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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解意 发布时间：2017-07-14 21:35:59

  很多重要问题都有所提及，跟教育联系密切，写法也不咄咄逼人，延伸问题很多，适合教学使用。

• 作者：7 发布时间：2017-10-03 12:08:49

  2017-10-03 挺有收获的一本书，虽然有些观点打心里排斥，但对于我和金钱关系有了很大启发，比如有时我变成了钱的奴隶，而不是让钱为我服务，带给我快乐。反省了以前很多因为钱和家人朋友闹得不开心的地方，以及自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阻碍金钱流通的想法。这是第一遍，还会看好几遍的。

• 作者：Martinandkia 发布时间：2019-09-29 09:50:08

  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写的，还取了山寨外文名，来混淆视听，骗钱来的吧？

• 作者：泽殿丶 发布时间：2023-05-25 12:49:50

  看完了，深受启发，很多内容挺应景的，跟生活息息相关，跟生活多处挂钩，可以通过实例来叙述感性。不光是看完书了，也要在实际中运用上。

• 作者：here 发布时间：2016-10-03 22:35:26

  同学借给我的……写得好像小说啊

• 作者：文子 发布时间：2014-12-23 12:12:18

  泛泛介绍了一下，编内多重复内容。

• 变异还是进化

  作者：陈嘉映 发布时间：2009-09-27 16:04:10

  人人都知道“物竞天择”这话。这话可以连着解也可以分着解，分着解，“物竞”是一回事，“天择”是另一回事。

  　　

  先说天择。生物繁殖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超量生殖，生物界很少有谁主张只生一个好，雌雄两个结合，绝大多数情况下生出来的孩子都不止两个。二是个体差异，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十个孩子也各个不同。西伯利亚的大象生下来的小象，有的毛长些有的毛短些。这十个孩子，不一定都能活到传宗接代的年龄，早夭长寿，本来和体毛没什么关系，谁知西伯利亚的天气渐渐冷起来，体毛长的就有了一点生存优势，天继续冷下去，体毛更长的积累了优势，千年万年后，普通的大象变成了猛玛象。天择起了作用，却和物竞没有什么关系——这些象孩子并没有什么竞争心。而且，毛长也不一定比毛短更高级更进步，要是全球气候变暖，西伯利亚变得像乌干达似的，体毛短就成了优势。现在西洋人吃香，人们觉得长长的胸毛很威风，咱们宋朝那阵子，西洋人一副蛮族样子，人们大概不大看得上浑身长毛的。如此说来，天择或非生物竞争不导致进步，生物的这种区域性适应所导致的只是变异而已。

  　　

  不过，除了天择，还有物竞。如果同一个物种只有有限的生存空间，个体就会为有限的食物等资源展开竞争，竞争而获胜者，泛泛可以说成是那些比较优秀的个体。优秀的父母更容易活到生殖的年龄，优秀的个体获得较多的交配机会，优势积累起来，形成进化。然而，那些为个体赢来更多生殖权的优点，说到底不过是些特点，因为它们只在特定的环境中才是优点。身大力强看起来是个优点，但坐飞机容易招来经济舱综合症。复杂精致有好处，但在许多情况下，复杂精致会成为生存的障碍。一个小提琴家，十指纤纤，奏出来的曲调精妙绝伦，但万一丢到一个荒岛上，大家靠挖块茎过日子，他那份精致就成了缺陷。精致是一种特型化，而特型化的物种不如简单原始的物种那样容易适应不同环境。所以在大型灾变之后，新物种不是从上一时代最高级的物种那里更上一层，而是从较低形态的生物重新开始发展。（顺便说一句：大灭绝之前的任何进步积累都会消灭，之后都要重新发展，每一次发展出来的最复杂生物，各不相同，咱们这一次碰巧发展出了喜欢研究生物学的人类。）

  　　

