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文博文集第四卷:中外哲学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车文博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正版书】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和高度进行的关于中外心理学发展的比较研究。通过中外心理学发展的思想史跨文化比较，可以看到中外哲学心理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了解西方科学心理学的重大贡献及其对中国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影响，进而把握中外心理学未来融合发展的走向；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复杂互动的条件下，懂得如何吸取中外文化的精华，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发展。中外心理学思想发展的比较研究，无疑是开拓了又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不仅为心理学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窗口，有利于在鸟瞰世界范围的广阔视野中领略新的感受，而且有利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使人类的思想发展研究有了更为宽广的社会背景；同时也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开拓了新的途径。

章 人性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人性论

　第三节 中外人性论比较评析

第二章 心理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心理论

　第三节 中外心理论比较评析

第三章 精神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精神论

　第三节 中外精神论比较评析

第四章 心身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心身论

　第三节 中外心身论比较评析

第五章 心物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心物论

　第三节 中外心物论比较评析

第六章 欲求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欲求论

　第三节 中外欲求论比较评析

第七章 感知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古代感知论

　第三节 中外感知论比较评析

第八章 记忆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记忆论

　第三节 中外记忆论比较评析

第九章 思维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古代思维论

　第三节 古代中外思维论比较评析

第十章 想象与梦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想象与梦论

　第三节 中外想象与梦论比较评析

第十一章 情意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情意论

　第三节 中外情意论比较评析

第十二章 智能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智能论

　第三节 中外智能论比较评析

第十三章 人格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人格论

　第三节 中外人格论比较评析

第十四章 学习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学习论

　第三节 中外学习论比较评析

第十五章 养生论

　节 概述

　第二节 欧洲养生论

　第三节 中外养生论比较评析

附录

　心理学家彭聃龄先生的评价

　高峰强：统揽古今贯通东西的心理学思想史巨献

　——评车文博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蒋柯、熊哲宏：“类心理学”与心理学的元理论建构

　评车文博主编《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谢冬华：一部心理学思想史研究的创新之作

　——评车文博教授主编的《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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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车文博文集·第4卷:中外哲学心理学比较思想史》内容主要包括：人性论、心理论、精神论、心身论、心物论、欲求论、感知论、记忆论、思维论、想象与梦论、情意论、智能论、人格论、学习论、养生论等。

• 作者：迟与缓 发布时间：2022-01-31 23:59:41

  有趣的是这本百物语里大半都是人害人，让我再一次想起自读了《珊瑚之骨》后就怎么也忘不掉、两年来无数次回响的那句“鬼能做的事，人也能做，还能做得残酷十倍”。走近科学里有试图以群体幻觉作结但失败的《西瓜》，也有直接热病开摆的《麻田一夜》，披着一层怪谈纱衣的侦探故事如《山椒鱼》《貉皮毛毯》《放生鳗鱼的人》《鸳鸯镜》或许比较符合一般读者“问个明白”的基本要求，其中最得我心的自然是《女侠》一则，但“不清不楚”本来也是怪奇小说的特点（特权？），《离魂病》被我视作一贯喜爱的二重身题材来读，《被踩到影子的女人》则勾起了我幼时对影子莫可名状的一丝恐惧。《深川的老渔夫》作为妖异明确“行凶”的一篇，给我的感觉更像《鹤的报恩》《舌切雀》这样的日本民间传说。

• 作者：小兔脏脏 发布时间：2013-04-22 23:12:15

  很奇怪的一本书，好像是百度知道拼出来的。。全都是在讲如何从技术层面去做投机，我不想被灌输这种想法，不过了解一下总是好的。但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它居然没有说，就是到底要怎样去交易所开户啊喂= =，还是百度知道吧。。

