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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団長ちゃん 发布时间：2022-11-04 21:16:20

  买给汪狗哥的礼物，经过允许拆开先看看，感觉是我14岁看都觉得有些幼稚的故事哈哈，很快就可以看完一本。

• 作者：希哲 发布时间：2020-03-03 10:17:53

  单说这本书的图文，当然不会十分出彩，只是希哲很爱的原因，跟有配套的拼图玩具有关，而且里面熊妈妈的爱的确给孩子安全感，昨晚希哲从书架上找了10多本书出来，作为睡前读物，晚间阅读的自主选择也给希哲有了思想独立的机会。

  抛开这本书不谈，说个题外话，今早从合肥开高速上班的路上，听樊登读书会里正面管教这本书，这算是市面上知名度最高的育儿书系列了，即便是没有读过，也对立面“温柔而坚定”的教养方式有些了解，只是日常的“鸡飞狗跳”实在是有些多，听着樊登的讲述，作为妈妈内心很自责，尤其是对待他假期打游戏事情上，我采用了特别激烈的方式，也说了言重的话，甚至说再打游戏，你就不是我儿子，今晚回去我一定给他道歉，就算是4岁的他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告诉他妈妈发火是因为害怕，恐惧他打游戏会上瘾，要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妈妈都爱他

• 作者：jolie26 发布时间：2017-12-25 16:43:19

  实施起来会比较容易，值得推荐

• 作者：邑青 发布时间：2020-07-08 18:25:08

  比较费眼

• 作者：妞~ 发布时间：2013-08-19 18:25:20

  把台湾各个地方的小地方都列了一下，最大的感觉是，嗯，我没有钱。

• 作者：贰手昵称 发布时间：2016-12-07 12:17:13

  书中相当一部分观点缺乏论证过程，缺乏文献引证。借鉴各处理论的杂糅，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逻辑无法自洽。各种闷头抛观点，东拉西扯打比喻。三观严重不敢苟同，尤其最后关于“抄袭”的观点让人大跌眼镜。对于零基础一定要入门的人来说，如果自身有一定思辨能力，这本书或能成为一块敲门砖，否则敲不开门反砸了手也不是不可能。

• 写给现代人看的中国哲学

  作者：豆友3885817 发布时间：2013-06-07 19:22:37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6/05/nw.D110000zhdsb_20130605_1-10.htm

  《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新加坡]赖蕴慧著，刘梁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3月第一版，35.00元

      自胡适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有关中国哲学的导论或教材便层出不穷。其中影响力较大和广受好评的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蔡仁厚的《中国哲学史》与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等。

      胡适先生的“大纲”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其创举与缺陷自不必多说。而后面列举的这几本著作都有着因时代局限而造成的种种遗憾：钟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驳正了胡著的许多错谬，也是首部以中国方式解读中国哲学智慧的名作，但“中国味儿”过浓，缺乏对概念与问题的必要梳理与厘清，因此并不适合初学者、西方人以及现代国人阅读。冯著“中哲史”则是目前为止影响力最大的相关著作，但因其“新柏拉图主义”与“新实在论”的立场而有“旧瓶装西洋酒”之嫌。类似冯著这种“观念先行”的问题也出现在牟宗三的著作中。而任继愈的作品，则因意识形态原因而遭到先大起后大落的命运。新近的一些台湾作品，如蔡仁厚与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则广受好评，但也存在一些遗憾。

      比起上述诸作品，新加坡赖蕴慧博士的这本《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则有着三条不可替代的优点。

      首先，它汇聚了近几十年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

      在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与概念时，赖著总会把它们对当代相关论争的启示揭示出来。而在中国大陆本土的教材中，你很难找到对外语世界中国哲学最新研究的引用。原因是，中国学者普遍缺乏用多种外语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话乃至论辩的能力，久而久之大陆中哲界越来越像一个自说自话的小圈圈。在这种情况下，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融入对中国哲学的导论作品中，就成了在新时代促进东西方学界就中国文化而展开对话与合作的基础。

