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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 福柯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罗兰·巴特尔

本书是福柯的早期巨著，曾以缩减本《疯癫与文明》风行知识世界。本书的翻译是直接源自法文的全译本，不仅还原了这部力作的原貌，而且能澄清许多因版本和译本原因辗转导致的许多争论与问题。

译者导言：福柯Double

一本书和它的化身

二《疯狂史》的成书过程

三《疯狂史》的文献考古

四第一版序言

五分裂与重合

六恶痛与化身

七福柯的写作风格问题

八阿尔都塞的见证

二版自序

第一部

第一章《疯人船》

第二章大禁闭

第三章惩戒与矫正

第四章疯狂的体验

第五章无理智者

第二部

导言

第一章物种园中的疯人

第二章谵妄的超越性

第三章疯狂诸形象

第四章医生和病人

第三部

导言

第一章大恐惧

第二章新的划分

第三章论自由的良好使用

第四章疗养院的诞生

第五章人类学圈环

附录

注解收容总署史

参考书目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曾担任多所大学的教职。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直至去世。

福柯的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由此开掘出众多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从而激烈地批判现代理性话语；同时，福柯的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这也是他在欧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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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带人远离，但不只如此，它还能净化；而且，航行把人交付给命运中的不确定性；每个人在此都被托付给自己的宿命——每次上船起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当疯子坐上疯狂的小船离开时，他是朝向另一个世界驶去；当他下了船，他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疯人的航行，既是严格的划分，同时亦是绝对的过渡。

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欧洲人的梦幻中，水和疯狂长久相关。

在古典的监禁之中，疯狂便已如此，但那时它是在作兽性的演出；因此那时人对它的观看，乃是一种受到蛊惑的目光，也就是说，人在看这个奇怪的野兽形象，但这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兽性，模模糊糊地，他觉得这个内在的兽性，离他很远却又很近，而这种因为狂妄丑怪而显得非人的存在，其实会让他在自己身上暗暗地察觉到。

念则围绕着一个明确的性质主题组织起来一它把原因、中枢、征象和效应整合于和谐的想象之中，整合热几乎是可感的逻辑。炎症的活力组织着它；无理的火若它一一维燃烧，或是管脉里沸腾起来，但这是火焰或是滚水并不大重要；讨论总是紧扣着同一主题，而它具有合的力量：作为身心烈火的非理性。

这是因为它象征了中世纪末期，突然出现在欧洲文化地平线上的焦虑。因为其性格上的暧昧性，疯狂和疯人才演变为重要角色；它们是威吓和嘲弄，是世界令人晕眩的非理性，是人微不足道的可笑。

无事无物不处在直接的矛盾中，无事无物不召唤着人们去认同他自身的疯狂。以本质的和上帝的真理作为衡量尺度，人的世界只是疯狂。

书籍介绍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 福柯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罗兰·巴特尔

本书是福柯的早期巨著，曾以缩减本《疯癫与文明》风行知识世界。本书的翻译是直接源自法文的全译本，不仅还原了这部力作的原貌，而且能澄清许多因版本和译本原因辗转导致的许多争论与问题。

• 作者：已为人父 发布时间：2018-05-06 17:21:45

  头昏脑涨，昏昏欲睡

• 作者：小许同志 发布时间：2018-07-13 23:31:47

  在布尔乔亚道德力的注视下，统一于非理性体验中的疯狂丧失了沉默的主体地位，造就了监禁实践与精神医学批判的重合。

  福柯的所有母题都能在此找到。

• 作者：星三岁 发布时间：2017-05-07 21:55:30

  确实比英译删节本的可信度更高。其实可以不看《疯癫与文明》，直接看这本书。

• 作者：布洛 发布时间：2018-01-12 22:14:37

  文青时期的福柯，部分概念不清，行文华丽然而论述尚不成熟。与其说是疯狂史，不如说是理性目光下的疯癫呈现史。

• 作者：lucas流窜地球 发布时间：2017-12-22 00:46:41

  厚重。有几章比较难读，以谵妄的超越性为甚，最后关于作品的缺席亦未能理解。不过没有深厚的功底广博的阅读，有些不能理解实在是正常不过，无需强求。

• 作者：小葵 发布时间：2012-08-29 23:53:51

  纪念一下，杭州市民中心看完的这本书。上一个标记读完此书的是Jack叔，开心。

• 疯癫与文明——解放被围困在精神永夜里的自由

  作者：༄༅勝空༅ 发布时间：2020-04-05 17:27:20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Publisher: Vintage.1973

  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简版《疯癫与文明》）一书来源于他在1962年所获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截取了历史的一个片段，对历史上的疯癫进行考古，追寻过往的学术对疯癫的认识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以及对疯癫本质的追问。由于此书是法语翻译得来的文本，很多内容比较容易产生文化语词上的隔阂，再加上福柯用疯癫驾驭着理性的文风，其中浮于想象的描写随处可见，当读到某些晦涩的段落后会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于是，我想把那些描述与疯癫有关的精神和意识的过程、细节和道理用能在中文的范围内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我自己的语言加以描述，以便于今后复读。—— 朗读这本书确实可以得到一种阅读上的快感，会被福柯强大的语言感染力和他的精神折射出的思想光辉所折服。

  疯人船

  要回到疯癫最初乍现的时光则必须来到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早期，曾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麻风病被人们视为不洁的恶臭，麻风病盛行之时，欧洲有数量及其庞大的麻风病院，发展到12世纪时，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150万人口就开设了220个麻疯病院，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拥有1万9千家这样的机构。部分未患病的人在面对麻风病人时，为了心理的拒斥抛弃麻风病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为了良心和道义上的安稳借用话语清洗掉自己的‘’不洁‘’。他们说：上帝很赞同你们的疾病，他是用疾病来惩罚你们在人间所犯下的罪行，得到惩罚正是体现了上帝的仁慈，这似乎是天父对你们的恩宠。不管你们如何乞怜在我们正常人的家门口，无论我们对你们如何地见死不救、这都是必经的承受，上帝绝不会离开你们，你们死亡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天堂。但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公元13世纪），麻风病迅速退出了人类的生活，这些机构在后来都被闲置。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麻风病突然消失了，但它的形象却被人们刻画进了罪恶的渊蔽，它附带的意义及其整个在疾病笼罩中的恶痛形象却在人间驻留。麻风病机构就像是人们对这一疾患形象的意识监狱，这些处于闲置状态的机构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麻风病的遗产——疯子

  

  Medieval Leprosy Hospitals of England.中世纪.英国.麻风病院

  在整个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大量死亡主题充斥在宗教的阴影里。但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兴起，有关疯癫的艺术取代了死亡的位置。疯癫则关联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体验。15世纪末由布兰特所著的史诗《疯人船》出现，大量类似疯人船的主题被表达出来。于是，疯子的大帆船驶入了创造力的想象空间。疯人船的出现使疯癫得以彰显。此时，疯癫成为了普遍存在的关乎人类精神对自身存在的虚无、对死亡的无力所表明的一种疑惑、惶恐和不安。这一时期，疯子们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喧哗闹腾，他们成群结队披头散发载歌载舞，正常人都乐于见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嘴里总有像是天启的圣神话语，那些话语时而不可琢磨，时而切中生活的要害，还有疯子们癫狂的形象总是可以成为一个又一个可供人们揶揄、玩笑的谈资。这种揶揄并非歧视和讥嘲，正相反，人们带着最朴实的心情参与疯子们的狂欢。理性在此时与非理性相互融洽，这是一个其乐融融、毫无芥蒂、人与疯子没有排斥感的时期。这是一种友好的、相得益彰的想象力使两者能够平等的嬉戏和调侃。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歌颂着疯子的伟大和神奇，在这些作品里，疯子以预言师的身份崭露头角，他的疯言看似异于普通人的傻言傻语，实际上他们用非理性的语言说出了关于人的真相，他们的话犹如神谕，总能惊醒世人。疯狂的语言似乎总能超脱于万物，一往情深地诉说着生活、爱情、死亡等主题。疯癫的表达似乎表明了它自身比理性更容易使人幸福和接近真理。人们惧怕的是混乱无序的混沌，是对死亡的无法掌控。而疯癫的出现则昭示了死亡只是不可避免的等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为此，正常人的理智仅仅是固执的呱噪，未来并非人类所能规划设计的图纸，要想战胜死亡，人就应该是不在乎死亡的疯子。于是，疯子的狂欢瓦解了死亡的严肃。

