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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版·2019中国邮政招聘考试专用教材：真题汇编书籍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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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寡人有疾发布时间：2020-12-29 21:43:10
带孩子读
作者：香凝发布时间：2017-10-06 18:01:06
中庸部分的有一些注解有一些感觉不是很靠谱好像有臆断而且感觉某些部分解释起来并不能很好的归于大旨。我配着毓老师的那本录音整理本一起看做读书笔记时有些注释还不如老先生三两句话来的通透...我要换本子了，江安图书馆误我了这回，下次得看看出版社再选用...
作者：翁小样发布时间：2013-03-21 14:32:35
徐图借 1306看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817201/
作者：渣叔阿琛发布时间：2024-04-30 19:32:05
8；《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提及的书，尼采在思想史和哲学史想必都是极重要的存在，这本通识不厚，不好读，作者看出来是研究尼采多年的学者，看过一句话，如果你是尼采的跟随者，那你一定会怀疑尼采的著作思想，作者应该就是这一类的人。看完后并没有get到尼采思想的一生，实在因为没有读过多少原著，抱着先通读一遍留个念想
作者：上极限和下极限发布时间：2021-04-04 20:05:08
很一般
作者：Walker 发布时间：2018-09-23 22:58:06
为而不争

深度书评：

【转】徐俊谈《南齐书》及“南朝五史”的点校与修订
作者：哲夫成城发布时间：2019-12-29 14:01:38
徐俊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5年启动以来，2013年推出第一部修订本《史记》，后陆续推出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及《魏书》；修订本《南齐书》也终于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这套修订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邀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相关情况。
《南齐书》修订本
继《魏书》之后，《南齐书》修订本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书展首发。南北朝“八书二史”修订本开始进入出版阶段，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南齐书》和“南朝五史”的点校情况。
徐俊：
所谓“南朝五史”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整理，于1970年代先后出版。在1958年草拟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最初一份文稿中，“南朝五史”的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但同件文稿经赵守俨先生粘贴重写，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因此 “南朝五史”由山东大学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这是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的。
“南朝五史”的点校工作，在1963年秋王仲荦先生等借调进京之前，主要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曾经由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专家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开展。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作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大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一次是1962年1月的“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文，“借调你校历史系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副教授去中华书局工作半年”；一次是1963年7月的“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文，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二十四史，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
1964年王仲荦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留影
1963年秋到1966年“文革”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借调进京，王仲荦先生承担《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陈书》，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梁书》，基本完成，但未能定稿。1971年以后，王仲荦先生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借调进京，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翠微校史”期间，《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王府井36号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在1984年接受采访，曾经对三次集中校史有一个概括性的回顾（《文史哲》1984年第3期），他说：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3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由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的《宋书》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定稿工作也基本完成。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住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三次校点工作，王仲荦先生参与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南齐书》点校主要在1963年以后“翠微校史”期间，当时的具体工作安排、进展情况和工作状态如何？
徐俊：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开始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于1963年11月底到京，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但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点校。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1964年6月12日《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1963年12月25日《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三百二十四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候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1964年5月14日《二十四史工作情况汇报》）。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
