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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william 发布时间：2010-11-26 00: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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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杜以恒：儀節劃分與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學術價值——兼及清初學術轉向的再討論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2-16 09:32:26

  【摘要】儀節劃分是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核心任務，張爾岐分節在參考賈公彥《儀禮疏》的基礎上進行了全新創造，其分節在精密度、系統性上超越了賈公彥、朱熹、敖繼公等前代分節，在朱熹之後構建了《儀禮》分節的新範式。然而張爾岐分節亦存在儀節缺失、誤解經文等疏漏，難稱完善。《句讀》撰作之初應者寥寥，直到乾隆初期詔開三禮館、廣徵本朝經説，《句讀》才得以進呈、刊刻並成爲學術由理學轉向樸學的重要推力。討論《句讀》與清初學術轉向時，理應充分認識《句讀》的優長與學術史意義，但不宜高估《句讀》的學術價值，亦不可忽視清廷稽古右文政策對學術轉向的巨大影響。

  【作者简介】杜以恒，男，1991年生，山東濟南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雅博士後。研究方向為中國經學、禮學與文獻學。

  【文章来源】《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十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漢代以來，《儀禮》在經學中的地位逐漸下降。南宋時朱熹及其高足黃榦、楊復曾撰《儀禮經傳通解》《儀禮圖》，試圖“興起廢墜”，明中期陳鳳梧密集編刻五種《儀禮》刊本，希望《儀禮》之學“有所興起”，然而這些努力並沒有改變《儀禮》學衰落的大勢。直到清代，《儀禮》學才真正實現了復興，而《儀禮》學“觸底反彈”的學術轉折點就是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

  當代學者對《句讀》頗爲關注，產生了不少研究論著。這些研究成果從多個維度討論了《句讀》的撰作歷程、方法體例、學術水平、學術史意義，詳實可信。但已有成果普遍忽視了對《句讀》儀節劃分問題的討論。《儀禮》諸篇分別記載了各種複雜的周代典禮，每種典禮均是由衆多儀節有序組合而成。劃分儀節是研讀《儀禮》的必由之路，而不同的儀節劃分則反映出經學家對《儀禮》的不同理解。《句讀》本就是以分節、句讀爲重心的著作，分節研究的缺失無疑會嚴重影響我們對《句讀》學術旨趣與價值的準確認識。而《句讀》一向被視作清代學術轉向的標誌之一，對《句讀》學術判斷的偏頗亦將影響我們對學術轉向內涵的理解。

  筆者翻檢歷代禮學文獻，發現除《句讀》《正義》外，古時尚有唐賈公彥《儀禮疏》、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等十五部內含《儀禮》通篇系統分節的《儀禮》經解。將歷代《儀禮》分節合而觀之，可知張爾岐《句讀》之分節淵源有自、質量上乘，但亦不乏疏失。在張爾岐分節的源流、得失之間，我們更能真切地認識張爾岐的禮學水平及清代學術轉向的實質。本文對張爾岐《句讀》之分節進行專門討論，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句讀》學術價值及清代學術轉向的再認識。

  一、張爾岐《句讀》分節的方式

  分節方式，即實現《儀禮》分節所採用的形式，有隨文説明、分段標目、天頭批注三種。隨文説明最早見於唐賈公彥《儀禮疏》，其分節方式是在儀節經文首句疏文中説明儀節的範圍及內容。分段標目即某一儀節單獨成段，於段末另起一行題寫儀節名稱，這一方式由朱熹《儀禮經傳通解》首創，是《儀禮》分節的通行方式。天頭批注即在儀節首句經文天頭題寫儀節名稱，清人姚際恒《儀禮通論》等稿本經解使用此類方式分節。

  張爾岐《句讀》的分節方式以分段標目爲主，隨文説明爲輔。分段標目劃分的是儀節，如《士冠禮》經文“士冠禮。筮于庿門”至“宗人告事畢”爲第一個儀節“筮日”，《句讀》便在儀節末句經文“宗人告事畢”及其所附鄭注之後提行另起，空一格題“右筮日”。隨文説明劃分的則是儀節之上的章或儀節之下的細節，如《句讀·鄉射禮》以分段標目形式劃分有“戒賓”“陳設”“速賓”三個儀節，又在“戒賓”節首句經文下以雙行小字注云“此下言將射，戒賓、陳設、速賓，凡三節，皆禮初事”，説明“戒賓”“陳設”“速賓”三個儀節屬於“將射”章；又如《句讀·特牲饋食禮》以分段標目的方式將經文“祝迎尸于門外”至“反黍稷于其所”分爲儀節“尸入九飯”，又在該節首句經文“祝迎尸于門外”所附雙行小字注文之末加一“○”，並云：“自此以下言迎尸入行正祭，初尸食九飯，次主人酳尸、次主婦亞獻尸、次賓長三獻尸、次獻賓及兄弟、次長兄弟爲加爵、次衆賓長爲加爵、次嗣舉奠、次旅酬、次佐食獻尸，凡十節……此九飯節內有妥尸祝饗、有挼祭、有初三飯、有再三飯、有終三飯、有盛肵俎，又其六細節。”這段話説明包括“尸入九飯”以下十個以分段標目形式標注的儀節均屬於“迎尸入行正祭”章，而首節“尸入九飯”內部又可分爲“妥尸祝饗”等六個細節。此外，《句讀》“尸入九飯”節內部六個細節末句注文之末，還有專門的細節標示語，如第一個細節“妥尸祝饗”末句“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所附注文之末有一“○”，下云：“以上妥尸祝饗。”