  在此之后，在城市里疯子们开始常年遭到人们的驱逐，人们排挤他们的异常，如果疯子胆敢在大街上行走且疯言疯语，他就会遭到逮捕。人们嘲笑并揭露他们的疯癫，疯子的结局则是被托付给朝圣团体或海上运载商品的商人，商人则将非属本地的疯子扔到异乡以便自己所在区域能得到‘’净化‘’。然而，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比如，为了研究一些怪异的疯癫疗法，也有试图接纳疯子的疗养机构，但大多只接收本地的疯子，来路不明的疯子则会被流放到其它地区。在德国纽伦堡，发疯的人大量聚集在某个地点，数量相当可观，城市无法提供他们的生活补给，最后将他们投入大牢监禁起来。越来越多的疯子出现在这个忧患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疯人船承了数量巨大的疯人的原因。

  

  Affecting humans for 4,000 years, St. Jorgen’s Hospital in Norway is one of world’s oldest medical institutions

  从荷兰到奥地利的欧洲城市居民登记档案里就有对这类遣送的记载，而航行的目的地既有原先的宗教朝圣地（圣马替兰、圣伊德维尔、柏桑松、吉尔），也有远非宗教重镇的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了所谓的“反朝圣地”，疯子们只是被简单粗暴地遗弃。他们在现实的排挤之下无路可去，最后乘上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疯人船，他们始终处于被流放的远洋之中，他们试图寻访颠沛流离的真理，寻回异于常人的理智。海洋看似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实际上却充满艰难的跋涉，也许这条路是最自由的途径，但它寸草不生，远离安逸的大陆，其凶险使正常人惧怕，惟其如此，人们才会认为将疯子扔到海洋里任其自生自灭是最佳方式。

  此后，艺术和文学两个门类分别探出了关于疯癫的主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但界限却时有模糊的体验。绘画中总是以诸如预示世界末日的大自然狂乱来描述宇宙性的悲剧命运，这种疯癫是令人感动、不带指责的、宿命式的悲剧性。在文学当中，疯癫又被当做道德的凝视，使疯癫带有批判性的意味。福柯划分了疯癫的两种体验模式，一是疯癫的宇宙性体验，这一产生自宇宙自然狂暴总是能轻易蛊惑人的精神。另一则是对疯癫的指认、批判性体验，对疯癫进行确认和审判。两种疯癫从一个点开始分化，渐行渐远，逐渐拉开了距离。

  德国版画出现过一类叫做长颈鸟的动物，它代表着思想与智慧，但在漫长的思索岁月里，知识的积累使它的脖颈逐渐被拉长，直到它成为一种可折叠脖子的怪物，人们最初是崇敬它的理性，到后来却演变为被它的外貌所俘。这只怪异的鸟有着致命的迷惑力，它能瞬间迷住人类的心神，它仿佛是癫狂的艺术品，激发了人类想象中的兴奋。理性似乎是懦弱的，它为了延长毁灭的过程，利用秩序钳制了作为本属于疯癫的人。在理智长期自我完善的旅途中，它被困于永恒的时间压抑，被平穷而克制的冷漠磨坏了胃口，理性开始变得神志失常。

  在表现疯癫这一主题的名人画家中，有一个人是如此的特别，他是一名天才画家，他叫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出生于15世纪中叶的北布拉班特斯海尔托亨博斯镇，荷兰人。此人冥冥中引领了在19世纪出现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算是一个名副其实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先锋画家。他一生行事神秘，连其出生年份也是后来者根据其画作和记录了他在大教堂中的葬礼的一份弥撒推理得出的。他擅长描摹古怪的半人半兽，间或穿插一些机械物来达到超现实的临近感。博斯属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名流，虽然他的行事风格低调，但他的生活过得相当富裕。他属于‘’杰出圣母兄弟会”的宗教组织，是精英会员聚乐部的成员，这些成员多为社会名流或贵族。他的买主也多是贵族，比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就收购了很多他的作品。

  在一些欧洲的大教堂中，有一种叫做grylle的怪面人，它的用途是带有规劝意味的教条，诉说着欲念如何把精神拉入了无底深渊。但在后来，grylle出现在了博斯的画作中，现藏于里斯本的圣约翰教堂、由博斯为基督教所做的祭祀画《圣安东尼的诱惑》就描绘了grylle这只没有身体的怪物。grylle的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意图。这个形象不再言说柏拉图式的隐喻，而是向清修的僧侣裸露出它可以混杂心智的癫狂，让隐士们若有所悟的正是存在于每个人大脑里挥之不去的精神狂乱。它是疯狂的再现，是圣徒内心不可抵制的杂念。虚空之地乱窜的精神电流触动了圣徒心灵的秘境，比起性欲的刺激，这空洞，这一幕幕非人的妄想，这无理智的快感似乎更加紧迫，更能吸引圣徒们的眼光。博斯所表达的主题过于晦涩难懂，其无边的想象力根本无法借助理性进行解读，但从那些画里折射出的怪诞感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捕捉某种异质的表述。

  

  Flying Fish.Hieronymus Bosch.悬浮的鱼.1501

  他曾经经历过一场家乡的大火，火焰烧死了很多人，博斯的内心异常敏感，这一经历可能使他受到了人世的恫吓。博斯所绘的大量祭坛画似乎都揭露了人天生是一只荒诞的怪物，每个人内心的阴森巨怒、荒凉疯狂在半人半兽的外形下昭然若揭。人不再掩饰他在既有知识体系中因追寻不到答案而长期压抑所导致的不满。他开始莫名其妙的狂乱，他开始明白疯癫这一基因始终存在于大地万物和人的内心中。这狂乱是一股暗流涌动的新的知识，他不再规训自身内部的悸恫，他开始对这一回归的野兽天性感到无比的着迷，因为这野性的呼唤诱惑了人对真理的好奇，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关于疯癫的作品里，人已经感知到了知识的最终进化是大地的晕眩和山川的崩裂，整个大自然与人类一起以疯癫为现状怒吼不休直到死亡。

  博斯的画作能得到大量的订单并不稀奇，因为对于宗教来说，他的绘画具备对疯癫人性的道德凝视，一般的画家只是在描摹人外在的皮囊，只有博斯敢于撕开人内心的真相。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博斯只是被利用来对人进行道德审判，但那些怪异的画作于他自己而言更像是他独自一人对疯癫的无底倾心迷恋，是一幅幅对疯狂沉沦的爱慕。而福柯要表明的是什么呢？是两种疯狂的分道扬镳，这两种疯癫的决裂，像是两艘对立的愚人船，一艘载满了激情的疯子们，而另一艘载着自称是理性的智者。智者将疯子们判定为心智失常，企图用他们更可怕的贪欲和野心去限制、规约疯子们的无理行为。他们想要压制活着的人的疯病，他们想要把疯癫引为混乱的范例和教戒。于是，压抑的人，他压抑的疯性遭受到理性的长期排挤和打压，正是理性对疯癫施于了恶语才使疯癫的自然性演变为了疾病。可是这群一本正经的智者他们根本不曾发现，当他们在言说疯癫的恶德的时候，当他们惩罚禁闭疯子的时候，他们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就充满了疯意，也即，不疯也是另一种疯狂。当禁忌成为常识，爆裂就会成为必然，正是它唤醒了诸如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思想，梵高画作中的意象和弗洛伊德的原欲与死亡。于是，当我们仔细思考戏剧的时候，在戏剧中，一群演员分别扮演观众和演员，这是一出戏中戏。他们不但要扮演得惟妙惟肖，更要设法使真正的观众相信他们所在的舞台根本不是剧场，而是现实。那些艺术的造诣，科研的成果，那些教师一本正经的教导，那些情欲悲歌的戏剧，这迷惑观众的演技难道不是疯癫？

