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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某人 发布时间：2008-06-02 20:05:06

  有几场韩信指挥的战争描写的非常精彩。

• 作者：vivi 发布时间：2020-01-02 10:14:32

  仁宗创下的惠风和畅的盛世昌平之景致，可谓文治之世的思想根基，他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像吕夷简一样有争议的宰辅，也不乏像狄青这样英勇无畏的武将，更有范仲淹这样心忧万民的臣子，他们璀璨的光芒历史的长河里经久不衰……

• 作者：信心不逆熊先生 发布时间：2018-05-23 15:15:45

  读完后整个午觉睡得可香了，下午上班摸鱼也摸得理直气壮。话说，这是一本面向青少年的读物，如果当年14岁时就买来读，会不会被老师家长没收呢？

• 作者：小绵羊 发布时间：2016-01-07 00:16:54

  光速旅行，chua——！画面工整考究，一丝不苟，无对白，无国界

• 作者：已注萧 发布时间：2011-11-13 12:11:44

  作者不去写耽美小说真是可惜了

• 作者：Angeline35 发布时间：2017-05-17 11:15:35

  竟然感觉是最近读过最好的一本LP。湖北的旅游资源确实一向是被低估了。

• 命不好

  作者：天下第73 发布时间：2010-03-22 13:52:17

  书里全是事件,时间,人物,前前后后的看着晕.

  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传闻, 写得遮遮掩掩.

  反正总体看下来对这个皇亲国戚没有太多好感, 只觉得挺可怜.

  吃不成皇家饭倒没什么, 一技在身, 也是名家.

  后半生被那么个女人控制,弄得家门混乱, 实在是说明管理能力的低下.

• 夏志清與張愛玲：屈服史之後設書寫

  作者：彼得堡的大师 发布时间：2014-04-28 22:26:38

  一口氣看完。

  三点感想：

  1、離開固有的文化土壤，也即離開固有的文化等級結構，進入到一個完全異質的文化系統成為陌生人，那麼，要在給定的象征秩序中上升是非常艱難的——由於沒有文憑，張愛玲要進入美國學院體制，完全沒有可能；而她的文學成就也沒被普遍承認，因此也不可能被高度權力化的美國文學體制容納，儘管她能熟練使用英語寫作。所以，她過著多麼狼狽的生活。最後還是在華人文化圈的台灣，隔海取得生活保障。由於商業和政治及學院的權力合謀，張愛玲無疑被捧上華人文學圈的神壇，但在西方，好像沒獲得足夠的承認。很有趣的對照。

  多封信件顯示她一直為跳蚤虱子所苦，不停搬家，這種明顯的心理疾患或神經官能症，就像麥克白夫人一直要不停洗手以洗去血污一般，無非是要把內心的嫌惡與恐懼通過機械重複來緩解。跳蚤或虱子都是隱喻，可以是男人，是所有人一切人，或許，從胡蘭成到賴雅，男人給她的性經驗都是骯髒和屈辱的，厭惡與壓抑在一遍遍回憶的重構中被不斷強化，最後不僅內化為自我毒害，也外化為對所有人的冷漠拒斥——在她離群索居的孤獨中，掩藏著一個小女孩般的對世界的巨大恐懼與焦慮，這孤獨又被偽裝成雲端俯視的天才的睥睨，像一把鋒利的匕首，以寒光威脅著試圖接近的凡俗（譬如她說：我知道大地也一样可靠，但是姚宜瑛与我太个性不合。例如屡次信上说我去台湾一定去接，热烈招待等等，虽然不预备去也看了头痛——對於這熱情，也敏感得覺得吃了虧，受了侮辱，被佔了便宜，仿佛姚的言語-行為構造了二者間施者/受者的不平等關係：終其一生，這個女人都是我執過甚）。

