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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此书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一部划时代的茶学专著。包括茶的起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十章，内容丰富、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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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字鸿渐，汉族，复州竟陵人，中国唐代著名的茶文化家和鉴赏家。一名疾，字季疵，号竞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陆廷灿，“茶仙”，字秋昭，自号幔亭，撰有《续茶经》三卷、《艺菊志》八卷、《南村随笔》六卷，并重新修订了《嘉定四先生集》《陶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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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古人对茶树习性的认识仍有局限性，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所以茶树过去一直有”艺茶必下种“ ”移植不复生“的说法。所以在古代婚俗中，茶便成为坚贞不移、从一而终和婚后多子的象征，婚娶聘物必定有茶。

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月荈。

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

《清波杂志》：凡茶宜锡，窃意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

《清异录》：富贵汤，当以银銚煮之，佳甚。铜銚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书籍介绍

本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此书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一部划时代的茶学专著。包括茶的起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十章，内容丰富、翔实。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6-06-28 02:19:44

  幸亏有翻译，不然自己看还是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另外，真的好长见识。

• 作者：温丽景 发布时间：2014-01-21 17:50:05

  总页数不是252页，而是353页。

• 作者：係鬼 发布时间：2023-10-06 10:17:50

  没什么系统性 而且也并不前沿

• 作者：颜芕 发布时间：2019-07-27 12:10:17

  入门级，全干，很硬。

• 作者：吹牛不算牛 发布时间：2022-02-25 17:32:00

  图文介绍比较详实，对于初学入门了解网球礼仪，对局判罚知识，规则，还有各种术语有一定帮助

• 作者：多闻阙疑 发布时间：2021-12-23 16:05:44

  以洗白为目的的材料堆垛，不知道作者是不是伊藤后人。。。很多表述极其恶心，多伴有对史料明目张胆的曲解，就不贴出来熏人了

• 读《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现代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作者：常盤貴子 发布时间：2024-04-08 19:00:00

  和文凯的《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一书，对比英日中三国在1700年前后、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三个时间点，面对类似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例如：财政因为战争或者现代化出现大量的亏空，全国性商业联系发达，中央财政可以顺利调拨给地方，出现商业间接税征收等），所采取的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策略最终导向不同的财政国家建设结构：英日建立了现代财政国家，中国失败了。本书像“大分流”一样，关注相似的政治经济背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强调历史存在的偶然性或者说历史性因素的作用。

  1.现代财政国家和中、日、英三国

  1.1 国家财政的分类

  什么是现代财政国家？研究国家形成的学者通常会区分财政国家(税收国家或租税国家）和领地国家(也可以译为领主国家或家产制国家)。前者的政府收入来自税收，后者则主要来自诸如庄园、森林、矿山等王室财产。由于税收重新定义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领地国家转型为财政国家是早期现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

  但是财政国家也包罗万象，诸多前现代国家（例如同光年间的清朝）也依靠税收，但是和现代国家比，其收入依然差异巨大。因此，作者区分了“传统财政国家”和“现代财政国家”：传统财政国家的税收主要用来满足政府的经常性支出，而国家的税收并不积极参与金融市场。传统财政国家可以依靠分散的财政机构来将具体的收入项目用以满足各项特定的政府需求，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自然灾害和战争）传统财政国家会向金融机构借款弥补财政亏空，但是很快他们就会还债，从而尽量保持0政府债务的状态。

  1.2 什么是现代财政国家

  相比之下，现代财政国家集中管理税收，通过财政机构对收入进行统一分配开销，提高税收使用效率，这要求社会上必须有高度发达的商业水平可以进行跨地域的资金流转，表现为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转移所收税款和政府支出的汇兑措施，避免运输实物和贵金属带来的麻烦。

  现代财政国家还可以将集中管理的税收用作资本来从市场调动长期的金融资源，从而在利用税款调动金融资源方面实现规模效益，例如发行国债和控制货币流动，在常态下可以帮助国家兴建大型设施或者实现社会福利；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填补短期的财政亏空，并且进行长期偿还而不影响当下财政，这要求国家税收的多元化，尤其是可以用消费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作为担保维持政府债务的信用。相比于征收弹性较小的直接税，间接税弹性更大，这是因为间接税是由商人承担，商人可以通过抬高物价抵消税收成本；对消费者而言，间接税下降的收益是全社会的公共物品，所以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导致抗议的集体行动经常失败，间接税得以不断增强。直接税则因为征收者范围相对较小，其中又不乏精英阶层，受到的抵制更强。以清代为例，从康熙末年到光绪年间，作为直接税的田赋一直为3000万两白银，直到宣统年间度支部决算才突破4000万两，增幅为33%-50%之间；而厘金自从1853年开始征收以来，即从第一年的40万两白银增长到光绪年间的1400万两再到清末的4300万两，增幅达到10000%；盐税从道光之前的500万两增长到光绪时期700万两，再到清末的4000万两，增幅可达700%；关税也从鸦片战争之前的400万两逐渐增长到清末4000万两。三大间接税的收入增幅都要远远大于直接税的田赋，对盐税和厘金的抵抗也不如抗租获得强烈，由此可见间接税的弹性之大。

