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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阅读36套解析：文章结构分析》编辑推荐：

从单词、句子、句群、段落，到文章、论文、专著自下而上的各个层次总括学术文章的结构模式和理解方法，分类剖析句子内部、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

36套阅读文章经多年考验、不断改进，全面涵盖GRE阅读考试文章题材；本书应用多层结构分析法，逐一解读这些文章的类型特点，紧扣“五大口诀”，提取每句话中的主干和关键词，阐明深层关系和真正语义。

独创简明符号系统和【结构图】，从Cue（结构提示词）、Function（句子功能）和Core（语义核心）这三方面，清晰勾勒句间关系和段落逻辑结构，让复杂深奥的GRE学术阅读文章变得简洁明了。

对于文章相应的考题，总结题目类型，点拨解题技巧，通过【考位分析】揭示出题规律，让考生在做题时思路更清晰、判断更准确。

导言：学术文章的多层结构

第一节 单词

第二节 句子

第三节 句群

第四节 段落

第五节 文章

第六节 论文

第七节 专著

解析：GRE阅读36套

陈虎平：北京新东方学校GRE/GMAT/LSAT阅读教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讲授学术类英文考试的阅读技巧多年，主张从逻辑结构的角度分析学术文章，获得广泛认可。曾独自或与人合作翻译7部学术和科普著作。也曾在大学讲授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等课程。著有《GRE阅读制胜法则：多层结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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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GRE阅读36套解析：文章结构分析》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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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韧勉 发布时间：2019-12-30 12:12:23

  农历日历的确少见，扬之水夫妇供图，名物学家拍照也很厉害。诗歌挑选符合主题，看得出编辑用心颇多，诗歌鉴赏功力非凡，冷门美诗迭出。

• 作者：悟道洞穴人 发布时间：2015-07-29 00:33:55

  我操。。。真的是只有36套阅读题的解析，没题目光有解析有毛用啊。。。

• 作者：格特纳小兔匠 发布时间：2019-05-07 17:37:49

  推荐。备考gre除了带给我飞跃上升的词汇量，收获最大的莫过于就是verbal里的逻辑思维和结构性阅读了吧。终于上路了，觉得之前高中学过的阅读理解都是bullshit。感谢…！

• 作者：北极海阳光 发布时间：2016-01-27 00:11:57

  哭哭

• 作者：一大碗乌冬面 发布时间：2016-08-25 16:09:46

  买了一本答案书2333333

• 作者：一一姑娘 发布时间：2015-04-15 11:13:26

  做完鸟。

• 一本快速为初心者建立SDN全貌的中文书籍

  作者：王雨点 发布时间：2017-10-17 16:10:08

  这几天正在看。

  这本书对SDN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对相关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书中对不少相关技术都给出了简洁的介绍，没有涉及细节，快速建立了SDN的一个全貌。对各类技术的比较也能为初心者学习和理解SDN提供不少帮助。

  虽然行文略显啰嗦，但读起来比较流畅，易于理解。强烈推荐对SDN有兴趣的童鞋从这本书入门。

• 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本好书

  作者：Lee 发布时间：2020-01-16 02:39:10

  书部分章节写的很精彩，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多个命题都诠释的很深刻，好书值得一读。

  摘录部分精彩章节：

  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及并吞诸侯的秘密。

  皇帝独断，官僚承办，全部官僚机构都是皇帝直接的或间接的办事机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劬劳不止的大独裁者。他无所不管“，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经纬天下”。每天把政务排得满满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朝中上下，一切听他裁断“，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

  战争频繁乃是战国时期的特点之一。如何调动百姓征战的积极性，乃至不畏苦惧死呢？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大都认为关键在于行爵禄《。 商君书·君臣》说“：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管子·立政九败解》指出“：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必然外流而去他国《。 荀子·君道》也指出，只“有 县贵爵重赏”，才能招纳善射、善驭之士。如果有人根本不把爵禄视为宝物，甚至相反，视为粪土，那就是危险人物《管子·立政九败解》指出“：轻爵禄而贱有司”者为不牧之民。在这些人看来，把爵禄抛在一边，也就等于把统治者抛在了一边，脱离了封建政权的控制。因此，必须对这些人施以刑罚，直至灭身。

  关于致富道路之比较，太史公曾引一句谚语作说明：“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其实还应加一句：倚市门不如走仕途。

  荀子说：“ 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使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所追求和渴望的财富全在国君的控制之下，因此，要设法把人们的欲望都引到追求“ 高爵丰禄”上来。如何取得高爵丰禄，自然要有一套规定，如秦就规定“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 《。管子·版法解》提出，要“用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来鼓励人们追求爵禄。这对维护君主统治说来是有利的。

