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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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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篇

• 作者：流星云 发布时间：2019-12-10 18:03:55

  传说中的Unix编程圣经~历时两周读完第一遍。

  很多以前只有模糊理解的概念和Unix(Linux)系统中的实际实现能够对应起来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文件/目录的权限控制；多进程/线程写文件的同步性问题；IO多路复用/非阻塞IO；IPC通信；信号中断(信号可重入与多线程可重入)；进程执行与内存结构；用户调用与系统调用；作业控制实现；等等

  经典好书，绝对值得反复阅读。

• 作者：Samuel 发布时间：2013-04-06 10:13:10

  配合写信当时创作/演奏的曲目读，很有意思，像是到了一座博物馆。

• 作者：赵建清 发布时间：2014-04-16 00:22:14

  不夸张得说，这本书超越了APUE，尤其是对Linux系统编程中的关键概念讲解特别透彻，而且对linux 2.6.*内核的最新系统调用有很多介绍。

• 作者：interskh 发布时间：2009-03-24 02:11:18

  用来做review再好不过了 花几个小时就能读完的小书 XD

• 作者：八爪 发布时间：2014-09-12 23:11:52

  没读完，看了一个半月，从6月到7月半，然后连续加班了一个半月，考前拿起书来，都是陌生的，考不过的节奏啊。。。

• 作者：项平 发布时间：2021-07-06 14:41:03

  正好在来回医院的路上读完。作者首先区分了基于社会基础而受到政策导向的司法界，以及由博勒姆标准所指认的医学界共同体，从而强调于前者其不同法律分析路径的自洽。而在这一对抗性叙事框架中，“医事法的领域多数是无人区，遍布着错综复杂的法律原则，满是诉讼炮弹撞出的陨石坑”；法律技术是流变的，作者谴责“技术化、循证化和protocol-driven”倾向，指出医事法领域需医生的专业化改造，但“唯有自信的医事法律师方能胜任这种法律工作”。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是“W诉艾基尔案”中以proportionality对公共利益的建构，“公共利益高于本案和所有其他医疗保密案件的功利主义考量”；又如“麦凯诉埃塞克斯区域卫生局案”诉诸公共卫生政策，再如关于同意权，“政策本身是紧张关系的产物”。许多分析都较为基础，期待进阶。

• 国家的声音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9-10-22 13:39:34

  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不过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官话”，但那通常仅限于精英阶层，因为绝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本地狭小的地域内，并没有跨省区日常交际的需求。何况中国社会一贯更注重文字，方言语音的不统一根本无碍于政令的下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说法虽然在实际治理中未必尽然，但也体现出传统政治务实地采取一定程度的间接统治，国家不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而是通过士绅这一中间层。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有一个“国家的声音”让所有民众都听到、听懂。

  只有在近代的危亡局面之下，出于动员“昏睡百年”的中国民众的需要，这才成为紧迫的需要。因此，自晚清以降，忽然涌现出无数人投身于创制标准音、文字改革这样的运动，像陈独秀直到晚年隐居上海，还埋头完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一度让有些人困惑不解地以为他是在革命失败之后意志消沉，才去钻研这样的课题，但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仍然壮心未已。对比看下欧洲历史就不难发现，语言和文字的标准化，远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位一体：简体字、白话、国语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王东杰这本《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问世，才有人真正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史上这重要的一页。这或许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太令人习以为常，而那些相关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又纯粹是语言学上的学术性问题，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它所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近现代中国从媒体传播、民众动员到公共交往，都将是另外一番面貌。

  和近代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也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正如王东杰在书中所言，当时的人们在对比中西之间差异时，侦测出中国语言文字的三项弱点：“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文言佶屈，不若白话文章行之广远；方言林立，以致同为国民而耳目不接，一国之内俨如数国。趋新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民智开启，亦不利于人心固结。改革语言文字，就可以提升民众素质，塑造民族精神，打破地域和社会壁垒，强化国族认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全新的神圣三位一体由此而来：文字改革催生了简体字；走向民众的向下启蒙则打破阶级壁垒，重新发现了白话文；而用统一的声音发出的标准音，则要求创立国语。这三者要打倒的敌人，则分别对应着繁体字、文言文和方言。

  这个新三位一体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语言文字环境，但确切地说，这三者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时间递进的：起初在晚清，有识之士认为关键在于提高识字率（如张德彝所说的“吾尝遍历欧西，知民之智愚，视乎识字之多寡而因以察其国势之盛衰”），为此就想改革文字，以便尽快扫盲；到1901年，才有人正式提出创设国语，以实现“国民之团结”；而又要到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才成为蔚为壮观的运动，这不仅是新一代文化精英对传统的敌视、引入新文化，也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的延续。

