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学堂:从小培养好习惯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身为父母，爱孩子井不难，而会爱就不同了，培养孩子在生活、学习、行为等多方面的好习惯，对孩子一生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这才是会爱的父母。本书就是爱与会爱之间的那扇门，当你翻开这一纸书香，也就敲开了通向会爱的那扇金门。

《从小培养好习惯》精选了宝宝上幼儿园之前要养成的52个好习惯，从饮食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社交习惯、道德习惯、自我保护习惯等六大方面进行了全葡、生动的阐述。在每一个习惯中，结合生活案例来“寻根究底”，针对不同的问题“给您支招”。

培养宝宝良好的饮食习惯

我不吃青菜，只吃肉――让宝宝不挑食、不偏食

肯德基就是比家里的饭好吃――让宝宝少吃洋快餐

给我吃一块巧克力吧――让宝宝健康地吃零食

妈妈，我要吃羊肉串儿――不让宝宝吃不洁的食物

我要用勺子吃饭――让宝宝学会用筷子

吃饭时为什么要安安静静的――让宝宝安静、愉快地用餐

妈妈，你喂我――让宝宝独立用餐

阿姨，给我一个棒棒糖吃吧――不要让宝宝贪吃别人的食物

今天我要吃三碗米饭――不让宝宝暴饮暴食

我想边吃边看电视――不要让宝宝边吃边玩

妈妈，我的嘴巴臭吗――让宝宝饭后会漱口，会擦嘴

水不甜，我要喝饮料――让宝宝爱喝白开水

培养宝宝良好的卫生习惯

我刷得比你快――让宝宝学会自己刷牙

怎么天天都要洗脸啊――让宝宝每天早晚洗脸洗脚

谁说我不会洗手――让宝宝勤洗手

冷，我不喜欢洗澡――让宝宝乐于洗澡

不要，我就是不要剪头发――让宝宝主动配合剪头发

小姨怎么留那么长的指甲――让宝宝勤剪指甲

穿衣服睡觉不舒服――让宝宝习惯穿睡衣睡觉

我就喜欢这件，不换――让宝宝懂得勤换衣物

对不起，我又尿裤子了――让宝宝有良好的排泄习惯

鼻子里面痒痒怎么办――让宝宝不抠鼻子

培养宝宝良好的行为习惯

妈妈，我的衣服呢――让宝宝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

今天我来择豆角――让宝宝勤劳不懒惰

我不想睡午觉――让宝宝规律地作息

在家里玩不是一样吗――让宝宝喜爱户外

呀，我拿错小明的水壶了――让宝宝做事认真不马虎

妈妈，我出去玩一会儿再回来接着画画――让宝宝做事专心

蜡笔哪儿去了？我昨天还用了呢――让宝宝不再丢三落四

玩水有什么不可以――让宝宝懂得节约水电

我不是故意撕坏的――让宝宝学会爱护书籍

妈妈，我……我……我――让宝宝说话不结巴

培养宝宝良好的社交习惯

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许玩――让宝宝学会分享

我就是欺负你――让宝宝不欺负弱小的伙伴

我叫茜茜……――让宝宝学会积极主动地交往

我不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让宝宝适当地参与异性间的游戏

听我说――让宝宝学会倾听

你不许赢我――让宝宝正确对待输赢

这样分蛋糕不公平――让宝宝公平处事，摒弃私心

我跳得不如她好――让宝宝自信不自卑

别难过，已经没事了――让宝宝学会宽容

我就要坐这个位置――让宝宝学会礼貌待客

嘘，爷爷在睡觉――让宝宝学会为他人着想

培养宝宝良好的道德习惯

你给我吐出来――让宝宝学会尊敬长辈

这是我从妞妞家拿的橡皮泥――让宝宝分清“拿”和“偷”

瞧我画得多漂亮――让宝宝爱护公物

苹果核儿扔哪儿啊――让宝宝保护环境

好慢啊，为什么要排队――让宝宝遵守社会秩序

培养宝宝自我保护的习惯

“嘀嘀嗒嗒”要让开――让宝宝注意玩耍安全

妈妈，为什么黄灯不能过马路――让宝宝遵守交通规则

我找不到你了――让宝宝知道家在哪里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给你吃糖――让宝宝不要轻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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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宝宝良好的饮食习惯

     我不吃青菜，只吃肉――让宝宝不挑食、不偏食

     军军一直是个很乖的孩子，有什么好东西都会拿出来跟别人一起分享，大人们都夸他懂事。妈妈也很高兴军军有这样的表现，所以经常给军军买他爱吃的东西，做他最爱吃的菜。一个偶然的机会，妈妈读了一本《家庭营养学堂》，恍然意识到，小孩子正在长身体，应该多吃各种蔬菜，不能只给他做爱吃的肉类和油炸类食品。于是，妈妈专门弄了一个菜谱，希望军军在饮食上能够更均衡。

