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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与人合作的一部经济发展中著述。作者在书中深入地考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财产权属关系演化的联系，作者从历史发展进路的角度，实在地揭示出，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这一观点虽不能说具有殊多新意，惟其实在论方法尤其具有说服力。

目 录

序 言

第一编 理论和概论

第一章 问题

第二章 概论

第二编 公元九OO年至一五OO年

第三章 土地和人的所有权

第四章 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

第五章 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

第六章 十三世纪的欧洲

第七章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第三编 公元一五○○年至一七OO年

第八章 财政 政策和所有权

第九章 近代初期

第十章 法国和西班牙――竞争失败的国家

第十一章 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

第十二章 英国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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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种基本要素进入了庄园经济：保护的职能和劳动的角色。在保护方面，设防的城堡和具有专门作战技术的骑士提供了地方安全，这是任何装备简陋（武器原始，缺乏军事技术）的农民团体不能相比的。此外，对付从海上或陆地入侵的流寇一类敌人，当地的领主和城堡比相距甚远的国王和军队更直接便当，保护措施也比较令人安心。当时的动乱加上军事技术的特点使封建单位成为有效的保护模式。领主和他的骑士专门生产保护和公正，而依靠农奴来消费它们。北欧海盗、穆斯林和马札尔人在早期经常选择的谋生之道是抢劫不同的共同体劳动的产品。而另一种办法（北欧海盗自己最后采用的那种）则是以协议的形式包下他们自己附近地区的劳动，这种协议形式我们在前一章已经叙述过，还应当就更多的细节作一番简略的考察。

这种土地从庄园制度—一开始就不是经济学家利用那个术语意义上的完全的“共同财产”资源。习俗和惯例限制了它的使用，以防止共同利用含有的过度放牧和其它危险。（如果是—种共同财产资源，每个使用者便都想利用它而不顾及其他使用者，结果造成对资源持久性的破坏。在土地上过度放牧和在海洋上滥捕滥捞便是典型的例子。既然无人拥有资源，便没有刺激来保养资源或改进资源的利用效率。）

只要秩序混乱、土地丰裕、军事能力有差异和劳动力不足这些初始的条件起主要作用，典型的庄园便会一直存在下去。

从第一章介绍的情况看；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仅很早以来就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且是盛行的大家庭制的社会保障的来源，以此使体格强壮的人照顾老幼弱小。这些得益超过了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在时间和资源消耗方面）。简言之，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

私人成本的上升和私人收益的下降诚然使家庭采取推迟结婚和实行原始避孕方式一类权宜之计来降...

天然荒地的减少使得过去用牛拖曳的场合用上了马。马匹被认为是一种效率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的生物能源；不过，如果牛（一种天然的“草燃烧炉”）可以靠荒地饲养，实际上不需要什么费用，而马则必须用比较昂贵的燕麦饲养，那么牛在经济上相当于两匹马的效率。但是，如果这两种牲畜都要用同样数量的谷物和干草（当时比较贵）饲养，那么合理的选择则应当是利用马。

从第一章介绍的情况看；生育孩子的私人收益是很高的，它不仅很早以来就是劳动力的来源，而且是盛行的大家庭制的社会保障的来源，以此使体格强壮的人照顾老幼弱小。这些得益超过了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在时间和资源消耗方面）。简言之，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而在土地丰裕的社会里，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几乎是相等的。但是一旦全部好地被尽行占用，而收益开始递减时，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便截然有别了。

私人成本的上升和私人收益的下降诚然使家庭采取推迟结婚和实行原始避孕方式一类权宜之计来降低生育率。但是同时，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又导致生育率对社会仍然过高。

当孩子是一种资产时，生育率往往是很高的

在领主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竞争的范围内，领主们是可以组织实际工资上升的，但在一个地区这种和某行为亚大的足以有效的话，便需要有集权的政治统治了。

通过一系列渐近阶段，庄园主和农民--用普将变成雇主和雇员或地主和佃农

人口下降还是市场和交易所小，促使自给自足经济恢复和对外部竞争设置障碍以保护幸存的市场；行会的权力越来越大，并竭力控制着经商活动和组织外部竞争。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基本上近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与人合作的一部经济发展中著述。作者在书中深入地考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财产权属关系演化的联系，作者从历史发展进路的角度，实在地揭示出，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这一观点虽不能说具有殊多新意，惟其实在论方法尤其具有说服力。

• 作者：ren 发布时间：2010-01-01 10:57:57

  制度决定效率

• 作者：无忧 发布时间：2011-07-20 13:04:48

  如此简略的情况下，条理依旧不甚清晰。加入了过多作者评判，有失客观

• 作者：港长㍿ 发布时间：2011-08-02 21:15:08

  道格拉斯诺斯的经典之作。私有产权等制度的确立为后来的产业革命做好了铺垫

• 作者：Ghost 发布时间：2012-09-16 01:04:45

  老实讲，没看懂。翻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作品要想翻译好，译者在专业上要有一定的洞察力，知识面广，文字功力深，这不完全是翻译稿费提高就能解决的。可遇不可求吧。

