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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亚特兰蒂斯 发布时间：2017-12-17 00:55:06

  杂志专题式的阅读体验

• 作者：墨泠 发布时间：2019-05-24 14:42:19

  大学时读了《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到现在已经不记得什么了。朱熹的《楚辞集注》是在读完《诗集传》之后读的，顺便又复习了一下大一时背过的《离骚》。傍晚在图书馆前面的空地上背书，看天空飘过的轻云，这里的云和长沙的云是不一样的，长沙的云和它的雨一样，热烈又奔放。我想，只有在湖南待过，才能懂得《楚辞》极其浪漫的想象来源之所在了。

• 作者：一曲微茫 发布时间：2017-04-12 21:33:43

  曾经是资深故宫志愿者的高老师推荐的，现在已经再版了。很好的故宫通览，按照各处宫殿建筑为索引介绍此地在明清发生的重要事件，大小兼顾，大量史诗加少量传说，作为深入游览之前的准备很有用。

• 作者：马甲线的高科技 发布时间：2023-07-19 09:59:52

  学习中

• 作者：夏天天天天 发布时间：2022-09-20 21:36:49

  可惜烂尾了

• 作者：R. 发布时间：2017-12-15 09:43:02

  一本在内心等待已久的书：女性写就的时间之书。无穷辽阔也无穷细碎。迷人极了。

• 写给彩色的幸福

  作者：馨晴 发布时间：2018-09-04 16:05:30

• 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学著作

  作者：文若 发布时间：2019-12-15 16:06:51

  我初读此书大概在三四年前，深感所知浅薄，只读了大概。这次读仍然读了大概，略记:

  一、《释“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南渡，琅琊王氏领衔衣冠，与司马氏共治天下，这种“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论其本源则起于八王之乱的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越以皇室疏宗，本来并没有资格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然而赵王伦、齐王囧、成都王颖等相继败亡，依靠地理优势手握重兵的东海王越与居于关中控制惠帝的河间王颙成为这场动乱最后的角逐者。河间王死，东海王摘得了那颗已经腐烂的胜利果实，随即面临着是帝国覆灭的危机。东海王宗室地位不高，影响力有限，他迫切需要得到名士的支持来稳固政权，故与藩国地近的琅琊王衍成为东海王的合作者。东海王入关，表琅琊王司马睿都督徐州，以为后继。王衍从弟王导被东海王留给琅琊王，他们二人在下邳形成又一“王与马”的政治格局，只是与东海王掌握实权不同，琅琊王与王导的合作，王导却居于主导地位。后琅琊王都督扬州，南镇建业，东海王之本意，期望通过经营江南漕运充实河南，并非想把江南留作退路。东海王死，王衍亦被石勒所杀，南方的琅琊王成为东海王余部投靠的对象。

  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有“总而言之，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之评语，陈氏肯定王导总合南北势力延续汉族文明的功绩，另一面也可以看出过江之后占据二人联合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王导。王导居于禁中，王敦兵屯荆州，王氏门阀实际控制了东晋政权。王敦起兵，王导是站在王敦一边的，若是皇权强势的时代，边将叛乱皇帝必然穷治牢狱，但司马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王导依旧在王敦死后主宰朝政，受尊“仲父”。

  八王之乱，鲜卑、乌桓之兵支持东海王越，匈奴之兵支持成都王颖。故“‘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刘、石与司马越、王衍二人对立为敌，没有缓和的可能。不与胡赵通使除了政治立场上的原因外，通过远结东海王派系的鲜卑在北方对刘、石形成压力也是东晋朝廷形成的基本国策。另外，如果通使刘、石，必然会使北方流民士族认为江左政权不坚，朝廷的凝聚力将会降低，王导选择做出强硬姿态是形势使然。

  最后，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的政治愿望只是偏安江左，对于风险较大的恢复中原，王与马都没有魄力与雄心。王与马共天下也仅是东海王越政治遗产留在江东的固化，琅琊王没有根基只是因为自身的皇族身份与谦恭性格而被立为皇帝，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和他关系不大。

  二、《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由于士族集团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东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士族专兵的朝代。以琅琊王氏为首的江左士族阶级自然也存在着内部斗争，维护士族门阀平衡保存维系建康的法统则需要有“处其利而无心者”并非大族所属的强臣存在，比如元帝时期来南的郗鉴。