  但卻是冰做的刀鋒，凜冽與孤峭在最原始最世俗的生物必然性(biological necessity)逼迫下，不得不逐漸融化，在independence/dependence之间进退失据，自足性（self-sufficiency)的人造頭皮屑掉滿那件並不華麗的黑袍。她本人就是自身不可救贖的、致死的疾病。

  【以此觀之,其與夏志清幾十年間的通信，或許可以斷言，這何嘗不是一段漫長的屈服史：最粗糙的必然性逼迫她不得不乞憐于夏志清，藉助其學院地位，漂流在各大學間以獲得暫時容身之所，更需藉助其吹捧，獲得并穩固其在港台華人圈的崇高地位：夏志清對張愛玲在文學史權力結構的強行植入，代表著來自西方著名學術機構的權威肯定，而中國人向來就畏懼來自西洋的一切，往往對之不能也不敢懷疑和批判——可以說，張愛玲從新鴛鴦蝴蝶派超升為港台數代人的“祖師奶奶”，夏志清的權力運作功不可沒。張愛玲當然是精明的上海人，對自身的情境有清醒認識，對夏志清的能力和功用也能正確判斷，藉助其權力，才能獲得來自港台的源源不斷的穩定收入，擺脫壓迫而獲得（消極）自由與尊嚴。所以，以張愛玲的孤高冷峭，才能忍受與一個人品並不高明的“男人”交往幾十年。

  張愛玲對尼采所說的”接受者的幸福“無疑十分敏感，對被動性有高度自覺的自我反思——如其少女時期患病，其母以女人最原始的身體交換方式為其支付了醫藥費，難免有所抱怨，令張愛玲深刻感受到施捨與負欠的屈辱，雪辱幾乎作為她苦索成名的唯一動力，直至終於靠賣文清償債務，從此與母恩斷義絕，死不相見。

  但對於夏志清的施與，而且是源源不斷的施與，張愛玲不僅無力拒絕，更遑論能一次性償還清，然後冷酷地決絕，可見，她的處境實在是窘迫至極，逼迫她寫下中晚年冗長的屈服史——在例行的客氣言辭下，也許隱藏著王國維所說的”以血所書者”，是一長時段屬於她自己的“阿小悲秋”。】

  2、夏志清在信末的注釋，總透露出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高高在上且沾沾自喜的優越感，真像錢鐘書說的那隻攀趴在高竿上的猴子。他這個人，一向都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解構的能力，對自身的知識結構、意識形態立場、學術方法，從來沒有虛無化過，也就不可能超越過。完成後的停滯，自那本小說史就開始了。他的後半生，沒有問題意識因而無深度，在平面上慣性滑行卻樂此不疲地享受單一快感（這個說法，源於維特根斯坦對晚期羅素的批評）。

  怪不得連其弟子王德威都含蓄同意其所受詬病三大項：歐洲中心主義、反共意識形態、新批評方法至上。意識形態與方法論的高度封閉性，是其保證確定性與安全感穩定的鴕鳥式策略，也是其自信幾十年貫一的充分條件。

  其實，作為歐洲中心主義者，本欲研究至上的歐美文學，卻被迫從此域中退出，從事所瞧不起的中國文學以謀一口飯吃，這種人生屈辱與挫折，絲毫未見他憤而啟之，對美國學院體制所隱含的種族/文化/宗教/階級等各種排斥性的權力結構有清醒深刻的反思，從而批判與反抗，相反，通書洋溢著在被給定的三分地里多收穫了三五斗的小農快樂與得意，結結實實的侮食自矜。

  其駭人的獨斷還體現在對丁玲與張愛玲的等級判定上，認為二人在才華與成就上是霄壤之別，這種專橫的自信，到底靠什麼來支撐？當然只能靠他封閉而固執的反共意識形態立場，他完全被自己狹隘的視角主義所拘限卻還不自知，在簡單頑固的信仰意志里陶醉沉溺，一生都是一個未醒過的長夢——How do I know I am not dreaming?他不可能這麼自問過。

