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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都并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

目录

前言

萧军：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

胡风：九死而未悔的艺术殉道者

雪峰：头颅撞在理想的碑石上

绀弩：不自由的大自由主义者

黄源：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

巴金：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

附录：鲁迅与“遵命文学”

后记

吴中杰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吴中杰评点鲁迅诗歌散文》、《吴中杰评点鲁迅书信》、《鲁迅的艺术世界》、《鲁迅画传》、《鲁迅传》、《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主编)等，又有散文集《人生大戏场》、《旧途新旅》、《海上学人》、《复旦往事》等。他所主持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获2001年度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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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都并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

• 作者：钟表匠 发布时间：2012-07-05 11:09:59

  这么好的冷门书……

• 作者：深山夜读 发布时间：2017-12-19 15:57:18

  挺好的书，视角独特，也有许多新颖的东西。

• 作者：吕六一 发布时间：2012-04-29 22:19:39

  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展现了真正继承鲁迅精神的人日后的种种命运，令人感慨无限。

• 作者：慕宫仪 发布时间：2022-02-13 12:14:15

  世界，就是猫的！

• 作者：慕鸥 发布时间：2012-02-09 15:57:16

  其实是“鲁迅后传”，“从抬棺人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这么好的书，别漏了。

• 作者：烟花 发布时间：2012-11-30 15:31:13

  悲哀：“中国的一些文人，实在是没有出息，他们的全部兴趣都在于做官”，为什么，今天还是如此呢？

• 不读就评

  作者：海上山人 发布时间：2019-07-27 11:39:02

  看看题目就行，就知道作者用心。人冠之以“文”，不过标明其读过不少书，其他又能鉴定什么？文人与社会中任何人一样，都有其立场信仰人生观世界观。社会上，可以有硬骨头为项羽而死，也可以有硬骨头为刘邦而死。文人呢，也一样。别装什么清高超脱，文人从来没有不脱离政治的。政治的文人，在政治中打倒，在政治中解放，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利。老蒋一样打倒文人，还开杀戒，歌颂民国歌颂老蒋的人与文章从来没有灭绝。

• （转载）】《书城》：“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读《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作者：慕鸥 发布时间：2012-08-14 16:21:23

  “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读《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作者：孙捷

  吴中杰先生的新著《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是作者继所著《鲁迅传》之后，划出的又一道有力的延伸轨迹。在吴先生鲁迅研究的八种著述中，这本最新的《鲁迅后传》（以下简称《抬棺人》）视角颇为独特：它没有局囿于鲁迅本人的身后誉毁来展开叙述，而是选择了鲁迅葬礼的“抬棺人”作为写作对象——依照西方的风尚，抬棺人是接班人、继承人的象征。作者在前言中说，写作此书的意图是“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即透过几位抬棺人日后的人生道路，来探讨鲁迅精神和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同时，这也是对诸如“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老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由此我想起鲁迅《野草》中的一篇短文《死后》，其中写道：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在我生存时，曾经玩笑地设想：假如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谁知道我的预想竟的中了，我自己就在证实这预想。

  《死后》是鲁迅先生对自己死后命运的“预想”，这一预想发生于1925年的夏天，其时先生正卷入女师大风潮事件，与教育总长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进行着紧张的论战。十一年之后，1936年10月，事业未竟的鲁迅先生，真的倒在了前行的道路上。先生当然不可能真的在死后还拥有知觉，去关注自己死后的命运，但是他的文艺思想和战斗风骨却有人继承下来了。《抬棺人》便是为这些继承者立传，如果我们把这些继承者视为先生生命的延续，或者说是先生延存的“知觉”的话，便会发现，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便证实了《死后》中的“预想”，那些出现在梦中的麻木看客、马蚁、青蝇、巡警、书铺的小伙计……一刻都不曾消失过，一直在先生的身边纷纷扰扰。《死后》中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这正是几位抬棺人日后的人生遭遇。

  一

  鲁迅葬礼上的抬棺人有十六人之多，由于篇幅、材料的限制和主题需要，《抬棺人》并没有一一去写，当然也不必一一都写。作者在前言中交待说：“我只选与鲁迅接触较多，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事业，并深度地卷入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五位抬棺人：萧军、胡风、巴金、黄源和聂绀弩，再加上因做秘密工作的关系，未能公开出面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的冯雪峰，共六人。他们的遭遇，也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

