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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羊小姐 发布时间：2022-02-22 15:06:07

  2022.2.22看完

  跟着前两本，跟着石头一路看下来。觉得这本蛮好的，很实用，既有招数，也有心法。很多干货，很有启发。待人办事的细节，点滴入心。最后的案例故事有点水，感觉是凑内容的～

• 作者：历史理性 发布时间：2009-11-28 21:59:59

  颇精当

• 作者：左思 发布时间：2015-10-07 17:48:15

  2015年10月7日读毕，主要看作者是怎么用法经济学解释社会现象，是怎样谋篇布局，主要收获是：（1）最大财富是向前看，判断经济有效率的标准；（2）交易费用尽量小，符合“交易费用为零时，如果产权界定清晰，效率最高”；（3）单一主人的思维有利于理解交易中的互动，有点像外部性内部化、一体化；（4）参照点，有参照点才容易分析清楚影响因素；（5）实验对照组思维，每一组观察不同属性，然后组与组间比较，接近于RCT思维；（6）假设情景，法经济学有时会虚构极端案例，观察变量间的关系。

• 作者：韩霜雪 发布时间：2023-07-11 01:50:32

  大一的时候我用这本书的第一版学Python。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名字作为“审读专家”放在了第三版的前言里。也许这就是成长吧。

• 作者：Mr_腾小九 发布时间：2023-02-28 01:07:46

  “王法是王法，人情是人情”

• 作者：和恺 发布时间：2020-02-21 11:34:09

  配文太长篇大论了，三四岁的孩子没耐心听，需要大人总结后精简的讲出来，画风写实，水彩风格，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主题比较好。

• 热的心

  作者：Pares 发布时间：2013-03-05 10:17:17

  百花文艺2010年2月第2版的这本《李白传》简直就是神一样的版面，基本上人家一页能排完的内容它活生生给撑了两页，就这样明明内容不多，却撑满了268页。除了神版面外，这本书还有各种匪夷所思的排版。。。

  全书总共分成三个部分：1951年春节写成的《李白》、附录一1937年写成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附录二是《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附录一是精华所在，共六万余字，至今仍是李白研究必读的参考书。

  从不同时期写成的文字中可以读到的，不只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以德国古典文艺美学为指导对李白进行分析的区别，更是学者本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中对同一位诗人的解读，分辨其中细微差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李长之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只得二十来岁，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他的老师张荫麟先生正在编撰《中国史纲》，有意让李长之写杜甫一章，李长之问老师，为什么不写李白呢？张荫麟的理由是李白是浪漫派诗人，在中国文化和诗歌史上并非主流，不能独立成章。

  这不像我们从小都已经很习惯那种“李杜并重”的提法。想起来郑振铎于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便是杜甫单独立章，李白并在《开元天宝时代》里，篇幅并不比同时代其他诗人长多少。但郑振铎写李白，也写了一大段很眉飞色舞的文字来——我觉得但凡心头有点热的人，无论是谁，写起李白，总难免眉飞色舞一下。

  李长之和自己老师较上劲来，拒写杜甫，偏要写李白，于是写成了这本《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真是一个年轻人会做的事。其实，李长之自己就是一个浪漫诗人。我很喜欢他在序言里说，“在我的心目中，李白是有一个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在那里的”、“在我新近又重自校正了一遍之后，我很爱这本小书了，你可以看出这是一句心里的话。我之所以爱，是因为其中有着活泼泼的清楚的李白！”，是那种真真正正年轻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他甚至还要求读者要么不看，要看就得按着顺序逐字逐句看完，连同引文！

  这句话真的唬得我一字一句看完了。

  其实无论是论证的严谨程度、证据的详实程度、还是作者思维的成熟度，《李白传》都比不过周勋初的《李白评传》，唯有一点是周的书中没有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里不仅有一个活泼泼的李白，还有另一个活泼泼的青年人，字里行间是李长之对李白的理解，以一种平等的视角以一种“心贴心”的热度，周书中则全然是一个成熟的学者叙其传主冷静客观的笔调。 李长之从作品切入研究“写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写”，即研究的是李白这个人的本身（所谓的“心贴心”），得出来的结论是“生命和生活”构成是李白的本质（“在李白这里乃是，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李长之一直在强调李白的生命力，这种永远滚烫的生命力从来不曾折损。在他因入永王幕获罪流放夜郎后被赦在江夏停留时，极度失意苦闷之时，他写道——

  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

  这一年，李白五十九岁。真是永恒少年才会用这种毁灭一切却不带一丝戾气的口吻。

  书中对道教做了详细的介绍，并论证了李白作为一个道教徒的行为及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此外，将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进行比较的段落也很值得一读。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李义山和李白都是情感及其丰富的人，但李义山的力量永远是像蚕一样往里边缩，李白却是要向外施放的，而对于爱情（或者说女人），李义山看重灵，李白看重肉。