  無論是以分段標目方式劃分的儀節，還是以隨文説明方式劃分的章和細節，其本質都是儀節，只不過層級不同。但儀節在《儀禮》各篇中普遍使用，幾乎涵蓋了所有經文，是《句讀》儀節劃分的基本層級。而章和細節是根據儀節劃分的實際需要臨時設置的，不是常設的文本結構。以篇目而論，《句讀》中《士相見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同時含有章、儀節、細節三個層級，《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士喪禮》《既夕禮》十一篇同時含有章、儀節兩個層級，《士虞禮》篇只有儀節而無章、細節，《喪服》篇則無任何分節。以一篇內部分節而論，章和細節的使用範圍是有選擇的，並非覆蓋全篇，如《句讀·士冠禮》將首節“筮日”至第17節“醴賓”分別歸入“冠期前事”“冠禮成”“賓出就次以後諸事”三章，但自第18節“送賓歸俎”至末節“三服之屨”則未歸入任何章節；又如《句讀·特牲饋食禮》共分30個儀節，但其中含有細節的儀節僅有“尸入九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獻賓與兄弟”“旅酬”六節。《句讀》中《喪服》篇的情況則較爲特殊，該篇是喪葬制度專篇，並非記載禮儀程序的篇目，嚴格來説該篇是無法劃分出儀節的。《儀禮》十七篇中《句讀》唯《喪服》篇不分節，原因大致在此。

  簡言之，《句讀》儀節劃分共分章、儀節、細節三個層級，其中儀節是基本層級，以醒目的分段標目形式劃分，覆蓋除《喪服》篇外《儀禮》各篇絕大多數經文，而章、細節則是針對複雜儀節的臨時處理，只覆蓋《儀禮》部分篇目的部分經文，以隨文説明形式劃分。就使用頻率而論，《句讀》對章的使用較多，對細節的使用較少。

  二、張爾岐《句讀》分節的來源

  （一）張爾岐分節參酌賈公彥《儀禮疏》

  《儀禮》各篇文辭古奧、禮節繁複，對《儀禮》全書儀節進行劃分並非易事，因此歷代禮學家在進行《儀禮》分節時都很注意借鑒前人之説，張爾岐亦是如此。對《儀禮》進行通篇儀節劃分的經解在張爾岐之前，有唐賈公彥《儀禮疏》、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宋楊復《儀禮圖》、元敖繼公《儀禮集説》、明郝敬《儀禮節解》五家，然而這五家之中張爾岐似乎只有條件看到賈公彥《儀禮疏》。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序》云：

  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考註》《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唯鄭註賈疏而已。

  以此觀之，張爾岐撰作《句讀》之時並未得見朱熹《通解》，所見者只有元吳澄《儀禮考註》、明陳深《儀禮解詁》等坊間所刻劣本《儀禮》經解，因此張爾岐只能參用權威、通行的《儀禮注疏》。

  今取賈公彥、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之分節與張爾岐《句讀》之分節進行全面比對，發現《句讀》分節確實多與賈公彥同而與其餘四家不同，如：

  （1）《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至“取籩脯以降，如初”，歷代分節普遍將本段劃分爲“醮禮”“殺牲”兩節，唯賈公彥、張爾岐分作“夏殷冠子之法”一節。

  （2）《鄉射禮》“主人降席自南方”至“未旅”，賈公彥、張爾岐將本段劃分爲一個儀節，節名均爲“立司正”，而朱熹、楊復則以經文“司正洗觶”爲界，將本段切分爲“立司正”“司正舉觶”兩個儀節，敖繼公、郝敬則將本段分別命名爲“立司正”“將旅酬設司正”，又將本段末句“未旅”二字歸入下一儀節，諸家之中唯有賈公彥、張爾岐分節範圍、節名完全一致。

  （3）《聘禮》“使者歸，及郊”至“使者拜其辱”，賈公彥、朱熹、楊復、敖繼公、張爾岐均將此段分作一節，然朱熹、楊復、敖繼公此節名爲“歸反命”，賈公彥、張爾岐節名爲“使者反命”，郝敬此段則與下文合併爲另一節，不單獨分節。

  （4）《既夕禮》“夙興”至“夷牀饌于階間”，賈公彥、朱熹、楊復、張爾岐將此段分作一節，然朱熹節名爲“陳朝祖奠具”，楊復節名爲“陳朝祖奠”，賈公彥、張爾岐節名同爲“豫於祖廟陳饌”，敖繼公、郝敬則將本段與前後經文合併爲更大的儀節，不對本段獨立分節，則此段儀節劃分唯賈公彥、張爾岐完全一致。

  （5）《既夕禮》“公賵”至“入復位，杖”，除郝敬本段不獨立分節外，其餘諸家皆分作一節，但朱熹、楊復、敖繼公節名爲“公賵”，賈公彥、張爾岐節名則爲“國君賵禮”。

  這些完全一致的儀節劃分不可能是巧合，可以確定是張爾岐取用賈公彥《儀禮疏》之分節。

  張爾岐對賈公彥分節的參用，還體現在對賈公彥分節語的借鑒。賈公彥《儀禮疏》採取隨文説明的分節方式，在每個儀節所屬第一段疏文首句中以專門的分節語説明每個儀節的範圍和節名，分節語形式以“自此盡…論…之事”爲主。張爾岐《句讀》在節録賈公彥《儀禮疏》時對賈公彥分節語極爲重視，往往原樣録出，如《少牢饋食禮》賈公彥所分前十個儀節的分節語，《句讀》均在相應儀節首句經文下完整引録。此外，張爾岐以隨文説明形式劃分章、細節時亦多襲用賈公彥分節語之句式，如《少牢饋食禮》“賓長洗爵獻于尸”至“奠爵于其筵前”賈公彥不分節，張爾岐則將本段劃分爲“賓長終獻之禮”章：“自此至‘于其筵前’，論賓長終獻之禮，賓長獻尸、尸醋賓長、賓長獻祝，凡三節。”張爾岐對賈公彥分節語的直接引用與句式借鑒，進一步證明賈公彥分節是張爾岐分節的直接來源。