  遺憾的是，沒有人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把他狠狠打醒！

  3、雖然標榜新批評，但在那本小說史中，夏也很明顯經常採取里維斯或芝加哥學派的道德批評立場，譬如對姜貴《重陽》中男同關係的評價，認為共黨在道德上對青年生命進行腐化和控制，不道德的性關係變成一種不道德的權力政治關係，是中國人性史上最駭人的邪惡——如此嚴苛的道德批判，真是令人仰視。

  但是，為避免謬種流傳，夏志清被迫在本書中自爆其混亂的性關係，與前妻卡洛、後妻王洞、陳若曦、於梨華等錯綜複雜、充滿情欲與權謀、背叛與屈服、暫合與終離、柔情與利用、交換與破局等等情節，雖隱晦卻透露出十足的精彩（張愛玲最喜歡的真人傳奇），可惜，陳若曦、於梨華等活著的人還沒有把這個劇本補全。

  夏當然是無保留地為自己辯護，未道及對她們的傷害，更沒有歉意，反而指責她們的背信棄義與倒打一耙，把自己描述為純粹的受害者，受盡千般委屈(“其实我是很規矩的，女人不主動，我是不会去追的”)。 這當然和他一貫缺乏自我反思的立場一致，可以說，他的一生，其實是未經道德反思的一生。那麼，他嚴厲的道德批判，不過是一種聲嘶力竭卻又色厲內荏的偽善，是一隻充氣膨脹的紙老虎。

  王德威在本書的後序標題里用了［倫理］二字，認為二人間的通信體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互信倫理，我覺得他有暗中反諷的意味，簡單且自然的互信，在兩個上海人之間，竟然被上升到"可貴"的倫理層面！更有意思的是，王德威對其師，好像從來就未曾“倫理”地審視過，遑論批判！

  其實，這裡面的潛規則，無非就是利用自身在學院體制的地位與江湖關係進行污穢的權色交換而已，期待嚴厲的女權主義者從性政治來狠狠戳破他。哈哈。

  P.S. 陳若曦在其回憶錄《堅持.不悔》中提到夏志清有“中國人的寶玉情結”，花心不減，總執念于要圓“娶才女為妻”的夢想（見九歌版，第254頁），文中簡略敘述了夏交錯糾纏的眾多情史，尤其描述了其和台灣年輕女編輯的“相當膻色腥"的轟動偷情。陳對夏的評價是“這個人是一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認為其始終有一個不甘的補償心理：”夏先生一直為自己娶不到中國太太而耿耿於懷"(見141頁）。和聊勝於無的洋婆子離婚后，娶到了中國女人，但面對所謂的作家才女聯翩而至，欲望的能指符號不斷漂浮移動(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精於算計的上海人夏志清，如此不計成本地對一個遙遠無望的女性目標無怨尤地付出，除了對其千方百計建構出的"絕世才女"的仰慕崇拜外，是否也有色情化的佔有動機？他說張愛玲一生最大的不幸是嫁了兩個壞丈夫，這個判斷中隱然有取而代之、成為隱喻軸上一個異質項的躊躇自得（儘管夏志清在往來書信中，竭力避免以恩主身份自居，但在幾十年後的注釋中，給予者和造就者的得意還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以夏志清的個性，這當然不奇怪，甚至可說是一種必然，但王德威所讚頌的無功利性因而無私的“互信倫理學”，就得打上一個問號了），可惜，只是一段跌跌撞撞而無用的超低空飛行。夏一生都生活在大他者的凝視之下，欲望著他人的欲望(“成為佔有才貌兼備的中國女子的男性主體”這一傳統士人間的基本幻象（fundamental fantasy )，一刻不息地召唤著、騷動著他一生、遺憾著他一生----漫長而不自知的屈服史！），從未動用過其黑色的生命驅力進行否定——“沒有大他者”。甚至連他頑固的右派立場，也是主流社會所灌輸給予，他自覺地、策略性地急速一致化(conformity to existing custom or current practice),你能想象一個矮小的黃種人，在紐約開口就罵"骯髒的黑鬼"嗎？其主動地被殖民化、向秩序制定/維護者投機與獻媚的意圖何其明顯【這等迅雷不及掩耳地蒙戴白面具（White masks)，確證了夏志清同為被壓迫的黃皮膚(Yellow skin)，在面臨取媚-勾結壓迫者的誘惑時(temptation to collude with oppressors)，是何等無反思因而毫不猶疑地踏屍為梯！其澆薄勢利可见一斑。這等黃種人不可能成為反白人霸權的團結對象】！一生洋化的夏，骨子里卻始終被中國傳統中最糟粕的觀念所束縛，畢竟還是個中國人。有意思的是，陳若曦沒透露任何和夏有超友誼的關係，倒是夏看到陳書后，憤憤不平說了不少撥亂反正的自我維護之語。

