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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不做大冰箱 发布时间：2022-04-04 16:07:14

  洋洋洒洒，主要的核心即找到长远的目标并持续为止付出直到成功。商场如战场，市场经济对于企业家/领导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的企业面对的是持续不断的外部竞争，那么管理者是不要妄想和体制内一样，有了行政级别就可以高枕无忧。市场之所以残酷，即你举足不前，一定会有人将你替代。

• 作者：tongyanwuji 发布时间：2017-05-27 06:38:28

  感觉这贺日本料理有些类似。从食材角度也可以看出种类有限，基本的烹饪方法就是各自焯水再捆绑包裹到一起，讲究的是原生态的混合，外观比较精致。

• 作者：踏歌起舞 发布时间：2020-12-18 23:33:33

  很初级的一本书，很多知识点都在谈判课，各种书里看过，没有多少新意，比如和人谈判聊天时应该怎么坐，什么姿态等等，比较适合没有谈判知识的新手吧

• 作者：锅包肉太好吃拉 发布时间：2024-02-13 20:10:49

  感受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 作者：花京院典明 发布时间：2021-10-17 23:14:21

  每一章都像是单独编辑出来的，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对于风水入门来说可以看看。家具还有食物和植物部分挺扯的

• 作者：旖青 发布时间：2023-05-29 14:41:27

  虽然有点厚重，但读起来很轻松

• 难得！

  作者：dotchin 发布时间：2017-02-08 20:41:20

  这么多大型汉英词典，都收了“门诊部”的译文outpatient department，却只有这一本收录了policlinic。看来这本词典还是挺优秀的。而且本词典还收录了“充值卡”的译文top-up card，而这个译文连《中华汉英大词典》（上）都漏收了。当然，这本词典也漏收了”充气轮胎“的译文pneumatic tyre，而错误地收录了inflated tyre（充了气的轮胎）。

  P.S：我在文轩书城看的，没买。

• 简论《左传》中的道义

  作者：阿廖沙 发布时间：2021-02-24 15:04:31

  一篇本科时期选修课作业旧文，写于自己的一段努力奋进的黄金时期，重读、修订、发出，借以回味大学的自由时光。

  [摘要]：春秋史是一段独特而精彩的历史，礼崩乐坏之际群雄豪杰辈出，从《左传》原文出发，截取在僖公十年之前发生的著名、典型的历史事件，从“道义之中，信用为重”、“ 君主开明，国不违道”、“ 直道而行，栋梁之臣”、“ 士子之道，义薄云天”四个主题，展开讨论春秋时期社会的道德体系，以及对于君臣、士大夫们而言何谓道义？如何做才是道义？并通过阅读历史，反思自身，思考在当下社会的道义。

  [关键词]：《左传》；道义；历史；士子；君臣

  春秋史是我国历史上独特而精彩纷呈的一段：从消极的一方面看，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日渐削弱，礼崩乐坏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自身发展而不择手段，战乱纷纷、生灵涂炭。但在另一方面，春秋时期出现了为后世无数文人称道、向往的百家争鸣，其思想之自由堪比哲学史上“希腊三贤”所生活的雅典城邦；春秋时期诸侯国君大多开明仁义，春秋五霸便是其杰出代表；辅臣亦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为国之安危以死相逼，前有管仲、鲍叔之贤，后有百里奚、

  蹇叔

  之能；另外，春秋时期各国出现的仁人义士——“士子”更是层出不穷，他们接受贵族教育，崇尚公平正义，又无奈于时局所限，无法施展抱负，“二子乘舟”的故事便是明证。

  洋洋洒洒一部《春秋左氏传》，写尽了春秋三百余年的荣辱兴衰。左传的作者将仅有１万６千字的《春秋》，铺衍成了一部1８万字，宏阔无比的史学巨著；并从政治、军事、外交、礼制、占卜等不同侧面，再现了周王室和鲁、晋、齐、宋、楚、郑等诸侯列国的内政以及错综复杂的军事、外交斗争活动 。其中所述之人，无不有血有肉；所记录之事，无不微言大义、催人掩卷深思。

  若要分析《左传》所记道义之事，大体可按其动机、性质、过程、结果将其简单划分为义举、不义之举和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模糊事件。当然，以《左传》中事件的复杂程度，往往将其三种均包含其中，必然需要对具体事件进行具体分析，才可下结论。另外，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的一大准则：决不可以评判者所处时代之道德标准要求古人，必须将自己带入历史，公允、客观的进行评判。

  何谓道义？《说文》解释：“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段玉裁注：“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首者，行所达也。”可见道本义有道路的意思。义，己之威義也。言己者，以字之从我也。道义之意即可理解为我所认可的行道做事方式，上升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即为对所有社会成员均有效的道德约束。