• 作者：magnus 发布时间：2011-02-14 12:26:08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归诸的教育传播、技术革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后果）。真正的原因在此之外，即（经济组织的）制度变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利润（超额利益？）未必导致制度变革，除非通过制度变革可获取的预期收益（贴现）大于为获取这种收益而支付的变革成本。那么，这种制度变革的成本收益又当如何计算，何种算法（历史机缘）能算出有效的收益以导出制度变革？到底还是泛制度派的路数啊：将经济因素置于被解释变量（因变量）而非解释变量（自变量）的位置，这也就取消了经济在解释人类活动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并非人类活动的源动力，根源在经济之外，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泛制度派的人马一向以胳膊肘向外拐著称，莫非都社会学或政治学安插在经济学阵营里的奸细？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08-11-30 03:11:42

  经济史的力作。

• 人口、土地和民族国家

  作者：秋江暝泊 发布时间：2012-06-28 07:13:33

  似乎也就是那么几年之前，产权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种大行其道带着一个颇为简单的因果链条：经济增长来源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那么自然而然地，我们要进一步保持经济增长，就要设计落实一套适合经济增长的制度。如果说这种解读的话语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压力下一种规范意愿的表达，那么不如来看一下，这种话语中被大大略去的诺斯思想的精华在何处。

  诚然，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开始，诺斯就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西欧的崛起正得益于经济制度组织的建立。但更重要的是，创立、明晰和落实产权是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的，制度更从来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制度内在演变的逻辑有激励（incentive），且私人收益（private gains）超越了实行产权制度所需要的成本（cost），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才会运转并执行下来。产权设立的主体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历史上这一过程通常由政府来完成，因为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做到这点；而政府创立怎样的经济制度，取决于政府的财政需要。

  故事开始于900年。诺斯用土地和人口两个要素，解释了九世纪到十四世纪的经济增长与衰落、前线运动、欧洲贸易的发生、庄园制经济的变迁等等等等，再引入了民族国家和国家财政需要这个维度，解释了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不同欧洲国家的经济绩效。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九、十世纪的欧洲，人口持续增长而土地相对稀缺，当局部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就激发了人们去前线荒野（frontier）寻找新的土地，在那些地方，劳动力反而稀缺了。而在原来那些地方，人们有着去往荒野开垦的可能，也使得需要劳动力的庄园主不愿意过多地剥削佃农，客观上增强了他们的谈判能力。人口的迁徙造成了不同地域人口密集度的不同和劳动力—土地（man/land ratio）的差异，从而有些地方适宜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地方适宜生产土地密集型商品，这就带来了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就发生了国际贸易，即不同地区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生产其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达成效益的最大化。

  稀缺（scarcity）往往是经济组织制度变化的动力。在中世纪，庄园制（manorialism）和封建制（feudalism）是联系在一起的。庄园主收取之下佃农的劳动捐（labor due）并向他们提供裁判、安全等地方公共品；同样地，他们也向其领主宣誓效忠，完成一系列的义务以换取上一层领主的保护。贸易和市场的发展降低了寻找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成本，领主和佃农都未必需要停留在原来的地域和契约中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渐渐地，劳动捐变成了固定的租金，庄园主此时更加接近于地主。

  十三世纪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增长有两个方向上的效用，一是人口密集度的增加进一步促进商贸提高生产率，二是会遭遇报酬递减以及降低生活水平。而在十三世纪，由于并没有发展出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人口增长的正效应并没有抵过其副作用，因此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增长停止了。人口的增长同样带来了通货膨胀、土地的相对稀缺及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佃农上交给庄园主的固定租金已经不能够反映庄园主应得的收入，而不断重新商定租金的协商成本（negotiation cost）是很高的。制度随之往更低成本、双方更容易理解接受的方向移动（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进步），倒退回了庄园主收取劳动捐并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时代，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比创立一个原先没有的协商体制来重新商定租金要有效率的多。

  十四世纪，重要的生产要素变化再次发生：黑死病、饥荒和战争让欧洲减少了大量人口（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缺乏，减少了多少人口颇有争议，各种说法从减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劳动力重新变得稀缺。这带来的变化是，庄园主不得不想办法吸引佃农、放松管制，长期租约（lengthy leases）的诞生渐渐自然演变成了life leases，再到后来，佃农将土地遗传给下代的做法也变得极为寻常，随之被法律承认了。此时，过去几个世纪的通胀让约定的固定租金的事实价格变得很低，正好契合当时土地大量富余而降低了的市场价值，从而让佃农和庄园主之间的协议很容易达成。就这样，庄园制经济迎来了它的终点，它被获取工资的自由劳动力所永久取代了。

