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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静之 发布时间：2019-08-10 00:00:00

  大概东野自己都不清楚《白夜行》到底好在哪里罢。

• 作者：高必玉太公咨询 发布时间：2019-11-11 11:50:30

  经营企业非常好

• 作者：亲爱的猥琐猪 发布时间：2020-08-16 19:56:24

  仿古的工笔画很有点瓦当青砖拓本的感觉，不过文字部分只是各种文献的简单摘录，并没有更多延伸的内容或新启发。

• 作者：十六。 发布时间：2020-06-23 14:25:40

  6/20，一个雨夜，我捧起了《春潮》，虽然才翻到第二页，但遽然读懂了上面的这句话：“生命完结以前，像生锈了的铁。”直到6/23咳嗽着读完。其实我不太愿意承认这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故事，毕竟生命充斥着太多克制，可是愈克制带来的愈是罪恶。有时候，我们都是萨宁，也都在无形中扮演着颇洛佐夫夫人，我们热烈地赞美着吉玛——理想主义的无瑕之爱的同时，也渴望奴役爱、甚至施舍爱。狂风下的顺势一揽似乎是情之所趋，但是原野里的回眸低唤才是人性中难以抵挡的原罪啊。大文豪引用爱乃和狄多的传说来映射这段关系是真的哀伤......

• 作者：lotuslian 发布时间：2015-10-25 20:57:48

  五星级

• 作者：myway 发布时间：2019-10-11 17:36:47

  于是之家书，李曼宜和他的通信，在外地工作的时候，两人常常写信互相报告各自的情况，内容多是工作情况，演出计划、报告行程安排，思想现状，天气，环境、景色、物价、饮食，衣服，给妻子儿子的礼物等等，作为一名丈夫、一个父亲的于是之，积极向上的于是之。夫妻二人非常默契，了解非常深，琴瑟和鸣。看完觉得，幸福就是有固定的收信人发信人，几十年，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对你说，细毛蒜皮，事无巨细，好事，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所思所想，明天的计划，几时回家，帮你带了什么礼物，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我愿意说，有人愿意听，还有各种建议，十分温馨。

• 《人类与大地母亲》+《自私的基因》随想

  作者：黑猫阿姨 发布时间：2014-04-15 21:38:25

  1976年，越战结束后的那一年，两个英国人的两部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出版。

  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学书籍之一《自私的基因》，已经去世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手稿《人类与大地母亲》出版。

  近期我恰巧先后读完了这两本书，尽管处于两个不同领域，同一时期出版的这两本书都抛却了学术著作的沉闷，以青春洋溢的热情来向读者倾诉自己的观点。

  《自私的基因》，一本对进化论彻底更新的书——我们人类不过是承载基因的工具，基因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我们。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看待人类行为的方式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令人惊异的崭新图像，充满了各种奇妙的比喻（BBC语）。与书籍内容同样富有激情的是道金斯的写作，用他的话说“在某种兴奋狂热状态下完成了《自私的基因》”，一本科学书籍中处处洋溢着那个时代的青春气息。

  我看的这本三十周年纪念版与第一版相比，新增了“好人终有好报”和“基因的延伸”两章，与前11个章节形成鲜明对比，后两章数据翔实、论述严谨，已然是一位科学大家的行文，前11章尽管部分内容有争议，却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道金斯的科学激情。最最精彩的是第11章“觅母：新的复制基因”，对于社会文化的理解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

  在1973年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时，汤因比已经84岁高龄，两年之后大师溘然长逝，却为我们留下了这部伟大的遗作。如果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汤因比是一位历史大师的深厚学识，那在这部《大地母亲》中反而能够发现大师最纯真的一面。经历过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大英帝国辉煌的顶点，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格局变化，再到写作时人类对大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历经世界巨变的汤因比并未老态龙钟地诉说时局，而是清晰、近乎执拗的告诉读者：人类如果将自己看作宇宙中心，任意滥用宇宙资源，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在犯下大错。

  《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借人类历史，揭示了他自己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洞察，书中对于“道德鸿沟”的论述极为精彩，直至书的最后汤因比近乎乌托邦式的提出“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时，我真切感受到了一代历史巨匠在迟暮之年，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担忧。

  20世纪70年代，英国受到经济萧条的打击，却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伟大学者，道金斯和汤因比这两位无神论者（尽管对于他们无论神的观点我并不赞同），以那个年代特有的青春热情写就这两部伟大著作，让我们一窥那个年代的混乱与激情。