1964年王仲荦先生撰写的《南齐书》样稿及讨论记录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又对《南齐书》重新进行全书标点。据每半月一次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6月25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三十七卷列传第十八，尚剩二十多卷，王先生说正常进行每天可标点三卷”。
7月8日，“王仲荦先生已标点完，他点完后即开始继续写校记，在他回济南之前交出两本”，“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8月8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云彬）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
9月5日，“王仲荦先生于7月31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
从1963年11月底到京，到第二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王先生自己承担的《南齐书》在标点校勘和校勘记撰写等方面都比较顺利，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就相对滞后。在《南齐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梁书》《陈书》的进度差不多要晚近一年的时间。9月5日《二十四史工作汇报》：
卢振华先生于8月20日回济南，在回去之前《梁书》校《册府元龟》的工作基本结束，其间一大部分时间在写讲义，按他的计划，8月22日开始授课，9月底前把五周的授课任务完成，赶回来参加国庆。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
其他一些大部头史书如刘节先生承担的《旧唐书》、罗继祖先生承担的《宋史》遇到的问题更多，进度更缓慢。
最近看到一份1963年10月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办公厅转北京市粮食局的公函，目的是为即将从外地借调来的专家申请增加一些大米供应，公函背面有工作人员随手写的专家情况，能比较直观地看出二十四史点校小组的构成：
工作人员随手写下的1963年进京校史学者名单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外地学者中，郑天挺、刘节两先生都已年过花甲，王仲荦、唐长孺、卢振华等先生都是五十多岁（表格中王仲荦、卢振华先生的年龄不准确），正当壮年。在京校史期间，他们一般都还兼顾学校的教学，王先生承担着山大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批改研究生论文，几位研究生也来京听王先生指导。唐长孺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甚至就是在翠微路完成的论文答辩。赵守俨先生1965年3月3日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的一些情况的汇报》中说：“王仲荦血压增高，思想上颇恐慌，拟回济南休息一个时期，本月三日离京。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回来。”可以多少反映出一点王先生当时的身体和心情，我翻阅当年的校史档案，深深感到这些先生进京校史，不仅有学术的贡献，还有人生的奉献。
修订工作开始后，我曾几次到山大南院教工宿舍楼拜访郑宜秀老师，对王先生的校史生涯和学术生活增加了一些直接的感受。王仲荦先生的书斋“鹊华山馆”就在这个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层单元楼中，内外都已经显得破旧。我们来到之后，郑宜秀老师径直把我们引入左侧的书房。虽说是书房，其实也兼做卧室，沿墙是相对的两排书柜，窗下是对面而置的两张书桌，一张双人铁架床放在屋角。1986年6月4日王先生去世，当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其它房间都已经换了陈设，在郑老师的坚持下，这间书房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甚至连书柜里的书刊和旧纸包裹的书稿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电灯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从天花板中央斜拉到屋角的床头，感觉一下子进入了过去的时光。
郑宜秀先生展示周一良先生撰联并书的王仲荦先生挽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
郑宜秀老师告诉我，王先生去世后，她把王先生书房锁起来，五年没进去过。书房里的书柜、书桌、抽屉以及里面的东西，都保持原样，不去触动。郑老师把学界友朋写的挽联挽诗，拿出来让我们看，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王先生去世后第一次打开，其中有启功、周一良等先生写的挽联，缪钺先生写的挽诗。我们还看了王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用封面写着“出版工作”的笔记本写的诗稿，看到了王先生写满批注的《宋书》点校工作本。又把郑老师新找到的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用原包袱裹着带回北京，就是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中华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共十三册，其中六册是在王先生身后由郑老师整理的，前后二十一年时间，郑老师在“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当时读到非常感动，印象深刻。
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工作本手稿
郑宜秀老师非常热情，她说：王先生在中华工作十几年，她好几年暑假都在中华度过。王先生一生工作的地方，最长的除了山大，就是中华。郑老师还回忆王仲荦介绍她认识同在中华校史的郑天挺先生，郑老师的老家在福建长乐井南村，与郑天挺先生同宗。郑宜秀老师说，郑天挺先生早年丧妻，在中华校史时，衣衫破了，她曾帮他缝补。她说：他的家曾经是中华的联络站，吴树平、张忱石都来过住过。我到北京去，中华也是给一间房子，让我们自己煮饭自己吃，跟中华是一家人。
多年没有机会去看望郑宜秀老师，非常感念她对中华的支持，祝她健康快乐！
您在谈到宋云彬先生的时候，曾经说宋云彬先生除了《史记》《后汉书》外，还承担了齐、粱、陈三书的编辑工作，能介绍一下《南齐书》的编辑加工情况吗？
徐俊：
这时候宋云彬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南齐书》从1964年7月底王仲荦先生开始分批交稿，到1966年3月完成付型清样，宋云彬先生经手约一年半时间。《陈书》从1965年7月开始看稿，修改校勘记文字，到1966年6月完成复校付型，宋云彬先生经手约一年时间。《梁书》从1965年8月参与与卢振华先生商谈校勘记写法，1966年3月开始审改第一卷校勘记，到5月3日至5日重新整理《梁书》第一卷第二卷校勘记，已经是轰轰烈烈的“文革”前奏了。
宋云彬先生1965年5月日记，记录了每天审读《南齐书》的进度
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时间的情况，除了记录上面说到的工作进度外，还有一些涉及具体问题以及与这些借调学者的交往。宋先生看完《南齐书》全部五十九卷之后，又用一周时间复看，做付排准备，“其中有数卷分段断句皆有问题，一时不能决定，俟与杨伯峻商之”（5月10日），“下午应王伯祥之约赴陈乃乾家，与之晤谈，谈关于《南齐书·百官志》的校点问题”（5月17日）。与王仲荦、张维华先生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王仲荦先生交来《南齐书》《陈书》出版说明，宋先生召集本组赵守俨、吴翊如、杨伯峻、汪绍楹讨论修改。到1966年初，看《南齐书》清样，还不断发现问题：“上午看《南齐书》校样如干卷。王僧虔《诫子书》颇难句读，与汪绍楹、杨伯峻、赵守俨等商榷，未能全部解决也。”（1月31日）有一段时间宋先生“腰痛甚剧，起坐行动皆不方便”，有些问题虽然小，如“《南齐书》空行及卷目问题”，赵守俨先生都是上门与宋先生商定。