  十三到十五世纪变迁也带来了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的变化。不断扩大的商贸使得个人财产保护的重心慢慢从庄园主扩展到了地方、再到更大的地域，极大地促进了更大政治实体的形成。领主向其上一层领主提供的义务由人力变成了货币支持，使得君主有办法设立常设军队，增强了君主的实际实力。为了收取更多的财税，君主希望得到更大的领地、在领地中有更强的实力，十四世纪即不断扩张、合并、叛乱和战争的年代，这又让君主有了更大的财政需求。

  这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在一个战争无止休的年岁，国家解决其财政问题的能力决定了其是否能在欧洲的政治版图上生存下来。新的财税收入可以来自于没收贵族、商人的财产，或者授予某些特许经营权，再或者打开市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制度。对于君主来说，前两者的诱惑是惊人的，因为创立新的组织制度需要巨大的成本，且君主更愿意转向更容易测量更容易收取（measurable and easy to collect）的税源，而特许经营权（granting of privileges）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说，产权制度的创立需要政府行为，而君主的行为往往出自于其财政需要（fiscal needs），从获得税收目的出发创立的制度，可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可能是阻碍的。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西欧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就取决于这些国家为了应对自身的财政需要所创立的不同产权制度。

  法国的历史上，地方代议机构早早地把他们的权力交给了君主，法国得以建立起财税体系，君主具有极大的权力。而法王出于自身财税以及奢侈品的需要，对产业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规划，并给予了不少无法产业化的行业以特许经营权，限制了要素流动，无法达到稳定增长。西班牙和法国同样，君主具有很大的财政权，而两者的资源禀赋不同。西班牙一开始就有非常稳定的税基，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可以远远超过其他税源，新大陆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这带来了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繁盛的同时，也同样可以解释它后来的衰落：正因为其税源牢固，它并没有激励去建立一套现代财税体系或者经济组织制度，而当后来政治变动发生，西班牙失去了外来的岁入又要面临不断的战争，其失败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尼德兰（Netherlands）和英国，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让它们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故事结束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夜。在那个时候，当现代经济组织体系从要素市场到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知识产权一个一个建立起来时，西方崛起已然不可阻挡。

  这本书带给我几个理论的触发点，这可能是一些比较私人的杂乱的理解，和诺斯未必有关。主要关心本书内容的可以略过不看。

  第一。Bendix援引Tocqueville，提出的一个理解现代化路径的脉络是reconstruction of reciprocity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权利义务互惠关系的重构），也就是从庄园主—佃农关系变迁为国家—公民关系或者资本—劳动力关系。这当中包含了国家的建构和公民权的实现。Bendix的故事中是更侧重国家消解传统结构成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赋予公民权，从而重新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而在诺斯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当外延扩大，外在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慢慢蓬勃了起来，人就不再受制于原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去其他地方寻找自己发展的途径满足生活的需要了。这可能并不需要社会运动、权力冲突，而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并且这个变化的向度是多个市场多个主体的。外延的扩大，市场的潜移默化，对权利义务互惠关系的影响，也可能会延展到从民族国家进一步往外扩。

  第二。市场的层次是很多的，诺斯的故事里先主要涉及了要素市场（劳动力、商品），然后再到商品市场，后来也带到了资本市场。这些不同的市场宏观上各自联系资源禀赋、政治结构，微观上联系人的主体性和公民权，一层一层的牵扯和影响是会很不同的。不能简单用“市场化”一语概括。而像诺斯那样把时间的维度拉开到中世纪，就值得反思波兰尼的故事里，十九世纪劳动力的商品化自然的商品化是不是就那么的特殊，国家的背书又到底变化在哪里。

  第三。在诺斯的故事里许多次提到了行会垄断和君主的垄断。事实上在一开始的不完全市场里，君主授予特许经营权是能够帮助一些新的发明和制度克服市场的局限性的。那到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存在呢？同样的，行会（craft guild）为什么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妨碍经济发展的存在，是不是因为它们往往占据的是难以产业化拒绝扩张的行业呢？君主和行会又会具有什么关系，君主的经济规制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是废除地方关税促使全国市场形成呢还是设立垄断和特权）？此处存疑。也许需要更多欧洲史的阅读。

  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诺斯的这种叙述方式，从一个理论视角出发叙述历史，用这个框架解释了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又保持了复杂性和丰富性。与关注经济增长相比，更关注制度落实和运行的现实基础。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他的前半本书，从土地人口到财政需要止。对英国和尼德兰的描述带上了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固然不错，但总觉得为什么政府的财政需要会与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方向恰好重合的动力机制解释不足。法国的故事中涉及行业规划影响到经济增长也有所存疑。

  无论如何，诺斯此书还是相当值得一读的。作为一本略去了公式图表数学推演的读本，只要稍稍具有“交易成本”“边际收益”“相对价格”等等一类经济学词汇的sense就可以阅读。在对欧洲历史的叙述中，诺斯将这些概念运用的出神入化，具有远远超过经济学领域的意义。

  当然，更推荐首先阅读奠定诺斯理论框架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还是比很多其他经济学的领域好玩多的了。

• 《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逻辑概要

  作者：萌二 发布时间：2011-05-21 2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