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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中译本序言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第二章　盛世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第四章　罪的界定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

第八章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参考文献书目

致谢

索引

译者后记

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己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1990）是他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他者世界中的华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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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 作者：凌霄 发布时间：2016-03-12 11:57:59

  这本书有三个所得。第一是这事件哭穷了这个盛世帝国上至一朝至天子，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反映出来，黑暗、野蛮、欺骗、懦弱，没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人性光茫。这是一个基本面，不是主题。第二，叫魂是一个切面，映射出帝制下皇帝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互相依靠又互相斗争彼此猜疑的关系，皇帝需要制度让国家机器有序运转，但又害怕自己被架空被被边缘化，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而主动打破制度常规，用莫名其妙的小事借题发挥敲打官员。第三，叫魂反映了满清即使在康乾盛世时也挥不去少数民族骨子里对政权合法性的担忧，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他们敏感的神经。

  一件不起眼的事件折射出宏大的主题，孔飞力确实很有功力。

• 作者：不履不停 发布时间：2018-11-20 00:17:16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和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炉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悉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征，它则是一种乐趣。

• 作者：汪金卫 发布时间：2016-03-20 14:54:50

  名副其实，深入浅出，文笔精彩，发人深省！阅读本书后对清代的官僚制度，官员心态，百姓风气，以及君主制度有了很多理解。特别是对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皇帝思维，对官僚控制，对政权合法性争取，对满文化的坚持有了醍醐灌顶般的收获。对皇帝刮目相看。值得推荐的好书！可惜在孔飞力先生去世后方才阅读。先生千古！

• 作者：summer 发布时间：2021-01-08 15:55:12

  就觉得书本中描写的社会困境好像放至今日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同。

• 作者：倔强的小野猪 发布时间：2018-04-07 11:21:58

  《叫魂》三个层面的叙事:当时的人们对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境遇以及从制度中获得公平的补偿抱有高度的怀疑，从而使得无权无势的人产生一种被邪恶包围的心理。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官府清剿叫魂妖术的机会，向社会寻求报复或补偿。而受害者往往是那些身份怪异的边缘人。第二，叫魂案给一直以来想要整饬官僚制度将所有事物都纳入一种常规化的模式的弘历一个机会。在对清朝合法性和满人汉化，江南化的焦虑中，他将叫魂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政治性燃料填入官僚机器中，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第三，作为夹在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官僚体制来说，他们通过封锁消息及其他官场庇护手段将案情操纵在可控范围内，并纳入常规的处理流程中，以此来保护自己。（译笔略啰嗦，可读性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是当孔飞力最后抽丝剥茧，向你展现叫魂案是如何建构出来时，太令人激动了！）

• 作者：三碗 发布时间：2016-05-06 17:28:42

  略显老旧

• 《叫魂》读书报告

  作者：白开水心 发布时间：2012-11-18 20:24:23

  叫魂读书报告

  一、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个人简介

  1933年出生于伦敦。但在美国度过了其中学、大学生涯。除了青年时期短暂的三年从军岁月，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学校，尤其是哈佛大学度过的 。

  他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正是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的恩师——费正清的秘书。他有两本专著，影响最大。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第二本，就是本书《叫魂》。这本书写于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回哈佛接手费正清之职务却因久无作品问世而为人议论之时。

  孔飞力在其求学生涯中，初期受到两位学者的影响，一位是克拉克洪，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但对其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哈佛的两位恩师：费正清和史华慈。

  他在本书中所体现的史学取向：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回应，主张从社会内部寻找动因。

  二、《叫魂》主要内容

  全书围绕“1768年席卷中国的妖术大恐慌”或称之为“叫魂案”展开论述。

  一）、何为“叫魂案”（主要由本书第一章论述，其他散见于各章）

  本书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时间维度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 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 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 苏州张乞丐剪辫案 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 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 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 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 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空间维度

  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1768年的叫魂案从时空上来势凶猛，蔓延全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大恐慌。初秋，清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二）、叫魂案的总体图示