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互相之间也偶尔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
宋云彬先生1966年7月9日日记：“下午，与谢方、宋茂华谈《后汉书》返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文革”前关于二十四史点校的最后记录。
“南朝五史”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的确定，以及《南齐书》修订过程，请您介绍一下。
徐俊：
按照修订工程关于修订承担单位遴选的要求，首先要考虑原点校单位。山东大学是当年“南朝五史”的点校单位，虽然王仲荦先生已经离世多年，但在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仍然有相当的实力，自然是“南朝五史”修订的首选。为此，在修订工程筹备阶段，我带队走访了所有原点校单位，也拜访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领导和部分老师，得到了时任院长王育济教授的支持。
2006年10月20日，我们并在山大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南朝五史”修订征求意见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山大党委书记的陈之安教授、时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的郑佩欣教授、路遥教授、张金光教授，他们都曾亲炙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先生，也同事多年。年轻一辈除了王育济院长外，还有胡新生、王大建、范学辉等老师，王仲荦先生夫人郑宜秀老师也全程参加了座谈会。会后我们曾经商请郑佩欣先生主持“南朝五史”的修订，因身体原因，郑先生后来没能承担。
后来经过进一步调研，决定分散承担，《宋书》由盐城师院文学院丁福林教授主持，齐粱陈三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金龙教授主持，张金龙教授后调到首都师大工作，《南史》修订随之转到首师大。景蜀慧教授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门下，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继承了师门文史兼治的传统，是齐梁陈三书非常合适的主持人人选。
在景蜀慧教授主持下，2008年7月底，齐梁陈三书修订组完成并提交修订方案初稿。经过专家书面评审，11月16日，“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评审组由田余庆、张忱石、许逸民、胡宝国、冻国栋等先生组成，田余庆先生担任组长并主持了为期两天的评审。
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专家论证会（2008年11月17日）
田余庆先生主持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论证会（2008年11月17日）
田余庆先生主持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论证评审（2008年11月17日）
“南朝五史”修订方案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底本问题，扩充校勘文献范围的问题，新旧校勘记风格问题，礼、乐、天文、历律、地理、州郡等专志的修订问题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底本问题，尤其是在“中华再造善本”印行后，通过此前多史的底本试校，百衲本据晚期版本（主要是殿本）挖改、有失宋元本旧貌的问题，被进一步证实，百衲本被大家称之为“影印方式的整理本”。讨论中大家主张回到百衲本的前身，找到更早的版本作底本。原点校本《南齐书》就是以百衲本为底本的，百衲本的底本是宋大字本。修订本改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为底本，也即百衲本《南齐书》所据底本，既弥补了百衲本因修润描改有失古本原貌的不足，又较好地保持了与点校本的一致性。在扩展校勘资料方面，大家提出要尽可能搜罗存世宋元明三朝本，以使各本之间残缺得到互补。《南齐书》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搜集并比较系统使用了台湾所藏两个三朝本，发现了同源诸本间明显的文字差异，充实了校勘记。
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修订组陆续提交了齐梁陈三书修订样稿共七卷。11月28日至30日，《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样稿评审会议在广州召开。张忱石、许逸民、丁福林、张金龙、张文强先生，齐梁陈三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及修订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三书共七卷样稿的校勘记初稿和标点改动为基础，对出校原则、标点改动、撰写规范等问题作了集中讨论。2010年5月，在北京又召开了齐梁陈三书第二次修订样稿会，主要对两卷难度较大的专志专传（《南齐书·乐志》《梁书·诸夷传》）进行讨论，并对三书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沟作。在两次样稿会的基础上，2011年2月，《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样稿印发，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几年的版本校勘、长编和校勘记撰写，2015年2月至7月间，《南齐书》修订稿分四批交稿，进入编辑审读流程。2016年8月25日至26日，《南齐书》修订稿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华书局老编审许逸民、冯宝志先生，天津师范大学何德章教授（《魏书》修订负责人）、浙江大学真大成副教授、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旧唐书》、两《五代史》修订组成员），以及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修订组、编辑组全体参加会议，对《南齐书》修订稿中尚未达成共识的校勘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议在如何对待底本、处理旧校尺度以及具体条目的处理等方面，都作了深入讨论。
《南齐书》修订定稿会在中山大学召开（2016年8月25-26日）
《南齐书》修订定稿会会间参观陈寅恪故居（2016年8月25-26日）
今年7月10日至17日，《南齐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教授率修订组成员周文俊、洪绵绵、吴南泽到北京，与编辑组一起集中工作，通读改定《南齐书》付型清样。8月，《南齐书》修订本正式出版，并在上海书展举行了读者见面会。
总体来说，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在充分尊重原点校本成果的前提下，清理复核了原点校本的全部校勘记，统一体例，纠正错讹，弥补遗漏，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南齐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一千七百五十六条，修订本增加到两千四百余条（其中删去旧校三百四十条，增加新校近一千条，另改写旧校六百六十余条）。同时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办法》，修改完善标点，对个别分段进行了适当调整。
修订过程繁复漫长，但修订成果欣慰喜人。景蜀慧教授在《南齐书》修订本后记中说“甘苦备尝，感慨良多”，是一个经历者、主事者的由衷之言，真情实感。除开准备阶段不算，全面铺开工作，修订组全力投入，用了近五年时间。编辑组又经过近两年的编辑加工，与修订组往返商讨。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参加历次会议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多学者专家参与了书面审稿，包括对有关专志专传的意见、定稿后期对修订前言凡例的审查，作为参与其中的亲历者，我特别感佩修订组的长期付出，也特别感激学术界在专业上给予的巨大支持。