  征愈急则银愈贵，银愈贵则谷愈贱，谷愈贱则农愈困，农愈困则田愈轻。” 单从市场看，这类买卖或许是自由的，甚至还有乞买的现象。停留在这一点显然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因为这种买卖的背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暴力。封建时代的徭役和赋税是以超经济的权力支配为基础的，它可以不遵循任何经济规律，任意地进行征发。

  在农业中，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借以进行剥削他人劳动的主要手段。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一条经济规律能驱使土地走上商品化的道路，从经济运动过程来考察，出卖土地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得到的资金无法向其他产业转移。事实上土地所有者谁也不愿意出卖土地。广占土地的私人地主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主动出卖土地的。

  人们向来把出卖土地视为败家子行为。对地主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规律能诱使他们进行土地买卖。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小农以土地为生命之根，他们做梦都希望有一块土地，这一点连剥削阶级也看得十分清楚。早在战国时孟子就说过：民迫切希望“有恒产”，即土地，他认为民有恒产而有恒心“，无恒产，因无恒心。” 《商君书》的作者说得也很清楚“：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 农民以土地为生，因此不到山穷水尽的境地绝不会出卖土地，有时卖儿鬻女，也不轻易出售土地。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简单再生产，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容易满足，在当时以人力为主要力源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就能使生产得以继续。简单再生产的规律一方面使小农缺乏周旋的能力，容易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也有使其顽强存在的作用。无论从封建地主方面看，还是从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方面看，人们都想牢固地占有土地和进一步扩大地产，谁也不愿意出卖土地，因为无论对封建地主抑或农民，出卖土地都是没有出路的。

  韩非子把古代的天子和当时的县令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古时天子事事带头，无利可图今日的县令却大不一样“。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

  读书为了当官，当官则为了捞取资财名位。正如范雎所说，士所追求的目标即“ 以己欲富贵耳” 。吕祖谦明白地指出，科场考试“ 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之富贵”。

  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由文人而官僚，由官僚而为地主，这是相当一部分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形成的基本道路之一。

  这个生态圈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地主的兴旺和发达。实行官僚制度以后，官职一般说来既不能世袭，也很少终身，多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官位就像一个铸模，铸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封建地主。

  如果从政治经济实力等方面考察，我们认为勋贵官僚地主才是地主阶级的主体，因为勋贵官僚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中坚。勋贵官僚地主的人数虽少，但他们拥有的经济实力远在一般地主之上。非身分性的地主总是想方设法加入官僚地主行列。有的通过科举，有的通过捐纳，有的通过投靠，方式不一。非身分性地主设法向官僚地主迈进，说明官僚地主是地主阶级中最能图利的一个阶层。

  我们可以说，勋贵官僚大地主的财产多半不是沿着地租地产化的道路由小地主积累而成的，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却是官僚大地主分衍出来的。

  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 也就是说，缙绅地主的子弟文化知识衰落了，无法进入科场，因此也再难于跻身权贵之列。缙绅是靠权贵发家的，失去权贵也就失去了持家的凭借，门第败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以往的许多著作中，对封建地主的起落比较多地着眼于经济因素的分析，如消费、析产等，这无疑是必要的。不过只注重经济是不够的。

  由于儒家思想的指导，大部分著作也都渗透了封建的政治伦理内容。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政治伦理文化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这种文化中虽然也不乏民主的精华和精深的认识。但从历史进程考察，政治伦理文化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它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其中缺少普遍的认识价值，缺乏真理性的命题和认识。所以当历史向更高阶段迈进时，这种文化的阻力作用显得格外地顽强，中国近代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生态循环还使封建地主，特别是官僚地主具有阴阳两面性格。正如李贽所说：“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表面看去，都举着孔孟的旗帜，高唱着仁义道德，和平爱人，克己奉公，为民父母等等。翻开另一面则完全是另一派景象，到处是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广占田宅，仗势欺人。这种阴阳两面性格不是中国封建官僚地主所特有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具有这种性格。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僚地主们表现得格外突出，娴熟无隙。

  我们对这个生态循环的主线再作一点说明。地主的目的是收取地租和役使劳动者。当官的任务主要是征收赋税和治安，对个人则是凭借权力掠夺土地和资财。文化的主流是官僚文化，维护王权。因此在这个生态循环中，封建政治是主体，社会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经济只有服务于封建政治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便是多余的。在涉及经济的地方，关心的是分配，生产又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生态循环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封建官僚队伍，创造出了发达的封建官僚文化，培植了大批的封建官僚地主。这个生态循环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几乎全吸引到官场。这个生态圈对维护封建统治十分有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很少积极意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