  虽然当时人们常将这三者并重，但如果仔细辨认，就可看出它们其实有着不同的侧重，甚至可能构成内在矛盾：为了提高识字率，钱玄同、鲁迅等激进者都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扫盲更快；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争议是，拼音是拼什么“音”？如果按各地发音来拼写，那统一的汉语文字就不复存在，这反而不利于“国民之团结”，如果按标准音来拼写汉语，那么且不说这样的国语当时尚未通行，拼出来也没多少人看得懂，还势必压抑方言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丰富性，难以达到“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团结”；至于白话文运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扫盲、普及文化，但现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非得废除汉字不可，甚至使用繁体字的港澳台还更繁荣发达。

  在梳理这段历史时，王东杰也意识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尽管许多主张近似，但双方竞争一度非常激烈，但结果却“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现状：汉字简化但不废除（以拼音辅助）、使用普通话（与方言文化消长），而文言文则基本退出公共领域，被白话文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取代。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书面语最无力抵御改革浪潮，语音次之，而汉字则是最顽强的堡垒。近三四十年来，繁体字一度回潮，甚至方言文化也局部复兴，但文言文最为无力，这也可以印证上述判断。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堪注意的一点是：在救亡的危局之下，紧迫感压倒了一切，人们急于采取行动，立论往往充满了不加验证的判断——而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在事后看来有些相当可疑，另有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文字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认为汉字难学，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人扫盲容易，因而国家富强；然而，唐德刚、钱存训均曾发现，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与文字难易无关，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国家，近代西班牙的文盲率比德法等国高得多，甚至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也与其识字率不成正比：西欧各国中最富强的英国，识字率长期不及经济上后进的德国。别的不说，东亚各国中，最彻底拉丁化的是越南，但这百余年发展下来，越南却是原汉字文化圈各国中最落后的；若说越南是历经战乱与分裂，那么同样改用拉丁字母的土耳其，也迄今仍未像当年预期的那样完全现代化。简便易学也未必就是普及的前提，世界语相当简单，据说托尔斯泰曾用2个小时就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在几周内就学会它的事例更比比皆是，但现在学世界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

  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在立论时，论证的选择性、目的性很强，可说急于结论而不耐烦论证，因而充满了武断乃至专断的色彩，其断语常基于一系列不加质疑、也不必质疑的前提，而这往往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理念，特别是“教育万能”。就此而言，文字改革、国语运动其实是一种激进的设想（简化文字本身就反传统），试图由文化入手，从根本上重整社会秩序。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些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国族存亡，对其余代价则在所不惜，既不在意传统的存续（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后，年轻人就再难阅读古籍），甚至也不耐烦考虑传统的某些优点——例如汉字的超语言性质对国家的统一所起到的潜在作用。

  另一个不时可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当时西方的文字线性进化观，认为汉字在世界上往轻里说是“过于独特”，往重里说则是“野蛮的残余”，是落后的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才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必然终点。汪荣祖在《康章合论》中曾说，康有为“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这其实是近代很多人的共有想法。对这些人来说，“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因此消灭汉字正是为了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但对像傅斯年这样的学者来说，放弃汉字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因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类似的争论其实在近代日本也有过，像前岛密等人都将日语使用汉字和假名书写视为不幸，乃至“日语的受难史”，日本学家赖肖尔甚至抱怨日语有着全世界最复杂的书写系统，认为只需在战后“稍稍忍受一点痛苦”，用15个拉丁字母就可以拼写日语，简便得多了。对此，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这完全低估了所需付出的代价，它将摧毁文化传承，在转换过程中释放出的暴力将泛滥成灾。

  中国的特殊路径？

  国家标准语的普及，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要上的一课，只不过中国的情形尤为复杂。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际，全国2000万人中能正确拼写法语的据估计远低于300万人；甚至在革命之后，仍有30%的民众不懂法语。为了在全国普及“唯一的自由语言”法语，1795年创设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由此启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语的初等教育。这一过程势必伴随着对各地方言的排斥和挤压，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欧根·韦伯开创性的名著《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1870-1914年》（奇怪的是本书未予参考），对现代法语的普及起到最重大作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力量：交通通信、教育、兵役和政治。如果这样做一对比就可发现，对中国而言，政治的作用最重要，交通通信和教育其次，但兵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本书中甚至不着一词。

  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上，对国家而言，文字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所谓“文书行政”，也由此教化天下。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百里不同音的语言，本身就潜在带有地方化、离心性的特质，代表着社会自发的多样形态。然而，各国在近现代进程中推广标准音的活动，大体都在对抗这种离心力的同时，消灭了地方文化的多元性。中国若说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在交通不发达、流动性不强的情况下，又是在极端的时间内，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力量来推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进程。

