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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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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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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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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序

导 言　从草原游牧封建制到家产制

第一篇　代人集团

第一章 “帝室十姓”与“国人”

第二章　拓跋魏的国家基础

第二篇　文明太后

第三章　文明的崛起

第四章　文明的改革

第三篇　从西郊到南郊

第五章　国家祭典的改革

第六章　民爵与民望

第七章　孝道与北魏政治

第四篇　附录

康乐（1950—2007），台湾台南人。大学就读于东海大学历史学系。1973年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得傅乐成指导。1978 年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余英时。1983年博士毕业，此后长期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著作有《从西郊到南郊》《佛教与素食》等，并曾担任《新桥译丛》总主编，与妻子简惠美合作翻译马克斯‧韦伯著作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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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河西”一词在北魏时，经常是用来指“陕北、绥远南境”这一地区的，至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在当时固然也有称河西者，却也常以“河右”称之。（P270）

先决条件是统治者必须拥有一批具【备必要知识、资料与训练，而又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官员，这又只有倚赖官僚制度了。】

拓跋珪（及其后继者）采取的这些措施，是拓跋统治集团形成的直接因素：“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措施，导致“代人集团”的出现；征募中原士族任职中央及地方的政策，使得中原士族在拓跋政坛上分配到一个角色；领民酋长制的实施则使得帝国境内散布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封建领主”。这几个集团即构成拓跋帝国境内除王室之外最主要的统治阶级。（P57）

领民酋长与代人的差异也可以从一个小现象——虽然不是那么重要——反映出来，此即绝大多数的代人集团成员在孝文帝之后皆已改为汉姓，领民酋长则几乎清一色仍维持胡姓（P61）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给“代人集团”一个如下简单的界定：这个集团形成于4世纪末的平城及邻近地区，至5世纪初仍陆续有所扩充；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北亚游牧民族，然而也包括少数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而且就算在其主体的北亚游牧民族间，成分亦很复杂，根据姚薇元的考订，至少包含鲜卑、匈奴、柔然、乌桓、高车等族；然而不管他们原先来自哪个民族、属于哪个部落，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他们即以“代人”之身份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云代地区是他们唯一的“家乡”，这是他们与同居于平城王畿的汉人（包括士族与平民）不同的地方；放弃部落组织而为“编户”，则是他们与领民酋长及其部落民之间的最大差异。（P61）

从公元486年开始，孝文帝陆陆续续推动一系列的改革，而于493年迁都洛阳时达到最高潮，改革的内容虽然繁复多端，总归起来是以礼制的重整为其核心，目的则在建立一个讲究礼法制度的家产制政权。我们晓得，除了少数例外，历来中国的汉族王朝基本上皆可纳人家产制政权的范畴，在这种类型的政权里，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乃是建立在一种礼法制度与恭顺关系（ Pieta）的基础上，“恭顺”是其内在精神，“礼法”则是其外部规范；“正如家产制源自于家子对家父权威的恭顺关系，儒教亦将官吏对君主的服从义务、下级官吏对上级长官的服从义务，以及（尤其是）人民对官吏与君主的服从义务，莫基在孝顺此一首要的德行上”。明乎此，则孝文帝所要塑造的新政治文化也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以家产制之下被支配者对支配者的恭顺关系，来解消草原游牧封建制里存在于“汗”与“伴当”之间，以忠诚誓言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借由礼教文治的提倡来争取汉人士族的认同。

中时期的女主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众所周知，是中国史上女主出现相当频繁的个时代，其中还包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一一武则天，此一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从2世纪末叶开始，传统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大量北亚民族的移入中原，以及他们在黄河流域建立的大大小小的政权，对此一时期女主的出现一一以及她们政权的根本性格一一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魏晋时传统社会伦理的解体

即所谓的“名教危机”一当然不始自东汉之亡，只不过帝国的崩溃对此一危机的表面化，无疑起了相当程度的刺激作用。名教危机的内容在余英时的《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一文中已有详尽分析。简言之，从西汉时所编织的、维系中国社会达数百年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妇）至此已大为松弛。其中夫妇一伦，关系到此一时期（至少是上层社会）妇女地位的转变，值得我们稍做讨论。余英时在《魏晋中国的个人主义与新道家运动》（ Individualism and the Neo- Taoist Movement in Wei Chin China）ー文中，即曾简短总结道：这一个时代上层社会的妇女，一般而言，不大理会儒家礼法，她们极为活跃地介入社会，而不再全心全意的主持中馈。”

九品中正制与户调式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前者，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得到保证，而后者则保障了士族的经济及社会利益。我们当然不能简单认为，门阀社会的形成是由于这两个制度。实情毋宁是，正因为当时士族在政洽社会已取得主导地位，才有这两种制度的出现。不过，不管怎么说，九品中正制的实施（220）与户调式的公布（约280年平吴后)，代表了士族享有特权的法制化，对魏晋门阀社会的发展史而言，的确还是个重要的指标。