  

  1.3 形成现代财政国家的必要条件

  从现代财政国家的特征和要求，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需要较高的商业水平，具体来说，跨地域的资金转移网络和征收间接税的基础和能力是现代财政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在和文凯的书中，中日在19世纪、英国在18世纪都拥有这样的能力：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已经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私人金融汇兑网络；19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的私人金融网络连接了主要城市和集镇，并能够通过快捷的信贷工具(如汇票和票号)跨时空调动资金；17世纪英国间接税是其税收的重要基础，中国和日本商业也高度发达，也征收了一些间接税。

  除了基础条件，这三个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面属于分散财政的状态，具体的收入款项直接用于特定的经费目的地，而不需要先转交给中央政府进行统筹规划，例如清朝虽然经过火耗归公，在一定程度上将财政收归中央，但是实际运作的时候地方的征收和支出都是由地方根据清廷旨意自行运作，直接从一个省转运到另一个省而不用经过户部的直接分配。另外，这三个国家均经历过因为战争和现代化引发的财政问题，英国内战和欧陆争霸战争导致英国财政窘迫；日本明治维新中爆发戊辰战争和西南战争以及现代化所需的花销耗光日本国库；清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抵抗列强侵略也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问题，三个国家均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是产生不同的结果。

  1.5 形成现代财政国家的关键

  在作者看来，三国财政走向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日本和英国都采取了金融手段对社会进行募资和短期债券，后因为不同原因无法立刻偿还，产生了政府的信用危机。此类信用危机不能像传统解决财政问题一样采取的财权下放（分散财政），因为其压力直接面对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如果无法兑现承诺对其信用打击的是巨大的，这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克服的。而为了维持政府信用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例如集中财政收入、扩大间接税的征收，能够在争权夺利的政治人物之间产生一个事实上的“集体学习”过程，并导致有效的制度要素、方法、人员的不断积累。随着有效的制度设计和人员的积累，国家当权者逐渐认识到长期债务与集中征税管理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集中征收间接税作为国家债务的担保，不仅维护了政府的信用和债权人对国家的长期信心，而且像赵鼎新所谓的“防御型政体”一样督促国家加紧集中财政来维持这样的长期信誉。这一学习和互动的过程中，国家财政逐渐从模糊走向固定的现代财政模式，社会经济环境则是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依赖制度发展的“边界条件”，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就不可逆，这从日本和英国的经历就可以看出。

  2. 英国形成现代财政国家的过程

  2.1 共和国时期的英国财政

  英国财政集中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从1642年英国内战正式打响，到1752年，英国经历了内战、英荷战争、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光荣革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军政府时期，内战引发的财政亏空让议会和军政府不得不寻求扩大财政收入的策略，当时英国全国性金融网络尚不发达，其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伦敦周边地区，对外贸易繁荣也比较迟，关税收入一般。虽然军政府采取一系列策略进行财政集中化，但是其金融信誉越来越差，财政愈发入不敷出，这迫使军政府逆向采取财政分权，采用包税人获取间接税并且进行短期贷款——由此可见，财政集中化并不是线性过程，在现代财政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复辟”。

  2.2 斯图亚特王朝初期的英国财政

  虽然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英国财政问题。随之而来是第二次英荷战争因为财政窘迫的失利，但是英国依然无力继续财政集中化，虽然英国政府任命部分年轻财政官僚尝试财政集中化改革，但是最终因为现实亏损压力巨大而被迫继续和包税人合作，获得稳定的间接税收入以及贷款。幸运的是，英国政府尝试采取单一消费税包征制度得到英国金融市场的良好回应，承担着全部的财务和政治风险的大金融包税人为了赢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不仅集中管理消费税的征收，而且不反对英国政府对其征收的详细调查和审计，这促使财务署用直接征收来代替消费税包税制，英国政府在1683年直接征收消费税时，财务署接管了消费税包税财团所建立的整个组织，将其改为财务署管辖下的国产税局。以前的包税人和金匠银行家则继续担任管理职位，并利用消费税作担保，为英国政府筹集贷款。而在这一时期，随着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内消费的繁荣，推动英国间接税征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室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推动英国大规模常备军的维持。但是此时，英国尚未转变负债观念，谋求永久性负债。