     一天晚上，军军在外面玩了一天，回到家就嚷嚷：“我好饿好饿，怎么还不开饭？”妈妈很心疼地对军军说：“再等一会儿，妈妈很快就烧好饭了。”军军听后马上去洗手，然后乖乖地坐在餐桌前等着妈妈烧菜。闻着厨房里的香味，军军开始流着口水幻想着自己最爱吃的糖醋鸡腿……不一会儿，妈妈把做好的菜端上来。军军一看是青青的叶子，上面点缀着碎碎的白蒜末，失望极了，顿时带着哭腔大声地嚷：“我要吃糖醋鸡腿，不要吃青菜……”妈妈非常无奈地劝军军：“今天我们吃青菜和辣椒火腿，明天妈妈一定给你做糖醋鸡腿好不好？”军军嘟起小嘴，一声不吭，随便吃了几口青菜就说吃饱了。

     看着军军快快地离开餐桌，妈妈心里又心疼又矛盾。

     寻根究底

     挑食、偏食习惯的形成原因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项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婴儿3～6个月添加辅食时，由于父母不正确的喂养习惯，就会造成宝宝今后的挑食、偏食。一般父母会选择米粉、蔬菜泥、水果泥、肉泥、鱼泥、水果汁相互交叉着作为宝宝的辅食，而有些父母由于个人的偏好或者其他的原因，特别偏重于某种食物，有的偏重于蔬菜类，有的偏重于肉类，他们的宝宝长大后就会比较容易发生挑食、偏食。这是什么原因呢？心理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婴儿早期的口味会在婴儿的头脑中产生固定的格式，当长大后，宝宝会按图索骥地选择他们记忆中与格式口味相似的食物，这就造成了挑食、偏食。有这样一个现象可以进一步说明，现在很少有不爱吃水果的宝宝（有的宝宝只排斥某些水果，对其他水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而我们的父辈中不喜欢吃水果的却比较多，子女送去的水果常会烂掉，而不是吃掉，这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水果比父辈小时候普及得多，现在的家长已经把水果作为宝宝主要辅食的原因。

     上面介绍的只是宝宝形成挑食、偏食的原因之一，其他造成宝宝偏食的原因还有可能是父母平时对某种食物有偏好、不良的广告诱导、食物烹饪的口味、怕塞牙、怕鱼刺等。所以要矫正宝宝挑食、偏食，父母们一定要找清原因，对症下药。

     给您支招

     矫正宝宝挑食、偏食的坏习惯一定要趁早入手，一旦发现苗头，家长就要采取措施。

     1、允许宝宝在开饭前吃菜

     妈妈刚炒好一盘菜，有些孩子总喜欢尝尝鲜，觉得那样吃的菜是优选吃的。而把菜全部做好正式吃饭时，孩子已没有了特别想吃的兴致。所以家长不妨利用儿童这种心理，在未开饭前让宝宝空口吃些菜，可以是宝宝不讨厌又不特别喜欢的健康食品，如青菜、刺不太多的鱼等。这时的宝宝肚子较饿，东西比较容易入口，最后再端上他最喜欢吃的菜。如果宝宝已经吃菜吃饱了，少吃些饭也没关系。

     2、告诉宝宝他什么都爱吃

     小的时候，宝宝对一些没有见过的菜会问：“妈妈，这个好不好吃？”“好吃，宝宝一定爱吃！”妈妈应该这样回答他。这样的回答能令宝宝对尝试新菜有兴趣，进而接受新的蔬菜。但有些味道较重的菜很多宝宝不喜欢吃，比如茄子、苦瓜、芹菜等，家长则不必难为宝宝，因为随着宝宝的味蕾发育完善与对营养的有所认识，会慢慢吃起小时候不爱吃的菜。

     3、当宝宝两次拒绝吃某种食物时，就换其他类似的食物

     比如宝宝暂时什么蔬菜也不愿意吃，却很乐意吃水果，这时便可以让他多吃水果、麦片等一些蔬菜代用品，甚至维生素片也可以，这样宝宝就不会缺蔬菜中含的营养素；比如他们表示对牛奶不感兴趣时，家长不要没完没了地强迫宝宝多喝，这样会让宝宝更讨厌牛奶。不少宝宝更喜欢喝甜牛奶、果奶和酸奶，家长不妨换这些品种试一试。然后，在宝宝比较高兴或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家长再对宝宝进行适当引导，让宝宝逐渐接受某种食物。

     4、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在饭桌上训斥宝宝

     一旦宝宝执拗起来，忙碌一天的父母就很有可能着急生气，这样的话事情就糟了，父母越是着急，宝宝吃得就越少；宝宝吃得越少，父母就越着急，如此一来，宝宝的吃饭成了折磨人的事，甚至会成为声讨会或教育会。面对训斥，宝宝常常会拒食或吃几口就放下碗筷，说“吃饱了”，以此表示自己的不满。这并不全是宝宝的感情用事，事实上，宝宝可能确实不想再吃了――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或生了气，大脑皮层别的部位产生强烈的兴奋，原先管理吃的部位会发生抑制，人就会一下子失去食欲。另据实验表明，当一个人处在愤怒、悲伤、焦虑时，幽门括约肌会反射性收缩，使食物滞留在胃中，导致食欲下降，甚至会造成胃炎。所以进餐时情绪不好不仅会影响食欲，还会降低消化能力，影响宝宝的身体健康。所以，进餐时要保持愉快、安静、专心的气氛，父母千万不要因为挑食、偏食的问题在饭桌上训斥宝宝。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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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豆不啦 发布时间：2021-06-11 16:10:08