• 作者：芥齋 发布时间：2021-11-07 11:38:54

  对照《郭店楚简校释》看了一遍。过后再摹写。

  第25简中六字剪切拼合错误。

  这套书，原简放大，清晰可识，价格低廉，诚嘉惠学子。

• 作者：裴子期 发布时间：2019-08-10 11:50:59

  美法融合风格，动作悬疑漫画，副标题谍影重重确实点题。整本书围绕总统谋杀案和男主十三号的身份展开，虽然八十年代的剧情，放在今天会略显俗套，但漫画家用细腻的画风，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人有堪比电影的体验。总之，属于打折入手不会亏的书。

• 作者：战斗时代 发布时间：2020-09-01 16:24:36

  孟子，狷介狂士也。孔子像一把重剑，那孟子就是一把轻薄的利刃。

• 作者：攀 发布时间：2023-03-15 13:22:08

  丹波元简集各家之大成，每一条辨都论述得很详细。不愧为宝藏之书啊！

• 简析阿Q性格特点和其形成原因

  作者：一只果子狸 发布时间：2013-08-25 23:21:23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这部作品中，运用白描的手法，紧紧围绕着中心人物阿Q进行了一系列生动的描写，从而刻画出了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阿Q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压迫，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受到剥削的普通农民。他平时在大户人家中打零工，割麦、舂米、撑船，拿着低廉的工资，从未有人留心过他的行状。不仅不被记挂，经常还会有人拿他开玩笑。然而阿Q，是极有“自尊”的，他凭着自己曾经进过几次城的见多识广和做工时“极能做”的能力，还有据他的话来说自己先前的“曾阔过”和儿子的“会阔得多”，一直自视甚高，经常不将未庄的人们放在眼里，认为别人和自己比起来都“算是什么东西”。他欺软怕硬，只得用精神胜利法消除自己的挫败感，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自己头上的癞疮疤被别人取笑，他会说“你还不配…”，并且这时候他头上的癞疮疤俨然已经是高尚的光荣的了。未庄的闲人拿他的癞头疮撩他，他的怒目主义无效后，双方打架虽然在表面上阿Q被打败了，被人揪住辫子去撞壁，但是阿Q心里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说自己是虫豸却依然被人抓住去碰头，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去那个“自轻自贱”，他颇为自己的“第一”感到荣耀。他在赌博后赢的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被人拿去了，为了缓解自己失败的苦痛，他用力连抽自己的耳光，后来觉得像是自己在打别人一样舒爽。在被庄里鼎鼎有名的赵太爷打后，觉得自己也因此出了名，作了赵太爷的父亲，大家都格外尊敬他，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假洋鬼子揍了自己，觉得像是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终于了了，顿觉轻松许多。甚至在临死之前画押，羞愧于自己的圆圈画的不是很圆，最后安慰自己“孙子才画的很圆的圆圈呢”。这种精神胜利法一直伴随他，每一次失败受辱后成了他的治愈良药，一次又一次使他不仅不觉得羞耻，反而感到极大的快慰。

      精神胜利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发生在自身身上的一切屈辱和伤害，采取一种麻木、忘却和自我安慰的方式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最终得到征服的胜利感和满足感。阿Q之所以在性格中有这种精神胜利法的特点，全部源于他在现实社会中经常受到威胁和压迫的处境。他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农民，自认为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去进行斗争反抗。他骨子里流露出的奴性和自卑让他只能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忍气吞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种性格，在受到凌辱后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

      其实这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长期腐蚀国民的思想。而农民这一人群作为地位低下且一贫如洗的弱势群体，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也无意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面对强势的一方只能是任人宰割，默默承受剥削和压迫却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在整个大环境的熏染下，便形成了低阶层国民一种普遍的劣根性。然而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麻醉。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使人沉湎于自我陶醉和满意当中，失去更多自己本身特有的精神和性格，满足于现状，不知悔改不知进取，成为前进道路上的束缚。