  《抬棺人》的写法，是在六位抬棺人身上各体现一面、或几面鲁迅的精神，进而构建起一个精神的群像。因为伟人不可复制，没有谁能完全地代表鲁迅，鲁迅精神是分流到他们中去的，我们在每一位抬棺人的身上都能见出鲁迅的影子。六篇传记像六根辐辏，支撑着“鲁迅后传”这个主题，鲁迅是它的背景、光源和轴心。下文以书中萧军、胡风和巴金的传记为例，来说明《抬棺人》的这个结构。

  战斗性是鲁迅精神的一个核心，六位抬棺人中，直观上最符合鲁迅战斗精神形象的人是萧军，《抬棺人》称他为“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萧军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豪侠精神，这与鲁迅很是契合。鲁迅很喜欢萧军的爽直性格，但也担心他会因此而吃亏。《抬棺人》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萧军听到有人（似乎就是黄源）批评他有“野气”，就写信向鲁迅求教是否需要改正。鲁迅给他回信说：“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鲁迅出于保护萧军的目的，曾经指派叶紫做他的向导（萧军对此还略有微词）。鲁迅去世以后，萧军辗转来到延安，由于独立不羁的个性，他很快便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成了整齐划一的延安的一道不和谐音符。《抬棺人》中多处引用了萧军的日记和通信来展现他在延安的思想历程：他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看到把列宁、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片特别放大，便产生反感，认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与毛泽东之间一直秉持平等的交往观念，“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解放日报》拒登他反对周扬的文章，他便产生了要离开延安的想法；他觉得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很混乱，就向毛泽东建议共产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无意中竟然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促成者（最后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背离）；他在王实味事件中坚持己见、“舌战群儒”……延安以自己的方式改造了很多慕名投奔的文人，但是萧军却始终像一块顽石，坚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不和众嚣，独具我见”。后来，萧军把这种独立思想带到东北，带到解放之后，遇到了更大的风浪冲击，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抬棺人》在挖掘萧军的这些经历时，是紧紧扣住他不屈不挠的战斗性格来铺开的。

  《抬棺人》写胡风，称他为“九死而未悔的艺术殉道者”，指出了胡风为了艺术真理不惜自我受难、自我牺牲的精神特质。胡风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编辑刊物《七月》和《希望》。作者强调了胡风办刊物的特点继承于鲁迅：刊物应有个性、多吸收新作家、多用插图以增加阅读兴趣……，《七月》和《希望》培养了很多文学新人，后来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七月派”；二是写文艺评论。胡风是一个文艺评论家，他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强调作家应该面对现实，这些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文艺见解，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却成为他在日后受到批判的原因。《抬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这些观点，虽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则，但却与某种政治要求不相符合。”从《论民族形式问题》，到《论现实主义的路》，再到引起“胡风事件”的《三十万言书》，胡风到处碰得头破血流，却从来无怨无悔，这种屡败屡战、反抗绝望的精神，是鲁迅精神的另一个侧面。

  自我忏悔、自我反省，是鲁迅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抬棺人》在巴金身上强调了这种敢于逼视自己灵魂深处的自省精神。在六位传主中，巴金最晚受到批判，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这与他温和的个性有关。也因为这个原因，巴金给人的感觉似乎与鲁迅很远，“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其实并不远，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鲁迅也了解，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又敢斗争；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陈思和：《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及传承》）巴金的这种坚韧独立的精神，在文革之后重新爆发出来，其成果便是提倡“讲真话”的《随想录》。《随想录》是一本自我忏悔之书，是巴金敢于逼视自我灵魂的产物。《抬棺人》这样评价《随想录》道：“巴金的历史作用，就是通过《随想录》的写作，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使中国文学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在《抬棺人》中，我们还能看到在冯雪峰身上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的结合，在聂绀弩身上看到的自由独立的人格追求，能看到黄源在政治势压下的不屈不挠。《抬棺人》对每一位传主的描写都有不同的侧重，这些不同之处既体现了传主的个性，也搭建了一尊鲁迅精神的雕像，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出了鲁迅“死后的命运”。