  生动的例子+做法指导。可以一看。

• 作者：淑莹 发布时间：2021-05-26 16:19:14

  看的书学苑版本，不过真题都是一样的

• 作者：- 发布时间：2023-10-22 13:28:48

  普法栏目剧专业版，理趣结合，看人相“法相”众生相。

• 作者：凤梨 发布时间：2023-02-12 18:36:01

  【2023026】因为别人在看某本书而兴致勃勃找来读，是一件冒险的事

• 作者：山鬼2046 发布时间：2018-12-14 16:01:36

  重读，倒没感觉了

• 作者：黒崎真澄 发布时间：2010-09-26 22:02:42

  编排方式非常好 轻松有效 就是量太少 我一天看完了

• 放翁词笔，诸格兼擅，集中佳什，非但所谓卜算子、钗头凤而已

  作者：思适斋中小学生 发布时间：2019-07-30 15:05:18

  自後村至亦峰，学者于放翁词作多有措意。余以为激昂雄慨、沉郁深婉、飘逸高妙、安雅清澹、秾丽绵密诸体，放翁集中实兼而有之。

  激昂雄慨者，如《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沉郁深婉者，如《蝶恋花（水漾萍根风卷絮）》、《鹊桥仙·夜闻杜鹃》、《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飘逸高妙者，如《朝中措·梅》、《隔浦莲近拍（骑鲸云路倒景）》；

  安雅清澹者，如《生查子（梁空燕委巢）》、《太平时（竹里房栊一径深）》；

  秾丽绵密者，如《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鹧鸪天（梳髮金盘剩一窝）》。

  放翁词作140馀篇，余择其尤为可观者，得30篇。乃知其中佳什，非但卜算子、钗头凤而已。《鹊桥仙·夜闻杜鹃》，当为压卷。惜其词名久为诗名所掩，以致“歌者绝少”（刘後村语）。亦峰言放翁词精于诗，洵为的评。

• 【转】杨天宇：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18 09:45:11

  【作者简介】杨天宇，1943年12月生，安徽省安庆市人。196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经学和《三礼》学的研究。曾先后出版《仪礼译注》、《礼记译注》、《周礼译注》、《诗经一朴素的歌声》等著作，主编《谋士传》一书。并曾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齐鲁学刊》，以及多种学报上发表《论郑玄〈三礼注〉》、《王莽与今古文经学》、《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释例》、《〈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史料价值》、《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略论汉代的三年丧》等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出版论文集《经学探研录》。目前主要从事《三礼》及其郑注的研究。

  　 　 一、关于《周礼》书名

  《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 又曰：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汉书·礼乐志》亦称之为《周官》，曰： 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尤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器用张陈，《周官》具焉。 又《汉书·王莽传上》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 年）征天下“异能之士”，其所列书名，亦称之为《周官》： 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

  至《汉书·郊祀志》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礼时，仍称《周官》，其奏文有曰： 《周官》天ｚｈｕì＠②（地）之祀，乐有别有合。 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余人奏为王莽加九锡之礼，犹称引之为《周官》，曰：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汉书·王莽传上》） 以上所记，皆在王莽居摄以前。 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9月，莽母功显君死，时刘歆与博士诸儒78人议功显君服，则改称《周官》为《周礼》了，其议有曰： 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 又引《周官·司服》之文，亦称《周礼》，曰： 《周礼》曰：“王为诸侯缌ｃｕī＠③”，“弁而加环ｄｉé＠④。” 是可知《周官》之改名为《周礼》，当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之前（公元6年至8年），故刘歆等78人之议方径称之为《周礼》。

  《周礼》又有《周官经》之称，见于《汉书·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案《汉志》是沿袭刘歆的《七略》，据王葆＠⑤考证，刘歆奏上《七略》，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 年）之初（注：王葆＠⑤：《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四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由此看来，似乎早在王莽居摄之前，《周官》已被尊为“经”了，则恐不然。因为《周官》之改称《周礼》与被尊为经，都是在王莽居摄以后的事。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时， 也只提到《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未及《周礼》，而《汉志》虽沿袭《七略》，亦非一字不易地照抄，“《周官经》”的“经”字，盖班固据东汉古文经盛行以后所加，并非西汉旧名。东汉以后人确有称《周礼》为《周官经》的，如荀悦《汉纪》卷25云：“刘歆以《周官经》十六（案“十”字盖衍文）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可见，在“歆奏以为礼经”之前，《周官》是不得称“经”的。又据上引《汉纪》和《释文》之说可知，改称《周官》为《周礼》，始于刘歆。