      对于一些复杂概念和问题的探索，赖著并不吝啬对于当代研究成果的引用和梳理，要么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要么将问题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例如，在论述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礼”时，赖著就参考并引用了Henry Skaja、德效骞（Homer Dubs）、杜维明、信广来等多位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观点，给读者带来一个全面且富有弹性的解释：礼既可以指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条文，也可以指这些条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还可以指古代的宗教活动以及宫廷庆典仪式；礼根据一个人在特点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制定出不同的标准以规定得体的行为；礼还具有审美的向度，它把礼仪风度引入了人际交往。另外，礼不是僵化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在活生生的情境中的智慧；礼是不同于法的另一种治国之术，它鼓励正面的行为，与法互补，共同服务于社会-政治秩序；礼与乐紧密相连，两者共同包含技艺与情感的层面；礼与仁具有辩证关系，相待互依密不可分：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就其自身而言毫无意义。

      其次，它运用了西方哲学的分析理念。

      何谓分析理念？这可能要从分析哲学的传统说起。分析哲学这一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范式，在起源时强调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澄清思想。因此自弗雷格、罗素始，分析哲学家以纯粹逻辑的观点来分析语言的形式，并以此研究现实和语言的最终结构。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以数理逻辑分析语言的方法不再为绝大多数英美哲学家采用，“分析理念”则逐渐转化成一种风格：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推理的严密性。因此，在哲学论文和著作中，“分析”首先体现在对概念的澄清，其次则体现在论证的条理化。

      赖著自觉运用“分析”的理念，专注考察各流派的概念、主题、推理与论说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赖著在中国语境下，以“分析”之方法，考察哲学所普遍关注的一系列论题。可是，它的优点不仅如此。与大陆早期一些教材不同——它们强行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往每个古代哲学流派的头上套，任何学派都要分出个正确还是错误、先进还是落后来——赖著在落实“分析理念”的同时，仍以各流派自己的治学倾向和关注核心作为展开论说的自然依据，这一点令人信服。

      例如，在论述“法家哲学”时，赖著将分析理念发挥到极致。由于法家思想是一个论述社会秩序、政治权威和官吏体制效率的庞大体系，与其相关的文本、成员及其性质与特征本身就是不甚清楚的。因此，从小处（即对法、术、势三个概念的细致分析）入手，接着根据韩非综合商鞅、申不害与慎到学说从而形成全面体系的事实来总结出韩非的核心论说，最后考察法家与儒家在人性、民、善人与善法、臣等话题上的争论，赖著借助层层分析得以描绘出一副完整的法家思想地图。

      再次，它运用了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

      所谓比较哲学或哲学比较，就是以哲学的自我认同为基础，以不同哲学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对话与融通为目标，展开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的方法。哲学比较既包括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哲学派别的哲学和不同哲学家的哲学，以及不同哲学家的不同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共时性的比较，也包括同一民族、同一哲学派别、同一哲学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的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历时性的比较，还可以包括相同或相似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变化之比较。

      可是，自中西哲学比较得以诞生之日起，西方中心论就成了这一比较得以展开的先验视域。胡著和冯著均难以幸免于此。然而我们眼前的赖著却可以成功避免有关西方中心论的指责。虽然，此书作者赖蕴慧博士也是西学背景出身之人，对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与问题意识十分熟稔，带着这样的背景来考察中国哲学却并不把中国哲学生硬地套入西学的框架，任其扭曲或僵化，这是十分难得的。它依靠两点达到此目标：第一，它不以西学之是非标准作为评价中学理论之是非的标准；第二，它不以西学的主题解构和颠覆中学所固有的主题。

      赖著将多层次的比较哲学方法——即：历时比较、语义比较和共时比较——带入这部导论中。关于共时比较，赖著在论述中国哲学时，总是会配以西方相关的哲人和学说来展开比较，目的是增进西方学生和现代人的理解。例如，它把墨子和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假说放在一起；把孟子和柏拉图有关情感同道德考量之区分的话题放在一起，等等。虽然这些比较并没有展开，但它为有心人的进一步发挥留下足够的空间和线索。

      以历时比较而言：它关注各学派及其问题在历史上的独特性及其发展变化（在第十一章论述中国佛教时表现最为明显），注重作者的社会背景以及哲学家发展论说的不同角度，以此展开古典与现代、彼时与此时的纵向比较与对话，尽量以今人之眼光同情地看待古人之智慧，并伴之以古人之眼光批判地看待今人之现实。