  郗鉴自北方率领万余流民而来，军屯合肥。在王敦举事时期他凭借手中的兵力成为朝廷制衡王氏的力量。元帝崩，明帝和郗鉴密谋对抗王敦。朝廷本对流民武装信任度不高，祖逖不受重视，郗鉴南来时亦不为朝廷所重，王敦第一次兵围建康后，据有合肥且拥有一定名望的郗鉴则使朝廷放弃偏见，经南士纪瞻引荐成为明帝积极争取的对象。郗鉴谏明帝征召流民帅，王敦之余部败亡，刘遐、苏峻等军迅速入京，郗鉴有折冲的作用。

  王导在王敦第一次叛乱时居于建康是同意堂兄的“清君侧”举动，郗鉴入京自然也要获得王导的首肯。明帝崩，遗诏辅政大臣中郗鉴排名第三，但是成帝舅庾亮地位迅速上升，与王导之间的的倾轧已经公开化，郗鉴又需要在王、庾之间起中和作用。郗鉴支持王导，王导结交郗鉴，二家结亲，王氏子弟由郗鉴自由选婿，足见王导对郗鉴联结之意（东床快婿之典故）。

  苏峻军屯于北，庾亮欲夺其兵而致建康丘墟，乱平后庾亮出镇豫州王导重新执政，郗鉴改驻京口，成为建康王导倚仗的力量。镇于武昌的陶侃、镇于芜湖的庾亮虽然对王导不满，但他们不敢贸然进京的原因就是慑于那支屯在京口的军队。郗鉴在东晋初年微妙敏感的政治局面中能够调和各种政治势力，避免内战爆发，对于东晋政权的延续功劳是巨大的。

  郗鉴在苏峻之乱时，以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的身份主持建康以东诸郡进行平叛。移驻拥有运河的京口，太湖流域的产量区运粮至建康也需要通过京口西溯长江。又，京口江面宽达四十里为当时长江入海口，流民可以从中渎或浮海而来，士族阶层尚有北归的打算，不会居住在北去不便的京口。所以郗鉴经济、军事力量在苏峻之乱后得以大增。

  郗鉴死后，郗氏家族在长江下游的地位直到桓温时代才被取代。其后又有谢玄的北府兵，再之后刘裕移鼎也是由京口起家，刘宋之世，屯镇京口的皆是宗室，足见京口在江左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江左政权之初立，内部矛盾极为复杂。郗鉴能够“处其利而无心”甘为拱卫王京的忠臣，他对东晋政权的影响后世确实是低估了。

  

  东晋政权

  三、《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颍川庾氏，魏晋之时始显名洛京，庾亮追从西晋从玄轻儒的风气成为世之名士，亮受琅琊王睿征辟入仕幕府，其妹后为太子妃。司马睿通过联姻的手段结交庾氏，寻求抑制王氏的力量，但是庾亮的政治立场仍然是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为本，等到王敦有异志，庾亮方才与王氏交恶。王敦之乱平，明帝抑王导，尚申韩、用宗室，这一系列试图重振皇权的举动都遭到了庾亮的反对。庾、王之间政治策略不同，立场却保持一致，对于任何触动士族门阀统治利益的举动他们都会给予反击。王导建都东南，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庾亮排抑皇权，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在苏峻之乱后直至王导、庾亮相继身死的十二三年间，两个门阀所代表的士族阶级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可以从江州争夺窥见一二。当然，皇帝是没有资格参与“尚父”和“元舅”之间的权力游戏。