  又《汉书·食货志下》记王莽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接着记莽“又以《周官》税民”。同一《志》中而两见其名者，武亿曰：“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班固）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注：武亿：《授堂文钞》卷一：《周礼名所由始考》。）然则《周官》一书，自刘歆改名之后，迄于东汉，《周官》、《周礼》两名每互见错出。蒋伯潜说：“如郑玄《周礼注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亦甚多，而《后汉书·儒林列传》犹称玄作《周官》；《卢植列传》有《周礼》之称，《儒林列传》又称马融作《周官传》；郑玄《序》则谓郑兴、郑众、卫宏、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注：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四编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是其例也。 又古人还有所谓《周礼》有七处异名之说，见于孔颖达《礼记》大题《疏》，曰： 《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经礼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这里所谓七处异名，实际只有六名，曰“经礼”（见一、二两处。据阮校，宋本《孝经说》“经礼”作“礼经”，则与下引《春秋说》同，亦重其名），曰“礼仪”，曰“礼经”，曰“正经”，曰《周礼》，曰《周官经》。《周礼》、《周官经》二名前已述之。“经礼”、“礼经”、“礼仪”、“正经”四名，则皆据“三百”之数以断其为《周礼》之异名，实则不然。孔氏之误，缘自郑玄。郑玄于《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下注曰：“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今谓《礼》（案指《仪礼》）也。”是郑玄以《周礼》为经礼，而以《仪礼》为事礼或曲礼。其实《礼器》所谓“经礼”，乃指礼之大纲，“曲礼”则指其细目，而三百、三千之数，不过极言其多且盛。朱熹曰：“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天子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条。或有变礼，亦是小目。”（注：《朱子语类》卷78。）“礼经”、“礼仪”、“正经”之名，义亦如此。孙诒让说：“盖《周礼》乃官政之法，《仪礼》乃礼之正经，二经并重，不可相对而为经、曲。《中庸》‘礼仪’、‘威仪’，咸专属《礼经》（案指《仪礼》），与《周礼》无涉。《孝经》、《春秋》、《礼说》所云‘礼经’（案当作‘经礼’）、‘礼义’（案当作‘礼经’）、‘正经’者，亦无以定其必为此经。郑（玄）、韦（昭）、孔（颖达）诸儒，并以三百大数巧合，遂为皮傅之说，殆不足冯。”（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案孙说是也。孔颖达所举“经礼”、“礼经”、“礼仪”、“正经”四者，实皆非《周礼》之异名。

  二、《周礼》的发现

  有关《周礼》一书发现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传》，曰： 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案河间献王立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立26年而薨， 是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而武帝即位在公元前140年，是河间献王刘德之前16年在景帝时期，后十年在武帝时期，因此他很有可能在景帝时期即已从民间得《周官》之书。 又有河间献王得《周官》于李氏之说，见于陆德明《释文序录》所引“或曰”： 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 案李氏献《周官》之说在当时或有所本，但今已不可究其确然否，但河间献王当时确曾从民间得《周官》之书则无可疑。或以为《史记》之《五宗世家》未言河间献王得古文旧书事，遂以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记载不可信（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即力主此说）。然而这种因为《史记》缺载，遂疑《汉书》所记为不可信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近王葆＠⑤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对此说作了有力的批驳。据王葆＠⑤考证，《史记》对于河间献王得书事之所以缺载，是因为司马迁对河间王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从未到过河间王国，也不可能看到河间王国的文献，所以司马迁的《五宗世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记载就极简略，总共只用了几十个字。王葆＠⑤还论证了河间王国是当时与汉王朝相并列的两个古文经传的汇集点之一，完全有可能收集到包括《周官》在内的大量古文旧书。王说甚辩，详可见其书第三章第一节。

  又上引《释文序录》说“得古礼（当包括《周礼》）献之”，这是说河间献王曾将所得《周礼》上献于汉王朝。唐孔颖达在其《春秋左传正义》篇首之《春秋序》题下《疏》中亦曰：“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然《史记·五宗世家》及《汉书·河间献王传》皆未言及河间献王献书事，《河间献王传》唯曰“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盖河间献王这次朝武帝、献雅乐，同时亦有献书事，而《汉书》缺载欤？ 武帝时期汉朝廷“秘府”中确曾有一部《周礼》。唐贾公彦《序周礼废兴》说： 《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