《技术与时间2》读书笔记
作者：蟾宫发布时间：2020-11-28 01:15:37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旨在揭示这种迷失方向的原初性。人类的历史是作为外延过程的技术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演化被种种趋势所主导，而人类社会则无休止地与这些趋势作较量。“技术体系”不断进化，同时淘汰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其他体系”。技术发展原本是一种破坏，而社会生成则重新适应这种技术生成。然而技术生成从结构上领先于社会生成（技术是发明，发明是创新），它在协调技术进化与社会传统间的关系时总会遇到阻力，因为技术变革依其幅度大小总会或多或少地动摇文化的基准。如此说来，本是人的命运的技术似乎与“精神”、“文明”及“人类”相对立。人和技术被西蒙栋所说的转导关系（它构成一种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连在一起，不可分割。而这种关系是个“超稳定的平衡”，它承载着难以抵挡的压力，这个压力便是时间。技术的领先开启了真正时间的延伸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01-108. Accessed: 11/13/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人是依赖于代具的存在且不具任何特长。把技术与文明相对立的人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亦不能接受时间性（作为在希冀和恐惧中的期待，elpis）来源于这一原初缺陷和这种原初迷津的观点。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09-111. Accessed: 11/13/2020
生物体自身的程序外延到一种人为的程序中，这就是原初补余性的生命形式。外延之物恰恰在其外延过程中形成，而且在外延之前并不存在任何内在性——这便是“补余的逻辑”。“相关差异”是程序化过程的机制。在此过程中，程序不断地分化，使生命（作为进化和分化）以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得以延续。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31-134. Accessed: 11/13/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本书中将揭示技术性如何开启不确定性，不仅因为它是作为起源的原初缺陷，即能够从中给出方向的原初的迷失方向，而且也因为不确定性中的方向只有在借助代具通达已经在此的经验中才能找到。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80-182. Accessed: 11/13/2020
能超前、有意愿、有能力、有思想也有知识的存在者，我称其为“谁”。“谁”的补余——即他的代具——是他的“什么”。离开了“什么”，“谁”便毫无意义，因为在以生命之外的其他方式将生命延续（即分化）的外延过程中，它们之间是转导关系。“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82-184. Accessed: 11/13/2020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试图阐明在对时间构成的分析中为何必须重视制约对已经在此的通达的代具之特性；而在《迷失方向》中，我将解析这种制约如何切实地发生在每一时代，我还将说明当今的代具性何以成为重复的障碍。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97-199. Accessed: 11/13/2020
所有的补余都是技术的，而所有的补余技术都是使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但技术的补余不全是记忆的技术，因为特属于记忆技术的补余仅仅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之后，而“存在的历史”（具有历史性的真正历史时期）则与文字的历史一同开始。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99-201. Accessed: 11/13/2020
如果说记忆可以工业化，那是因为它是被技术手段综合的；如果说这个综合是原初的，那是因为决定“谁”的正是其自身的滞留有限性：“谁”的记忆是有限的，本质上是不健全的，根本上是健忘的（爱比米修斯的形象首先就是健忘）。“谁”的记忆应当由载体来弥补，而载体不仅是保存记忆的手段，也是整理记忆的条件。随着拼写文字的出现，开始了背景解体的过程，而记忆的工业化则使之进一步加剧（迷失方向就是这种背景的解体，即场所的消失）。其实背景解体在后种系生成之始就出现了（矛盾的是，后种系生成又恰恰提供了场所）。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210-215. Accessed: 11/13/2020
所有的领土化（即征服空间）一开始都带来非领土化，所有的共同体化都导致非共同体化，所有的定向都把人引入迷失方向的时代。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216-217. Accessed: 11/13/2020
记忆始终是政治的对象，即应保留事件的选择标准的对象。第三章的题目及内容是“记忆的工业化”，即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它像发展经济的操作者一样先入为主地屈从于可计算信誉的特殊标准；与这种信誉相对立的是政治学的无信誉和已经在此的工业化所引起的极端教义派的强迫症（既包括宗教的也包括世俗的）。程序工业是记忆工业化的操作者，它开发由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带来的记忆综合的各种可能性。这一切通过实况直播、数据实时处理和违抗体细胞与生殖细胞互不相通性的基因操作，以各种形式彻底改变了事件的结构。当代的技术媒介破坏了由拼写文字构成的共同体化过程，这便提出了记忆的政策问题。如今政策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记忆问题，因为工业化把选择、成见、判断的标准以及在超出实在的可能中作出决策的种种问题都摆在了人们面前。科学技术已不再是实证性地描述真实存在的科学技术，而是在真实存在中创造性地开拓和描述种种新的可能性。这一章最终将揭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以信息代具为启发性核心的认识科学没有给予滞留有限性任何实质性的概念，因而也无法理解它们所引用的胡塞尔的意向性之涵义——只有在对时间物体的分析中才能充分把握这一涵义。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218-228. Accessed: 11/15/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提议把《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篇首谈及的Schuldigsein解释为缺陷性存在，而不是过失性存在，尽管这本书，即《技术与时间》的第一卷谈的确实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但这个过失事实上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而不是因爱比米修斯之过才成为变成凡人的人类的过失。人类没有过失，有的只是起源的原初缺陷，它使缺陷的共同体成为共同体的缺陷。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236-239. Accessed: 11/15/2020
上述一切是否意味着应当用速度取代上帝的无限性？如若如此，在记忆不健全的人的有限性面前，技术是否变成了滞留的无限性（当然是指上帝的记忆）？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251-252. Accessed: 11/15/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在勒鲁瓦——古兰的理论中，速度更普遍地表现了一种能动性，即互相竞争的物种间的潜力差。于是我们又应当考虑竞争物种间的（转导）关系。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258-260. Accessed: 11/15/2020