  故事還未完結。

  ——————

  回應與補充：

  一、我乾脆把想象推得更極端點：對於張愛玲而言，她對夏志清的敷衍應對，無疑有有求於人的不得已苦衷，否則，以其高傲，如果條件許可，不可能與人糾纏這麼久，關係肯定會被冷酷切斷——越對她有恩，就越傷害其最珍視的（消極意義上的）獨立性（independence)或（積極意義上的）自主性(self-determination)，就越對她構成壓迫和屈辱，就越使她憤怒和憎恨，越使她急於擺脫屈服關係。但是，她對夏志清的習慣性依賴，只能說明她在美國的境遇，實在是糟糕透頂，夏志清可能是最後一根稻草。就像女人向一個男人穩定長期賣身一千次，總比向一千個男人賣身的屈辱感來得輕，而且，久而久之，還會因熟悉而生信任，因信任而生安全感。

  對夏志清而言，他對張愛玲的幫助，一方面與其在文學權力場域中的企圖相關，他必須把張愛玲建構為絕世才女，文學史第一人，才能打破或解構既有的文學史建構，把自身的敘述變為真理（will to truth)。除此權力意志之外，夏志清也許對張愛玲有非分之想，畢竟，如陳若曦所言，有一個才女之妻，是夏這類男人的最大抱負之一。

  這樣的推想，也許有點邪惡。

  但是，也不妨以張愛玲式的陰冷眼光，來打量紅塵里的他們，畢竟，“可憐身是眼中人”。

  誰能免得了充足理由律的支配呢？

  二、張愛玲的屈服史,通過自我反思而時刻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得到，對於勉為其難的虛與委蛇就更是分秒難以承受之重。被撕裂的悲劇餘生。

  而夏志清的屈服史，不可能被自我意識到，因為他習慣性缺乏自反性維度，一直陶醉在美國時空之象征秩序里的成功上升，同時又企望在自小被拋入的中國文化傳統秩序里爬到公認更高的主體位置——他是一個忙碌的行動者，根本沒有反視自身的餘暇。

  與他極其相似的例子，就本人所見，應是何炳棣。

  三、殷志鹏《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三民書局，2001）中有兩則記載，可与上述結論相印证：

  1、唐德刚评论夏志清：夏先生是我所知道的文學教師中，最自尊自大的一位。只許他罵人，不容人批評他。他曾公開宣稱，他的論述是“絕對碰不得的”！（第51頁）

  【按：唐德剛先生對自身和與他同類的離散者身份與處境，有清醒的反思與批判，尤其體現在對胡適晚年美國寓居生涯的描述與評價上，對其思想上的貢獻與缺陷乃至落伍時代而始終無意識地堅持學界領袖身份的架勢，有詳盡的敘述與細緻的分析，既有同情的理解，又有淒涼的反諷，這種姿態，迥異於對胡適的濫情神聖化，僅把他當做一個消失的歷史人物看待，凡聖一體。讀來耳目一新。