  江州（今江西、福建）为国之南藩，地连荆、扬，永嘉南渡，东晋倚仗长江对抗北方胡骑，画江而守的前提条件首先要先稳固淮河一线其次长江上下游两端亦要设立重兵。随着江左政权日益稳固，连接上下游的江州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咸和四年，庾亮出镇芜湖，建康上游长江两岸的郡县全部为庾亮“都督”。同年江州刺史温峤卒，九年继领江州的陶侃亦死，庾亮始染指江州，都督江、荆、豫、益、梁、雍诸军事，移镇武昌。咸康元年，发生诡异的石虎入寇事件，王导借机以防备之名主持军事部署，建康上游郡县落入王导手中。王导反攻自然引起庾亮的警惕。咸康五年，庾亮抽掉梁州精兵出防江州，王导被迫退让，同年又有后赵入侵事件，庾氏势力夺回豫州，重新回到芜湖，对建康施以压力。这一剑拔弩张的局面因为王导、庾亮先后去世而暂时缓和。三年后咸康八年成帝死，继庾亮而起的庾冰通过新帝即位而来的权力分配时机驱逐王氏出江州，但是由于皇后父褚裒的要求出镇半洲，江州仍然没有回到庾氏手里。次年庾冰亲自出京外镇方才“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诸军事”夺回江州。

  庾亮移镇荆州，锐意北伐，其目的当然不是什么恢复华夏的民族大义，而是和大多数“北伐者”那样意在增加个人名望和门户权势。庾亮吞并据有襄阳的流民帅桓宣，巩固己在荆州之势力。这一事件的参考意义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庾氏与王氏争夺十几年，两方在江州几乎决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把权力蛋糕一分为二，共同巩固门阀政治，两千年皇权从没有过像东晋一朝这样的低谷。庾冰死后，王氏固然政治力量衰退无法再左右朝局，庾氏亦无有力后继者家族消于无形。桓温兴起，历史进入下一页。

  此章极为精彩，田先生留意后赵两次入寇东晋方面的军事部署，眼光毒辣至极。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史书的文字是谜面，那些官职的变动，来往的书信底下的谜底都是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有几个人相信“以忧薨”、“忧惧而死”、“郁郁不乐，遂卒”的那些人是正常死亡的？政治从来就是你死我活，能做到体面的退场是政治家的奢望了。

  四、《桓温的先世与桓温北伐问题》

  谯郡桓氏，桓温之先世存疑。田余庆先生推论桓温为嘉平之变时曹爽的“智囊”桓范之后，因桓范之罪涉及亲族，故桓温为其后桓氏及司马氏都不愿声张。这除了解释桓氏家族确实世习经书拥有的士族身份外，也为桓玄嬗代加上了复仇的色彩。

  桓温父亲桓彝，史传美称其少时即与庾亮等结交。但经田先生考证，桓彝的声名是在南渡之后和士人结游中渐渐显声的，几年间竟与温峤、庾亮并称，号为“中兴名士”。王敦之乱，明帝与郗鉴密谋引流民帅，桓彝参与其中，事后与郗鉴一同封爵，进入政权中心区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他重兴了家族也为儿子的未来提高了声位。

  永和年间，朝廷控有徐、兖、豫（谢氏），桓温以尚主及庾氏甥婿的地位，受到双方的信任，上升极快。故朝廷以桓温继庾翼刺荆州，荆州方面没有异动。桓温入主荆州，朝廷吸取王、庾争势的教训，牢牢把豫、江二州控在手中。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贵玄轻武，位居朝廷上层的都是论玄的无能之辈。石虎死，北方大乱，荆州的桓温和建康秉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争抢北伐，朝廷先于桓温。但大兵不出，只做摇旗状，桓温进兵逼迫朝廷做出动作，朝廷只得出师，败。于是北伐的旗帜只属于桓温。

  永和十一年，桓温北伐，军至灞上。他此举只为提高声望而非恢复中原，于是很快撤军。十二年，桓温再次北伐夺取洛阳，上书请迁都洛阳，朝廷虚以文章不敢回应，桓温与朝廷的对立出现公开化。依靠北伐声望急剧上升的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扬州牧，移镇姑孰。不过由于朝廷仍有豫、扬的军队，桓温近于建康，深有压力，只得进行第三次北伐解决他们。枋头之战，桓温为慕容垂所败，望实俱损，但是他退兵之后进入建康，完全控制了朝政，对外虽败，对内则胜，只是由于兵败声望下落使他无法在短时间实行篡位，王、谢等士族在建康城内抑制桓温。简文帝死，遗诏引起波折，桓温虽有军权，但是政治上仍然为王、谢士族掣肘，讽求皇位而不可得。士族认识到皇权极度虚弱所带来的强人执政会更威胁他们的地位，所以桓温死后他们为了稳固“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羽翼王室，适当的帮助皇权振兴。