  另外阿Q还有一些鲜明的特点。赵太爷打他耳光说他不配姓赵，他并没有抗辩，只是摸着左颊退了出去；赵秀才的一句专是官府阔人用的“忘八蛋”便可以让他不自觉的怕起来；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便打；不敢大意的坐在别人旁边，却敢去招惹自己藐视的王胡；打骂抢了自己饭碗的小D..这些都可以看出阿Q的畏强凌弱。拧女人大脚，认为女人在外面走就是想引诱野男人，对小尼姑动手动脚，然后从而对女人产生了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进而和吴妈求婚，表现出虽然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仍然免不了他对于女人产生龌龊的思想。和王胡比较身上的虱子大小和数量可以看出他有多么乏味无聊。看见假洋鬼子拿着哭丧棒向自己走过来，知道马上要挨打，于是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在大堂上面对长衫人物，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身不由己的跪下了。这可以看出他天生带有一种奴性。作了一次窃贼之后回到未庄炫耀，将偷来的东西低价出售，在大家纷纷讨好的态度里趾高气扬，也可以看出他扭曲的价值观。

      然后再来看一看阿Q的革命性问题。诚然，此处的“革命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阿Q是没有确实的革命精神的，或者说他的革命精神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先进知识分子要求社会变革的革命，而是认为有利可图，想借此机会为自己牟取私利的革命。又或者说是想借革命的名义革掉举人老爷和赵太爷等地主的命，从而自己翻身做地主来欺压别人的革命。

      时当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阿Q曾亲眼目睹革命党被处决的场景，所以他认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对此“深恶而痛绝”。但是自从看到风光一时的举人老爷面对革命党也要匆匆避难，而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因此而慌张，此后便产生了快意，觉得“革命也好吧”，应该“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因为他们太可恶太可恨，甚至觉得自己也想要投降革命党了。他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享受着未庄人惊惧的眼光和赵太爷赵秀才等人对自己骤然改变的态度，盘辫子，去结识真正的革命党，并且从中感受到了说不出的新鲜和高兴。然而在阿Q的眼里，革命的目的只不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是把从前欺压过自己的一干人等踩在脚下，抢夺财物和找女人而已。

      也许这和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着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资本主义潮流的发展，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封建思想与其发生碰撞。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想要寻求变革，革命势在必行。但是此次革命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都在部分上流社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却没有发展到群众中去，没有深入人心，是具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革命。像阿Q这样的普通农民，其实应该是革命的主力军，却只能通过举人老爷逃难这种行为中才能片面的对革命有所知晓，却无法系统的完整的接受革命的理念。于是他们只能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去推测，曲解了革命的意图也是情理之中。因此长期受到地主阶级迫害的他们想要借革命的名义去寻求一点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去向富人复仇，革命的概念在他们心里以一种偏离正轨的方式生长起来。就像秀才和洋鬼子借革命之机摔碎了静修庵里的龙牌，拿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并且禁止阿Q和他们一起革命。基层群众对于革命的错误观念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

      学者林兴宅曾经在《论阿Q的性格系统》一文中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这完整的体现了阿Q身上矛盾的性格特征。在这部著名的作品中，鲁迅先生在清末至辛亥革命期间新兴的资本主义和顽固的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大背景下，以芸芸众生中一个不起眼的阿Q作为主线，辛辣的讽刺当时人们受到压榨而不自知，甚至乐在其中的麻木和愚钝。借以警醒人们，只有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积极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中国才会有出路，否则只能像阿Q的悲惨结局一样，不断承受各种外界的欺压。

• 【轉】吴迎龍：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整理說明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10-16 12:12:42

  作者简介：吳迎龍，安徽安慶人，本科、碩士就讀於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春秋》學、三禮學及漢代經學史。