  在宗教里，疯癫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恶徳，它是亚当残留在基因里的劣根、恶习。它宰治着所有与人类有关的邪恶，但这一邪恶却恰恰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政治的野心、财富的悭吝、哲学的沉思、困惑的好奇通通来源于疯癫，它生下了行为思想怪异的天才人物、青春的逆反、儿童异于成年人的创造性的神经行为，被大人惩罚矫正的儿童，代表狂热的希腊酒神巴库斯、泉神西连，这就是 激情的再现。

  人只有有限的知性，他洋洋自得于自己是万物的尺度，这另一类疯癫的理智之人忽略了宇宙的广博，他的认知水平只能掌握住过渡性的、局部性的真理。他只能沉溺在自我欺骗的海洋里、只能在世界的表象中游弋。福柯说，造物主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称为表象，另一个则是表象的反面，如果表象是理智的，那么另一面就是疯癫的。造物的神把本质留存在自己身边，再把表象抛弃给人类世界，任何事物的真相都与它在现象世界所展示出来的样子相反。疯癫就是这个反面的认知，它成为一种奇特诡异的知识。它难以接近，难以获取，而疯子却能通过天真的行径去获得它。因为理性的资源全部存储在疯癫之中，那些癫狂的历代诗人、学者、科研，不正是由于他们疯癫的神经纤维震动，才导致他们好奇的钻研吗，不正是由于他们对心灵活动的罕见感知力才催生出震慑人心的诗篇吗。

  

  Fools cap world map, c 1590.疯人帽地图

  15世纪末期，在布兰特的疯人船（拉丁文版）中有一页描绘人类疯狂的插图，所有大师级人物严肃地高坐于由书本知识堆叠的高椅上，在他们方形的博士帽的背后居然是疯子常常扣在自己脑袋上的缝有铃铛的弱智兜帽。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伊拉斯谟哲学诗中的疯人圈舞中来，在这个疯子的舞蹈队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文法家，随后则是诗人、雄辩家、作家、法学家，留着智慧的胡渣、神着长袍的哲学家、走在最后的则是神学家。这一象征了知识与理智的大队无不透出一股自满的疯癫，他们的疯癫正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严肃认真从而在不经意间将人性中无望的癫乱彰显了出来。因为知识只在于人这一对于宇宙来说仅仅是一小撮意外的自足与幻想。或许，疯癫掌握了知识的秘密，亦或，疯癫是知识的真相，但无论如何，这知识纯属病人之呓语，它生来渺小却时常在梦中幻想自己置身于浪潮之巅，人类拙劣的对宇宙思维的模仿其内里充满了硬性的勾兑，这智识是落入结构陷阱的迷醉，是可笑的假学问！人如何活于幻觉之中？他对学问的探寻是无望的执念，是任性的胡乱狂言！（福柯语：我的长相明明比猴子的红屁股还要难堪，偏偏自以为是海神尼荷，另一位仅仅用圆规画了三条线就以为自己几何学高深。因为人对自己有想象上的自满，才会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癫狂）。而这颠念就是每个人都能察觉到的他自身的真相。群魔乱舞都不足以形容人类社会的荒诞不经，它是满足造物主的可笑的喜剧，我们是一群苍蝇与蚊子，一本正经地相互纠缠、算计、偷窃、蹦跳和打架，我们发出话语，正是话语营造的图像（形象）维持着我们这群朝生暮死的小动物，语言是精神病的张力，我们利用语言来为这场狂欢做最后的辩护。推理是人类原始的疾病，在所有的生命形式里，人是最不幸最脆弱的存在。人，他感到自己为人世的烂泥和屎尿所困，他跟条件最差的动物拴在一块，他处在宇宙一小块阴影里，这原始的地球如此肮脏恶劣难以生存，但他必须靠想象力和狂热的疯癫去幻想自己高于月亮，把头顶的天空踩在脚下。理性是人最糟糕的癫狂，是认不清他的惨境而已。人必须认同他真正的疯癫，完全接纳它。拒绝承认疯癫的人就是拒绝合理使用理性，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疯癫与理性两者间的相互性，因为它们不可割裂。理性来自疯癫，它必须听命于疯癫的内心召唤，走上由疯癫为它划归的道路，人唯有承认疯癫的地位，通过疯癫才能达至真正的幸福。美丽之下是丑陋、知识的内里是完全的无知！万事万物无不在召唤着世人去认领他的疯癫，敢于认同他最真实的本性。无人可以超脱于万物，无人可以上升到非人的神的境界，即便有这样的人，他这样的举动，也同样是疯癫。疯癫就是任何悟性也不能参透，任何尺度都不能衡量，任何形式都无法对其造型，任何类比都无法加诸其身，任何攀比都无法逾越，任何事物都不可比较，任何经验都不能参照，任何观念都不能设想的彻底不可言说的东西。

  

  Statues of Melancholy and Raving Madness above the entrance of Bethlem Hospital at Moorfields.穆菲尔德的贝丝勒姆医院入口处的雕塑.1680.

  到了16世纪，这两种体验出现了界位分明的割裂，它们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鸿沟。而在此之前，两种体验相互之间是有交汇的可能，它们可以相互交流融洽。文学中对疯狂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疯癫的批判性体验成为今后理性对疯癫施加权力的指挥棒。如此，在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疯人船消失了，曾经闲置的麻风病院变成了疯人的囚禁地。于是，疯癫的监禁得以发明。历来，人类总是排斥诸如堕落、肮脏、变态、异类、疾患、贫穷、落后这一组象征着令人厌恶的词汇的背影所代表的形象。麻风病虽然消退，但它就像穷人、流浪汉、拾荒者、受惩戒的罪人、脑袋错乱者、愚笨者那样遭到人们的拒绝和离弃。19世纪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海恩罗斯（Heinroth）曾说，疯癫是晦暗的水质在人身体上的体现，欧洲人也一直倾向于认为水与疯癫息息相关。它被认为是理性的缺失，是人性的无可奈何，是莫名的悸动和生命的抓狂。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将疯癫释放了出来，但社会体制对其有一定的限制，而到了17世纪时，理性对疯癫的全面绞杀才真正拉开了序幕，艺术的疯癫体验被文学上的道德批判给压制住了，关于宇宙真理、知识的渴求被道德全面封杀，此时的人不求知识，而只是期望赶快维持住一个全面道德化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出，在疯癫面前，人人不能幸免……

  

  The Fall of the Rebel Angels .Hieronymus Bosch.反叛天使的堕落.1504

  古典时代的大禁闭（17-18世纪）

  文艺复兴解放了疯癫，古典时代则将其禁闭。大禁闭即是彻底灭绝疯癫的年代，它始于1656年法国收容总署的建立。此时，笛卡尔在他的第一沉思录中探讨了思考与感觉的问题，为了论证感觉的不靠谱，他试图以逻辑推论出一个人进入梦境之后各种感觉的虚幻不实，在这个判断中，疯子却被排斥在外。也即，对笛卡尔来说唯有理智者才有资格运用逻辑推出梦的不确定性。他在探讨沉思这一主题时把沉思视为心智健全的人才具备的能力，他认为一个不正常的人是不能进行沉思的。为此，他假设如果他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疯子，一个疯子怎么能够进行逻辑思考呢？他提出这个问题：人能否对当下的、清晰的近物产生怀疑呢？答案是不能，也即，在笛卡尔看来唯有疯子才会怀疑现象世界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他认为，无论你怎么怀疑都应遵循逻辑结构、规律和以理智为基点，这些条件作为怀疑的最基本原则不能被搁置不理。于是，唯有理智的人、正常人才能进行沉思与怀疑，而疯子只能被排斥在外。用梦来论证感觉不可靠，但排除疯子，因为作为主体的自身可以运用连续的记忆和经验判断出梦不具有确定性，而疯子没有连续记忆，应被排挤出局。而福柯认为，这种理性只是另一形式的疯癫。他认为做梦和想象自己是疯子纯属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为此他列举笛卡尔《沉思录》中关于梦与疯子的描述