  《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案秦挟书律惠帝四年已除，见《汉书·惠帝纪》，此误），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 这里是说，《周礼》因秦始皇焚书而被隐藏，至汉“开献书之路”而出于“山岩屋壁”，出而复入于汉王朝之“秘府”，致使“五家之儒”（指汉代传《礼》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五家）也都“莫得见”。这部出于“山岩屋壁”的《周礼》，盖即河间献王从民间所得而献之者。故孙诒让说：“秘府之本，即献王所奏。……至马《序》（案指贾公彦《序废兴》所引马融《传》）云‘出山岩屋壁’，只谓埋藏荒僻，与淹中孔壁，绝无关涉。”（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黄侃也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左传》及《古文周官》，此则马（融）所云‘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者，即指此献王之本矣。”（注：《礼学略说》，见《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盖因河间献王献书时，汉王朝立于学官的儒家经典已经确定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这五经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且《周礼》所述制度又与当时的制度相左，故将其藏之于秘府，致使“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这部“入于秘府”的《周礼》，到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书，始又发现而著于《录》《略》，到王莽时方得表彰而大显于世。 关于《周礼》的发现，还有出于孔壁之说。郑玄《六艺论》曰：“《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注：《礼记》大题孔《疏》引。）又《太平御览·学部》引杨泉《物理论》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官》，缺，无《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案此说并无史实根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案鲁恭王以景帝前元二年立，立二十八年而薨，见《汉书·鲁恭王传》，是其薨时当武帝元朔元年，不得云武帝末），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许慎《说文叙》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王充《论衡·佚文篇》曰：“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又《释文序录》云：“《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案以上诸文所记出于孔壁之书虽参差不一，然无一言及《周礼》，是郑玄《六艺论》及杨泉《物理论》之说，并不可信，故孙诒让斥之为“妄撰”（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又有所谓孔安国献《周礼》之说，见于《后汉书·儒林列传》，曰：“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案孔安国献书之说，已见于上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艺文志》，其所献乃孔壁中书，而孔壁所出书既不见《周礼》，孔安国又何得而献之？且据《移让书》和《艺文志》，孔安国所献，乃《逸礼》和《古文尚书》，又何曾献过《周礼》？又孔安国是否有过献书的事，学者亦颇疑之。《史记·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案孔安国之生年不可考，何时任博士亦不可考，据常理推之，其任博士时盖不小于20岁。又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曾下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注：《汉书·武帝纪》。），于是公孙弘上书建议令郡国荐举“好文学”者以为博士弟子（注：《汉书·儒林传》。），此后有éｒ＠⑥宽者，“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注：《汉书·éｒ＠⑥宽传》。）。可见孔安国任博士，定当在元朔五年之前，而éｒ＠⑥宽之被选为弟子并受业于孔安国，则当在元朔五年之后，前后相隔，盖不少于3年。即使假令孔安国任博士、公孙弘建议郡国荐举“好文学”者及éｒ＠⑥宽之被举而为孔安国弟子都在同一年，即都在元朔五年，而巫蛊事件（当指戾太子巫蛊事件）则发生在征和二年（前91年），距元朔五年已经33年，孔安国如果还活着，他的年龄已不小于53岁，且实际年龄可能远在53岁以上，那就同司马迁称其“蚤卒”的记载不相符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据《孔子世家》，颜回小于孔子30岁，孔子死时年73岁，则颜回死时决不会大于42岁，而称“蚤死”，则孔安国有生之年断不可能及于巫蛊事件明矣。是所谓孔安国献书而遭巫蛊事件之说，亦不可信，盖属传闻之误。

  还有所谓文帝时得《周礼》之说，见于《礼记·礼器》“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下之孔《疏》，其文曰：“（《周官》）经秦焚烧之后，至汉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案此说益不知何据，汉人从无文帝时得《周礼》的记载，故孙诒让斥之为“此尤谬悠之说，绝无根据者也”（注：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三、《周礼》立博士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周礼》一书经河间献王献之于西汉王朝后，旋即藏入秘府，其原因盖如贾公彦《序废兴》引林孝存的说法，即“武帝知其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的缘故。末世者，谓《周礼》为周末之书也；“渎乱不验”者，盖谓其所述制度既与立学官的今文五经不合，也与大一统的西汉王朝的现实制度不符。所以《周礼》一书并没有受到西汉统治者的重视，当时汉王朝诸儒亦无研治《周礼》者。然《汉志》礼家类却记有“《周官传》四篇”，据王葆＠⑤先生考证，这四篇《传》很可能是河间献王组织人编写的（注：见《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五节。）。可见《周礼》一书发现后，在河间王国曾有研治者，但此后《周礼》学的承传便中断了。

  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汉王朝秘书（据《汉书·成帝纪》，校书事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发现了《周礼》，刘向将其著之于《别录》。成帝绥河元年（前8年），刘向卒。第二年成帝亦死， 哀帝即位，命刘歆继续校书，以卒父业。于是刘歆又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奏之。刘歆奏《七略》的时间，据现有材料看，盖在哀帝即位之初。《汉书·刘歆传》说： 哀帝初即位……（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 《汉志》亦曰：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故钱穆在其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注：钱穆：《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便将刘歆奏《七略》事系于哀帝即位之初、改元建平之前（案成帝死于绥和二年三月，至翌年始改元）。至建平元年，刘歆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博士，遭到今文博士反对，于是刘歆上《移让太常博士书》以切责之。