  一 、《公羊傳》及其作者

  孔子

  據

  魯

  史舊文以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遊

  、

  夏

  之徒不能讚一辭。以至有

  子貢

  之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即是《易》與《春秋》之教。

  漢

  儒以爲

  孔子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更有

  孔子

  作《春秋》爲

  漢

  立法之説。

  宋

  儒雖重性理，但於《春秋》亦極看重。

  邵雍

  以《春秋》爲“盡性之書”，

  程子

  亦言“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

  然而《春秋》文簡義深，學者多不得其門而入。

  漢

  初傳《春秋》者有五家，

  公羊氏

  、

  穀梁氏

  、

  左氏

  、

  鄒氏

  和

  夾氏

  ，惜“

  鄒氏

  無師，

  夾氏

  未有書”，惟三傳得以傳承。三傳之解經，《左氏》詳於事，《公》《穀》長於義。求原委本末，通古今之事，當讀《左氏傳》；玩文辭大義，辨聖人之志，則非《公羊》而不可。

  關於《公羊傳》的作者，並没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論，《漢書·藝文志》載“《公羊傳》十一卷”，

  班固

  自注“

  公羊子

  ，

  齊

  人”，没有明確作者的身份，

  顔師古

  注曰“名

  高

  。”這個説法大概是受了

  東漢

  戴宏

  的影響，

  戴宏

  以爲“

  子夏

  傳與

  公羊高

  ，

  高

  傳其子

  平

  ，

  平

  傳其子

  地

  ，

  地

  傳其子

  敢

  ，

  敢

  傳其子

  壽

  。至

  漢

  景帝

  時，

  壽

  乃共弟子

  齊

  人

  胡毋子都

  著於竹帛”。這個説法爲

  徐彥

  《公羊疏》所引，影響很大，但其實漏洞頗多，

  崔適

  就曾質疑：“自

  子夏

  至

  公羊壽

  ，甫及五傳，則

  公羊氏

  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此外，《公羊傳》中有明文稱引的先師，除

  子公羊子

  之外，尚有子

  沈子

  、子

  司馬子

  、子

  北宮子

  、子

  女子

  、

  魯子

  、

  高子

  等人，可見《公羊傳》是由

  公羊氏

  歷代相傳的説法，並没有十分有力的證據。

  

  那《公羊傳》又爲何以

  公羊

  爲名呢？事實上，在

  西漢

  前期，很可能並没有《公羊傳》這一稱呼。凡《史記》稱引《公羊傳》文本，都僅稱之爲《春秋》，如《外戚世家》“《春秋》譏不親迎”、《淮南衡山列傳》“《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甚至在

  董仲舒

  的《春秋繁露》中，也未曾有《公羊傳》的説法，而只稱“《傳》曰”。故而

  崔適

  認爲“

  西漢

  之初，所謂《春秋》者，合經與傳而名焉者也。《傳》者，後世所謂《公羊傳》也，其始不但無《公羊傳》之名，亦無《傳》之名，統謂之《春秋》而已”。

  《公羊傳》的作者之所以難以確定，乃在於《春秋經》“口授相傳”的特性。

  隱公

  二年

  何休

  注云“《春秋》有改

  周

  受命之制，

  孔子

  畏時遠害，又知

  秦

  將燔《詩》《書》，其説口授相傳，至

  漢

  ，

  公羊氏

  及弟子

  胡毋生

  等，乃始記於竹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也説“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因爲“畏時遠害”“知

  秦

  燔書”等等原因，

  孔子

  的微言大義無法通過書於竹帛的形式得以傳承，只能在師徒之間口耳相傳。正是這個原因，人們才會將《公羊》的授受推之於

  子夏

  ，雖然我們没有

  子夏

  傳《春秋》的直接證據，但考慮到

  子夏

  在

  孔

  門以文學著稱，且傳經之功最大，託之於

  子夏

  ，似乎也未爲不可。

  “口授相傳”能讓一些“不合時宜”的思想得以傳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完全可以將《公羊傳》的“作者”視爲

  孔子

  ，然而經師代代相傳，每代經師都會有自己的理解和補充，很難保證微言大義完全不産生偏差，這也就意味著在“著於竹帛”的定本産生以前，《公羊傳》的“作者”應是歷代經師這一群體。而後世之所以稱之爲《公羊傳》，或許與《公羊傳》定本的産生有很大的關聯，也就是所謂的“