书籍介绍

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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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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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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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 作者：匪有韭无赚梁皇 发布时间：2020-07-08 11:20:02

  抱着礼制史期待读这书的人恐怕要失望了，它其实是挺典型的政治史研究，也颇具开创性。可能是爱酥及乌吧，感觉康乐是我喜欢的那种学者——用好常见书，当个正常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写的东西让人懂。

• 作者：上一当 发布时间：2020-07-02 21:05:36

  讲魏晋南北朝的书不多 这本写得非常详实 看了这部外族“占领”中国的历史 觉得满清是真的很操蛋 虽然也吸收汉文化但是却对汉人很鄙视 统治者也只是把自己当成管理中国的“代理人”而不把自己当中国人

• 作者：昕® 发布时间：2022-09-04 21:22:49

  微信读书/贴合原著，早期孙悟空的个性真的很顽劣。

• 作者：隐清 发布时间：2020-07-02 00:39:17

  作为余英时之徒，韦伯中文译者的知名学人康乐的这本成书较早的北魏政治史见解之精辟自不待言。

  拓跋鲜卑从游牧部落联盟到家产制国家的建立，立国基础由离散部落的"帝室十姓"构成的代人集团结合中原士族和领民酋长；文明太后的俸禄 三长和均田制改革在制度上由“宗主督护”转向国家官僚制；孝文帝废北族传统西郊之祀，到行汉地南郊祭天之仪，仿周礼 倡孝经而禁弃胡风，无一不是向旧勋贵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迈进。

  然而北魏毕竟是首个征服王朝，是辽金元清的前浪。急突猛进的改革彻底割裂了南迁洛阳的汉化元魏与驻守六镇的胡化边民。首都礼义忠孝之华化离六镇尚武镇民酋帅太远，王朝的崩溃就近在咫尺了。

• 作者：库库子 发布时间：2020-08-04 23:35:44

  《魏书·孙绍传》：『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以太和改革为分界，北魏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北魏作为征服王朝，北部边疆的游牧骑兵是帝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中原的征服者，边疆的守护者，享受从内地掠夺来的物资，养尊处优，受人尊敬。但迁都洛阳后 ，留居北方的代人渐渐失去原有的政治优势，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备受歧视，“莫肯与之为伍”。而洛阳的士人皆得“上品清官”。一为“清路尘”，一为“浊水泥”，故『文华』的洛阳与『武质』的缘边诸镇之间的社会割裂日益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爆发六镇之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 作者：方塘 发布时间：2020-07-06 20:44:44

  “代人集团”这一概念契合读史者对北魏乃至北朝的印象，考证也颇坚固。通观国史，大抵在大争之世，多有以籍贯集结的地域武力集团，而承平之世，常见以出身阶层、学术政见不同应求而联合之政治党派。前者若西汉之淮泗沛县集团、东汉之南阳集团、三国曹魏之汝颖集团谯沛集团、孙吴之淮泗集团江东集团、蜀汉之益州荆州东州集团、朱元璋之淮西勋贵、按陈寅老的说法所还有谓隋唐三源之关陇、江左和山东集团。后者如东汉之清浊两流、唐之牛李两党、宋之新党旧党、明之阉宦东林。一句话，打天下靠老乡，治天下需靠天下人。而从靠老乡到靠天下，又往往有貌似平静却暗流汹涌的斗争，《从西郊到南郊》讲的就是从靠老乡到靠天下的故事，文明太后、孝文帝是两代主角。当然，靠天下人也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天下人终究是要分派别的，不以地域即以出身政见罢了。

• 陈弱水：评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

  作者：雙魚尾 发布时间：2020-06-22 11:07:27

• 【转】郑雅如｜以学术为一生志业——追念历史学者康乐先生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29 00:12:02

  康乐先生是新史学杂志社创社常务社员，曾担任《新史学》第七卷（1996）、第十四卷（2003）执行编辑，以及第十五卷（2004）主编，与新史学杂志社渊源深厚，并对《新史学》的刊行贡献卓著。2007年10月26日，先生不幸病逝于台大医院，得年五十八。新史学杂志社痛失这位长久以来共同奋斗的伙伴，谨向读者略述先生主要的学术工作与研究成果，以说明其成就与贡献。