看照片其实是重新看，迟到是其根本特征。过去就像曾经存在的现在那样毫无保留、毫厘不爽地再现，然而它只不过是某种精神或幽灵的残余。照片对我来说是现在过去时，尽管这个过去可能不是我的过去，可能是我未曾经历的过去。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29-331. Accessed: 11/15/2020
看照片时，我的目光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我对把一个真实事物静置于我眼前的、如此短暂的曝光瞬间的思索。我从现在这张照片的静止状态追溯到过去的拍摄，正是拍摄时的那个停顿构成了曝光。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36-338. Accessed: 11/15/2020
分光图谱意味着分光、死而复生、场景和反射。巴尔特借照相的自爱问题提出了人类历史的主题。照片的分光图谱应是置于观看、幻象及表面的历史尽头的一面镜子，观赏者投影于其中，人类历史本身也将像镜子一样破碎在其中。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44-346. Accessed: 11/17/2020
照片带来了一种新的鉴别——区分方式，也是另一种对死亡的经验。各种仪器的出现是镜子阶段的器具具体化，对此阶段的超越本质上总是延迟的。自身在这些仪器中（重新）自视，而这些仪器“为我们”，“以其自身也为其自身”而建立自身。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50-352. Accessed: 11/17/2020
无论照片中的人物是否已辞世，所有的照片都是这种不幸。20 所有的照片都是这种不幸，所有的自爱都属于死亡学。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63-365. Accessed: 11/17/2020
无论照片中的人物是否已辞世，所有的照片都是这种不幸。20 所有的照片都是这种不幸，所有的自爱都属于死亡学。然而照相中的自爱又与众不同：它开启了另一种与终结的关系和另一种时间。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63-365. Accessed: 11/17/2020
照片中的延迟在我与我的终结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关系，并使我异乎寻常地时间化：照相中走向终结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65-367. Accessed: 11/17/2020
不可抗拒的视点同时也不可名状。不可名状标志着真正的烦扰和唯一的真正伤害：照片的内容终究是被编码的，而视点则不然[……]。我能够说清的东西不可能真正刺痛我，不可名状才是心烦意乱的明显征兆。24有时候，视点虽然清晰可见，却只能在事后显现。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391-395. Accessed: 11/17/2020
在自视中，她的形象是被过去定义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年轻。在当下看到过去的自己——她在这个当下自语道：我已成为过去；在这个当下，她重见原来的当下或者说过去的现在，她看到那个当下正在她眼下义无反顾地逝去。这里看到的是属于过去的（即不同时态的，pt?sis）生命，即由时间给予的，超越过去、现在和将来定义的生命，因为生可见死。只有对于那些曾经风华正茂、即将衰老、如今正走向其终结的人而言，青年与暮年才可能存在。死亡赋予生命时间、过程及差异（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差异，也是那些区分真理与时间的人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在此清晰可见。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422-427. Accessed: 11/17/2020
当我们看着安妮塔·埃克贝格在自视，依稀看到她的死亡和没有尽头的尽头，从她光彩照人的光敏镜像中承受那难以承受的自爱的当儿，我们在自我中又隐约看到了什么呢？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463-465. Accessed: 11/17/2020
皮兰德娄发现，电影演员对自己的银幕形象颇感陌生。这种感觉一开始与所有人照镜子时的感受相仿。然而，他在镜中的形象从此与他分离开来，且变得可传递。30 这种分离是形象和意象的无依托，它形成于剪接的吻合及由此而来的照片的延迟，而延迟又产生于电影机马达的静止不动中。由于电影人物是演员的无人称性或者说不具名性，剧中人及其扮演者的过去就可能成为我们的过去。剧中人、演员和观众共同参与到由电影的意向对象和照相的同一瞬间性所构成的相互连接且延迟的重合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467-473. Accessed: 11/17/2020
普鲁斯特在谈及电话（而不只是巴尔特在此对唱片的论述）时，也提到过同样的效应：在第一次使用电话机时，他第一次——对他来说是最后一次的第一次——听到他那仿佛已经逝去的祖母的遥远的声音35。德里达亦把电话看作制造幽灵和让人死而复生的机器。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501-504. Accessed: 11/17/2020
镜子的阶段”一文只是使人认识到不可能在镜中找到自己，因为镜子反射出来的只是他自身的缺陷。镜子一览无遗的反射仅指向一种等待，镜子的阶段将永远不会被超越而只能被反射，它只能给出一个观念的自我：主体的自我沉淀为一种原始形式[……]。在被社会认可之前，（这种原始形式）将自我置于一个虚构的、任何个体都不可复归的方向上——或者不妨说：他只能渐近地接近主体的形成。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514-518. Accessed: 11/17/2020
镜子构成无休止的自我助产术，其中外在性具有构成性（有欲望的躯体原本就已工具化了）。镜子反射出一种格式塔完形41，使它产生于左右颠倒的对称中。在这种对称中，主体迟于自身，追逐自身，在他静止不动的形象（他的照片）中找到他的机能：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522-525. Accessed: 11/17/2020
技术在思考。技术所思考的与未来的关系难道不应重复技术思考的内容吗？由于技术在思考，我们难道不该想一想技术让我们思考哪些内容吗？技术在我们之前思考，因为技术从来是我们之前的已经在此，存在于我们之前的存在者——因为“什么”先于且总是提前于早熟的“谁”。未来，即“思维的任务”，则尽在技术的思考及对技术的思考中——这两种思考的重叠处造就了时间。思考技术就是思考时间（重复）。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620-624. Accessed: 11/18/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海德格尔认为，差异与存在的最初涌现是不可分割的；而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在希腊文字中，却看不到这种存在的最初涌现。这就是说，差异具有开启性，而远不是“原初结构”[……]。差异开启了一个历史，即西方思想的历史，也是存在退避的历史。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652-654. Accessed: 11/18/2020
胡塞尔来说，中国的几何也许尚不能称为几何，因为它是无法证明的。认可拼写文字的特性并不意味着恢复音位中心论——逻格斯中心论的至尊地位，因为确正的字面意义并不是像自身在场那样对语音的忠实，而是对作为过去的过去——即字母的过渡或者说通过字母的言语过渡——的文字记录，它是对已经发生的（或曾经在此的）文字活动的某种重复方式。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681-685. Accessed: 11/18/2020