  关于梦的描述：“多少次我曾经……”（《沉思录》第19页），“仔细想想，我记得……”（《沉思录》第19页）

  关于疯子的描述：‘’除非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疯子，与疯子相比……”（《沉思录》第19页），“……如果我把发生在疯子身上的事借用在我身上”（《沉思录》第19页）

  解释梦的时候，笛卡尔运用的工具是记忆，而解释疯子的时候，他运用的工具却是对比。主体可以借用自身的工具、经验去否定梦的不合理，但他如何能透过客体、将自己映射为客体去否定疯癫？笛卡尔似乎认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独揽沉思大权的专制者，是谁给了他资格去做疯癫的审判人？或许，唯一的答案就是像笛卡尔这样的人是仗着上帝的意志、仗着自然的尺度去衡量疯癫，认定疯癫有违秩序的规章、违背了原则的界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以为手握真理从而任意妄为将其它形式的沉思视为可笑的糊涂。他妄图把人的理智嫁接到真理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及其疯癫的举动。人，至今仍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更无法确定我们没有发疯。

  无论如何，癫狂的想象在17世纪被彻底抑制，疯子们被关押进了思想的监牢，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耻辱，他们从此销声匿迹，而理性却独却揽着解释的权力向它自身喋喋不休...

  古典时代，人们始指责疯子没有道德，这道德是怎么来的呢？是始于17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所幻想出来的一种生存风格，他们要求工作、个人整洁、表现理智、维持矜持，而这些与疯癫是相抵触的，是不道德的玩意儿。这种想象力是从15世纪发展起来的一套道德操守，也即，人们的想象力在这之后发生了变化，新的想象力所幻化的形象无形中就将疯癫置于了最丑陋的位置。所以，疯子就接替了麻风病占据的形象，成为了麻风病的遗产。

  17世纪初，收容总署还未建立，当时经济下滑，乞丐横行，于是国家颁布决议，一经发现在城市流窜的乞丐后应立即抓捕，然后剃其光头，在臂膀上烙印，强行驱逐出城市，为了阻止返还，在城门口设立警卫室，禁止贫民进城。在整个经济动荡的17世纪，不断发生暴动和工人组织结社抗议，监禁的出现缓解了国家执权驱逐穷人的负面形象，收容暑给予监禁者最低限度的生活供给，但要求他们接受惩罚和劳动。监禁的意义还在于可以维持治安避免更混乱的冲突。一位年龄为70岁的名叫巴吉德的修道院长，长期向别人放超出普通高利贷利息多倍的贷款，没有人能通过说教引发他作为一个圣职人员应有的羞耻和良心上的谴责。他把放高利贷视为毕生追求的信仰并以作为一个守财奴而感到傲娇。可以看出这名神职人员并非失去了理智，相反，他对高利贷的嗜好让他的理智异常的清醒。但是，收容总署监禁了他，理由就是这个疯子在满足他的金钱欲时完全没有慈善之心。一位本身没有太疯狂的女性也遭到了监禁，其理由是过渡注重于穿衣打扮到近乎病态的地步。

  1656年，国王下令在巴黎设立收容总署来监禁疯子。1676年收容总署向整个欧洲蔓延，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了同样运作机制的机构。收容总署相当于一个半司法半慈善机构，历来，慈善事业是由宗教运作的一项带有宗教性质的救赎悲惨的事业，这一事业能增进个人在宗教上的神圣功劳，直到推行收容总署后，这项事业就忽然变成了与国家和资产阶级利益关联的权力机构，慈善演变为了被权力插足的国家义务。类似收容总署的监禁体制其发展可以在16世纪的英国找到源头，天主教的一名主教约翰.路易维夫曾写作过一本《论援助》的书，他对贫穷的定义为：贫穷不仅是指没有金钱积蓄的人，缺乏体力、失去健康、心智缺损、判断力缺失者通通可看成是穷人。他认为，慈善不是宗教的完全义务，它应该彻底世俗化，由民间自发组织类似收容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处理穷人的问题，穷人是严重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贫穷是邪恶的近邻，它的问题就是一家之主的管理问题，一个举止良好受人爱戴的家长却默许他的家人出现粗鄙、低端和贫穷的现象，那么这个家长就违背了他自己的准则。于是，他倡议指派官员走访巡视城市每一个角落，要求搜集穷人资料，制作名册，调查他们的道德、经济状况。然后将这样的人全体关进劳动屋，让他们接受矫正，净化心灵，减轻国家治安上的压力。这一假想的机构需要富人的募捐，如果富人不付出，则必须处罚双倍罚金。当时的伊丽莎白法案就推行过惩戒所这样的组织，国家将此项权力托付给世俗机构，任何民营单位都可以无需批准自行创立惩戒矫治机构，但进入机构的人需要法官裁决。这一监禁的风潮在几年时间内遍袭整个欧洲，无数的收容暑如雨后春笋般被运作起来，当时的天主教对《论援助》中描述的想象力很排斥，但这项提议最后是交由巴黎神学院做出判决，判决明确了慈善的世俗化。于是，宗教开始参与各种与收容总署类似的机构改造，比如将曾经大量存在，如今已经闲置已久的麻风病院改造为这样的收容机构。这一机构其实就是在法庭之外另设的一个具有自我解释权、可独立行驶决策、无视上诉、可自行审判定夺的司法机构。收容总署本身就不属于医疗机构，可以看出来设立这一机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君王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古典时代之初，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上层人士都对这一美好愿景表现出了他们的翘首企盼，他们仅用了两种及其粗暴的划分就将贫穷划归成了两组不同类的情况，第一种是好穷人，第二种则是坏穷人。前者是指具有被矫正的希望、有顺服意愿，愿意接纳社会规范、真心感激于收容总暑的施舍和教育、耐心、温和、谦逊、卑微并满足于现状的人。后者则是躁狂、发怒、欲求不满、思想邪恶、拒不服从、厌恶秩序、追求自由、永远在咆哮的人。将这些贫穷的人全部集中于收容暑，免费提供生活所需，教导他们有事可做，教他们认识体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而在总体上，自称正常的人又将这群人通通冠以一个词汇加以注解，这些人：失业者、盗窃犯、淫乱者、怀疑宗教者、精神错乱者、魔法师、炼金术士、占卜师、星象师、放肆无度者、通奸者、烂花钱财者、骗子、醉鬼、乞丐、游手好闲者、浪荡败家者、穷学生、病人、自杀者、亵神者、逃兵。社会对待这样一群混杂的、性质不一的人群使用了一个粗暴的统一概括：疯子。于是，疯子们不再是可以自由得到宗教援助的对象，他们逐渐成为了共和国的渣滓，急需得到清除和治疗以便维护人类最新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力和秩序。