  秦汉以后两千年，国家的户籍制度始终如一，极为严密。户籍的性质一直是国家实现控制人身的组织，是实现国家对小农人身支配和占有的机构。编户小农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封建国家与编户小农之间既不存在法定关系，更没有契约关系，其间只有支配和被支配、占有和被占有关系。在这种关系下，编户小农一直处于生死线上，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贪污是贵族官僚集团赖以生存的命脉之一，是剥削社会最野蛮的手段之一。它对社会关系有着极大的作用。以往我们把贪污视为社会的变态，本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认为它不是变态，而是一种有特殊性“的正态”。因此，我不仅仅将它视为是反道德的，而且将它视为传统社会一种强力性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而予以正视。

  在整个古代社会中，贪官在官场上完全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对少得可怜的几个清官、或想当清官的人形成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他们感到面对这大趋势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随波逐流。康熙就说过“：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将一一问其所从来哉？”我们可以这么说，历来所“谓无官不贪”之说或许有点绝对化，但大体上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那就是许许多多想发财的人既不想从事农业，又不想经营商业、手工业，而是梦想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路人皆知。

  官僚贪污虽有种种不同的方法与途径，但最终还是攫取于老百姓。贪官们在搜刮时从不顾忌农民经济能否稳定，而是能多捞就不少捞，完全是杀鸡取卵式的疯狂掠夺。小农经济一般说是比较脆弱的，“ 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 官僚这种额外的掠夺加上本来已很沉重的封建国家所征赋税，势必打断小农们的再生产过程。

  一方面是儒家尽善尽美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则是从漏洞中不断涌出的财富的巨大诱惑。这除了造就两千年来中国官场上一大批两面派以外，再没有任何作用。可以说，没有独立、完善的财会制度，只凭权力说话，是导致贪污多的一个原因。

  所谓贪污，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前面讲过，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权力在社会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价物。只要有了权，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

  简单再生产是封建社会生存和延续的基础；价值规律的实现和作用范围的扩大是推动扩大再生产和封建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是封建社会内部产生新因素的前提。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它对自然经济的结构，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它本身虽然不能产生使社会变革的新因素，但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价值规律的不断实现，必定会掀起社会的波澜，小农经济必定会被冲垮，封建经济决不会停滞在一个水平上，中国也一定会较早地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君主集权对简单再生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征收繁重的赋税和征发沉重的徭役上。君主专制国家为满足他们无止境的挥霍享乐，常常连不在恩遇之内的和未能参政的普通地主，也作为搜刮的对象。君主专制国家从阶级本质上讲，无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但在再分配问题上也常常侵犯许多地主的利益，以致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一些异化现象。像秦末、汉末以及以后许多次大的农民起义中，往往有相当多的地主分子参加，除了政治原因外，其经济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民只要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社会就不至于发生大的动乱。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具体说明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原因，固然会有很大不同，但其中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由地主的剥削直接引起的。我们决不是在这里要给地主阶级的剥削罪行开脱，我们只是说，地主阶级的剥削不可能普遍地破坏简单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它虽然孕育了农民反抗的火种，但促成熊熊火焰的却是君主专制国家的赋税和徭役靠权力意志强行征用大量赋税、徭役，剥夺了农民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广大农民到了只有在生与死之可 抉择的时候，当然就会铤而走险，拿起锄头来搏斗。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的地主比西欧的领主更坏，只会杀鸡取卵的观点，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常常发生国家编户民逃入地主之家的情况，以逃避国家的徭役赋税。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地主和部分官僚还去兼营工商业，被人们称之为工商地主或官僚工商地主。利之所在民逐之，地主们不是也身在其中吗？

  诸子之学在学术上无疑是多元的，然而在政治上却又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都热衷于政治，诸子之学的目的都“是干世主”；二是在鼓吹君主专制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这一点在前文已作了论述。这两点十分重要，说明诸子之学压根是为政治、为王权服务的。

  这样一来，在士大夫身上承担了两种角色：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是君主的臣仆；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是理性和道德的主体。在理论上，他们陷入了是臣还是主人的悖论；在实践中，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这种二律背反导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行为与思想乖离，口头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在朝说的是一套，在野又说另一套；飞黄腾达时多阿谀，失意之时多牢骚。

  在王权支配社会的背景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变形扭曲了：当他们没有当官的时候，慷慨激昂，宣称要救民于水火；一旦戴上了乌纱帽，摇身一变，便与从前判若两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此，中国士大夫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缺乏一以贯之的学理性和逻辑性。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中国士大夫思想文“化精神病”。从不同身分时期看，他们无一贯学理，前后矛盾，昨亦是，今亦是，堂而皇之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识时务者为俊杰”；从当官时期的情形看，他们多言行不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患上了这种“ 精神病”而不自知，或知而不悟，或悟而不改，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维护和建立社会秩序与规范是政治的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政治运动的基本规律。秩序即同一化。与政治要求同一化相反，思想文化要求的是多元化，并冲破一切障碍沿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或逶迤而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指思想文化在内容上、逻辑结构上，思想方式上以及目的上 ，是不可能统一的。知识分子涉身于这两个规律，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千姿百态。