  （二）張爾岐分節未參考朱熹《通解》等宋元明經解

  除賈公彥外，張爾岐分節也有與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等前人分節一致之處，但這並不能證明張爾岐分節參考了這些前人成果。如賈公彥、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張爾岐均將《士冠禮》首個儀節範圍劃定爲“士冠禮。筮于庿門”至“宗人告事畢”，賈公彥節名爲“將行冠禮先筮取日”，楊復節名爲“筮于廟門”，郝敬節名爲“擇冠日”，朱熹、敖繼公、張爾岐節名爲“筮日”。從《士冠禮》首節異同來看，似乎張爾岐本節分節參考了朱熹、敖繼公。然而節名“筮日”“筮于庿門”實際上均取自儀節首句經文“士冠禮。筮于庿門”注文“冠必筮日於庿門者，重以成人之禮”，反而是賈公彥、郝敬節名所用文辭不見於經、注文，是自我創作。歷代禮學家在劃分《儀禮》儀節時普遍注意自經文、注文中節取文辭作爲節名，完全脫離經、注新作節名的情況相對較少。對於從經、注文中取材拼合爲節名的儀節，我們一般不用作判斷分節淵源的例證。但類似賈公彥“將行冠禮先筮取日”、郝敬“擇冠日”等自行創造、個性鮮明的儀節，出現偶合的概率極低，是分節源流考察的關鍵。若時間不同的兩部經解在新作儀節上有較多全同之例，則可確定二者之間存在分節上的承襲關係。以《士冠禮》首節爲例，設若張爾岐首節節名爲“將行冠禮先筮取日”或“擇冠日”，則可以基本確定張爾岐分節參考過賈公彥或郝敬的分節。

  筆者曾對歷代《儀禮》分節進行全面比對，並未發現張爾岐分節有與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新作儀節全同之處。而朱熹、楊復、敖繼公之分節均明顯優於賈公彥，郝敬之分節亦多有優長，以張爾岐對《儀禮》儀節的深入理解，若他得見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之書，絕不至於無所參酌。因此我們認爲張爾岐序言所謂“所守者，唯鄭註賈疏而已”是真實的，他確實沒有直接見到朱熹《通解》、楊復《儀禮圖》、敖繼公《集説》、郝敬《節解》，在分節上自然也與這些著名經解沒有淵源。

  三、張爾岐《句讀》分節較賈疏之進步

  賈公彥《儀禮疏》是目前可考最早對《儀禮》進行全面分節的著作，開創了《儀禮》分節的先河。但初創之作難免粗疏，賈公彥之分節存在大段經文漏分、記文不分節、分節粗疏等缺陷。張爾岐《句讀》在參酌賈公彥分節之餘，對《儀禮》分節進行了全面改進，構建了全新的《儀禮》分節體系。張爾岐所作《儀禮》分節不僅基本消除了賈公彥分節的缺失，還多有勝於前賢及後人之處。具體而論，張爾岐《句讀》在分節上的優長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

  （一）明確分節範圍

  賈公彥《儀禮疏》是單疏本，不含經注文，因此只能採取隨文説明的方式進行分節。隨文説明的分節方式不夠醒目，且容易出現節中之節、雙重節中之節、一文兩屬、引文不凖、分節範圍不明等分解範圍上的訛混。所謂節中之節，即將某節中的部分經文又劃分爲一節，而雙重節中之節則是在節中切分之節內又分出一節。所謂一文兩屬，即一句經文同時屬於兩個儀節。所謂引文不准，即賈公彥以分節句表示分節範圍時引文不準確。所謂分節範圍不明，即賈公彥分節句中描述分解範圍時所引經文過短，導致分節範圍產生歧義。張爾岐《句讀》採用分段標目爲主、隨文説明爲輔的分節方式，規避了單純使用隨文説明劃分儀節可能出現的分節範圍訛混。

  （二）彌補經文儀節

  賈公彥分節常常出現經文漏分的情況，即某篇之中部分經文不從屬於任何儀節，如《士相見禮》賈公彥僅將篇首至“賓退，送，再拜”劃分爲“士與士相見”“主人還于賓”兩節，“賓退，送，再拜”以後的經文賈公彥則不分節，未分節經文篇幅佔《士相見禮》全篇半數以上，這類缺失嚴重削弱了賈公彥分節的系統性。張爾岐《句讀》則大力彌補，基本消除了經文漏分的問題，如針對賈公彥《士相見禮》漏分的經文，張爾岐又細分爲“士見於大夫”“大夫相見”“臣见於君”“燕見於君”“進言之法”“侍坐於君子之法”“臣侍坐賜食賜飲及退去之儀”“尊爵者來見士”“博記稱謂與執贄之容”九個儀節，完密準確。

  （三）彌補記文儀節

  《儀禮》十七篇中十二篇有記文。《儀禮》經文主要述説禮儀之正禮，篇幅大，連貫性強，地位高。記文則是對經文的補充性説明，篇幅小，較爲細碎，地位不如經文。因此歷代禮學家普遍有重視經文分節、忽視記文分節的傾向。張爾岐之前，賈公彥僅對個別篇目中的個別記文進行儀節劃分（《燕禮》一節、《喪服》二節、《既夕禮》八節、《士虞禮》五節），不成體系；朱熹、楊復則將附於各篇之末的記文拆散附入前經相應儀節，因此不存在記文儀節劃分問題；敖繼公雖未拆分記文，但整個《儀禮》的記文均不分節；郝敬則與賈公彥一樣，採取了選擇性劃分的方式，記文分節數量較少且不系統。張爾岐則對十二篇中六篇的記文進行了系統分節，將《士昏禮》記文分爲“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等25節、《鄉飲酒禮》分爲“記鄉服及解不宿戒”等3節、《聘禮》分爲“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等30節、《既夕禮》分爲“據經士死于適室幠用斂衾之文而記君子正終人子侍養之事”等18節、《士虞禮》分爲“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等12節、《特牲饋食禮》分爲“記祭時衣冠”等9節。張爾岐所分記文儀節精準且成體系，是歷史上首次成熟的記文分節，後世盛世佐《儀禮集編》、《欽定儀禮義疏》、秦蕙田《五禮通考》、胡培翬《儀禮正義》等劃分記文儀節的經解，均直接或間接地參考了張爾岐《句讀》。