  我们举出上述史实，目的在于说明，《周礼》虽于成帝时被发现，后又著于《录》《略》，然不但未引起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亦不为刘向、歆父子所重。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并不包括《周礼》，其《移让书》中亦未言及《周礼》。刘歆所最重视的，是《左传》，故《刘歆传》说：“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并加以研究，为之做解说，这也就是贾公彦《序废兴》引马融《传》所说“多锐精于春秋”。所以《周礼》自被发现后，除前所说河间献王组织人编写的《周官传》四篇外，不见有其他研治者，故《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周礼》真正被重视，并被立学官，是到了王莽时候的事。《汉志》“《周官经》六篇”下颜《注》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这“王莽时”具体指什么时候呢？史无明文。然据史料分析，当指王莽居摄时。据《王莽传上》，平帝元始四年曾“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这里载明立《乐经》博士，而未及《周礼》。而下文紧接着记王莽征“异能之士”，其中才提到通《周官》者。这时《周官》尚未改名《周礼》，而这时才征求通《周官》的人才，显然当时尚未立博士。到元始五年，《周礼》仍称《周官》（见本文第一节），是亦尚未立博士也。直到居摄三年，莽母功显君死，刘歆与博士诸儒78人议功显君服，才赞扬王莽“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亦见本文第一节所引）。这“发得”二字尤其值得注意：《周礼》一书明明是刘氏父子从秘府中发现而加以著录的，何以又称王莽“发得《周礼》”呢？可见这“发得”二字不能简单地以理解为发现，而应该理解为特加宣扬、提倡。康有为说：“‘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为《周礼》大行之始，故特著焉。”（注：《新学伪经考·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这是说得不错的。可见这时《周官》不仅已经改名为《周礼》，列之为经，并且已经立了博士，否则不会把“发得《周礼》”作为王莽的一项功绩来加以颂扬。这就说明，《周礼》之立博士，大概与改名同时，都在居摄年间（公元6—8年），即所谓“王莽时”也。王莽为什么要重视《周礼》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为王莽“加九锡”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见《春官·典命》职文），既加九锡，其居摄称帝才能顺理成章。那么，既然是王莽重视并“发得《周礼》”，颜《注》又何以说是“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又何以说“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呢？这是因为刘歆当时职典羲和，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主管官，王莽有某种想法或要求，必然要讽示并通过有关官员去做，所以立《周礼》博士的事，当然要由刘歆来付诸实施（注：王葆＠⑤：《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四节。）。

  《周礼》虽在王莽时立博士，但好景不长，随着短命的新莽政权的覆灭，王莽所立诸古文经博士，自然也就被废弃了。但《周礼》学却在王莽时期有了一个突出的发展。由于史书缺载，尽管我们不能指出具体的史实，但自王莽居摄年间立《周礼》博士，到新朝灭亡，也有十六七年的历史，这期间由于博士的讲授，生员的研习，自可为《周礼》学的传播打下基础。且自平帝时，郡国及县、道、邑、侯国以至乡、聚皆立学，以普及经学教育（注：见《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又进一步扩大太学的规模，“为学者筑舍万区”，“益博士员，经各五人”（注：《汉书·王莽传上》。）。据《汉书·王莽传上·补注》载沈钦韩引《御览》五百三十四所引《黄图》说：“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可见当时官学发展规模之大。又由于王莽特重《周礼》，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周礼》学在王莽时期必然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传播发展。刘歆由好《左传》转而研治《周礼》，就是趋同王莽所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到了东汉，《周礼》博士虽废，然民间的传习，依然延绵不绝。据《序废兴》引马融《传》说：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刘歆之）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阮校说当作“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至（年）六十，为武都守，郡小事少，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

  据马融说，王莽时刘歆《周礼》学之弟子甚众，然皆因遭时丧乱而死丧，只有里人杜子春尚在，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其学于郑众、贾逵，郑、贾二人皆著有《周官解》，马融又兼揽郑、贾之学而著《周官传》。是可见杜子春乃两汉之际《周礼》学承传的关键人物。然马《传》的说法也颇有一些问题。如说杜子春是刘歆的“里人”（同乡），就不可信，因刘歆生长在长安，与河南缑氏县相去甚远，这一点王葆＠⑤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了（注：《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五节。）。但王先生又疑杜子春“未必是刘歆的弟子”，则疑所不当疑。因为马融《传》上下文的意思十分明白，说刘歆“弟子死丧，徒有……杜子春尚在”，这就清楚地说明杜子春是刘歆弟子的仅存者，正常的理解是不应产生歧义的。又，马《传》未提及郑众之父郑兴，而《序废兴》引郑玄《序》述东汉《周礼》的承传，就首先提到郑兴，说： 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司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官解诂》。 是郑众之父郑兴亦传《周礼》学，郑玄在其《周礼注》中亦曾多次引用其说，《后汉书·郑兴列传》也说“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郑兴的《周礼》学，当亦受之于杜子春无疑。据王葆＠⑤考证，是“郑兴先派其子郑众向杜子春请教，再由郑众那里了解《周官》之学的内容。这就是说，郑兴传习《周官》应在郑众之后”（注：《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五节。），或可备一说。又对照郑《序》来看，马《传》还遗漏了卫次仲（据《后汉书·卫宏列传》当作“敬仲”），即卫宏，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及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亦皆载有卫宏《周礼解诂》（皆见《二十五史补编》），其实都是根据的郑《序》，然《卫宏列传》并未言及卫宏研治《周礼》事，其说亦不见前人称引，不知郑《序》此说确然否。

  又《后汉书·张衡列传》载张衡著有《周官训诂》。张衡与马融同时，其《周礼》学不明所受，然从崔瑗对其《周官训诂》的评价“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来看，盖亦上承传自杜子春的郑氏父子及贾逵之学。稍晚于马融还有卢植，《后汉书》本传载其作有《三礼解诂》，又记其给灵帝的上书说“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又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是卢植亦著有《周礼解诂》，其学受之于马融，是亦上承杜子春、二郑一系。又有张恭祖者，亦治《周礼》，见于《后汉书·郑玄列传》，然其学不知所承。

  东汉是古文经学大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汉统治者从其开国皇帝刘秀起，就很重视古文经学，并重用古文经师（注：拙作《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章帝还“特好”古文经学，并曾命贾逵作《周官解诂》（注：《后汉书·贾逵列传》。）。因此尽管《周礼》在东汉时期没有立学官，但由于统治者及上述诸大儒的提倡，遂大行于世。