  二

  延续了吴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逻辑严谨、史料充实、事脉清晰是《抬棺人》的基本特点。在对一些关键历史问题的叙述中，比如写鲁迅与狄克（张春桥）的论战，写胡风事件等等，作者大量地引用当事人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和官方文件来推动叙述、证实论断，显示了审慎客观的写作态度，同时保证了史料容量上的丰瞻，信实地勾勒出传主精彩而又复杂的生平和性格，此类生平和性格之于他们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于鲁迅人格、精神、思想和文学之间的传承。

  尽管如此，《抬棺人》读起来却并不沉闷。作者在叙述史事与品藻人物之间能够做到切换自如，游刃有余，往往通过几件小事便能准确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风貌。比如写萧军、萧红第一次去赴鲁迅的宴请：

  为了赴这次宴会，萧军特地去买了一张上海市街地图，按照鲁迅信中所示梁园豫菜馆的地址，找到了二马路和三马路之间的横街广西路，测量了路程距离，查出了电车和公共汽车的路线，估算了所需的时间。他全神贯注地在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萧红嘲笑他“简直象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萧红则觉得要赴这样重要的宴会，萧军那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太不像样了，她赶快跑出去，在一家‘大拍卖’商店里买了一块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在一天不到的时间内，为萧军赶制了一件外套，作为‘礼服’。

  这段文字轻松活泼，把年轻人在面对偶像时的紧张兴奋刻画得惟妙惟肖。

  再如第四篇写到聂绀弩早年与汪慰如一起去南洋闯世界的情景：

  他到厦门时，却被接客的茶房引入一家高级旅馆，住入高级房间，他想说明无钱支付这些房费，但茶房听不懂普通话，他又不懂闽南语，根本无法交流，于是只好住下，而且被引入餐厅，与别人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次晨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聂绀弩正愁付不出钱时，店家却不要他的钱，让他走了——他们大概以为他是某大官或某大老板的同行者。船到新加坡上岸时，聂绀弩被一个红衣洋女郎吸引住，看得迷了眼，只顾跟着她走，而与汪慰如失散了……

  这里仅凭两个小小的细节，就让聂绀弩率性而为、萧散冲淡的处世为人作派，一下子跃然在了纸上。此情此景，以及用笔如此简淡，气韵却又是这样的完足，都是可以直接接续到《世说新语》那本大书的源头那里的。

  对于萧军、聂绀弩这样浓墨重彩的人物，《抬棺人》侧重于用事例来说话，无须多加评论；但是对于胡风、冯雪峰这样的文艺理论家，《抬棺人》加强了理论论述，条分缕析地评断传主的功过得失。相比之下，对黄源与巴金的描述，则显得不甚恰意，或许无论从生平还是性格来说，黄源和巴金确乎要平淡得多，以致很难成为这部传记动人心魄的主角。

  顺便提一下，《抬棺人》在胡风的专章中还提到了一位艺术家曹白，他也是鲁迅的抬棺人之一。曹白因为创作木刻《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而结识鲁迅，后来在鲁迅和胡风的引导下也逐渐走上了文学道路，写有许多报告文学。1939年参加新四军以后，他改名冯二郎。依靠“冯二郎”一名为掩护，曹白得以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得以顺利过关，但是代价却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这会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瞰历史，《抬棺人》中的六位传主，无疑都已经成为新文学史上有了定评的前辈巨擘，但是作者在写作中却并没有丝毫为尊者讳的意思，有些地方甚至批评得十分直白，这种笔法，本身也是对鲁迅的彻底批判精神的一种继承。比如1948年东北局对萧军发动批判时，聂绀弩曾撰文《由萧军想起的》作为响应，书中引述这篇文章时，不客气地批评聂绀弩此举“离开了他非常尊奉的真实性原则，丢弃了他一贯坚持的独立精神，而犯了批判运动中的流行病：不去查证事实，不进行独立思考，而只是根据上级所制定的罪案，跟着大批一通。”写巴金，多处提到巴金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整个创作思想被弄迷糊了，创作路线也就偏离得更远了”。至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各色人物，比如周扬、夏衍等人，作者的叙述更是毫不遮掩，爱憎分明。也正是这种爱憎分明的写作态度，让《抬棺人》更加获得了可读的趣味。

  本文刊登于《书城》杂志2011年2月刊