  1、它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主要由本书第二章论述）

  作者在第二章中用“镀金时代”来形容弘历统治下的帝制中国。在对叫魂危机始发之地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描述时，除了承认存在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繁荣昌盛景象之外，还揭露出了江南地区的人口/资源比例不协调，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等现象。甚至，不止于此。他还有意识地试图穿过历史的迷雾进入当事人（十八世纪乾隆年间普通百姓）的意义世界，对“盛世”发出诘难：“盛世”之中的百姓大概不会因为商业的发展而更富有更具有安全感，反而意味着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因此研究十八世纪的经济、人口状况的目的也在于理解这些变化如何决定了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发生：一是日益抬高的稻米价格及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使得米价成为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二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心与地缘，富庶三角洲与贫瘠山区之间；三是由前两方面原因带来的人口的流动方向的变迁：即由内向外，由中上层向下层。叫魂案的主角也集中在流浪者、“游方僧道”上。至此 ，在构筑叫魂案的社会图景时，孔飞力试图建立这样一种阐释：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由于资源人口压力，人们将侵入社区生活的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但仅以经济焦虑为叫魂作解，显然不够。所以接下来需要考察叫魂案所涉及的社会心理层面。

  2、它所涉及的社会心理

  1）民间威胁：游方道僧、陌生人（由第五章）（以游方道僧、乞丐等陌生人为核心的对于民间产生的威胁）

  1.“叫魂”释义：民间之所以有“叫魂”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这里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 ”。施以妖术的仪式过程显然是模糊不堪的。但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头发，在1768年的叫魂案中还具有突出的政治意涵。这里的重点是古代帝制中国的纷繁复杂的法术观念表面上反映的是身处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百姓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实质上更突显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身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无法抵抗天灾人祸、疾病灾害的焦虑而自然而然地将不幸诉诸于对未知的恐惧。

  2. 和尚/道士、陌生人/社区人

  因此，如果从这点上来看，也许就能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叫魂案中妖术施行者通常是和尚/道士或乞丐了。民间百姓对于他们的反扑显得齐心协力，除了“妖道淫僧”的惯常解释之外 ，对于复杂的差异化现象，显然还存在解释的其他维度。和尚相对于道士来说，更敦厚善良，道士被认为符咒法术联系更紧密；同时，社区内的和尚比外来的和尚，更和蔼可信，外来的和尚被认为携带有未知的破坏力量或污染。以二元的坐标系为例，如果横轴自左向右代表的是以自我为参考系的距离远近，左代表社区外，右代表社区内。如果纵轴代表的自上而下，分别代表和尚和道士。我们可以发现是否为外来者优先于和尚和道士的区分。由此，我们可以从古老的鬼神信仰和民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两方面瞥见十八世纪妖术大恐慌的民间社会心理的大致图景。

  。

  2）统治者威胁：谋反罪与汉化（由第三、四章）（以谋反罪与汉化为核心的对于统治者产生的威胁）

  早在妖术盛行，叫魂恐慌发生之前，十八世纪中叶的统治者又已经为怎样的焦虑所困扰呢？显然，作为外来者的清朝政权，在朝野无法回避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在民间无法回避汉人对满人的敌意。尽管时至弘历统治，他的危机似乎已然消除。然而透过保存下来的朱批，从中似乎读出了弘历在处理满汉冲突中的谨慎态度，因此可能，危机非但没有消除，而且因焦虑感被长久积聚使他甚至试图利用叫魂案来对抗满汉之争的矛盾带给他的焦虑。孔飞力的解释图示拓展到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图景中，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关键词是：谋反罪及汉化 。这两个关键词实际上是围绕同一个满汉冲突的主题而展现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这里的弘历，是一个充满割裂和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弘历本人对汉化的态度可以在他对江南地区的态度中窥见一二。书中提到弘历之所以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是因为江南地区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汉人特征的儒学文化的中心。作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立场使他不得不对汉文化亲近至少是表现出亲近的态度，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实际心态（这种亲近是否只是一种政治表演等等），但通过对满族中坚分子尹继善的处理态度，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弘历对满族汉化带来的腐化深恶痛绝。另外，统治者对于谋叛罪的敏感态度可以从典型的马朝柱案中有所窥探。对于谋逆者马朝柱定罪的官方文献中，弘历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而不是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尽管长达一年的妖术大恐慌案件中屡屡与剪辫行为发生联系，弘历却未有在其朱批奏折中公开提及。因为似乎一旦提及，即便是在其与行省官吏的秘密通信中提及，就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或承认了这种罪恶的发生，这将动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朝帝国的合法性。弘历 在其对叫魂案的众多朱批奏折中，不会主动将具有谋逆政治意涵的剪辫行为与民间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因外来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汉人社区带来的根深蒂固的统治焦虑一直在困扰着上层统治者。而1768年的这场叫魂危机，实际上提供了弘历对抗这种焦虑的机会和环境。