  （四）增加分節密度

  賈公彥分節多有粗疏之處，張爾岐《句讀》之分節則十分細密，如《士冠禮》“擯者告，主人迎”至“歸賓俎”囊括了包括三加冠在內的士冠禮核心儀節，然而賈公彥卻將這一大段經文籠統分作一節，命名爲“周禮冠子之法”，張爾岐則依經義將本段經文準確細分爲“迎賓及贊冠者入”“初加”“再加”“三加”“賓醴冠者”“冠者見于母”“賓字冠者”“冠者見兄弟贊者姑姊”“冠者見君與鄉大夫先生”“醴賓”“送賓歸俎”十一節，遠超賈公彥；又如《鄉射禮》經文“三耦俟于堂西”至“樂正北面立于其南”記述了鄉射禮的請射環節，賈公彥籠統分爲一節，命名爲“三番射”，張爾岐則將本段細分爲“司射請射”“弟子納射器”“司射比三耦”“司馬命張矦倚旌”“樂正遷樂”五節。需要説明的是，張爾岐有些儀節劃分的細密度不僅超過賈公彥，還超過了大部分《儀禮》學家的分節，如《鄉飲酒禮》經文“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至“司正降復位”記述了鄉飲酒禮中的旅酬環節，張爾岐之前賈公彥、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以及之後的姚際恒《儀禮通論》、江永《禮書綱目》、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蔡德晉《禮經本義》、盛世佐《儀禮集編》、王士讓《儀禮紃解》、《欽定儀禮義疏》都將本段分作一節，而張爾岐則將本段細分爲“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旅酬”三節。

  賈公彥將《儀禮》全經分爲332節，而張爾岐則分爲522節（不含靈活設置的章、細節），分節數量較賈公彥多出近三分之一。儀節數量上的激增是張爾岐分節細密的直觀體現。且張爾岐的分節數量不僅多於賈公彥，還多於張爾岐未能參考的前人分節（朱熹413節、敖繼公480節、郝敬383節），更可見其分節之細。

  （五）增加分節層級

  賈公彥有時會在儀節之下再劃分小節，如賈公彥《少牢饋食禮》第28節分節句云：“‘尸受’至‘爵酌’，釋曰：自此盡‘就筵’，論主人受尸酌并薦籩豆及俎之事。就此事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者，尸酢主人時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次賓羞羊匕湆，三；司馬羞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由此可知賈公彥所分“主人受尸酌并薦籩豆及俎”節下又分五個小節。賈公彥的二級分節思想十分重要，其所分小節成爲張爾岐劃分細節的重要啟發。可惜賈公彥《儀禮疏》僅有七個儀節劃分了小節，且所分小節均未説明其所屬經文範圍。

  張爾岐則在通篇劃分儀節的基礎上，又廣泛劃分了儀節之上的章、儀節之下的細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三級分節體系。針對諸如《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等篇幅較長、禮儀較爲複雜的篇目，張爾岐使用三級分節。針對其餘篇幅較短、禮儀不太複雜的篇目，張爾岐則使用“章—儀節”二級分節，甚至只使用儀節這一個層級。張爾岐的三級分節體系科學、靈活，很好地適應了《儀禮》諸篇所載禮儀複雜程度不一的實際情況，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吳廷華《儀禮章句》、胡培翬《儀禮正義》等採用多級分節的清代《儀禮》經解均受其影響。

  （六）改進儀節名稱

  賈公彥部分儀節雖然分節範圍得當、並不粗疏，但儀節名稱過於冗長，張爾岐則大幅精簡了儀節名稱。如張爾岐將《士冠禮》賈公彥所分“士之無父自有加冠之法”節簡化作“孤子冠法”、《士昏禮》“夫家欲迎婦之時，豫陳同牢之饌”節簡化作“將親迎預陳饌”、《鄉飲酒禮》“鄉大夫與先生謀賓介并戒告”節簡化作“謀賓戒賓”、《鄉飲酒禮》“鄉內有諸公大夫來觀禮，主人迎之與行禮”節簡化作“遵者入之禮”、《燕禮》“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節簡化作“公與客燕”、《大射儀》“爵與樂恣意無數”節簡化作“燕末盡飲”、《大射儀》“禮畢容公卿出入”節簡化作“賓出公入”、《聘禮》“賓至主國之境謁關人見威儀”節簡化作“至竟迎入”等等。

  賈公彥儀節命名雖多冗長，但偶亦有過於簡短以致禮義不明者，張爾岐則略爲增益。如《鄉射禮》賈公彥所分“請坐徹俎”節，張爾岐增補節名作“請坐燕因徹俎”，突顯了“燕”這一核心因素；《燕禮》“獻士”節，張爾岐增補作“主人辯獻士及旅食”，補足了本節另一重要環節“旅食”；《既夕禮》：“柩車在道發行”節，張爾岐增補作“柩車發行及在道君使宰贈之儀”，補足了本節另一重要環節“公使人贈”。

