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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绘POP从入门到精通字体设计篇》是“手绘POP从入门到精通”系列中的一本。《手绘POP从入门到精通字体设计篇》针对手绘POP的字体设计而编写，重点介绍了正体字、活体字、抻圆字、圆弧字、扩口字、胖胖字和棱角字的特点及设计方法，近100个各式字体的设计案例。

《手绘POP从入门到精通字体设计篇》讲解清晰，案例丰富，非常适合手绘POP爱好者及相关培训班、社团作为学习教程。

章　POP基础

节　什么是POP

第二节　POP基本结构

第三节　POP工具介绍

第二章　POP字体设计

节　正体字

第二节　活体字

第三节　抻圆字

第四节　圆弧字

第五节　扩口字

第六节　胖胖字　

第七节　棱角字

第三章　POP字体创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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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王猛编著的这本《手绘POP从入门到精通字体设计篇》是“手绘POP从

入门到精通”系列中的一本。本书针对手绘POP的字体设计而编写，重点介

绍了正体字、活体字、抻圆字、圆弧字、扩口字、胖胖字和棱角字的特点

及设计方法，近100个各式字体的设计案例。

《手绘POP从入门到精通字体设计篇》讲解清晰，案例丰富，非常适合

手绘POP爱好者及相关培训班、社团作为学习教程。

• 作者：方文一卜 发布时间：2022-05-23 07:08:10

  有点拼凑

• 作者：Christian Dior 发布时间：2023-02-23 02:01:24

  图还可以

• 作者：amanda小姐 发布时间：2021-02-05 18:02:59

  带着孩子们一起阅读，才发现自己小时候竟然没有读过这些书

• 作者：睡觉的Aho 发布时间：2021-01-03 15:09:57

  作为哲人的思考来看实在太平庸了，不警惕技术也不警惕控制。塞荷设想的网络乌托邦，至少在中国，一零年代后走向了彻底相反的路：憎恶、封闭与绝对控制

• 作者：亦如是 发布时间：2015-11-17 21:13:34

  里面的美食太多了，奈何我是个假假的素食主义者，所以虽然也流口水，但毕竟还是可以克制的，四川的好吃的这么多，什么时候西安通往成都的高铁才好啊！急等。15.11.17

• 作者：Cas 发布时间：2013-01-05 12:23:34

  自学肯定是成问题的

• 最艰难的不是灾难，而是与灾难的和解

  作者：摩艾君 发布时间：2017-11-24 15:10:32

  1、在这本书的上一部《逃出母宇宙》中，老王一笔带过一个有趣的点，但让人印象深刻:同性恋、丁克族等现象只是富裕时代的“奢侈伦理”。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刻，都首先需要生存和延续，繁衍才是最合理最符合生存法则的伦理。

  2、《天父地母》通过耶耶这个言语粗鄙性格冷酷的人物和一个简单的科幻设定，对宗教来了一次戏谑式的解构，同时切开了一个新鲜的角度。宗教与科学并非殊途同归，而是像一对相爱相杀的恋人，科学刚启蒙时完全站立在宗教的对面，科学发展到极高的程度时又有了强烈宗教的色彩。

  3、在相似的文明轮回中，最艰难的不是一波接一波的灾难，而是最终与灾难和痛苦的和解。

  4、愈发觉得，这世界真正有纯粹信仰的人其实并不多，地球上信仰宗教的人数构成了最大的群体，但大多数人只是把宗教作为工具，最终服务于自身，就像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大多数其实也并不信仰科学，科学只是他们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纯粹信仰科学的人，会把探索新知本身当做生命。

  5、在活着三部曲的世界观里，一个文明最初的繁衍和扩张，从历史规律来看，只能靠宗教文化。但其实真的只局限于人类的世界。

• 由1894年香港鼠疫所想到的

  作者： 发布时间：2023-03-25 18:44:56

  1894年5月4日，香港鼠疫爆发。同年6月，一份来自天津领事亨利·巴斯娄（Henry Buslow）递交给北京使馆的秘密报告记录了他作为英国顾问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之间的会面细节。此次问询起因于李鸿章收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而这些报告直指英国人才是瘟疫背后的罪魁祸首，且详细描述了英国租界当局是如何用野蛮恐怖手段粗暴对待当地的中国居民——比如，华人先是被迫喝下会致使呕吐的药物，以便被顺理成章地当作感染迹象被强制收入瘟疫医院，随后则会因骇人听闻的“冰块疗法”致死。这场会面以该顾问对李鸿章“以后决不会在有人在屋子里的时候进行消毒”的承诺作为安抚而告终。