  2.3 1700年前后的英国现代财政的建立

  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对财政的控制增强，议会于1698年通过了“王室专款法案”，废除了王室通常收入与议会所拨非通常收入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分离状态，这标志着英国彻底摆脱领地国家的属性。从此，政府三大支柱收入(土地税、关税、消费税)成了议会的常规供给。虽然此时英国还保持着“国家不应该负债”的传统观念，但是随着英国被卷入欧陆争霸战争（例如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又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本就混乱的军队财政更成为无底洞，英国过去采用的短期贷款已经无法支撑庞大的财政支出，其因为缺少担保引起的信用问题致使英国政府在1693年寻求长期信贷，其中英国政府于1694年从新成立的英格兰银行获得贷款，并且特许其发行纸币（银行券），从而将短期债务转变成银行券。由于英国政府财政收入很难让人信任，因此这一尝试最终失败，在1697年，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暂时中止其银行券的兑换，并且引起当然资产者的顾虑。其他英国政府发行长期债务的信誉也很低，因此很难解决英国财政的缺口。

  虽然17世纪末和17世纪中前期一样，英国政府都遭遇财政困境，然而不同的是，17世纪90年代的英国政府可以寻求财力雄厚的金融商帮助其处理债务负担。17世纪80至90年代，伦敦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形成了密集的社会网络。金融市场上强有力的公司在直接向政府提供信贷方面，取代了关税和国内消费税税务总监官（最开始的包税人）的作用。所以，对英国政府来说，关键是如何维持自己的信用来说服这些公司向自己提供信贷，政府越来越关注如何收取更多的税收来偿还债务。1697年后，财务署努力提高征收消费税的效率，加强国产税局的集中管理，借助全国性的金融网络征收各地的税收成为重要的惯例，这为现代财政国家打好了基础。

  但是，是否支持长期负债依然悬而未决，在1700年前后，在议会的督促下，英国政府通过开源节流，不断削减负债规模，力图回到无负债的时代，使得本金的清偿变得可能。但是随着英国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当战争在1713年结束时，英国政府的债务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其债务总额已上升到4,800万英镑，每年支付的利息约占政府年度支出的一半以上，英国政府已经无力像战前预想那样，通过偿还所有债务维持政府信用。在这个关键时刻，议会两党达成一致，将短期债务转换为永久债务、获取可靠间接收入来偿还政府长期债务的压力、促使英国政府提高征收消费税的效率成为共识。在激进的南海公司（将所有债务转换为低息的永久国债）和渐进的英格兰银行（发行钞票化解债务）的策略中，英国政府选择了前者，快速出清了政府的短期债务。而随着南海泡沫事件，用国债交换南海公司股票的市民大亏特亏，而剩余持有国债的少数市民则被迫接受低息国债。

  

  从此，现代财政国家需要的长期债务不可逆地建立起来。随着英国政府逐渐展现出其能够从关税和消费税可靠地征收间接税，并且能按时向年金持有者支付利息的能力，按期支付利息的年金成为小型投资者的安全投资渠道，市场上显著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弥补了这种年金的低利率。按时支付利息，吸引了更多永久年金的认购者，这促使政府保持和加强征收间接税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对外贸易的扩张促使关税的增长；啤商等消费税征收主体逐渐集中化降低了间接税征收的成本；英国商业分布格局也影响间接税的征收，以伦敦为中心的地区商业高度繁荣，降低了间接税征收的成本，18世纪英国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伦敦，而政府征收的消费税，大约有80%是来自偷敦或其邻近的县市。这些因素都提高了间接税的征收，并且为英国长期债务提供了担保。到了1752年，英国政府已将其长期债务转变为3%年利的永久公债，这标志着英国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