  （七）糾正分節謬誤

  賈公彥分節除漏分、粗疏等精密度上的不足外，還存在一些因誤解經文而導致的分節謬誤，張爾岐則予以糾正。如《士相見禮》賈公彥所分前兩個儀節爲“士與士相見”“主人還于賓”，分別涵蓋了士相見禮請見、復見兩個核心環節。然而賈公彥所分“主人還于賓”節之末有“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句，該句講述士與地位更高的大夫舉行相見禮時，在禮節上需要進行哪些調整。這句經文已不屬於士相見禮範疇，而屬於士與大夫相見禮。賈公彥將這句經文歸入從屬士相見禮的儀節“主人還于賓”，顯然是不合經義的。張爾岐則將此句劃入“士見於大夫”儀節中，改正了這一疏失。

  四、張爾岐《句讀》分節的疏失

  張爾岐在分節上大幅超越賈疏，也整體超越了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等前代《儀禮》名家之分節，但這並不能掩蓋張爾岐分節存在的問題。張爾岐分節較爲嚴重的疏失有四個方面，茲分説於下。

  （一）儀節不全

  賈公彥經文儀節劃分多有疏漏，張爾岐則對《喪服》篇之外諸篇經文儀節進行了全面劃分，但其經文分節仍有兩處殘缺，未能涵蓋所有經文。具體而言，《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至“鄉樂唯欲”述説本篇最後兩個經文儀節“賓拜賜主人拜辱”“息司正”，張爾岐未依通例以分段標目的形式劃分儀節，僅在本段首句經文下注云：“此下至篇末言鄉飲明日拜謝勞息諸事。”從體例上看此注作用當是分章，然而此段經文在篇幅、經義上均不足以成章，且本段之前大段經文並不分章，此處使用分章語令人困惑。當然，無論此注作用如何，本段缺失標準的儀節劃分是無可置疑的；《覲禮》“諸侯覲于天子”至“祭地，瘞”講述天子會同、巡守之禮，張爾岐本段並無分段標目式儀節劃分，僅於首句經文下注云“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爲壇而見諸侯之事”，於巡守禮相關經文下注云“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爲盟主”，此處仍屬缺失標準儀節劃分。

  與經文儀節相比，張爾岐《句讀》記文儀節殘缺較爲嚴重。賈公彥基本不劃分記文儀節，張爾岐則對部分篇目記文進行了完密的分節。但可惜的是，《儀禮》包含記文的十二篇中，張爾岐僅補作了《士昏禮》《鄉飲酒禮》《聘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六篇的記文分節，《士冠禮》《鄉射禮》《燕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六篇的記文則不分節。然而《士冠禮》等六篇記文並無特殊之處，與其餘諸篇一樣需要分節，張爾岐之後重視記文分節的經學家亦很重視這六篇記文的儀節劃分。如《士冠禮》記文，《欽定儀禮義疏》分爲4節、秦蕙田《五禮通考》分爲3節；《鄉射禮》記文，《義疏》、秦蕙田分爲48節；《燕禮》記文，《欽定儀禮義疏》分爲13節、秦蕙田分爲14節；《公食大夫禮》記文，《義疏》分爲10節、秦蕙田分爲11節；《覲禮》記文，《義疏》、秦蕙田分爲3節；《喪服》記文，《義疏》分爲16節、秦蕙田分爲15節。張爾岐對《儀禮》記文的選擇性劃分毫無理據，嚴重影響了其分節的系統性。

  （二）節名冗長

  賈公彥分節存在普遍性的節名冗長問題，張爾岐將絕大多數冗長的節名進行了精簡，但也有部分節名反而比賈公彥更爲繁冗。如《燕禮》“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至“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包括賈公彥、朱熹、楊復、敖繼公在內的歷代禮學家大多命名爲“公爲賓舉旅”，張爾岐則命名爲“公舉媵爵酬賓遂旅酬初燕盛禮成”，字數遠遠多於賈公彥，但表達的意義基本與賈公彥相同；又如《大射儀》“司射適階西”至“興，共而俟”，賈公彥命名爲“數算”，朱熹命名爲“取矢視算”，敖繼公命名爲“告獲”，均是言簡意賅的節名，張爾岐卻命名作“數左右獲算多少”，遠不若前人雅潔。

  （三）分節粗疏

  賈公彥分節總體粗疏，張爾岐分節則較爲精密。但在個別儀節劃分上，張爾岐偶有不如賈公彥精細之處。如《聘禮》“賓朝服問卿”至“擯者退，大夫拜辱”講述出使國賓與介聘問主國卿之禮，賈公彥將本段分作“賓齎聘君之幣問主國卿”“賓行私面於卿”“上介私面於鄰國卿”“士介私面於鄰國卿”四節，張爾岐則將賈公彥前兩節合併爲“賓問卿面卿”節，將後兩節合併爲“介面卿”節。賈公彥的分節詳細區分了賓正式聘問卿、私下面見卿以及上介、士介私下面見卿，而張爾岐的分節則不能體現這些重要的禮儀差別，略顯粗疏。

  （四）新增分節謬誤

  張爾岐對賈公彥分節失誤之處進行修正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錯誤。如《鄉飲酒禮》經文“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賈公彥、朱熹、郝敬皆將其視作主人獻介這一大環節的結束，而敖繼公、張爾岐則將此句歸入下一大環節主人獻衆賓之首。此處分歧其實是由賈公彥分節的失誤引起的。鄉飲酒禮的核心環節是主人分別向賓、介、衆賓獻酒，被獻酒者先在堂下中庭西側等待，每次獻酒時主人和被獻酒者分別從阼階、西階升堂舉行獻酒之禮，獻酒禮全部結束後，主人和被獻酒者分別從阼階、西階降堂，主人在阼階下等待與下一位被獻酒者繼續升堂行禮，而已經完成典禮的上一位被獻酒者自西階降堂後則直接回到中庭西側的等候區。《鄉飲酒禮》主人獻賓結束的標誌，是經文“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獻介結束的標誌，則是經文“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然而賈公彥雖然正確地將“主人復阼階”句劃分到主人獻介之末，卻把同樣性質的“主人揖”句置於主人獻介之首，沒有正確置於主人獻賓之末，自相牴牾。敖繼公、張爾岐顯然注意到賈疏的這一問題，於是將“主人復阼階”句自主人獻介之末移置主人獻衆賓之首，以與“主人揖”句的儀節劃分相統一。敖繼公、張爾岐的本義是彌合賈疏之失，但卻錯上加錯，應當修正的沒有修正，應予保留的反而被修改，以與另一處錯誤保持一致。而張爾岐僅參用了《儀禮注疏》，並未參用敖繼公《集説》，則此處分節失誤的責任只能歸於張爾岐本人。

