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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长安局大易 发布时间：2018-06-10 16:32:35

  喜欢

• 作者：康总好 发布时间：2023-03-01 21:48:30

  按图索骥

• 作者：亲爱的猥琐猪 发布时间：2017-04-08 22:22:24

  ↑←！←↑！→←↑↓→←？？↑↑？！！↑↑→→↑↑←↑↑←？↑↑！！！

• 作者：乌鸦 发布时间：2021-02-20 15:49:29

  孤独的人会互相吸引，但是孤独本身很难因此而获得消解。麦卡勒斯很擅长捕捉这种难以消解的孤独，还有因孤独难以消解，而在心灵中产生的那份感觉。

• 作者：jocelyn 发布时间：2015-04-16 18:05:57

  有比较重的评价味道，而对史实的阐述也过于大概。不能算历史书。

• 作者：椰萌萌 发布时间：2023-10-31 11:47:57

  迟早要爆。祝大卖特卖，火遍全球。

• 无责任资料汇编

  作者：AVINCI 发布时间：2011-11-01 09:05:18

  几乎所有内容都来自网络，且未经证实与考证。

  错别字屡见不鲜，严重怀疑校对人员的工作态度。

  除了开头提到霍金，后面都是基于2012末日展开的各种灭亡可能性。

  跟上世纪末“1999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类似的东西，别当成科普作品。

• 明德至善、格物致知与国学未来

  作者：7号中卫 发布时间：2010-10-29 20:44:55

  读罢四书，脑海中浮现起自秦汉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或为求取真义，或为功名利禄，或为家国天下，手执圣贤书，晃脑诵读的情景。四书五经，作为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思想流派——儒家的代表作，经千年而不衰，历万世而犹深邃，和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陶冶了整整一个民族的精神涵养。而《大学》，以仅仅数千言即告诉我们何为“学”、何为“大学”、何以修身明义、何以治国平天下。然而，在我看来，包括《大学》在内的儒学经典乃至诸子各家经典，对中华民族思想的塑造并非只有积极意义而无消极影响，对比中西方思想差异即可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问题。那么，在如今正处于文化思想混乱阶段的当代中国，国学，又将何去何从？

  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入门篇的《大学》在其“经”部分的开头即以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每一个拜读儒学的心中铭刻下了什么是大学的宗旨、什么是人生的正确追求。

  儒学是一门探究如何成为君子、贤人乃至圣人的学说。《孟子•告子上》中说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成为圣人，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有的人却一辈子庸碌无为呢？《中庸》说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也就强调了后天教化和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这在《大学》中即描述为“在明明德，亲民、在止于至善”，即要成为圣人就要弘扬美好的道德、弃旧图新以达到完美境地。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君子呢？《大学•传》中引用了《诗经•卫风•淇澳》中的一段话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君子形象：

  《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恂栗也；赫兮咺兮，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这段话具体地描述了在作者心中的君子形象：对待学问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对待自我修养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庄重开朗，仪表堂堂，使人难忘。这不正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所应该积极追求的人生态度吗？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做呢？在《大学》中我同样找到了答案。首先对于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应当承担什么，明确什么才是正确的追求，正如文中所说：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为人君，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而对于追求君子修养的每一个人，《大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商汤刻在澡盆上的一句话，本来是说人要坚持洗澡的问题，但是引申到精神品德修养上的锤炼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庄子•知北游》：“汝齐戒，疏沦而心，澡雪而精神。” 《礼记•儒行》：“澡身而浴德。”皆是以精神上的锤炼比之为精神上的洗澡。而曾子说的“吾日三省乎吾身”则同样表达了与《大学》相同的必须时时反省、不断革旧图新，也就是“亲民”的思想。

  总之，谈到中国思想史，没有人会忽略以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开篇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的作用：它如一面警钟，时刻提醒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克己复礼，弘德明义。也正是以《大学》为代表的一系列儒学经典，将“礼义廉耻，家国天下”八个字刻入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积淀和陶冶了中华民族“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的精神风骨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横渠易学》）的人生理想。