  生物究竟只是变异还是在进化，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择的作用更大还是物竞的作用更大。而且，在物竞的作用中，还要扣除特型化的负面作用。《生命的壮阔》一书的作者古尔德的意见，生物主要是变异而已，说不上什么进化。据他考证，这也是达尔文得出的科学结论。生物没有越来越高级的冲动。达尔文曾在一本书的眉批上写道：“千万别说什么更高级、更低级”。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初版中并没有使用“进化” （evolution）一词，而他是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后代》中首次使用这个词。“进化”这个词是斯宾塞大力提倡进化论以后流行起来的。不过，古尔德承认达尔文也发表过一些进化论的言论，古尔德把那归之于达尔文的文化保守主义，向当时流行的西方优越论作了妥协。我和嘉曜少年时曾一起研读《物种起源》，两人都对进化一说深表怀疑。眼睁睁看见的事实是熊猫狮子在灭种，蟑螂苍蝇长盛不衰活得欢实，这才合乎老杜所谓“方知不才者，生长漫婆娑”。古尔德的眼光更加辽阔，在他看来，地球的真正主人是细菌，不仅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而且这些微介之物，若加在一起，总重量可能超过其他所有生物的总和。

  　　

  但若当真没有进化的必然趋势，又该怎么解释地球上毕竟发展出了复杂高级的生物形态，包括我们这种精致得近乎脆弱的人形动物？古尔德自有解释。打个比方吧。有一条甬道，宽五尺，左边是一堵墙，右边是一条沟，一个醉汉在甬道上走，尽力走在中线上，但既然是醉汉，难免向左歪歪向右歪歪，最后他会走到哪儿去？掉到沟里。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掉进沟里的内在驱力。由于物理—化学的原因，最初的生物个头都很小，组织都很简单，变异来变异去，难免有些物种体形增大了，复杂程度增加了，而这只是因为向简单渺小的方向变异有一堵左墙挡着。虽然变异并没有选择特定的路线，变异结果却也会向特定的方向发展。

  　　

  否定了生物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之后，古尔德还是给人类留了点面子。人类是有文化的，获得性不能遗传，但文化能遗传。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人类可能进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古尔德本人向好面子的人类妥协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我之拙，实在弄不清人类到底在进化还是不断变换花样而已。不过，古尔德也只给我们留了一小点面子，他觉得在很多重要的领域，例如在创造性艺术的领域，进步已经达到了右墙，而且他对人类是否能像恐龙那样作为一个纪元的最高形态的生命在地球上晃上几千万年也大表怀疑。相对于智慧而言，人类的智力发展得太快了，这对人类的存活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

  　　

  古尔德是生物学大家，也是个优秀的作家，书写得精彩，即使有些论证有点重复，但对于这么个大题目也不为过。范昱峰先生的译文也很精彩，如今的译著，不满篇误译就难得，像范译这样流畅自如就更难觅了。

• 他是这么看待战争的

  作者：英语三年之约 发布时间：2016-09-26 11:50:46

  今天看了三分之一的《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此书的作者为著名美籍英裔数学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二战期间，弗里曼·戴森在一个空军基地的运筹部门工作，亲历了二战的悲剧和惨烈。战争结束后，在美求学和任教，长期与奥本海默（美国核弹研究主导者）和爱德华·泰勒（美国氢弹研究主导者）共事，对他们二人有深交。因此，在书中，他对战争和核弹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首先，他批判了军队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研究损失率时，他发现，枪座太重，导致轰炸机速度太慢，易被击落，于是，他建议拆除枪座。然而，他的发现并未呈给总司令，因为传达文件的人员只会告诉总司令愿意听到的东西。

  他与麦克共用一个办公室，麦克之前是一名飞行员，因癫痫病退役后，在基地工作。麦克发现，现代新式战机的逃生舱窄了两英寸，可能致使数千年青人丧命。他的报告递呈后，每个部门都要花数月确认问题。得幸于麦克的意志力，两年后，战争即将结束时，逃生舱终于被增大。

  直至战争结束，轰炸机司令部的逃生率只有21.3%。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司令部严肃地考虑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逃生率便不至于那么低。司令部的官僚化和教条主义，导致了科学和技术的邪恶，使漂亮的战机成了驾驭它的机组人员的死亡陷阱。对此，他批评道——