  接下来谈谈疯子们的惨状，由于监禁的终极目的仅仅是惩罚和矫正，所以收容总署并不具备医疗措施。既然他们已经被判定为有违正常的反自然的异类，那么从事监禁职业的人就不会对这群怪物手软。在长期不见光的地底深处，疯子们衣衫褴楼，裸露着胸膛横七竖八的堆叠在一起，他们就那样睡在一小块阴影里，他们卷曲着身子莫不吭声，生活最低限度的保障是不现实的，食物匮乏，整日强制劳作。空气里散发着霉变的恶臭，只有草垫用来抵御地底的阴冷潮气。疯子们严守监禁制度，每天放风时间可以在麻风病院的内庭整装散步，如果有人赶不上其他人的步伐就会遭到棍杖击打，有人被打得脑浆迸裂，也有人因此致残。情绪最为激烈的疯人会被单独关押在单人狱室，由于天气是零下18℃，所以他们的整个身体都尽力向石壁靠拢以便取得温暖，睡觉时无法避免被从石头缝里渗出的冷水浸湿。如果是住在地底深处的陋室中就更为悲惨，每年河水上涨，成群的老鼠就会被大水从阴沟里赶走，它们逃进地底监狱，在夜晚跳到疯子们的身上到处啃噬。针对行为癫狂的疯子们，理性的人发明了一些极具创意的刑具。诸如在双脚间装上一条铁棒，用铁圈固定于脚踝处，再用铁链捆缚住双手。还有从墙壁穿透的铁链锁在他们的脖子上，再从脖子上的铁环伸出一条较短的铁链，铁链穿过另一枚铁环，而铁环只能沿着一根被定死在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铁棒滑动。还有一些机关更是离奇，比如用木板简易搭建的柜子，在柜子里铺上一些秸秆，柜子被吊在离地约15cm处，全裸或半裸的人们便睡在里面用餐或大小便。送食物时也有机关，守卫把食物倒进外形类似于鞋子一样的铁容器里，通过铁链传送给被监禁的人们。每天仅有6小块黑面包、周三有一盎司的奶油、周六有一块肉。守卫与疯人不会直接接触，到处都是双重的铁杠、森严的铁门，守卫用穿过铁门的钉耙将他们的生活脏物耙出来，到处都是熏天的臭气...这些机关简直像是兽棚，理性的人不知不觉就营造出了一种兽性的存在。疯子们似乎具有抵抗饥馑、冰冷、痛苦的抗体，可以无限度地忍受悲惨的生活直至像一条野狗一样静静地死去。几十年间，就有人生活在这样的场景中，遭到理性的控制。理性认为疯子必须遭到严惩，动物训练和愚笨教育才能控制疯癫，唯有借由一种驯兽的过程才能对疯病加以控制。

  即将死亡的人被无视，而有一定矫正希望的人会接受大疗法，首先是放血，接着催吐，水银擦身、泡澡、催泄、向上帝做告解。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疗法完全是属于宗教的手段，医学在此处被伦理道德掩盖，因为他的肉体之欲就是他自己的原罪，惩罚肉体使其形同枯槁可得到心灵上的慰籍。这种非医疗的道德疗法以道德的名义宰制着思想不一样的人，企图以伤害肉体为代价得到所谓的救赎，他们自以为惩罚肉体，伤害肉体是明智的，这样看来，对于伦理道德来说，健康的肉体反倒是非常容易走向邪念的祸害。可是我们再好好想想，一个人的肉体如果未得满足，未曾健康，那么他的精神怎么可能得到治愈？也即，监禁惩治的目的是要恢复其理智，为了使其神志正常就得施于一系列的荒唐疗法，把疯子的肉体当成是兽性的东西加以鞭笞，让它像机器一般劳作，以便它可以被驯服乖顺得到救治，但理性对肉体的残害却恰恰违背了恢复的初衷，人间就有这样无稽之想象力。

  此一时期，家庭利益是理性所追求的一个面，它要求所有性生活必须是在已婚的情况下才可以完成的一项任务，婚姻被推广为圣神之事，圣神的不再是爱情而是婚姻，只有缔结了婚姻人才可以性交。在这一诉求之下，理性开始大肆围剿各种形式的爱情行为，只要是有违家庭利益及其规范的性行为都被指认为是非理性的不健全的疯狂变态行为。理性试图恢复曾经出现过的理想婚姻模式：骑士之爱，这个模式要求男方假定女方是完美的，男方要时时刻刻都假装认定女方在自己心目中是最有威严感并受到男方的无限尊崇、爱戴和仰慕的女人。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幻想试图在婚姻层面上建立起一个有模有样的男女双方共谋合作的关系，但是最后事实证明这个非常具有宗教狂热的幻想是失败的。一位发疯的女人试图在法官面前为她自己辩护，她狂叫着说她将永远不会爱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法律敢管她。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感情、身体自由处置随心所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位有思想的聪明的女性。但达简森总长却以她言辞及其恶劣、狂乱放肆为由将她送进了监禁所。任何不做弥撒，敢声称神不存在者也将遭到严厉打击，曾经有一个疯子向其它疯子们扬言根本就没有神，如果神胆敢出现在他面前，他就要用剑杀死他。不服从安排者遭到的教育千奇百怪，家长使用的教育手段（也即刑具）诸如木桩、铁颈圈、禁闭室、裸身捆缚于示众柱、柳条笼子（缩身进笼淹水）、壁橱强制直立（只有头可以动）、灼铁炙唇，割舌、火焚。

  

  The new Bethlem Hospital at Moorfields, designed by Robert Hooke.罗伯特·胡克设计的伯利恒院.1676

  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向公众暴露的智慧或者是具有警醒意味的宣扬。那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疯癫的想象。而在17世纪初，疯癫只能是被裁决的对象、被押携至刑场在阳光下忏悔其罪恶的异端。这种公开招供的形式使人们相信它具有赎罪的力量。直到后来，人们又开始担忧疯癫背后的丑恶嘴脸会引发大众的羞耻，它可能会像瘟疫般四处流传，说不定哪天它就会成为人所效仿的榜样。为此，一些非常令人羞耻的疯癫行为的始作俑者被直接送进收容暑而不再经过法官裁定。人们以为掩盖事实可以令人遗忘。虽然疯癫的原因被理性遮蔽，但与此同时，疯癫却被当做一种橱窗里的野兽在公众面前展示。疯子们被强行塞进木栅栏盒子里游街，有闲阶级站在外面观看，满足着所有隐藏在自己轻佻冒失的外表下的兽性与猎奇。对于疯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恶意。似乎，疯子们成为了一种可供娱乐的日常消遣、一道满足正常人想象力的另类的风景。在伯利恒的每个周日，欣赏疯子是资产阶级的周日娱乐，你只需要花费一分钱就可以参观疯子们的表演，他们被训练来表演杂耍、舞蹈。据统计每年有接近10万人的正常人观看了这样的演出。性病患者被绑在石柱上，守卫们向参观者解释：让你们观看这些疯子可以使你们对恶德有所顿悟，以便随时保持警惕。这样的演出造成的轰动前所未有，这些拿着理性之皮鞭的守卫享受着因展示非理性的惨样所得到的收益而沾沾自喜，而那些带着恶意发出嘲笑的看客以侮辱性的怜悯来看待这群可怜人，于是，看客们终于得到了心理上的道德完满。这些情况要直到19世纪时才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而在古典时期是以伦理意识对这些疯子进行审判，伦理是具有普遍性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19世纪的道德是个人化的自由体验，也即，道德更个体化，比如每个国家的道德意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但伦理通常都相似。前者注重对错，后者注重善恶。于是，这种监禁所引起的非人性行为就成为了令人感到愤怒的道德之恶，但对于古典时代的人而言，疯子就是非人性的，所以对待他们的方式就不可能是人性的。

  理性把自己包装成严谨的怪物，在此充当着法官的角色。这本身就是对宇宙意志的背叛，因为人不可能真正探明自然的意志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规约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忧患，而这个忧患在曾经疯癫被追捧的时期已经言明了命运事实上根本不可控，人的一生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寓言，我们的知识只是个蠢话，我们以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只是些无稽之谈，唯有疯狂才是征服死亡的勇气。人的真相就是肉体、欲望、感情等原始而粗糙的本性，非理性接近了人的真理，进一步可以推理出伦理道德不能将人导向真理，正相反，理性的极端和过渡只会造就非人的结局。福柯谈的是疯狂，而我们作为读者应该明白，惩罚者即是教育者，惩罚的极端严酷只会使惩罚者所期望的结果适得其反。