  在《周礼》学的发展史上，我们还要特别提到东汉后期的郑玄。郑玄的《周礼》学，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说，是“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然《后汉书》本传则说“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而《序废兴》所引郑《序》则曰：

  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ｃū＠⑦（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

  可见郑玄之《周礼》学，亦综揽前儒，非仅受之于马融。郑玄博通今古文经学而又遍注群经。

  《后汉书》本传载郑玄《戒子书》述其治经之宗旨说：“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故郑玄注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博综兼采，择善而从，故能使天下靡然乡风，咸宗其学，且致使今文博士之学，一蹶不振。其《周礼注》亦然，实为汉代《周礼》学集大成之作，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第二，郑玄兼注《三礼》，而特崇《周礼》，在汉代经学史上，第一次把《周礼》排在了《三礼》之首（先《周礼》，后《仪礼》，再《礼记》），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周礼》的地位。第三，两汉的今古文两派，其区分的最重要标志在于礼制，故廖平说：“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初变记》。）皮锡瑞也说：“《王制》为今文大宗，《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注：《经学通论·三礼》。）这种区分是否正确，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正如杨志刚所说：“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汉代经学的发展中，处于枢纽的地位。从两汉之际始，学界渐以《三礼》尤其是《周礼》移释他经。及至马融、郑玄，更突出地将其他经义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注：《中国礼学史发凡》，见《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第128页。）这种学风尤以郑玄为最， 故皮锡瑞批评郑玄“尊信《周礼》太过”（注：《经学通论·三礼》。）。孔颖达也说：“《礼》是郑学。”（注：《礼记》之《月令》、《明堂位》、《杂记》孔《疏》皆有此说。）故郑玄对于此后中国礼学、尤其是《周礼》学的发展，实起了奠基作用。

  四、《周礼》与西周史研究

  自《周礼》被今文学派诬为伪造，曾一度致使治中国古史者视为禁区，莫敢援引其说，这实在是一大冤案。经过近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这种“伪造”说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尤其通过大量金文材料的证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益显现出来。《周礼》虽非西周的作品，更非周公所作，而出于战国人之手，但其中确实保存有大量西周史料，只要我们善于择别，并证以其他先秦文献和出土资料，就可以为我们今天研究古史、特别是西周史所用。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以及当今的不少中青年学者，都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这里，我仅以杨向奎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以及张亚初、刘雨两先生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杨向奎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内容十分丰富，篇幅所限，此处仅略述其有关西周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此，杨先生主要就是依据《周礼》的材料，并参以《管子》和其他先秦文献以及金文材料，以西周主要地区之一的齐国为例，来进行探讨的。其结论，“肯定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也就是‘前期’封建制，它们自氏族社会转变而来，没有经过奴隶制”。其主要依据如下：

  一、《周礼》中有呶隶制残余存在，但奴隶已经不是主要生产者，在农业社会，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者是为贵族的享乐，诚者是看守门户，或者管畜牧，或者是其他贱役。

  二．虽然《周礼》中有奴隶存在，但其中有广大的从事于农业的农民及封建贵族地主。这种农民在《周礼》中称作“虻”，他们的地位高于奴隶，他们是授田的对象，他们是居住于野的“野人”。

  三、根据《周礼》和《管子》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东部地区治国用彻法，治鄙用助法。这是一种封建式剥削而有东方色彩。在国内正是“统治种族自己的公社形成的农村组织”，而在鄙内存在着“被统治异族的公社”。在被统治异族公社的农民是受奴役的农民，这些人是不自由的，《周礼》说农民徙于他乡，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要受处罚。而国内的农村组织的农民——士，可以称为“自由农民”，他们没有那些限制。士是贵族中的小宗成员，是贵族成员中的大多数，《仪礼》实际是《士礼》。

  四、“书社”的制度正好说明齐国地方组织有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它包括有土地和人民，而区域不大，家数不多，可以用来赐人的公社组织。《周礼》中的井田制是公社，与书社性质相似，都是地区域的农村公社。如果说国内公社是氏族公社原生形态的变种，那么，区域公社也就是鄙内公社，就是氏族公社的次生形态了。国内公社成员是贵族小宗成员，他们有血缘关系，鄙内农民不存在宗法，而且组织划分由统治者摆布，只能是地区性的农民公社。

  五、在地方行政组织上，齐国也有由原始部落留下来的十进位的行政组织，如《地官·族师》及《管子·立政》都有类似的记载。

  杨先生还指出当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齐国在宗周各国中可能是最早进入宗法封建制的国家”，然而“在西周至春秋时代，东方齐，南方楚，西方秦，北方晋，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因之不能说他们的社会形态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不能把问题简单化”。