  如果说理性认识的深化是古代文明赖以形成的内驱力之一，那么人类自我认识的演进程度则是衡量一个民族理性发展的标志。老子把人还给了自然，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这种认识上的成就使他们二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转型的开拓者。其后，思想家们对于人自身的价值、人存在的地位及其意义进行了普遍反思，促进了人们理性的觉醒。

  如果说理性认识的深化是古代文明赖以形成的内驱力之一，那么人类自我认识的演进程度则是衡量一个民族理性发展的标志。老子把人还给了自然，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这种认识上的成就使他们二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转型的开拓者。其后，思想家们对于人自身的价值、人存在的地位及其意义进行了普遍反思，促进了人们理性的觉醒。视野基本局限于人自身道德的完善。“ 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的命题，与其说是揭示了人的本质，不如说是宣布了一个限制人自身的根本律令。虽有益于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性和整体性，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向着解放和自由迈进。

  儒家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用温情的血缘关系剥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儒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群体的世界，其中几乎没有个人的位置，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因素。

  儒家关于人格的全部表述显示了一个共同的倾向：他们崇尚的人格并不包含对个人的地位、尊严和基本权利的维护，而是体现着个人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强烈追求与献身精神。一般说来，对于人的地位平等，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自觉是形成独立人格的基本条件。“大丈夫”们表现出来的“ 独立性”倾向，并非由于社会政治等外在压力而深感人的尊严和自身权力受到凌辱，激起其人格的自觉，而是在践行儒家道德理想中，与社会现实种种障碍相矛盾而形成的道德皈依精神。

  “大丈夫”体现的人格不是以追求人的个体价值、个人尊严、人的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内涵的个体独立人格，而是以维护人群整体价值为基本内涵的理想化共性人格。“ 大丈夫”所表现的宏大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使命感在心理上超越了个体自我，跃升为人群整体道德理想的代言人。

  人的个性自由被圣人的华光压制了，人的个体独立人格在圣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尽。因之，儒家的圣人崇拜本身即意味着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剥夺。而且，这种崇拜越虔诚，越神圣，对人之个性和独立性的剥夺就越彻底。正因为如此，封建专制统治者才欣然举起儒家的旗帜，招摇近二千年。

  圣人崇拜在儒家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人生最高理想是实现个人自身道德的完善，人的其他发展道路均属末流。修身遂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根本义务，“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人们通过一系列修身之道，不断地向圣人靠拢，而圣人的最明显的标志是达到了“天人合一”。改造自我成了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人的所有社会政治行为及活动的起点与归结点。其结果是整个儒家文化缺乏追求宇宙起源和探究自然法则的高层次思辨传统，难以形成科学的理性。

  “天人合一”否定了人的独立和个体存在“，圣人崇拜”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要么是儒家式的“ 君子”，要么是无知无识的“ 小人”。不论是“ 小人”还是“ 君子”，在他们的意识里都没有对自身价值的觉醒，因而难以形成对自身权利的自觉追求，也就无所谓“ 人的尊严”。在儒家文化的规范之下，人们生来就是君父的子民，实则成为封建专制治下的驯民。

  纵观全部儒家文化，我们看到儒家关于人的认识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关于人类的赞美诗，儒家自豪地宣告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肯定了人的类存在，他们推崇圣人，对于理想化共性人格给予高度的称颂。他们注重人的群体价值，对于推进人类社会向着高度理想化道德社会迈进抱有强烈社会责任心。另一方面，儒家又从各个方面对于人的个性和独立性进行了无情的剥夺，用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否定了人的个体存在。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与开科取士，把士人中的多数引上读儒书、入仕途之路，同时也把儒术变为政治的组成部分。这样便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其一，像清人方苞所称“：儒之途通而其道亡。”方苞的话不免绝对，但大体是中肯的。多数儒士不是把儒学作为“ 道”来追求，而是把它作为入仕的敲门砖；儒术被置于独尊之位，同时也被禁锢了，失去了学术文化的独立性与超越性。其二，儒术成为规范社会和人的理论原则。这些原则是至高、至圣的，高悬在全社会之上。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一下子变成了儒家经典与原则的翼卵物。于是理论高于实践，原则高于生活，儒家教条主义弥漫于全社会，这可以说是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灾难之一。

  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又不能使多样化走得太远，而思想本身又不可能统一。那么，要达到统一只能借助权力，于是皇帝成为最高经师和裁决者。儒术教条主义同王权结成了连体，互相依存，成狼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