  又如《鄉射禮》賈公彥將“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至“司射降，搢扑，反位”劃分作“三耦爲第一番射法”節，而張爾岐則將本段命名爲“三耦射”，且將本段末句“司射降，搢扑，反位”歸於下一節“取矢委楅”。然而“三耦射”的主導者是司射，司射降堂反位意味着其任務完成、儀節結束，“取矢委楅”節的主導者是司馬，“司射降，搢扑，反位”句下句爲“司馬適堂西”，述説司馬開始行動、“取矢委楅”節開始。從經義而論，“三耦射”節的結尾只能是“司射降，搢扑，反位”，此處顯然是張爾岐誤分。

  五、《句讀》的宗旨、價值與學術轉向

  （一）從《儀禮鄭注節釋》到《儀禮鄭注句讀》

  據張爾岐自序，《句讀》的正式撰寫始於康熙九年。但張爾岐沒有説明的是，“儀禮鄭注句讀”並非其專著的原名，清人劉孔懷《儀禮鄭注句讀序》云：

  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夏於樂安李象先縢囊中見濟陽張稷若先生《蒿菴集》內有《儀禮鄭注節釋序》，急欲得觀，緣不識先生，無由也。因訪之歷下，乃識其人，未見其書，怏怏而返。今夏余門人于湜至濟上得識先生，先生始以手録《儀禮》付之，易其名曰《儀禮鄭注句讀》，蓋以章句之儒自居，謙也……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陽月中浣長山同學弟劉孔懷謹題。

  由此可知張爾岐之書初名《儀禮鄭注節釋》，至遲於康熙十三年夏改名爲《儀禮鄭注句讀》。“節釋”即分節解説，“句讀”即分章斷句，二者的學術含量有很大差別。劉孔懷認爲張爾岐將“節釋”改作“句讀”是自謙，但劉氏此説顯然是恭維之語。從後人的評價來看，張爾岐將書名定爲“句讀”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如顧炎武《儀禮鄭注句讀序》雖對張爾岐較爲推重，但顧氏對《句讀》的具體表揚側重於書後所附《儀禮監本正誤》《儀禮石本誤字》，對《句讀》的經學價值則僅云“采賈氏、吳氏之説，略以己意斷之”。清人黃叔琳序對《句讀》的學術評價則爲：

  取《儀禮》石經、監本互讎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全録鄭註，精擇賈疏，而附以己意。

  黃氏對《句讀》的推重，實在校勘與分節，對於張爾岐“附以己意”之處則未加品評。《四庫全書總目》則云：

  是書全録《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略以己意斷之。因其文古奧難通，故竝爲之句讀。

  除此之外，四庫提要並未具體指明《句讀》本身的經學價值，反而花費大量篇幅講述《儀禮監本正誤》《儀禮石本誤字》的價值、引述顧炎武對《句讀》的推許。清人對《句讀》的評價，基本與顧炎武、黃叔琳、四庫提要一致，即認爲《句讀》本身的重點就是分章斷句，而其學術創新之處實在書後所附《正誤》《誤字》二書。

  從《句讀》本身來看，張爾岐在全引鄭注、節引賈疏之餘，“以己意斷之”之處較少且側重疏通基本文義。而《句讀》中細密的儀節劃分、標點勾畫，則顯示了《句讀》真正的重心——分節與句讀。《句讀》的宗旨，就是制作一個注解簡明、結構清晰的《儀禮》讀本，以解決《儀禮》古奧難讀的問題。當然，這一宗旨的成立亦是無奈之舉。張爾岐最初擬定的書名是《節釋》，其重點無疑在“釋”上。然而在實踐中張爾岐最終發現難以在“釋”上取得重大突破，因此在初稿完成後，張爾岐將書名改作《句讀》，僅保留了“節釋”中“節”的含義。

  （二）儀節劃分與《句讀》的學術價值

  《句讀》在鄭注、賈疏之外僅是“略以己意斷之”，並不以經義闡釋見長。討論《句讀》的學術價值，還要從分節、句讀這兩個核心工作入手。而句讀過於細碎，且無法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縱向考察，不是衡量一部《儀禮》經解的理想切入點。儀節劃分則具有相對獨立的學術史脈絡，是禮學家對《儀禮》整體、局部理解的綜合反映。在具體儀節經文範圍、儀節名稱的差異中，我們更容易分辨分節者禮學水平的高下。因此，分節研究是衡量《句讀》學術價值的最佳視角。

  總體而論，張爾岐《句讀》之分節參考了賈公彥《儀禮疏》，但大力彌補了賈公彥分節的疏漏，同時合理增加分節層級、大幅提高分節精密度，構建了一個比較完密精準的《儀禮》儀節體系。從整部《儀禮》的分節來看，張爾岐在分節上的創造遠遠多於沿襲賈公彥分節之處，在絕大多數儀節劃分中已很難看到張爾岐沿用賈公彥分節的痕跡。與其説張爾岐的分節是賈公彥分節的升級，不如説張爾岐的分節是在賈公彥影響下產生的全新體系。