  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中，杨先生还主要依据《周礼·地官》的材料，提出了这样一些见解。他认为周实行分封后，在每一国中的居民可以大别为两个不同的阶级，即：1．宗周的小宗成员士及没落的殷商贵族。2．居于野外的依附农民。前者居于乡遂，属于国畿；后者居于都鄙，属于野外。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以“田”为单位，一田是一千亩。但不同的是，乡遂实行的是“十夫为沟”的田制，一田千亩，都属份地，田间有小邑，居住十家，称为“十室之邑”，构成一个小小的公社组织；都鄙则是实行的“九夫为井”的田制，千亩之田，九夫各耕百亩，是为份地，其中百亩则为公田；居住于乡遂的是国人，向国家缴纳贡赋；居住于都鄙的为野人，向国家出劳役租。贵族领主则居于国内即城内。战时，乡遂之民有当兵的义务，称作甲土；都鄙之民则充作徒兵。土地划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一夫百亩是方形，一邑千亩则是长方形。土地的规划有“图”，属专人保管，而土地上所居之民的户籍则称为“版，统治者通过“版图”来控制土地和人民。但这种棋盘形的田制，是整齐化了的结果，实际一邑之田可以有多有少。在国畿附近实行的是“宗族公社”，这是由小宗成员组织的公社，它是氏族公社的发展；在郊野中实行的则是以地区划分的农村公社，在这里不存在宗法制度，地区划分代替了血缘组织，是氏族公社的次生形态，这已经是阶级社会中的基层行政单位了，等等(皆见杨著之第三篇第～节)。

  杨先生的上述见解是否正确，当然还可以讨论，但从杨先生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礼》一书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周礼》所提供的材料，杨先生就不可能得出上述看法。

  利用金文材料来研究西周官制并验证《周礼》，是现代学者所十分注目的一项课题。首先致力于此项课题的，是杨筠如先生。他的《周代官名略考》一文(发表于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二十期)，从文献及金文中搜寻材料，用以证明《周礼》一书保存了部分周代官制。此后，有郭沫若先生作于1932年的名文《周官质疑》，文中以金文所见的西周官制同《周礼》进行比较，以推定“其真伪纯驳与其时代之早晚”。杨、郭二先生之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很多，而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要数八十年代中期张亚初、刘雨两先生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

  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职官方面的铭文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搜集了有关职官铭文的铜器近五百件，整理出了不同的职官材料近九百条(包括同铭之器在内)，归纳出西周职官二百一十三种，按十五类进行整理研究，然后以这些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与《周礼》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也有许多与《周礼》所记相合”(第112页)。具体说：《天官》六十四官，与西周金文有相同或相近者十九官；《地官》八十官有二十六官；《春官》七十一官有十三官；《夏官》七十四官有二十七官；《秋官》六十七官有十一官。总计《周礼》三百五十六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以找到根据。再则，(一)就职官体制言，《周礼》六官的体系除司寇一官与其他五官并列与西周金文不合，其余五宫大体与西周晚期金文中的官制相当。(二)就宰职言，《周礼》的天官冢宰总撮百官，主司王家内外一切，地位与其他五官有上下之别，这种宰职的设置在金文中也可以找到来源，如西周晚期金文中所见毛公、番生，其职权即与《周礼》的冢宰十分切合。(三)就《周礼·夏官》中的司士职言，其职掌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项：1．掌群臣之版；2．正群臣朝仪之位；3．掌群臣之爵禄赏赐，三岁考核一次；4．掌群臣之治，即其戒令刑罚。这四项职掌与西周金文中的司士和士的职司都能对上号。（四)就乡遂制度言，金文中虽未出现“遂”字，但出现了“乡”字，且西周中晚期金文中有奠人与邑人之分，据陈梦家、杨宽先生考证，此即乡遂两处的官吏，这虽是诸侯国的乡遂官吏，但综观金文中周王与诸侯国官吏的建制，两者是大同小异的，从诸侯国的建制当可推见王官的建制。(五)就《周礼》中的爵制而言，虽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分，然就杨向奎先生的研究，这五等仅用于封地大小的不同，而其礼制上的划分则为三等，即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这种三等爵与金文中的三等爵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其对应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周礼》中记录的九命为公、七命为侯伯、五命为子男的爵级，也与金文中频繁的册命制度十分一致。综上所述可见，《周礼》与西周金文“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只能证实《周礼》一书在成书时一定是参照了西周时的职官实况”(第140页)。“其书虽有为战国人主观构拟的成分，然其绝非全部向壁虚造”(第112页)。“《周礼》一书在其主要内容上是参照了西周官制的，《周礼》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十分熟悉西周典章制度的宿儒。所以，我们认为对《周礼》一书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对这部书过去一段时间的研究多从否定方面出发，而今后有必要多从肯定方面，援引第一手金文材料，找出其合于西周制度的内容，充分利用它帮助我们开辟西周职官研究的新途径”(第144页)。总之，通过张、刘两先生的研究，对于《周礼》的史料价值，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最后，我们想引用李学勤先生在其《从金文看周礼》(载《寻根》1996年第2期)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前言》：“法国汉学家毕瓯(E．Biot)翻译《周礼》，自以为业绩不在发掘巴比伦、亚述之下，这是在1890年克尼翁(F．G．Kenyon)在不列颠博物院新入藏的纸草中鉴定出《雅典政制》之前。《雅典政制》的确认和研究：大有裨于古希腊历史的探讨。通过与金文比较，重新认识《周礼》的价值，一定会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上起类似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