  这些显然偏离常识且夸大其词的流言，可视为时代背景下作为被殖民者的华人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排斥、恐惧，乃至对峙、冲突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当时甚嚣尘上的阴谋论，除了上述华人被构陷乃至虐待致死的种族灭绝式指控，甚至还有英国人伤害孕妇、挖儿童眼睛以制药之类的骇人听闻的传闻。据当时的《泰晤士报》报道，“中国人拒绝让欧洲人靠近他们……虽然西人尽力进行怀柔，但遭遇到的几乎是血战的宣言；一两名有勇气的中国人劝他们的同胞与政府合作，以应对共同的危险，结果他们遭到围攻、丢石头，几乎被打死；卫生人员在背地里也遭受了攻击。”这也是当时英人（或者说所有殖民者）的一种根植于“他者”想象基础上的典型叙事弧——正如罗芙芸（Ruth Rogaski）所批判的：“一个卫生且强健的西方准备帮助一个病弱的东方，遭遇的却是忘恩负义。”

  在殖民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已被饱受批判的当下，哪怕我们抛弃掉所谓的进步主义史观看待此次事件，却依然很容易落入一种认知上的陷阱——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乃至野蛮暴力的形象作为一项静态化、扁平化的刻板印象甚至既成事实来接受（哪怕怀着一种“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同时混杂着痛楚与愤慨的复杂感情）。然而，想要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就绝不可忽略人的多彩性与个别性。正如新文化史代表人物达恩顿所言，“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寻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

  首先，让我们回到前述“伤害孕妇、挖儿童眼睛制药”的流言。毫无疑问，这种“采生折割”式想象一定会唤起相当多的时人对于发生于24年前的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之“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历史记忆。而此案绝非孤例。事实上，因此类流言引发的教案比比皆是。据苏萍统计，在晚清因谣言引起的202起教案中，因“采生折割”类谣言引发者多达48起，占总数的23.76%。仅就在香港瘟疫发生的两年前，即1892年7月，就发生过一起“宜昌府城外地方有因寻幼孩，焚毁天主教堂之事。”这种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谣言在当时得到了上至士绅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的普遍认同。鲁迅就曾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谈到，在S城（实指绍兴），洋人腌眼睛来照相、挖心肝熬油点灯之类的传说流传甚广，可谓妇孺皆知。正如杨念群所观察到的，“采生折割作为被律例化了的异端行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通过反教渠道泛化为一种地方性体验”。在此类谣言的背后，究其深层原因，固然有国人对于西方宗教思想及其生活理念的敌意与恐惧以及对西方先进科技器物的不理解（譬如在各地发生的教案中，愤怒的民众冲入教堂搜集而来的“罪证”中，就出现了把某种药膏认成“人肉做成的软膏”，又把双筒望远镜或显微镜认作“提取骨髓、眼球的铜管”的情况），也不可忽略其中的基本事实，即殖民者不仅作为广义上的侵入者，也作为地方社会网络的嵌入者与破坏者，破坏了原本透明度极强、根植于差序式熟人网络的乡土社会传统生态。正如朱迪思·怀曼所认为的，“地方民众对西方渗透的反应必须被看作在地方社区语境之内发生的变化……外国人被当作靶子攻击，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洋人的特性，而是他们掉入了一个庞大而广泛的对外来者进行区分的类别范畴之中。”换言之，与其说西方殖民者的被妖魔化是中国民间百姓以及基层士绅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交互作用之下的想象性建构（或曰群体性应激反应），还不如说这是作为“他者”的必然命运（就比如说，在1879年东京霍乱时期，就出现了前来访问东京的美国前总统Ulyssea S.Grant窃取日本霍乱病人肝脏的离奇流言），尤其此“他者”是怀着一种以高级文明自居的傲慢与优越感踏上这片土地。