文字普及引发的共同体化和一般意义上的过去的确正定位构成了一个背景，其标志是使用像时间、空间、社会群体那样强加于人的技术工具。在此背景中出现了真正的法律和权利平等的准则。“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736-738. Accessed: 11/18/2020
我们不认为上面说的表格仅仅是诞生之见证。如果真有诞生的话，这些表格应当是其构成性因素；我们也不认为这里指的一定是科学的诞生，而更倾向于“原始理性”的诞生这一较为审慎的说法。 “科学出现”之时似乎尚未形成真正的文字，而只有记忆辅助。真正的文字一旦出现，就再没有其他事物能真正地发生了，因为最本质的已经发生，且发生在其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890-893. Accessed: 11/18/2020
语言的书面性开启了相关差异的新纪元，也开启了本体差异的新时代，因为刚刚起始的存在的历史其实是文字的历史。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005-1006. Accessed: 11/18/2020
其奥秘是读到某种“新事物”或未知“信息”的可能性：在不属于我的已经在此——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真正的文字中的正是完全可以通达我没有经历过的已经在此——中隐藏着一个尚未在此、一个允诺。允诺的内容是程序中存在着不确实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011-1013. Accessed: 11/18/2020
当读者发现同一段文字在传播即背景化过程中无限地变异时，他已被卷入到不可避免的相关差异过程中，因为此时此地——即时与空——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因为他发现自己便是文本，是过去的陈述材料，是“他自己的”，他所亲身经历的，也是他继承的、必须不停地作出解释的已经在此。只有在读到文章的前文本时，读者才能体会到这一点。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感知影响被感知”，文本的文章也影响读者自身的文本性。矛盾的是，一段文字越是产生这种差异就越能达到同一化，即切实脱离全部背景。事实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重读时也一定会（重新）产生差异，同时这段文字的同一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谜正是“谁”与“什么”——切实体验“什么”的“谁”和为“谁”而存在的“什么”——的不解之谜。这便是公民性形成之时：公民指的是对法律文本表决之人。这样就确定了这个特殊公民的身分，并将其特殊性的未来置于共同体中。这个特殊公民不停地变化，以证明他不同于其他任何人，也不同于过去的他。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063-1072. Accessed: 11/18/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重要
远在拼写文字之前，各类文字——也是各类技术的扩展——的效应构成了背景解体的断裂。这些断裂从根本上将“谁”和“谁”的共同体投入势不可挡的非领土化过程中。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12-1114. Accessed: 11/18/2020
比比皆是的可复制性和可引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可重复性，三者一道成为记忆的引人注目的存在方式，记忆也由此变成了工业活动的原材料——生物领域亦包括在内：对生物技术以各种形式构成的遗传记忆的工业开发只不过是合理利用已经在此的各种载体的一个特例。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15-1117. Accessed: 11/18/2020
德里达揭示了创造性存在于全部意识之外，也揭示了意识并非背景的基本要素，从而阐明了我们看到的自动的、已四处普及的创造性效应。这种效应产生于当代技术，产生于从计算与信息决策技术以及模拟式通讯的媒体发展而来的对事件的实时与直播过程，也产生于已成为技术科学的生物科学。他接下来指出，在此情形下很难把证实性与创造性区分开来。我们也从中看到对所有背景形式（可理解为对时间和空间的确定）的一般的解构性，保罗·维里略称之为时空的非实现。这个“非实现”不可能不影响西方人迄今视为文本与其背景之关系的相关差异。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24-1129. Accessed: 11/18/2020
爱比米修斯原则的含义一成不变，即欲速则不达。当代的“什么”通常以速度为特性。如果说速度——作为领先——从来是技术的特征，在文字的时代，它给人的感受却是迟到的，即延迟的时间。这个延迟如今由技术的速度84自行处理了：把决策过程交给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代管只是其中的一例。技术似乎吸收了迄今“谁”相对于“什么”的延迟，同时让“谁”获得他自身的实在性。我们称作实时的正是这种看似位移的现象。而这一切引起的抵触反应则产生于对非相关差异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的无名恐惧。在这种“世界历史性”背景中，哪种死亡学——如果真有或者曾经有过某种死亡学的话——尚可能存在呢？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35-1142. Accessed: 11/18/2020
技术并不辅助记忆，因为作为“滞留有限性”，技术就是原初需要辅助的记忆。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69-1170. Accessed: 11/18/2020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通过分析像“组合环境”那样走向极端的具体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的具体化动力以“谁”的超前为前提，因为技术——地理组合环境的自我调节离不开人类操纵者的发明功能；然而，超前本身又以技术动力为前提，所以不可能走在由技术趋势所推动的外延过程之前。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78-1181. Accessed: 11/18/2020
种族记忆对个体来说是已经在此，个体受到它的制约；然而，在获得它的同时，个体又发展了其中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个体从这种已经在此中“解放”出来，并进一步“发明”。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85-1187. Accessed: 11/18/2020
然而，正是已经在此的已经在此把作为对其自身终结的超前的（从未完成的）不确定性留给了个体。于是，只有在已经在此能以确正的形式构成时，历史的开启性才成为可能。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87-1188. Accessed: 11/18/2020
在尼安德特人之后，种族群体出现了。大脑皮层的形成过程一经完成，社会的优势便意味着维护岩层/皮层之关系的助产术变成了种族群体与技术趋势之间的助产术。后一种助产术应当被纳入已经在此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之中。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192-1194. Accessed: 11/18/2020
勒鲁瓦——古兰的分析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证不谋而合：“随工具与真正劳作‘而来’之物，有种特有的、迄今尚未被认可的能动特征。”87辅助记忆的历史实际上是赢得能动性的历史。把精确性系统化就是一种极端的背景解体。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23-1226. Accessed: 11/19/2020
他把“谁”看作“我们”，既包含“什么”也受“我们”的多元性影响。“我们”由个体组成，而个体总是在由其原初薄弱性构成的统一之外，派生于需要辅助的滞留有限性所带来的构成性的特有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33-1234. Accessed: 11/19/2020