  这些推广国语的人，很多人自己国语就不标准，正如百年战争时倡议定英语为国语的，本身就是一群讲法语的贵族，这原本就是从政治考虑出发的决定。所不同的是中国当时动员民众的紧迫性空前，而“国语”和“白话文”已取得新的正统地位，成为除旧布新的象征。正所谓 “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 ，顾颉刚更曾说，民国初期的中国人，“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 。然而，正如1924年吴文祺曾批评的，文学革命的主将们“对于白话文始终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视之为统一国语的器械，便视之为晓谕民众的工具”——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对国语的认识其实与传统时代“书同文”的视角下对文字的认识一模一样。

  本书很少谈及普通话的推广通过什么途径，但粗略可见的，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电波媒体。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直至一两代人之前，很多地方的老师仍然都习惯用方言授课，因而很长时间里，人们听到的标准音其实不是来自老师，而是广播、电影和电视这样的电波媒体。史学家周策纵在《忆己怀人》中曾回忆，1931-33年在老家衡阳读中学时，来了一位“一口卷舌音”的金老师，“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我们都应该学”，但学生们都听不懂，竟然最终把他轰走了。相比起来，现代化的电波媒体则有特殊的权威，并借由大众传播将普通民众卷入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他们自此不再像以前那样能保持“天高皇帝远”的疏离姿态了。

  与英美这样更市场化的政体相比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最早注意到现代传媒力量的，不是商业领袖，而是政治人物。1923年，中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出现不久，国民党就率先注意到它的潜在力量，1927年统一全国后更颁布多项对电台的政策法规，其中《通饬各广播电台使用国语播报令》要求所有电台一律禁止方言广播，必须用国语普通话，“利用广播以提倡识字，尤属当务之急，至其实行国语，统一方言，尤其余事”。这直接导致一大批不懂国语的明星（如只会讲粤语的张织云），到有声电影普及的三十年代被迫息影。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标准音的普通话也逐渐推广，以此为媒介，国家开始与民众直接接触。这在没有广播和报纸的年代里，是无法想像的：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动员、操纵、灌输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行政文书。

  尽管这些媒体上的“国家的声音”对下层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限的、间断的，但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说的，大众传播的技术所带来的“那种接触的高频率和高强度是很了不起的普遍历史的新事物”。这使得普通民众以先祖未曾有过的方式感觉到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动着、感知着的主体，所谓“当家作主”。但《声入心通》在梳理“自上而下”的语言文字标准化历程时，却遗漏了这段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民众是怎样接受、理解、应对或利用这些标准音的？当然，这可能又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合理的推测是：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既被塑造为新的现代国民，又自动地因应这样一个机会，然而，那些没能及时调适的人群，可能比以前更加边缘化了。

  虽然书中也提到“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人们学了标准语，不一定使用（此所以很多中国人学的英语被讥为“哑巴英语”），其普及使用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与异质人口的交流，这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环境分不开。若是只须和本乡本土的人打交道，别说是在小地方，就算是在上海、广州，恐怕一辈子用方言就足够处理事务了。本书未言明的设想之一，是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理解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在某种程度上固然也是现实，但却不必然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倒不如说是一种碎片化的场景：不同的语言被应用在不同的场合，方言未必彻底消亡，但却逐渐撤退到了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而普通话则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当然，这就是另一种现代政治了。

  *已刊2019-09-21《第一财经日报》，现有修订

• 唯名论与唯实论以及科学的诞生

  作者：Tzy 发布时间：2021-03-31 22:01:02

  关于本书，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一本好书：可读性不强，流水式的写作方式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好不容易遇到感兴趣的内容，却分散在大段无味的介绍之中，需要一句一句的去找；讨论常浅尝辄止；不是很建议阅读。其实我看此书是从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中过来的，但结果并没有比吴书收获更多，实在是遗憾。

  本书的精髓只在谈到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这短短几十页（29-93）：

  唯实论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他受毕达哥拉斯形式和数的神秘主义理论的影响，发展出最早的唯实论思想：个别的东西是不具备实在性的，“只有理念才具有充分的存在” 。其理由是个体的一切都是处在变化之中，而各个个体都同一个心灵中的理念原型（共相）非常接近或符合，唯有此共相是唯一不变的实在。P29

  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仔细学习后，却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他认为个体是存在的，是第一性的；而共相（理念）依附于个相，是第二性的存在。P34

  古希腊哲学后来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西欧失传了；但却在东罗马帝国以及以后的阿拉伯保存下来；到9~10世纪，由于翻译运动，阿拉伯所保存的古希腊知识为欧洲所吸收。当时的人们为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思想所折服，从而诞生了要把基督教信仰与柏拉图哲学结合起来的想法，当时人们认为：“理性引导人到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又与圣经相吻合”；即使是上帝的存在也可由理性加以证明。P77