  对疯狂的指认应交给哪种合适的人来完成？如果是一个法学家，那么他可以透过当事人颠三倒四不合逻辑的话语、肢体的不协调、犯了荒谬之罪等行为去判定他是否是疯子，但真正能做出判决的，只能是医生。医生可以依据一整套病理症候去确定当事人是否是疯子，然而监禁体制越过医生，执行的这套流程却是：由监护人押送疯子来收容暑之前得先向法官申请，随身携带医生开据的证明作为报告提交书记室。但事实上，法官要求医生鉴定书的案例是十分罕见的，大部分情况是由家人、邻居、神父前来作证，即便家人不同意监禁，但只要邻居提出监禁要求，那么也有可能被获准。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确认疯子的并不是严谨的医学证据，而是大众敏感于丑闻的意识，而这个意识正是来自上层阶级的灌输。要直到19世纪，疯子才真正有了病理学的基础认识，而在此之前，疯癫就代表非道德，非理性，权力机构早已经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种下了辩识恶德的种子，可以想象这样一副场景：权力的游戏开始公开颂扬体面，接着再把那些肮脏的人一网打尽，送疯狂上刑场游街示众，这些不服从安排的人，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上了一块扁，上面赫然写着疯子两个大字。理性对普罗大众宣扬着它的梦想：看吧！这就是丑闻，是不好的榜样！疯子演出着被理性指认的丑陋角色，于是，它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供人参观的模型。疯癫被当成疾病，但它却不是因为在实证医学上有了一个地位，而是因为它与既有现存的体制相反，人们对疯狂的认识仅在于新兴的伦理道德而非病理学的判定。这说明人类在面对使他们无所适从和感到不安的人类缺陷时，是以感性作为认识手段而非理性，也即他们的想法是出于非理性的，如果非理性就是疯子，那么参与实施监禁的民众才是疯子。

  这一监禁时期，存在多种混杂的、时而相互关联的对疯癫的体验认知，有从伦理道德角度认识疯癫的体验，有认为疯癫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其本身就是它自身的伦理道德，有认为只要他行为思想异常，那我就可以大声宣扬：看！那是个疯子的体验，还有从分析角度去依据判定疯癫的体验。到了18世纪，分析疯癫的体验才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疯癫不再属于掌握真相的神秘知识，它在整个古典时代演变为了被惩罚的对象，它不再是神魔附体的象征，而是牵涉破坏社会规范的恶德。资产阶级有压榨财富的诉求，为此就必须大力宣扬劳动，于是，资产阶层就开始建立起了新的工作伦理，而疯子在这样一个时代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所以，社会的想象力赋予了疯子一个强行施于的形象：懒散。懒散成了人们对疯子的一个认识面，即使无视工作所产生的价值，从伦理道德上看待懒散，我们也可以发现忏悔对人的心理作用，一个不爱工作的疯子形象从心理上惹人厌烦，因为劳动作为人堕落于贪欲的处罚具有忏悔的心理意义，它能稳定人的心灵，而且人对未来的忧虑唯有通过在贫瘠的蛮荒奋力的耕种直到满足人的需求时，眼前所见的一切才能使他得到安全感。纵然强制劳动并未使产出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监禁的强制劳作毋宁说是使人在伦理层面上得到心灵的救赎，而对于拒不服从的疯子们而言，这是他人的强迫，是施于者自身施加在疯子身上的只属于施虐者他自己心底深处无望的人性灾难，因为很明显，疯子并不认可这种心理作用。权威的压制使疯子开始狂叫，凭什么把你自以为的想象强行施加到我的身上？你们不是要我创造经济价值，你们只不过是想清洗我，让我自愿承认你们伟大的生存契约，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你们自己的想象，让你们的肉体得到心安，而这一切并非是我的想象，也不能满足我的心安。这是你们布尔乔亚式的疯狂想象，你们的言说试图摧毁与你们不一样的结构，你们把你们疯癫的想象力顽强的注入到了专制极权的土壤之中，为此你们自以为可以产生出一则动人的社会幸福的道德神话，而我们疯子不认可这种看似理智实则疯狂的思想，因为人作为有人性残缺的动物，他不可能依靠独断专行，靠清除疯子的可能性就妄图建立起具有完整幸福的伦理道德城邦。

  

  Detail of Ascent of the Blessed.Hieronymus Bosch.走向信仰的天堂.1500年－1504年

  物种园中的疯人

  疯癫是一个根深在理智中茁壮的非理性意识，他很容易察觉到疯狂的存在，他在生活中的失常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时间间隙里都留下了与理智对立的那个非理性的痕迹，纵然他机械般忽略他的意识错乱，而且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大脑这台机器的逻辑性运转并非随时都可以，它在没有逻辑性运转的时候通常都维持着神经那间歇性的空荡，此时它既无法度亦无概念。但他的理智与疯癫可以相互转化，很有可能疯癫就是理性。面对已经昭然若揭的疯癫时才能对疯癫进行确认，在疯癫转化为理智的一瞬间对疯癫进行判决、对自己进行激烈的批评，此为疯癫的批判意识。在实践中的疯癫有从理性中剥离的必要，你要么处于团体之中，要么站在团体之外。批判意识已经明晰了疯癫已经偏离航向，而实践意识则认为疯癫是选择了另一条路。理性属于社会的规范化，从人一出生一开始就被坚决地依赖，他知道必须坚决地将自身的疯癫化约为沉默，以便使自己的牺牲可以换来可靠的享乐。疯癫在对抗理性时显得失去力量，由于理性掌握了与外界体制发生利益交换的信心，所以很有可能疯癫甚至在没有与理性发生任何对抗的情况下就会被对方强行击败。但当外在的制约因素不能够与理性相合拍的时候，疯癫便会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此时疯癫与理性又成为一个内在连接的团体，被赋予了最高的指挥权力。也即行驶批判程序的人要么是理性要么是非理性，这统称为疯狂的批判意识。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知识经验即可以立即指认某个行为失常的人是疯子，某个人显然是疯子的事实已经不是在价值层次中被确定，而是立即脱口而出的感性认知。这就是疯癫的发言意识，指认他人是疯子的人是从他自身的疯癫与理性的对立来定义自己，他总以为自己是已经将疯癫制服、摆脱的那个人。否则，一个没有疯癫过的人如何能识别疯癫？他根本没有关于确立什么是疯癫的经验，唯有曾拥有过相同确认疯癫经验的人才能指认他人是疯子。当疯癫不再具有危害当事人而又能沉静地面对它时，分析疯癫的意识出现了，它们冷静而克制地相互凝视。似乎，理性完全拥有着疯癫难分彼此，理性默默注视着它，注视着那掩藏掉其威力的疯癫。疯癫与理性无法割裂，没有疯癫则理性无从谈起，理性可以借由疯癫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疯癫则借由理性的压制使一个人看上去举止正常。古典时代主要运用的就是疯癫的批判意识和疯癫的实践意识。而到了18世纪则运用了疯癫的发言意识和疯癫的分析意识。

  

  这四种疯癫的意识独立成个体，离散中又建立着联系。任何关于疯癫的知识都不能宣传其客观性，因为这四种意识里的理性与疯癫在较量时很容易逆转，四个意识在辩论争夺时，都会将其余几种意识作为参考、辩护和先决条件。但它们不能相互调和为一种专治的、单调的统一体，这是一个人的疯癫处于混乱状态，当疯癫被理性围剿后，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则是他与疯癫本质上是如此的亲昵，他内心深处最爱的必然是疯癫。它们在精神的废墟中不断地平衡、建立、压制和崩溃，当其中一个获得压倒性胜利后，其它几个则被禁闭在幽暗之处，形成一个运作于语言层面之下的紧张冲突。古典时代对疯癫的批判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最接近于理性逆转至疯癫的时代，布兰特、伊拉斯谟、路易斯.贝拉、蒙田、查伦，直至雷尼耶（Mathurin Rgnier (1573～1613)），他们这些人所传达的都是对疯念的相同的不安：理性是一只奇异的怪兽。而在19、20世纪，人们相信批判仅仅是原始企图和陈旧元素，唯有透过分析意识才能寻获发疯的终极真相，但疯癫的批判并未完全消退，他借由尼采、疗养院的划分在语言最自由最元初的形式中获得强大的活力并一直在争议中保持激进。我们在古典时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真相与批判被严重割裂，批判意识和实践意识指认着疯子，他们从自身隔离、排斥、仇视着疯念，而相反的一面则是疯癫想要认识自己，它想寻获自我本性，它想证明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世界上显现、生活。监禁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医疗措施，没有任何实证科学可以打开监禁的大门。两者之间没有对话的可能，一面是指认其反自然逼其沉默，而另一面则尝试识破宇宙之谜。于是，这两种被彻底隔离的体验在岁月的摧残之中过着分裂的生活。没有哪个时代会像古典时代那般麻木无感于疯癫的悲怆性。这得等到漫长的世纪更迭直至18世纪末期的行政命令被推行之后，人们才会发出一个疑问：他们（我们）究竟是不是疯子。后来的医疗经验可以在书籍上为疯癫开辟一个章节，专门用来书写疯癫的实证科学，但人类仍然没有任何想法对疯念在世间存在的特殊位置或排挤否认它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意义做一系列严肃的思考。