  2.4 英国财政现代化总结

  纵观英国建立现代财政国家的过程，全国金融体系建立和商业发展固然非常关键——军政府和君主立宪政府，面对财政亏空采取的政策是有很大区别，就是因为后者执政时期全国金融体系建立和商业更加发达，更容易取得贷款并且进行财政集中化，但是同等关键的是历史本身的影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逆转了英国偿还短期债务的努力，英国政府无力偿还庞大的本金和高额的利息，如何确保已发行信贷工具的价值是一大考验。面对着严重的国家信用危机，财政分权、包税制和对短期信贷的依赖等种种可能的替代结果均无法被采纳（原因是这些策略都很难解决眼前的问题），议会转而将短期债务延展变成低息长期债务，维持了政府的信誉。1720年后，集中征收间接税和确保国家永久债务信誉之间的相互强化过程，使得新兴的现代财政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从英国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国家对没有担保的信贷工具的依赖，迫使国家集中征收和集中管理其税收，而财政的集中又增加了国家可动用的收入，以保障市场上那些信贷工具的信用；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市场信任又促使国家进一步加强财政集中，以确保国家信贷工具在金融市场上的信用。

  3.日本形成现代财政国家的过程

  3.1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财政问题

  日本政府面对的则是明治维新对财政的巨大需求。随着19世纪50年代日本被迫打开通商口岸，德川幕府和各地领主以及天皇矛盾开始激化。1867年明治天皇继位，1868年王政复古派发动戊辰战争，王政复古派对战事毫无军费方面的准备，起初维新政府的税收极少，在金融市场的信贷能力很低，因此在战争爆发后很快陷入财政问题，不得不发行以金计价的不兑换纸币“太政官札”来满足其军费需要，这直接加剧了维新政府的信用危机。

  3.2 废藩置县前后的日本财政进程

  当维新政府正式夺权后，是否应该财政集中化依然未可知。面对戊辰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大藏省官员试图开源解决问题，但是无论是增收土地税还是投资铁路都遭遇失败，财政集中化趋势被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联邦制度”，下放各藩的领主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此时中央政府尚未拥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因此无法将中央集权的制度强加到各藩头上，特别是仍然拥有大量藩兵的萨摩、长州、土佐等藩，中央征税和征兵制在这些地方遭遇巨大的困难，而且因为财政问题很难压制这些藩的自主性。

  1871年在强藩的推动下，日本实行废藩置县。废藩置县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税收方面有具体的分税制：中央政府负责“国税”，包括土地税、关税和针对主要消费品的间接税，如酒税。属于府县政府的“地方税”，则包括土地税中以固定比率划归地方的部分和一些中央征收难度较大的间接税，如零售税。不兑换纸币的信用危机，迫使大藏省官员不仅要集中征收国税，而且要确保税款迅速上交到中央。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日本政府一开始依赖民间银行为官方进行汇兑，随着国立银行和三井、安田等主要民间银行建立全国通讯网络以跨时空汇兑，国内金融网络变得更加一体化。由于承担着兑换纸币的风险，中央政府加强了集中管理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开支；日本政府还探索提高间接税收入的方法，特别是增加酒、酱油等主要消费品的间接税。大藏省还试图学习西方国家征收间接税的方法，并且派出官员监督各地酒税征收工作，并逐渐将地方官吏排除在征税环节外。这一系列的做法都加速了财政集中化。酒业的繁荣和银价下叠刺激出口增加了日本政府的间接税收入，也利好日本政府实现财政集中化。

  废藩置县是政治和财政集中化的一次胜利，但是大大增加了财政压力。废藩的直接结果是，新中央政府负担起各藩的债务及其士族家禄，这导致政府不得不继续发行纸币和债券弥补亏空，并且任用财政官僚开源，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经济和跨区域贸易的发展，大隈重信推行货币标准化的策略获得成功，货币也一度稳定其币值，但是因为国库的现金储备几乎耗尽，政府无力维持纸币的可兑换性。因此，中央政府试图修订不平等条约和恢复决定关税自主权的行为遭遇失败，对外借款也受阻，几乎无力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从而致使日本推迟对朝鲜的入侵，也放慢了财政集中化的脚步。

  3.3 日本政府信用危机以及松方正义的改革

  1870年后，对于如何偿还债务，日本政府内部观点不一。为了应对纸币问题，日本政府在金银本位的争论中选择了金本位制，同时为了募集“殖产兴业”计划所需要的初始资金，日本政府决定开设银行，伊藤博文等人在美国国民银行的分散型制度和英格兰银行的集中型制度中选择了后者，但是因为“殖产兴业”计划的失败，日本政府遭遇高额的负债，并且放弃了金本位制。由此可见，即使是向西方学习，也不一定导向财政集中化，因为过高的负债，政府必须削减开支，也不得不暂停财政集中化来减少额外的支出，通向现代财政的道路依然没有真正的形成。1877年，随着西南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进一步超发货币并向银行借款进行战争和战后建设，这继续恶化了财政形势，日本政府的信用危机达到了高点。