  公羊氏

  及弟子

  胡毋生

  等，乃始著於竹帛”，雖然無法將

  公羊氏

  視作《公羊傳》的“作者”，但我們今天讀到的《公羊傳》文本，確實是由他和弟子

  胡毋生

  等人共同撰就的，這一點大約能夠成爲共識。

  二、

  何休

  與兩

  漢

  《公羊》學

  整個兩

  漢

  時期，作爲官學的《公羊》學，都是出自

  董仲舒

  一脈。

  董仲舒

  的再傳弟子

  嚴彭祖

  和

  顔安樂

  ，在

  西漢

  時都被立爲博士，到了

  東漢

  ，

  光武

  恢復五經十四博士，這兩家師法依然在列。只是隨著章句之學的愈發冗雜，

  嚴

  、

  顔

  二家也未能獨善，以至發展出“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的局面，這個時候，作爲古學代表的《左傳》學漸漸興起，成爲了當時民間學術的主流，開始挑戰《公羊傳》的官學地位，

  何休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的撰作。

  以往的學者習慣以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對立來理解

  何休

  的立場，其實這種對立更多是出於晚

  清

  以來學者的建構，未必符合

  東漢

  的歷史實情，這一點今人早有論辨。如果僅僅考察

  東漢

  的學術狀況，會發現並没有嚴格的今古文經學的對立，而只存在“古學”對於“今學”的反動，而所謂的“今學”，也就是被定爲官學的十四博士之學。

  兩

  漢

  官學的傳授，尤爲重視對師法和家法的繼承，這使得後學弟子很難對擺脱老師的約束，而學問的發展又關係到“利祿”的得失，他們只能在師説的基礎上加以擴充，這就導致了“增師法至百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的困頓局面。自

  新莽

  到

  光武

  直到

  章帝

  ，屢次詔令各家删減章句，以至有“博士弟子

  郭路

  ，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章句學的冗雜繁浮嚴重約束了經學的發展，於是在官學之外，逐漸興起了對章句之學的反動。

  班固

  “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桓譚

  “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

  王充

  “好博覽而不守章句”。摆脱章句，追求博通，成为了当时学者的普遍风气。

  

  在《後漢書·儒林列傳》所載的九位《公羊》學者中，

  嚴氏

  有六人、

  顔氏

  一人，於

  李育

  但言其學《公羊春秋》，而不著家法。與其他幾位皆曰“習《嚴氏春秋》”和“少習《顔氏春秋》”不同，《後漢書》並未説明

  何休

  受過任何家法或者官學的訓練，僅説其“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這説明他與

  東漢

  公羊官學的關係可能並不密切。《後漢書》還説他“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説”。可見

  何休

  的學術風格，與當時普遍流行的“古學”或許更爲接近。

  王鳴盛

  也曾指出“愚謂

  康成

  於

  邵公

  ，雖意有不同，其歸一也”。

  之所以要強調

  何休

  與

  東漢

  《公羊》官學的距離，是爲了重新理解

  何休

  “兩

  漢

  《公羊》學之集大成”的地位。如果我們認真比較

  董仲舒

  和

  何休

  的公羊學觀點，會發現他們在核心問題上的分歧並不是很多。這樣看來

  何休

  的《公羊》學似乎只是對

  董仲舒

  之學的簡單繼承，這個看法會嚴重影響我們對

  何休

  《公羊》學價值的判斷。以多采《公羊》之説的《白虎通》爲例，在“即位改元”條它只説“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可見當時的《公羊》師説，對於