  唐的批判精神，遇上夏志清的頑固自戀，自然會產生不可避免的衝突，廓然無聖與自我聖化，多麼劇烈的一齣戲碼。】

  2、夏志清《羅素與艾略特夫婦》一文攻擊羅素說：但所謂“渴望愛情”，其實是生活上少不了女人，少不了情慾的刺激。羅素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最風流的哲學家，先後四個太太，情婦何止四十個？不管他同某人相愛期間如何溫柔體貼，到分手的時候總不免帶給她或多或少的痛苦。......他憐憫人類，可並不憐憫即將被迫離婚的太太。他急于公義而骨子裡去不掉“私慾”——盡可能他為社會、世界謀幸福，但他同樣重視，也可說更重視自己個人的幸福，不讓自己在愛情生活上吃一點虧。（殷書第158頁）

  【 按：多麼義正詞嚴的道德批判！可如果將之置於夏志清的個人生活史中，這種批判何嘗不同樣成立！鋒芒越利，對自己傷害也越鉅——夏先生可能一味沉溺於攻擊欲的盡情外傾，痛快淋漓中完全忘記了，這批判何嘗不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和自我反駁（self-refuting)的呢？即使夏先生一生都甚少在自身意識中進行這般有意的道德審視，讓歷史與當下索引性的自我對自我意識而言成為透明——儘管他缺乏這個姿態，但其生命史作為一個開放文本，會招引無數後來者來前赴後繼地完成他竭力迴避的道德分析、解釋、批判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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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補充：今天（2015/08/30）的澎湃新聞，登載了夏夫人王洞女士的闢謠文，不過澄清幾處無關緊要的、與陳若曦說辭的出入而已，僅涉細節，無關宏旨，是兩個女人之間的局部微型戰爭，絲毫不能否定陳若曦對夏志清的判斷，反而進一步坐實了夏志清的多樁婚內出軌事實， 以及帶給王洞自身的屈辱傷害——只需引用三段即可見：

  1、....... "她回學校後，我就跟太太說：‘我愛Lucy，我們離婚吧！’我太太就大哭。沒想到Lucy不要嫁結過婚的人，她左派，有時會來找我借書，她婚後真回大陸報效祖國去了。後來Helen（於梨華）搬來紐約郊區，要我寫序，我又跟她談起戀愛了，我太太受不了，找了一個男朋友，我們就決定離婚。”這是夏志清的原話。

  2、“我來到系裏時，他們參觀哥大，尚未返系。系裏的秘書叫我在志清的辦公室等。我坐著無聊，無意打開抽屜，發現了許多情書。那位編輯寫的情詩，我竟看不懂，拿去請教叢甦。除了我與志清外，叢甦是唯一看過的人。Lucy跟她交情匪淺，是以得知。”王洞再次坐實了夏志清與某編輯的私情，王洞對女方的評價是“小他三十歲、其貌不揚的女人”，這頗讓人想起《登徒子好色賦》。

  3、“我是看了他寫的《陳若曦的小說》（《聯合報》1976年4月14日-16日），覺得他仍然愛著Lucy（《尹縣長》書裏的序是奉命改寫的）。他不顧我的泣求，繼續寫文章吹捧Lucy，還到臺北會見Lucy的妹妹。我要照顧女兒自珍，不能出外工作，只好忍氣吞聲，過了十年非人的生活。”在文末，王洞再次強調此事對自己的傷害：“往後發現他與Lucy舊情複燃，開始了我痛苦屈辱的生活。”

  縱觀王洞全文，其對夏志清的不滿與怨恨顯而可見：“(夏）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遺產，但他留給我的退休金，使我生活無虞，這點我還是感念他的。”唯一感念的，還是經濟上的支援，之外便是“痛苦屈辱的”非人生活。王洞說“我們婚後，志清堅持跟他舊情人繼續來往，他說‘與女作家談戀愛是美麗的事情’ ”，這個再三上演的“美麗的事情”，就更是證實了夏志清頑固的“賈寶玉情結”，陳若曦的判斷更顯準確！