  因为编排的缘故，我先看了1951年写成的《李白》。以前读那些“十七年文学”的感觉，又再度浮现起来。就好像你对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那些作家们不论写什么都带一种很朴实的喜悦，纯然天真，是面对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秩序会有的心情。非常非常短暂的时期。

  这一年李长之四十一岁，较之1937年完成的作品，这一次他完全是以一个大人的心态去看李白。有趣的是，当他二十来岁时，他写的李白是“个体生命”，是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当他四十来岁时，他写的李白是“家国政治”，是勤学不屈爱国。

  1951年的作品中，删掉李白出生在异国的记载（1937年则提到这种迁徙流离使他有一种隐痛，“很深的怀着一种寂寞的哀感，支配他余生”），淡化了道教徒身份及到家思想对其所出生的影响，常常提到人民如何看待李白，以及对唐明皇“和开元盛世”的评价都是持批判态度的（1937年却称李白与唐明皇之间“超乎君臣，而近于友情”，甚至比作屈原与楚怀王【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这其中的变化自然也有时代的因素，但李长之本人在《题记》中说到1937年的作品时认为该书存在着很多错误，表示自己一直想重写这本书。

  李长之因为写《鲁迅批判》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头，晚年有出版商找到他，表示有意再版此书，但“批判”二字得改成“评论”，李长之拒绝了。或许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李长之的文品，若不是他认为对的事他就不会去做去写去修改，因此1958年这种变化除了时代的关系外，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已经了解并融入大人世界的人用那种成熟的目光再看看李白，并试图将他修修剪剪塑造为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一个伟大诗人？

  但李白就是也只能是李白呀。

  让我再背背《江夏赠韦南陵冰》的末四句吧——

  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为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

  打动人心的不仅是那种毁灭的气势，最最动人的部分，那般处境之下，是他竟还相信有一个至交愿意与他一起捣毁这个世界。

  从这一点上说，纵然杜甫爱极了李白，他却给不了李白想要的爱~

• 荣新江：《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作者：文在兹 发布时间：2017-08-12 15:58:11

  《马可·波罗注》影印本序

        荣新江

        本书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出现的专有名词所做的注释和研究，作为伯希和的遗著之一，由其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整理出版，第1—2卷为注释，第3卷为索引，分别在1959、1963、1973年陆续出版。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原本是他与英国汉学家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的第3卷，这在《寰宇记》第2卷的后面有明确的记录，其中部分稿子在1939—1940年间已经交到伦敦。但伯希和多才多艺，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直到1945年去世为止，也未能完成。但伯希和显然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划，首先就是把书中所有的专有名词提取出来，通过各种写本、印本的拼法，找出《寰宇记》笔录者鲁斯蒂谦（Rustichello）所使用的正确形式，以便于在他们的校译本中使用统一的正确拼法。然后按照字母顺序，对这些专有名词做详细的解说，包括对这些专名的语源考释，找出专名在各种语言中的转译以及异写的原因，根据东西方史料对人名、地名、国名、部族名等按年代或专题加以阐述。由于工作量太大，即使有天大本事如伯希和，也壮志未酬身先死，生前只写了从A字头的Abacan到C字头的Çulficar，尚未完成C字头的所有条目，其中有些条目也比较简单。伯希和去世后，对蒙古史也有很高造诣的弟子韩百诗将他留下的笔记整理成两卷本《马可·波罗注》，对包括D字头到Z字头的残稿，又编制详细的索引，作为本书第3卷。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第1卷所收的A至C字头专有名词的注释编作1—203号，计1—611页；第2卷所收D至Z字头专名的注释编作204—386号，计613—885页；前者三个字母有六百多页，后者24个字母只有272页，可见是一部没有完成的《马可·波罗注》。作为伯希和与慕阿德合著的《马可·波罗寰宇记》的续编，这部在巴黎出版的著作用宽体大16开的开本、咖啡色的封面，都和前者保持一致。