  三）、叫魂案的结构图示——展现的是结构间的交缠与互动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领略到叫魂案所牵涉到的复杂的阶层互动关系，这里至少涉及到三个阶层：君主、官僚体系及平民百姓。之所以可以如此区分，不仅是我们读者读后的感受，而且是作者在有意为之。P223。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危机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但充斥着文化阶序的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价值观。也就说叫魂是个主题，在不同阶层的群里出现了不同的变调。虽然不约而同传递着恐惧情绪，却表达了各自阶层不同的恐惧。

  1.“妖术”观（妖术意味着什么）

  1）君主 暧昧：一面是君权神授使得帝王与神明的关系具有垄断性，官方会阻止民间的造神活动 ；威胁：另一方面妖术恐慌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而酿成一种亡国的不详征兆，这将对皇朝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造成伤害。（帝制政权稳固）

  2）官僚

  蔑视：作为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层，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不会轻易相信叫魂妖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衣食无忧；

  威胁：作为官僚体系中的地方官，叫魂恐慌扰乱了不仅地方治安，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打破其优游从容的常规官僚生活。（保住乌纱帽）

  3）平民

  信奉：文中对父母为挚爱孩子的招魂行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妖术传说在百姓生活中已被日常化。书中为了作证十八世纪的中国的鬼神信仰，引用了徐柯编著的《清稗类钞》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威胁：更直接的生命、安全的危险。因此对术士妖术活动群起而攻之，甚至发生了若干起致人死亡的事件。

  2.权力观

  1）君主：专制主义：分散权力（通过对行省官吏频繁调动）

  2）官僚：地方集权化（警察、检察官、法官）取悦帝王

  3）平民长期失权而产生权利的幻觉

  3.基于权力观，考察帝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专制与常规化的对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常规化与汉化是直接相关的），即权力利益的博弈关系，主要从一对关系（君主—官僚），五个维度（考核、弹劾、信息竞争、君恩、政治罪）入手考察。

          