  一、道义之中，信用为重

  道义，归根结底无非一个“信”字：君主一言九鼎，忠臣一诺千金，信守承诺之主可兴国，出尔反尔之君可亡国，可谓无信则国无以立。如《左传》中所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

  对比齐襄公和齐桓公的所作所为，“信”在春秋时期社会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安定、发展的 重要意义就可见一斑。

  齐襄公为君暴虐，杀戮无常，出尔反尔。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齐襄公之死就与其失信于臣子密切相关。《左传》中记录：“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齐）桓公于（鲁）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

  鲁城

  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以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

  管仲

  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

  即使是在他人武力劫持的情况下所做的承诺，国君也应当信守，一是因为齐国占据鲁国土地，本就是不义之举；二是在盟会上诸侯做出姿态：“他人不仁我也仁义。”这才是霸主的远见和政治野心。

  “信”为道义之本，对比齐襄公、齐桓公。可以见得，春秋时期国君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掌握实权者和国民信仰——神的代言人，一言一行皆是对万民天下表率。西周建立时，周公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会有“成王桐叶封弟”的传奇。在春秋时期、群雄并起的情况下，国君想要号召百姓、发展国家乃至称霸诸侯，就必须以身作则，向天下昭示自己和本国的诚信、道义。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很多情况下是以暂时牺牲国家利益实现的，这就要求国君及辅臣拥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强大的政治毅力。管仲便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劝导齐桓公忍痛割爱， “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授，不如与之。”

  另外，《左传》中的一段议论也反映了“信”在诸侯国之间交往的意义：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屡屡结盟，又屡屡背信，甚至以互换人质的方式结盟也免不了撕毁盟约、殃及作为棋子的人质，最终走向干戈相向的结局。

  二、君主开明，国不违道

  在春秋战国如此的纷纷乱世和各国之间的相互挤压、竞争之间生存，不仅仅需要的信和义，国君做到严于律己、明辨是非、善于用人纳谏、勤勉治国等等要求，并有所谓“天命”——机遇的加持，才可能引一国走向强势。

  《左传·桓公十三年》记载了楚国崛起之初的一次军事失败，也折射出了楚王的自责和宽以待人的精神：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开展军事行动，就意味着国力的巨大损耗，而军事行动失败，更是重创国家实力。对于这样一次由于主将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而导致的失败，楚王依然保持清醒，用一句“孤之罪也”将战后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其开明可见一斑。这也是楚国在中原诸国的重重围堵之下崛起，从最初蛮夷之邦到问鼎中原的原因吧！

  比楚国处境更为艰难的当数郑国，其地处中原，在诸多强国夹缝之中生存，但是《左传》中记录的第二位郑国国君——郑庄公，以其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几十年励精图治，将郑国发展为春秋早期的强国之一，《左传》对郑庄公的盖棺定论可谓公允：“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试问春秋时期哪一位明君贤主不是“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用道义强盛自己的国家呢？

  其中更是有“郑伯克段于鄢”故事令人深思：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郑庄公选择驱逐自己的兄弟、和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是否国与家自古以来便是两不相容？把政治与权术用在自己亲人身上，即使动机是一心为国，又是否称得上“道义”？《左传》中的春秋笔法很善于留白，也把思考这些问题的权利留给了我们。故事最后，郑庄公与母亲见于大隧，冰释前嫌，更是让人动容：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左传·隐公元年》）

  特殊情况下，一国之主还需要强硬的政治手段和独到的政治眼光，但是归根结底，权术只是成就霸业的辅助手段，若国君心中无民、不尊道义，即使手段毒辣如齐襄公，也免不了被乱臣贼子谋害的命运。反观春秋时期的明君霸主，如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文，皆是举仁义之师、行道义之事，即使有时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其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无可厚非。总而言之，国君若想带领一国走向繁荣昌盛，必然是先克己奉公，而后推己及人，团结一国之中所有可团结的力量，走向称霸。

  三、直道而行，栋梁之臣

  在《左传》中，身为文臣，其职能便是出谋划策、直言进谏、匡扶君主的不正之举，管仲、蹇叔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身为武将，其职能是带兵打仗，保卫国都、国君，由于掌握兵权，责任重大，常由太子或朝中重臣担当。读《左传》，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数目不一的贤臣良将，其中的杰出代表，如。齐国的管鲍，鲁国的臧哀伯、季友……更有不少人因其睿智贤明的谏言或忠君爱国之举动，而名留史册。