  從學術史上看，張爾岐《句讀》在分節上取得的成就不僅超越了賈公彥，也超越了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説》、郝敬《儀禮節解》等宋元明禮學名家。張爾岐的分節在清代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着領先地位，康熙、乾隆間後出分節中，姚際恒《儀禮通論》、江永《禮書綱目》、姜兆錫《儀禮經傳內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蔡德晉《禮經本義》、盛世佐《儀禮集編》、吳廷華《儀禮章句》之分節均未能超越張爾岐，僅王士讓《儀禮紃解》、《欽定儀禮義疏》、秦蕙田《五禮通考》在經記關係處理、記文分節等局部處理上實現了對張爾岐的超越。而道光時期在分節上後出轉精的胡培翬《儀禮正義》，本身就是在張爾岐分節基礎上修補而來。可以説，張爾岐在《儀禮》分節史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而張爾岐在分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體現了張爾岐具有扎實的禮學功底和勤奮的治學精神。

  當然，張爾岐的分節並不是完美的。其儀節尚未實現《儀禮》經文、記文的全覆蓋，在具體儀節劃分上亦有不夠精密之處。在此之上，張爾岐還出現了一些因爲誤解《儀禮》經文導致的分節謬誤。這些分節上的疏失反映了張爾岐的《儀禮》學水平與鄭玄、賈公彥、敖繼公、胡培翬等一流禮學家仍存在一定差距。

  （三）《句讀》在《儀禮》學內部的學術史意義

  中國傳統學術在清代達到了頂峰，在數量和質量上實現了跨越，而這一盛況的達成是以清初學術轉向爲先導的。清初學術轉向時間跨度較大，從清初至乾隆都屬於這一時期。所謂轉向，總的來看就是實現了由理學向經學、由宋學向漢學的轉變。

  儒家經典是聖人哲思的載體，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核心典籍，小到個人行爲舉止，大到科考國政，均以經書爲最高標準，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經學始終是顯學。但宋元明時期的經學受到理學影響，日益空疏，逐漸偏離了經書的本義，明代心學的出現則將這一趨勢推向了新的高度。在這一背景下，回歸經典本身逐漸成爲學術的內在要求，這一要求最終藉助明清易代的政治巨變得以生發。但清初學術轉向這一大潮是由衆多學者、衆多著作一起推動的，單個學者、單種著作在這一浪潮中的具體作用並不一致，不宜混同。具體到張爾岐《句讀》，若要真正認清它在整個學術轉向中的地位與作用，應當先理清《句讀》在《儀禮》學內部的學術史意義。

  張爾岐撰作《句讀》時可參考的前人著述很少，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楊復《儀禮圖》、敖繼公《儀禮集説》、郝敬《儀禮節解》等宋元明著名《儀禮》經解均未得見，可以仰仗的高水平經解僅有《儀禮注疏》。因此，《句讀》本身不能表現張爾岐對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等人的學術態度。且由於《儀禮注疏》幾乎是張爾岐撰作《句讀》唯一的倚仗，因此《句讀》大量引録鄭注、賈疏帶有必然性，不能説明張爾岐對鄭玄、賈公彥特別尊崇。張爾岐自序對鄭注賈疏唯一的評價是“註文古質，而疏説又漫衍，皆不易了”，對於未能獲觀朱熹《通解》反而頗有遺憾之意：“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由此更可知張爾岐對鄭賈並無推崇之意。至於張爾岐《句讀》節録賈疏、全録鄭注，也很難據此説明張爾岐“尊鄭”而貶抑賈公彥，因爲張爾岐撰作《句讀》的宗旨本就是降低研讀《儀禮》的難度，而鄭注恰恰具有簡明的特性，賈疏則較爲繁冗，張爾岐全録鄭注、節録賈疏是追求簡明的必然選擇。縱觀張爾岐自序，他著墨最多處是周公、孔子之聖及《儀禮》之重要，對於前代禮學家則未見臧否，可見張爾岐《句讀》的立足點是《儀禮》本經。至於《儀禮》內部諸家的異同、是非，則並非《句讀》所重。

  張爾岐《句讀》撰成於康熙前期，首刻於乾隆八年（1743），而當時學者對於這部“新書”的學術史價值其實已有比較統一的認識，顧炎武云：

  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説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説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臯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

  又黃叔琳序云：

  是書刪煩就簡，劈理分肌……惟欲明於詁訓而不苦於難讀，今而後開數千百年塵封之籍，家絃而戶誦之，詳其節目，而觀其會通。

  《四庫全書總目》則云：

  蓋《儀禮》一經，自韓愈已苦難讀，故習者愈少，傳刻之譌愈甚。爾岐兹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

  當時學者認爲，在《儀禮》本身難讀、北宋以來罷廢《儀禮》學官、南宋以來空虛學風盛行的多重壓力下，《儀禮》早已成爲絕學。而《句讀》作爲一部節目清晰、句讀準確的《儀禮》讀本，可以降低研讀《儀禮》的難度，提高《儀禮》的關注度，挽救《儀禮》學斷絕的危險。張爾岐本人在自序中對《句讀》的期待亦大體如此：

  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目之力，不至如愚之屢讀屢止，久而始通也。

  需要説明的是，康乾學者對《句讀》的評價與張爾岐自序所述一致，均不涉及鄭玄、賈公彥、朱熹、楊復、敖繼公、郝敬等前代禮家內部的紛爭。在《儀禮》幾乎被廢棄的清初，前代《儀禮》學著作之高下已是次要問題，對包括張爾岐在內的當時學者而言，如何讓世人重新研讀《儀禮》才是當務之急。張爾岐之後三禮館纂修官王文清、吳廷華接連撰作《儀禮分節句讀》《儀禮章句》兩種《儀禮》讀本，更説明了《儀禮》衰微、亟待振興的現實。