  到了18世纪初，医学前进了一步，开始质问什么是疯癫。也即，医学开始以疾病对待疯癫。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为疯癫进行论述。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物质上对疯癫的早期认识，我们知道，大脑中的卵形中枢就是一个人的心智器官中枢，动脉血液在此枢纽区域变得纤细，再化成血气。心智的正常发挥就依附于血气的正常流动。在管脉中均等、规律、自由地流窜。那么以此生理现象来划分疯癫靠谱吗？任何一个人的大脑中连接至卵形中枢的小血管都可能存在堵塞，他们是否都是一直处于疯癫状态？疯癫只可能被存储、隐藏，它混杂在理性之中难以从身体上辨别，它隐藏起来为人的秘密服务。也即，疯癫不能直接被辨明，除非认为所有人都是疯癫。疯癫无法辨认，那么疯子呢？如果说疯癫是隐藏起来的愿望，那么疯子则是外在的展现。辨认疯子时可以观察一个人是否听从于其理性的指令，可以看他接下来的眼神、行为、表情、言谈是否协调一致、逻辑是否连贯，是否存在不可理喻的中断和违背常理的突兀。18世纪所认识的疯子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依靠批判和指认从伦理道德展开，而是从认识入手，需要的是一个人的意识、语言和行为上连贯一致的逻辑。疯癫却类似于团状的模糊，遥远而朦胧的美好幻觉。疯癫和理性永久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审视，二是疯癫对自身的认识。人可以指认疯子，却无法认识疯癫。这如一个古老的箴言，肉体生病时，心灵可以指认病痛，但当心灵生病时，却没有谁可以认识它的病痛。18世纪初，疯子在伦理道德上的负面与它在真理认识上的正面开始溶为一体，在疯子那暴戾的疯狂中，它想证明自己就是理性本身。于是，疯子玩弄着理性，它透过疯癫的理性对理性的那一套想象、推理和信仰进行无情地嘲讽，它的内核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它表现出来的外貌却严重不可理喻。它也许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但它的本质却偏偏就是理性。

  在17世纪初，某些疾病的归类被保留在了缺陷一栏，但缺陷并非是疾病的真实本质和目的，而且自然的缺陷只是贫乏的冷漠，不带来积极的意义。《论痉挛》一书依然还在固执的描述着不可琢磨的晦暗物质对癫痫的影响力，疾病中那些形而上的反自然的撒旦事物形成了癫痫的载体，化作不留任何残余且毫无声息的疾病材料。那时，医学上只能把疯癫看做是上帝的惩罚。而在18世纪初，医生从植物学家的论文中得出可以借用植物分类法对疾病进行科目、种类的系统性划分，以便使每一类疾病能保持清晰的脉络。医学试图尝试在疾病分类中为疯癫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需要得到它最本质、可推衍、可观察、正面的知识。所以，观察疾病的现象及其伴随的症状成为了新的医学步骤。逼近观察疾病的细节，为疾病绘制一副肖像，留意病患脸上涌动的异常和最微小的自然事物。我们可以从普拉特的《医疗实务》（1609年）中看到以心神的不同表现予以划分感官的损伤、病变，强士顿的《医学一般概念》（1644）中以器官内在、特殊、非毒性划分人的错乱，波阿西耶的《方法性疾病分类学》（1763）中以疾病的每一种表征划分为一个类别，相当复杂，林内的《病种分类》（1763）以概念、形象、激情划分病种，威克哈德的《哲学的医生》（1790）则以精神和感情划分疯癫的门类。这些耐心的划分遭遇了阻碍，最终很快就被抛弃。到了19世纪，新的分类认为应该以疾病的溯源、疾病间的近似、疾病朝着另一种疾病的渐进演变为分类方法，但这种族群式的分类体系同样遭遇阻碍，以至于我们不能深入疾病的肌理，无法在分类图表上陈诉疾病的本质。分类方法主要遭遇到了几种抵制：

  1.疾病的道德性

  阿诺德划分两大类疯癫，它们是影响意识的疯癫和影响概念的疯癫。后者呈现出幻觉、怪诞、激狂。而在激狂中又产生出爱情、嫉妒、贪婪、无耻、放荡不羁、孤傲、暴躁、阴郁、绝望、迷信、偷窃、卑鄙、恶毒、虚荣等形式的疯癫。于是我们发现，在接近疾病分类的多样性时就越是靠近正常普遍的人类精神，而分类图表在此时看上去与其说是疾病的征象倒还不如说是有关伦理道德肖像的观赏长廊。如此，疾病分类学在为疯癫划定门类、找到其本来面目时找到的通常都只是伦理道德的指认，而非疾病本身。

  2.想象力的谵妄

  道德判断、病源分析从来就不是在疯癫本身上进行组织工作的，事实上，道德与疯癫、自由与肉体、激情和病理，这些事物之间被某种力量介入过。分类尝试的过程中一切失序、模糊、隐藏的可能都应该归咎于某种想象力的错位，错误的认知使推理显得彰乱，还有那超脱于万物的美好的疯狂幻觉，这些都是想象力产生的堆积。福柯使用了插入一词来描述想象力干涉了人的规范化思维，甚至人的肉体也被想象力破坏。当时的医生和哲学家一致认同将这一错轨的想象力称为谵妄。它联通了一切非理性、狂人、疯癫于一个整体之中。使得妄想对其分类的企图变得可笑。于是，疾病的名称、它在病人身体上的位置、比重、联系都时刻发生着变化。

  3.疾病分类的固化

  疯癫在古典时代的医学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归属，这得益于它的划分形式更简单，比如癫狂、谵妄与热（谵妄时会持续发热发狂、癫狂时，短时间发热并发狂）、躁狂与激动（躁狂时不发热但狂怒）、忧郁与体温正常（极度抑郁且不发热发狂，可能伴有冷静的谵妄）、心神丧失与机能紊乱（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缺损）。由于这些形式长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容易被人感受和辨别，比疾病的族群分类更加坚固。

  4.实践与理论脱节

  对疾病的治疗环节一直以来都脱离于医学理论，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它的实用性可能来自于古老的治疗方案，导致完全超出医学理论范畴。17世纪末，一种新的疾病形式出现了，它叫气郁症，在18世纪它被正式定名为神经病。这个疾病几乎涵盖了旧有分类的大部分空间。神经病源于神经系统的病变，而普列萨文的定义又包含了所有机体、所有器官的病变。我们可以从神经病的分类看出这与之前的疾病分类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感官神经受损致使麻痹、僵直、昏迷，神经活动增强致使发痒、疼痛，运动神经错乱致使强制性昏厥、瘫痪，增强则引起兴奋、痉挛，不规则活动致使抽搐、癫痫。这些分类非常务实，它们的形成直接包含了显现和治疗上的主题，它们提供了医生与病人交流时的一些意象。这是西方医学史上的头一遭，医生和病人展开初次的沟通。这使得疾病的分类学不再实用。

  至此，无论道德的指认亦或是医学的分析都不能正确认识疯癫，它在物种园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或许，它隐藏进了浓得化不开的迷雾，人越是想在结构上把握它就越是遭到它的阻挠，就连它的表象也蕴藏着无尽的可能。疯癫不可琢磨，你对它呼唤时就像你站在深渊的顶部朝下面漆黑的空洞尽力地大声喊叫，但空荡中只听得到你自己的回响。疯癫是黑色的土壤，孕育着无限形式的诞生。疯癫似乎是空虚的处所，又像是一切可能的起源。