  对于桓温的评价，田先生篇尾肯定了他没有硬要做皇帝的“有识”，行事慎重，并不是那个不怕“遗臭万年”的人。几次北伐虽然出于私心，但相比庾氏兄弟和会稽王昱，桓温取得的成就要大太多了。

  五、《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东晋的名士先祖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谢氏家族地位能在东晋时期迅速上升:由儒入玄，取得名士的条件；谢氏刺豫州，居于江北，为建康门户；谢安与桓温抗衡，被任为相，淝水一战存续江左，使谢氏与王氏并列，高贵地位一直延续到南朝结束。

  庾冰以外镇的手段取得江州，次年冰死。朝廷趁机命谢尚为江州刺史，分权庾氏，但因庾翼的抵制而不得不将谢尚改刺豫州，成为晋廷的藩屏。王、庾家族没有后继，很快衰落。桓、谢填补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谢氏居豫州十余年，发展家族势力、提高家族威望，朝廷为了抑制桓温也对谢氏多加拉拢。桓、谢之间也有联系，谢安即有任职桓温幕府的经历（当然这是当时桓玄取得豫州后对谢氏的示好）王仲荦先生在名作《魏晋南北朝史》中指出谢安出仕桓温是为了“谢氏门户之计”。而由于失去豫州，谢氏没有势力范围，家族中名望最高的谢安。谢安出仕后一直选择隐忍，不居朝廷枢位，不与炙手可热的桓温竞争，以博德名。直至简文帝去世，谢安因为桓温求帝位问题与他打笔墨文章，不久桓温亦旋死，王氏无出众人才，谢氏遂领袖诸门。

  谢安执政后，第一步就借用太后的权威（有点类似于日本天皇不管用，要“上皇”、“法皇”号令才行。）将桓冲逼回荆州。但是，谢安也意识到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家族的权势是无法稳固的，而且面对上游的桓冲始终会处于被动。于是，谢安对长江下游重新部署，重建北府兵。淝水之战爆发前，谢安已基本完成了内部战略部署。由于北方的巨大压力，桓、谢之间的矛盾已经退为次要，上游的桓冲与下游的谢安暂时放下家族立场彼此配合，保障了战争的胜利。淝水之战，前秦大军百万触溃，汉族政权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淝水之战有谢氏家族指挥，此役之后朝廷不仅功高不赏，而且由于外部威胁解除，内部矛盾有了激化的可能。这种矛盾有桓氏、谢氏、皇权稍振的司马氏以及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桓冲战后去世，谢安在战后两年亦死。谢氏家族受到朝廷抑制，对于中枢的影响也日益薄弱了。

  最后，田先生将淝水之战与晋灭吴之战进行比较，指出前秦的南进是以晋灭吴为根据，具有是统一战争与民族入侵战争双重性质，而主要为民族入侵。少数民族政权领袖的个人汉化政策并不能代表他本民族的全部，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符坚、孝文帝、宇文泰的贡献到杨坚手上最终完成了“统一战争”。在东晋南北朝分裂的三百年间，不管是南方政权还是北方政权都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他们都寻求统一，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今天。

  六、《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谢安退场，皇权重振。太原王氏并不像之前的王、庾、桓、谢凌驾在皇权之上，他只能依附司马氏才能起到作用，门阀政治终场于太原王氏，士族们将把权力还给皇帝，历史的进程也将进入南北朝的新时代。

  太原王氏凭借早期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历史关系得以进入东晋朝局。士族出于对家庭门户考虑，兄死之后继任者不见得会是其子。司马氏亦然，东晋一朝，兄终弟及之事多于历代。谢氏退场，士族阶级没有出众人物出现。孝武帝之前，皇权的几次伸张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其中尤以会稽王昱（简文帝）最为屈辱。然而随着淝水之战胜利，谢安退让，士族没有力量再制约皇权，孝武帝得以走出“祭则寡人”的局面，由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相，总督内外。同时又振兴儒学，观我国两千年之帝制，儒学兴则皇权兴，今日亦然。太原王氏王蕴之女为孝武帝皇后，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则为会稽王妃。皇权与相权，同母兄弟之间因为权力分配从同盟合作者渐渐走向了对立，太原王氏也分为两股。不过这兄弟俩都是庸人，也知晓目前形势尚不允许司马氏内部再乱。简文帝由桓温所立，故桓温篡心人所共知，但是孝武帝在处理上不能对他彻底否定（会稽王亦然）。所以在对于东晋政权空间权力争夺上，孝武帝在荆州对待桓玄做出争取的姿态。皇权与相权，哥哥对弟弟，以孝武帝分任名士镇于各处取得胜利而暂时告终。不过孝武帝暴死，继位的安帝不辨寒暑，中枢由会稽王（王坦之系）秉政。