  先生台湾台南人，生于1950年9月23日。大学就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受蓝文征教授启发，矢志研究中国中古史。1973年入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得傅乐成教授指导。硕士论文《唐代前期的边防》甚获好评，获选为《文史丛刊》，由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1978年负笈美国，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余英时教授。1983年以论文”An Empire for A City: The Cultural Reform of Emperor Hsiao-Wen (471-499)”（北魏孝文帝的文化革新）取得博士学位。同年返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除了长期服务于史语所，先生曾任东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兼任教授；担任《新桥译丛》（初由允晨文化出版，后由远流出版）总主编，以及《文明丛书》（三民书局出版）第一任执行编委；并与妻子简惠美女士共同致力于研究、翻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著作，目前已出版译著十余种。

  先生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首推《从西郊到南郊》。该书讨论北魏国家的权力基础，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北魏政权的影响。拓拔鲜卑崛起漠南，以一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终能建立国家，统一华北，它所依赖和凝聚群众的权力基础是什么？而这样的权力基础历经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改革，又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此乃北魏史的核心问题，素为学者所关注，先生的研究将政权基础与文化改革两个问题紧密扣連，极具新意，为此课题带来突破。

  关于北魏统治集团的形成与结构，先生从“团体”的角度进行系统论析，指出“代人集团”乃北魏国家的权力核心。这个集团形成于四、五世纪之交的云代地区，成员复杂，以北亚游牧民族为主，但也包括汉人与其他少数民族。随着拓拔珪解散部落、定都平城，并移徙大批人口至平城附近，许多解散后的部落民以云代地区为唯一家园，逐渐形成“代人”的认同意识，北魏中央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全为代人所掌握。论者以为，先生提出“代人集团”的概念，“的确是蹊径另辟，有新的突创，拓展了拓跋氏帝国研究的领域”。最近日本学者松下宪一出版《北魏胡族体制论》（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7），此乃关于北魏国家结构最新的一本专论，书中便引用了“代人集团”的概念，并在行文中多处与先生的研究对话，反映其研究在学界的价值与影响。

  《从西郊到南郊》的另一主题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先生卓有史识地指出文明太后的改革是孝文帝改革的过渡，二者虽同称“太和革新”，但其间实有本质上的差异。文明太后的改革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结合俸禄制、三长制与均田制，重新整顿北魏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成果成为孝文帝得以进一步推动更深层的文化变革的先决条件。先生又从当时北亚文化与社会思想背景，理解文明太后的大权独揽与统治特征，指出她乃中古此下女主统治（包括武则天）之先声。其意见对于认识中国中古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或厘清中国历史上女主执政的性格与背景，皆深具启发意义。

  一般研究孝文帝的改革，多集中于易胡服、禁胡语、改官制等方面，先生则详人所略，指出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包含了与文化认同、核心文化价值有关的部分。如更张厘定中原系统的祭天礼典，降低北亚旧典的重要性；行五服制、宣扬孝道观念等，试图将汉式的家族倫理推行到北魏帝族间。而整个改革的核心目的，乃试图将北魏国家的性格由草原游牧封建，转化成一个典型的、以传统汉族王朝为典范的政权。但孝文帝的这些作为与大多数北亚胡人的情感和习俗相违，可视为极端激烈的变革，使得许多胡人对于中央政府产生文化疏离感，间接导致北魏国家的土崩瓦解。陈弱水教授曾评论，先生探讨孝文帝汉化改革中的礼制、孝道与家族礼法问题，在学术史上有深刻意义。不仅因过去相关研究十分稀少，更因这些问题碰触到历史上民族接触、文化冲突中的信仰、价值、情感、行为规范等面向，是民族关系中相当核心的部分。先生对此课题的研究不仅是北朝史领域的一项突破，对于研究其他时代的民族关系，也足堪借镜。（《新史学》8:1（1997.3），页161-168）

  自九○年代中期，先生的研究转移至中国中古佛教与政治、社会的交涉，特别着眼于“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发表《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指出原先佛教的转轮王观念是以“一佛一转轮王”为模式，但在传入汉地后，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影响，逐渐变化为“转轮王即佛”，武则天即是最善于利用佛教资源，并将“转轮王即佛”的观念具体落实的第一个君主。《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诸问题》，说明传统印度社会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威，佛教“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有其社会基础。佛教东传，某些律典在汉译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中国的传统，将君主、大臣、甚至地主列为此条戒律的例外。这现象背后其实纠缠着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如何定位僧尼的问题。延续对于僧尼身分的讨论，续又发表《洁净、身分与素食》、《素食与中国佛教》，并汇集为《佛教与素食》一书。书中援引韦伯的“身分”概念，指出梁武帝为解决出家众在中国社会的身分问题，订定僧尼素食制度，塑造出家众独特且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寻求其社会立足点，僧尼素食制度乃成为中国化佛教的一大特色。先生因研究中国中古佛教史，亦及于台湾佛教的考察，与简惠美女士合著《信仰与社会——北台湾的佛教团体》。