  《

  左传·隐公·隐公三年

  》记载，卫庄公喜爱小儿子州吁，可又在立太子之事上犹豫不决，忠臣石碏看到了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隐患，“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鲜矣。」卫庄公弗听。”几年之后，州吁果然和石碏的儿子石厚起兵作乱，石碏率兵平定叛乱后，大义灭亲，处决了自己的儿子。《左传》中对于此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幼子夺嫡、太子被废而给国家带来动乱，如此的历史剧情从封建制确立到大清灭亡的几千年时间里，反复在中原大地的各个王朝乐此不疲地上演，同样相似的是如若栋梁之臣尚在朝中，便还有力挽狂澜、恢复宗庙的可能，石碏便是这样的角色，否则，国将不国矣。

  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不仅仅描述了忠臣和奸臣等等脸谱化人物，还将一些处在道德体系边缘的、同样重要且值得我们深思的案例记录下了。如《左传·庄公十四年 》记载，郑国在经历多年争权夺位的混战之后，在外流亡的郑厉公成为国君，（傅瑕、原繁皆为朝中老臣）：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按常理而言，忠君和爱国实为一体，忠君即爱国。但当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权频繁易主，国君朝不保夕之时，是应该参与与其他敌对党派恶斗的赌局，还是冒着被现任国君赐死的风险，为国家的稳定奔走呼告？常言“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君继位，那些曾经没有支持过他的忠臣贤臣都会面临或杀或贬的命运。除了几位难得一见的明君，能宽容大度的摒弃以往的成见选贤举能（如齐桓公，不记管仲一箭之仇，任之为相），大多数平庸的君主都会在一场血雨腥风后继位，然后开始另一场屠杀老臣的血雨腥风。正如原繁所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归根结底，是这些君主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们以为成为一国之君，整个国家便已经成为囊中之物，是自己的私有品，所有人都该只忠诚于自己一人，曾经的不忠之举如今也要一一清算。可是他们忘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的使命应当是运用权力引导国家走向强盛，而非利用权力满足私欲！正如《左传》之言：“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四、士子之道，义薄云天

  在这个无道且无义的时代，产生了如“二子乘舟”、“许穆夫人忧国作《载驰》”、”太子申生被逼自尽”等等传奇故事，至今读来仍是激扬文字，感人至深。

  正如没有夜空之黑暗空虚，便无星光之璀璨光明。

  这些接受了良好教育、形成了完整人格、坚持道义并终身践行、甚至以死明志的士子们，与他们所处的污浊世道形成了强烈对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被迫害致死，但其死皆重于泰山，他们是那个时代“该怎么活？为什么而活？”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者。

  《左传·

  桓公十六年

  》记载了“二子乘舟”的故事：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常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两位本该合理继承君位的栋梁之才，因为父王的残暴与昏庸，而“争先”走向死亡，寿欲救急子而替他赴死，急子却早无苟且偷生之意，毅然随寿而去。史料中除此以外几乎再无对这两位士子的记载，可这生命最后的“惊鸿一蹩”已足以让我们唏嘘，让我们思考何为“道义”？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愚忠，可是实在不难想象，那污浊不堪的世道给予他们的自由也许只有选择死亡，“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这样的死亡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所谓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而最伟大的悲剧往往是由历史写就的。《诗经》中的一首《二子乘舟》便是历史对他们最好的评价：“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乱世出英雄”，我们可以推测，是这群人数众多、思想观念接近的是“士子阶层”，在春秋的纷纷乱世之中，毅然出仕，或为实现抱负，或为挽救祖国于危亡。总之他们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痛苦与挣扎中，坚持着摇摇欲坠的道德体系，更有甚者不惜生命只为弘扬道义。于是正如孔夫子所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毫不夸张的说，这群士子是春秋百家争鸣的缔造者，也是春秋时期社会的中流砥柱。

  洋洋洒洒一部《春秋左氏传》，写尽了春秋三百余年的荣辱兴衰。其间，无数王侯将相粉墨登场，但在历史面前，他们又卑微而无能为力的匆匆离开。有的人因其言、行、事而载入史册，可大多数人都被后世遗忘，仿佛从来没有生活过一般。

  《左传》的春秋笔法很像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意境，在带给我们历史的唏嘘与感慨之余，也留给我们足够的空间思考当下，用古人之眼理性的审视我们自身，思考今天的我们与两千多年前的“道义”之间的关系。尼采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能够承受几乎任何境遇中如何去活的问题。”《左传》似乎也在用历史和我们探讨“该为什么活？该怎么活？”等终极问题，归根结底，是在促使我们思考人之为人的本质与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龚传星. 道之为言——《左传》、《国语》筮例的义理阐释[J]. 人文杂志, 2013(02):25-31.

  [3] 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 姚明今.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1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