  桓

  、

  文

  、

  宣

  、

  成

  、

  襄

  、

  昭

  、

  哀

  諸公“即位”的理解較爲平實，到了

  何休

  卻明言“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這似乎只是對禮制理解的小小分歧，但背後卻牽連著

  何休

  “《春秋》託新王受命於

  魯

  ”的重要理論。雖然“王

  魯

  説”在

  董仲舒

  那裏就已經初見端倪，但顯然直到

  東漢

  初期，“王

  魯

  説”仍未成爲《公羊》學内部一個貫徹全經的理論方法，而對“王

  魯

  説”的申發，顯然就是

  何休

  《解詁》的特有貢獻。

  除了這種對

  董仲舒

  的補充和闡發，

  何休

  也有對

  董仲舒

  的否定與揚棄，譬如在對待“天”的問題上，《公羊傳》是十分謹慎的，《公羊》開篇雖然論及“元年春王正月”的“五始”之説，但其建構起的天人關係，只是爲了解決“王者受命”的合法性來源，“天”高高在上，與人道、王化自然不能完全混同，於是“天”就被擱置開去，以後的大義則以“王道”“禮義”作爲準則。顯然，“天”在

  董仲舒

  的《公羊》學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天人感應”還是“人副天數”，

  董仲舒

  都對《公羊傳》的“天哲學”做了獨到的闡發，但這些似乎並没有在

  何休

  的《解詁》中得到充分的繼承。

  

  何休

  對

  董仲舒

  後學的批判，也要遠遠多於繼承。比如

  顔氏

  以

  孔子

  生後爲所見世，

  何休

  則以《演孔圖》改正其説；再如

  宣公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顔氏

  以爲十四日日食，而

  何休

  據

  隱公

  三年《傳》“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推定此日當爲六月二日，而非十四日。還比如

  成公

  二年

  鞌

  之戰，

  徐彥

  《疏》曰“《公羊説》《解疑論》皆譏

  醜父

  者，非

  何氏

  意”。可見

  何休

  在作《解詁》時，對於兩

  漢

  《公羊》學舊説的批評，是非常深入的。

  後世解讀《春秋》有義、例兩條徑路，

  董仲舒

  解《春秋》雖以義爲主，但同時也提倡以“以辭解經”。

  何休

  没有繼承

  董仲舒

  的方法論，而是“略依

  胡毋生

  《條例》，多得其正。”至於義的層面，

  何休

  對

  董仲舒

  的《公羊》理論做了非常系統的補充和發揮，總結出了“三科九旨”的核心義理，成爲了後世《公羊》學的理論支柱。可以説，

  何休

  雖然與

  董仲舒

  的《公羊》學觀點没有太大的分歧，但他對於義、例兩個層面的系統闡發，顯然更有功於經典。而在這兩個層面之外，

  何休

  還重視以禮解經，這一思路經過後世學者

  凌曙

  、

  陳立

  等人的闡發，也成爲了理解

  何休

  《公羊》學的一個重要維度。

  需要格外強調的是，雖然自

  董仲舒

  以至

  何休

  爲《公羊》學的系統建構了許多新的内容，但並不能因爲這些内容是被建構的，就不認可它們是《公羊》内在的義理。任何經學理論的建構，都是基於經文本身的闡發。在《公羊》學家看來，建構不是創造，而是彰明，是使原本隱微不見的義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激發。正因爲這個特點，經學才有無限的生機和可能性，《春秋》也才有了《公羊傳》所説“制義以俟後聖”的理論可能。

  三、《公羊傳》及《解詁》的版本

  《公羊傳》的版本流傳相對清晰，《漢書·藝文志》載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又有“《公羊傳》十一卷”，可知兩

  漢

  時《春秋》經傳别行，到了《隋書·經籍志》只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則此時經傳已合爲一體。

  宋

  以前的《公羊傳》版本，僅有

  唐

  ·

  開成

  石經本保存較爲完整。而

  宋

  刻白文本《公羊傳》，目前也僅有一部流傳，藏於

  國家圖書館

  ，不分卷，半葉二十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有眉欄，節錄《釋文》。

  不附注疏的白文本並非儒家經籍的主流版本，存世的

  敦煌

  寫本中，儒家經籍也以經注本爲主，最早雕版刊行的

  北宋

  ·

  國子監

  本九經，也同樣是經注本。整個兩

  宋

  時期，經注本都是儒家經籍的主流，直到

  越州

  刻八行注疏本和

  建陽

  坊刻十行注疏本的出現，注疏本才慢慢取代了經注本，成爲後世的主流。

  

  在《公羊傳》的經注本系統中，目前所存最重要的有兩種：

  1.