  除了史学研究，先生的学术工作对于学界、乃至社会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引介西方重要学术著作，深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基础，并推进学术知识的普及化。这与先生主持、参与的两项出版计画关联密切。

  1981年，先生规划出版《新桥译丛》，开列一百本西方十九到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拟译为中文。先生认为学术著作的引介，若只是趁热抢译，其影响只能造成学术版图上零星而互不相干的小点。若能集中力量，将几位大师一系列的作品，或是某些重要主题观点互异的著作，全面性地介绍进来，才能为学界奠定几个比较牢靠、完整的学术基地，以促成更进一步的研究发展。虽然碍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完成的译书只及于原初理想的一部分，但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籍，历时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新桥译丛》已出书四十余种，总字数超过一千余万。这些翻译精准、考订详实的译书，不只为台湾学术界打开一扇窗，更是所有汉文世界重要的学术资产。

  除了主持《新桥译丛》，先生更致力于研究、翻译韦伯著作，二十余年来孜孜不倦，与简惠美女士携手完成十多种韦伯著作的译述。学术著作的翻译，除了语文能力，译者更必须具备相当的学识背景，然而翻译在目前尚不被视作学术成绩。资深出版人陈巨擘曾形容，愿意投注心力为社会翻译学术书籍的人，是在“作功德”。先生以无私无我之心，秉持“将翻译当作一种志业”的精神，有计画而持久地进行韦伯学说的译述，韦伯的学说在台湾史学界一直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先生正是台湾乃至华人世界介绍韦伯学说最重要的学者，对于学界与社会的贡献不言可喻。

  2001年，先生担任三民书局《文明丛书》执行编委，邀约学者将艰深的学院论著改写为普及读物出版。从开始参与构想，到决定书籍的版式、字体大小，先生皆亲力亲为，参考国外数种学术普及读物的作法，让这套丛书以精致而便利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目前丛书已出版十五种，广受社会好评。将学术研究从学院高塔引入社会，促进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先生实厥功甚伟。

  康乐先生的学术工作对于学界与社会皆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留给史学界具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为北魏史与中古佛教史研究带来突破与新意；他留给汉文世界丰实的学术资产，为史学乃至整体人文社会科学培植更坚实的研究基础；他推动学术知识的普及化，增进学院与社会的对话。先生关于“佛教中国化”的课题，还有许多构想未及成文；韦伯学说的翻译，也已规划至2010年。正当有为而英年早逝，知者莫不扼腕。哲人已逝，典范犹存。谨以此短文，追念康乐先生。

  康乐先生著作目录

  专书

  《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文史丛刊51；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79）。

  《从西郊到南郊》（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信仰与社会——北台湾的佛教团体》，（台北：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与简惠美合著）

  《佛教与素食》（台北：三民书局，2001）。

  学位论文

  “An Empire For A City: Cultural Reforms of The Hsiao-wen Emperor, 471-499”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3）.

  论文

  《民爵与民望》，《汉学研究》，4:1（台北，1986.6），页29-35。

  《北魏文明太后及其时代》（上）、（下），《食货月刊》，15:11/12（台北，1986），页1-15；16:1/2（1987），页56-66。

  《〈魏书〉“帝之十族子弟七人”试释》，《食货月刊》，16:7/8（台北，1987），页1-5。

  《从西郊到南郊——拓跋魏的国家祭典与孝文帝的“礼制改革”》，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页141-168。

  《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3（台北，1991.9），页575-691。

  《代人与镇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4（台北，1991.12），页895-916。

  《孝道与北魏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1（台北，1993.3），页51-87。

  《转轮王观念与中国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台北，1996.3），页109-143。

  《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戒”及相关诸问题》，《新史学》，7:3（台北，1996.9），页1-48。

  《洁净、身分与素食》，《大陆杂志》，102:1（台北，2001.1），页15-46。

  《素食与中国佛教》，收入周质平、Willard J. Peterson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页37-94。

  翻译

  康乐、黄进兴编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康乐译，霍布士班（E. J. Hobsbawn）著，《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收入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页95-125。

  康乐编译，韦伯（Max Weber）著，《韦伯选集（3）——支配的类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

  康乐译，布洛克（Marc Bloch）著，《水碾的出现及其胜利》，《年鉴史学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页35-69。

  康乐、洪德先译，布洛克著，《欧洲中世纪的“发明”》，《年鉴史学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页17-34。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韦伯选集（2）——宗教与世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

  康乐编译，韦伯著，《韦伯选集（4）——经济与历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宗教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支配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城市的类型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法律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古犹太教（I）、（II）》（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7）。

  康乐、简惠美译，韦伯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四册，150万字（编辑中）。

  　

  本文原载《新史学》十八卷四期，二〇〇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