  君主—官僚（努力防止事件滑下常规轨道）

  考核：弘历对陈词滥调、空言套语非常反感，因此他格外重视宫中陛见制度。

  弹劾：在庄有恭案中，一旦被发现在弹劾案中隐瞒信息，受到严厉处罚。这个处罚更多是象征性的。以儆效尤是主要目的。

  信息竞争：日常渠道、机要渠道（朱批/廷寄）/眼线

  君恩：政治任命，强化了依附关系，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

  政治罪： 强化（重申官场规范、强化个人关系）

  官僚—君主（努力将事件拉回常规轨道）

  考核：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考核办法，对官员作出标准化的评语。

  弹劾：对渎职和犯罪的弹劾 官场文化造成官官相护的体系

  信息竞争：述职（选择性：次序/轻重/缓急）

  君恩：谢恩表仪式

  政治罪：息事宁人在先：扼杀谣言，防止震动中央。报喜不报忧。补救措施在后：行省官吏们力图撇清关系，或转移视线，或力图拉回常规轨道。

  至此，“事件”构筑起了权力结构，权力又通过塑造、界定“事件”得以调整或强化。帝制中央一方面在处理妖术大恐慌，稳固帝制，另一方面是对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积习一次整肃行动。前者是上层统治者用以抵制民间谋叛的焦虑，后者是上层统治者用以抵制官僚汉化腐化的焦虑。这两个焦虑都直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廷统治中的满汉冲突问题。由此，叫魂事件通过构筑起了“权力结构”，也构筑起了丰富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分配、资源、人口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社会潜在的深层危机。无论是政治家的统治危机，还是百姓的生存危机，都将康乾盛世的美名画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那么，透过这个乾隆年间危机图景的刻画，是不是也可以向后人透露出一些关于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呢？

                  

  三、作结

  一）权力幻觉的历史重演？

  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在本书后面的译后记中，提到一个小故事，“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懂了吗？”以此想到钓鱼岛事件中，民众集体迷狂。“爱国主义”是否即是一种妖术？

  二）文本内容方面：

  妖术与巫术的异同

  是否妖术与巫术都是人们对未知、超自然力量所造成的不幸的归因方式。

  三）文本结构方面：

  以小见大 着微见著的努力

  作者试图透过事件史来反观时代史，那么困难和挑战就在于如何将叫魂案这一事件的叙事既条理清晰、引人入胜，又能以此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期帝国自下至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层面的恢宏图景。

  历史性的叙事结构，历史性抒写与结构性解释并置的努力

  不仅向读者娓娓道来案件的前因、线索、进展及结果，而且在讲述一系列纷繁复杂故事的同时，试图将“盛世妖术”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书写出来。

  （卖座、叫好）

  与利奇、格尔兹的理想型结构不同。因此更倾向于将其归类为史家著作，而非人类学作品

  详实的历史文献材料与必要的历史想象力

  文献分类/作者因为其所接触到的文献类型而作出了他所能够构建的解释模型

• 叫魂—— 一场妖术引发的血案

  作者：乔乔 发布时间：2012-11-27 22:08:59

  孔飞力的《叫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768年的江南出现了一种妖术从而引起了愚夫愚妇们的恐惧，这种妖术主要指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术之风儿动员起来。百姓们歇斯底里地四处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而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最终审核之下，谨慎小心地提醒皇帝：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又抑或是阴谋家无端挑起想要引起民众恐慌的恶意慌乱事件。妖人最终未被抓获（因为本来就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被坐实，审问下来缺乏足够的证据，甚至疑犯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捏造、屈打成招。最终乾隆皇帝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叫魂案件产生于康乾盛世时期，故而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 为什么叫魂案件的疑犯锁定在和尚和乞丐之中？

  和尚与乞丐是游离于社会边缘被放逐的人群，就如同吉普赛人一样，从来都是遭到驱逐和残害的对象。尤其是和尚本来便是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在人们按情理的推想中掌握着操纵超世俗事物的种种手段。人们认为和尚为死人超生赚死人的钱因而被污染了，他们掌握的妖术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乞丐被看成是替和尚打下手的一群人。对于朝廷捉拿打压和尚和乞丐，本就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值得群众同情和疑虑的。况且叫魂妖术是通过剪人发辫盗取人的灵魂。和尚又是剃度出家之人，这一特征更是令人害怕。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佛教地位已经远远不如从前。顺治二年开始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礼部允许，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和尚地位一落千丈似是大势所趋。

  二 对于身处21世纪的我们而言，叫魂妖术本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甚至我们是以饶有趣味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为什么民众会如此相信？

  其实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都报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尤其妖术大恐慌的实质是人们害怕妖术师通过施展妖术带来的灾害，同时也害怕自己被认为是妖师而遭到残忍的处死。在1768年的清朝，愚昧无知的农民占有国家人口的绝大比重，尤其妖术起先都是在农村发生，因此相信妖术也就变得司空见惯。

  三 为何妖术恐慌在中国的灾害有限？

  社会上下层，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感到了同样的不详，本身就暗示了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正是这个文化网络，使得整出闹剧在最后终止，得到平复。

