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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杰克丘 发布时间：2020-01-15 21:45:06

  前半部分有点干货，后面就偏向社群运行了

• 作者：P. 发布时间：2013-08-05 13:45:14

  不错的教科书。

• 作者：荷尔德森 发布时间：2021-03-16 15:41:50

  “苏格拉底以高等价值之名来审判及谴责生命，然而狄奥尼索斯知道生命没什么该被审判的。生命本身相当正当、相当神圣。”

• 作者：开着坦克去南方 发布时间：2023-08-18 21:40:12

  曾读过李劼人《死水微澜》等作品，语言很有特色，这本评选大笔如椽，既打捞又抢救，蛮有意思，好评

• 作者：Gavin 发布时间：2019-11-16 10:33:13

  能很好帮助入门了解货币、银行、金融体系

• 作者：清寒晓天 发布时间：2012-08-03 10:27:29

  竟然还真有这本书。。。

• 很有趣的是，每一章结尾还有思考题

  作者：无心柳 发布时间：2008-04-07 21:57:33

  思考题：本时期的舞蹈内容与形式的特点是什么？——诸如此类的，呵呵。还在章节后面附录了参考书目，态度严肃认真，很有特点。

• 阶级斗争的叙事伦理

  作者：dellizheng 发布时间：2012-07-10 19:36:20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全书三卷洋洋洒洒一百二十万字，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扩充为一句话，“东山坞党支书萧长春在中下贫农的支持和上级领导的帮助下，在斗争过程中学会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挫败阶级敌人的反社会主义阴谋。”全书把“阶级斗争”四个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哪怕其中一些问题归结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为合适。《艳阳天》第二卷由于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矛盾为一些评论所诟病，但正是在第二卷中，萧长春将自己学习与领悟到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工作方式普及给东山坞的先进分子，最终使阶级斗争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我倒觉得第二卷是阅读《艳阳天》过程中，对于我的思考和启发最大的一部分。《艳阳天》非常清晰明朗地体现了阶级斗争叙事中的三种伦理：阶级与家庭的对立，爱情与政治的转喻，政治与道德的捆绑。这不仅体现在《艳阳天》一部作品中，也不仅仅是浩然个人的写作经验，而是贯穿于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线索。

  1.

  阶级与家庭的对立

  在五四新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个人与家庭的对立；十七年文学中，“小家”与“大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语境下亦处于对立关系；直到文革文学中，自然关系完全处于缺席状态，阶级关系代替一切，“泛阶级性”成为文革文学的重要修辞特点。阶级意识对家族伦理的替代，从30年代的左翼文学就一直是革命文学中的重要组成。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拒绝异质因素的社会，靠着血缘、地缘关系传统礼俗维系，这其中家族伦理是一个重要的纽带。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血缘是最可信，也是最值得依赖的力量。但是在阶级斗争日益激进的东山坞，血缘已然不再是家庭成员之间维系感情的基础，感情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信仰。《艳阳天》中的马老四、马连福父子之所以反目分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马老四作为东山坞的道德楷模一心一意地维护农业社，而儿子马连福却一心想着自己的小家庭，站在了中农、富农的一边。地主马小辫家也存在着不同阵线：地主马小辫作为阶级敌人，处于东山坞广大贫农和积极分子的密切监视之下，而大儿子马志德和儿媳李秀敏则属于可以教育好的、被争取的进步分子。后来萧长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将马志德夫妇从地主分子里面划了出来。事实上这种阶级的划分弱化了血缘的联系。最后，马志德确信父亲就是杀害小石头的凶手，终于彻底认清了父亲恶毒的本质。这实际宣告了阶级关系对血缘关系的终结。

  2.

  爱情与政治的转喻

  男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基础，阶级意识对家族伦理的取代反映在男女关系方面，体现为爱情与政治的转喻。爱情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恋爱影响革命”到“革命决定恋爱”，直至“革命产生恋爱”。即便《艳阳天》中对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刻画笔法曲折含蓄，但是爱情与政治的转喻在此也有所体现：性别的魅力与政治的魅力重合在一起。

  我们不妨首先来看其他两部小说：《青春之歌》与《第二次握手》。在《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先后交往的三位男朋友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分别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林道静的决定，不仅是对个人爱情和前途的抉择，更是对不同道路之间的历史选择。在《第二次握手》中，书中的言情人物彻底完成了向政治人物的转变。丁洁琼最终无法离开苏寇兰与叶玉菡，是政治伦理对爱情伦理的完胜，主宰小说情节推进的已经不是言情小说的逻辑而是政治的需要。

  从写作时间来看，《艳阳天》处于《青春之歌》与《第二次握手》之间，其中爱情与政治的置换关系不如一前一后这两部作品明显，但也不容忽视。焦淑红在马立本和萧长春之间的选择，是爱情与政治的共同作用。萧长春与焦淑红的关系，正是“革命产生恋爱”的典型代表。在他们两人身上，同志关系是恋爱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这种精神关系对自然关系的超越在《艳阳天》中，不仅体现在萧、焦二人之间。东山坞的村干部韩百仲和焦二菊夫妇共同学习《党员课本》的情节中，围绕着焦二菊不认识的“圣”字，韩百仲展开了一番关于革命的议论和思考。随着社会革命的铺展，家庭生活呈现出革命化的态势。家庭私有空间和革命公共空间之间界限的模糊，其实质是无产阶级的伦理关系。

  3.政治与道德捆绑

  李扬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中写道：“穷人、弱者和社会不幸人群及完善论者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的社会基础。于是，当社会主义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时，它必然从政治理想转变为道德理想。”以道德化的姿态完成政治叙事是革命文学的普遍想象。小说中以主人公为首的正面人物、积极分子多是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大公无私、勇于奉献——将政治道德化是50-70年代文学中的重要修辞方式。

  在《艳阳天》中，反面人物的道德水准与其政治成分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于“女色”一事，正反双方截然不同，是政治道德化的集中体现。萧长春与焦淑红的恋爱关系建立在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是高尚的，是纯洁的。而同时爱上焦淑红的落后分子马立本在《艳阳天》中则是肮脏的情欲的化身，他的眼光是贪婪的，他的笑是不怀好意的；马之悦挑唆孙桂英诱惑萧长春欲使其名誉扫地，阴谋未能得逞后，又企图强奸孙桂英。这一类形象在其他革命文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如《山乡巨变》中的符贱庚，《创业史》中的孙水嘴。这些人物的道德缺陷正是他们政治立场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与反动分子和落后的分子不再仅仅是政治命题，而是带有道德上的使命感。

  将道德视为政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是中国古代“家国一体”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革命文学中的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传统的忠奸之辩有所区别。在《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穷途末路之际孤注一掷杀害了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妄图以此扰乱萧长春的工作，破坏农业社的生产活动。按照传统伦理道德，杀人偿命，严惩凶手当然是第一位的。如此做法正是中了敌人吓坏。小说中，萧长春强忍悲痛，号召大家以保卫农业社和社会主义为先。对亲情和血缘关系的超越，正是无产阶级道德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