  二、

  格物致知与中西方哲学思想差异

  还记得小学课本上选录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的一篇名为《应有格物致知精神》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作为《大学》三纲八目中八目的基本追求，《大学》对“格物致知”有这样一段定义：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在这里格物致知被定义为：要获得知识必须认识、研究万事万物，必须接触事物研究它的原理；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道理，人要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探究、去彻底了解万事万物的原理。从这里看来，格物致知与几乎同一时代（也就是老师上课时提到的轴心时代）的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什么为什么”的提问方式颇为相似，但是为什么同样要求刨根问底的近代科学却并没有诞生于中国而是产生在欧洲呢？

  我觉得这与中西方哲学思想差异有关。《大学》中对格物致知进行如上定义之前还有这样一句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大学》中认为的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自身成就和家国天下，而不是对自然的认识；格的“物”也指的是人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

  纵观中国上古思想著作，大多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成就自己、看待人生和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验之谈，以经验论居多，少有的一些关于自然界现象的认识也通通将其归纳至比喻至人生修养方面的发现，如“上善若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等等。相比之下，发源于希腊数学和几何逻辑思维的西方哲学则讲究严格的归纳推理演绎，不像中国哲学仅仅描述一下事物的大致形态，这种从一开始就产生的思想差异也就直接导致了后来中西方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思考方向和角度。想到这儿，再回到那个王阳明的故事，也就不难理解其可笑之处了，他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了。

  从这来看，两千多年来被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一方面由于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忽视和格“物”的偏差，导致中国古代大多数科技成果来自生活经验的积累，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等等，皆是来源生活，并没有深入探究其机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推理演绎思想上的短板，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在对自然的经验总结不如西方人的“概念、定义、推理”式研究来的深刻和系统。直到清末，由于殖民统治，“格致”成为对物理化学类学科的统称，中国人才认识到面向自然科学、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格物致知”是多么重要！

  三、

  国学热与国学将何去何从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于文化战略的重视，加上《百家讲坛》类电视节目的大力宣传，曾经一度被冷落的儒学被热捧，其热度甚至达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而成名于百家讲坛的于丹教授所著的《于丹论语心得》更是卖到一千万册，但是我却要质疑，儒学真的开始深入人心了吗？

  伴随着于丹走红的还有一个词汇：“于丹腔”，指的是那种极具煽动性质却无法从中发现深意的腔调。我在家的时候也曾经看过几集于丹讲论语，而我认为于丹更适合去做一个演说家而不是国学大师，她的讲解不过是以论语当中一些最为平淡的对话为主料，配以演说家的各种腔调和手势，《心灵鸡汤》式的语言和故作高深实则别扭的用词，如：“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地浸润”；“深情，是一种由衷的情怀”；“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你用不值得的仁厚去面对已经有负于你的人和事，这也是一种人生浪费”；“这是多高的骄傲啊!”等等。在我看来，咋听起来会觉得很有深意，但是反复咀嚼却发现并没有多少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东西。如此国学，不过是学术娱乐化而已，而在这样宣扬国学的基础上盛行起来的国学热，就不得不怀疑其真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思想的启迪还是娱乐享受？我想，应该是后者更多一些。

  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在其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这样一段话：

  君主制和儒学相伴而生，结为一体，互相利用，现在又互相牵连，双双衰落。当儒学失去了他的体质依附时，它的理论体系也难以为继。伟大的儒学正在衰落，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退出历史意味着要走入历史，放弃了未来的儒学将会成为逝去的记忆。尽管只是零星的保留了下来，但它却为许多人所怀念和眷顾。

  但是，相比列文森儒学已成为记忆的看法，我却更赞同杜维明先生“儒学三期”的看法：只要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儒学必将在新世纪重新崛起。但是我觉得，迎接挑战不等于闭门造车，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条件背景下，兼收并蓄、拿来主义才是国学的真正出路。在老套路上反复摸索，带来最多也只是热闹一时的浮躁，并不能带来人类精神文明上的飞跃。

  前阵子看过一个哈佛大学的公开课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NDg5MDQw.html

  ），视频中主讲人以建立一个实际生活模型的方式阐述了一个关于生活中如何取舍、孰对孰错的话题，看罢很受启发。而我正觉得，国学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可以向西方的哲学、艺术思想吸收一些方面，如概念定义、建立模型，此外应该更多地去阐述国学的现实意义，用国学去解析现代人生活的种种困境，而不是空谈泛谈。而我，也同杜维明先生一样，对国学未来、对“文化中国”，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