        在已写就的A至C词头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希和才华横溢的篇章。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注释”词义来理解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在那个注释越长越显得有学问的时代，有些条目早已超出一般的注释，而成为一篇系统论述该主题的文章，甚至是一本书！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条目的页数，比如Alains“阿兰”，也就是古代的奄蔡，是16—25页；Caragian“哈剌章”，云南，169—181页；Caraunas“哈剌兀纳思”，183—196页；Cascar“喀什噶尔”，汉唐的疏勒，196—214页；Catai“契丹”，216—229页；Cin“秦”，中国，264—278页；Ciorcia“主儿扯”，即女真，上溯到蠕蠕、柔然，366—390页；Cotan“忽炭”，于阗，408—425页；Cowries“贝币”，531—563页；Cublai“忽必烈”，565—569页；Curmos“忽鲁谟斯”，576—582页；Caiton“刺桐”、泉州，583-597页；都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最长的两条，一条是Cinghis“成吉思”，281—383页，越百页；另一条是Cotton“棉花”，425—531页，也超过百页。两者都有若干小标题，如前者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出生、血统、“铁木真”之名、登基、“成吉思汗”称号、去世时地、陵墓，等等问题；后者讨论的更为广泛，涉及印度、中亚各种棉花的记录，以及如何进入中国的问题，两者都是一本书的规模。这就是伯希和的风格！他生前完稿的正式著作并不多，大多数是论文、札记、书评。马可·波罗的书本来是最能让伯希和展现才华的场域，可惜他铺的摊子过大，有些条目外延过多，最终让这部宏伟的《马可·波罗注》成为一座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

        伯希和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毕业于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师从沙畹（E. Chavannes）、考狄（H. Cordier）和列维（S. Lévi），在汉学、佛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1900年，伯希和在北京遇上义和团运动，为保卫法国使馆，曾与拳民和清军浴血奋战。随后几年在西贡的法国远东学院任教，主要研究印度支那。1906—1908年，他率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发掘巴楚、库车古代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攫取大量敦煌写本和绢画。敦煌的巨大收获虽然引起争议，但最终让不满33岁的伯希和在1911年登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的席位。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以武官身份于1912—1919年期间再次来到北京，政务之余，兼做研究。1919年回到巴黎后，伯希和进入学术研究的最佳境界，在《通报》、《亚洲学报》、《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等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书评。1921年，伯希和入选为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1932年，他代表法国教育部，到印度支那巡视法国远东学院工作。然后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均受到热烈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影响了这位学术巨人的正常发挥，而此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马可·波罗注》的撰写。1945年10月26日，刚刚迎来德国投降的法兰西和国际汉学界，却失去了年仅67岁的伯希和教授。

        作为一位欧洲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家，伯希和继承其老师考狄的衣钵，很早就关注马可·波罗的《寰宇记》。1904年撰写《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EFEO, 4, 1904）时，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南方的描述。韩百诗回忆说他在1918—1930年和1936—1939年两度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期间，曾多次讲述马可·波罗之书。除了与慕阿德合作出版《马可·波罗寰宇记》外，伯希和生前发表的有关《寰宇记》的专题文章不多，但他几乎对每一种新出的《马可·波罗行记》的整理本或译本，都撰写了书评：1904年发表玉尔（Henry Yule）译注、考狄补注的《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第三版的书评（BEFEO，4，768—772页）；1928年发表沙海昂（A. J. H. Charignon）现代法文译本（Le Livre de Marco Polo citoyen de Venise）的书评（T’oung Pao，25，156—169页）；1932年发表里奇（Aldo Ricci）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的书评（T’oung Pao，29，233—235页）。因此，伯希和虽然没有发表专题论文，但一直在跟踪马可·波罗书的最新研究成果。伯希和的学术范围和对《马可·波罗寰宇记》的长期关注，使他成为解释这部书中专有名词的最佳人选，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他没有计算好自己学术生命的时限，最终没有完成他的《马可·波罗注》的大业。他的这部遗著也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在戴密微（P. Demiéville）院士的推动下，经过弟子韩百诗的努力，加上突厥学家哈密屯（J. Hamilton）、藏学家麦克唐纳（A. W. Macdonald）的帮助，才得以出版。至于从学术角度看伯希和对马可·波罗研究的贡献，则可以参考法国当今马可·波罗研究的泰斗菲利普·梅纳尔（Philippe Ménard）的专文（Paul Pelliot et les études sur Marco Polo, Paul Pelliot (1878-1945), De l'histoire à la légende, Actes du colloque,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013, pp. 493—525）。

        伯希和大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一位汉学家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敦煌盗宝的故事，还缘于冯承钧先生翻译了他的大量西域南海史地论著，耿昇先生则翻译了他的许多西域敦煌考察探险记录。但他用英文撰写的《马可·波罗注》，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之前曾听说龚方震先生曾组织人员翻译，但书稿“文革”中遗失而未能重新再译。在中华书局成立汉学编辑室座谈会上，一位资深专业翻译家说想翻译这部著作，但苦于手边无书。我随后复印一套寄上，迄今未见出版。这部书的原本现在同样已经很难寻觅，中西书局打算将其影印出版，对于学界无疑是个喜讯。我近年来关注马可·波罗及其《寰宇记》的研究，应邀撰序，因略述伯希和研究马可·波罗之原委，以便读者使用其详略不一的注释时参考。

          （2017年4月30日完稿于东京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