      再以语义比较而言：赖著充分认识到，对于同样一个概念，中文与英文表述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表述时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像“仁”、“义”、“法”等概念，不能简单地按照现代汉语或英语翻译来理解，因为现代汉语已经西化，而英语则没有完美的单独语词可以对应。尤其是一些合成词就更是如此，比方说道家的“自然”。对此，赖著写道：

      “自然”常常译作“nature”，用来指自然界的各个方面。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相当于古希腊词中的“physis”，后者指各类自然存在及其关系。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突出了自然主义的视角。根据这一理解，道更接近于自然界（貌似）自发的事件而非人世间人为的造作。

      可是，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与道家所言的“自然”真是一个“自然”吗？道家的自然与西方哲学中的nature或physis真是一个意思吗？显然，赖著对之前的中西比较哲学在这个概念上的理解产生了质疑。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或“自然界”的概念，与其勉强可以相对应的概念是“天地”。因此，若从“天地”的角度看来，《道德经》并没有明确表示珍视自然环境的意思，相反，它却对此持有冷漠的态度。另外，由于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或自然界的概念，以现代西方的自然主义或环保主义来形容和描述道家学说，显然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于是，当老子讲：“道法自然”时，不是说道会效法大自然或自然界，而是说道自己如此。因为，自-然是两个古代汉字合成的，指自己如此。这时候，按照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自然”就应该被理解或翻译作“自发性”（spontaniety）或“自身如此者”（what-is-so-of-itself）。赖著对这种理解给予了肯定，并认为它符合道家的自我观：在环境条件下自由表现自身。

      总之，赖著《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是在现代语境下根据中西哲学所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和普遍采用的讨论方式，来重新考察和理解中国哲学的佳作。虽然它只探讨了儒、墨、道、法、名、《易经》、佛学这七个方面，但它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涵和特点，方便读者与先贤直接对话。

      另外，它不光是一本推崇和宣讲古典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因为它在充分展现中国古典智慧的独特之处与其优点的同时，也大胆暴露了中国哲学轻视论证等缺点，并给出了相应的批判或补充。虽说导论在于引领读者入门，但作者并不回避中国哲学问题与文本的难度，因此在关键处总会留下线索，以供有心的读者继续追索。

      由于该书内容丰富，鄙人的介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还请读者能够自行评阅。

• 什么才是不该被遗忘的

  作者：风君 发布时间：2013-02-01 10:30:55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原著名：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在国内出版已不是第一次了。东方出版社在1998年便引进本书，出版译名为《南京浩劫》，并于2007年再版。虽然时隔多年，但作为海外为数不多的系统介绍南京大屠杀并引发公众关注的著作，其价值远未湮没。加之作者张纯如在2004年自杀身亡，更是为本书增添了些许悲壮色彩和神秘气氛。而中信出版社此次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之际再版该书，虽有应景之嫌，也算是本书生命力仍存的证明。

  全书分十章，从事件之前中日双方的战局写起，到全面记叙大屠杀的始末，再到战后审判，现代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遗忘和日本部分人士对其的否认，可以说全面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及其历史影响。同时，虽然阅读这样一段历史绝不可能令人心情愉悦，甚至会时时让人陷入种种负面情绪之中，但也不得不承认作者的笔调有让人继续阅读的吸引力。美国二战史学家安布罗斯评价张纯如“懂得如何将历史写得令人感兴趣”，看来并非仅是善意的夸赞。这恐怕也是本书虽为历史著作，却能登上畅销榜，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部分原因所在。本书副标“二次大战中被遗忘的浩劫”，也许会令一些中国读者费解——南京大屠杀可说国人皆知，何来“遗忘”？其实作者所指，是针对西方世界对这场屠杀的认识远不及纳粹屠杀犹太人等史实来得了解而言。本书的首要目的，也是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那么自然有人会问，在这段历史被反复强调的中国，这样一部作品是否显得多余？其实，恰恰是这种来自外部的视角，为我们重新审视自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南京大屠杀为何会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所“遗忘”？正如书中分析，战后美国由于冷战思维主导，急于扶植日本以对抗苏联而未能对其罪行进行全面清算，不仅纵容日本缺乏反省的行为，更在自身主流社会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段历史。身为受害方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冲突而长期隔绝于外部，加之欧美民众对于亚洲二战“历史”缺乏如同奥斯维辛那样感同身受的认识，于是才有了今日的普遍漠视。在如今这个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大趋势中，让更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士认识到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存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我们是否真的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从未遗忘”这段历史呢？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经常有这种感觉——虽然大屠杀的史实从小就听了不少，但书中的许多内容仍然颇有新鲜感：日军当时的人事调动是何情况？中国方面的守军又如何准备？南京市民对于即将来到的兵乱是何反映？为何短短几天之内南京便告沦陷？屠杀行为究竟是下级士兵擅自妄为还是上级授意？屠杀发生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做出了什么样的举措？屠杀结束后，日本对南京的统治如何进行？可以说，以上许多问题，在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留给我的记忆中，要么就是模棱两可，要么就是全然不曾提及。张纯如在本书的叙述中，提供了至少三个方面的视角：日方、中方和西方人士。然而在我们的历史教材包括媒体报道中，却往往只有一个视角：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而且还被限定在了一个缺乏前因后果的狭小范围内。似乎只是在重复屠杀的惨状，日本士兵和军官的暴虐，以及一个不容更改的数字“30万”。作为中国人，这种愤怒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并非客观认识历史的态度，而更多是愤怒情感的宣泄，受害心态的体现。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不明就里的外国公众宣传这段历史，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从这方面来说，张纯如做得无疑要出色得多。