三层次记忆的理论使我们看到的正是个体、群体和“什么”这三个中心环节。三者如何相互交联？它们如何从神经系统和想象的外延中产生将“谁”从其种族性及其传统辅助中驱除出去的力量？程序怎样造成不确定性、不确实性和不可编程性？要想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开拓一种美学。正如技术植根于动物学，这种美学植根于动物繁殖的美学。然而，尽管这种美学始终被技术趋势所贯穿和主导，但它又与技术趋势互不相容，因为并不存在与功能美学无关的（身体的）生理美学或（象征性的）形象美学。在功能美学中，形态生成于载体之中，它遵循主宰人与物之关系的一般性原则。综上所述，群体记忆的生成问题便成了节律生成的问题。从程序的角度上看，节律和记忆交联成与时空之关系构成于其中的群体综合体。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35-1241. Accessed: 11/19/2020
正是人类记忆的特殊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特殊性，且“各个社会都在试图满足记录和保存无限膨胀的知识资产之需求，乃至发明人工脑”。知识的增长也意味着不停地编写程序，它是记忆解放的动力，与以技术为特征的载体进化逻辑息息相关，且像所有技术物体那样被决定性的技术趋势所贯穿。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后种系生成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了既不能归入动物学也不能归入心理学的某种记忆的迅速增长。这种记忆中记载着种族进化，然而种族性又被从中抹去了。正如燧石岩层/大脑皮层的助产术，技术/种族的助产术只不过是一个“谁”与“什么”之关系的时代。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59-1264. Accessed: 11/19/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新程序的出现中止了现行程序的切实性，并将现行程序重新整合，使它们服从于新的指令。这种中止产生不同的时代。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程序中止的历史，因为它不停地中断——我们应当想到，“人”的程序本身也会被中止或总是被引向其自身的中止。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65-1267. Accessed: 11/19/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种族程序构成人类群体的统一性，同时也承受着分化和与其他群体融合时产生同化的可能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83-1284. Accessed: 11/19/2020
程序以其长短不一的周期为特征，或每日一次，或每年一轮，总是具有日历性。程序制造重复的节奏，包括饮食和宗教节日的穿戴，也包括工作、祈祷、礼节及待人接物的规矩。在这种重复的稳定性中，越是涉及日常程序，种族特性就越为突出：“正是这些基本行为（基本行为链在人出生时就构成了）给个体打上了最鲜明的种族烙印。”这种烙印的标记是群体凝聚力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于群体、于个体都是至关重要的：丧失它就意味着种族统一体的解体。但由于技术领先于种族，种族又植根于落伍的体制中，当代技术趋势的决定性可能终将毁灭种族。然而，体制的过时是原初的（这里指的是爱比米修斯原则），是激发构建群体的动力。如今面临的种族彻底解体的可能性从热动力学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承认生物转化是一个既关系到物理结构又关系到它所触及的存在者之行为的事实，那么机器自动力的诞生便是[……]一个基本的生物阶段。如果说转化带来了某种新的、有活力的现实，它涉及身体之外的什么器官并不重要。如前所述，从智人（homo sapiens）开始的人类进化见证了（与地质学时间成正比的）身体转化过程与（连接着人类代代相承之节奏的）工具转化过程的越来越明显的分离。物种若想延续就必须适应环境。这种适应不仅涉及到技术习性，而且每次突变时都导致对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之法则的改写。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290-1302. Accessed: 11/19/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人类每次更换工具和制度时都在一点点地改变人种。尽管影响所有群体组织结构的转化之协调性是人类特有的，其性质与涉及到动物群体中所有个体的转化之协调性相同。然而，社会关系从马达动力的无限外延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特征：假如有一个人类以外的观察者，而且他从未听到过历史和哲学给我们的各种习惯解释，那么他一定能区分十八世纪的人和二十世纪的人，正如我们能够区分狮与虎、狼与犬一样。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304-1308. Accessed: 11/19/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人类的外延似乎已进入尾声，也就是说当代的技术中断性已登峰造极，是人类经历的最大的断裂，它冲击了人类看似最稳固的组成部分，也由于把各种程序操作交给机器代管而使以群体统一性构成的种族面临灭绝的威胁。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310-1313. Accessed: 11/19/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重要
上述一切仿佛意味着技术趋势的实现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于种族多样性了。这并不是说技术趋势可以不需要群体及群体间的多样性，而是说群体将不再以种族的形式构成。工业化使人们丧失了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因为个体基本操作链中的主要部分——种族特性尤体现于此——要么被转移到机器设备中，要么自行去适应机器设备的自动化：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315-1318. Accessed: 11/19/2020
我们可以把原木放进机器中而不必担心其枝节。标准的木板被机器送出，并被自动包装好，这无疑是个极大的社会收益。然而这一切只是使人类不再是智人，而变成可能更高级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同的人。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324-1326. Accessed: 11/19/2020
历史是在知识中定向的工具的历史。这些工具也是记忆原初的记载记忆，即构成知识的被动综合，它使代具代管定向功能成为可能。知识传播的条件也是知识整编的条件，而且记忆技术集体记忆的历史随着印刷的出现，这便出现了各种名副其实的导航工具。在需要它们的后种系生成领域中，这些工具通过把“谁”的主动性交付给“什么”而通达已经在此。这些“什么”是知识积累中产生的各种定向设施，比如出版书籍的编页、概要、目录、词汇汇编形成了藏书目录、索引、目录学和卡片。“谁”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求助于“什么”，甚至求助于“什么”来通达这个必须在其中航行和定位的“什么”。新的程序技术如今导致了电子版面及计算机辅助阅读系统的问世，也促生了阅读的远程导航系统。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369-1375. Accessed: 11/19/2020
Notes: 1) 非常非常重要
认识科学一如既往地设想用认识机器来模拟取代人类（“机器可以思考吗？”）。这里说的并不是复制人或人的思维，而是转化一个整体，其中有机存在者即人类，人类通过各种载体而积累的赖以生存的知识以及人类发展起来的器具组成一个三元复合体。勒鲁瓦——古兰把这个复合体的进化看作从技术的高速和人类生理的低速而来的非人性未来之可能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411-1415. Accessed: 11/19/2020