  1877年后，纸币过度发行引起通货膨胀，动摇了明治政府的正当性，极大地刺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市场要求明治政府必须作出可信的承诺以保证未来不再依靠发行更多的纸币来弥补政府赤字。一开始大隈重信试图通过增加政府银币储备来稳定当前政府纸币数量，甚至试图举债来用银币取代流通的政府纸币，但是遭遇失败。

  

  为了维持政府的统治和社会的秩序，继任大隈重信的松方正义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来恢复政府的信用，其中首先是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官营企业实现盈余，并且削减预备纸币的数量，这直接导致了通货紧缩。为了刺激经济走出萧条，松方正义得不寻求增加通货投入以外的措施来刺激国内的经济活动。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发行长期国债，这对于投资者吸引是巨大的。同时他推动建立的日本银行使用票据贴现来鼓励商业交易，利用低息贷款推动企业发展。除了金融机构和长期债券对刺激投资活力的积极作用，酒税标准的大幅增加（清酒税从2日元扩大到4日元）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清酒税提高以及对非法酿酒的打击导致大量小酒厂倒闭，酒业逐渐集中生产，降低税收成本，促进酒税总额的提高。间接税征收体系的完善、长期债务的承担、地方税收的及时上缴，这都推动财政集中化和税收调动社会资金的形成。1883年4月，日本银行开始汇兑政府收入业支付政府开支。明治政府因此能够巩固集中化的财政运作，摆脱对民间银行汇兑官方资金的依赖。日本银行在1886年垄断了可兑换纸币的发行，使之成为法定货币。到了1891年，日本现代财政国家正式形成。

  

  3.4 日本财政现代化总结

  毫无疑问，简单的“明治维新导致日本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的说法并不完全合理，相比于摸索建立现代财政国家的英国，日本精英们对财政现代化的认知更明确，也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因为内部战争和关税等一系列问题，日本遭遇了财政集中化停滞甚至倒退等问题。虽然在废藩置县后又开启了进程，但是严重的纸币危机又暂缓了集中化继承。但是纸币危机形成的信用问题直接导致松方紧缩，并在松方紧缩中完成了财政现代化的步骤。日本财政现代化本身受到政治进程的影响：如果1880年和1881年的政治形势有利于采取“软着陆”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就可以避免1882年至1884年间严重的通货紧缩，但是因为自由民主运动为代表反对派的制约，松方正义被迫采取硬着陆的策略，反而推动了长期债券的持有，最终为日本财政现代化完成最后一步。

  4. 清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现代财政国家

  4.1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财政危机和改革

  清朝长期是一个银本位（也是银钱复合本位制）国家，相比于日本和英国来说，清朝很少发行纸钞，由于明朝的纸币滥发引起的通货膨胀，清朝对发行纸币一直敬而远之。但是在道光到咸丰年间，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大幅上升，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政收入窘迫。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破坏了两湖和江浙的重要赋税区，还耗光了清朝的国库。

  

  为了弥补国库空虚带来的压力，清朝一方面向商人和洋人借款，但是因为战乱导致白银无法运入京城而遭遇困难，另一方面被迫发行纸币来维持军费开支，1853年清廷宣布发行银票和铜钞，银票可以在远距离长途贸易取代白银，而铜钞则用于当地的小额交易。尽管发行钞票最初是为了满足政府开支而采取的紧急财政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战争结束后纸钞能继绩流通，从而缓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白银短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扰，因此在各地设立官方金融机构方便兑换。然而，中央和省级政府在纸钞流通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战争对国库白银的快速消耗，以及战争对政府和银票公信力的破坏，银票可兑换性遭到严重的质疑，各地对银票的使用缺乏信心。在战时的政府财政运行中，各省都没有足够的资金供应官钱局以维持银票的兑换；银票也不容易通过军费和河工费用来支出，作为全国商业网络的晋商也受到战争的重创，银票流动愈发困难，各省督抚不愿意兑换外省的银票。1855年改票用钞并没有缓解纸钞流动的问题。虽有少部分地区，纸钞可以正常流通，但是19世纪50年代后期白银流入，银贵钱贱的现象缓解，本就鸡肋的纸钞很快就让位给银本位。