• 译者感言

  作者：zp1984 发布时间：2013-01-08 14:48:09

  译事非易事。对临译文，反观翻译过程，译者于羞愧之余，反躬自省，略有所思。理论翻译的好坏，一是态度问题，二是水平问题。就目前的学术生态而言，似乎连认真的翻译态度也很难培养，更不必谈信徒翻译圣典般的虔诚。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几乎没有给理论翻译工作留出位置，生存压力下的学人倘若要干翻译的活儿，顶多腾出万分之一的精力。何况躬逢高铁时代，无事不匆匆，无事不计日程功，翻译自然也免不了马虎开场，草草收尾。至于水平问题，合格的理论翻译工作者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之外，还要懂点翻译的技艺，更要有提升汉语表达能力的自觉。相对说来，后两者已经成为制约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因为一般说来，从事哲学翻译的往往是懂外语的哲学专业人士而非外语专业人士。一个普遍的误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汉语水平自然不成问题。然而，从能够用汉语说话，到可以用典雅的汉语确切地书写，其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另有一点也不容忽视：从懂外语，到能够翻译，其间亦有相当的距离。翻译是一项专门的技艺，需要专门的修习才能掌握。修习之法，亦有多端。如遇师长为己批改翻译习作，切不可轻轻放过。前贤之精译，更是学习之典范，需要从翻译的角度细加琢磨钻研。另一捷径，则是从名家的翻译体会悟入。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仍不失为经典。西文理论著述为求严谨，往往多用限定语，故长句、复句屡见。这是翻译的一个难点。严复对此颇有经验：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xi页。）

  断句的翻译技巧，其运用之妙，存乎断续之间：形虽断而神相续，语意绵绵，不绝如缕。关于断句，杨绛先生说得好，西文冗长的复句

  可以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按汉文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下许多分句和词组。如果必定要按原著一句还它一句，就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所以断句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断句不当，或断成的一句句排列次序不当，译文还是达不出原文的意义。怎样断句，怎么组合（即排列）断成一句句，没有一定的规律，不过还是有个方法，也有个原则。

  方法是分清这一句里的主句、分句，以及各种词组；并认明以上各部分的从属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把原句断成几句，重新组合。……

  原则是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杨绛：《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杨绛作品集》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30—231页）

  杨绛先生在文学翻译上的经验之谈，于理论翻译不无启发。当然，与文学翻译不同，理论翻译之难，首在术语之厘定，严复所谓“一名之立，旬日踟蹰”者：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在明哲。（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xii页

  术语，尤其是关键术语结晶着一种理论的核心。术语的厘定，便直接决定了译者以何种方式实现跨语际的理论转渡。不同语言及思想的互镜与新义生成在这里发生，这里便是文化交流互动的前哨。中西交流有日，很多术语已有定译，今天的译者可能不必时时如严复那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然而，今日译者面临的一重新任务，却是对定译的反思。这既是翻译的任务，更是思想的任务。就现代汉语世界而言，情况很复杂，既有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的格义问题，更有以外来思想拟配本国之义理的反向格义问题。后者引发的，则是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危机：约定俗成的定译承载着过多习焉不察的西方近代思想因素，这些定译偏偏又已经成为我们赖以思考、赖以看世界的说理词（参见陈嘉映：《说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10—122页）。蓦然回首，我们竟发现自己置身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不得不通过西方近代思想理解中国思想。抛开人种学、政治学的层面不谈，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是“中国”人？换个问法：我们的思想在何种意义上是中国思想？

  赖著《中国哲学导论》大量引述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中不难看出，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它有自己的汉籍英译经典，自己的研究经典，以及大致自足的成熟而活跃的学术研究共同体。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虽然时有新奇另类之弊，但它的独特价值自不容忽视。通过开显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下西方语境中的新义，它将中国带向世界。

  另一方面，向汉语世界译介海外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思想之生发，意义何在？海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精深讨论将世界带到我们面前。中国哲学不是中国人——人种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私产。人种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格不但不能合法证成我们是中国思想的继承人资格，相反，它所诱发的错觉与自负容易让我们忘记：我们需要努力成长为中国思想的继承者，并且，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之中。德国汉学家瓦格纳说了一句大实话：

  当以汉语、英语、日语和法语等三或四种语言从事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中已经相当普及之时，在中国大陆，即使对于年轻一代学者，这也仍属罕见。其结果是，他们的大多数讨论被割离于国际学术的主流之外。（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序”，载瓦格纳著，杨立华译：《王弼〈老子注〉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探测思想的距离，我们发现，世界，很遥远，中国，并不更近。这是我们的处境。贞下起元依然是中国人尚未完成的使命。

  辛卯岁末记于太行东洼村，窗外雪茫茫

  壬辰年金秋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