  宋

  ·

  淳熙

  間

  撫州

  公使庫刻

  紹熙

  四年重修本，簡稱

  撫州

  本。十二卷，附《釋文》一卷。半葉十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雙邊。此本僅存世一部，藏於

  國家圖書館

  ，有《古逸叢書三編》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2.

  宋

  ·

  紹熙

  二年

  建陽

  ·

  余仁仲

  萬卷堂刻本，簡稱

  余仁仲

  本。十二卷，《釋文》散於注文之後。半葉十一行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此本存世兩部，分别藏於

  國家圖書館

  和

  臺北故宮博物院

  。

  國圖

  藏本有

  清

  ·

  道光

  四年

  汪氏問禮堂

  影刻本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臺北

  藏本曾歸

  常熟

  ·

  瞿氏鐡琴銅劍樓

  所藏，《四部叢刊》本即據此影印。

  需要注意的是，

  建陽

  坊刻十行注疏本，作爲後世諸多通行注疏本的祖本，其經注部分，很可能直接源出於

  余仁仲

  本。

  刁小龍

  先生曾對各版本《公羊傳》的異文加以比對，並指出“

  余仁仲

  本實乃衆本之祖也”。而

  撫州本

  則與

  越州

  刻八行注疏本關係更爲密切，成爲與

  余仁仲

  本並行的另一系統。

  

  當然，

  余仁仲

  本的

  國圖

  藏本與

  臺北故宮

  藏本也有一些微小的差異，例如

  隱

  元年注“

  段

  無弟文”，

  國圖

  本“段”作“叚”，

  臺北

  本則作“段”；又如

  隱

  八年注“

  宿

  本小國不當卒”，

  國圖

  本“本”作“卒”，

  臺北

  本則作“本”；還有

  莊

  九年傳“曷爲不與公復讎”，

  國圖

  本“讎”後有“辭”字，

  臺北

  本則無；再比如

  閔

  元年《釋文》“子

  女子

  音汝”，

  國圖

  本脱去，

  臺北

  本則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據

  張麗娟

  先生的研究，

  國圖

  本與

  臺北

  本應是初印本與重修後印本的關係，故而

  臺北

  本對於

  國圖

  本的諸多錯漏，都有所改正。顯然，從校勘的角度來説，

  臺北故宮

  藏本是更好的選擇。

  此次整理，即以《四部叢刊》所印

  余仁仲

  本與

  撫州

  本互校，經文部分參校以

  唐

  開成

  石經本、

  宋

  刻白文本；注文部分參校以

  清

  嘉慶

  二十年

  阮

  刻

  南昌

  府學本《春秋公羊傳注疏》及《續清經解》本《公羊義疏》。點校方面，

  陳立

  所作《公羊義疏》集歷代《公羊》學之大成，是本次點校的重要依據，同時也參考了199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影印的

  黃侃

  句讀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以及

  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各自出版的繁體標點本《春秋公羊傳注疏》。

  依照叢書體例，本次整理有如下幾個調整。第一，不錄《經典釋文》；第二，將夾注改爲段後注，並將文本過長的段落適當分段以便閱讀；第三，重新排版，以一年爲一章，一則經傳爲一節，章節前添加標注以便翻檢。第四，全書年、時、月、日皆當斷開爲宜，限於叢書的統一體例，本次整理不予斷開。

  吳迎龍

  二〇二〇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