  纸钞的受信任度在英国和日本都有过跌落，日本财政窘迫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纸钞发行过度受到质疑，但是清朝在这个问题上遭遇了更大的阻碍。中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叛乱和内战的分裂状态，既损害了国内经济，摧毁了既有的跨地区金融网络和交通设施，导致银票流通不足，又使得政府不得不进一步下放财政权以维持军事行动。财政集中化的进程和纸币法定化的举措被同时打断，不仅在当时影响了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清朝的决策。

  4.2 同光中兴为什么没有带来财政集中和长期债务发行

  在银贵钱贱和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出现了为后人称道的“同光中兴”。同光中兴期间，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重新建构，清政府和胡雪岩一类的民间商人关系也十分紧密，大量的地方公款存放在这些商人身边，运送至北京的银子都通过他们运输。清朝商业也十分繁荣，厘金和关税这两大间接税的征收总额也在日渐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朝具有建立现代财政国家的基础，但是最终在同光年间未能实现。这背后有诸多因素，首先是民间金融商和政府资金之间的合作并没有导致中央银行的形成，1885年李鸿章支持设立国家银行的设想，这个银行存储所收关税，发行可用于纳税的银行券，代理户部管理税款的收入和经费的支出。但是户部官员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发行纸钞的失败带来的心理阴影，户部不仅拒绝将信贷工具纳入其财政运作，甚至禁止各省督抚在京城白银价格居高不下时使用民间票号汇兑京饷。而反过来，使用民间金融机构会遇到早期明治维新时期一样的困境：汇兑受到民间金融市场的干预，无法彻底实现财政的集中化。

  外销制度带来的地方财政也是财政集中化无法实现的原因。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形成的财政分工机制中，朝廷很难染指独立于户部奏销体系之外的“外销”省级财政资金。各省督抚可以强调其对维护国家利益的贡献(如国防、维持国内秩序和地方福利)来保留这部分税收。 岩井茂树提出的原额主义财政（正额+附加财政）是理解清代财政的关键，清代中央财政集中依靠的是奏销制度，各省督抚定期送交户部监督审计的“奏销”年度支出和收入账目报告，为户部掌握地方财政信息提供了依据。为了让户部牢牢掌握分散在全国各地国库中每项收入名日下的实际钱款数额，清政府禁止督抚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动用存留的资金。但是，由于地方财政实际上十分窘迫，仅靠奏销的财政无力维持基层的运作，所以各地会自行实行非正式财政，动用存留在藩库的资金弥补赤字。

  

  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分散性财政得到固化，中央与各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恶化，因为户部不能准确预见地方税收和支出需要方面出现的各种变动情况。户部指拨给各省的经费，要么不敷支用，要么延宕不至。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督抚频繁从中央未指掇的存留款项挪用资金，以弥补地方治理经费的不足。由于户部根据各省各项收入账目上的数字来指拨经费的支出，如果这些账目下没有相应的实银，那户部的指拨也就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虽然如此，清廷对地方依然有着政治上的权威，协调各省之间税收转移支付的能力依然存在，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各地官僚被迫拼凑应对。户部在日常财政指拨上的功能失调，是分散性财政的特点，如何将具体个别税收项目与特定支出目的相匹配，是分散型财政运作制度本身所特有的难题。户部无法实时追踪到督抚为了应对紧急支出而挪用税收款项的来源和金额;因此，当督抚不能完成日常经费指拨时，户部官员无法区分哪些属于有意疏忽，而哪些属于确实无力执行。相比之下，集中财政可以对全国完整的收入进行划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但是在清朝末年还没有到必须要集中财政的必要，虽然地方拼凑应对，但是清政府总归没有对内出现债台高筑影响自身信用的情况。

  清政府分散财政最具代表性的一环就是厘金。厘金的征收从一开始就尝试集中化征收，而非英国军政府那样包税制。相比于清朝财政原额主义的特点，由于间接厘金税的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户部无法以般定征收定额的方式来管理，但户部也的确想方设法来监督厘金的征收，清朝有专门审计厘金收入的官僚人员，通过定期调动来避免和地方勾结。虽然清廷采取诸多的措施提高厘金的征收效率，但是厘金征收的弹性依然没有想象中的大，光绪年间官方厘金收入不过1400多万，到了1903年才达到1600万两，商人绕开厘金卡或者挂靠外商逃税避税等举措使得厘金无法收齐，一些商品厘金比率不能太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清代官员学习英国和日本，鼓励和培育主要消费品大规模集中的生产商或批发商。政府可以减少税收的监督成本，而这些大生产商或大批发商也由于受益于市场的垄断利润而能够承受重税。户部官员也认识到从产地或大型批发商征收厘金的重要性，并减少过境厘金局卡的数量，简化对厘金征收的管理和监督。虽然厘金弹性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完全可以作为收入的担保。