  这导致了中世纪唯实论与经院哲学的诞生，中世纪唯实论秉承柏拉图一贯的思想，认为共相是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的，个相不过是共相的影子。P77

  此共相既然先于个体而存在，那么上帝创世时必先为创造出一个基础的规律（共相）P86 ，而后再创造了世间万物；而人的理性就是为了解上帝与自然形成的原因，人可以通过理解世界的共相，从而理解上帝。P83

  此中的代表人物便是13世纪的托马斯.阿圭那，他的唯实论思想发展成为经院哲学的高峰。阿圭那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神秘信仰，它是由圣经与传说流传下来；另一个是人类理性所推出的真理，它来自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这两者都出自于一个源头上帝，因此哲学与神学必然是相容的。。。任何上帝创造的有理性的人，其完全的幸福在于用智慧来默念神。。。” P83

  因此中世纪唯实论对科学的诞生产生了二个十分有益的影响：

  1。他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十分可贵的自信心，即神与世界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此信心，人们也就不会去试图研究科学。 P92

  2。自然界是有规律和一致的；人们可以依靠理性、依靠古希腊发展出来的演绎方法，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来的逻辑三段论去理解自然界的规律，这正是近代科学任务。

  当然，阿圭那的唯实论理论并不完全有利于现代科学：它自然的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并把它与托勒密的天文学联合起来，再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形成一个完美的逻辑体系：上帝为人创造万物，那么地球就该是宇宙中心，天体天然就要围着地球转。P85

  此外，由于唯实论相信共相是脱离个相而独立存在的；因此，唯实论认为寻求共相就不必去现实中索求、不必求诸于实验；只管运用理性去心灵中体悟普遍之中如何演绎出各种个别来便好。然而一旦希望在心灵中考察如何从上帝演绎出万物，就不可避免要在一个又一个抽象概念中绕圈子，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而反对它的人们则发展出一个对现代科学至关重要的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共相”，即所谓的奥卡姆的剃刀，这成为哥白尼日心说反对地心说的有力工具，而在今天也仍然指导着科研活动。 P91

  当时人们不满意的另一点在于他们深厚的宗教情感：由于唯实论认为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那么上帝显然是先创造出共相——整体的基础的规律，自然界再依此而行。那么上帝能否违反他所制定的规律？从唯实论的观点当然不行，这使得无所不能的上帝权柄大减。——P139《什么是科学》

  而这导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复活，并在中世纪进一步发展出唯名论：唯名论相信共相只是心理概念，而非实在，或者说只是一个名而已；只有个体才是唯一的实在。P91

  因此在中世纪唯名论者看来这世界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自然规律，自然无所不能的上帝不会有所不能了；他享受完全的自由，不受法则的约束。——P140《什么是科学》

  从这种观点来看，当然是不利于科学的诞生：因为唯名论者否定自然规律或者说任何约束上帝的存在；但是换一种角度说，既然个相才是唯一的实在，那么对个相的考察就变得重要起来；对能够直接感官对象的重视，打破了人们对抽象观念的信仰，因此针对个体的观察和实验也就成为了解经验世界的重要工具；而观察、实验正是现代科研活动探索世界的根本方法以及科学理论的最终裁判。P91

  最先对实验给予无比重视的是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他告诫世人：“证明前人说法的唯一方法是观察与实验”，“无论推理结果如何有力，这些科学都不能提供确定性，除非有实验证明它们的结论。”他的理论又成为另一位更有名的弗朗西斯.培根的先声。P87

  到此为止，爱因斯坦所说的现代科学的两大基础：“从古希腊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用实验求得因果关系”的思想，已分别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中发展了出来。思想一旦具备，现代科学的诞生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外，唯名论虽然拯救了上帝的无所不能的权威，还带来了一个混乱、无序、一团糟的世界：既然无所不能的上帝不被任何规矩所束缚，那么只要上帝高兴，他既可以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也可以奖恶罚善；他的意志完全自由，不必遵循世界中的任何规律。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如此混乱的世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导致现代性——现代政治、哲学、人类学、虚无主义的诞生。——《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而如何从这个碎片化的世界中打捞规律、拯救知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导致对现代科学无比重要的怀疑精神的诞生：把一切事物都放在怀疑的探照灯下进行审视，绝不轻易的认同一个事物。没有怀疑精神，也就没有现代科学。怀疑精神的到来，且由于不承认有实在的共相可言；使得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的世界观理所当然的不再是不可置疑的了；这为哥白尼的地心说、伽利略的落体理论、惯性定律的诞生打破了思想的桎梏。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科学的诞生完全是建立在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