风格完全具有指示性，它是对时空与原初地域性的极端经验，是所有背景化和所有背景解体可能性的停泊处；它不可描述，只能被重写、重复或在重复中转化成另一种风格——与被重复风格相对应的另一种风格，即它切实经历的相关差异：它从根本上抵制必然性，绝不可能被非指示。正如所有的特有语言，其真谛是不可译的。如此看来，与其说风格抵制工业（再）生产，不如说它被纳入工业（再）生产之中（因为风格完全可能寄生其中：爵士乐就是个例子。阿多尔诺102似乎没有明白这一点）。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475-1481. Accessed: 11/19/2020
真正的风格也是不确定性——即缺陷，产生于风格制造者的缺陷——的标记、数字、文码和重量。在工业社会中，艺术家是具有不确定性和特有性的，受人蔑视且具有专长的社会畸形人物，人们从他们所表现的隐逸及非主流人物形象中领悟的正是这种风格。风格锋芒所指的一贯是起源的原初缺陷，它最直接地表现了爱比米修斯原则及其特有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482-1486. Accessed: 11/19/2020
我们应当彻底忘却的正是领土性。这里指的不是地域性——因为风格可以产生在地域之外，而是指采纳风格之新风格。产生并不意味着有父系、种系或有土壤与血缘证明的出生地，而是促使新事物的出现，新事物恰恰要忘却领土性。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492-1494. Accessed: 11/19/2020
我们说明的是比暗示两个城市相隔两千五百公里更丰富的事实。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51-1552. Accessed: 11/20/2020
当关联系统把传播时间降至小时、分甚至秒钟时，时间便成了禁锢个体的围栏。[……]个体像细胞那样运作，也像集体程序的元素那样作用于这个不仅操纵他的动作或启动他的有效思维，而且也控制着他缺席的权利——也就是说他的休息和消遣时间——的信号网。[……]空间只是为了需要穿过它的时间而存在。社会化的时间导致完全具象征意义的人性化空间，正如日和夜在一定的时辰降临到各个城邦中，其中，冬季与夏季以平均的比例缩减，个体与其活动场所之关系是暂时的。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59-1564. Accessed: 11/20/2020
居住空间的设计并不只是技术上的舒适，而是像语言那样对整个人类行为的象征性表达。[……]居住环境有三个要素：一是创造技术上有效的环境，二是确保社会体系的框架，三是从一个点出发建立周围世界的秩序。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65-1567. Accessed: 11/20/2020
记忆的工业化意味着集体参与生产和集体分享象征物的丰富经验的减少，因为记忆的工业化意味着生产的专业化，于是，我们如今进入了外延的最终阶段，即想象阶段。在此条件下还能有什么样的模式化（“先验的想象”活动）呢？这便是隐匿在相关差异中的“谁”的问题。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80-1583. Accessed: 11/20/2020
在想象外延之前，象征物形成于全体成员对形象表现的直接参与中。如果说这种形式的共同体建筑在被胡塞尔视为科学原理的象征物的共同体化之上，当时，知识的专业化已经取代了神话中或礼仪形式中的共同体化。在这种共同体之后出现的是中止直接参与形式的想象外延所造成的非共同体化。我们在后面分析模拟与数字的综合时，还会回到这个问题，它影响的正是胡塞尔所说的观念性。非共同体化也是求偶和物种繁衍之新条件下的非共同体化（然而在为物种准备的繁衍新条件中，可能消失的却恰恰是物种），这就把模拟、数字和生物的相关差异同一性都联系起来了。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83-1588. Accessed: 11/20/2020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新的外延——即社会符号体系的外延——是否正在产生？[……]我们还完全是为了生存，城里的工人仍需走出他的生活圈子才能去看球赛、垂钓、观摩列兵表演：他仍旧拥有社会关系，虽说有限，却足以让他参与社会活动。然而，超出生存范围之外的、有直接关系的活动越来越局限于——直接参与这些活动作为集体生存之必要条件——青春期和婚前阶段。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92-1595. Accessed: 11/20/2020
人不再热衷于扮演其种族冒险行为的英雄角色，而是旁观某些约定的代理人的活动，以满足他与生俱来的从属需求。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598-1599. Accessed: 11/20/2020
个体的人可能已经是过时的肌体，虽有用[……]但已被置于次要地位。“进化”更感兴趣的是人性的基础结构而不是人类。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50-1651. Accessed: 11/20/2020
“谁”——即此在——并不是“我”。“我”是此在从其存在中领会到的、与“什么”的程序状态相关联的历史形象。“我”的变异性，即广义的“我们”的变异性，也是“我”自身一贯的变异性，是更广义的程序中止之机制。此机制形成于无机物的有机化，也形成于技术趋势及其重复中。技术趋势在被重复的同时得到释放，这便构成了后种系生成演变的切实性。重复再次重复，并“适应”作为前面的已经在此的业已完成的技术趋势之效果，且通过这种重复而释放（不停地施加压力的）趋势的各种新的、未完成的可能性，因为起源的原初缺陷终究是无法弥补的。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54-1659. Accessed: 11/20/2020
Notes: 1) 非常重要
有了滞留有限性才会有被动综合。在模拟、数字及生物综合的时代，滞留有限性被经济核算，成为工业投资所看好的对象。经济导向其切实的“主动性”，这便直接导致了被视为计算的时间以霸权形式实现的局面。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68-1670. Accessed: 11/20/2020
信息概念的出现无疑主导了二次大战之后形成的知识，在“认识科学”领域，它具有积极意义；当海德格尔把控制论推上至尊地位，即形而上学的实现时，它便带有消极色彩。于是，主观性的“谁”开始“客观地解构”了。然而在信息范例起积极的主导作用之处，人们彻底忘记了这个解构既是一般性解构又是对“谁”的解构：无论是对于知识的中断性还是对于“谁”的时间性，这个范例都是封闭的。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71-1675. Accessed: 11/20/2020
过去，记忆的构成出于政治需要；而今，它已从承袭的资产率先变为商业资产。从信息概念估算的价值，一旦可用计算来考量并被归入不确定的确定性，便与接受新生事物、对不确定性的不确实性始终敞开的知识之价值格格不入了。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82-1684. Accessed: 11/20/2020
想象外延的结果首先是像建立程序工业那样建立媒体。信息工业和程序工业（二者共同构成通信工业）是神经系统外延和想象外延的具体化，并与遗传基质的技术内在化一道构成各层次记忆的工业化。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90-1691. Accessed: 11/20/2020
这个外延不仅通过无机物的有机化来实现，而且也通过旨在使其重新有机化的有机物的非有机化——如此说来，亦是生物体技术外延性的重新内化——来实现。与模拟和数字的情形相仿，我们将面临普及的、显然会问题重重的创造性，这些问题之严峻和艰难是人类前所未闻的。如今的问题不再仅仅是放弃“智人”中“智”这个形容词，“人”这个名词本身，他究竟是不是发育完全的个体也被质疑了。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人文与社会译丛). Kindle Edition. loc. 1693-1697. Accessed: 11/20/2020
这些节律趋向于融合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并开启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动力载体四处普及的新时期。人工合成的生物载体无非是对自然进化的人为加速，载体自身的性质也因此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