  

  清代厘金收入估计

  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一家股份制银行，但是盛宣怀本人承认，政府不应该忘记在19世纪50年代发行纸币的惨痛教训，户部也并没有授权中国通商银行垄断政府资金的汇兑，也没有授予其银行劵以法定货币的地位。因此，中国通商银行只能发行数量有限的银行券，而这些银行劵在国内市场还不得不与中国境内外资银行及本地银行发行的其他银行劵竞争。19世纪发行纸币的经历长期地影响了中国政府，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改革之前，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制度。当然，清政府在这个时期对发行国债以筹集国内借款非常感兴趣，1911年度支部决算显示清朝公债收入为356万两白银，归还公债477万两白银，公债支出约占岁出1.6%，日本1894年公债支出（1972万日元）约占日本当年岁出的25.2%，双方公债规模不是一个数量级，虽说有外债的原因（甲午战争后偿还外债占据岁出25%，庚子国变后偿还债务占岁出33%），但是清廷对公债虽有兴趣，但是难说重视。

  4.3 清朝没有建立现代财政国家总结

  虽然清廷长期无力发行纸币，但是此时的中国政府依然可能走上长期信贷的道路，19世纪末的清政府完全有行政能力确保按时支付大量的年利息，而这正是获得市场长期信贷的必要条件。 19世纪末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能够为清政府筹集长期信贷提供帮助，而且国内完整的商业网络足以让清政府将税收送往指定的地方。所以，从条件上类似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机构仍有可能出现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但是，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经历过严重的信用危机，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足以迫使清政府启动财政改革，却并不至于使其完全破产。清政府可以从列强手上长期借款，甚至用间接税作为抵押，因此也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财政集中化和向国内发行长期债券的必要。清廷财政集中化的努力要等到1908年的度支部建立和全国税收清算，此时离清朝灭亡只剩下三年。

  5.总结

  和文凯将维护国家财政信用作为国家财政现代化的动机，在我看来是有说服力的，一个国家就算有国家财政现代化的物质准备，但是如果没有导向的动力，也是很难实现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中、日、英三国不同的结果表明，具体的历史过程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方向，仅仅观察结构性因素不足以总结不同路径的结果。

  本书是对蒂利为代表的战争促进现代国家兴起的观点的批评和补充，从日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引起的债务危机如何推动财政集中和长期债务的承担，这和传统的现代国家的兴起的认知具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微观上更符合事实。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并没有加入对另一个重要欧陆大国法国（以及德国）的分析，另外对财政声名狼藉的西班牙王国的财政分析也很重要。对中国的分析则缺少了外债对公债可能的制约，以及满族政权是否对这一过程形成干扰——尤其是考虑到洋务运动等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大都是汉族精英主导，满族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到现代财政国家的建立？

• 无法轻松说再见——评德国社会心理著作《情感堵塞》（作者：贾宇琰）

  作者：中央编译出版社 发布时间：2014-03-04 16:27:22

      民主德国（东德）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成为久远的回忆、电影的符号或是小说的背景，显得那么陌生和不真实。比如，一部以德国统一为背景的电影《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影片讲述了两德统一前夕东德的一位母亲克里斯蒂娜突发心脏病，昏迷多日醒来后，德国已统一，由于克里斯蒂娜是一个忠诚的德国社会统一党党员，也以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儿女，她的儿子阿历克斯怕她不能接受柏林墙倒塌的现实而受到刺激，于是在家中精心营造了一系列东德还存在的场景，包括所有的陈设、邻居的服装、食物包装、电视节目等等，这个美丽的谎言一直维持到母亲安详地离开世界，没有人拆穿，包括已经知晓真相的母亲。此片在德国统一的大背景下，书写了变革时代家人之间永恒的爱的主题，营造出一种欢快、温暖的氛围，让人感觉到告别一个旧时代似乎也可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然而，真的会很轻松吗？德国心理学家马茨的代表作《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视角给我们描画了另一幅东德的全景图，告诉了我们东德惊人的心理压制及其严重后果，特别是分析了在两德统一之际东德民众的心理变化和障碍。这是摘下面具之后人们的辛酸、痛苦和悲伤。作者马茨是一位东德心理学家，他从自己担任教会诊所医师的经历和经手的案例出发，试图寻求德国民众自我拯救和社会拯救的路径。在作者看来，这不是一部“科学论著”，而是个人经历的写照，是他探究和思考那个沉重时代的尝试。他积极以求的就是揭露曾经压抑人性体制的危险性，投身于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使命“心理革命”。因此，本书也可以称为一部东德心理简史，让我们有机会对于那样一个时代的人和事有更加透彻的认识。