  谵妄的超越

  脑器官的疾病可能导致疯癫，那么灵魂又是如何与疯癫发生关联的？对于神职人员来说，只要疯子能诚心祷告祈求宽恕，他就可以做告解，得到上帝的赦罪。宗教人士会假定一个人灵魂的纯净自然，灵魂不但不会犯罪，甚至也不可能涉入疯癫。而法学传统也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属于无辜，仅仅是疯子那无法抗拒的肉体诱惑使其损坏了他作为公民的自由。在斯多葛学派、人文主义和医生则认为灵魂应该是维持了一个健康、不灭的存在，他们在治愈疯子的过程中总是尝试告诉他，他的疯癫来自于他肉体的不满或损坏，而非灵魂。但是灵魂即使清纯而不朽，但它也会沾染上尘土，正常人的灵魂居住得良好，而疯子的灵魂居住在不开窗户、空气不流通的屋子，因此灵魂感到了窒息。疯子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作为疯子来说，我的无理性恰恰是我比那些有理性的人拥有更高的智慧，我的疯癫直入灵魂的深渊。我的眼睛和正常人同样听到、看到相同的消息，但我的疯癫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的灵魂改变了我的眼睛观看事物的感受，我出现了故障，我是一种堕落的品质，要么是我灵魂疯了，要么我根本就没有灵魂。伏尔泰以其狡智推理了感官与疯狂、感官与灵魂的关系。斜视而眼花导致看到幻象的人并不是疯癫，但如果他真的相信幻象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人就是疯子，是他的灵魂出了问题。也即疯癫与感官毫无关系，只与灵魂有关。而眼睛向外观看会产生视觉，脚的行走会产生运动，那么如果眼睛受到损伤，则视觉跟着受损，如果脚瘫痪，则运动受到限制，大脑病变，则灵魂也会生病，而摘掉眼球就像摘掉大脑，这会导致灵魂消失。所以得出：在肉体器官的运作范围内，才有灵魂的存在，否则，灵魂只是无稽之谈。请忽略这些推理中隐藏的破绽和争论，伏尔泰想以此证明疯癫与感官无任何关系，它只与灵魂的恶痛有关，但当他推理眼球和脚的概念时，却得出灵魂依附于感官运动而存在，这直接导致这么个结论：疯癫与肉体无关，疯癫与灵魂有关，灵魂与肉体运动有关。古典时代的医学文献在疾病分类中对疯癫的不同表现所下的定义千奇百怪，但多半都没有把疯癫的形式归类到某种心理或器官病变下，只有柴齐亚斯的《法医学问题》才把疯癫归结为是肉体与心灵一同参与的非理性活动，来自脑部疾病和推理机能的丧失。我们再看伏尔泰的这两个假设，其本身就存在悖论。无论正确与否，这种论调在古典时代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意识，伏尔泰只是勾勒出了要到19世纪才在医学上根据这个意识产生出的对疯癫诞生的两种探讨的轮廓，医生会追问两个问题：疯狂应该化约为肉体，亦或灵魂归属于非物质元素，如果疯狂不是物质器官上的病变，便是非物质灵魂的精神错乱。

  疯癫的体验有其独有的结构，因与果的圈环（疯癫的近因和远因形成因果关系）和激情与形象的圈环，妄想与错误的圈环。下面将对这三个圈环逐一展开论述。17世纪，在威里斯的《作品集》里，将躁狂的近因归结为血气的两方面变质。第一种变质是血气机制的变质，血气的极速流窜异于正常流通机制，它们可以穿透在正常机制下不会、不应被打通的脉络，突异的血气运动远超正常体质所具有的自然力量。第二种变质是化学性的变质，血气变酸、变轻，使它具有腐蚀、轻浮的特点，在疯癫者体内血气运动的剧烈程度使病患的外在表征为无休止的激动、热烈，体温却未升高。透过这样的近因，形成一个从外在感知到不可见形象之间的闭环。医生将分析机制从外象转变到内象，从此排除疯癫的外在显现，转而将疾病的经验性辨认建立于内在不可见的、依靠想象合理的运动中。而当18世纪到来后，这个圈环被线性结构替代，它不再从想象的合理性中攫取疯癫的知识，而是即便支持想象的铺陈，但必须从现实可感知，且其感知的论述可以具体到能呈现其描述的实质性现象。在神经纤维病理学中，近因不再是重点关注对象，它让位于可感知的、据其描述而可见的器官性现象，唯有以可观察的器官的异常变化为基础，才能避免研究彻底扑向想象的合理性，因为后者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形成一个闭环。当时的大部分病理学杂志接受了固体依赖的说法，他们认为灵魂依赖于固体元素的结构，该结构具有弹性且柔软，足以使灵魂活跃。信任这一说法的医生和那些自称可以看见纤维的生理学者们很清楚的知道刺激一只青蛙时，其实根本看不到任何神经紧缩或松弛。疯子那过度敏感的神经在外界的刺激下变得紧张或松弛时，他开始作病态的举动、失去连贯力、狂热暴戾或神魂丧尽、痴呆麻痹、咧嘴怪异发出神秘微笑。支持这一神经紧缩论的专家发誓他甚至可以俯身在一位病人的胸前聆听到激奋不以的神经在饥渴的震荡。他嘱咐这位病人每天将自己浸泡到冷水里，连续不断地坚持十个月，如此，神经纤维中那干燥的部分会自动剥离开来，这些疯癫的残余会似羊皮的薄膜般脱落在浴缸里。如此，疯癫的因果闭环变成了线性结构，他不再描述因果循环，而是考虑如何获得一个可以感知的简单事件，它必须以最立即的方式造成疯癫。疯癫的近因应该是最邻近灵魂的器官性病变，这个器官便是——大脑神经系统。

  17世纪末，勃奈的《墓场解剖》（sepulchretum）发行，书中描述了他在解剖尸体时发现每种不同疾病的尸体所呈现出的结果，躁狂的尸体干燥易碎，忧郁症的尸体的脑子潮湿、积满体液，心神丧失的尸体大脑物质异常僵硬或异常松弛、缺乏弹性。半个世纪后，迈克尔延续勃奈的实验，对疯癫继续进行解剖。他将大脑和小脑由多个方向分别切割为约100mm、200mm、300mm长，他发现患病的和正常的人的切割立方体的重量并非恒常，随疾病的不同而有区别。特别是肺痨病人的大脑较正常人更轻，而胸膜炎病人的小脑较轻。得出器官的密度归因于管脉的充实度。而对疯癫的尸体的解剖又发现患有近15年躁狂症的女人，其大脑里的灰质和髓质过分苍白，髓质干燥坚硬如钻石，无法简单切割，且具有弹性，手指按压其上也无法留痕（大脑皮质下层就是髓质，也称为旧脑、情绪化脑。 它控制肉体所有非意识的日常活动。包括：调节体温、血压、维护特殊数据的存储和消化功能等。脑髓质似乎亦控制人的情绪变化。就进化而言脑髓质是较原始的脑内物质）。另一位发狂的病人因持续暴怒致死，蛛网膜上滑流着微红的乳清、髓质却干燥富有弹性。结论认为，迈克尔假设（假说）大脑会分泌神经髓质，它使髓脉处于干燥状态，可引起大脑错乱，使理性丧失。如果髓脉分泌神经流质，则大脑健康正常。于是，解剖疯癫的新结构诞生了，这被认为是线性因果的简单实现，一个产生于局部的、可量化的、可通过有组织的感知来完成的作业。这个结构与之前那些具有关联性质的想象不同，它直接指向大脑这个最邻近灵魂的器官，从而排除掉大脑以下肉体上的各种可见或不可见的物质的连同、变化、移动对疯癫的影响。18世纪，莫干尼和居伦为疯癫的解剖学勾勒出了更完备的结构。在两人的分析中，脑体变成

• “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作者：EdflorenzX 发布时间：2018-03-14 21:3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