过分现代的解读。我还把《几何原本》各卷的定义、公设、公理、命题题干的希思英译文附上，以方便读者对照。虽然兰、朱译本仍有不小改进的余地，但如果没有这个译本先前付出的巨大努力，我是不敢接手这项艰巨任务的。我深知，改进一个译本永远比从无到有的翻译容易得多，因此我要向兰纪正、朱恩宽两位先生的开拓性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并非研究古希腊数学和欧几里得的专家，对希腊语也只知皮毛，译这部经典名著可谓诚惶诚恐，也倍感荣幸。真诚地期待广大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