  一种庞大的组织，为了焚毁城市和杀戮人命而建立起来，但是活却做的很粗糙。一个官僚化的评估体制，在区分目的和手段方面简直一塌糊涂。他们用飞行架次来衡量中队的成功，而不问为什么；他们用丢下的炸弹的吨位来衡量中队的成功，却不管到底丢在了什么地方。上上下下之间都充斥着军事机密，不是要防备德国人，更多的却是为了防止司令部的失败或错误被伦敦的政治权威或中队的年轻人知道。一个接受不到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批评的总司令，不会承认他的错误，他对杀死自己的空军士兵也会漫不关心，正如他对屠杀德国平民漠不关心一样。

  卷入战争后，作者也一直深陷道德泥沼，苦恼不已。到战争结束时，作者已经再也找不出参加战争的理由，发现这场战争原来是一场无谓、虚无的悲剧。

  我开始往回看，我问自己是怎么卷入这场疯狂的谋杀游戏里来的。从战争之初开始，我就在一步步从一个道德立场撤向另一个，一直到我完全没有了道德上的立锥之地。战争开始，我极力地相信人们该互亲互爱，我称自己是甘地的追随者，在道德上反对一切暴力。战争一年以后，我撤退了。我说，很不幸，非暴力抵抗希特勒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仍然在道德上反对轰炸。数年之后，我又说，很不幸，为了赢得战争，看来轰炸是必要的，而我也愿意为轰炸司令部工作，但是道德上我仍然反对对城市不加区分地进行轰炸。等我到了轰炸司令部，我说，很不幸，我们终究对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但为了帮助赢得战争，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一年之后，我说，很不幸，看来轰炸并没有真的在帮助赢得战争，但为了拯救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而工作，起码在道德上还是正当的。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了。麦克单枪匹马地投入扩大求生舱口的战斗，他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而我谁也救不了。我放弃了一个又一个道德原则，到最后终于一无所成。

  在很长时间里，作者一直思考着战争的正义性。到底有没有所谓正义的战争呢？任何理由，不管如何正义，都足以为战争带来的悲剧和野蛮抗辩吗？

  当时，伦敦某剧院上演了戏剧《亚伯拉罕·林肯》，反应热烈。该剧中，格兰特将军（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统帅）说，这场战争胜利的原因在于，林肯给了他们一个正大光明的为之战斗的伟大理由。

  战后回首，作者总结出了这样的教训：

  如果我们用滥杀无辜的手段战斗的话，一个好的理由可以变成坏的。如果足够多的人以同志情谊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战斗的话，一个坏的理由也可以变成好的。最终，决定你的理由是好的坏的，是你如何战斗，以及为什么战斗。战争变得越技术化，一个坏的选择越能灾难性地将一个好的理由变成邪恶的。

  弗里曼·戴森对战争的反思使我想起了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的一段话。他在写给两个小女儿的书A Gift to My Children中说：

  As you get older and read history, you will learn that war has never been good for any nation, even the ones that "win." If you are ever in a country that descends into war, I suggest you leave until it is over. Truth is always the first casualty of war, so you need to get your distance. （大意：切记远离战争，不论如何被美化，战争永不是好事，战争开始时，就是真相埋没日。）

  如今，一战和二战早已远去，中东战事不断，恐怖主义蔓延，但我们仍然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他们睿智的文字，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能想到的，是下面几点：

  1.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错误，都要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力求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行优化升级，而不可只对错误持单一的否定态度。后者使人对错误噤若寒蝉，自我麻痹，无限放大错误的灾难性后果。

  2. 人际关系方面，不参与任何撕逼或个人恩怨。

  3. 不站队，不参与任何对立团体的口水战，不盲目参加任何激进的活动。

  4. 远离网络八卦，对热点保持疏离的态度，不看任何偏激、片面、抢占道德制 高点、无节操地夸大或过分煽情的网络文章。

  5. 对真相持辩证的态度，对不了解的东西，绝不妄下定论。对多元化持包容的态度。

  众生芸芸，夙愿纷纷，或王或庶，或臣或寇，承载着一切生命之重的，不过是苍茫宇宙里，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Naracat版Gigi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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