  当然，本书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随着中译本的出版，这种争议也传到了国内。支持者自然称颂张敢于挖掘历史真相的勇气，质疑者却也指出其书中有诸多“硬伤”，甚至指责其著作缺乏严谨，煽动仇恨。其实在我看来，这种争议本身不是坏事，反而恰恰体现了国人对这一问题逐渐趋于理性的态度。只要对本书的质疑，并不代表对史实的否认，而是在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真相的探求，那么这种质疑就不应该被指责或扣上“不够爱国”的帽子。平心而论，本书虽然在写作方法上遵照了历史著作的规范，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确有不足。例如一些引用并非一手资料造成的错漏，以及在描述日本国内二战历史研究中过度渲染恐怖气氛等。对这些问题加以指出，包括对遇难人数加以质疑，都是合理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实证，鼓励质疑的学科。既然承认统计遇难总人数存在难度，官方数字也只是一个推测，那么对其加以争议和探讨，只要是基于了解事实的目的，那就没有不妥。相反，对这种讨论的过度反应，乃至认为怀疑这个数字就是怀疑大屠杀事实性，乃至进一步给对方扣帽子的行为，看似爱国，实则和那些坚信“南京大屠杀只是谎言”的日本右翼人士并无区别，因为他们都只想看到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更何况，承认本书的一些错漏，绝不是否认本书应有的价值。张纯如为揭示被遗忘的历史而付出的不懈努力，是任何真正读过本书的人有目共睹的。她在写作过程中发掘出的包括“拉贝日记”在内的历史资料，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承认和高度评价。她的书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甚至包括争议在内也促使美国史学界更多面对亚洲历史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绩。以此观之，她称得上“一个人改变了世界”这一赞誉。至于一些因为其作品中的不严谨和错误，就认为她是在浑水摸鱼，建造“豆腐渣工程”，甚至目的就是煽动仇恨，进而否定其人格的质疑者，我只能说，他们走得太远，以至于他们的行为恰恰就是他们所反对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南京大屠杀？我想，当我们真正将其当做历史去探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个宣泄情绪的“符号”时；当我们认识到“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或卡廷所发生的一样，是人性的悲剧，人类共同的浩劫和文明社会的巨大倒退，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一方的受害时；当我们开始认真反思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无论你觉得原因是权威服从性格的施虐受虐倒错，是政府的洗脑还是道德排他），而不仅仅将其归咎于“日本民族的残忍性”时，也许我们才真正开始去认识这个看似早已熟悉的史实。然而，我们真的做到这些了吗？在“宁愿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非理性叫嚣中，在一面口口声声高呼“不忘国耻”，一面却让大屠杀的幸存者活得毫无尊严，让那些在屠杀中凭借个人之力对抗庞大战争机器，奋力拯救生命的真正英雄被人遗忘的表里不一中；在不忘向人宣说自己身为受害者的痛楚，却对他人遭受的苦难，对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战争与屠杀的漠视中，很遗憾我看不到这样的认识。

  也许，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需要牢记书中所引桑塔亚纳的那句话：“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