  以上是在看书时候怀有的三个疑虑，接下来我想说说看完本书后的一些看法。

  历史上自古而来就有文字狱，但是似乎乾隆朝的文字狱更为兴盛。这是由政治背景所决定的。在当时，军事系统较诸康、雍时代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整顿后也已贴服，而民众在永不加赋后日趋安康。如此看来，文字狱是只有在所谓的盛世之下才出现的冤案。没了内忧外患，皇帝开始肆无忌惮地用文字狱来摧折文官士气，此方法甚好，不致引起除诗人以外的反弹。这就是所谓的“一面钳制士大夫，一面讨好民众”。乾隆不敢正面面对大谋叛，反而计较文字狱，我认为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最高领导者的畏惧担心，从而引发了对汉族士大夫的清剿，这其实是反汉化的一个方面。士人对满人的一些偏见甚至并非批评满人的文章也被挑出来强行治罪，这是乾隆作为安逸盛世之下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导者内心胆怯忧患所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整场叫魂案件，之所以让他坐立难安，甚至查办了多位官员，其实就是因剪辫这一行为本身所折射出的谋反罪。叫魂通过剪去人的发辫夺去人的灵魂。清朝入关后在多尔衮掌朝时就明令全国人民将前面的头发剪去，脑后留长发。而剪辫这一行为，其实是对清政府的公然挑衅，甚至被剪辨者后来听说妖术的防治办法之一就是将脑后的头发也一起剪去，许多人效仿这个方法。这是民众对于妖术情急恐慌下的措施，因此面对这一措施，即使私下里是有悖于清令的，但是乾隆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非常厌恶这种万事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所以任逃犯逍遥法外是最令他坐立不安的。从整个叫魂事件中他的态度分析来看，一方面他对于叫魂事件是极力打压的，命令他的部下早日捉拿案犯；另一方面，他对叫魂的细节和目的又非常感兴趣。正如术士们窃取人的灵魂令民众更为害怕一般，腐败的汉文化窃取满洲的品德令乾隆感到难以言喻的恐惧。这种深入骨髓的荼毒和腐朽其实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整个清朝的官僚机构。他认为满人的勇敢、果断、善战、担当都沉溺于江南文化的绵软温柔乡中。而官员们对待叫魂案件的懈怠、自保、官官相护都使得他相信他们已经被汉人的文化腐蚀了，学会了汉人官场上的一切暗箱操作。这是比迟迟未抓到嫌犯更令他失望和愠怒的。

     总而言之，对妖术的看法其实可以总结为三种。一种是皇家的版本：整个满洲政体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有不法之徒想要通过散播谣言、迷惑群众来谋权篡位；第二种是农民的版本：他们关注的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其实还存在第三种版本：作为官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中介人。他们是一座桥梁，架起了原本由等级差别而地位悬殊的皇帝与黎民百姓。官员们的中庸之道，一切都是为了明哲保身。这是绵延几千年的儒家经典所教会他们的，也是乾隆最为深恶痛绝的汉族糟粕。

  有趣的是，康乾盛世下发生的这一事件，让我关注到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民众的反应。 另一个是清朝官僚机构的忧患。一旦嫌疑犯出现，人们就会不自觉的充当起官僚捕头的角色将他们押解到衙门，并以一种高度的姿态表现在疑犯面前。但是在这之前，其实疑犯和他们是同一等级的人。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普通民众权利相当匮乏的封建时代，只要有一点点掌握权利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因此叫嚣、打压甚至冤枉他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当年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扔掉书包带上红袖套，突然之间就获得了崇高的权利。可以对曾经的老师、上司为所欲为，在混乱的社会中以打击他人肆意污蔑来满足他们自我内心对于权势膨胀之后所带来的一切意淫。

  而所谓的康乾盛世，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假象罢了。因为这时的官僚制度已处于盘根错节的乱团之中，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经捉襟见肘，让我感到可悲的是，官员之间如藤蔓一般纠葛攀爬，绵延向上的一股子官官相护劲儿，到21世纪的现在仍未被剔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