  總之，張爾岐撰作《句讀》的《儀禮》學意義，就是降低《儀禮》研讀難度、鼓勵世人研讀《儀禮》本經。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方式，主要是在通行的《儀禮注疏》基礎上刪省賈疏，並施加精密的分節、句讀。至於前代《儀禮》學內部的是是非非，並非張爾岐等清初《儀禮》學家最關注的問題。

  （四）《句讀》的進呈、刊行

  張爾岐《句讀》受到顧炎武大力推崇，其本身體量又不大，按常理當迅速刊行。但《句讀》的首次刊刻卻在成書近七十年後的乾隆八年，其中原由值得深思。筆者認爲，《句讀》刊行不順是內因、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首先，以分節、句讀爲核心的《句讀》具有較強的讀本性質，在學術定位上存在天然不足。即便是《句讀》用力最深的分節、句讀，仍存在儀節缺失、誤解經文等疏漏，未臻完善。其次，張爾岐之時《儀禮》已長期不受重視，張爾岐本人的學術地位及《句讀》的學術分量遠不足以撼動這一相沿已久的學風。

  自身學術價值的局限及未能及時刊行帶來的傳播不便，直接導致《句讀》在撰作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除顧炎武等少數學者外，響應者寥寥。張爾岐《句讀》真正開始產生廣泛影響，是在乾隆八年刊行之後。乾隆八年和衷堂刻本《句讀》目録後附有校刊者高廷樞識語，交待了和衷堂本的刊刻始末：

  予幼遵父訓，手録是書，時家君每曰蒿菴三十餘年精神命脈畢萃於此，惜力緜不能代梓，爲一生憾事……癸亥（乾隆八年）二月適會城，遇高苑學博單君雲谷、蓬萊學博王君任木，談及《儀禮句讀》，二君素知此書，深玉之授梓，且代製徵刻文啟，辭頗典麗。歸里謀諸同人，僉曰素志也，遂公議捐資，付之剞劂……乾隆八年桂月濟陽後學高廷樞景垣謹識。

  高廷樞是張爾岐同鄉，乾隆三年中舉，會試入明通榜，乾隆七年先後選任魚臺、濰縣教諭。高廷樞自幼受到父親重視《句讀》的影響，曾手録《句讀》，後在其他地方教諭和同鄉的支持下，在乾隆八年二月至八月間主持校刊了和衷堂本《句讀》。但高廷樞之父早有刊刻《句讀》之念，一直未能如願，爲何沒有高位厚祿的高廷樞卻能在半年內迅速完成規劃、募資、校勘、刊刻的全過程呢？這還要從乾隆初期學術生態的改變説起。

  乾隆帝即位後，繼續並加強了清朝的稽古右文政策。乾隆元年乾隆帝設立三禮館，開始纂修《三禮義疏》，又於乾隆六年正月初四下詔征求本朝經學著作：

  從古右文之治，務訪遺編。目下內庫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抄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

  乾隆七年二月十五日，山東巡撫朱定元響應乾隆諭旨，進呈張爾岐《句讀》。乾隆八年和衷堂刻本所附黃叔琳序中則暗示了《句讀》刊行與朝廷政策的關係：

  今天子方纂修三禮，又開館局校理經史，籤帙一新。是書前已進在上方，今復彫本行世。文治光昌，遺經畢顯，固運會使然乎。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認爲《句讀》刊行的大背景是乾隆元年詔開三禮館、乾隆六年廣徵經學著作等尊經政策的實施，而乾隆七年山東巡撫進呈《句讀》則使得《句讀》在一定意義上獲得了官方認可。《句讀》得以刊行的首要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學術內部發展的自然結果。

  （五）《句讀》與清初學術轉向

  《句讀》雖在分節、句讀上取得了遠超前人的成就，但《句讀》的學術定位是讀本，且即便是作爲核心工作的分節、句讀亦非完密無缺，《句讀》總體學術含量有限。然而在《儀禮》幾乎廢絕的清代初期，一部精當《儀禮》讀本的出現，本身就是《儀禮》復興的強力號召。而《儀禮》在群經之中思辨性較弱，素不爲理學家所重。在理學盛行的清初，張爾岐逐節逐句地推敲《儀禮》儀節文義，且絕口不談義理，這無疑是對明末清初理學空疏之風的反叛。張爾岐《句讀》在學術轉向方面的核心指向，就是呼籲人們回歸經典本身、重視經書本義。至於《儀禮》學內部鄭學、賈學、朱學、敖學之短長，乃至經學內部的漢宋之爭，則基本不在張爾岐考慮之列。

  顧炎武之所以推崇張爾岐，並非《句讀》的禮學價值，而在於《句讀》本身體現出的治學風格與顧炎武反對空談的學術觀點完全一致。但經學是官學，以經學爲核心的學術轉向離不開官方的支持，僅靠幾位大儒振臂一呼是遠遠不夠的。顧炎武、張爾岐等清初學者的號召事實上並未得到廣泛響應，甚至《句讀》在撰成七十年間並未得以刊行，只能以傳抄的方式發揮有限的影響力。然而乾隆帝開設三禮館、廣徵國朝經學著述之後，尊經重禮之風迅速興起，學術生態爲之一變，《句讀》也在短短幾年之內得以進呈、刊行，之後又被收入《四庫全書》，正式奠定了清代早期一流經學著作的地位。

  總而言之，清初學術轉向的大方向是回歸原典、由理學轉向樸學。這一轉向由張爾岐在內的衆多樸學家發起，最終在乾隆朝一系列稽古右文政策的推動下得以完成。在討論清初學術轉向時，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句讀》等著作開風氣之先的歷史意義，學習其回歸原典的治學精神，但亦不宜高估《句讀》等著作的學術價值，也不可低估清初文化政策的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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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Kenny 发布时间：2012-07-26 12: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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