  奇怪的是王洞的態度，她一方面反復強調夏志清多番出軌對自身造成的屈辱性傷害，一方面又再三為夏志清開脫，其理由竟然如此腐朽老套：“他有文章傳世，世上有幾個文人沒有風流韻事？”文人的風流韻事是其自然屬性，自古皆然，所以不足以過分指責。看來王女士和夏志清一樣，都脫不了中國傳統倫理規範的塑造與束縛，骨子里都是舊中國人。既然事主無可指責，那麼王女士當然就只能指責勾引夏先生的女人，整個敘事模式就都遵循狐狸精的模式：罵陳若曦細節說謊，罵於梨華狐媚工巧—— 既然志清是一個“毛手毛腳，說人壞話的人”，為什麼當志清有用時她黏著志清不放，等志清年老無用時，寫小說醜化他？我不知志清與小說家談戀愛，“美”在哪里？

  這兩位小說家與夏志清的私情，都非常不美，原因在王女士看來，不過都是勢利的利益交換：夏志清的學術權力及其利益與女性性魅力的交易，一旦夏志清失去或被剝奪學院權力，這種交易自然衰亡，所以王女士說：“他退休後，沒有女人再送上門來，我們最後近三十年的生活是平靜的。”

  同質的敘事，會不會在王德威身上延續下去甚至更發揚光大呢？會不會在胡xx、黄xx、王xx乃至大陸的陈xx身上普遍化呢？因為同樣的學術建制下，他們都身居要路津；更要命的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只要研究漢學并在既定知識型下進行話語生產，就都繞不過他們——沒見哈佛、哥大、北大、台大、中研院等都結為內互通而外排斥的同盟？只是，可憐了無數鮮嫩懵懂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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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所謂後設敘事，無非就是在事後追溯（retroactivity)的意義上，對歷史事件的文字化再組織再編排，即所謂“歷史的文本化”，也包括對某個個人生命故事的敘述性重構（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life -stories）。這裡強調的是敘述行為的時間性，必在事件發生的時間之後，是站在當前地平線上，對過往事件的解釋性再描述。若敘事者本身即彼時當事人，則該敘事必是反思性的構造、而非無時間距離的“直播”（a deliberate、reflective construction,not lived、pre-reflective narrative），在紙面定形前，它必定經過反復的塗改修正。隔了幾十年後，夏志清對當年書信的寫作背景、動機、過程、書信內容、書信在主體間的互動效果等整個製作過程，都做了詳細的描述與解釋，如同一部小型的元小說。這個元小說敘事的動機或目的非常明確，無非就是在廣大觀眾-讀者的凝視之前，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張愛玲的拯救者與再造者的光輝形象、直欲分享投向張愛玲的膜拜與崇敬。從這個自私、自戀、虛榮的（partial and intersted)動機出發，夏志清在敘事的編排、組織、對內容與背景的創造性解釋中，就必須把張愛玲置於一個婚姻不幸（一生最不幸的就是與胡蘭成與賴雅的兩段婚姻，二者對她簡直是災難性的毀滅）、又因不食人間煙火而到處碰壁、被社會普遍排斥到走投無路的極端淒慘處境(boundary situation)，越悲愴越無力，才能越凸顯拯救的必要與拯救的神聖（pain/suffering as a logically necessary pre-condition of salvation)，就像馬勒伯朗士所解釋上帝造人與救世的動機，造人是為了獲得它之外的主體的承認；而救世，就是其全知全能全善的屬性得以確認的必要展開過程：為了讓基督降臨成為事實，就必須先行安排人類的墮落，人類墮落入時間與歷史中，也就墮入死亡、疾病、勞作、災患等種種痛苦之中。苦難與痛苦越深重，上帝道成肉身的拯救才越有可能乃至必要。所以，上帝要讓人類受盡苦楚，無非是為了其自我扮演全善全能的拯救者角色，以獲得人類的普遍承認與崇拜。故而，上帝是自私的(selfish and egoistic,not wholly love)，他只愛他自己，人類及其痛苦，成為其自身絕對榮耀得以實現與顯示的工具。這個心理-行為模式，同樣適合於夏志清，夏志清往浪漫剧(romance)方向 所編織的拯救史（摩西与出埃及记），同時就是張愛玲向生命必然性（biological necessity)投降的屈服史，二者乃一體之兩面。為了構造并誇大依賴/救助的關係，夏志清在張愛玲死去十多年后，對她使用了抗辯者缺席的最嚴重言語-解释暴力（the strongest hermeneutical violence)，甚至讓她靜靜地再死第二次（把她的殘骸像飛蛾標本一樣用大頭針钉死固化fixation。張愛玲死後命運之於夏志清，就像薩特所言“死去就是成為活著的人的獵物”To die is to become prey to the living."）在夏志清面臨死亡的老邁階段，其自我形塑的緊迫性尤其嚴重（“成為不朽主體”在厲聲召喚他），導致其敘事變形，通篇洋溢著一個發現者-再造者-定位者-獨一闡釋者的洋洋自得，因無自反性維度而缺乏對自大情緒的必要節制，以至於敗壞了整個元敘事的真摯度、可信度（narrative authority)，因此，對於這個（perspectival、partial and intersted)敘事編織，對於這個因修飾過度而可疑的敘事自我(the narrative self or autobiographical self)，必須保持警惕：一是其敘事的目的性過於明顯；二是意識形態過於直露；三是權力意志過於濃烈（本人之敘事必須成為唯一的、絕對的元敘事）；四是敘事者本身並不可靠，不僅缺乏知性誠實、喪失自反維度，更因其自私自戀的深層目的而有意/无意隱藏、扭曲（conceal and distort）和添加了不少成分。一句話，在其當下進行敘事的自我（the narrating self）和作為敘事行為之結果的被敘述出來的自我（the narrated self)之間，存有太大的距離（the narrative distance)，後者遠遠大於或多於（more than)前者，從而使其整個元敘事散髮出濃重的虛構（fictional)氣味。