  上位者的傲慢不但无孔不入地渗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面临类似鼠疫这种突发性非正常事件中时，这种歧视与偏见更是无所遁形——如果说前者是伪装成“春风化雨”的“教化”，那么后者就是脱去了温情面纱后的狰狞面孔。资料显示，在三所对疫情快速应对的医院中，就有一所（即东华医院）是由华人运营的。E.G.Pryor在其某篇论文中曾引用了如下一段材料：“Official despatches record that it was deemed advisable to give the Chinese doctors a free hand at first .In any case, it is difficult to persuade the Chinese to report cases of sickness and their foolish and violent prejudice against Western medical men is quite sufficient to induce them, as they certainly did in the first fortnight or three weeks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lague, not only to secrete their sick but often to desert their plague stricken friends and relations after death.”显然，在西人视角下，华人对西人医生的天然（但并非非理性的）不信任被解读为foolish and violent prejudice（愚蠢而暴力的偏见），而西人对于华人医生以及东华医院的接受，与其说是对其医疗能力的认可信任，还不如说是一种权衡之下的无奈妥协。这种态度在另一段材料中也有体现：“比起我们干净的医院，中国人更喜欢这个害虫屋。”事实上，承担了繁重治疗任务的东华医院在疫情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人与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正如Carol Benedict在其著作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所评价的：“Whereas in Chinese cities the managers of shantang often mediated between officialdom and th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petitions addressed to British authorities were channeled through the Donghua Directorat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ften chose to consult with the hospital board on matters that affected the Chinese. ”兼有慈善机构性质的东华医院，其领导层在事实上充当了政府与民众的居间者与调停者，客观上说有效避免了西人与华人的直接冲突。然而反讽的是，这些贡献被一笔抹消，东华医院不但被西人毫不留情地批判为“害虫屋”，甚至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抗疫大业。西人对华人精英士绅阶层的态度尚且傲慢若此，对待底层普通民众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在1894年的那个时间节点，西人的医疗水平是否如他们自我确信的那样远高于华人、不证自明？他们在医学与卫生上的优越感是否其来有自？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无意去探讨所谓的中西医之辩——在我看来，这或许根本就是个伪命题，与其去关注五四史观想象之下的“中—西医学之争”，还不如探讨“传统—现代医学”来得有意义。其次，我们应该放弃一种以今推古的“事后诸葛亮”式态度。或许我们绝不应该去质问一个1894年的普通香港华人为什么对一种“更先进、更科学”的医学系统如此抗拒乃至不惜诉诸暴力，而应该将问题置换为：他是否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去完全信任、接纳一种完全陌生的医疗模式？

  对此，姬凌辉在其著作《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梳理。现择其要点述评如下：

  1，“此时，细菌学说在西方仍处于不成熟阶段，细菌治病说尚未取得医学界广泛认同，大部分人坚持‘瘴气论’，强调治理公共卫生环境，这也是《香港治疫章程》把‘清洁’作为预防思想和手段的主要原因。”而一份出自医生Alexander Rennie的1894年春夏瘟疫报告显示，他承认“无论是中医秘方还是西方药水，也不管是医生是庸医还是良医，几乎所有常见药品对于治疗鼠疫都是无效的”。在他记录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西药配方里，甚至出现了甘汞这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治病传统的剧毒物质。

  ——换言之，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医学正经历着传统“瘴气论”与近代“细菌说”之间的较量，细菌致病说在同时期的西方也是刚刚起步，甚至连作为病原体的鼠疫杆菌也是在这场瘟疫中才被任职于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耶尔森在香港的鼠疫患者身上分离出来。要到3年后，东京卫生研究所的绪方正规才会发现鼠蚤中的鼠疫杆菌，并首次提出疫病老鼠身上的跳蚤不仅可能含有病原体，而且有可能将其传染给人类。而距离法国流行病学先驱P.L.西蒙德根据观察和实验数据得出鼠疫主要由鼠蚤传播的结论（这也是之后所有关于鼠疫的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与共识），则还有4年之久。回到1894年的时间节点，哪怕是作为鼠疫杆菌发现者之一的细菌学说家北里也表示没有治理鼠疫的特效药。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仍然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与病情”，就医疗实践效果来说，中西医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些让李鸿章大感震惊的关于香港瘟疫的离奇报告，其实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离奇之处其实并不在于其对于事实的夸大描述，而是在于事实背后的因果解释），在当时，染疫病人会被放入冰室里以降低体温，且当时医院确实也有随意使用白兰地作为止痛药的问题（报告中华人被迫喝下的是白兰地与大黄的混合物）。事实上，与其说处在传统-现代医学转变期的西人在医学体系知识上已远超华人，还不如说中医的短板其实是在于医疗与公共卫生行政能力的阙如。正如罗芙芸的观点：“尽管由于欧洲人建立了对清帝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和欧洲的致病与疾病预防理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出现大的分流。真正的差异在于疾病预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可想而知，当目睹自认为“只是微恙”的亲人被强制收入防疫医院、接受衣着犹如乡间丧服般的白大褂们难以掩饰的目光凝视之下的古怪诊疗——借用福柯的术语来说，此即一种“沉默的暴力”，任何一个有着基本人道主义同情的人都很难去期待他们能保持所谓的善意与理性。