  孝武帝之死引发使暂时缓和的局面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会稽王急迫要抢夺诸镇，诸镇当然知道皇帝是白痴，送来的诏书是会稽王写的，举兵与朝廷反目。会稽王杀王国宝谢罪，局势仍无缓和。王坦之一脉先被讨灭。建康一战，刘牢之倒戈，王恭一脉亦无幸存，北府兵落入刘牢之手上。太原王氏步入东晋政权中心的两支都从政坛消失了。门阀政治的两个基本条件:皇权不振与士族专兵此时都不存在了。故太原王氏之覆灭，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终场，不过，他们还没彻底结束。

  每一次动乱之后，权力就会再分配一次。得利的桓玄与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分得长江上下游。孙恩之乱，桓玄居于上游坐视成败。孙恩兵败，桓玄举兵入京，杀元显，流道子，移晋鼎。“王与马共天下”，同始共终，一语成谶。

  门阀政治的终结是门阀士族被次等士族取代。孝武帝虽死，他做出皇权重振的努力将被刘裕继承，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士族成为皇权的附庸，南朝时代的政治格局则是“马与王共天下”。

  七、《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

  郗鉴死后，京口的战略地位没有下降。孝武帝时皇帝控制京口，会稽王据有上游分陕，兄弟妥协形成较为稳定的格局。孝武帝死，在对京口北府兵的处置上王恭无法做到彻底收为己用，故他加刘牢之都督数州，意在拉拢。门阀士族无法控制北府兵。刘牢之反复三叛，终于自尽。刘裕后来在京口再复北府兵，以及逐桓玄、平卢循仍然不敢称帝，一个原因在于与刘裕共起京口的刘毅等人并没有废晋的意图，刘裕为了自立，还要有更多的武功来塑造威望。

  我读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第一篇即是天师道方面的讨论。魏晋贵玄，道教在江左极具影响，这些都为孙卢起事创造了条件。田余庆对于陈氏的名篇做出补充，他指出孙氏先人（孙秀）与东海王没有渊源，故南渡之后不求官于建康。卢循先人为东海王死敌成都王颖的死党，东晋初年自不会为朝廷所用。他们都具有成为士族的身世条件，所以孙恩举兵，一开始并没有取代东晋王朝的意图，他的举兵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野心家凭借宗教举事激化了江左百年来的士民矛盾，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孙恩扫清了三吴的侨姓士族势力，方便了刘裕造宋。他们共同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论

  田余庆先生总结东晋门阀政治有“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一语。两汉抑制宗族势力是相对成功的，但皇权一但衰弱，宗族就没有理由再去支持皇权，他们反而会成为皇权的追逐者。皇权政治格局下，谁掌握了皇帝谁就拥有了一切权力（宦官、外戚、皇太后），而东晋则不然，皇帝不是权力的化身，东晋建立只是因为北方巨大压力，为了存续中华文明及获得家族保护，江左士族不便舍弃司马皇室另立罢了。他们保护司马王朝，他们同时也不允许司马皇帝们真正行使权威。这个士族始终压在皇权头上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淝水之战后，士族势衰，才让孝武帝有了重振皇权的机会。但是晋末的政治局势，各种矛盾都极为复杂，孝武帝的有限皇权带来的是王朝覆灭。门阀政治是特殊的，他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引向皇权政治而去。田余庆先生选择这个课题进行了七篇论文的分析讨论，于我而言获益匪浅，仅做笔记如上。

  

  行车端门外，遗碑积雪重。犹见谢家女，咏絮建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