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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18考研的莉 发布时间：2019-12-28 14:56:08

  咔哒故事看的，被美到了。非常漂亮的中国风水墨画的感觉，小女孩也是灵动又憨态可掬。忍住现在不买，万一以后出大字版，注音版，点读版呢？

• 作者：金镝 发布时间：2023-10-28 17:46:36

  不白吃这个吃货这本书中的食物都是我耳熟能详的东东，但其中很多食物的来历和特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 作者：Lauren 发布时间：2009-12-19 15:16:40

  启航辅导班的教材，听老师讲容易入脑，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挺有用的。。。不过保险还是红宝书好。

• 作者：打吹到位 发布时间：2019-03-31 23:13:59

  第一！许愿上岸

• 作者：zihan 发布时间：2016-04-27 12:15:07

  读的是不被理解的毛泽东-刘少奇篇，豆瓣没有，用这本书标记一下

• 作者：昵称 发布时间：2022-03-10 12:24:14

  制作精良，内容丰富，介绍客观世界的。

• 读《菊与刀》：“对不起”的本义是“不能就这样算了”

  作者：电影茶餐厅小二 发布时间：2012-07-08 17:40:39

          ——从《赛德克巴莱》的一杯酒简析不同的文化导致的思维差异

  最近在读《菊与刀》，日本人“恩”与“报恩”的道德观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思绪在大脑里高速旋转、激情碰撞，在日本为什么要对帮你捡起一顶帽子陌生人说“对不起”而不是“谢谢”；日本公司为何在国际上具有如此竞争力；为什么日本妇女那样能忍受丈夫，且毫无怨言……研究了日本人的道德观的同时，我还展开了对其他文化世界里的人行为的研究和分析。

  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赛德克巴莱》的故事背景是中日甲午战争导致清政府割让台湾后，日本随即开始对台湾殖民统治。原住民忍受了近20年奴役后，发动了震慑殖民区的“雾社事件”。而电影采用英雄视角，描绘了赛德克族马赫坡社首领莫那鲁道的勇敢和隐忍。带着内心的不甘和对族人的责任，勇敢的莫那鲁道隐忍了多年，就为那一刻。他们在被日本人殖民奴役20年后选择“出草”——以付出全族人性命的代价发动“雾社反叛事件”，屠杀了所有雾社地区的日本军民。他们无畏牺牲，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是在“血祭祖灵”使他们能在脸颊刻上英雄的标记。作为赛德克巴莱的英雄他们死后的灵魂会在彩虹桥上受祖灵的守护而永生不朽。雾社事件让日本人始料未及，因为在他们的道德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没人逾越，成为奴隶的人就会安守奴隶的本分，不会以下犯上，因此事件中他们没有任何防备。

  不同文化世界里的人有着不一样的道德观，这导致他们思维方式的不同，从而影响行为的差异。《赛德克巴莱》中有个例子能鲜明地凸显出这一点。

  电影中，雾社事件的导火索是日本军人吉村因为一杯酒怒打原住民，而后事情迅速升级，让马赫破的原住民面临残酷的灭族。“这些日本人实在太可恶了，请他喝酒都要被打……”（电影台词）文化冲突是这次事件的主要矛盾。先后统治台湾，日本人和汉族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和原住民赛德克族人在文化上体现出水火不容，这不容的文化集中体现在这一杯酒上。

  在台湾，喝酒是原住民族一种表示友好的风尚，他们借由同饮一杯酒表达他们的友好和热情。矛盾在于，日本人是绝不会接受这杯酒的，因为这既会让他们感到侮辱和精神受挫，还会让他们感到极大的不安。因此电影中，当原住民热情地举起酒杯邀请吉村共饮时，吉村不仅拒绝这份友好反而大打出手，引发了原住民的愤怒和不满。

  吉村不接受这杯酒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日本道德观中自古以来的等级思想。

  上层“天皇、将军、大名、家臣”的等级自不用说，而普通民众也严格按照“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士，即武士，在德川时代它从其它三个等级中被完全分离出来。武士被唯一允许佩刀，他们寄居在大名家里不从事任何生产工作。他们的一切生活收入，来自于农民上缴的税金。吉村的等级就是属于“士”。在等级制度中，更高的等级能享受更高的特权和待遇，受到相对较高的尊崇，不过，也将承担更高的责任。这种等级制度早在公元7世纪日本向中国大量借鉴文化之前就已经有了。“等级”不仅仅是制度，它已经在日本人思想里成为一种观念和意识。倘若不能履行应该承担的责任，日本人会感到羞愧，从而强烈地自责，甚者会切腹自杀；另一方面倘若有人对他们不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惩戒，甚至杀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侮辱。当时还有这样的法令：武士可以当场杀死那些侮辱他们的农民。在等级思想中，商人是很低等的，比商人更低等的还有“贱民”，被俘虏的原住民就是属于这一类。身为武士的日本军人吉村是绝不会接受身为贱民的原住民的那杯酒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卑鄙的侮辱。

  而另一方面，从“恩”与“报恩”的角度，吉村也不会接受那杯酒，接受他人的恩惠会让日本人觉得难受和不安。

  “恩”和“报恩”是日本道德观的主要部分。受了“恩”无论轻重多少，都要无限“回报”，日本人不会轻易接受陌生人的恩惠。日语中，受到陌生人的邀请和恩惠，要说“对不起”（すみません），而不是“谢谢”（ありがとう）。在他们的表达中，“对不起”的本义是“不能就这样算了”——“受到您的恩惠，一时无法报道，因此让我感到不安”。借用书中的例子，当你走在街上，帽子掉了，一个陌生人帮你捡起来，你应该说“对不起”，你受到了陌生人的恩惠，一时报答不了，对此你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是十分强烈的，因此日本人不会轻易接受陌生人的恩惠。

  所以吉村怎么也不会接受原住民那杯酒的，即使在原住民看来是表达热情和友好。文化和道德观影响着思维和行为方式，台湾原住民和日本殖民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一杯酒，两种文化两种道德观两种思维方式，换来的是无数冲突。文化真是个研究行为的好工具，借由《菊与刀》，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咱们中国人“爱面子”的原理。

• 【转】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尚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3:06

  《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子、孟、荀也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也可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未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诂、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颉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子。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刚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廿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廿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中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鷟，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阎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廿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廿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廿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论文，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廿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廿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廿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廿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书中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总结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

  原载《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