      无人能够幸免

  马茨认为，东德时期是一个压抑的时代，每个人既是压制者，又是服从者。这个社会中的人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在东德的体制中，压制从童年开始持续到成年阶段。家庭、学校、教会、医疗都成为压制的一种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切使得东德的民众面临的不只是社会危机，还有严重的身心问题。

  马茨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东德及其民众的心理问题。在他看来，东德被定格在“童年”期，其重要特点就是天真幼稚，从未培养起独立自主、自我意识、责任感等特质。民众的不自主和依赖心理被美化为“促进社会安全”。一切事情已被决定，而民众却不可以参与其中：健康救济金、职业教育、住房问题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连价值观念都会受到约束和控制。持续不断的谎言在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蔓延：美化现实、伪造数据、压抑欲望、粉饰太平等等。在“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压制体系下，人们患上各种“心理缺陷综合症”，于是采取各种代偿行为，产生各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加剧这样这个社会的畸形发展。当权者，野心家，追随者，反对派，出境者和叛逃者，都是这个国家典型社会特征的表现。这是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不同角色共同出演的一幕大型悲剧，所有人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没有人可以脱离其他人而存活。在电影《再见，列宁！》中，我们从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一点。丈夫是叛逃者，妻子是追随者。他们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民众。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在马茨看来，一切在东德值得骄傲的事物，往往是某种“缺陷综合症”的表征，比如曾经在东德畸形繁荣的竞技体育（据说东德时期是德国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最多的时代）。

  在这样一种分析视角下，东德的体制得到了深入的观察和剖析。正如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说：“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

  虚幻的满足

  现实的压制促使人们去追求虚幻的满足以麻醉自己，久而久之，这些虚幻的东西就会变成真实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另一部颇具哲学意味的美国科幻影片《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的故事，被机器奴役的人类生活在机器设计的虚拟意识世界中，被拯救后往往无法接受真相，甚至有人宁可选择虚假的美好，而不愿面对真实但痛苦的现实。这一幕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存在，就像民国初年不愿剪辫子的国人。

  当柏林墙倒塌时，很多人也没有做好准备，东西德过去的历史在心理上还没有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反省就很快地翻新并融合了。在心理学上，“要自由的”压力和“不能自由”的束缚造成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糟。西德马克和“市场经济”并不能弥补东德民众内心情感的缺失，因此马茨不认同统一了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这种统一还不是东德人主动争取来的。民众在这样的国家更加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这一切都需要两德人民认真反省。在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只有真正地面对过去、深刻反思，才可能迎接未来，而不是选择遗忘、抛掉过去。

  跨越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了，东德人心中的高墙却仍立在那里，无法从心理上跨越，他们的内心仍饱受煎熬。这是作者身为心理学工作者最为重要的发现。

  　　我们可以做现实的逃亡者，但无法做心灵的逃亡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外部的自由固然重要，但是内心的自由更加珍贵。而真正的亲近、开放关系的获得必然与情感释放、激烈争论和痛苦相联系，即直面过去。马茨告诉我们，无论进入多少美好的时代，人们都无法跟过去轻松说再见！身为一位心理工作者，作者试图寻找把人们带出心理困境的药方，带人们找到真正自由和健康的人生。这也是《情感堵塞》给出的心理转型的方向，不仅适用于像德国这样进行体制转换的国家，也能够给所有正经历变革和转型的人们带来启示。“如果没有心理革命”，总有一天社会压力将是爆炸性的。一个国家不能只注重追求外部的发展而忽视内心的状况，否则我们就不得不进行补偿性的行为。

  我国从与东德类似的体制走向改革开放，《情感堵塞》中描述的种种社会心理现象让人常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经历了“无人能够幸免”的时代，我们也曾沉溺于“虚幻的满足”，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我们内心还有太多的“高墙”尚未跨越，经济的辉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困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向过去告别，正因为如此，马茨的透彻分析和心理治疗实践对我国现实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