  ——————

  餘緒：

  解釋學的基本原則：任何解釋，在敞亮的同時，也是一種遮蔽(revealing/concealing)。譬如夏志清的文學史編纂，就更是其偏執視角下權力意志的獨斷專行，對不符合其冷戰邏輯的左翼文學大肆惡意扭曲與遮蔽(covered-up-ness)。按照夏志清的邏輯，新舊解釋之間的衝突與解決，除了意志戰爭外別無他途。為了增加自身真理意志的絕對性，他就必須將自身標準所發源的西方文學元話語絕對化神聖化，居高臨下解剖中國現代文學屍體，並跋扈地給屍體排定位次。

  可是，夏志清的意識形態姿態與話語實踐指向，都免不了其自我指涉性，對其自身構成一種內在反諷：他本人及其苦心孤詣的編纂結果，不也正被別人當作一具屍體而解剖得七零八落？甚至在東方主義的視角下，有被視為帝國殖民主義霸權下急速自覺內在殖民化的畸形樣本而被倒入垃圾堆的危險（如他對張愛玲形象的解釋性建構，他自身也同樣難免如薩特所言的命運：“那些想把握未來死亡的意義的人，必然發現自己是他人未來的獵物。”）

  在汪暉筆下，王富仁僅只是這種工作含蓄隱晦且溫厚的開端，是隱匿而微弱的對話，而在汪本人及其後緒更激烈的立場更強悍的反擊下，夏著各文學史编纂as an enclosed totality,在華文文學場域中的泡沫權威性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