  2，“当药物治疗不能见效时，寻医问药已经无济于事，很多人开始求助于神灵的庇佑，人们不分昼夜在抬神巡街，沿路施放鞭炮希望能驱走恶魔……以上诸种仪式被在广州调查鼠疫的雷尼尔称之为迷信……如果抛弃唯科学主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些极具现场感和神秘感的仪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瘟疫的恐慌情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有些学者注意到的，“求神庇佑多是在求医问药之后病情无明显改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抑或是面对医药无效、时时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一种心灵寄托。”这种被西人视为愚昧迷信的活动，与其说是一种对科学与医学的替代，还不如说是面对危机时的“尽人事听天命”“唯求心安”式的诉诸宗教经验主义的本能。勒内·基拉尔曾在著作《祭牲与成神》中借由希腊悲剧文本分析初民社会中的宗教思维，他批判道：“人们总是从正在诞生的秩序的角度来看待悲剧里的危机，却从来不从正在坍塌的秩序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对于分析香港疫情中的群体反应也同样适用。宗教思维并非科学思维的未完成或者低级形态，尤其是当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姑且称其为一门尚在萌芽阶段的科学——尚未展示出明显的有效性与正当性的时候。今时今日，我们固然无须为“舁神巡游、建醮祈禳”之类的巫术活动的存在合理性去正名，但也绝不可以后见之明的浮佻与傲慢去将前人的经验与本能打上所谓“非科学”的标签，甚至斥作一种本质论式的愚昧无知——显然，在掌握话语权的西人眼里，这种迷信活动又成了西人对华人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种族歧视的论据。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明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广泛存在的“医务传教”现象的社会背景。拥有双重身份的西医传教士们借由巡回行医来布道，生物体上展现出的医疗成果往往被解释为耶稣神迹在医学中的世俗表现，在实践中也有以祈祷代替治疗的操作——比如，据一份伦敦会的西医传教士Arthur D.Peill的父亲为其所编的书信集中记录，1905年11月13日，沧州妇女医院的医学生们发现，他们与一位因在截肢手术后受寒气侵袭而濒临死亡的女孩无法沟通。他们遂决定以大声祈祷代替交谈，并最终成功安抚了这个女孩，按他们的说法，她的脸色转为欣喜并开始要求进食，而这种转变自然得益于宗教力量。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首先在于，宗教思维并非与科学思维呈现一种不可兼容的线性承继状态，而更多的时候是处在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之中（哪怕在今时亦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当华人的宗教活动被讥嘲诟病为愚夫愚妇的迷信之时，而同时期的西医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却逃脱了以科学之名的攻击（或曰被纳入了合理性框架），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难道不是一种话语霸权之下的殖民借口吗？

  3，“坚信‘查德威克式公共卫生’的港英政府卫生官以洁净之名，对太平山居民区进行强拆，此举无疑使在港华人与港英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华人是为了不愿客死他乡而坚持反粤，不如说是因搜屋毁房造成的事实上的恐惧感，促使更多华人逃离香港。”

  ——“太平山事件”发生于疫情发生的第二年，即1895年。华人聚居的太平山作为重疫区，被视为藏污纳垢之所与鼠疫爆发的原因，港英政府以卫生之名将所有楼宇拆毁殆尽，以公园代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作为清政府代表赴日谈判的李鸿章在马关突遭枪击。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5月8日，交换两国皇帝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李鸿章随后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梁启超锐评曰：“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香港作家董启章以《太平山的诅咒 - the curse of Tai Ping Shan》一文纪念这段悲痛的历史：“在一八八九年的《维多利亚城地图》中，太平山一带还是密集的房舍和纵横交错的巷道，但到了二十世纪，地图上却只剩下“太平山街”这一标记，能令人联想到太平山的过去。”自疫情暴发初期《香港治疫章程》的强制推行，政府越来越常态化的入屋搜查、消杀行动本就早已引发华人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随着严重背离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毁屋行为升级至愤怒顶点转化为暴力行动。学者张茜认为，“对于难以接受的某些政策，华人曾试图与政府协商，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多次协商无门后的过激反应。”就此事而言，西人对华人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被粉饰，都无非是一种基于“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逻辑的元事实。无须共情，是上位者的特权，而弱者温和的乞怜与呐喊注定无法被听见，甚至在事实上沦为既不纯粹也无效用的追讨式的尖酸抱怨。对这一点，西蒙娜·薇依看得很清楚：“他们确定不会被听见，很快也就沦落到无能力运用语言的境地”，而一旦当他们决心转向暴力的行动，就会马上被斥责为一种野蛮与非理性，而斥责弱者的不体面——本身就是一种最纯粹的野蛮与暴政。如今，重提这段浸满国人血泪的悲痛历史，并非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希望以史为鉴，借此一斑来管窥防疫政策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权力运作体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我们尝试着去理解彼时的人们，也就是尝试着理解此时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